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问题之五：出口行业粗放式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鉴于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倡导建立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减少对资源的耗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确保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但是，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却仍在支持那些依靠比拼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行业的发展，这明显违背科学发展理念。
以钢铁生产为例，中国不仅严重紧缺铁矿石资源，需要依靠大量进口，而且炼钢是能源消耗大户，也是重要的污染源。但是，因为钢铁生产有较高收益，所以各地竞相发展。2007年全球钢产量约为13亿吨，中国产钢4.9亿吨，日本1.2亿吨，美国9720万吨，俄罗斯7220万吨，印度5310万吨。中国钢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3强，是日本的4倍多，美国的5倍多，印度的9倍多。2007年中国出口钢材6271万吨，超过印度总产量。
据世界钢铁协会2013年1月发布的全球钢铁生产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大陆粗钢产量为71654.2万吨，同比增长3.1%，占世界总产量的46.3%，比2011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如果加上台湾地区的钢产量，其比例还会增加，高达47.6%。尽管中国钢铁产量增速较往年减缓，但整体增速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数量上看，甚至中国单个省份的钢产量都已经达到或超过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河北省2012年产钢为1.64亿吨以上，比全球钢产量排名第二位的日本多出至少5000万吨，是美国全国产量的1.8倍，印度的2.1倍，俄罗斯的2.33倍，德国的3.85倍，与欧盟27国的钢产量总和相当。中国有4个省的钢铁产量超过德国，有14个省市的钢产量超过法国，19个省市的产量超过英国。
另外，大量消耗钢材的产业发展和出口问题也十分突出。其中造船业是由钢铁堆成的，其大量发展和出口，给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造成的压力不可低估。中国造船已连续14年排名世界造船第三大国。2007年中国造船完工量1893万吨载重量，比上年增长132%；手持船舶订单15889万载重吨，比上年增长131%。
据英国克拉克松研究公司对世界各国造船数量的统计，以载重吨计，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船泊市场份额的23%、42%和33%。中国制造的30万吨船泊出口价仅为1.1亿美元，而欧洲国家制造的万吨豪华游轮售价则高达7亿～8亿美元。可见中国造船业的附加值极低，仍然是在比拼环境和资源。
2012年，全国造船完工量6021万载重吨，同比下降21.4%。其中海船为1901万修正总吨；新承接船舶订单量2041万载重吨，同比下降43.6%，其中海船为869万修正总吨。
总之，出口过分依靠比拼资源和污染环境这一粗放式发展方式，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极其短视。
6.问题之六：外资企业对华主要产业和市场控制日甚
据《经济参考报》2005年6月4日报道，中国每个对外开放行业的前5名企业都被外资公司控制。据统计，在中国的28个主要行业中，外资已控制了21个行业，占75%。
玻璃行业，五大龙头企业在1995年已全部与外商合资，进而被兼并或被控股。
啤酒行业，有大中型企业60多家，但在20世纪末就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在与外商合资后被兼并。到2006年，“青岛”和“燕京”也与外商合资。
电梯行业，中国最大的五家电梯厂均被美国“奥的斯”、日本“三菱”和瑞士“迅达”三家大公司控股，其主导产品均为外国品牌。
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
洗衣粉行业，全国八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洗衣粉生产厂家都先后被美国的“宝洁”、德国的“汉高”、英国的“利华”和日本的“花王”等国际民用洗涤剂公司收购。多个原先已经很知名的品牌均被“奥妙”、“碧浪”、“汰渍”等外国品牌取代。美国宝洁公司在华办了10家公司，除上海沙宣是合资企业外，其余9家都是独资公司。
饮料行业，包括北京的北冰洋、沈阳的“八王寺”、天津的“山海关”和四川的“天府可乐”等全国七大著名饮料，均被美国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先后收购。
无菌饮料软包装行业，瑞典利乐已在华建立800多条罐装机生产线，控制了95%以上软包装市场。
胶卷行业，到2003年10月，包括“乐凯”在内的七家感光材料厂全部被美国“柯达”公司仅用13亿美元全部收购。
香肠产业，全国著名的食品“双汇”香肠公司，已于2006年4月29日和5月6日被由美国高盛公司控股（占51%）的香港罗特克斯公司全部收购。
炊具业，法国SEB公司于2006年8月14日收购了国内家用炊具龙头企业——“苏泊尔”公司61%的股权。
电池行业，“南孚”碱性电池的产销量1999年列世界第5位，增速列第一，后被摩根斯坦利收购并拥有72%的股权，后者又转手以1亿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南孚的老对手美国吉列公司。南孚被吉列控投后，被迫退出海外市场，以避免在海外与吉列发生冲突。2005年宝洁公司（P＆G）以570亿美元并购吉列公司，南孚电池现在为宝洁旗下产品。
医药行业，全国14家国有大型企业，有13家被国外收购或控股，包括“哈药”，“华北制药”，“西安杨森”（外方占股52%），“中美天津史克”（外方占股55%）和“重庆华瑞”（外方占股88%）等。
灯泡行业，上海、广州几家国有大型厂分别与荷兰飞利浦、美国通电器、德国奥斯兰等跨国公司合资，外方占股60%。
橡胶行业，全国大型橡胶厂几乎都与外商合资，而且被外商控股。轮胎行业，全国59家定点企业中最大的10家已被外商控股。2000年，两家中外最大的轮胎公司——上海轮胎公司和法国米其林公司组建合资公司，法方占70%的股权。到2004年，外商独资和控股企业生产能力和产量已占中国该行业的70%以上。
造纸行业，六大外商企业在华独领风骚。
电冰箱行业，国内企业仅引进意大利阿里斯顿生产线就达9条，后又与外商合资并由外商控股，现只剩下“容声”、“海尔”两个品牌，但后者或在海外上市或与外商开办合资企业。
空调机行业，日美厂商抢滩登陆频繁。
彩电行业，引进装配线166条，各地也创建了自已的品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纷纷与外商合资，占定点厂的80%。
自行车行业，原15大品牌被外商控股的有8家，包括上海“永久”、“凤凰”、天津“飞鹰”等。到1995年已开办合资厂700多家，其中整车厂50多家，产量占全国2/3。
摩托车行业，主要被日本“本田”、泰国“正大”等公司控股，占生产量80%左右。
