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强国先强教育已是被广泛认可的真理。“少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强则国家强”，如何把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和培养好，这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需求的重要寄托，也是确保社会和谐和提升社会道德总体水平的根本保障。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这一问题的提出，正好切中了中国教育的要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巨大而辉煌，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的不断扩大，直接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导致教育公平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中国教育业面临的使命光荣而繁重。
第一节 是谁造成了教育不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不受财产状况的限制。
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讲，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工具。只有教育公平了，社会才有可能公平。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和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基本上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全覆盖。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中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发生，特别是因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差异，教育不公平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根据我们的调查，教育不公平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1.地区、城乡差距过大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我们现在地区、城乡差距的明显拉大，使得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造成了教育不公平。
2011年，《求是》杂志刊登过20个地市的农民人均收入情况。浦东和昆山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为12000元，甘肃定西地区为1800元，这些地区，仅农民之间收入就差近7倍。如果按城乡收入差距3～6倍换算，甘肃定西地区农民收入与浦东和昆山市民的差距就应该是21～42倍。据我们了解，一些地县之间的人均财政收入差高达10～50倍，在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格局下，若县级财政困难，就必然造成教育的困难。
2011年我在湖南某市调查时，当地因为属于“吃饭财政”，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系统人均增加4万元办公经费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迫不得已只能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开支降下来。类似这种情况，造成欠发达地区对教育的投入降低，各个学校的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极为紧张。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由于财政经费充足，中小学学校舍宽敞，楼宇考究，环境优美，设施一流，各种先进设备应有尽有，语言室、电脑室、实验室、钢琴室、乐器室、绘画室、雕塑室、游泳馆、艺术馆、图书馆、体育馆，有的还有沉降式广场，休闲晨读公园等。而另外一些地方因财政困难，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极低，办学场地狭窄，房屋破旧，寄宿困难，有的学校采用的教学手段仍然是一个黑板，一支粉笔和教师的一张嘴。
最近在河南调查时，在紧临京珠高速、京广铁路的一个非贫困县发现，该县一所建校83年的初中，全校4000多人，但只有两个多媒体教室。包括这所初中在内，全县95%的学校，师生共用一个旱厕所，厕所里没有上下水。下雨天，老师学生要冒雨如厕。由于县财政困难，有的学校的教师办公室甚至还是由国家禁用的石棉瓦搭建的小房子。此外，财政困难还造成教师工资偏低，一些工作八九年的中学教师，月收入只有八九百元，导致教师流失严重。很多中小学甚至没有本科毕业的教师，教学质量较差。
一些县由于财政困难，很多小学不能按照国家规定在小学三年级开设计算机课和英语课，直至小学毕业，一些学生还没接触过计算机和英语。有的学校因为没有音乐和美术教师，相关课程也无法开课。上述情况实际上造成了这些地区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同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孩子拉开了差距，日后很难超越。
2.制度设计偏颇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一是“就近入学”原则存在问题。义务教育提倡就近入学，但实际的情况是，就近入学有很多现实条件的限制。对于一些优质学校，家长如果不缴纳赞助费，即便是家门口的学校也很难顺利入学。我的一个邻居，家庭居住地仅距中关村某小学50米左右，但由于该小学属优质学校，入学的竞争激烈，有权有钱的家庭竞相使用各种手段到该校入读，受利益驱使，该校便把附近的孩子给排斥在外。于是，这个邻居的孩子选择别的学校，那所学校离家约1.5公里，上学途中需经过4个路口。家长为了孩子上小学，既不敢出差，又不能有病，常年风雨无阻进行接送。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实际上造成了很大的教育不公平。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问题。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必须返乡入学，而不能在城市就读较好的学校。即便学生成绩优秀，城市学校愿意接纳，因制度壁垒，也无法入学。这便是制度设计偏颇造成的教育不公平，使得农村户籍的孩子无法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
