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萧红开始接受中等教育；那年她考进了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名哈尔滨第七中学），年为十六岁，自然是寄宿生。[1]
当时第一女中虽是相当保守的学校，校长孔焕书的思想极为封建，但因为有一部分名教员，像学者楚图南和全国著名赛跑女将——“五虎将”（孙桂云等），该校在关内外算是有名的。萧红在校时不但功课念得好，据说她的散文也常在学校的壁报上出现[2]，总之她是第一女中一般同学都知道、钦佩的学生。
哈尔滨市在当时已是中国东北的文化商业中心。1932年，有个西方作家提道：“哈尔滨和大连是现代化的大都市，它们的潜力远在北京、南京之上，甚至可以和上海并驾齐驱。”[3]由于是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转运重镇，哈尔滨成了中国东北最容易受到西方影响的城市。
萧红就到了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不久就受到一连串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洗礼。虽然她父亲不乐意让她升学，但他答应之后也许认为第一女子中学对萧红是最适当不过了：那是为富家女儿设的，非常保守，把女儿送到那边就读一定不会学坏。但他没有想到时代已经不同了，中国在文化政治方面的巨变，普遍地掀起了中国青年不安的情绪。在东北，尤其是那些大城市，这种情绪正如火如荼，就像是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1928年底，萧红首次接触到由“五四”运动所触发的青年运动。在寒冬的某一天，她和同班同学们听到墙外群众的喧嚣声，到墙外一看，原来是城中男学生示威游行。女中的四百多名学生，始而对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感到惊惧[4]，继而由于激昂的情绪和强烈的好奇心，终于不顾那严厉校长的反对，加入游行行列。示威游行的主题是反对日本侵占东北领土。
虽然那些参加示威游行的男生的热情和他们高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对萧红有着陶醉的作用，但作为一位刚从家庭温室中走出来的女孩，她并不全然了解日本侵占东北的情况。第二天，女中的学生没等哈尔滨市内男生开始活动，就先组成了她们自己的游行行列。萧红竟负起了散发传单的神圣任务。当然，这会引起警察的干涉。突然她为一种莫名的情绪所控制，鼓足勇气，要和警察对抗，接着就听到枪声。有些示威的人受了轻伤，因此除了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以外，又喊出了一个“打倒警察”的新口号。虽然这两天的示威是最后的一次，而且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效果，但对萧红及她的同学而言，这次示威游行却是她们毕生难忘的大事，对她们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说萧红是个沉默严肃而且非常孤独的女孩子；无论是她到哈尔滨前或是在此后的生活中，都表现出这种个性。她在学校最喜欢的科目是美术，老师是一位从上海回来的吉林青年高仰山。[5]她也喜欢历史，教这门功课的是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姜寿山。这位老师除了教书外，还将当时最好的“新文学”作品介绍给学生。至于萧红对新文学的喜好，却是日后逐渐培养出来的。不过，她在校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及精力，都用于绘画上。
萧红对大自然的美有着特别的喜好。她之所以偏爱“伟大的自然”是由于逃避现实的心理——她想逃避她在呼兰家中所见到的狰狞丑恶的一切。她的才气却表现在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上，她对自然的爱好，可能不全是源于对周围人物厌恶的反抗心理。不论她爱好绘画的动机是什么，萧红却是完完全全地陶醉于美术中。只要是天气晴朗，只要她功课不忙，她总是徜徉于郊外和公园中，到处作画写生。她最爱去的一个地方是城里的马家花园，她在那花园中与其他同学组成了“野外写生会”。