方便面行业，基本上被台湾地区“康师傅”、“统一”等厂商控制和垄断。
大豆产业，至今70%的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大豆产品被跨国粮食企业控制，导致转基因大豆油价格成倍上涨。
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办企业，对中国20多个高科技工业或主导工业形成了控制局面。如电子工业有关的各大行业中，绝大部分是外商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其中，在通信设备业占62.5%，在计算机业占72.7%，在电子元件业占56.7%，在日用电器业占68.6%，在集成电路业占91.3%，在计算机外部设备业占85.7%，在通信终端设备业占75.7%，在收音机、录音机业占77.5%。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电子工业。
此外，美国微软占有中国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份额的95%；美国思科占有中国网络设备行业市场份额的60%；半导体行业被外方控股的比重达81%；计算机芯片行业，美国英特尔生产“奔腾”处理器，中国85%的计算机都在使用它；化工行业，主要被美国杜邦、法国拜尔和巴斯夫等跨国公司控制。
冶金工业，如全球最大的“米塔尔”和“阿塞洛”两家钢铁公司开始在华实施并购计划，包括并购包钢、昆钢。
水泥工业，世界水泥业老大拉法基公司一举收购了贵州3家大型水泥厂，它还控制了四川“双马”89.72%的股权。中国五大水泥企业，除了浙江“三狮”外，其他四家均被外商并购。
7.问题之七：中国农民权益受挤压，面临更大盘剥
中国农民，曾经在改革前，被迫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数以千万亿元计的原始集累和工业化的第一桶金。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农民又以新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工的巨大劳动力红利和农村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为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中国出口的多种产品中，也大量凝结着中国农民的血汗。
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大低于同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一是因为中国农村人口比例过大，农民工后继人数较多，造成了农民工工资较低；二是农民工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较低，为企业降低了成本。
据2006年的《珠江农民工调查报告》一文透露，到珠江三角洲打工的上千万农民工，“发生过工伤的占52.8%，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占66.3%，每天工作时间最长的达16个小时，平均工作12个小时的占25.6%”，“超过七成农民工没有任何休息日”。如中日合资钟表公司，日本老板规定人班劳动定额为4000件，而在日本仅为2500件，定额超出日本工人60%工作量，可是支付给中国员工的工资却远低于日本工人。
据调查，在一些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创办的中小型企业里，还存在采取收取雇工身份证、边防证、临时居住证和收取抵押金等办法，强迫工人做“包身工”。这种情况，在特区和沿海地区也同样存在。
在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推进过程中，对农民权益的侵害现象就更加突出。很多龙头企业拿着国家的产业扶持资金和很行贷款，大量圈占农民土地，并以所谓的“公司+农户”模式，让农民以低廉的报酬为他们生产外销产品。
例如，在山东，一家龙头企业让农民为他们种草莓，草莓外销价为每斤10元，而给农民的每斤却只有6角钱。这虽然也叫“公司+农户”，但公司所创利润，农民却得不到一分钱。农产品的加工、营销利润常是产品的2～3倍，有些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的加工、营销收入，不允许非农企业进入。而中国农民应享有的这些权益几乎都已经被非农企业给盘剥。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国都更加重视对国际资源的利用和国际市场的开发。有些石油出产国，原本通过淡化海水来发展农业的做法，已经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冲击下被改变。他们正在着眼于用资本交换资源。
如此一来，很多国外的投资者，面对中国丰富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正在着眼于投资中国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还有些国家正在考察计划在中国建设他们的养殖基地和疏菜园。在这个挑战中国农产品生产格局的风潮中，中国政府如果不及时制定政策来保护农民的权益，必将导政“三农”问题更严重，农民的致富将更加困难。
三、中国现代化的航轮，由谁掌舵
中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改革开放。国际化、全球化趋势会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中国现代化既需要扩大开放，更需要坚持国际化、全球化发展方向。
但是，前面提到的七个问题确实已经发生，它们对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影响和破坏作用绝不能低估。为了确保中国现代化的健康推进，需要从实际出发，着力提升我们国家在国际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中国现代化的航轮应由中国掌舵。
1.通过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提高自主性
中国要确保国际现代化的自主性，一定要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规模和传播水平。要想让外国人不拒绝我们，首先要让他们了解我们。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的才是永恒的。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也是软实力的核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化渗透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等方面。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在文化方面的积累蔚为奇观。因此，要提高中国在国际化进程中的自主性，就一定要从文化入手，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并需结合新时代的新思维、新技术，对其进行改革和创新。与此同时，更要用新技术、新形式向全世界、全人类广为传播。让更多的世人了解中国，让中国深入人心。