二是高考录取制度存在问题。我们一些大城市的学校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剪刀差”，借助全国一盘棋发展起来的，还有些名校是老祖宗留下的。但是，现在的大学招生制度并非凭分数择优录取，而是给各地方配置名额，在分配名额时，又不考虑人口和生源规模等因素。这种招生制度给一些地方的高中生升大学造成困难。例如，河南近1亿人口，每年高中毕业人数高达96万左右，但能够到省外高校就读的只有6000人左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全国各省招生指标比例是8.3‰，而在河南省却仅有0.1‰，存在极大不公平。该省高中毕业生动情地说，高考对全国考生而言是走“独木桥”，而对我们省的考生则是在走“钢丝绳”。高考录取制度存在的问题，使得很多优秀学子即使有再大本事也无路可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埋没。
三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均。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给不少省区的考生高考带来很大困难。以河南为例，全国每1000万人平均拥有普通高校14.22所，河南却不到9所；全国本科与专科在校生之比为6：4，而河南为4.5：5.5，本科在校生规模同全国差距甚大。从重点学校布局看，河南9800万人口，只有一所“211工程院校”（郑州大学），“985”院校不见踪迹。这样就造成河南考生考取大学存在极大困难。省内学校少，省外重点学校招生又少。所以，他们只有在走“钢丝绳”中互相挤压，或花大钱到大城市去就读那些公办学府创办的收费学校。
3.学生家庭收入过低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政府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入学的政策，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人人可以入学的目标。但是，由于一些学生家庭贫困，再加上高中、大学收费较高，造成一些贫困学生读高中、上大学存在现实困难。于是在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来自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数量较少。
河南信阳中学是我的母校，我们当年上学时，90%以上的学生是农民的孩子，现在在该中学就读的农村孩子数量大为减少。我们在学生宿舍发现，多数学生床底下摆满了鞋子，而床下只有一双鞋或只有一双拖鞋的，只有几个。当我们问及校长时，校长回答说在床底下摆放鞋子较少的学生，大多是来自于收入较低的家庭。
再如，河南驻马店市黄淮大学与国外大学合作创办了一所合作学院，学生在该校入读满三年后可到国外的合作方续读。由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背景，收费昂贵，本地学生因无力承担，该校就读的多为外省市发达地区的学生。还有，有报道称南方名校中山大学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已经降到6%以下。北京某名牌大学学生花名册显示，农民的孩子也已降到13%。这同中小学中农民子女占在校人数70%以上相比，反差巨大。
现在的大学学费高昂，加上学生在校的生活费、住宿费和书本费等，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全年收入都不足以担负一个大学生的全年花费。而资料显示，在欧洲培养一个大学生，所需费用仅相当家庭收入的10%。中国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恐怕需从降低高校收费和增加农民收入两个方面去努力。
4.政府政策的执行不力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上出现了乱收费现象。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乱收费现象大量存在。
乱收费现象本应严厉整治，但在教育乱收费的乱象中，受益方多是某些主管部门和一些教学质量较好的优质学校，整治这种乱象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于断了这些部门和学校的生财之道，也断了权贵名流的子孙通过花钱的途径就读好学校的路径，所以乱收费治理一直不够彻底。最终使得乱收费的做法退到所谓的“三限”标准，即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而且这种做法蔓延到各级中小学。层出不穷的择校费的故事便是如此，最终呈现出一幅“拼爹”景象：父母有钱、有权的子女就读好学校，父母无钱、无权的子女与名校无缘。
另外，政府早已做出规定，应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入学。但是，由于缺乏对政府相关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一些地方的部分学校，还在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实行高收费。
2010年，中央电视台曾报道广东佛山几十名农民工子女的家长质问学校，为什么要让他们“自愿”交纳18000元的赞助费。当问题反映给当地教育局后，有关领导却说这种情况他也管不了，也不应管那么细。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给农民工子女入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负担，是教育不公平的现实案例。
5.农民工的城镇化政策缺失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中国的城镇化率一年平均增长一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与农民工进城直接相关。但是，这些年的城镇化率只是在统计方法上作了一个改变而已，实际上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真正市民化。
农民工久住城市打工，有的已经超过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却因户籍制度障碍，享受不到市民所享有的住房政策、子女教育政策、医疗和养老政策等。例如在广东东莞，外来务工人员规模约是本地人口规模的5倍，接近1000万人，然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却无法到本地的公办学校入读，只能返乡读书，或者留在家乡读书；即便留在城市读书，也只能入读一些民办中小学。在东莞，为农民工服务的民办学校接近200所，但办学条件比公办学校差很多。公办学校教师年收入在10万～12万元，而民办学校教师年收入仅有2万多元。收入如此悬殊，优秀教师就不可能去民办学校任教。种种原因导致农民工子女所接受的教育与公办学校存在巨大差距。