在进女中以后，由于经常阅读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文艺版，萧红开始迷上了“新文学”。她当时对新文学的着迷竟凌驾了她对美术的爱好。她特别倾心于当时流行的“浪漫派”作品，尤其是描述旧社会不平的小说，以及当时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由于她接触到不少西方作品，因此她对“社会文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萧红的家乡虽离哈尔滨很近，坐车只要一小时左右，但她一直都不愿意回家，一则她零用钱少得不能再少，二来她不甘心回到她父亲的怀抱里。直到1929年寒假，萧红已于第一女中念了两年多的书的时候，她才回到呼兰县。[6]当时她还带回了鲁迅的《呐喊》和茅盾的《追求》。[7]第二年春，她又回到哈尔滨上学，她怎知道她那天真无邪的岁月就快到尽头了。当年夏天，毕业试考过，初中三年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的毕业证书拿到了，萧红再度回到家时，竟发现她父亲已将她的终身许配给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汪殿甲。尤其不幸的是，那个唯一疼爱她的祖父也在那个时候撒手西归。[8]对萧红来说，家中已经没有丝毫值得留恋的地方。因此，她就断然决定逃婚，于是不足双十年华的萧红，从此就永远离开了家乡。
一、落花流水春去也
虽然逃婚是一件非常时髦而又令人赞许的大事，但对萧红来说，这却是她苦难折磨的开端。她在身心两方面所受的创伤此后却是有增无减。据说她离家后马上回到哈尔滨，和她以前认识的一位曾在女中教过书的李姓青年同居。[9]根据东北籍文坛前辈且为萧红好友的孙陵说，萧红与那位青年在哈尔滨郊外的一家旅店中同居，她对她自己所获得的自由和勇气非常快慰。[10]他们在哈尔滨过了几个月的双宿双栖的生活以后，乘火车去北平。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说，李氏带萧红回家见过他太太和小孩。[11]当然，发现恋人“使君有妇”，对萧红来说真如晴空霹雳。在她回哈尔滨之前，她曾在北平上过学。鲁迅太太许广平说萧红告诉她曾在北平上过女师附中[12]，那么我们就可了解萧红留在北平那几个月的行踪了。我们所确知的是萧红在“九一八”前后，的确是受过“始乱终弃”的打击，事后她怀着一颗破碎、迷惘的心一个人返回哈尔滨。她凄凉而孤寂地生活着，并默默期待着腹中李姓青年的孩子的诞生。[13]
萧红个人的苦难正好和“九一八”国难同时发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那天沈阳附近的南满铁路一段被炸，当时东北军阀张学良已向国民党政府投诚。因此，日本在东北利益受到影响。虽然日方租有旅顺、大连，并享有在整个东北的许多权益，但毕竟因为人数太少，常吃亏，更何况当时各地反日情绪高涨，动摇了日本人在东北的控制力量。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大家不难推测“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驻军所制造出来的。事后，日军又迅速地造成一连串的军事冲突，终于在短期内占领了整个东北。次年3月，日方以逊帝溥仪为傀儡，制造出所谓“满洲国”，正式“建都”于长春，号称“新京”。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影响，我们不必在此多谈，当此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上下都以“救亡图存，重整复兴”为口号，但是萧红此时却自顾不暇，对国难未能付出关怀。
萧红刚由北平回哈尔滨时，到处向亲友、同学求助，但也到处碰壁。有段时间，她甚至趁以往同学去上课的时候，借她们的床铺睡觉，靠人家施舍过日子；到了晚上就只好到处流浪，随地栖身。就在告贷无门、衣食不继时，她遇到了她的弟弟。饥寒交迫，加上情感上的打击，同时又有身孕，种种凄凉，使她心灰意冷而觉得好像已经被整个社会抛弃。她说：“也感到全人类离得我更辽远。”[14]虽然如此，萧红还是没有随她弟弟回家，因她不能也不愿回去。由于内心所拥有的自尊与自卑，她更不愿再去求助亲友、同学，最后只好在松花江岸附近的一家白俄开的东兴顺旅馆中租了一间小房间。那里的住客，大半是无赖汉与妓女。据孙陵所记载，萧红在1932年冬天，简直成了那旅馆中沮丧无告的囚犯。她穷途潦倒，不但无力付出房租和饭钱，而且据说又吸食鸦片。鸦片想必是由那谲诡的旅店老板所供应[15]，她那时的景况真是惨不可言。
二、在文艺阵营及社会上的崭露头角
萧红非常困难地度过了寒冬，在东兴顺旅馆住了半年多的时间，渐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作生死的挣扎，而似乎已被逼至走投无路，她最后捞救命稻草似的向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编辑投了求救的通讯。至于她投的到底是信是文（诗），接文件的人是谁，以及萧红如何终于获得释放，救星为何人等问题，说法不一。据舒群的回忆，他和萧军：
