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让我们大跌眼镜。
我们将七床张玉芬婆婆的床头摇起来，只要她稍稍扭过头，就可以看见探视家属。窗外，她的老伴欧阳顺达老爷子在不停地敲打着窗子。他提醒她，他就在外面，他来看她。
张婆婆摇着头，被呼吸罩捂住的嘴支支吾吾的。她还看不见？我们又小心挪动呼吸机、氧气瓶，将床由竖着摆放变成横着放，同时把两边的窗帘拉得开开的，张婆婆的整个人全暴露在玻璃窗面前。谁知，她猛然一低头，没有被约束带绑住的左手极快地捂住脸。她的头摇得更厉害了。
一天一次的探视，她不接受！
我们愣住了。我们还没遇到过拒绝家人探视的患者。
ICU作为一个特殊的科室，不能让家属陪护，这对病人和家属而言，是除了疾病之外的另一层心理上的考验。在科室大门口的角落里，经常可以看到被子、手电筒、充电器、脸盆、毛巾和饭盒等。众多日用品撑起另一个生活场所。患者一天不转出，他们就等一天，两天不转出，就等两天。其实，我们留有家属的号码，为了保证联系的畅通，一般会留两位主要家属的。请医生会诊，做气管切开，做PICC等一系列非常规治疗方案，都会提前与家属沟通，不需要他们整日整夜守在门口。但是，从早到晚始终有家属等在ICU门口。似乎除了这儿，他们再无其他栖身之处。
科室的门每次打开，家属们都像潮水涌过来。他们迫不及待地告诉医生许多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重要的建议。明知这些信息建议与目前的救治完全不相干，甚至南辕北辙，我们还得耐心倾听，允许他们表达完。他们的焦虑恐惧需要一种释放的渠道。退潮后，一群人又陷入等待。亲人还有多长时间醒过来？意识能够恢复吗？脑内出血能止住吗？能配合治疗，最终能熬过去吗？这都在等待中。家属们只能在每天下午四点隔着玻璃窗探视。半小时的探视，显得尤为珍贵。四点钟不到，探视大门口就挤满了人。
对于清醒的病人而言，四点钟的探视不亚于他们的一次重生。尽管隔着玻璃窗，看见亲人的脸就是通向外面世界的通行证。借着这通行证，他们可以从病魔的控制下暂且脱身，他们不再叫二床三床，他们叫强子，叫志强，叫强伢。他的名字在亲人的呼唤里一次一次得到强化，给他注入与病魔抗争的力量。
在整个治疗进程中，探视工作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尽可能安抚家属的情绪，字斟句酌地告知病情。
眼前这位张婆婆，刚送过来时，她只能艰难地抽气，她的肺部像漏洞百出的风箱，呼呼作响。每一次呼吸，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她要坐起来，但很快又躺下去，过一会，又要坐起来。她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怎样才能舒服一些。惨白的脸上沁着汗珠，她的皮肤好像湿的白纸一般脆，一拉就要破。
她的左手竭力往上抬，我不明白她要干什么，还帮着抬了抬。她抬起来的手伸向脸部，用力向下扯氧气罩。她没学会配合呼吸罩呼吸，憋得非常难受，她要把罩子拉下来。我赶紧拉住她的手。
整个上午，七床床头监护仪上的数字反复出现异样。一会儿氧饱和掉下来，掉到七十几，六十几，一会儿心率达到每分钟一百二十几。
与其看着她这样折腾自己，倒不如让她骂我们一顿。骂了，也许她就安静了。我走到她身边，说道，你不舒服，你就骂我们吧。她蜷成一团，摇头。
我们挨的骂够多了。骂我们是杀人犯，骂我们该千刀万剐。你们是什么医生，不给老子吃，不给老子喝，不让我儿子来看我。老子要出去，老子爬都要爬出去。前段时间，有位老爷子就是这样骂我们的。是啊，我们不让人家吃，不让人家喝，还将他与亲人隔开，我们不是杀人犯又是什么呢？我们苦笑着，听他骂。张婆婆不骂人，她无声地抗争，她拉管子，她拉呼吸罩。她像一只受伤的刺猬，到处是伤口，到处是荆棘，她的身体已装不住她，她要挣脱，她要到哪里去呢？护士长只好派两个护士一左一右看住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四点钟的探视。老爷子的安慰，会让婆婆的情绪稳定一些吧。
谁知，是这个“我就是不见”的局面。
张婆婆患尿毒症八年。八年间，每一个星期都要做两到三次间断透析。
一个星期两到三次透析，那谁陪着做。我问老爷子。
我。
您行吗？
我能行。
您子女呢？
都在外地上班。
那您方便吗？
习惯了，没事。我们早上坐5路车到医院来，做完后，再坐5路车回去。那种透析比你们科室里做的这种持续透析要简单一些。
走到拐角处，老爷子又回头看了一眼，窗帘已关得严严实实的了。他说，医生，求你一件事。
您说。
你等会进去，就告诉我老婆婆，说过两天二儿子从济南出差路过孝感，来看她。
您家老二要回来看她？
不是，不是。老爷子赶紧打断我的话。不能这样说，要说出差路过顺便来看她。
这？
如果说特意回来看她，她就会胡思乱想，认为自己快不行了，孩子们急着赶回来见最后一面。老婆子一生刚强，要面子。老爷子说到这里，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拿这老太婆可真是没有办法。探视走廊里，别的家属都扑在玻璃窗上，热切地望着亲人。只有他，像个被人遗弃的小孩子，没人认领。他的老婆子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了，仍旧要面子，不肯给他看见乱糟糟的样子。