此外，同是义务教育，但农民工子女由于就读民办学校，不仅享受不到“两免一补”，甚至连教师的工资还要由这些学生家长来负担，这显然也是教育的不公平。
从以上调查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问题较多。为了促进社会公平，仍需要在教育公平方面狠下功夫。
第二节 教育现代化：重点解决六大问题
1.确保教育优先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教育优先发展是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基于教育同经济发展存在相辅相成特性的原因，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先发展教育。诚然，发展教育没有经济做基础也会寸步难行。
新中国对教育事业发展一直高度重视，在国家极其困难情况下，仍高瞻远瞩大力扶持教育事业。例如在北京的学院路，包括矿业大学、地质大学、石油学院、航空大学、邮电大学等云集一处，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设起来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培养的大学生数量虽然比较有限，但在改革开放后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发展成绩，不能忽视教育为发展贡献的人才力量。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飞跃。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不能不看到，时至今日，我们的教育工作，仍然存在不小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唯GDP论”发展认识下，往往只重视对经济建设的投入，而不看重对教育条件的改善，于是便造成了人才培养缺乏和滞后、社会道德水准下滑等不利后果，这些又反过来来抑制了经济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为了节省财政开支，不断压缩教育支出，不顾当地实际，擅自减少中小学的设立，很多孩子上学还要跑远路。在农民工较多的城市，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公办学校，并得不到任何学费补贴。这些都是政府没有把教育摆到优先发展位置的重大弊端。
由此看出，教育改革发展规划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从当今国情出发的，要求各地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应优先安排对教育事业的资金保障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要推进教育的现代化，必须先从认识上进行突破，所有管钱、管物的部门和负责人必须要认识到人才和人力资源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真正为优先发展教育提供更多资金保证，当好优先发展教育的排头兵。
2.努力减轻学生负担
另一个影响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学生负担过重，而负担过重的原因，一是功利主义，二是教材问题。
如同市场经济中各级政府都在争创GDP一样，我们的很多学校都在功利主义推动下争创学校升学率。于是，教育的使命已经从对人的完整教育被压缩为单纯的知识灌输。一些学校基于升学率的动机，让学生接受许多无用的课程，担负太多无趣的作业，做着诸多无价值的试题。应试教育不仅缺少人文精神，而且学生还因学业负担过重造成身体素质越来越差。
据有关方面调查，我国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达不到健康要求的占46.9%，我国处于亚健康状况的青少年有3000万，三分之一的中小学生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异常。现在虽然灯光更加明亮了，但近视的学生数量却大大增加了，很多学校学生患近视率高达70%以上。过去“三好”中的第一个身体好，如今在学校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很多校长把“考”什么，放在教学的第一位，考什么就让教师教什么，让学生学什么。而学生的身体素质、生存能力和人文精神都被抛在脑后。
另外，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还有教材过多、过重。我称过北京一些小学生的书包，一般高年级小学生的书包都在6公斤以上。我们在调查中，很多教师和做教研工作的同志反映，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主义，甚至人情关系，也都在教材的编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一是在急功近利的错误心态下，教材的编写设计也极为不合理，偏离教育规律，结果导致中小学学生的课程负担过重。如数学课，把微积分由大学下放到高中；历史课，理论部分越来越多；又如中学语文课，几乎成了语言、文字、政治、思想品德、逻辑思维、曲剧艺术、科学普及和中外文化的大杂烩。一些教师认为，教材的设计者似乎都想把学生培养成这方面的专家。其二是过分强调了教材的适用性和新奇性，而忽视了教材的基础性。如初二的历史试卷中给出一张乔冠华大笑的照片，要求学生回答他发笑的原因；又给出一个大南瓜照片，要求学生回答这是哪个年代的。再以语文教材为例，如初中一年级上学期安排的“追寻人类起源”，包括：搜集中外人类起源神话；搜集从猿到人的资料；讨论神创造人的错误为什么世代流传；搜集人类起源新说；选题作文题目是“人类起源概论”，“神创造论可以休矣”，“人类起源神话的魅力”，“外星人说之我见”，以及“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等。
像这样的教材内容晦涩难懂，远远脱离了多数教师的实际教授能力，更别说对十三四岁的孩子了。相反，这样的教材多了，必然要削弱学生语文基础能力的训练。有报道说70%大学毕业生的求职书不合格，可见我们初高中语文教材设计存在大问题。
此外，还存在计学分的选修课过多、过难，而学生又无自主选择权。《语文课程标准》规定，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为5：7，即2.5个学期必修课，3.5个学期选修课。改革语文教学，增设选修课程是必要的。问题是选修课的学时大大超过了必修课，这恐怕就不太合理。再就是既然是选修课，就应该给学生自主选择权。但是实际操作中，选修的自主选择权并不属于学生和学校，属于教育主管部门。