在《国际协报》副刊上看了一首小诗，诗的词句（中略）大意是一个姑娘自伤沦落，希望有人拯救。我和萧军（中略）忙去《国际协报》查询这“少女”的住处，查着了是哈尔滨饭店。
我们因此更加着急，忙寻到该饭店去，按着号数，果然找到了自伤沦落的小诗的作者。她那时正是大腹便便，快临产了。（中略）店主人把她当作“人质”，要她自己赚钱来赎欠下的房饭钱。[16]
据舒群说，他和萧军先送她东西吃，想办法把她救出来。而刚好，哈尔滨当时涨大水，两位男“救星”趁店主不顾“人质”之时，雇了一只木划子，便把萧红接出来，立刻送她进产科医院，凑了一笔钱，帮她解决生产问题。日后萧红就和萧军于哈尔滨同居了。
舒群的回忆照理应当没问题，可是与其他有关此事的人士的说法，竟然相当有出入。
当时《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主编是一位快四十岁的文人裴馨园。这位一般人都称之为“老斐”（或裴老斐）的编辑于1957年去世，虽然他生前对萧红此事没公开交代过，但他的妻子黄淑英，最近把往事作了一重述[17]。据黄氏的回忆，《国际协报》副刊人士得知萧红的难处是这样的情况：
大约是在松花江发大水之前，1932年的夏天，我丈夫告诉我说他收到了一个女读者的来信，在这里这个女读者似乎是指责了老斐，并写了“我们都是中国人”等样的话。老斐觉得很有趣，一边笑一边说：“在中国人里，还没碰见过敢于质问我的人呢！这个女的还真是有胆子的人！”后来又听说这个女人因为欠了旅馆很多的债，被困在了旅馆里——这就是后来的作家悄吟（萧红）。
老斐把信交给三郎看过之后大声地说：“我们要管，我们要帮助她。”我只知道三郎去看望悄吟了，怎么去的，我记不清了。［据萧军说是由老斐写了封“介绍信”，并带了几册悄吟要借的文艺书籍于7月12日去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二楼（应为三楼，笔者注）（中略），因为欠了旅馆六百多元的债，旅馆蓄意将她卖到妓院。——耘注］[18]
黄氏接着说萧军把萧红接出来后，带她到裴家住，日后萧红在医院生产，出院又回到裴家，萧军几乎天天去看她。
舒群和黄淑英的回忆（后者也获得萧军的不少补充）自然格格不入，而舒、萧两位老作家至今仍坚持原来的说法[19]。但无论谁是谁非，我们可以肯定萧红出旅馆后不久进了医院生了李氏（或汪氏）的“孽种”。关于这个孩子的出生和下落，唯一详细而比较可靠的资料是萧军的回忆。据说，“等到萧军把萧红接出医院的时候，因为生活无着，萧红的身体又十分虚弱，萧军就把刚出生不久的女孩送给别人了”[20]。
此后萧红的命运有了很大的转机，现让我们改变话题来谈谈萧军——萧红生命中另一里程的奠基。
萧红能及时跳出火坑，青年作家萧军曾出了一臂之力。他俩此后同甘共苦地过了四五年。
萧军本姓刘，用的名字很多（学名刘鸿霖），在社会上用刘军或刘均，也时以田军、三郎为笔名。1907年，农历五月二十三，他生于辽宁省义县农家，有姊一人。[21]他父亲和两位叔叔，中年和晚年都是在抗日义勇军中度过的。他少年时历经变乱漂泊，后来幸而在军中找到一栖身之所。他从1925年到1931年中曾在各军种担任各种不同的大小职务。“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在沈阳，后来迁到比较安全的哈尔滨，在一间小旅店中落脚。在那里找不到工作，所带的一点钱又很快就花光了。次年3月，萧军亲往国际协报馆向编辑斐馨园求职。裴问他笔下如何，次日他即送上一篇文章，裴一看，大为赞赏，立刻聘请萧军为《国际协报》定期撰稿，按月支薪。[22]第二天，萧军的大作即以三郎的笔名见报。三郎是萧军在军中诨名，即“酡颜三郎”的后半。[23]此时的萧军鸿运当头，在那年夏天就认识了萧红。
萧军生得短小身材（身高仅五尺三寸），国字脸，目光锐利，加上咄咄逼人的弯弓眉，性格粗暴，常酗酒，与人发生口角、打斗。与萧军相比，萧红却是显得柔弱胆怯，并且当时的她真是身心俱疲，反抗无力。
萧红生产出院后，由萧军陪同回到裴家[24]，从此就在那里寄居，直到同年秋天，萧军脾气发作，于是被裴馨园夫妇驱逐出门。[25]萧军的坏脾气，不仅使他俩失掉了寄居的地方，也失掉了裴的友谊，从此两方面极少来往。这也是他俩另一段苦难的开端。他们过了一段穷途潦倒、饥寒交迫的日子。当时的萧红虽有人照料，但由于她周围的环境和虚弱的身体，她对前途仍不敢过分乐观。
