一、首先飞往加拿大
1954年9月26日，我从羽田机场出发，踏上周游七国的行程。访问目的地有加拿大、法国、西德、意大利、梵蒂冈、英国、美国等国家。按照最初的行程，除欧美各国外，应该还访问印度以及东南亚数国。不过，因为日程安排问题，不得不忍痛取消。
外访的动机和目的
我出国访问的想法其实早就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欧美各国的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国家为了应对新形势，纷纷制定新政策。特别是日本经历了不曾经历过的战败，所以我迫切希望详细考察这些国家的动向，并以此为根据，制定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和复兴日本的国策。之前杜勒斯国务卿等美国首脑们来日访问时，我曾经在闲谈过程中谈过自己的想法。大概是我的想法被传递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他让人传话说：“如果确实要来访，我非常欢迎。”我考虑，如果出访当然美国最重要，然而英国也具有不次于美国的重要性。当时与英国之间由于外交上的问题很多事情不能顺利解决，因此我想通过出访，哪怕对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尽到绵薄之力也是好的。
但是1954年6月初正要出访时，发生了前面所说的严重扰乱国会的事件。议会中出现暴力行为，标志着民主政治还不成熟。我想这种状态下，出访外国时无论谈什么都不会有作用，对方也不会相信我。于是我暂且取消了出访。副首相绪方等人对我说：“这次你就去吧。警察法之类的问题我们会处理好的。”但是看到那些人的丑态，怎么会放心出访？其后大约四个月里，我为稳定政局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进入9月份，尽管担心国内政治形势，我还是从羽田机场出发踏上了出访旅程。
“国民寄语”
我出发的那天上午，在羽田机场对全体国民发表了如下致辞：
“我今天出发访问一直计划访问的美、英、法、西德、意大利、加、梵蒂冈等国。本次访问从旧金山和平会议时便已经开始计划，我深切希望借此对战后一直到恢复主权为止的上述各国给予我国的善意和援助代表国民表示谢意，并借此机会在外交、贸易方面，进一步加深彼此的了解。自战争结束时的混乱到今天恢复稳定，不外乎是基于各位国民衷心爱国的努力和热情的结果。不过这期间各国的援助也为加速此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必须承认和表示感谢。
“但愿访问上述各国期间能够达成预期目标。我预计于11月14日回国。值此之际，我特别担心的是国家政局的稳定。政局稳定不仅是经济等各种民生稳定的基础，也是各国迫切的愿望。而且各国是否对我国将来抱有期待首先就在于我国政局是否稳定。只要没有稳定下来的希望，便难以对我国抱有期待。如果我国处于难以让各国抱有期待的状态，那么各国自然不会尊重我国以及我国国民。
“出发之际，我请求各位国民为我国实现自主复兴而努力奋斗。”
前往温哥华
9月26日上午9点10分，我乘坐CPAL包机按照计划从羽田机场出发前往加拿大。走的是经阿留申飞往温哥华的航线。到达温哥华依然是26日上午，只不过时间是10点半。因时差的关系，多赚了几乎整整一天。辛克莱渔业大臣、梅修驻日大使、孟希斯远东局长、温哥华市长、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等人到机场迎接。
羽田机场受十五号台风余波的影响，处于降雨状态，风速达每秒20多米，而到了温哥华，晴空万里。在温哥华大酒店稍事休息后，到圣亨利公园以及大学校园内转了一圈，并向公园内日裔加拿大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大概因为天气好，公园里聚集了很多日裔加拿大人。他们让我讲几句，我便在纪念碑前做了如下讲话：
“居留在加拿大的各位日裔公民为加拿大而战，有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对此我深感悲痛。能够抱有为居留国而牺牲这样的觉悟，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在你们以自己是日本人为傲之前，以自己是居留国加拿大的公民为傲最为重要。因此我希望你们各位首先成为优秀的加拿大人。
“我经常思考，日本人的岛国根性太强，必须更多地熟悉世界，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人。既然在外国拥有国籍，危急时刻为所在国一搏生死是理所当然的义务。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即使为日本自身着想，日本人也有必要具有稍微宽广一些的心胸。世界上还有很多尚未开发的土地，因此，日本人需要到那些地方去寻求自己的生活空间。不过，无论去到哪里，如果只是一味怀念日本的故乡，那就不会为任何国家所接受，而且也扎不下根。”
好久不曾有的外访，让我深深感到加拿大土地之宽广丰饶。我发自内心希望日裔加拿大人成为优秀的加拿大人。
与圣劳伦特总理“商谈”
9月26日深夜我乘坐加拿大政府安排的专机离开温哥华，27日早晨抵达渥太华。圣劳伦特总理到机场迎接，并与我拥抱。圣劳伦特总理当年3月份刚刚对日本进行了访问，为对他访日期间受到的欢迎表示感谢，极尽周到地招待了我。
下午，正式拜访圣劳伦特总理，会谈了1个小时左右。当时以经济方面的话题为主。不管怎么说，日本与加拿大之间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从对方大量购进商品，但从日本却很难出口商品给对方。进口的大宗商品当然是小麦。优质的加拿大小麦买多少都不够，但如果两国的贸易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的话，不可能顺利发展经贸关系。我为改善这种情况，颇费了一番口舌，想尽力说服加拿大人。我说：“日本国土狭窄，资源匮乏，市场封闭，是非常穷困的一个国家。而加拿大如你们自己所说，有铁矿、有天然气、有木材、有充足的粮食，应有尽有。我虽然想更多地购买你们的商品，但是，你们如果不买我们的商品，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便不会顺利发展。我国将进口原料，努力生产质量上乘的商品。因此，请你们多买日本的商品。日本和加拿大是邻居，我们尽量从邻居购买商品，希望你们也从邻居购买商品。”
对于上述我的发言，圣劳伦特总理回答说：“买没有问题。我倒是想更多地从日本购买商品。只不过我们想买质量好的商品，哪怕贵一些。我们不需要质量差的商品。我们也看见过经由美国进口的日本商品，便宜粗糙的商品居多。当然我们想要又便宜质量又好的商品，但我们不在意价格贵，只希望质量要好。”这就是“便宜却没好货的日本商品，遭到加拿大总理拒绝”这一说法的来历。我因此向他保证说：“明白了。我一定会给你们价格高但质量好的商品。”
我马上给日本某贸易公司的朋友写信，转告了圣劳伦特总理的话：“日本的贸易公司请尽情向加拿大出口日本商品，价高质优即可。多赚钱我们不在意。”那位朋友如言照办。
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我在加拿大停留期间，与圣劳伦特总理等该国政府重要人士会面，关于经济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感受到的印象大体如下：加方也认为，对日贸易收支不平衡状态长期持续的话，与加国利益并不一致，为解决该问题有必要加大努力力度。然而问题在于，过急解决不平衡问题，会使加方并不欢迎的日本商品在该国市场泛滥，从而造成该国工业生产和经济形势出现混乱，给日加关系带来有害影响。希望以两国都能接受的办法，慢慢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而且加拿大市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日本商品健康发展。
27日夜，在圣劳伦特总理的招待晚宴上，餐桌上摆着红鲑、鳟鱼等菜品。据说都是圣劳伦特总理自己钓的。日本人也会通过自己亲手做菜来表示对客人发自内心的欢迎。受到对方这种发自内心的款待，我非常感谢。
与麦克唐纳先生会谈
28日，我和英国东南亚总干事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先生进行了会面。我一直想务必要找机会见见麦克唐纳先生。之前给他写过一封希望见面的信，他回信说：“在加拿大见面吧，我在那里等你。”我记得好像他夫人出生于加拿大，所以当时他正好就在加拿大。
我之所以要见麦克唐纳先生，是想把我平时关于东南亚政策的一些想法与他进行探讨。我的想法后面会详细介绍，总而言之，不能眼看着东南亚地区落入社会主义的阵营。同为自由主义国家，理应设法采取应对措施。当然我的想法当中也暗含有在处理东亚问题方面，美英有必要更加重视我们日本的立场，从而倚重日本之意。我出发前便期待利用这次难得的访问机会，向美英要人陈述我的想法，同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可能，能从麦克唐纳先生等人处有所借力。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先生是前工党党首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的长子，年轻时便因才能出众很有名气，35岁担任鲍尔温内阁的殖民相。应该是我担任外务省次长的时候，有一次在京都召开国际会议，刚出校门的麦克唐纳先生作为英国代表的随员来到日本，我和他见过。当时他以年轻人的眼光好奇地对日本进行了观察。自那以后便成为对日本能给予很好理解的知日派。这之后我担任过驻英大使，麦克唐纳先生后来又作为驻新加坡的总干事长负责远东事务，我们自然而然交往颇深。
我的东南亚对策
