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地下党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阴谋打击中伤周恩来同志，向川东地下党开刀。
江青诬陷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多”。由此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许多原川东地下党的同志受到残酷迫害，造成了严重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逐步解决。但是作为一门党史科学，有关川东地下党一些历史真相、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尚待进一步澄清和探讨。本文打算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意在抛砖引玉，请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指教。
一
川东地下党这个概念是历史形成的。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两度设立属于四川省委领导的川东特委。当时的情况大致是，省委在重庆时，设立川西特委，驻成都；省委在成都时，则设立川东特委，驻重庆，分别领导川西和川东大片地区党的工作。
抗战以后，四川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不久，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分成了川康和川东两个部分。在重庆先后三度成立了川东特（临）委，即1938年11月—1943年9月的川东特委（1939年9月，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调回南方局……川书特委撤销，曾分别成立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抗战胜利前亦撤销）
1947年10月—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这三届特（临）委和一度设立的上、下川东特委均直属党的中央局（先后是南方局和上海局）领导。通常习惯上所说的川东地下党，就是指的抗日战争以后重建起来一直到解放为止的川东地区党组织，它与四川其他地区党组织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和工作联系，但又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系统。
抗战以后重建的川东地下党，一直到整个的解放战争时期，就其组织和活动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从1937年10月—1939年的党组织的重建和大发展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和敌人的反复破坏，到1935年夏，全川的各级党组织已全部损失干净，只留下极少数党员在与党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个别的斗争。川东地区的党组织是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首先从重庆开始。1937年10月，经在成都新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恢复了漆鲁鱼等的组织关系，并以漆鲁鱼为书记，成立了重庆市工委。1938年6月，成立重庆市委，由省工委副书记廖志高任书记。市工委和市委的工作范围实际已包括川东其他一部分地区。1938年11月，在重庆市委的基础上成立了川东特委，统一领导川东地区党组织。起初，特委并兼重庆市委。
1938-1939年，党的组织大发展；1940年还在一些空白地区继续发展党员，先后发展党员约3000多人。川东特委所属，除重庆市委外，还有北碚、万云、泸州。
梁山、巴县、南充（从川康特委划入）宜宾（后划归川康特委）等中心县委，相当于中心县委的五县（涪陵、长寿、忠县、丰都、石柱）工委，以及40多个县（区）委（县特支）在许多重要的行业、部门和单位也都建立了党的基层支部……
川东党组织的重建，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事业在川东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1940年至抗战胜利前夕的巩固党的组织，实行“隐蔽精干”的方针1939年以后，国民党逐步加强反共措施，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国统区环境日益恶化，而川东地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迅速大量发展的组织，人员比较暴露，组织不够巩固。当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随后，毛泽东提出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的方针。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川东各级党组织从1940年起，工作重点逐步转变……着重于巩固党的组织，贯彻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现这一转变。主要有：在思想上，加强党内教育，划清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
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界限，以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同时加强气节、纪律和秘密工作的教育；在组织上，停止发展党员，撤离暴露了的党员，暂时切断有暴露危险而又未能撤离的党员的组织联系，逐级审查干部，清洗极少数内奸和动摇投机分子，建立平行组织，实行单线联系，党员转地不转党（党的关系）在作风上，要求干部、党员彻底转变“救亡作风”，严格实现“三化”（社会化、合法化、职业化）在工作任务上，停止组织大观模的群众运动，扎扎实实地做好“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等等。
这些措施的严格实行，从表面上看，是党的组织缩小（1942年以后，各级党的委员会大都逐渐撤销，实行单线联系）党员数量减少（除去撤离的和丢掉关系的……到后来川东保存在本地区的党员不过占原发展至最高数的10%左右）抗战初期党领导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转为普遍的沉寂，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从高潮退到低潮。但从根本上讲，由于隐蔽方针的贯彻，党的织织得到巩固，党员干部经受了锻炼，党的各级主要领导骨干得以保全，党在国统区、在大后方扎下了根，站住了脚。