接着的几个月，可以说对萧军、萧红是一大考验。萧军在没遇到萧红前，本是随遇而安、无所顾虑的。后来他俩有了写作能力，卖文为生，虽只百字一角收入不多，但自他们搬出裴家后就连那笔收入也没有了。搬出裴家后，二萧先搬进一所白俄开的欧罗巴旅馆[26]，萧军既不能煮字疗饥，又要照应像“小孩”似的萧红[27]，事迫无奈就想到做家庭教师，以解决民生问题。于是他就登广告，说是无所不教。[28]不久他就找到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教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剑术——那是他多年来在军中学到的一招。他的束脩是每月二十元加上食宿。他俩就从旅店三楼的斗室，搬到商市街二十五号汪姓学生家中寄住，一直住到离开哈尔滨。
虽然有一份固定的长期工作，但他俩的生活离理想还很远。教一个学生的收入根本不够开销。后来他又收了几个学生，情况略有好转。但不幸的是，穷老师总难与那些富家子弟相处，一下子又吹掉了。收入不固定，三餐不继，更何况还有萧红的医药费用，这种种是他们生活的困扰。此外，那学生的姐姐，是萧红昔日同窗，和萧军过从甚密，这也引起萧红的妒忌和怨恨。虽然如此，在那个时期中，他俩也有过不少快乐时光。他们有时去游泳，有时去划船，有时去溜冰，偶尔也上上小馆子或是会会好友。但如果说在这时期的萧红已经不再寂寞，并不尽然。因为萧军常一个人外出，把萧红留在家里；萧红也开始了一些自己的活动，譬如她也当过一阵子家庭教师，也选修过俄文，可惜她的俄文一直没学好。
在1933年旧历年的前后，有一位朋友黄之明，常邀请他们和其他一些好友相聚。黄氏的住处——所取的名字是“牵牛房”——客人多属于当地文化界人士，如抗日烈士、画家金剑啸，革命作家舒群，以及一对年轻夫妇罗峰（傅乃诗）和白朗（刘东兰，另名刘莉）。[29]由于在牵牛房的聚会，这些年轻朋友组织了画会和话剧团。萧红和萧军结识的时候，也参加过赈灾画展，以卖画的钱去救济1932年夏松花江泛滥后的灾民。萧红为该画展画了两幅画，可是无人问津，最后还是带回家里自己欣赏。
他们在1933年组成的画会和“星星”剧团，开始时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剧团相当活跃。同年8月，他们排印了一部他俩合写的《跋涉》[30]，那是本短篇小说集，由他俩自己装订，自己送到书店去卖，据说印刷钱是舒群供给的。[31]
三、《跋涉》
《跋涉》由三郎（萧军）的六篇小说，悄吟（萧红）的五篇小说、一首短诗组成，该诗为萧红被困于东兴顺旅馆时所写的《春曲》：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萧红的小说都是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此时主编或许已是女作家白朗）和长春《大同报》的《夜哨》副刊[32]等刊物先发表的。
据一位当时的年轻人回忆：
1932年冬底，萧红用悄吟笔名参加《国际协报》的新年征文，发表了她第一篇创作小说《王阿嫂的死》。这虽是在圈内朋友的众多鼓励之下，而且一定当选的条件之下而写来的，但《王阿嫂的死》一上场便获好评，应该说是《跋涉》集子里一篇属于成功的小说。平心而论，悄吟的文笔，在情理的倾诉上不及三郎，但在小说的安排和用字抒情的时候，却高出于三郎；尽管她的创作思想，许多地方是受自三郎那股向现实挑战的冲力的感染而来的。
王阿嫂是一个贫穷农妇，她的丈夫被地主阴谋烧死，她失掉了爱，也失掉了生活的依靠，最后她因为营养不良难产而死；扔下了由她领养的小孤女，哭喊着要和妈妈回家，“村子的远近处颤动着小姑娘的哭声”。
悄吟这篇处女作，可能取材自她自己的身世。她情感丰富地描写了一个农妇和一个小孤女的悲哀。值得注意的是，悄吟笔触下的这种悲哀，只是那样无可奈何的和无从申诉的悲哀，她写得很空虚，怅惘而不夸张，像眼前一层淡淡的薄雾，让你感到迷茫、伤感、叹息不已。
悄吟在《跋涉》中一共有五个短篇，除了《王阿嫂的死》外，《看风筝》《夜风》也都写的是农村故事。故事中的地主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悄吟都以一种近于自然主义的手法，把这些人的自私、吝啬、苛薄，刻画得非常深刻。悄吟来自农村地主的家庭，有理由可以相信，她可能把她的心目中憎恶的父亲、母亲、祖母的形象都一一搬进了她的小说。这应是构成她初作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悄吟另两个短篇《广告副手》《小黑狗》，则和三郎的一些散文小说相似，写的是他们在哈尔滨流浪生活时和饥饿与贫困的搏斗，体裁都不够谨严，算不了小说，也不是很好的散文。[33]
笔者对此五篇的看法与这位评者也似乎不谋而合，但可以补充一点：
萧红这五篇作品，虽然的确显得比较幼稚，结构不够紧凑，感伤气氛太浓，文字欠精练，人物刻画得不够真实等，不过作者的潜在力、文笔的优美、思想的表现还看得出来。萧红在七八年间所作的短篇大多数以女性为主要人物，文章的气氛总是沉闷的，结尾通常是悲哀的，文字相当朴素而生动。以这集子说，《王阿嫂的死》便是最能代表萧红的作风，跟后来写的《手》《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山下》《小城三月》等短篇只不过大同小异。