我平时思考的东南亚对策，详细内容后面再说。总之，美国等国主要提供资金，日本以提供技术、经验的形式参加。有点自卖自夸的嫌疑，这是我心中的日美合作，从更大范围来说，是自由主义阵营共同的东南亚对策的核心内容。前面提到的麦克唐纳先生等人在新加坡建立防共政策总部，日、英、美、法、荷兰等有关国家，投入人力、物力，展开一个大规模的有效的东南亚反共攻势。如上所说，富有的国家不吝投入财力，日本这样只有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国家，充分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技术，自由主义国家阵营群策群力认真应对。如果能做到这些，我甚至想或许印度支那的骚乱、朝鲜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实际上，东南亚地区繁荣昌盛的话，自由主义各国的贸易量也会相应增加。没有衣服穿的人穿上衣服，光脚的女孩们穿上鞋，对布匹和鞋的需求就会相应地增加。和贫穷相比，毫无疑问富有更受欢迎。凡事莫过于个人快乐，国家富有。
我对麦克唐纳先生提出大致如上的意见，并且对他直率地表示他最适合成为承担这种工作的主要人物，还强调说，我打算在巡访过程中对其他政治家发表同样的意见。对此，麦克唐纳先生非常赞同，临别前他对我说，等我结束欧美访问，在日本再找机会详细商谈。然而，我回到日本后不久，被迫内阁总辞职，我的计划就此半途而废没有下文。我特别期待，等到有朝一日在议会获得占绝对多数的400个左右席位的时候，痛痛快快地通过和实施这个计划。
大西洋上六天的航行
和麦克唐纳先生会面当天，我乘坐火车从渥太华出发，9月29日上午到达纽约。然后登上伊丽莎白女王号。之所以乘坐冠达邮轮公司的轮船往返大西洋，是因为大家都劝我说，乘船可以好好休息。离开纽约，开始了前往法国瑟堡的六天航程。这六天里没有任何人来烦扰我，充分地享受了个人时间。
空余时间很多，所以有时也和同行的记者们一起用餐。和新闻记者们闲聊时，话题总会一头扎向政治。尽管和他们约好，为了不影响用餐避免碰触政治话题，但是不知不觉间话题就会偏向那个方向。虽然心里想这帮家伙真过分，不过因为他们太过热心政治话题，富有职业精神，有时也说些他们喜欢听到的内容。
新闻记者们好像最为关心我结束访问回到东京时会不会主动引退这件事。虽说在商言商不得不为，但他们看待政治的角度实在是奇怪。即使我自己打算引退，事态发展不允许我引退，我也引退不了。相反，我不想引退，如果大家都说你还是引退吧，那独自一个人也干不下去。当然，我没有引退的打算。要是打算引退的话，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为了了解国外情况而出访。任何事情不到时候不会清楚。即使他们明确问了我引退还是不引退，我也不可能回答上来。
道理在于我引退与否，应该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政治朝哪个方向以何种方式发展下去才是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我记得他们好像不断地想询问我对鸠山一郎的态度。这件事也很奇怪。我认为仅仅从我和鸠山的关系来观察当时的政治走向不合逻辑。如果鸠山的病情彻底好转，身体完全能够担当治国理政的重任，由他来执掌政权，于国于己更有好处的话，自然应该让他走到前台。根本不存在是否愿意将政权交付给他的问题。
二、法国九日
如画般美丽的窗外景色
10月4日上午9点半，伊丽莎白女王号抵达法国瑟堡。我转乘等候我的专用电车前往巴黎。天气晴朗，久违的法国田园风光如画一般美丽。牧场一处挨着一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法国本土面积不太大，但电车窗外呈现出的景色给人以富裕、悠闲的印象。
在巴黎的圣拉扎尔车站，我受到了法国政府代表教育部长贝图安、巴黎军区司令官杜雷尔将军等人的欢迎。车站位于市中心，狭小的站前广场挤满了巴黎市民。军乐队奏响日法两国国歌，我在法国政府代表的陪同下在站前检阅200人的仪仗队后，住进日本大使馆。访法日程从10月4日到12日共9天，时间比较充裕。不过，由于必须尽早完成官方访问，因此10月5日排满了官方日程。上午，到总统官邸进行登记。晚上，参加法国总理孟戴斯举行的晚宴，一分钟闲暇都没有。中间的时间，到凯旋门向无名英雄墓敬献花圈，礼节性拜访上下两院议长、佛尔副总理、联合议会议长、经济审议会议长等人，然后接受他们礼节性的回访。
与科蒂总统会见
访问法国最主要的工作便是与法国总理孟戴斯进行会谈。此外，与科蒂总统以及佛尔副总理也进行了会见。在与副总理兼财务部部长佛尔会面时，双方对经济、文化关系，特别是经济问题交换了意见。当时日法两国之间，因战争而遭到废除的1911年缔结的《日法通商航海条约》还没有得到恢复。居住、船舶等部分问题通过战后互换协议顺利解决，但是关税关系依然处于不正常状态。因此我迫切希望佛尔副总理在缔结包括最惠国待遇在内的新通商航海条约和加入关贸总协定方面提供帮助。
6日傍晚，我前往总统官邸爱丽舍宫会见科蒂总统。此次会见的目的当然更多是礼节性的。作为我来说首先对皇太子殿下访法期间受到法国朝野上下的热情款待表示谢意，然后又就归还松方收藏品一事[33]法国政府的各种关照表示了谢意。会见持续了大约三十分钟，其间就日东京市债的处理问题以及国际政局的动向交换了意见。
繁忙的法国总理孟戴斯
10月12日的上午，会见法国总理孟戴斯。当时围绕着法国的国际形势激流涌动，总理工作相当忙碌，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据说他到伦敦出席九国会议时偶感风寒，所以与我的会面拖了几天。
我与法国总理孟戴斯会见的前一天，法国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以压倒多数决定同意“伦敦九国协议”[34]，因此面对议会的不信任投票，政府一方的胜利毫无悬念。就在我和首相会面的12日傍晚，孟戴斯总理在国民议会上获得激进社会党、戴高乐派、社会党等党派的大部分人的支持，支持人数超过半数，赢得信任。我以前一直认为日本政界婆婆妈妈的琐碎事多，直到了解了小党小派林立的法国政界我才有所平衡，我十分同情法国总理，他操的心应该不少于我。
因为情况比较明朗，我向孟戴斯总理先就访法期间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然后聊起当天早晨的新闻报道，对政府一方即将取得的压倒性胜利提前表示祝贺。总理好像心情不错，对我表示感谢，始终面带微笑。同孟戴斯总理的会谈内容，主要是围绕法国的欧洲形势。
法郎东京市债问题
如前所述，我在法国会见了很多政治家，科蒂总统、孟戴斯总理，还有埃利奥前总理、上下两院议长、联合议会议长、经济审议会议长等人。此外，利用晚宴、欢迎会等场合与法国主要政治家进行了短暂交谈。各种会谈中说的主要内容，比较重要的大致有如下几个：
首先，我转达了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对皇太子殿下访法期间受到法方热情招待的谢意，这是我本次访问各国时向所有国家政府首脑说的第一句话。
其次，与法国的文化关系很深，特别是关于松方收藏品的归还问题，法国朝野付出了很大努力，对此我表示了诚挚的谢意。法方表示，问题原则上已经获得了解决。只不过需要形成法案在议会上表决一下，具体细节正在研究之中。正好将要在日本举办卢浮展，作为法国来说非常乐见日法的文化交流，表示一定要在法国举办日本美术展。我表示将尽快进行探讨。
法国政府更想谈的是旧东京市债的处理问题。日方主张，根据1939年的《日法和平协议议定书》规定的应支付额以及根据《比利时法郎选择约定条约》规定的增加额，合计共应支付5.95亿法郎。对此，法方主张按照英镑等价换算，合计61.9亿法郎，比日方的数字高出十倍以上。但是我表示，这也是需要设法解决的问题，作为日本政府来说愿意拿出诚意进行斡旋。
商谈如何应对社会主义
关于正好在我访问欧洲期间发表的《中苏北京声明》，我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社会主义阵营最近有缓和国际局势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和平攻势的亚洲目标就是日本，好像他们意图将日本从自由阵营分化出去，这次北京声明也是一个标志。对此，法方的看法大体相同。即，过去一年来，苏联在欧洲也改变态度意图缓和紧张局势，展开和平攻势。特别是最近几个月，讨论德国问题，提议英、美、法、苏四国会谈，在联合国讨论裁军问题等都可以明显看出上述倾向。但是仅止步于外交文件、要人演说，或者发表声明，如果认真研究其内容，可以发现它们是用极其谨慎且巧妙的词语组织起来的。苏联确实有对具体问题带有诚意进行妥协让步的意思吗？非常可疑。
我力陈自由阵营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内容如下：自由阵营内的大国应进行协调，削弱中共和苏联的联系，努力使中共脱离苏联，在该目标的确立和实现方法方面，必须达成一致意见。美英如果在该目标的确立和实现方法方面达成了一致，朝鲜问题和印度问题也许就不会发生。中苏企图利用亚洲问题使日本从自由阵营中脱离出去，自由阵营反过来使中共离开苏联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
不幸的是，就像在承认中共方面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那样，英美之间意见不一致。这也成为自由阵营在亚洲采取行动的最大障碍。因此我要在伦敦和华盛顿向两国领导人做说服工作，力陈美英协调一致疏远中苏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如何使说服工作更有效果，我想听听与美英领导人关系密切的法国领导人的意见，希望能给予一些有益的提示。
法国领导人对我的看法深有同感，表示该年夏天在日内瓦召开的停战会议本来是与中共接触的好机会，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美英的态度迥异，没等到讨论印度之外的问题便结束了议程。此外我就法国政情、国内对共政策、劳动政策咨询了法国上层的意见，受教颇多。
三、和西德领导人会谈
从法国前往西德