（三）抗战胜利后的民主运动大发展，农民运动大发展，党的组织大发展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以1945年初的重庆“胡世合运动”为起点，重新发展起来。抗战胜利后，围绕着内战与和平、独裁与民主的斗争，重庆地区各阶层广泛参加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旧政协前后的民主运动，影响波及全国。1946年4月，在重庆成立了公开的四川省委，同时成立了新的地下市委。并着手清理失散党员的关系，在长期培养和不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1947年2月，国民党封闭并驱逐我党在国统区的最后几处公开代表机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回延安，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决裂。194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建立川东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
川东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组织城市支援农村，发动小型游击战争，策应解放战争主战场的斗争。川东临委成立后，川东地区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除重庆市委外，在上、下川东和上、下川南成立了四个地工委，在57个县（包括黔北部分地区）发展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开辟了一大批农村工作据点，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农民运动，发动了“三抗”（抗丁、抗租、抗税）斗争，掌握了一批“两面政权”和武装力量。在新的形势下，川东党的组织和活动再次得到空前大发展。
（四）1948年因“《挺进报》事件”和上、下川东起义失败造成的大破坏这是互相关联的、影响川东全局的两件大事。
《挺进报》是《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市委创办的地下刊物，在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中产生过巨大影响。1948年春，根据川东临委决定，改变《挺进报》的发行方针，从以对内发行为主转为以“政策攻心”为主，主要寄给敌方大小头目，对敌人造成很大的震动与刺激。敌人调集力量加强对我地下组织的破坏工作。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叛变，出卖了大批党的组织和同志，致使重庆市内、上、下川东，以及川康、宁沪10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大部分牺牲，损失奇重。
与此同时，川东临委先后于1948年初至9月在奉（节）大（宁）巫（山）梁（山）大（竹）达（县）和华蓥山地区发动的三次武装起义亦遭失败，临委书记王璞……委员彭咏梧，以及一批重要干部和赤色群众牺牲。党在这些地区长期经营的一批“据点”、“两面政权”和游击根据地基本丢失。
川东地下党经受了这两次严重挫折的严峻考验，绝大多数川东地下党人在战场上……在法庭上、在刑场上，面对死亡，英勇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烈士们在狱中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业绩，正是川东地下党人忠于革命理想……坚持革命气节的一个集中表现。而幸存者们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总结经验，聚集力量，在敌人魔掌缝隙里坚持战斗，把遭受破坏的党组织迅速清理恢复起来，把红旗撑持到胜利。
（五）大破坏后的清理恢复和贯彻“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
当刘、冉叛变和上、下川东起义失败造成的破坏还在继续，川东各级党组织保存下来的负责人即分别积极清理组织，与上级取得联系。到1948年底，大部分遭受破坏地区的组织已不同程度地得到恢复，并和在香港的上海局领导同志接上了关系。上海局决定，以萧泽宽、邓照明为正副书记，再建川东特委，并根据当时全国胜利的形势，确定川东党的主要任务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工作重点再由农村转到城市。
按照新的任务的工作方针，川东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和策反工作，发动护厂护校、保护城市的斗争。1949年春，利用“战犯求和”的时机，地下党还在重庆领导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四二一”学生运动，暴露和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到临解放的最后决战时刻，川东地下党表现出自己的战斗力，为川东和山城重庆的解放作出了贡献。这时全川东约有党员万余人（大部分在农村，主要集中在少数县）
至此，川东地下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足以说明，川东地下党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英勇奋斗，屡仆屡起，在许多重要的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有过挫折，有过失误……也有不足之处，但这都不能抹杀它的光辉。
二
在川东地下党的历史上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我们党早已领导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现在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是为了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使光荣的川东地下党的斗争历史成为教育后来人的生动的科学教材。
这里要提出讨论的几个问题是：
（一）抗战初期，党的组织大发展中，是否存在王明路线的影响
一种意见认为，1938年川东党的组织大发展中，存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规定指标，限定时间，许多地方降低了党员标准。笔者以为……这一论断值得商榷。
抗战初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大量发展党员，是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既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也具备了主客观条件的可能，是完全正确的。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民族革命的新高潮，由于党的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与党的影响与威信的扩大与提高，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这给了我们发展党以极端有利的条件。”“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为此，中央作出了10条规定来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中央还指出，当时在发展党员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关门主义，阻碍党的发展的一种错误认识是把发展统一战线与发展党的组织对立起来，忽视甚至取消党的发展；在发展工作中要严防坏人混入，但不能妨碍党的大量发展。怎么才叫“大量发展”呢？中央决议当然不能规定具体指标，但却指明了要“十百倍的发展党员”，说明是有一定数量要求的。