笔者对《广告副手》的看法竟与司马氏不同。这篇显然是自传性的短文，不但“为以后的散文集《商市街》弹起了前奏”[34]，而且是作者若干自传体小说和类似作品的先驱者。该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写法，故事的发展像电影一样，布景换来换去，从女主人公的内在思想与感情挪到男主人公的思想与感情；而最后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对年轻夫妇的反应和表现便让读者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复杂，同时也体会到爱情之易碎性。
《跋涉》出了不几日，立刻受到日军查禁，为了安全，他们只好将剩下的陆续销毁。过了不久，他们的一位朋友被日军逮捕，因此所有认识他俩的都非常担心。当时哈尔滨的政治情况日渐恶劣，到处都是日本奸细，人权毫无保障，成千上万的青年都向外逃，大部分加入抗日游击队和义勇军。这时他们的剧团虽在排练一个剧目，准备上演，但当局却百般刁难，硬要他们在伪满洲国成立的庆祝会上演出，这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之后，剧团的处境也因此更为艰困。这是他们剧团解散前的一个小插曲。
当时他们的社员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留下与日寇对抗，另一是设法逃亡。但大部分人都选择后者，所以他们也计划着逃亡。他们逃离哈尔滨的确切日期尚不可考，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于5月某日搭上去大连的火车[35]，然后经大连转乘日本货船“大连丸”到达山东的青岛[36]。从此萧红就再也没有回过她生长的家乡。
总之，萧红在哈尔滨待了大约六个年头。其间，她在哈尔滨亲眼看见日寇席卷整个东北，度过了艰苦潦倒的岁月。从好的方面想，她终于逃出专制独裁的家庭，至少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她结识了一些朋友，并且开始了写作生涯。但是为了这些，她曾付出了无数代价。以她个人的健康而言，那时期她身怀六甲，长期流浪，饥寒交迫，以及那阴魂不散的胃病[37]，更加上鸦片的戕害（如果她真如所传上了瘾的话），从此她的身体衰弱多病，从未复原。就她精神所受的折磨而论，更是惨不可言。她的初恋遭到始乱终弃的严重打击，后来在松花江畔独自奋斗的艰辛，加上她与脾气相当暴躁的萧军相处的一年半，无人能想象萧红那种内向、敏感和缺乏自信的弱女子竟能活那么久。虽然她终于熬下去了，但留下满身的病痛和满心的创伤。
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所过的共同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也有其快乐、轻松的一面，由萧红的《商市街》也能够看到一点；萧红朋友的回忆里也偶然有此类的叙述：
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杨范（萧红的同学）看到二萧（中略）。当时二萧以卖文为生，生活很艰苦，但从情绪上看，都很快乐。[38]
在这些年来的艰苦岁月中，萧红的心理产生了三种变化：一是强烈的女权思想的倾向；二是显著的自怜情绪；三是性情更加内向。不可否认萧红自己的性格是她那个时期或日后一切忧愁不幸的源泉。她和萧军的结合，对她那短暂的一生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萧红此后所受的大部分折磨和所享的大部分欢乐，如不是直接由萧军所造成的，也是受到萧军的影响。许广平曾说：“虽然萧红萧军日后分手，但他俩的认识却可算是‘天赐良缘’。”[39]笔者却认为这种说法仍有商榷的余地，这要留在以下章节中继续讨论。
注释
[1]萧红高小毕业后进入第一女子中学是公认之事，而确实年份却是个谜，每个人说法皆不同，有说：
1925年；见丁言昭：《鲁迅与萧红》，《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1辑，第45页。
1926年；见铁峰：《萧红传略》，《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4期，第269页。
1927年；见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萧军编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172页；陈隄：《萧红评传》，《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61页。