2005年，韩国将“端午祭”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韩国又欲将其针灸术申请成为国际标准；在欧洲，也有国家把活字印刷当作他们的发明。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不够重视，更说明我们对文化的宣传过于欠缺。
反映外国文化的影视产品大量涌进中国，而中国能出口的影视作品却少得可怜。又如中国在动漫产业发展方面并不落后，但一直处于来料加工状态，一部利润为10亿元的动漫片，我们所得的仅为其总价值的1%，而且是在为外国文化的传播服务和出力。
要提高中国国际现代化的自主性，就必须立足于战略高度，在整合与创新中国文化的传播方面下功夫，促进中国文化高水平、广渠道地覆盖全世界，借助文化的影响力，提高我们的话语权，拓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强化有利于我们走向世界的声音和舆论，密切同世界各国的交流。
2.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塑造提高自主性
技术创新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创造知名品牌的基础和保障。如今，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之所以受制于人或效益极低，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创新不足，知识产权保护缺乏；再者，就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代工生产，贴外国品牌所致。
因此，要改变众多产品出口的低效益现状，我们必须转变“轻创新重引进”的观念，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打造自己的品牌，降低对国外技术和品牌的依赖度。
在创新方面，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问题。以企业为主体有利于解决因“论文崇拜”而导致的创新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弊端，可以提高创新的针对性、实效性、快捷性。以企业为主体，首先要做到创新投入以企业为主体，没有将企业作为投入主体，一方面不可能有足够经费做保障，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调动企业创新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调查时，发现他们很多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院，他们对创新的投入通常占企业营销额的5%左右。近几年国内的经验也证明，只要是企业舍得加大创新投入，他们的面貌就不同寻常，效益就会有大提升，例如武钢、奇瑞汽车和华旗电子等。
技术创新和品牌塑造，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内市场的支持问题。任何一个创新成果的推广和著名品牌的形成，都离不开国内市场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随处可见“身土不二”的广告词，特别是很多农产品的包装上，都印有“身土不二”四个字。
“身土不二”的意思是，“我生在自己的国家，拥有养育我成长的国土，而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才是最适合我的”。简单说，就是韩国人要用韩国货。韩国时刻提醒国民使用本土的产品。这四字理念引导消费的做法十分成功。韩国的牛肉比进口牛肉贵两三倍，但是大部分韩国民众却都吃着本土牛肉。根深蒂固的“身土不二”思想，让韩国人认为，只有韩国本土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韩国人的这种精神，不仅提高了韩国现代化进程的自主性，而且也促进了他们的技术创新。当年中国能生产红旗轿车的时候，韩国甚至连汽车轮子都还不会制造。在“身土不二”精神的推动下，韩国马路上跑的汽车大多都是国产的“大宇”和“现代”。“现代车”当初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是名品牌，而有了国内市场的哺育和历练，“现代”很快就成为世界知名品牌，产品销往全世界。
中国的很多新技术、新产品，在世界属于独创。例如，三升水的冲便器、节能灯泡等，其技术和应用价值都很高，但却缺乏国内市场的支持采购。浙江横店生产的灯泡在美国获得了“能源之星”，并得到政府的销售补贴，而在国内却推广不开。
为了提高中国国际现代化化中的自主性，我们同样需要在中国提倡“身土不二”的精神，从民众到政府，都应怀着爱国心来关心和支持中国独创的新技术，使用中国的新产品。用13多亿人的大市场，扶持和哺育中国新技术，打造中国自主新品牌。
3.通过调节分配和启动内需提高自主性
为了降低中国产品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就一定要大力启动内需，发展国内市场。中国有13亿多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市场前景十分可观。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来到中国投资，除了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外，更重要的是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
当前制约国内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仍然是“二元经济”，占总人口60%的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虽然有约2.6亿农民走进城镇（注：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2012年，达到26261万人），但由于他们大多并没有得到城市的接纳和承认，所以依旧是漂泊在城市中的“两栖类”。农民工在工资、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还没有取得和市民同等的待遇。农民工“业不稳”、“家难聚”，再加上收入甚低，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和农村无多大差异，他们的消费水平还依然较低。
国内市场难启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全国范围内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一是城乡的悬殊；二是地区的悬殊；三是人群的悬殊。据《领导者》文章披露，中国社会私人财富的96%被38%的城市居民所占有，且又集中于大都市并由占城市8%左右的人所掌握。
基于这种情况，少数有钱人，尽管可以消费高级住宅、高级汽车和高级电器等，但他们往往是处在“应有尽有”情况下，即使再扩大消费，因其人数有限，消费潜力也不会太大。相反，广大民众有着强大的消费需求，但因为收入拮据，即便人口数量庞大，其消费的总量却难以攀升。