中央的指示完全符合川东地区的实际，川东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在1938年、1939年把大量发展党员当做主要任务。从1938年初的几十名党员，到当年10月川东特委成立前，重庆市委所属党员已发展到800多人；1939年初，川东特委所属党员1500多人；1939年一年又发展1100多人；1940年在空白地区继续发展了四五百人，先后共发展了3000多名党员。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大发展，对以后党的事业的发展，关系十分重大。
党员数量的迅猛发展，是否就降低了党员的标准呢？从总的来看，应该肯定这一时期发展的党员质量是好的。这是因为有三个主要的因素：1）有一批好的骨干作基础。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来，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锻炼成长了一批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包括一些与党恢复了联系的老党员，作为最初恢复建党的基础和各级组织的主要骨干。这支骨干队伍是比较坚强有力的。2）大发展中的党员，基本都具备几个条件，即都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拥护党的纲领和路线，入党前后接受了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因此大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基本符合党员条件。3）严格履行了入党手续，都是经过审查，上级批准，个别吸收入党的；而且，这时虽是国共合作，但川东党仍处于地下状态，加入共产党冒有很大风险，需要具备牺牲精神，一般少有投机、“拉夫”和运动式突击发展等现象，发展党员的质量有一定的保证。
至于说在这一时期发展党员工作中曾一度硬性规定指标，限期完成，这种做法确实存在，并且显然是不妥当的。但这不是主流，也不能说这就是王明路线的影响……抗战初期，王明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切经过统一战期”、“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把抗战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这与在执行大量发展党员正确方针中具体工作上的某些缺点错误，不能混为一谈，在川东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中，还看不出有什么右倾投降路线的迹象。至于把抗战初期四川党的整个工作都说成是在投降路线指导之下这种极端的说法，就更加毋庸置辩了。
（二）在贯彻隐蔽方针中，川东地下党是否存在“消极隐蔽”的问题
这曾经是一种比较正式的看法。1944年，党在少数领导干部中提出了批评。1947年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皖南事变”以后，川东（也包括川康）地下党实行的是“消极隐蔽”，存在一个“消极隐蔽”的时期。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涉及到对这一时期川东地下党工作的估价，更主要的是涉及到对“隐蔽方针”的理解。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情况下，根据当时的总形势和历史经验制定的，是党在国统区的一项根本性的方针。
这项方针的制定与实行，是党在国统区工作臻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隐蔽、埋伏是一种斗争形式，而且是当时当地唯一正确的斗争形式。隐蔽期间的任务就是“三勤”。目的是保存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一项方针本身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认真搞好了“三勤”，就是正确地执行了这一方针，而不是什么“消极隐蔽”。在当时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退到低潮的情况下，一般不允许也不需要开展更多的群众性的斗争，否则很容易造成暴露和破坏。共产党员的炽热的心只能凝结在隐蔽埋伏上。
川东地下党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从而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保全了党的领导机关，保存了各级主要骨干，积蓄了革命力量。抗战时期，川东地区党组织在贯彻执行隐蔽方针以后，除个别地方外，基本没有发生重大破坏事件。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成就。10年内战期间，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只凭少数人主观热情，不顾客观条件，蛮干硬拼，结果使白区党组织基本损失干净，川东地区党组织也完全丢光。两相对比，适足见实行这一方针的正确与必要……
与此同时，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在重庆和川东地区也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例如，开展革命文化、文艺运动，进行“据点”建设，着手发展农村“两面政权”，等等。这些活动都是在合法的掩护，隐蔽的形式下进行，起到了占领阵地……扩大影响，积蓄力量的作用，但群众性的斗争仍无从展开，因为时机未到，条件不成熟。
到194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在豫湘桂前线大溃退，后方经济混乱，特务横行，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对之十分不满；我解放区已粉碎日寇扫荡和蒋军包围封锁，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新的形势需要和可能在大后方适当转换斗争形式，发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因此，1945年初在重庆爆发了“胡世合运动”。这一运动成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新起点。当时，为适应新的情况，转换斗争形式，在干部的认识上和习惯上都有一个转变，正像过去贯彻隐蔽方针也有一个转变过程一样。需要作干部的思想工作，但不能因此把前一段的隐蔽待机归之为“消极隐蔽”。如果真存在一种“消极隐蔽”的话，那么什么才是“积极隐蔽”呢？是不是既要隐蔽，又要发动群众斗争；既要埋伏，又要不断地活动，这样才是“积极隐蔽”呢？果真如此，则隐蔽精干、长期埋伏就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因此，不存在“消极隐蔽”的问题。批判“消极隐蔽”，必然容易导致批判隐蔽方针本身，这既不符合中央制定这一方针的本意，也不符合川东地区的实际。至于某些个人在隐蔽中消极畏缩，信念动摇，不接受组织分配的任务，以致脱离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本篇议论之列。