10月12日乘坐下午的飞机从巴黎出发，不到两个小时，便抵达了西德的杜塞尔多夫机场。我想两国如此之近，怪不得两国关系存在问题。距离过近，好坏参半。我理解法国对西德重新武装的敏感，也充分理解西德对法国的这种警惕目光心中不悦。我和法国以及西德的政治家们谈过很多内容，今天看来，这些领导人对对方国家表现得非常不成熟。话虽如此，像法国这样小党林立的国家，总理执政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个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阿登纳总理的一句话：“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非常认可他的看法。如果总是被国内问题掣肘，就不可能顺利执政。
在布莱登巴赫霍夫酒店稍事休息，对威斯特伐利亚州州长阿诺德先生的来访进行回访，出席在西德日本人的茶会后，我离开杜塞尔多夫前往波恩。当晚8点到达大使馆。
13日，到总统府登记后，会见了阿登纳总理。说实话，我虽然对西德的经济复兴印象深刻，但与这位阿登纳总理的会见是我此次出访过程中最为愉快、印象最为深刻的会见之一。
与阿登纳总理的会谈
仔细回忆了一下，那天一天之中竟然与阿登纳总理会面4次之多。而且每见一次面，便愈感意气相投，所以印象深刻也是理所当然的。到了晚上互相见到时，已经像相处十年的知己一样可以马上切入正题。两个人甚至有期待着与对方会面的感觉，自然能够相谈甚欢。
也许因为我们之间有脾性相投之处，也许因为双方的立场引起共鸣。虽然我还把自己当作中年人，但要说彼此都是老年人的话，我也可以认同。因为我们双方都已经超过七十岁高龄[35]，在相同时期担任处于军事占领这种艰难状态下的总理，自然共同语言很多。我们又同样必须在战败后国家被军事占领的情况下，设法重建国家，也许因此最后连为人之道都变得相似起来。不过阿登纳总理个头很高，而我，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个头不太高，所以这一点不同。通过和阿登纳总理的会面，我感到他意志坚定，可以信赖，要说相似处，恐怕就是都很顽固吧。
四次会面，首先是上午11点30分我拜访阿登纳总理，然后中午阿登纳总理回访。谈话一开始就很投机。这两次会谈可以说是正式会谈，内容以政治方面为主。谈话甚至持续到餐桌上，而且下午1点豪斯总统的午宴后和晚上8点阿登纳总理招待晚宴后，又反复进行了会谈。如果我没有坏肚子，谈话或许会持续到第二天。我在法国，久违的美食吃得太多导致消化不良，到达西德时，被迫不吃午餐，但一直没能好转，便看了医生。这位医生是阿登纳总理的朋友。他告诉阿登纳总理，14日我必须休息一整天。医生的诊断有时真让人感激。
表情温和的豪斯总统
我与豪斯总统在13日中午的总统招待午宴之前进行了会谈。总统当时70岁。正好当年7月西德举行总统选举，他刚获得连任不久。豪斯总统当过编辑，并具有教授身份，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希特勒当政时著有《希特勒的道路》，受到纳粹的厌恶，该书遭到焚毁。不过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满头白发，表情温和，不见当年的锋芒毕露。
我对皇太子殿下访德时受到的款待深表谢意。殿下外访过程中，有很多收获，因此天皇、皇后两位陛下也让我转告他们的诚挚谢意。总统对此郑重地表示感谢后，对我说有点东西想让我看看，便拿来一本日文书，是总统岳父克纳普所著的研究货币著作的日文译本。豪斯总统对自己藏书中有日文书籍非常高兴，并引以为豪。
豪斯总统谈及军事占领下的日德两国的共同处境，相对于德国遭到4个国家的占领，他认为日本实际上只有美国1个国家占领很幸运。我回答他道：“不是的，日本被11个国家占领。只不过美国可以坚持它作为主要占领国的态度，从这一点看日本很幸运。”豪斯总统微笑着说：“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对我的话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他作为了解内情的人发自内心地表示了同情：“麦克阿瑟元帅是一位伟人，对于日本来说真是幸运之极。尽管如此，与占领军打交道你也经历了诸多困难吧。”
听到这里我心情也很好，又提起麦克阿瑟元帅年轻时和他的父亲一起到日本来过，对日本了解非常深，所以我也很轻松。但是麦克阿瑟元帅的部下当中，不一定都是对日本了解的人。有一次我向麦克阿瑟元帅诉说上述烦恼，元帅笑着回答我说：“我也想让非常优秀的人物到我这里工作，然而美国现在经济形势大好，各方面都在抢夺人才，我也没有办法。”对此，豪斯总统连声说：“是吗？是吗！”脸上浮现出特别愉快的笑容。也许德国占领军方面也存在着相同问题。
探究西德复苏的真正原因
在西德，我与豪斯总统、阿登纳总理以及埃哈特经济部长、威斯特伐利亚州州长阿诺德先生进行了会谈。而且午宴、晚宴等场合，有很多和西德政治家交流的机会。我最期待的是，通过和这些人交谈探寻西德经济复苏的真相。战败后，是如何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的？为什么没有罢工？防共政策是怎样推进的？这些方面都是我特别想知道的。
关于经济复苏的问题，西德方是这样解释的：战争让德国成为非常贫穷的国家，无论国家还是国民都一贫如洗，没有互相争吵的闲暇。面对贫困，所有德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复苏，除了齐心合力重建国家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因此大多数国民很清楚，他们没有时间罢工，而且罢工说到底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
根据上述解释，我甚至产生了在生产方面感觉不到负面影响的印象，真是羡慕至极啊。然而，从对方眼里看来，日本也在稳步推进经济复苏，经常说：“你们国家的民众在勤劳这点上还是世界闻名啊。”每当这个时候，我必须坦白说我没有回答“对”的自信。因为说实话，根据那时日本工会的实际情况，我不认为日本国民非常勤劳。听说最近工会和社会党都逐渐变得具有现实性，如果属实，我想确实是一件大好事。我在任时，特别是前期，我国劳方的氛围绝不是现实性的，而且也不怎么能看到讲求勤劳的风气。权利要主张，工作却放到了第二位。竟然连公务员也热衷罢工，随意把公仆的义务抛到一旁。
坦言日本的劳方状况
关于日本劳方罢工风潮的产生原因，我将我的看法向西德要人们做了大致如下的说明：大部分原因在于战略政策的不切实际。最明显的例子是占领军强行推动的劳动立法，结果造成工人的自由和权利显著扩大，物极必反，工人们趁机以自由和权利的名义提出过分且任性的要求，以致妨碍生产的进行。另一方面，占领军又命令解散财阀，导致企业没有余力，各种产业都出现资金匮乏，无法制定稳定长期的生产计划。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生产出质量上乘的产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也就是说，出口没有增长。很多情况都是由占领军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西德政治家们饶有兴趣地倾听了我的看法。关于共产党引起骚乱和罢工的问题，我向遇到的每个西德政坛人士进行了询问，答案都是一样的。阿登纳总理如此，阿诺德州长也是如此，他清楚地对我说：“那个问题很简单。每天从苏联占领的东德有大量难民出逃，他们就会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情况。西德人很清楚，苏联和东德共产党无论说什么样的甜言蜜语，都不会真正实行，现实情况完全与他们的说辞相反。这些事情我们西德人听得太多以致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我听到这些话时，心里想真应该让日本的工人们和自诩改革家的人士也听一听，好好品味一下。
我服了
经济复苏进展顺利，也不用太担心国内社会主义分子。如此这般，明显是德国胜了。很早前我就听说西德的复苏顺利，不过我却想，德国被分割为东德、西德，实际情况大概相当麻烦吧。亲眼看到令我意外的稳定和复苏进展，我和阿登纳总理会谈时，多少带有恭维的语气这样说道：“我以前想过您是我的竞争对手，内心很在意您和我同一时期相同条件下担任总理，谁能首先成功地复苏经济和重建国家。来到西德，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真实情况，毫无疑问是我输了。我彻底服了！”
阿登纳总理哈哈大笑说：“怎么会？我想如果我到贵国访问，会和您一样，不得不承认我输了。”我马上回应说：“不会的。如果现在阁下来到日本看到真实情况，会非常郁闷的。”二人的谈话以大笑告终。
西德的防共策略
在应对共产圈国家的态度方面，经过确认，西德领导人的想法从根本上说，和我的想法完全相同。简单说来就是，美国和苏联两大强国处于对立状态，形成自由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西德和日本都要协助美国，作为自由国家阵营的一员发挥自己的作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且，西德和日本必须清醒认识到两国位于邻近共产圈国家的前哨位置。即：对于两国来说保卫自由，就是保卫自由国家阵营。与此同时，处于前哨位置也意味着和共产圈国家打交道的各种机会很多。当然可以进行贸易，尽可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但是必须知道，陷入苏方的最终图谋即孤立美国的策略中，从保卫自由主义国家阵营来说也是不利的。这是西德方面的看法，对此我表示完全赞同。
我向西德领导人强调的与该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希望西欧各国更多关注东亚形势，也就是说，共产势力经常会抓住自由世界的弱点展开攻势。因此，我认为他们在现在的形势下，最先攻击的目标不是欧洲而是东亚。如果东亚陷入共产势力的手中，那就意味着整个自由世界的败北。另外，我也理所当然地就我一直坚持的在其他章节详细做过记述的开发东南亚这一观点进行了表述。