另外，这些年，房价高涨，本应该作为消费主力军的“70后”、“80后”，因为购房贷款背负债务成为“房奴”，极大程度上约束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要减少中国商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更好启动国内市场，还必须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上努力。只有切实破解二元经济结构，切实改善农民工的待遇，切实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只有普通人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内需才能启动，对外的依赖度才能降低。
4.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自主性
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实施必然对提高中国国际现代化的自主性发挥重要作用。
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么发展？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过于重视GDP、重视政绩和增长了。那种有水快流，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的发展路径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社会代价，几代人都难以还清。
当前，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自主性下降和被动性增加等情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发展观不正确、不科学的制约和影响。为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中国现实出发，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被动走向主动。
钢铁和造船产业中的很多问题都值得考虑和深思。面对2007年中国进口铁矿砂3.8亿吨，并引起全球铁矿砂涨价60%的局面，我们有必要考虑中国钢产量高出美国5倍以上和出口钢材超过印度总产量的必要性。2008年，中国在广西防城港投资了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大钢厂。此种情形，不管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都应该给予反思和干预。另外造船是钢材高消耗产业，在低档船舶出口价格较低的情况下，是否也应该对其年度132%的增速泼点冷水呢？
与钢铁和造船情况相反，但确实也在削弱中国国际现代化自主性的，还有稀土及稀有金属的开采与出口问题。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是邓小平因中国稀土储量占世界总量的88%这一资源优势而引为自豪的一句话。稀土是重要的国防原料，属战略物资范畴。美国对国内的稀土资源已经进行了封存，日本、韩国一直从中国进口并进行贮存，而中国却对稀土竞相开采，经初步冶炼分离后低价销售。也有外商避开中国法律，参与稀土开发，进行公开“掠夺”。
在这种无序生产和无度竞争中，中国的稀土已大量流失，中国稀土产销量占到了世界总销量的96%。为了提高中国国际现代化的自主性，同样需要对稀土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和提升，并须杜绝无序开采和自杀性的恶性竞争。
5.通过城镇化的大力推进提高自主性
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难题，几乎都出自于农村人口规模的庞大和农民收入的偏低。
中国农民总数占世界农民总数的1/3，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农民的平均收入还很低（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按当前中美汇率计算约1277美元）。农业收益率过低，农民相对贫困，这不仅是劳动力廉价和内需不足之根本，也是中国国际现代化自主性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该说，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重要环节之一是要减少农户、农民和提高农业收益率。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减少农民和促进农民变市民的城镇化方面，步子还十分缓慢。我们对“三农”的政策，始终没有摆脱稳定小农经济的模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是利用了新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发展和巩固了城市中某些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
而我们的镇化不过是大搞城区建设，政府的精力都放到了绿化、美化、亮化上，并通过卖土地、卖国企，大搞商务区、大广场、高级住宅等，提高了城市的门槛，农民进不来，留不住。
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7.5%，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中国半城市化人口约为1.28亿（2012年城镇化率为52.57%，详细分析见第三章“新型城镇化探路”）。所谓“半城市化人口”，即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我们的农民工和由农村走进城市的很多大学生，他们虽然被计入了市民的行列，却没有享受到市民的待遇。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很多户籍所依附的利益，他们都享受不到。
为了真正减少和分流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收益率，彻底解决中国农民致富问题，必须要解决农民变市民的问题。
解决城镇化问题不仅要解决现有城市对农民的接纳政策问题，而且需坚持以人为本，依据人口布局花大力气把一大批拥有500万至1000万人口的地级市的中心区发展为百万人的大城市或中小城市群。国家的产业规划、投入方针都要与此目标相适应，支持城镇化的发展。
城镇化是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化的使命是要聚集生产要素，创造就业岗位，接纳外来人口特别是农业人口。这样做有利于降低交换成本，促进社会分工，从而创造更大效益。
一般来讲，城市服务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岗位总量的60%～70%，没有城市的发展，服务业就业岗位就很难形成。因此，只有通过城镇化促进剩余劳动力流动把人口聚起来，服务业才能取得发展，农民才能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才能使农民改善地位增加收入。此外，也只有在城镇化过程中大力减少农民数量，农业的经营才有可能实现集约化、科学化、规模化，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益率，走上致富路。
