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破碎的片段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乔纳森·弗兰岑
乔治·米勒·比尔德（George Miller Beard）在现代人眼中的地位之所以不高，是有多重原因的。比尔德是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蒙特维尔镇，蓄着浓密鬂胡的精神病学家。他深信电击的作用，习惯将病人捆在一台大型仪器上，解开或脱掉他们的衣服，然后让不同强度的电流穿过病人的身体。而且，他还有点偏执。他将美国的诸多问题归咎于“女性的精神活动”，声称民主带来了灾难性的副作用。（他写道：“让每个孩子、每个女人都懂得政治和神学，是用活着的人类所做的代价最大的实验之一。”）他还相信“次等种族”从不会长蛀牙。
不过，比尔德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比尔德是因1878年对“缅因州的惊跳者”所做的调查而一举成名的。这些“惊跳者”是一个法裔加拿大伐木工人群体。这群人的惊跳反射十分反常，对于任何突然的命令，他们都会不假思索地服从。这让他意识到他在病人身上看到的种种症状并非是由生理原因造成的，而是由精神原因造成。这些症状包括“失眠、潮红、嗜睡、噩梦、大脑刺激、瞳孔扩大、疼痛、眼部的压迫和沉重感、神经衰弱、耳鸣、尿不尽和尿失禁、头发和胡须的脱落、抽搐、极度疲劳、全身和局部瘙痒”等。
比尔德认为，这种新型疾病是文明自身的产物。他写道：“美国的焦虑，就像是美国的发明和农业，既独特，又显著。正是这种压力（以及美国的干燥气候），促使美国人语速更快，乐器音调更高，最终耗尽了人的‘神经力量’（nerve-force）。”他还认为，“现代人的大脑在方方面面比古人的大脑负荷更重”。
神经系统持续运作和承受焦虑的能力并没有随着它对这些能力的需求的提升而提升。尤其是在本世纪（19世纪）过去的25年里，在电报与铁路的压力和刺激下，大脑受到的刺激剧增，大脑的负荷运作远远超过了大脑发育的平均速度……现代人的焦虑正是大脑神经系统难以招架环境压力和刺激而发出的呼声。
比尔德将这种综合征称为“神经衰弱症”（neurasthenia），很快他又给它添了两个绰号，先是“美国病”（Americanitis），后是“纽约病”（Newyorkitis）。并且，他对这种病症所做的基本诊断，即人类神经系统难以应对变化越来越快的环境，自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
今天致使压力和焦虑产生的因素似乎数不胜数。比如，机器人正在抢走我们的饭碗，“性短信”（sexting）正在腐蚀我们的孩子，单调枯燥的工作正在破坏我们的家庭，互联网正让我们的大脑运转得如加速轰鸣的引擎。在我们生活的社会，投资回报期越来越短，自律与克己逐渐让位于即时满足。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感到生活节奏太快，已然招架不住。《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记者布里吉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在她讲述现代生活压力的精彩作品《不堪重负》（Overwhelmed）中援引了一项社会调查，调查中人们声称自己太忙了，以至于没时间度假、聚餐、交友，甚至做爱。
一些评论家严肃地指出，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注定要进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或者人类注定要像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在《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里描绘的那样演化成艾洛伊族（Eloi）和莫洛克族（Morlocks）[3]两个种族。神经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在她发人深省的科幻小说《2121：来自下个世纪的传说》（2121: A Tale From the Next Century）中，将两种人彻底分离开来：一种人能够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另一种人完全沉浸在她所谓的“Yakawow无脑的不堪文化”中难以自拔。她在书中描述了她所预见的未来：“电子游戏和信息处理磨炼出的技能，逐渐削弱了人类的其他才能，比如理解能力和智慧。”因而，“那种未经处理的主观感受，即时体验带来的感觉”成为了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诊断正确吗？尽管有以上几条末日论，相关调查却显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基本上是幸福、健康、满足的，而且我们的感受也是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糕。虽然我们都声称所承受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大，但这种说辞从来都有，并不新鲜。威廉·拉思伯恩·格雷格（William Rathbone Greg）在1875年写道：“毫无疑问，19世纪后半叶的生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速度。”他说，维多利亚人的生活“既无闲暇，也无停歇，忙忙碌碌，充满刺激……我们的生活是如此辛劳，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反思我们来自何方、去向何处”。