1928年；见丁言昭：《萧红的朋友和同学》，《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81页。
1929年；见骆宾基：《生死场，艰辛路》，《十月》1980年第1期，第219页（在1981年版的《萧红小传》第11页，骆氏将日期改成1927年）；丁言昭：《萧红年表》，《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1辑，第55页。
这个问题，还是肖凤、陈隄两位的考据才合理。据前者云，萧红自己在散文《镀金的学说》（笔者未见）里讲到，她十五岁小学毕业，因为父亲不允许她继续升学，她在家里住了一年，“整整死闷在家中三个季节”之后，于十六岁升学了，这一年该是1927年（见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陈氏则以萧红同学的回忆证实萧红是于1927年入学的：“1927年8月，萧红考入这个学校，被编入初中四班，和她同时考入并编在一个班的有沈玉贤。”（见陈隄：《萧红评传》，《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61页）
[2]丁言昭：《萧红的朋友和同学》，《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81页。
[3]［美］拉铁摩尔：《“满洲”，争斗的泉源》。（Owen Lattimore, 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New York,1932），第260页。
[4]萧红：《一条铁路的完成》，《萧红散文》，大时代书局1940年版，第77页（又见《萧红选集》，第47—48页）。本书中所有关于学生示威的资料，皆引自此文。
[5]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说这位老师姓曹，恐怕有误。
[6]陈隄：《萧红评传》，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64、65页，陈文有关萧红念中学的资料极为丰富，只可惜作者未注明来源，使得笔者不敢“照单全收”。
[7]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8]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指出关于张维祯去世年月有两个说法：一是1929年（铁峰），一是1930年（萧军）。其中无十分可靠的根据。
[9]石怀池：《论萧红》，《石怀池文学论文集》，上海耕耘出版社1945年版，第94页。石文为最早提到萧红与此人关系的文章：在石文中，李姓青年为一法学院学生。但在《萧红小传》第23页中，此人则被认为是女中老师。据张琳女士在《忆女作家萧红二三事》（原载于1942年5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第28页，后转收入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2页）一文中所云，东北作家舒群当面说萧红“受了哈尔滨法政大学的一个学生的骗弄，待她怀了孕，就把她抛弃了”（第71页）。
[10]孙陵：《萧红的错误婚姻》，《浮世小品》，台北正中书局1961年版，第33页。
[11]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12]景宋（许广平）：《回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13]萧红这段苦难日子的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而原先的小谜至今成为大谜。照肖凤、萧军、陈隄等人的解释，萧红离家回哈尔滨，过着非常潦倒的生活，既没钱，又没有愿意帮忙的亲友。后来军阀的儿子汪氏也到哈尔滨向她求婚，萧红则不得已而离开哈尔滨一个人到北京。不料汪氏又跟来逼她同居，而后两人又回到哈尔滨住进东兴顺旅馆，最后汪氏抛弃已怀了孕的萧红回他呼兰的家。
铁峰（《萧红传略》）与骆宾基（《生死场，艰辛路》）另有个说法，虽然两文中有出入，但还是大同小异。二位都说萧红在1931年（骆氏说是1930年）第一次到北平，跟她一路是大学刚毕业的李洁吾老师（骆氏只称他是“李姓青年”）。不久后，萧红一个人回到哈尔滨，第二年又回到北平去念书。这时她发现她那位“男人”已经有妻子。萧红因此又一次回到哈尔滨与未婚夫汪殿甲，住进东兴顺旅馆。有关此后二位下落的说法与其他作者的说法相同。