为了在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警惕国际资本提走中国的“菜篮子”，防止国际资本对中国养殖业和种植业的价格操控使农民自主权进一步丢失，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要在城镇化和农民变市民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在减少农民数量的前提下，将农村和农业经营推向更高水平，以农业现代化应对和接轨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化，从而解决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权益受挤压等不利状况，使中国的自主性进一步提高。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力促五大转变
在国际化、全球化浪潮中，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也在不断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跨入一个新阶段。所谓进入一个新时期，是指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所谓跨入一个新阶段，是指中国已跨入了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的新台阶，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居世界首位。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下一阶段，要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此国家提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新四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四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一定要瞄准这一新时期的新情况，并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应对这一新阶段的新挑战。否则，任何无的放矢的空议论，都无助于现代化的发展和实践。
为了使广大民众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使国人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新时期的现代化战略应高度重视以下五大转变：转变“轻农重工”，狠抓重中之重；转变“轻三重二”，助推服务经营；转变“轻社重经”，促进社会公平；转变“轻创重引”，加速自主创新；转变“轻面重点”，扩大城市带动。
一、转变“轻农重工”，狠抓“重中之重”
自中央作出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指示后，中国的“三农”问题有了很大转机。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中央一号文件”仍关注农业，可见农业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因为生产资料的涨价和农业基础薄弱等情况没有根本改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难度仍然很大。
中国新时期的现代化战略，一定要进一步转变“轻农重工”的惯性思维，要把“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新四化”中，农业现代化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支撑。我们说要守住和管好“天下粮仓”，实质上就是要把握好耕地红线，打牢农业基础，确保粮食安全。
对农村形势的估计，绝不可过分乐观，更不能只有口号没有行动，也不能再走“中央请客”地方“买单”，而欠发达地区实际无人“买单”的老路子。要严防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特别是对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一定要有新举措，一定要在进一步发展中落实政策、项目和投入，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农村道路建设、农村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建设等，都应有实实在在的投入规模，进行大力加强和推进。必要时，应明确城乡投资比例和工业反哺农业的份额，保证中央的政策落到实处。
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一定要利用好东部各省的土地。东部的土地不仅土质肥沃、雨水充沛，而且光照时间长，气候条件好，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这些地方，因单产高、复耕指数大，一亩田可抵北方三四亩。正是这个原因，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曾推出“南农北工”的列岛改造计划，为日本经济的腾飞做出了贡献。我们应该严把东部的土地闸门，提高东部土地价格，确保东部农田和粮食安全，引导产业和投资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种粮直补是国家一项重要政策。但是对农民的增收，不能只评价投放了多少资金和农民增收的平均数。根据对广西、河南和湖北三个点上的调查，能拿到直补的只有湖北的一个点，而且补贴的数量很有限。河南的一个点上补贴是虽然拿到了，但只是在纳税时抵扣的。我们在广西一个村庄调查时，农民还没能拿到种粮补贴。因此，对国家下达的粮食补贴款，还要进一步规范，对补贴规模、数量、款额要张贴、公布，防止被挪用和截留。
发展农业科技，仍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我们国家的科技总体投入这些年虽大大增加，但对农村科技的投入却在减少。原来农村的科技网络，出现了“网破、线断、人散”的新情况。农村科技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应把农村科技作为公益事业，加大国家的支持和投入，要像保障教育那样，保障农村科技网络的恢复、健全和发展。
发展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是解决农村就业问题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因为农民缺乏启动资金，又得不到政府和金融部门的支持，所以很多农民只能是“老太太喂鸡”，小打小闹，不能实现集约化生产。如此造成了多数农民“望富兴叹”，致富无门。农村的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着缺乏资金和缺乏金融支持等严重困难。因此，农村的发展，一定要解决好农村金融改革问题，做好对农村贷款的供给保障。
为了推进农村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还要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大力发展公司制的农业专业合作社，由农民入股，将公司的发展和效益与农民利益紧密挂钩。财政、银行要与之对接，确保国家的扶持和银行的信贷政策能使农民直接得益。用这些方式促进农民更好增收，促进农村快速发展。