这又是“从来如此派”的论调：虽然技术发生了变化，但人性却没变。如果我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真的在缩短，那为什么我会花这么多时间连续几小时地看DVD呢？为什么《纽约时报》畅销书的平均字数在上升而非下降呢？为什么随着聊天应用和聊天语言的兴起，文字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呢？
本章将重点介绍大加速正在对我们的大脑和身体进行的改变。这些变化之所以如此强烈，正是因为它们就像是前一章所提到的软件公司提供的服务一样，切合我们身体内部某些最基本的渴望。在探究这些影响时，我们必须承认某些局限确实存在，许多科学证据指向不明，或者尚无定论。例如，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还不够长，所以就其长期影响，还无法拿出一份适当的同行评议研究。事实上，以我们使用的技术变化之快，要想赶在进入下一个技术阶段之前，对某个特定技术形式的利弊下一个定论，几乎不可能。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能够得出一些比较牢靠的结论，特别是在越来越快的生活方式对注意力、压力和睡眠等关键因素的影响方面。其中一些变化可能看起来令人不安，甚至令人担忧，但最终都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如果我们吸取了正确的教训，那我们不仅能过上更有效率的生活，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欲罢不能的愉悦感
在探究大加速的后果之前，我们需要先从前因入手来剖析使我们渴望速度和新奇的神经机制。因为那些对大加速后果忧心忡忡的人总是提到这一点。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著作《浅薄》（The Shallows）的开篇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有过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仿佛某个人或某件事正在摆弄我的大脑，改变我大脑中的神经回路，重塑我大脑中的记忆。就我所知，我的思维没有在进步，但确实发生了变化。我思考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
确实如此，然而我们的思维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神经回路具有“可塑”属性，也就是说，它会根据我们的经验进行自我更新，不断形成新的联结，并删除旧的联结。这一过程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阅读这篇文章的行为也是在不知不觉地重塑思维，但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这一过程是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成年人接触具有潜在危害性的习惯和技术的忧虑，远高于对成年人接触这些东西的忧虑，因为，要想纠正未成年人因此受到的任何一种不良影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人脑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属性需要我们在深入探究之前对此有所了解。第一，我们的大脑具有惰性（或者也可以说是节俭），因为它总是不断在寻找节省精力的办法。每当我们的大脑执行一个特定行为，这个行为就会被刻印在神经元上。当这个行为被再次执行时，刻印就会加深。很快，当刻印的凹槽变得足够深时，这个行为就变成了一种习惯。习惯由“低级”的大脑区域支配，不需要人下意识地思考，是一种节省精力的自动行为。
第二，我们的大脑容易上瘾，总是渴望特定的化学物质和感觉。尤其是在我们体验快感时，大脑中叫作腹侧被盖区的部分会释放一种化学物质多巴胺，会被送至大脑的适当区域。神经科学家大卫·J.林登（David J.Linden）在《愉悦回路》（Pleasure）一书中，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活动——“购物、性高潮、学习、吃高热量食物、赌博、祈祷、跳舞、上网”，这些行为都触发了相同的神经信号。这些信号集中在一小块相互关联的大脑区域，该区域在医学上被称为“内侧前脑束愉悦回路”（medial forebrain pleasure circuit）。
内侧前脑束愉悦回路的作用十分强大。林登在书中说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创造了一个“斯金纳箱”（Skinner box）（以心理学家B.F.斯金纳的名字命名），盒中的老鼠能通过按压一根杠杆，直接让大脑感受到一股愉悦。受试的老鼠按压杠杆的次数高达每小时7000次，以至于完全忘记了吃饭、喝水或交配的需求。当同样的实验方法在人类患者身上得以尝试时，“他很快就像8岁孩童玩大金刚电子游戏一样开始疯狂地按按钮”。因为这种方法效果很强，科学家还试图用它来“治疗”同性恋：先将患者连接上愉悦装置，然后将一名妓女带进实验室，测试实验结果。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愉悦回路进化成了一种对良性行为的奖励，其作用是促使我们重复有助于我们存活下来的种种行为。从最基本的角度来说，它意味着当我们在做喜欢的某件事时，会想要再做一次。愉悦回路的刺激越强，奖励就越大，这个模式在我们脑中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行为上瘾的可能性更大。
