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联合庸、羌、蜀、微等多方诸侯，伐纣灭商，建立了周朝。武王完成了武功，而文治则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其子成王年幼立，周公旦摄政。周公虽不乏征伐之功，如平定管、蔡之乱，但是他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制礼作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周代典章制度，由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礼乐文化的盛世。这个盛世是以武王建国为起点的，历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共和、宣、幽诸王，而以犬戎攻破镐京止，史称西周。在西周350余年的时间里，书法艺术作为礼乐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充分体现了西周书写者们对于秩序理想的建构。西周的书法以铸于礼器之上的金文为代表，种类纯一而蕴涵无尽。西周甲骨文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等地有所发现，虽然自具特色，但气象不大，时代又略早，可以视为殷商甲骨的余绪。
线条的纯化与结构的秩序化
随着西周典章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邦疆天下也经历了一番疆理。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诗经·北山》）。西周是一个由农业文明的始祖后稷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土地制度采用了“井田制”。井田是九州的缩影，在抽象的观念中就是“九宫”，这是西周礼乐文化的基础。于是，井然有序的秩序理想便制度化、观念化，并且贯彻于西周礼乐文化的各个层面。
西周金文所表现的秩序化进程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知道，早期的西周金文在字形的形态、线条的意味、书写的行款上都保留了商代晚期铭文的特征。但是渐渐地，在上述的几个方面却都呈现出西周金文特有的风范，最终使得西周书法独具的品性凸显出来。
西周金文首先是在书写的行款上进行了调整，把商代甲骨金文所开创的有行无列的书写规则纳入到有行有列，并在井然有序的框架里面加以规约。就目前所见，作于康王时期的《庚赢卣铭》和著名的《大盂鼎铭》在行款上已显现出严格的行列秩序了。
行列有序的行款把每一个个体的文字纳入到规范中来，每一个字形不再是自由随意的，长短阔狭都限制在给定的相同的空间里，外形便趋向圆融整洁，以至后来的方正整饬。字形外部的规约完成之后，再进一步转向内在秩序的调整建构。
西周金文内部的秩序建构是从两方面同时进行的，那就是线条的纯化与空间的秩序化。商代金文的构成元素中包含着的平涂填实结构，为典型的西周金文所扬弃，即使同是线性的线条，在商周两代的金文中也迥然有别。商金文中的线质是有明显粗细变化的，或丰中锐末，或重起轻收，并且在一字之中线条也常常有明显的主次轻重之别。西周金文线条的纯化过程，首先是扬弃商金文的块面结构，使之纯化、线条化，然后再将一笔一字以至一篇的线条匀圆一如，纯净洗练。这个过程是逐渐完成的，西周早期的金文在线质上还保留着许多商代金文特有的痕迹，但是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旧有的痕迹被逐渐刊落。到西周中期，穆、恭王之际的作品如《录伯钱簋铭》、《师酉簋铭》已经完全是这种纯化了的线条构成了。线条的纯化在书法的技法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笔法炼历；在本质精神上完成了由外部形态的多变转向内在节奏的自省；在表现形式上完成了由雕凿刻画转向周流匀畅的书写。这种书写性不是率意的，而是要求高度的技法规范，不是僵直生硬，而是绵劲畅达。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金文内部空间的秩序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金文单字被纳入到行列有序的行款框架之中，字的内部结构也以正交的框架为参照而建构，纵横排叠的分割，使内部的空间均衡有序。其二，线条的纯化增强了对于结构空间的塑造。西周金文除了独体结构、包围结构外，还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的组合，作了一番整体的炼化，阴阳消长，屈伸互藏，协调有机，浑然一体。这种结构不是各偏旁的简单并置、堆叠，也不是刀尺裁度出来的几何图案，而是充满了生命情味的有机体。这样的有机结构是西周以前的书法所不备具的，其后的小篆的偏旁组合更是难以为继了。