二、转变“轻三重二”，助推服务经营
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观，长期以来存在轻三产、重二产的老习惯。但是，第二产业的高投入、快发展并没能增加就业人员。从2000年到2003年，工业年产值增加了16339亿元，但就业人数却从16219万人减少到16077万人，减少了142万人。
由于中国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大，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高消耗和高污染。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大约是4.9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8%略强。但中国却大约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与我们不注重节约有关系，但更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有关系。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多在60%左右，美国等发到国家则高达70%。不少国家在第三产业就业的人员占到就业总人口的65%。由于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劳动密集，一般情况下是以低投入、低消耗、高就业为特征。为了增加就业和降低污染，我们应特别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中国的第三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较大发展，总产值已经从1978年的860.5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38885.7亿元，增加约45倍。但从增长速度看，1983年至1993年的十年间增长近十倍，而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仅增长三倍，也就是说1993年之后，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放慢。
根据《2012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4%，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35.7%，服务化程度上升到39.4%，已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力。但与发达国家的70%的比重相比，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潜力还有26.6个百分点，还有61.3%的增长空间。
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由于政策管得过死，缺乏贷款扶植，中小企业不仅生存困难，而且出现夭折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如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这样的地方，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两年多一点。国外，万人拥有小企业的数量为45～55家，而中国万人拥有小企业数仅有8.9家，数量悬殊。
很多西方国家可以允许大量的不注册企业存在，而中国连修自行车和补鞋小商户都要登记和交费。过去的十多年，在城市的整治和美化过程中大量驱赶小商贩和商户，不仅摧毁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而且严重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因此，作为现代化战略，应坚决转变“轻三重二”的惯性思维，高度重视第三产业发展。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要十分重视包括物流在内的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这些领域的服务业还有巨大的市场，这是一个就业的广阔天地，也是广大穷人凭劳动服务，进行创业和逐步致富的重要途径。我们一定要总结1994年以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放慢的教训，真正放开搞活，让更多的服务业得到创立和成长。
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一要城市加快吸纳农村人口，使农民进城安居，这样既有利于扩大服务市场，又可以使服务业的从业人数增加。二要改变服务业的注册登记制度，允许不登记即可从业，可不限制其经营范围和投入多少。如果登记，可以不要求注册资本，可以用住宅作为登记处所。三要由银行给予支持，向从业者发放小额贷款。四要在城市改造中高抬贵手，给摊贩留出经营场所，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五要打击乱收费、乱罚款行为，改善摊位费和门槛过高的情况与现状。
三、转变“轻社重经”，促进社会公平
发展是执政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初期，在物质条件极差，国力极其微弱，人们生活用品极度缺乏情况下，扭着经济的牛鼻子，狠抓经济发展不动摇，这十分必要，也完全正确。
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和习惯做法，我们普遍忽略了社会发展问题。社会发展的滞后，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也给地区间和城乡间造成了很大的不均衡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为人们提供物质保证，社会发展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创造幸福环境。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的发展经济着想，还是从以人为本的发展考虑，都需要重视和推进社会发展。只有坚持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同经济建设共同推进，社会才能和谐，秩序才能稳定。
“轻社重经”的思维惯性，造成了对社会发展的总体投入过低，即使有一些投入，也多是留在城市，经常是重“锦上添花”，轻“雪中送炭”。
以卫生资源的配置为例，其80%集中于城市，三甲以上的优质医院90%以上集中于大城市。从医师的分布看，每千人拥有医师数，在北京为4.21人，在上海为3.24人，而在安徽、河南、贵州、广西和江西等省份，仅有1人左右。从卫生经费的投入看，城市人均卫生费为1109元，农村只有275元，农村仅相当城市的1/4。