再者，我非常想了解西德国内的防共策略。对此，西德方面的说明大致如下：西德按照宪法规定不能禁止政党结社。不过，根据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如果出现破坏宪法的活动需要加以禁止时可以向宪法法院提起控诉。因此，政府在数年之前已经认定“共产党的活动破坏了宪法，应该禁止其活动”，并向法院提起控诉，而且佐证材料也收集得很充分，据说控诉得到受理的可能性达到九成[36]。
在重新武装方面意见不同
我与西德首脑的会谈，也许有人认为从头到尾都是同意、同感。其实至少有一点，意见不同或者立场不一致，即“重新武装”的问题。西德方好像对日本在该问题方面持何种态度非常关心，我做了如下解释：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重新武装反而有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日本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能够承受重新武装的程度。当然会拥有某种程度的自卫能力，但拥有超过限度的武装力量将给国民带来巨大负担。如果带来国内不安的话，反倒会给共产势力以可乘之机。因此我作为日本首相一直坚持“暂时不会重新武装”的意见，但却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辛劳。
西德方没有接受我的解释。他们说，西德每年支付的占领费为90亿马克左右。即使组成50万人的军队，也不会花费更多的钱。只要伦敦会议的结果得以明确，西德便打算开始重新组建本国军队。
我访问波恩是在讨论西德重新武装问题的伦敦九国会议刚结束的时候。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根据该次会议上决定的基调，不久之后各国签署了同意恢复西德主权和重新武装的《巴黎协定》[37]，随之西德于1956年开始着手进行重新武装。
关于西德国民针对占领军的态度，忘记谁说的了，总之我问一位西德重要人物时，他回答我说：“美军受欢迎，英军装腔作势，法军最不怀好意。”表达了西德民众对三国占领军的态度，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
回想补余：
西德总理与吉田首相——田中不破三（原内阁官房副长官）
我是吉田首相外访时的随行人员。当时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西德的阿登纳总理与我们吉田首相一见如故，肝胆相照。我的日志中有如下记载：
10月14日（周四）晴 首相基本完成访问西德的行程，将于10月15日从西德出发前往意大利。为此，按计划由加濑俊一大使主持召开饯行晚宴，招待西德领导人和各国驻西德使节。
然而，从日本出发以来的访问持续多日，外事活动频繁，加之身体疲惫，首相中午过后开始感觉腹痛，只能卧床休息。因此，请波恩大学医学部主任兼该大学附属医院院长马提尼博士前来诊治。博士是西德数一数二的名医，据说按例不会出诊，这次却特意亲自过来诊病。他建议首相摄取流食并保持绝对安静。但是首相因为晚上在外交官俱乐部的晚宴有阿登纳总理等西德政府首脑以及各国外交人员出席，所以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出席。马提尼博士好像对此束手无策，便向阿登纳总理转告了首相的病情，由总理劝说首相取消晚宴。
阿登纳总理给首相打电话说：“后面的行程还很长，必须注意身体。请你取消今天晚上的晚宴。你一定要听老朋友的劝告。”首相听后终于决定取消晚宴。那时已经晚上7点左右了。晚宴开始时间定在8点，必须在仅仅1个小时内，将取消晚宴的消息通知到所有邀请的宾客，首相对此有些担心。但在阿登纳总理指示下，很快便通知完所有人。西德情报局长亲自到外交官俱乐部确认通知是否有问题。幸运的是没有一位客人白跑一趟。听到很短时间内便顺利通知完超过100名宾客，相关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四、飞往罗马
意大利的公路和移民
10月15日下午我乘机从法兰克福机场飞往罗马。好久没有来欧洲了，看到乘飞机旅行变得如此方便，我颇为惊讶。又看到很多国家的公路非常漂亮，想到日本的公路破败不堪，深感遗憾。即便美国和德国理所应当，但法国和意大利的公路状况也要比日本好得多。我想要成为合格的文明国家，现在的公路显然不达标准。无论从生产方面看，还是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方面看，公路问题都是当前的重要课题，这绝不是庸人自扰。
我听说意大利的公路经常穿行于山岭上，景色好不说，还不用担心会被大水冲断。日本和意大利在多山方面有相似点，我便考虑可否作为一个有趣的课题加以研究。在山上修筑道路，既不用毁坏农田，也不用害怕有人提出天价出让费，不由得想了很多。
提起研究课题，还有一个移民问题。我对意大利的移民问题兴趣非常大。意大利移民和日本移民不同，去到哪个国家都会融入进去，在世界很多国家扎下了根。我听说移民们向意大利本国汇款的金额相当庞大。我打算在意大利好好咨询一下这个问题。资源匮乏耕地稀少，尽管如此意大利国民却非常平静祥和，我认为这和移民有很大关系。但是，还没有找到机会，便不得不离开意大利，实在遗憾。
与夏尔巴总理会谈
10月18日上午，在可以将罗马市尽收眼底、风景绝佳的马达马别墅的一个房间会见了夏尔巴总理和马蒂诺外交部长。据说这个房间是在该别墅召开内阁会议时使用的房间，和日本首相官邸的内阁会议室相似。当然窗外的景色完全不同，对方是别墅，我们无法与之相比。会谈结束后，夏尔巴总理请我到阳台上，一边俯瞰罗马市区，一边向我详细介绍了罗马市内的风景名胜。拥有长达2000多年历史的罗马城确实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情致。
夏尔巴总理还很年轻，我感觉应该50岁出头。言谈举止非常温和颇令我惊讶。我听说他在担任加斯贝利内阁内政部部长时期，通过了强硬的《选举法》。1948年共产党煽动各种运动时，组成“暴徒镇压队”镇压罢工，这和他那种温和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意的相似点·不同点
我也有机会与夏尔巴总理、马蒂诺外交部长之外的意大利政府首脑会谈。在意大利谈的内容和在西德以及法国谈的内容几乎相同。可以说战争期间及战后，意大利和日本某种程度上处在类似的状况下。共产党势力比我国稍显强大这点算是他们的特色，然而另一方面，天主教势力（基督教民主党）也同样强大，因此作为国民整体来说不能说比我国偏左。国土、资源等方面，也许意大利比西德与我国更相似。想到这点，不由得产生出亲近感。
和意大利要人的谈话特别记忆深刻的是请求在战犯释放方面给予合作。对此，意大利政府首脑表示将不惜全力给予合作。不管怎么说，有必要长期拘禁战犯吗？我认为没有必要。只会让人一直牢记战争噩梦，并引发战败国对于战胜国的敌忾心和复仇心。而且难免会使国民不恰当地将战犯视作英雄。我不能理解长期拘禁战犯的意义所在。即使从人道方面考虑，也必须尽快释放战犯。战犯们早就已经偿还了他们的罪过。
也就是说，意大利早就基于应该全面告别过去历史的立场，进行了全国大赦，已经不存在战犯了。只不过目前在苏联的行踪不明人员尚有5万人。被苏联扣押的人员一共6万人左右，其中1万人得到释放，还有5万人行踪不明。在这方面，日本的牺牲更大，问题也更严重。如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要向苏联派出使团时，意方愿给日本以大力协助。
对苏观点取得很大共识
提起苏联，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确实有共同话题。我们一致认为，苏联驱使被扣押人员进行重体力劳动，甚至连名单都不清楚的做法，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道，暴露出共产帝国主义的政策极度缺乏远见。
而且当时正值中苏发表北京声明，日本对此的立场成为会谈的中心话题。我谈了与在法国和西德相同的关于对中共的看法。大致内容如下：
中苏通过最近的共同声明发动攻势，意图离间日本和美国；日本绝不会轻易就中了他们的圈套；如果中苏确实有意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应该首先废除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苏同盟条约》，再提出要求等。实际上，假设中苏向日本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我们日本人来说也不可能忘记过去《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像废纸一般遭到撕毁的事实。不仅用语言，也要用事实来证明诚意。否则，日本就只能相信中苏的提议只是一种策略。
日本国内也有人要求美国驻军必须撤出日本。这明显在配合中苏意图使日本陷入混乱。警察在场，强盗没有机会下手，所以强盗对警察说，请你离开这里。日本不能中这种离间日美的计策。
悬而未决的战时债务问题
另外，我请求尽快缔结日意通商航海条约。对英法两国我也谈过这个问题，但考虑到与意大利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少，缔约谈判比较容易推进，因此便先于英法请求意大利和我们进行谈判。说到日意未解决的遗留问题，有日本战时尚未支付的战争物质款。意方提出过希望日方支付所欠货款，我向意大利政府明确表示，国际义务必须履行，准备支付欠款。虽然对方认可我的态度，但基于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窘境，我对能否马上支付没有把握。
任何国家的财政部都不好说话，日本更是如此。国内外需要支付的款项太多，大藏省（财政部）的压力非同一般。我向意方表示，希望意方理解日本的财政困境，关于支付方式也想好好谈谈。意大利政府有关方非常友好地回复说，意大利也是战败国，和日本立场相同，因此非常理解各国的特殊情况，他们相信友好关系应该具有建设性。
谒见罗马教皇