西周金文的分期与书风演变
为了叙述的方便，西周的书法分期通常与西周的历史分期相一致，分为早、中、晚三期，即：
过渡期：武、成、康、昭
鼎盛期：穆、恭、懿、孝
衰微期：夷、厉、（共和）宣、幽
过渡期
过渡期的作品，是在沿袭商代金文风格的基础上起步的，然后逐渐地摆脱商文化的影响向着自身秩序化的目标进行。武王、成王之世，建国惟初，金文书法因袭旧式，还看不出太多的自觉之迹。在章法上依然是有行无列，因此字形大小不居，如《庚姬卣器铭》。在笔致上时有填实的肥笔以及线条首尾粗细的变化。殷商旧族作器，仍然在铭文之后保留族徽标识。如成王时期的《斐鼎器铭》、《复尊器铭》等。武王时期有《利簋器铭》、《天亡簋器铭》等。《利簋器铭》在史料上极为珍贵，第一次明确记录了武王征商的时间，在书法上也显示出一种博大的气象。略显平实笨拙的线条弱化了线与面、粗与细的对比。虽然这种作风并不那么自觉，但是从一开始就已预示了西周书法将来独具的品性。
《保卣器盖铭》的章法微有变化，铭中“遘”字在二铭中其一处于五行之末，其一置于六行之首，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书写者对于书法的脉络相循与“一动万随”的微妙调整。殷商金文通常是器盖一以铭，一以族徽标识，二者分立有别，西周器盖同铭以此为开端，同铭而微有调整，章法行气的玄机于此等处泄露不少。
康昭之世，以重器《大盂鼎》为发端，开始了西周书法的秩序建构。《大盂鼎铭》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鸿篇巨制，格局体量上的宏大显示出泱泱大国的气度。在章法上可以看出书写者非常理性的排布，行列有序，严密妥帖。此后的作品虽然也有沿袭有行无列者，但自《大孟鼎铭》所创立的有行有列的书写格式便很快成为风气推广开来。《大盂鼎铭》的线质仍然古拙方硬，保留着一定程度的旧迹，结构却较以前的作品平正端严了。
到昭王时期的《召卣器铭》，线条已经很圆劲匀畅，无论笔法、结构、章法都很接近西周书法的典型。
鼎盛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穆王时期的《录伯钱簋》为最初的代表，其时佳作迭出，如《师酉簋器铭》、《师奎父鼎铭》、《九年卫鼎铭》。至恭王时期的《磐盘铭》，西周金文书法的典型已经确立。其线条的纯化与结构的秩序都已达到了很高的境地，线质圆润，结构匀称，气息纯净。铭文的最后一行较其他行多出五字，略显拥挤，是其不足。
与《牖盘铭》同出而年代稍晚的，如《疒兴钟铭》、《疒兴簋铭》在结构上已较《牖盘铭》更加严格地纳入规范。纵横的平行线成为主导，尤其是《疒兴簋铭》，其排叠平行的正交结构已经为晚期的《颂鼎铭》、《颂壶铭》开了先路。这个时期的大小《克鼎铭》也是西周金文的经典之作。《大克鼎铭》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早为金石书法家吴大澂《客心斋集古录》所著录。这件作品清晰地保留着为了规范行列所画的方形界格，文字就书写在画好的方格之内。《大盂鼎铭》的时代，行列的规范还是含蓄的，它只让人们感觉得到。到《大克鼎铭》时，行列的规范就已经是显在的了，是要让人们能够看得到。鼎盛时期的金文书法，是一个树立典型的时期。佳作如林，而风格纯一。虽各器之间，存在小异，但不失大同气派。要之，典正雍容，纯淳娴雅，是这一时期所追求的目标。
衰微期
就像西周早期当国运蒸蒸日上之际，其书法还有待一定时日的过渡才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范式一样，西周晚期的书法也不是断然衰落的，鼎盛时期已经开创出来的典型及成熟的技术积累，使西周晚期的书写者们得以不太费力地悠游于创作之中。就连那位以暴厉著称的周厉王，在他自名的《害夫簋》、《害夫钟》二器的书法中，还能不折不扣地传达鼎盛时期的那种雅正的气息。尽管如此，晚期的书法还是潜含着有别于既往的新元素，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书法显现出独特的样态。这新的元素概括起来有二：一为变，二为衰。变是对于略显单纯的中期书法的反叛；衰则是与地方诸侯势力的扩张而王朝衰落相表里。变在厉王时代就开始了；衰的因素则是潜伏的，在宣王中兴之后便突然爆发。