第二天的探视，张玉芬婆婆还是“我就是不见”。第三天，她的病情有所缓解，摘除了呼吸罩，整个面色不再死灰一样，她能安安静静地躺着，监护仪上的数字也保持在正常值。如果继续好转，有望明天转到普通病房。快到四点钟了，我们将她床头的窗帘拉开，她没有像前两天那样摇头反对。
要不，让老爷子进来和你说会话？
好。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她抬起右手，试图把头发挽起来。她的手抖抖的，使不上力。小玉赶紧上前帮忙。进科室时，我们曾暗暗惊叹她的气质。铁锈红的格子棉衬衫，灰色的棉布裤，一副金边眼镜，挽着发髻。扣子，扣子。七床婆婆小声叫起来，这位大学退休教师要扣紧胸前的两粒扣子。
家属当然不能随便进病房，可是看见欧阳顺达老爷子吃了两天的闭门羹，我们觉得心疼。他眼圈微红，说话时却一直带着笑意。她啊，是这样的，倔。他担心我们责怪七床不可理喻，为她找理由开脱。
你乖啊，争口气，过了今天晚上，我们明天就转出去啊。老爷子俯在床前，轻言细语地说。
晓得，晓得。老太婆很不耐烦。
你争口气，争口气。他走了几步远，又转过身来叮嘱她。
她微侧着头，右手抬起来，向外一摆，意思是你这老头子可真啰嗦，快走吧，快走。等老爷子转过身再叮嘱时，她的手向内招了招。老爷子赶紧三步并成两步，并到她床前。
你不来了？老婆婆噘着嘴巴问他。
来，来。老爷子笑眯眯地点头。
老婆婆嘴巴还是噘得高高的，她眼睛半眯着，望着他。从老爷子进科室的那一刻，这个老婆婆就不见了，代替她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女孩子生了病，父亲觍着脸哄她，可以不上学啦，可以买新布娃娃呀，可以想有什么就有什么呀。
你不来了？她又问了一句。
我来，我来。老爷子身子向前探了一步，轻轻地拍她的后背。
那我要吃话梅。
话梅？
就是。
医生，能不能吃话梅？老爷子急切地转过头来问我们。
甜的吗？甜的不能，她的血糖还蛮高。
不甜，不甜。我们买的是咸的，她嘴里乏味。她平时都是吃咸的话梅。
那就少吃一点。
不多，不多，就给她带两颗。他又对婆婆说，听到没，只能吃两颗。
好。婆婆的嘴巴终于不翘了。她咧开嘴，顽皮地笑了笑。
你要听话，争口气，明天我们就回家。老爷子又念紧箍咒。
晓得啦。这一次，老婆婆的手势很明确，是挥，让这饶舌人快走。
过了近一分钟，有急促的步子跑过来。我们一看，又是那个老爷子。
你是忍一会等我送米汤来时一起带过来，还是现在就想吃？
老婆婆噘着嘴巴，想了想，说现在。
好，好，现在，现在，你等着啊，等着。老爷子趔趄着小跑出去。快转弯时，他回过头，冲着我们，也冲着老婆婆，他竖起大食指和中指，打了个胜利的手势。
整个科室哄堂大笑。从老婆婆噘嘴巴起，从老爷子说你乖啊起，我们就偷偷地笑。现在，老爷子竖起胜利的手指让我们再也憋不住了。笑了之后，我们的眼里开始有泪水打转。
如果有一天，我们81岁了，不幸被病魔逮住，希望仍能够为另一个人“对镜贴花黄”。那个人，83岁，他说，你听话，乖，争口气，明天我们就回家。
补记：
下班前，护士长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强调我们这两天与刘军兰家属打交道时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家属问起病情，就只说病情，与病情无关的任何话都不能提。关于“脑死亡”的概念，家属不问，我们也不要说。
第二：不要特意表现出对家属的关心和热情。对其他家属可以，但这两天对刘军兰家不可以。
说到第二点，护士长看了我一眼，补充上一句：特别是周老师，我理解你想多陪家属说会话，但刘军兰家比较特殊，一旦我们说错话，就会给我们造成大麻烦，我们得保护好自己。
护士长的话引起大家的不满，这无中生有的事，怎么弄得像个真的。
护士长说，我们多理解一下家属吧，他们这样想，也情有可原。我们要尽量做到让他们满意。
今天下班时，我第一次没有从科室正门出去，刘军兰的母亲和大哥就坐在门口。他们严峻的眼神扫过每个从科室走出来的人：哪一个要将刘军兰的眼角膜、肝摘取下来。
我走另一个侧门，回家后，我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打给胡。我去红十字会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好不好？
你疯了，神经病。胡骂了一句，电话挂了。
过一会，他打电话过来：找没有找扣子的班主任，谈她近期表现？我说还没。上个月的物业管理费交了没？我说还没。胡恼了，大吼：这些事都没做，你在那发什么神经。
我不反驳。被骂习惯了。理性的他最憎恨我的神经病。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妇女不好好做家务带孩子，谈什么器官捐献，神经病。
电话挂了不到半分钟，他电话又追过来：不准给扣子说你那神经事。晦气。
第二个打给死党。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就把眼角膜啦肝啦肾啦捐献出来，或者把整个遗体捐献给医学院。
呸，住嘴。死党怒喝。
我是说等我有一天死了。
住嘴。
死了就死了，一无所用，捐出来还有点用。
你不要让我心里有阴影，好不好。活得好好的，谈什么死不死，晦气。你要给我活得活蹦乱跳的。死党恼怒地挂掉电话。我们是死党，平日谈论话题没边界没底线。性、夫妻关系都谈。现在，我们不能谈死。
那就不谈吧。第三个电话，原本想壮着胆给父亲打，打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