10月20日，我去位于罗马郊外的冈多菲堡拜见了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教皇虽然大病初愈，看起来却很有精神。
我首先向教皇致以大病初愈后的慰问，然后对皇太子殿下访问时给予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教皇详细询问了日本皇室的近况，我回答说，天皇一家都健康平安。教皇便表示将为皇室的平安幸福进行祈祷。因为我特别希望教皇能基于人道立场，对战犯问题的解决给予大力帮助，于是请求教皇说，巢鸭（东京丰岛区地名）现在关押着七百名战犯，继续关押那些战犯，只会使人拖长对战争的记忆，反而有害。为此，这次访问打算也请求英美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教皇表示完全同意，将尽力提供帮助。
我认为有宗教信仰是幸运的事情，虽然这个话题与国家政治无关。我的妻子属于基督教的信众，女儿也是。妻子去世时，非常安详，她是带着放心和满足离开人世的。我经常想起，当时女儿也用平静得令人吃惊的态度面对母亲的去世。这都源于宗教的伟大力量。
看着眼前这位年老的教皇，我深切感到，罗马教皇的发言毫无疑问将对今天的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五、前往老友众多的英国首都
伦敦一周
10月21日下午，由夏尔巴总理夫妇等人送行，我们从罗马机场乘机离开。飞机是英国引以为傲的涡轮发动机飞机。全新、干净，乘坐很舒服。那天，一路上乌云笼罩，基本看不到地面。到达老友众多的英国首都伦敦时已是傍晚6点多。到28日离开，在伦敦正好停留了一个星期。这期间一直与英国朝野政要进行会谈。
对我来说最为铭感至深的一件事是给予我对上下两院有兴趣的议员进行一场演说的机会。演说于26日下午在英国下院第十委员室进行。当着超过百人的议员的面，我用了足有30分钟，就日英间的诸多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观点阐述：
拓展阅读：
吉田首相在英国议会的演说（节选）
1954年10月26日吉田首相对英国议会上下两院议员进行的演说内容大致如下：
议长以及上下两院的各位，我承蒙各位邀请有机会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内进行演讲荣幸之至。数年前我经常坐在上院的外交使团席位观摩开幕式。今天在这个委员室里在友好的气氛下见到各位，对我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宝贵经历。
日英两国距离遥远。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远交近攻”，如果带有些讽刺意味地说的话，就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表达，却也包含了契合日英关系的真理一面。日英关系历经几多变化。有时非常友好，有时又反目成仇。关系好时，对两国都有益。总结成一句话，这就是两国关系史。
像各位所了解到的那样，日英同盟不仅对两国有利，对远东的和平和稳定也作出了贡献。该同盟的缔结目的在于阻止俄罗斯帝国的南进，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的崩溃，该同盟解体了。这以后数十年里，经过多次曲折终于发展为悲剧性的太平洋战争。
在旧金山和会上，英国代表关于和平条约阐述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议和目的在于在日本恢复独立自主、平等、尊严，能够和平并民主地进行贸易的条件下，谋求与日本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我自己作为首席全权代表出席和会，英国代表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和亲切让我非常感动。而且联合国成员国中最先批准条约的国家就是英国。
然而，日英友好关系在和平条约生效后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得到增进。妨碍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贸易争端，即关于对日贸易争端问题英国的过度忧虑。我之所以说过度忧虑，是因为贵国对今天或者不远的将来的日本贸易竞争力的担心，并没有什么根据。三井、三菱等实力强大的财阀已经被解体，日本的各个产业在包含有各国无法比拟的、对工人极为有利条款的新劳动基本法下为高工资而烦恼。这使得日本的“社会倾销”不可能发生。各位如果调查一下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就会理解对日英贸易竞争的过度忧虑毫无根据。
我很清楚，英国国会对三年前的对日和平条约以及今年2月份的日英支付协议进行讨论时，关于日本的贸易习惯发表了何种意见。事实上我直接听取了英方就日本的制造业者侵害英国工业设计的抱怨。昨天我和贵国陶器、纤维等产业的代表人士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问题应该在相关业者之间基于相互理解和协商圆满地加以处理。不管怎么说，日本政府决心采取各种手段防止不公平竞争。
我相信日英间的贸易关系不一定是竞争甚至敌对的关系。如日英支付协定所显示的那样，我相信相互通融和有效合作的空间还很大。我们的问题不是相互分配固定的贸易额的问题，而是扩大贸易额的问题。我确信如果两国政策站在这种立场上，从共存共荣精神出发进行妥善调整的话，一定能够在两国国民之间树立健康和互惠的贸易关系。
两国失去了曾经繁盛的对华贸易。但幸运的是，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天然资源丰富，而且现在受到英国以及英联邦各国金融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在“科伦坡计划”下推动长期的开发计划。令我非常喜悦的是，这些年轻国家的国民富有企业精神，而英联邦的人士具有高瞻远瞩的魄力和气度。我对日本能够作为援助国方参加“科伦坡计划”表示感谢。当然我们的能力还有限，不过我们准备通过派遣专家，培训当地的技术人员，为支持这些国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充分开发这些地区并同时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仅在排除社会主义渗透的危险方面发挥作用，也是针对世界其他各国开发新市场。这里存在着两国能够共同发挥重大作用的舞台。
对此，我真诚希望在正好从今天开始召开的日内瓦关贸总协定会议上，英国支持日本加入该协定，其他各国也支持日本加入以自由国家阵营互助和协调为目标的所有国际机构。
我深知打消战争中的痛苦记忆如何困难。日本按照和平条约十六条的规定，对于贵国俘虏在战时监禁中遭受到的痛苦经历，具有必须进行赔偿的义务。我发誓我国政府有决心排除万难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同时我恳请迅速给予在贵国军事审判当中被判决有罪，今天仍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的日本战犯以特赦。
战争结束后，日本丧失了领土的一半和包括大米、白糖、大豆、盐、铁矿等在内的大部分重要资源。加之，从海外归国者达600万人，日本人口急剧增加到8700万。日本现在的经济实力、生活水平、贸易量甚至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处于逆境之中的日本，还必须致力于解决对亚洲两三个国家的赔偿问题。而且需要支付战前欠下的巨额外债。各位应该记得，1952年日本为支付战前的英镑国债在英格兰银行寄存了2000万英镑。我特别注意不损及日本到目前为止没有停止过偿还外债的好名声。我们重新组建了需要巨额经费的陆、海、空部队用于本土防卫。
我想请各位了解的是，无论处于何种困境下，无论负担如何沉重，日本都在为开拓自己的未来而努力着。请给予理解和包涵。并且我特别拜托各位为重建日英间的深情厚谊提供合作和支持。
日英两国与当时结成日英同盟时相同，现在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社会主义的威胁。苏联的目标明显在于赤化东南亚，值此之际，我认为应努力增进日英友好关系，消除这种共同的威胁。但是如果要指出妨碍日英增进友好关系的主要因素，那就是关于贸易方面与日本的竞争，英国抱有多余的顾虑。我认为如果对日本的经济现状进行调查就会发现，日英间的贸易关系不一定是竞争以及敌对的关系。
演说结束后，议员就俘虏赔偿、纤维工业、中共问题、劳动法规等进行了提问。大体上气氛比较友好，从中可以看出议员想要了解日本的心情。只有一位刚刚参观过日本纺织工厂的女议员正要提出一个带有恶意的问题，结果被其他议员劝止。
丘吉尔首相的欢迎辞
10月27日丘吉尔首相举办晚宴招待我们一行，席间他致了如下意味深长的欢迎辞：
“首先，今天我十分欢迎吉田首相的到访。吉田首相据说在本国非常强硬，盛名在外。然而，今天一见感到他非常亲切，证明了他也是一位极其敦厚的人。我刚才说欢迎石田首相到访，我相信这代表了所有英国人的心情。理由就是，在场的人不仅有政府的代表、执政党的代表、反对党的代表，还有英国工会（T.U.G）的代表们。
“日英同盟遭到废除一事是否合理，今天我不想在此讨论。不管怎样，我不是当时的内阁成员。但是，如果日英同盟没有遭到废除，世界的形势恐怕与今天不同吧。
“众所周知，吉田首相作为一位爱好和平的人士战前、战时为了维护和平做出很大努力。这次历访欧美各国，得到与各国政界领导人会谈的机会，不仅对日本有利，对维护世界和平也极具重大意义。我祝吉田首相访问成功。”
将我引荐给艾德礼先生