其实这时期的书法并不缺少伟大的作品。《散氏盘》、《颂家族诸器》、《虢季子白盘》、《毛公鼎》、《速盘》等器之铭文都是西周金文书法的伟制。它们彼此的风格差异很大，个性鲜明，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散氏盘》为厉王时器，这是一件在整个商周金文中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奇品。在一个整体上近于正方形的空间中，再分割出更小的正方形空间。这就一下子与其他铭文的纵长空间不同了。纵长的字形总是偏于隽秀，而《散氏盘》的字形尤为宽博古拙。《散氏盘铭》纵行横列各占十九，与棋盘的路数一样，300多个生动鲜活的字便在这正方形的空间里布开了一个管领提挈、回环照应、纵横争折、战斗厮杀的矩阵。
这一组颂器最后一次把西周金文的匀整谨严的秩序推向了极致，而《虢季子白盘》则是在章法上开拓出一种空阔朗畅的意境。《毛公鼎》是迄今发现的铭文最长的重器，铭文497字，与《散氏盘》不同，字势纵向舒展，结构端严中不乏生气，线质圆润挺健，是宣王中兴映射出的一个泱泱大邦最后绚烂的光芒。
在厉王时期诸器中，《超鼎》算不得是很特出的一件，但铭文中有“史留受王命书”的一句话值得注意，学者们认为这里的“史留”即是在宣王时曾作《史籀篇》的太史籀。由此我们可以确信，西周时期就已经做过文字的规范化工作，并编撰过像《史籀篇》一类的字书范本了。
西周晚期书法之变，不仅存于风格上，而且还存于制度上。西周作器大都与王的赏赐铭功有关。而西周晚期诸侯自作之器开始出现，相反与周王有关的铜器，在幽王之世锐减。诸侯作器，作风也不尽遵宗周典型，如《楚大林钟》、《楚公逆铸》、《鲁伯大父簋》、《邾讨鼎》、《苏浦人匝》等，则变寓于其中，衰也寓于其中。
西周甲骨书法及其他
西周甲骨文自1954年在山西洪赵坊堆村发现以来，陆续在西安张家坡周代遗址、北京昌平白浮村有所发现，但由于数量甚少，未能引起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重视。1977年，陕西周原考古队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掘周代建筑基址时，发现了16700余片卜甲，1979年再一次发掘出400余片甲骨，清理后发现有字的290余片。每片面积都很小，上面的刻字也小如粟米。这批甲骨出于周文化的发祥地周原，又称周原甲骨。
周原卜辞的体例与殷墟各期卜辞的体例都不相同，这表明商周都用占卜，但各有其自然的文化特点。周原甲骨的时代上限早到先周文王之时，下限则可到成王时代。
周原卜辞由于文字奇小，故被称为“微雕书法”。这种书法可能本来就是“以神遇不以目视”的，契刻者如庖丁解牛一样，“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在一派神行中沟通了天人，使契刻以及契刻出来的文字包含了某种神秘色彩。
周原卜辞的行款是多变随意的，据此我们很难想像周人竟能在金文之中建立起高度的秩序。与殷墟甲骨以纵势为主导的字形不同，周原甲骨字势要宽博得多，前者以直线为主，后者以曲线为主，某些字形的随势而生，让我们联想到《散氏盘铭》所具有的味道。由于周原甲骨是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下完成的，正是因为字形特别的小，容不得任何局部的雕饰与刻画，一任自然流出，使西周甲骨书法表现出少有的天真消散。
西周也有少量的墨迹出现，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书写状态，提供了直接的参证。目前发现的墨迹是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和洛阳北窑西周墓所出，字数不多，比如洛阳北窑出土的墨迹是几件戈铭，书写在随葬的铅质冥器上。书写放松随意，笔致也不像铜器铭文中的圆正，起笔微侧，并且提示出点画之间的往来之迹。
墨迹总是能够把挥运之时的时间流程凝固于空间，使时间与空间合一。范铸的铭文毕竟是经过二次或多次加工才得以完成的。西周的铭文反映的是人们对于理想样态的追求，而墨迹反映的则是真实笔迹的流露。铭文是树立起来的一种规范，是书写定格在某个时间段上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样态，墨迹则是在这种规范基础上的率性发挥，这种发挥造成了对于潜在规范样式的偏离甚至反叛，是推动书体变革发展的内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