语文课程是这样，其他学科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教材改革能从减轻学生负担出发，克服当中的浮躁现象，并消除人情关系和利益关系，真正把不适当的教材内容减下来，学生的负担就一定会明显减少，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就会增多，素质教育就会得以改善。
3.高度重视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根据联合国的多次报告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做法，财政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原则是，既不让孩子因为家庭贫困使教育受到制约，也不让孩子因地区贫困使教育受到影响。
为实现教育均衡发展，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办学条件的均衡。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促进教育均衡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义务教育标准化，已经明显改善了农村的办学条件。但是由于这个标准化涉及的服务范围较窄，而且因各地财政能力有限，各个地方办学条件十分悬殊。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因缺乏投入，造成危房过多，校舍破旧，操场缺乏，设施缺失，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用的厕所还是旱厕所，同发达地区相比，存在天壤之别。
教育均衡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现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城市，聚集大量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当地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但是很多农民工的随迁孩子却还不能享受义务教育。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民办学校，一学期还要交纳2000元左右的学费。当地政府口口声声说要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却又称财政没有承受能力而无法实现，然而真的是没有承受能力吗？
教育均衡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学招考按户籍所在省区报考和录取。这造成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大学过少，致使高中毕业生升大学比较困难，尤其是到发达地方去就读那些较好的大学，更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就是农民工的子女，很多在发达地区出生长大，在城市度过了幼儿园、中小学，而到了高中阶段却要回老家念高中，特别是那些回到贫困地区，回到山区的孩子很不适应，既影响健康，也影响情绪，更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为此，教育现代化必须关注教育均衡，要搞好教育资源配置，认真解决以上问题，让我们的孩子们能一同在共和国的蓝天下，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
4.坚决打破择校费的困扰
择校费是教育无法均衡发展的祸根和源头，择校费一日不止，义务教育的公平就难以推进，更多的优质学校就难以产生。一般认为名校是历史形成的，更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站在名校收择校费的立场上，极力宣扬收取择校费的合理性，甚至把不让收取择校费说成是“削峰填谷”、“拉名校倒退”。正因如此，收取择校费问题一直难以止息。结果造成收取择校费的学校财力越发充足，他们用丰厚的财力聚集优秀教师并招收优秀学生，结果他们升学率就高，名气就大，他们收取择校费就更加有理。
据我看到的一些学校，只要有了钱就可以平地起家创办名校，这样的现象不仅高中有，甚至连初中和小学也都有；不仅东部有，甚至连中部和西部地区也有。试想最好的校长和最优秀的教师都因高工资、高待遇向这些财力雄厚的学校聚集时，家庭条件好、智商高的孩子都向这些学校投靠时，这样的学校的升学率能不拔尖吗？这样的学校能不出名吗？一般学校能与这样的学校竞争吗？由此看出，名校并不都是因为历史形成的，实际是靠高投入决定的，是依靠高昂的择校费或是高额投入营造的。有了高收入就有了好校长、好教师，就能吸收聪明的孩子，就能提高升学率，就能成为名校。
据此，有理由打破对优质学校形成的传统认识和对优质学校的更多迷信。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习惯认识和投入的转变，促进更多优质学校涌现。为此，一是必须取消择校费，让名校与普通学校公平竞争；二是要加大对弱势学校的投入，改变只重“锦上添花”，不顾“雪中送炭”的投入习惯。原先的名校完全可以利用已有的优质教师、先进设备和条件，继续创新发展，为更多名校的涌现做出示范。
在这方面，应推广广东惠州的经验。惠州的“两持平”，即农村教师工资与城市教师持平，学校教师工资与公务员工资持平。他们在管理上实行“九个一体”：城乡学校结对一体联动，校长队伍一体建设，师资队伍一体配置，教育品质一体提升，德育工作一体构建，教育经费一体落实，教育布局一体规划，教育设施一体完善，信息化建设一体推进。他们提出到2020年达到“八同目标”：校园同亮丽，设施同齐全，公用经费同保障，教师素养同优秀，管理工作同精细，学校设施同齐全，学生个性同张扬，人民群众同满意。
因此，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一定要挖掉导致教育失去均衡并朝畸形方向发展的祸根，首当其冲是一定要取消择校费。
5.去掉教育行政化弊端
随着社会官本位现象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行政化，这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种灾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批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纷纷投身教育事业，如支撑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以及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等都举办了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学校，营造了如费孝通所说的“名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教育境界，也培育出一批如同钱学森、杨振宁、李四光等优秀人才。