1981年初，萧军的女儿萧耘访问了早在1930年认识萧红的李洁吾先生；李氏于是发表了《萧红在北京的时候》一文（《哈尔滨文艺》1981年第6期，第51—58页）。李氏说明他在1929年已于北京念书，在1930年放假回哈尔滨时便认识了萧红，当年9月他回北京，此时，萧红已到北平在师大女附中读书（她是7月报到的），此后他们俩常见面，一直到第二年1月她才回东北。据李氏的回忆：“乃莹已回呼兰家乡，又听说她一回去，就被家里囚禁起来，因此患了神经病！”（第54页）；2月间，萧红又乘车往北平，又是李氏迎接招待，不到一个月，萧红的“未婚夫”汪氏来找萧红，数日后，两个人未经与朋友同学告辞便上车回东北。
可见李文将萧红在北平的日子叙述得很详细，不过与其他一手和二手资料有着一些令人摸不清的出入和矛盾，使读者感到这样仔细的回忆不知是否十分准确。
笔者之所以最后采用文中的说法有两个原因：一、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早在1946年写成；作者的有关萧红童年和哈尔滨及北平生活的资料大多是得自萧红本人当面的叙述（见本书第六章）。石怀池的《论萧红》、孙陵的《萧红的错误婚姻》及张琳的《忆女作家萧红二三事》，不但都是比较早的文章，也都具有较为可靠的根据（舒群的回忆等）。而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在内容和年份上都有着矛盾。二、照李洁吾本人的回忆，他与萧红的交往一向是很好的，在哈尔滨和北平的来往也很多，可是汪氏本人和与萧红成亲之事一直都是萧红的“眼中钉”，因此她愿意和汪氏同居（被“骗”与否是无关的）是很可疑的事。
总而言之，像萧红其他的谜一样，这问题还没完全解开，但是整个的事件对萧红生活之不幸的影响显然是公认的——她是第二次为男人所伤害，这更加重了她的挣扎心态与对“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抗。
[14]萧红：《初冬》，见《萧红选集》，第62页。
[15]此处所述萧红在哈尔滨的生活情况大都见诸孙陵著作中或是孙君当面告诉笔者的。张琳（《忆女作家萧红二三事》，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也说：“我私信她有鸦片的恶好。”
[16]张琳：《忆女作家萧红二三事》，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17]黄淑英讲述，萧耘整理：《二萧与裴馨园》，《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年第4辑，第81—86页。
[18]黄淑英讲述，萧耘整理：《二萧与裴馨园》，《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年第4辑，第83—84页。
[19]笔者于1980年8月间访问过两位作家。陈隄在《漫话写萧红》的第28页中说萧军的回忆才正确（根据没提），又说萧军送萧红到“道里地段街尽北头的日本赤十字会医院妇科，生了孩子后又把她送到旅馆”。这与黄文有点矛盾。肖凤的说法（《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2页）又不同：她于1979年9月访问舒群所得到的资料是“最先得到萧红落难消息的是舒群（原名李书堂，哈尔滨人，以‘黑人’为笔名）。（中略）他从《国际协报》《文艺》周刊编辑部听到这个消息之前，并不认识萧红，听说一个青年女子陷入了绝境，他见义勇为，决定立刻就去旅馆里探望”。看了萧红后，为了帮助她获得解放，便把情形转告一些朋友，而后老斐写好了介绍信派萧军去看萧红，结果他“带着萧红不辞而别了”（此根据萧军1979年5月的回忆）。
[20]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5页。资料来源有萧军访问记和他所著的《为了爱底缘故》一篇散文。
[21]萧军传记资料有《我的小传》《我的文学生涯简述》等，都收入《萧军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2]据黄淑英的回忆（《二萧与裴馨园》，《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年第4辑，第83页）：“只有我丈夫老斐是很看重三郎的。他认为三郎是个质朴的人，有才能的人，他不但请三郎帮他整理稿件，校对校样，最后《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就索性让三郎来选稿，编辑，代他去跑印刷厂，联系一切难于办理的事物。”
[23]关于“酡颜三郎”这日本味的名字的用法，见［美］葛浩文：《酡颜三郎文武考》，《中报月刊》第19期，第62—63页。