晚宴结束后在旁边房间休息时，丘吉尔首相来到我旁边问道：“你认识艾德礼先生吗？”我表示不认识，他马上亲自去把艾德礼先生带过来介绍给我认识。首相的晚宴上也请来反对党领袖以及工会的干部，并向我介绍。这确实是一件好事。民主政治要体现出互敬互让和大度，而不是敌我双方的仇恨。争论是必须的，但应该属于君子之争。其优点在于不夹杂私人感情，为国家整体利益互相合作。朝野两党相互理解对方的立场，共同推动国家的发展，为国民的幸福、国家的繁荣、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努力。民主政治必须如此。无论邀请还是被邀请，各政党之间有主义之争却又存在共同点，这才是民主政治。参加首相的晚宴，看到上述场景，留下很深的印象，不愧为民主政治、议会政治的发源地。而且我一直听说日英同盟的话题在今天的英国属于禁忌，然而首相亲自提及。到底还是丘吉尔啊！不媚俗，不为众人意见所迷惑，坚定、自信地面对国民的这种态度，我认为民主政治家们应该好好学习。丘吉尔首相对我们的款待并非礼节性的形式上的，而是非常热情和用心。当然他作为英联邦的政治核心人物，与各国政治家和外交官打交道自是轻车熟路。尽管如此，如果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家、深谋远虑的治世能人，不可能做到。我还是为丘吉尔先生的伟大所折服。
老友喜重逢
我年轻时便曾在伦敦驻在，后来作为大使又在伦敦度过两三年，对英国自然而然有一种亲近感。这次访英期间，见到汉基卿、克雷格及克劳原驻日大使公使、皮戈特少将等相交多年的老朋友，自然成为我愉快的回忆。26日我到白金汉宫谒见了伊丽莎白女王陛下。陪同者只有伊登外交部长。陛下给我的印象是，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始终保持直率的态度，在自然散发出大英帝国女王陛下威严的同时，带有非常清新纯净的感觉。而且伊登外交部长充满尊敬之意的谦恭态度中，还夹杂着英式的亲近感，他们君臣之间威严中显示出的亲近感让人感佩。英国皇室是英国国民尊敬的对象、道德的典范、理想的代表。陛下的态度使我感到确实应该很好地维系这个传统原则。这次能够见到已经辞世的原首相张伯伦的夫人也很高兴。张伯伦首相与对德关系相比更重视对日关系，特意将罗伯特·克雷格先生从对美部门中抽调出来派到东京，努力维护日英关系，对我也表示出相当大的善意。说实话，我这次出访英国，主要关注的是，日英关系中经济方面的问题。因为遗留有令人不太愉快的悬案和问题，对访英，在公事方面实在没有太高兴致。但是，来了之后，不由感叹这就是英国人。一旦成为朋友，友情就是友情，绨袍恋恋故人情，确实令人感到温馨。
关于战时俘虏的赔偿问题
我在伦敦停留期间，曾经担任新加坡守备军司令的帕西瓦尔中将作为远东俘虏联盟代表要求会见。见面后，对方提出希望日本政府迅速履行和平条约第十六条的义务，即对战争期间俘虏受到的苦痛进行赔偿。关于赔偿的支付问题，日本政府打算动用战争期间被联合国冻结的瑞士银行存款，瑞士政府表示尽管战争期间作为日本的利益代表国进行过垫付，但不同意向联合国进行支付，因此成为悬案被束之高阁。对此我坦率地表示：“既然是条约规定的义务，日本政府当然有决心支付。”当时罗伯特公使作为解决该问题的特派员赴日进行谈判，我回到日本时，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幸运的是我国财政部痛快地承诺支付赔偿金。问题了结，罗伯特公使满意地返回英国。
日英的经济关系当时存在多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很大部分是对日本的不满和抱怨。例如，日本商品的不正当竞争、对商标设计的侵权、日本政府对海运、造船以及出口产业的过度补贴、在没有欧洲航路同盟的同意下进行的船只调配等。对于这些抱怨，我解释道，日本现在限于严格的劳动立法，而且在福利设施等方面需要投入很多资金。现在日本与战前不同，已经没有进行不正当竞争、倾销等的富余资金。而且我建议，纺织业等行业日英两国同业者不要从竞争角度考虑问题，应该签订产品种类和销售渠道方面的协议，合作开发新市场。
两千万英镑的余荫
此处想追加一笔的是，在听取英方抱怨的会议上，伊登外交部长介绍我说：“吉田先生是我担任外交部长后不久便来到英国赴任的日本大使，我们的友情一直持续到今天。”听到这里，巴特拉财政部长也说道：“日本政府曾经在英国手中外汇数量减少到最低点时，以日本国债利息支付保证金的名义向英格兰银行存入2000万英镑。当时日本政府的首相就是吉田先生。”两位大臣的先后发言使会议的空气和缓下来。
那时记忆比较深的一件事是我到外交部拜访时，英国的摄影记者想要拍摄我和伊登外交部长的照片，他们挤在我们身边态度非常执着，顿时惹恼了伊登部长，他大喊到：走开！我心里暗笑道：“脾气真爆！”
六、前往最后一站美国
纽约六日
10月28日正午我们乘坐的玛丽皇后号从南安普敦起航，11月2日到达纽约。大约五天的航程使我从巡访欧洲的疲劳中彻底恢复过来。穿越大西洋的航程中，玛丽皇后号上发行的报纸《海上泰晤士报》10月30日报道说：“在日内瓦会议上日本承诺关于关税、贸易协定将与各国进行谈判。这是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第一步。”这则消息对我们一行人来说就在身边刚刚发生。
前往洛克菲勒庄园
一到纽约，马上就被接到位于郊外塔里敦的洛克菲勒先生的庄园。庄园占地面积很大。其规模之大以日本人的观念有些无法想象。据说庄园内部亲戚之间来往都需要驾车数十分钟。庄园内有牧场，分别放养着肉用牛和奶牛，各有数十头。牛儿们看上去非常悠闲自得地享受着大自然。我对洛克菲勒先生说：“真想成为这里的牛啊。”洛克菲勒先生笑道：“到这处房屋的地下室去看一下，牛儿们都变成牛肉挂在那里。”被吃掉可就不妙了，于是打消了变成牛的想法。洛克菲勒先生的招待无微不至，非常感谢。
这位洛克菲勒先生今天在日本也广为人知，是著名的大洛克菲勒的孙子，他担任纽约日本协会的会长，包括我、鸠山、重光在内，每当有日本著名政治家、企业家访问纽约时，都会召开盛大的欢迎会，尽心把我们介绍给美国各界。他们夫妻二人数次访问日本，出资建造国际文化会馆，为提振日本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日本协会的欢迎宴
我在纽约停留期间，11月5日，日本协会举办晚宴。华尔道夫酒店的大宴会厅里聚集了1500人，会长洛克菲勒先生向众人介绍我之后，我作为主宾做了演讲，此外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亚历山大·怀利先生、因“富布赖特法”而名声大噪的参议院议员富布赖特先生也到场，关于日美友好进行了发言。这样的晚宴，无论质还是量，对在美日本人来说据说都是没有先例的。能够举办这种层次的晚宴，说到底，多亏洛克菲勒三世担任日本协会的会长。作为日本人能够在美国拥有这样的知日派、亲日派，应该说深感幸运。
提起亲日派，这次访美能够见到麦克阿瑟元帅让我非常高兴。现在他担任雷明顿兰德公司的董事长，依然精神饱满，对他离职后的日本依然关心。我向他介绍了日本的重建情况，他特别高兴，并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我在纽约还见到了占领时代的副参谋长威洛比将军，叙旧一番。纽约市长瓦格纳先生以及纽约州州长杜威先生也分别举行午宴，向我介绍了很多有实力的人士。在泽田廉三联合国大使主办的聚会上，有机会见到不少联合国的干部。我还受邀在外交协会演讲，在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发表讲话，每天相当忙碌。这样一来，到11月7日才得以出发前往华盛顿。
访问华盛顿的目的
纽约六天主要以社交性活动为主。而在华盛顿虽然也有社交性活动，但更大的目的是与美国政要进行会谈。这些会谈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谈，不过是向对方介绍我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加深对方对我们的了解而已。简单说来，就是广义的友好访问。
在我从欧洲赴美访问的两三周前，以通商产业大臣爱知揆一为团长的先遣队先期到达华盛顿。我在华盛顿停留不过数日，为使我的这几天停留更有意义，这个访问团便担负起“与美方相关部门进行预备会谈”的使命。实际上，关于剩余农产品的购买、GARIOA[38]债务的解决等各种问题，与对方相关部门之间达成的共识超出了预备会谈的程度。
我在华盛顿有机会直接见到的美国政府官员有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副总统、杜勒斯国务卿、威尔逊国防部长、汉弗莱财务部长、威克斯商务部长、史塔生援外事务管理署署长等人。同时各部的相关首长自然大部分场合都会列席。此外还会见了布拉克世界银行总裁，与英法的驻美大使也进行了会谈。意外的是，偶然遇到菲律宾上院议员劳威尔先生，有幸和他关于对菲律宾的赔偿问题进行了会谈。
卡斯特尔、格鲁两位先生战前都曾担任驻日大使，对日本非常熟悉，返美后始终作为“日本之友”为日美友好做出贡献。他们像以前一样和颜悦色地欢迎我们，极大地缓解了我在华盛顿停留期间的紧张和疲劳。在此特别记下此事以表感激之情。
在新闻记者俱乐部的演说
我在华盛顿的访问说到底属于广义上的友好访问。不过，11月8日我受邀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的午宴上进行演说，就东南亚开发问题提出了我的观点和建议。11月10日，白宫和日本大使馆还公布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吉田首相大臣的共同声明”，还报道了美国要人和我会谈的内容梗概。
拓展阅读：
美国总统·吉田首相的共同声明
1954年11月10日发布的日美共同声明（吉田首相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全文如下：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吉田首相于11月9日进行会谈，再次重申日美两国邦交基础在于友好合作精神。首相还与杜勒斯国务卿、汉弗莱财务部长、威尔逊国防部长、史塔生援外事务管理署署长等进行了会谈。首相与国务卿本周再次会见，就两国共同的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时关于过去三周里两国代表的协商成果进行了探讨。