因此，很多欠发达地区医疗服务设施十分落后，医疗服务水平严重偏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平均寿命相差10岁以上。由于公共卫生资源过分集中，而总体落后，造成了全社会的看病难，有48%以上的人有了病不敢进医院或根本没有能力进医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中部地区，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带，至今还有一些卫生院，所谓的病床上连被褥都没有。据考察发现，有些卫生院全部病床都只铺着苇薄和草席。我们早在1956年，就提出要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个目标仍没有实现，而且城市的医院还在大兴土木，还在壮大和发展。
同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落后相似，属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其他公益性设施，也都存在着发展滞后和分布不均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同国计民生和人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的教育事业所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根据我们的考察，少数重点中学校舍宽敞、楼宇考究、环境优美，有一流的语音室、电脑室、实验室、钢琴室、乐器室、绘画室、游泳馆、图书馆和室内体育运动场地等，条件之好，应有尽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另外一些学校，场地狭窄，房屋破旧。有的学校，学生可以寄宿，但23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睡在一个通铺上。学校虽然有食堂，也仅能为学生热热饭，年纪尚小的学生，每星期要跑十几里路两次回家取干粮，学生吃的饼又干又硬。
有些学校压根就没有寄宿开伙条件，学生只能投亲靠友，或请家人进城镇租房陪读。更有不少学校，没钱买电脑，没钱请老师，而致国家规定的电脑课和外语课都没法进行。
教育资源的配置同卫生资源配置一样，极不公平。
特别是高等教育，有的千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拥有100多所大学；而一些有上千万人口的地级市，却没有一所本科大学。此外，在高中教育的配置上，不少大城市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尚有相当多的省区，因高中设置太少，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只有40%，农村升高中的机会仅有18.6%，实际上有81.4%的农村学生，从15岁起便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与机会。
其他很多同社会建设相关的工作和事业，也都存在很多问题。
不少公共产品、公益设施，如体育馆、展览馆、音乐厅和娱乐场馆等，成了一些部门的“造钱机器”，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不能被广大群众享用。在民主政治、法制建设方面，更是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社会寻租现象严重，腐败问题不断发生。一些执法人员，不尽职尽责、监守自盗，成都北站曾发生的警察与偷盗分子长期勾结，在车站大肆进行盗窃，这些社会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
因此，应转变“轻社重经”的惯性思维，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齐头并进，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转变“轻创重引”，加速自主创新
技术创新是国家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支撑和动力源泉。中国的技术创新工作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经济发展实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自主创新缺乏，知识产权不足，不仅使中国产品在世界上失去了竞争力，也造成产品出口虽不断增加，而企业效益却普遍较低。真正效益好的高技术产品，75%是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生产的，国有及民营企业仅占25%。创新缺乏还表现在我们很多设备与原部件的需求大多依赖进口。中国是软件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但80%的软件依靠进口；中国机电零部件市场也主要依靠进口满足；生产规模大、产值高的汽车行业、飞机行业、船舶行业，以及高速铁路等所需技术也都依靠进口解决。
中国自主创新缺乏和知识产权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脱离，形成了科研与生产的两张皮。
很多科研工作只关注论文，不关注成果。科技成果的评定和奖励工作也非常浮躁，问题较多，没能创造和培育出更多、更成熟、能进行有效应用的好成果。许多生产企业，至今未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中国97%的企业没申请过技术专利，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有研究机构的仅占25%，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科技的自主创新和科技与生产的结合。
就拿引进装备和技术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了走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捷径，投入巨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装备和技术。按理说，我们应该组织技术队伍并加大应有投入，来推动这些技术与装备的消化吸收，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模仿和创新。然而我们的科技工作却没有利用这条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捷径，较少有人重视消化吸收这些先进技术和装备，更谈不上模仿和创新。
从对技术消化吸收的投入来看，虽然中国的科技经费近些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却没有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方面进行投入。韩国投入消化吸收的科技经费是引进装备技术费用的8倍，而中国投入消化吸收的科研经费仅是引进装备技术费用的7%。迄今中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仍高达50%，远高于发达国家30%的平均值，更高于美国、日本的5%。
中国自主创新缺乏和知识产权不足，另一个原因是创新产品的国内市场问题。
任何创新的技术和产品，都不是一次性就能达到完美和高端的，往往需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全过程。需要在应用和演练实践中，发现问题，查找不足，然后才能在解决存在问题中提高，在改进不足中得以完善。所以，任何一个高端的技术或产品，都离不开在本国市场的应用中得以哺育和发展。