而今教育的行政化，一是二十多个部门联合插手学校的工作，破坏了学校秩序，增加了学校负担；二是校长的任命上，多由各级主管部门派出或由其他部门向学校空降，引起了质疑和反对；三是学校级别的设置，把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如大学就有省部级学校，局级学校，副局级学校，处级学校等。有些人当了校领导，不可一世，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很多学校热衷专升本，热衷小变大，热衷表面虚华或跑步前进，说穿了都与官本位直接相关；四是校长失职，据有关调查，高中校长3/4的时间不在校内，初中、小学校长在校内工作也仅有1/2的时间；五是对学生的管理方式方法欠妥违反教育规律，出现了管、卡、压的现象，对教育的影响不言而喻。
为此，教育现代化，必须克服行政化，必须解放思想，走教育家办学之路，使教育与行政脱钩。
第三节 推进教育公平重在政策制定和资金投入
1.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这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相一致。从法学的角度讲，这也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
为此，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坚持均衡发展，真正做到使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有关理论认为，教育的均衡应包括：起点的均衡（入学机会）、过程的均衡（教育条件）、结果的均衡（学业的成功机会）三部分，应该努力做到每个人受教育的机会均等。
为了实现教育的普惠性、公益性，达成每个人享受教育机会的均等这一目标，应该要特别注意教育资源的配置。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公认的教育资源分配原则有以下五项：资源分配的均等原则，财政中立原则，调整特殊需要原则，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原则，公共资产从富裕流向贫困原则。这五项原则中的第二项即财政中立原则尤为重要，也就是要通过财政的支持，使每个人不因家庭贫困而使其教育受影响，也不因地域贫困而使其教育受影响。通过财政保证使资源配置的均衡，保证入学机会的均衡和受教育条件的均衡。
在中国要解决好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说穿了是要更好解决财政投入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是教育发展较好的17年，但由于那个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很低，国家主要通过对农产品的“剪刀差”获取资金，在资金极为紧缺情况下，只能是先在首都和各省的首府加速学校特别是大学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教育被喊停。在此期间，根本谈不上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后，又为了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于是又经常按照效率原则，把教育资金投向了城市学校和优质学校，对广大农村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欠债较多。这样的60年，国家经济虽然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却极为明显。
在义务教育发展方面，2002年提出了“以县为主”，这虽然是从管理角度提出的，但实际上，教育经费的保证也成了“以县为主”的格局。2010年的中长期教育规划再次提出在县域范围内推进教育均衡。要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已经造成地区差、城乡差，之间的差异高达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种情况下，“以县为主”的教育经费保证格局，也同样形成了巨大差距。虽然中央财政有一些转移支付，但同样因财政使用的不规范、不透明，再加上拨付过程中，政府层级过多，出现了严重的随意性和不公平性，被挤占和挪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此，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支持难以保证，以致仍有很多人的教育受到家庭和地区财富差异的影响明显。
教育问题是与经济紧密关联的，解决教育均衡问题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视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要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工作抓紧抓好，尽快抑制和缩小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并使中西部的经济有一个较大的改观。地方经济好了，学校也就会好起来。
二是要确保国家财政投入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据我所知，我们不少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过国家一分钱投入，这种情况应坚决改变。一定要提高财政支付的透明度，并要坚决改变“只重锦上添花，不搞雪中送炭”的财政投入局面。
三是要调整“以县为主”的办学格局。学校的发展不能仅靠县财政保证。应该区分具体情况，条件好的县可以以县为主；条件差的县，省财政情况好的，可以以省为主；县和所在省财政条件都差的，应该以国家为主。
四是大学的配置应该考虑人口的分布。对人口密度大，大学又过少的省份，国家一方面要在重点学校招生指标上向这些省份“高抬贵手”，另一方面是要挤出一部分国家财政资金，在这些省份再多建一些本科大学，必要时也可动迁一部分老学校到地方发展。
五是要坚决推进办学的标准化。要扩大标准化的范围，包括实验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厕所及计算机、多媒体的配置，都应该纳入其中，所有标准化的东西，要说到做到，要在国家支持下，使其得以保证。
六是增加大学生的助学金和落实贫困学生的贷款。一些优秀学校在招生时，要向农村学生做一些倾斜，否则名牌大学中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会愈来愈少，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