一、总统和首相关于自由各国团结一心，共同为世界和平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点抱有同感。总统以及首相表明，日美两国政府今后依然要合力与亚洲自由各国进行协调，共同维护并增进亚洲的和平与繁荣。首相再次重申，日本政府有决心为实现上述目的全力做出自己的贡献，特别强调日本强烈希望在亚洲自由各国的经济发展方面，尽己所能给予帮助。总统和首相表明，两国政府以和平为目的，两国国民追求两国以及邻国的和平与自由。
二、两国政府代表关于日本经济的现状进行了详细探讨。关于日本国民的经济状况好坏对整个自由世界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双方意见一致。日本经济状况的改善关乎日本国民自己能否遂行健全的、具有建设性的国内金融以及各项经济政策，还关乎能否继续推动贸易增长。战争结束后，美国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对日本实现的经济增长做出相当大的贡献。美国也认同今天的日本为解决经济方面的各种难题付出的努力，美国的方针是今后将积极研究能够采取的各种措施以谋求日本国民更大的福祉。
本次会谈中探讨了若干具体措施。关于针对日本推动贸易增长，努力改善与外国经济关系美国需给予支持方面，双方达成原则性共识。双方还就美国出售日本的各种农产品，将与在日本销售金额相当的金额用于改善日本国内经济，提高防卫能力以及发展地区经济取得一致意见。讨论的其他事项有在日本实施提高生产能力的计划，通过日本与南亚以及东南亚的自由各国一道，参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而理应产生出的共赢利益等。双方一致认为这些措施都将对促进改善日本经济状况以及提高生活水平发挥重大作用。
三、美国代表就3月1日在太平洋进行核爆实验时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灼伤23名日本渔民，其中1名死亡的事件表明遗憾之意。美国代表强调他确信稳步推进核能的和平利用从最终结果来看，将给日本以及世界上的友好国家带来巨大利益。
世界各国总理以及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访问华盛顿时都会被邀请到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进行一次演说，这是美国新闻界的惯例之一。参加人员除全美新闻社的驻华盛顿特派员以外，有时世界各国新闻社的驻美特派员也会出席。我演说那天来了三四百名新闻记者。我的演说结束后，听众纷纷提问，回答这些提问用了足有一个小时。每当我回答提问时，听众都会鼓掌，大概因为主持人主持得法吧，现场气氛相当和谐。这和我在日本国内经历的记者见面会感觉大为不同。
拓展阅读：
吉田首相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的演说
1954年11月8日，吉田茂先生在华盛顿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的演说内容如下：
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的会长、会员、各位来宾：
我今天能在此见到各位非常高兴。各位当中今天没有一个人因为战争奔赴海外，我感到很欣慰。
但是近年来，冷战却在持续，紧张气氛几乎影响到我们的所有行为。自由世界的命运与亚洲保卫自由的努力具有深刻的关系。现在这一时刻，虽没有发生互射实弹的战斗，然而对美国国民等自由各国的国民来说，从未有发生过像“冷战”这样猛烈，且规模庞大的战斗。
在亚洲有众多人口拼命努力想从过去的悲惨和贫困中摆脱出来。在亚洲还有一个一刻也不会离开我们内心的冷酷事实，即中共的存在。还有数量众多的落后国家国民在与中共的压力相抗衡的同时，努力试图开辟自己的道路，建立稳定的民主社会，从而提高生活水平。
从政治角度看，社会主义对摆脱不了贫穷的、政治上尚不成熟的国家来说具有强大且理所当然的魅力。不过这些新兴国家的国民面对社会主义的魅力吸引，却想确立民主主义制度。从经济角度看，这些国家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却因为缺乏扩大生产的资金和技术而烦恼。
作为远东地区国家的日本，对这些邻近国家的问题感同身受。我们日本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期盼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平自由的生活。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真正的自主和独立。
对日本来说亚洲自由各国的振兴具有重大意义。众所周知岛国日本完全依靠贸易，所以如果亚洲其他自由国家的经济水平得不到提升，并且不能进行自由贸易和获得友好的合作，日本也不可能提高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与亚洲大陆进行正常和传统贸易的日本来说，为了自身生存，必须发展与东南亚的贸易。
全体自由世界的国家也与亚洲自由国家有密切的联系。如果中共的经济发展数年之后实质性凌驾于邻近国家，东南亚各国将无法抵抗中共压力，很容易便会倒向社会主义。
经济学家认为要谋求经济发展，投资规模是决定性因素。中共为增进其经济能力，进行大量投资，投资人均额至少达到东南亚的两倍。自由世界的我们要帮助东南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走一条“艰难道路”，这是美国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即，必须堂堂正正地，冒着民主主义带来的政治风险，根据自由国民的自由意志来做。但为避免一切为时过晚，就必须从外部伸出援助之手。
像我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东南亚自由国家非常缺乏开发资金。外国民间资本如何？这些民族主义高涨的新兴国家其经济现状即使在今天这种重要时期，也不具备使民间资本能够放心投资的环境。民间资本的进入是其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之后的事情。可是亚洲自由各国现在处于不可能等下去的状态。
世界上有几个向落后国家提供资金的专门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存在一定的规则和限制。实际上，世界银行、援外事务管理署、科伦坡计划等机构一年提供给东南亚的全部资金只有4亿美元而已。
这种投资规模只达到与中共竞争所需资金的十分之一。落后国家作为自由世界成员要提高自己的经济发展，必须有人研究采取某种手段增加援助额。
有必要大规模扩大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并把这些资金合理使用到教育、运输、灌溉、动力、生产等基础领域，还有最基本的卫生保健领域。由此奠定民间企业将来进行投资所需安全成本较低的基础环境。
为使资金投入取得最大效果，有必要通过所有相关各国参加的一个机构，进行资金分配。而资金分配会使尚年轻的新兴国家国民培养出对他们很重要的自助、自立参加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科伦坡计划”是比较理想的组织。
这种计划会顺利进行吗？事实上，有顺利实施到今天的计划。我指的是O.E.E.C（欧洲经济协力机构）。如果在东南亚也有这种机构，会告诉新兴国家可以实现建立牢固健全的民主制度，避免“混乱”。
我一直说得非常宏观，这种计划的详细内容当然必须由专家全面周到地进行制定。日本国民将不遗余力促使计划取得成功。日本是亚洲工业最为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自身也是亚洲的一员，我们最了解如何把代表人类进步的西方技术和东方的生活方式与当地条件结合起来。
欧洲在O.E.E.C机构的帮助下，目前已经以严肃的态度加入了自由阵营。回忆当初该计划具体实施时，有人批评说“这是外国帝国主义”，有人批评说“这是把金子扔到了脏水沟”。结果先见之明和忍耐取得了胜利。挽救了欧洲的这个大胆宏伟的构想，是由心胸宽广具有爱心的人士们凭借相互信任和现实合作的精神，与他们的朋友共同制定的。这一经典事例将长久留存在历史上。
根据这种方法，能够协助亚洲各国在自由的名义下自力更生，对抗社会主义的渗透，按照各自的传统踏上发展进步的道路。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足以对自由世界做出贡献的古老文化遗产。不允许任由这些国家失败。如果不以更加宏伟的构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在和中共的对抗、竞争中，难以期待天平向我们倾斜。已经没有慢慢进行研究的时间了。留给我们的道路只有马上行动一条。
我在这次演说中，提议每年4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关于我的新提议，金额方面暂且不提，基本看法在此后公布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我的共同声明中也有部分体现，我认为这说明新提议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和认同。
关于美国接收的日本资产的处理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美国代表表示该问题目前正在考虑过程中。两国又就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社会主义势力意图削弱亚洲自由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并且使其丧失公信力；日方对于战犯问题应该纳入考虑范围的请求；当前国际形势下的琉球以及小笠原诸岛的地位；日方关于小笠原诸岛原岛民返岛的请求等。