日本、韩国和美国，制定很多政策鼓励本国技术进行推广应用。特别是前文提到的韩国的“身土不二”精神，这种“国人用国货”的民族精神直接推动了韩国的一些技术创新产品在国内得到了演练和实践，实现了提高和完善。当初韩国生产的轿车质量较低，难以销往国外，但韩国的马路上跑的全是韩国轿车。韩国轿车通过本国市场的支持和偏爱，最终得到了发育和完善。
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不仅重复引进，连续引进，而且行行业业都在引进。这就限制了自主创新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实践和历练，而且缺乏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推广使用的优惠政策。
浙江横店有一家得邦电子公司，他们生产的节能灯泡，耗电量仅相当于白炽灯泡的1/5。现在这个公司每年生产2500万支节能灯，90%以上出口美国，美国能源部专门对其进行销售补贴，为美国节约能源做出了贡献。而在中国，则因价格偏高，得不到扶植政策和补贴，所以在中国没有市场。
因此，现代化战略，要转变“轻创重引”，力促自主创新。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装备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和开拓自主创新产品的国内市场。
除了制定政策，加大投入外，还需鼓励政府、企业和国民更多采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不妨学一学韩国的“身土不二”意识，强化民族精神。只有13亿人都有了这种“国人用国货”的意识，中国的技术创新才可能会有质的飞跃。
五、转变“轻面重点”，扩大城市带动
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已不言而喻。中国城市化建设问题除了整体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外，还有就是过分强调“两洲一湾”的三个点，而轻视广大地区面上的城市发展。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世界农业人口1/3的国家，因为农业人口过多，城市型消费人口相对较少，这不仅抑制了国家的总需求和总消费的增长，而且也阻碍了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扬。这既是“三农”问题的总背景，也是全社会第三产业总量上不去，就业难度大的总根源。
根据对城镇化的调查，可以发现由于缺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机制和政策，农民工虽然被统计到城镇人口中，但这些“漂族”能够在城镇留下来还缺乏城市管理方面的有力支撑。
因此，新时期的现代化战略，一定要高度重视城镇化工作，不仅要转变“轻面重点”的思维模式，还要狠抓量大面广的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发展问题。同时要把城镇的合理发展、健康发展和加快发展摆到突出位置，既要搞好城镇发展的规划和布局，又要搞好交通和项目的衔接。
第一，城镇化的规划，一定要注重首领城市建设和城市群的大发展。
很多地区的发展，是靠这个地区的首领城市带动的。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是由香港、广州带起的，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是由上海和苏、杭带起的，渤海湾的发展是由北京、天津带起的。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大约是美国的7倍，日本的10倍，加上国土辽阔，我们的经济发展不能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讲的那样，仅靠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三个点的带动就够了。中国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大力降低农业人口，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各区域的首领城市的打造和与此相关联的城市群的发展。
为此，在考虑现代化的战略设计时，应在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的三个城市群之外，高度重视长江沿岸城市带和京广铁路城市带的建设和发展。城市的发展，应以区域人口总量大而且水资源许可的地方为重点。
例如郑州、武汉、成都、济南、沈阳、长沙、西安、合肥、昆明、太原和兰州等城市，都应作为首领城市进行发展，并需加速发展以武汉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以郑州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以西安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以沈阳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以成都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以及以长沙为首领城市的城市群等。实践将会证明，这样做不仅符合中国现实，也十分必需。
第二，要高度重视中国县城的建设和发展。
据统计，中国从农村分流出的1.7亿劳动力，有1.1亿分布在县城为主的城镇中，因此，城镇化的重点应放在县城上。
为了推动农村和县域经济发展，一定要狠抓县城的建设和规划，要加大对县城的投入，并通过土地价格、工资水平及税收标准等的调控，吸引一些产业向县城转移，吸引各方面的资金向县城投入。国家需加大县城的公共资源配置，对建制仍为镇的县城，应尽可能按县级市配置待遇，以加快县城发展。在平原地带要力争早日实现每个县城都能与高速公路相贯通，都能与互联网相连接。
第三，要尽可能降低农民入城和落户的门槛和条件。
如果城镇化不能解决户籍问题，入城农民不能享受市民待遇，那么城市型的消费总量就上不去，分流农民的目的就达不到。为改变城镇化的尴尬，一定要把“农民市民化”作为新时期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环节，解决好户籍问题和入城农民各种待遇问题，以保证城镇化顺利推进。
第四，国家资源的配置要公平合理。
一是工业布局，应该给予欠发达地区多一些发展机会，例如汽车工业几乎都放在沿海城市，包括北京这样的地方，交通拥挤，水资源十分匮乏，虽已经有了多个汽车厂，但还在建车厂。类似这种情况，应进行控制和调整。必要时，京沪的汽车厂可向中、西部搬迁以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其他带动性大的产业，也应适当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另外，由国家财政或政府扶持的很多学校、机关、出版机构和媒体等，也应根据新的发展形势，进行必要的分散和重新配置。
例如，北京有150多所大学，基本上是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在我们很多管辖近千万人口的地市尚没有本科大学的情况下，应研究进行必要的搬迁和转移，支持欠发达地区的进步和发展。在德国，不仅大学分散在各个城市，就连重要媒体和一些国家机构也都分散在东、西、南、北、中的不同城市和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