实行隐蔽方针和进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也是有得有失，付出了代价。例如，当时切断的党员关系比较多，党的组织力量遭到很大程度的削弱，这对组织、对同志都是损失。但这在当时十分紧迫的情况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事情，不是什么消极隐蔽。
（三）1948年大破坏中的经验教训
1948年川东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挺进报》的斗争，自有其积极的意义。《挺进报》的发行，教育和鼓舞了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多处发动的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搅乱了敌人后方，牵制了敌人一定的兵力，从侧面策应了解放战争主战场的斗争。在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斗争中，锻炼了干部，一批干部在斗争中学会了斗争；特别是众多牺牲的先烈们所表现的光辉品质，教育了无数后来人，成为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为人们所传颂。
但是1948年的大破坏和起义失败所造成的多方面的严重损失，从当时的指导思想……斗争策略来总结，应该承认有着重大的失误。
最主要的是川东临委领导思想上，对当时全国和川东地区形势的估计，以及战略目标的确定，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当时，全国解放战争虽已发生根本转折，但在川东地区仍处于敌强我弱的严重局面，川东地区的解放，必须有待解放大军的到来。临委主要领导正是对这一根本点缺乏足够的估计，因而力图在川东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打出一个新解放区，实行自我解放。这就离开了当时的实际，因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冒进的决定。
在城市工作上，违背了隐蔽的原则，改变《挺进报》的发行方针，在自己没有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显示力量，大量寄给敌人，以为可以起到“政策攻心”的作用……能瓦解敌人中最反动的头目和特务分子。这样给敌人以不必要的刺激，结果暴露了自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在武装斗争上，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组织具体的战斗上，没有准确估计双方实力对比，注意避开敌人锋芒，采取了较大规模的、打旗号的、公开起义的方式；而实际力量不足，准确不够，起事仓促，待到战斗打响，敌人重兵围剿，各处起义很快都遭到失败。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刘国定、冉益智和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叛变，多处地方暴露，无法隐蔽，在华蓥地区只有采取几县联合大起义一途。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可以拿同时、同地、同等条件下，另外一些地区所采取的武装斗争方式及其结果作一些比较。就在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前后，同是川东临委所属的一些地区，例如川鄂边、黔北、川南，和上、下川东的一部分地方，同样也开展了武装斗争，但是采取的是小型武装，分散游击，不打旗号，自卫为主的战术，就取得了主动，保存和壮大了力量，始终坚持战斗，很少损失，直到迎接解放军入川，配合了这些地区的解放。事实上，就是上、下川东三次公开起义遭受失败之后，也仍然是采取了分散转移，小型游击的方式，使得一批骨干力量得以保全下来。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能够普遍坚决地采取这种武装斗争的方针，或者不至于遭受如此巨大的挫折。
在干部问题上，不够谨慎。如对刘国定，已经察觉他生活腐化，迷恋城市，但没有及时坚决调离。而有的负责干部，如许建业同志，他坚定、忠实，忘我斗争，足称楷模，但却麻痹大意，把大批党内文件和党员名单存放在宿舍；被捕后，又轻信特务看守的伪装，为保存党的机密反而暴露了机密，一再铸成大错，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总之，1948年的失败和破坏的根本教训，是犯了“急性和暴露”的偏差。这正是党在国统区工作之大忌。
（四）川东地下党贯彻“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方针的成就
有的同志存在一种印象，似乎川东地下党经过1948年大破坏后，一蹶不振，只不过作了一点清理恢复工作。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
1948年大破坏后，川东地下党人在血泊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奋起，坚持斗争，根据上级指示，贯彻执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为川东地区的解放和顺利接管，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破坏后，经过积极的清理，破坏地区的党组织都逐步得到恢复，川东各市、县基本都有了党的工作，党员数量空前增多，川东地区党组织重新建立了完整的系统，有的地方并得到发展壮大。1949年夏，邓小平等二野负责同志在南京听取川东地下党汇报时，了解这个地区还有大批党员在坚持斗争，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人民解放军进军到那里时有了依靠。这是对川东地下党作用的充分肯定和很大褒奖。以后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川东地下党在“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为了迎接解放，川东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到解放时，地下党在重庆策动敌军两个师、七艘军舰起义。工、学、商各界发动起来，开展保护城市的斗争，抵制了敌人的破坏，并做到水、电、交通、营业不停，基本保证整个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此外，在川东特委所属49个县中（不包括黔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地下党的工作，策动敌军政人员起义，和平解放县城的有20个县；地下武装配合解放军武力解放县城的有2个县。这是川东地下党为革命事业作出的最后贡献。
在迎接解放的斗争中，1949年春，地下党领导了重庆的“四二一”学生运动。这是解放前中国大陆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意见认为，当时川东党刚从破坏中恢复起来，全国处于最后胜利前夕，主要任务是保存力量，迎接解放。上级已有规定，不再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避免造成损失。