艾森豪威尔·吉田共同声明
接下来我说一下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我的共同声明。前面提到爱知通商产业大臣一行提前来到美国，与罗伯逊助理国务卿等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多次会谈，作为结果拟出一个草案，得到我的同意后便发布了。
该共同声明中，首先我最在意的一点是希望美国充分认可作为独立国家的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宣布日美两国以平等的地位维护并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这一基本方针。而且想强调日本希望尽力为亚洲各自由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从而显示出独立后的日本积极的一面。这些内容在声明开头便得以明确。其次，在认同日本国民经济状况的好坏对整个自由世界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的基础上，为增进日本国民的福祉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方面，希望美国今后需带有善意进行研究。在日本也需促进贸易发展，努力改善与外国的经济关系，美国对此还需给予支持等方面，双方达成了原则上的共识。虽然稍微提到其他具体经济问题，然而总体来说，提高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振兴日本经济为最大要务这一观点得到美方一定程度的认可。
不管怎么说，从来都是以防卫第一主义面目出现的美国认同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对亚洲的自由与繁荣最为重要这一点，没有特别提及防卫问题也是共同声明的一个特点。
关于剩余农产品的谈判
剩余农产品问题在爱知揆一和美国相关部门努力谈判之下得到解决。作为美国来说出现剩余农产品非常麻烦，而作为日本在不能粮食自给的现在，具有不使用宝贵的外汇便能购买到粮食的好处。只不过美方担心从美国购买粮食的话，必然会超过正常进口量，因此会给从东南亚进口大米带来影响。但日方非常注意尽量不给进口带来影响，事实上毫无疑问也没有那种可能，所以我希望好容易开启的谈判一定要有个结论。谈判结果决定，剩余农产品按1亿美元处理，其中1500万美元赠与，其余8500万美元的三成由美国在日本国内使用，七成以借款形式，用于改善日本国内经济、提升防卫能力以及发展地区经济。
我在纽约停留期间，经洛克菲勒三世介绍，和花旗银行以及其他两家银行的董事们见面时，谈及一直在考虑的日本移民问题，各位银行家们给予了关注。后来在有关人员的努力下移民借款得以实现。
回想补余：
作为先行出发的使者——爱知揆一（自民党议员，原通产相）吉田首相历访欧洲到达美国之前，由于事先需要做各种准备，同时就两国间的态度进行充分沟通，我们所谓爱知使者团于1954年10月17日吉田首相尚在意大利访问的时候从东京出发前往华盛顿。
一到达华盛顿，就开始小组单项谈判。正式的全体会议是10月25日傍晚召开的，日美双方众多有关人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持人为罗伯逊助理国务卿，由我致开场白。开场白有为会议定调的意味，我们也慎重地进行了准备。
我们想坦率地告诉美方，美国当政者作为自由国家阵营的指导者推动世界政策没有问题，但在那种情况下基于相信自己正确的一种自信，经常没有理解对方的微妙情绪，给对方以强行灌输美方想法的印象，从结果来看也不是没有招致反目成仇的不幸事态发生，美方应该设法改变这种态度。
正好一年前，我参加了所谓的池田、罗伯逊会谈。当时美方关于防卫问题极其热心地劝说日方加大投入力度。然而一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大幅转变。尽管如此，朝鲜、法印支的停战使日本人的“中立主义”思想不时变得强烈起来。他们如何看待像核爆实验、日本渔民受害这样的事？另外，美国在远东明显将重点放在军事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例如对SEATO很热心，却轻视经济层面，这在日本人眼中又会怎么看？还有去年谈妥的五千万美元小麦资金的分配，过于微观的事情也要参与，让人感觉像在操纵牵线木偶。美国的这种态度，会对日本人的自尊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上述的这些内容，我想坦率地告诉美国人。
幸运的是日本经济在吉田首相的严格要求下，当年预算控制在一兆日元之内。从此，通货膨胀的预期迅速消失，然后物价下降，贸易额上升，与上一年相比属于大幅度上升，因此可以认为日本的立场要比上一年坚定。
如前所述，我在开场白中用“太自信”这个词来形容美国过于多嘴或者毫不客气。我考虑到将来的日美友好关系，毅然使用了在外交场合的发言中极少使用的这个词。在场的20多位美国代表们一瞬间好像吃了一惊。
我的致辞刚一结束，罗伯逊先生马上站起来反驳说：“刚才你的发言中好像有太自信这样的表达，如果日本真有那样想的人，日本政府不是有责任进行说明和解释吗？”其态度相当严厉，但通过这种坦率的交流反而使双方的理解加深了。
证据就是，在后面的会谈期间，美方很注意倾听日方的说明，而且，对于日本的国内问题特别是防卫问题未置一词。基于上一年的经验，这让我们有些意外。不过在最后的共同声明中防卫的防字都没有出现。想到上一年的情况，真是感慨颇多。我相信坚定自主的态度，才产生出这样的结果。想到这里，我们心情十分愉快。
我相信因为存在吉田首相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也拿出了足够的勇气，美方也表达了充分的敬意，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取得了成果。我甚至觉得在吉田首相冲锋陷阵带领下的我们，有时，也许反而“太自信”。
七、外访五十余天的感受
结束长约两周时间的访美行程，我于11月7日到达羽田机场。出发后在53天的仓促时间里，我快速巡访了欧美七国。到达羽田后，我做了如下的回国致辞：
“我结束了长达50余天的欧美访问，刚刚回到日本。我在访问过程中，就战争结束以来各国对我国的支持和帮助，代表诸位国民表示了谢意。同时，就实现我国国民为亚洲的稳定和繁荣，以致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一发自内心的愿望，努力去争取各国的理解和支持。我还与各国领导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就目前的各种问题说明我国立场的同时，又充分了解了各国的看法。
在与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中，先是发表了《日美共同声明》。双方均认为日美两国国民真正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对世界和平非常重要，同时强调为谋求世界福祉今后两国应在与亚洲自由各国协商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合作。美方再次重申日本的经济发展对整个自由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今后将继续认真研究切合实际的各种措施以支持日本的经济发展。
我确信通过这次访问，解决了今后我国与欧美各国在外交、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奠定了获得他们支持的基础。欧洲各国明显都从战争带来的物质损失、精神创伤中重新站立起来，国民一心致力于重建国家，成为当之无愧的典范，同时我还深切感到我国应该对此深刻反思。我认为我国要想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首先我国国民必须以对祖国炽烈的爱来维护祖国团结一致。
我在此向这次访问期间，相关各国的朝野上下给予的深情厚谊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对各位国民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到处催促还债
如前所述，这次访问我收获很大，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尽管如此，另一方面说是糟糕的回忆或许有些过分，总之有些意外的是，去到哪里都有人催促我们还债，仿佛自己是行将倒闭的公司总经理。例如在法国，对方提出东京市法郎公债的归还问题；在意大利，对方提出该国外汇局在横滨正金银行的冻结资产返还问题；在英国，催促我们按照和平条约十六条进行赔偿的问题；在美国，GARIOA资金的返还问题在等着我们。如此这般，如果历访东南亚各国还会有赔偿问题出现，作为发动大规模战争后的战败国，这也是不得已吧。
我一直强调，一个国家的对外债务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绝对有必要按照约定归还。一直以来日本的对外信用水平与芬兰并列，国际评价非常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失去长期以来建立的对外信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我外访期间，出现上述问题时，总是明确表示“日本一定会履行约定”。外访归来，本来打算马上处理上述约定和债务问题，然而由于内阁总辞职，没能按照预期进行。只有对英债务，即和约十六条规定的赔偿问题在内阁辞职前的很短时间里得到处理。
我特别期待各位国民，在未来的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所有方面，都要让世界知道日本是能够被信赖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