[24]参阅鲁迅在1935年7月16日给萧军、萧红，恭喜他俩同居三周年的信，见许广平编：《鲁迅书简》，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版，下册，第819页。萧红（悄吟）在1933年写的《弃儿》中，用小说方式描写有关此时的种种事情，见《大同报》（长春），1933年5月9日—17日，第五版。
[25]这段是萧红在她的《商市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7页）中所记。黄淑英对此事也有所交代：“……在悄吟从医院分娩回来后不久，忘记了为了一件什么事（中略）就与三郎争吵了起来。年青的三郎脾气是很火暴而执拗的，（中略）越吵越凶，就这样彼此伤了和气，第二天吧，三郎就带着悄吟离开了我们家。”（见黄淑英：《二萧与裴馨园》，《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2年第4辑，第85页）
[26]萧红的自传性作品《商市街》，第一章名字是《欧罗巴旅馆》，将他们的小房间与当时生活的小节描绘得又清楚又让人感动（见本书第四章）。以下有关1932年至1933年哈尔滨生活的资料，除另注明外，皆由《商市街》而来。
[27]萧军：《绿叶底故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7—8页。
[28]登在大同元年（1932年）11月13日的《哈尔滨公报》的广告说：
兹有友人酡颜君愿
担任家庭武术文学教授。
投函及面洽地点：
道里外国三道街（即商市街）
廿五号院内四号房。
介绍人老斐
（萧军：《绿叶底故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62页。）
[29]关于这个左翼文化人与地下党接头、集会的地方，“牵牛房”的活动与细节，见袁叶洁：《“牵牛房”忆旧》，《哈尔滨报》1980年8月3日，第三段；萧红：《商市街》数章；金伦（即金剑啸的女儿）：《“牵牛房”轶事》，《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88—89页。由萧军的回忆，“牵牛房”的主人是已故画家冯咏秋，见萧军编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据金伦的说法（第88页），冯咏（她用泳字）秋是“牵牛房”当时的同住主。
[30]《跋涉》这本选集虽寄给鲁迅了，但从此未再版。1947年萧军在哈尔滨所开的鲁迅文化出版社重印《第三代》一书的广告中，将《跋涉》列为即将出版的六本书之一。一直到1979年10月这本集子才第二次问世，是由黑龙江省文学艺术所印行，书后有此说明：
《跋涉》原书为三十二开本，毛边。这次复制，排印时除采用简体字外，正文均按照原书版式重排，不作任何更改。封面、扉页、出版预告、目录页（包括萧军手书题记）均照原书影印。共印五千部。
萧军在《手书题记》中云：“此书于1946年我再返哈尔滨时，偶于故书市中购得。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一帧宛在，伤问如之。萧军志，1966,3月27日于京都。”
[31]见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32]据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页）说：“他们还要扩大自己的阵地，于是他们又办起了一个名叫《夜哨》的刊物，这个刊名是萧军起的（中略）。由金剑啸、罗峰、舒群、白朗、萧红、萧军等人供稿，萧军集稿。”
[33]司马桑敦：《三郎悄吟的〈跋涉〉岁月》，《明报月刊》1981年第183期，第60页。
[34]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35]萧军：《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后记》第1页。
[36]萧军：《绿叶底故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前言》第4页。
[37]在《商市街》最后两章中，曾写到萧红得过胃病，去了好几趟诊所看病，最后在朋友家中休养了两周。此后她一直为胃病所苦。见萧红：《失眠的夜》，《七月》1937年第1期，第16页。又收入《萧红选集》，第120—123页。
[38]丁言昭：《萧红的朋友和同学》，《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82页。由白朗的回忆中又可得到同样的关于二萧在哈时快乐一面的提及；见《遥祭——纪念知友萧红》，刊于《文艺月报》（延安，期号不详；该文为1942年4月10日写的），第8—10页。
[39]景宋（许广平）：《追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