因此不应该发动“四二一”运动。对这个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这次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1）这次运动不是由地下党主观制造、硬性发动的，而是广大学生和教职工自身有着迫切需要，在已经行动起来的情况下，地下党因势利导地领导了这场斗争，引导运动从经济到政治、从校内到社会、从分散到联合，群众基础很广泛，对反动派的冲击也就特别强烈；2）运动选择和利用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即“战犯求和”，“蒋介石”引退的时机，使得反动派有所顾忌，不敢大肆镇压；3）运动中有进有退，适当妥协，适时结束，主要骨干迅即转移隐蔽，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这次成功的学生运动，实际上成了对重庆人民进行迎接解放的政治思想大动员。
事实本身生动地表明，川东地下党不是在一蹶不振，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获得解放……而是在最后的决战时刻，在奋起斗争中，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迎来解放的。
三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肆虐期间，通过歪曲和制造历史，罗织种种罪名，迫害原川东地下党的同志。他们采用的手段比公开敌人的镇压还残酷，制造的后果比公开敌人的破坏还严重。这些蓄意颠倒历史的野心家，终归没有逃脱历史对他们的惩罚。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应该总结教训，拨乱反正。即解放以后的多年中，在“左”的错误倾向影响和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对川东地下党的历史给予了不公正的评价，对川东地下党的同志给予了不公正的对待。个别同志怀有偏见，寻机整治川东地下党同志。整治的理由有的是成了文，说出了口的；更多的情况是不成文，也没说出口，而是凭着脑壳里的印象，另找由头，予以敲打。总之，总是形成某些论点或印象，这些论点或印象，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是站不住脚的。不过……现在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批判“左”倾思想，更容易辨别是非了。
例如，说不少地下党的同志出身不好，好像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实际是中国党……特别是地下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列宁说过，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一部分人参加革命，是革命危机到来的一个标志。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志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以身许党，参加革命，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党根据多年的经验……制定了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但在不短的时间内，这项政策实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不但伤害了同志，也损害了党的事业。
又例如，说地下党的同志知识分子多，好像也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基本相同，党的理论和实践早已作出过正确的结论，但执行起来有阻力。现在，在“四化”建设中，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得特别突出。党中央的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历史上，当革命还是主要任务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工作同样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传播与实践，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人为地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对立起来，从来就是错误的。以种种口实来整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更是错误。
再例如，说不少地下党的同志经历复杂，社会关系复杂，更是个大问题。对经历和社会关系应该作具体分析，不宜笼统而论。从根本上讲，旧中国的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生活在旧社会的人也就难免有些“复杂”。有的同志在复杂的经历中……经过曲折颠沛，最后认识了党，认识了马列主义，参加了革命。这正是这些同志可贵之处。问题不在一个人的经历与社会关系复杂与否，而在于他的政治选择……况且，在复杂的社会，如果一个共产党员要进行革命工作，而又不介入社会，以避免复杂，保持“干净”，这样“纯洁”的党员能联系群众、能隐蔽自己、能领导革命吗？
还有的人有这样一种印象，以为川东地下党出过叛徒，因而地下党的同志都可怀疑，都不光彩。这真是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川东地下党出过叛徒，造成了重大破坏，但叛徒是极少数。正是在与叛徒的收卖和敌人的镇压作斗争中，显示了绝大多数地下党员忠贞无畏。1948年，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引起了大破坏。
据解放初期统计，在重庆，上、下川东和川康、宁沪，被捕的共计133人。除宁沪被捕8人之外的125人中，牺牲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的35人，脱险的25人，有自首行为但不甘心附敌仍被杀害的4人，真正叛变投敌的8人。叛徒只占极少数，更多的是像江竹筠、许晓轩、陈然、刘国、王朴这样的英雄烈士。在地下斗争环境中，发生叛变事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岂能和整个川东地下党混为一谈。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很久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来指导这段历史的研究，在立准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上的组织、人物和事件作出科学的评价，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这对于加强团结，激励生者，教育后代，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将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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