网络以及许多的科学技术提供了一种源源不断的反馈机制，让我们可以通过精确设计来操纵这种愉悦回路。由于我们天性渴望新奇（和地位），无论是在脸书上得到一个“赞”、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还是仅仅看到谷歌搜索结果的出现，都能触发愉悦回路，让我们产生一个个微小的快感。交友网站OKCupid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琴·鲁德尔（Christian Rudder）坦言：“网站之所以向你展示点击数、总数、徽章，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会回去看着它们一点点增加。然后，他们就能将你提高的参与度放在一张幻灯片上，用来打动投资者。”
这就牵涉斯金纳的另一个发现——强化程式（reinforcement schedules）。要想在受试者的大脑中植入一种特定的愉悦反应，你可以设定一个系统，在一种特定信号出现时，总是给予奖赏。比如，绿灯一亮起来，猴子就会得到一块糖；手机提示音一响，你就知道收到了一条短信。要不了多久，大脑愉悦回路仅凭信号就会启动，而不需要靠奖赏本身。也就是说，仅仅听到提示音，无须查看短信内容，你就会感到开心。
斯金纳还用他在老鼠身上所做的实验来展示不同强化程式的不同作用。这些程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奖赏的间隔时间或者老鼠获得奖赏的难度上。斯金纳的实验表明，即使奖赏是随机的、不确定的，我们还是会从期待中获得愉悦。赌徒不光对中头奖感到兴奋，仅仅是拉动杠杆或旋转轮子，就能让他们兴奋不已。查看邮件也是同样的道理，期待让我们心跳加速，就算第一封邮件没什么值得看的内容，我们也知道还会有下一封。
这样的结果是，不知不觉中，我们陷入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斯金纳箱。正如卡尔在《浅薄》中所说：“如果你打算发明一种媒介，使其能够尽可能快速且彻底地重塑我们的脑回路，你最终很可能会发明出一种结构和功能与网络相似的东西。”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来自13个国家的人被问及，如果他们必须放弃一样东西，才能上网，他们会选择什么。总的来说，75%的人选择放弃酒精饮料，27%的人选择放弃性行为，22%的人选择放弃洗澡。这项统计无疑包括美国航空公司的那两位机长和副驾驶，他们因沉迷笔记本电脑，就这么越过了目的地，任飞机自由自在地航行了90分钟（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还以为是有人劫机，不得不进行了一番紧急动员）。
这些效应很快就会发挥作用。研究表明，让不上网的人一天只上网一个小时，只需短短五天，他们的大脑就会被塑造成我们其他人那样。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表示，这种奖赏循环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尚未遇到任何外星人——大约他们沉迷于触发自己的愉悦反射，看不到其他任何事的意义，因而迅速灭绝了。
简言之，我们的基本生理构造让我们注定成为热情乃至疯狂的新奇事物与信息资讯的消费者（这就是为什么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回程总是显得要短很多——因为大脑沉迷于新信息，却无视熟悉的事物）。正如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列维汀（Daniel Levitin）在《有序》（The Organized Mind）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人类为了获得新奇体验，会像为了吃到下顿饭或者找到一个伴侣那样卖力”。而且，技术和社会的加速变化意味着，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新奇事物和信息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并且还在通过我们的手机、电脑和电子邮箱不停地向我们输送着。
注意力碎片化
在探讨大加速这一进程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造成的后果前，我应该先明确一点——人类并不是斯金纳箱中的老鼠。仅仅因为你用谷歌，并不代表你就一定会凌晨两点还趴在电脑前，沉迷其中，忘记周遭的一切。仅仅因为你的孩子使用Snapchat，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具备阅读普鲁斯特的能力。
虽然我们的神经回路确实正在改变，以适应我们使用的技术，但这种改变过程并不一定就具有破坏性。最近，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科学家对134项有关网络对青少年大脑影响的独立研究做了一项综合调查，得出没有证据表明正常使用网络（被定义为每周30小时以下）会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造成任何损伤的结论。是的，我们确实听过一些十分恐怖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是为了警示我们要防范危害，并非说我们注定会落入陷阱。
比如，卡尔的一大担忧是，我们对谷歌记忆的依赖正在危害我们的记忆能力。这一点如果属实，会造成双重伤害，因为记忆能力不仅负责记东西，还会为我们的推理能力和理解能力提供认知参数。形成新的记忆会增加大脑体积，这为我们建立新联系、形成新想法提供了空间。据估计，智商分数60%的变化在于工作记忆[4]的变化；也就是说，你记得越多，就越聪明。
可是，正如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在《比你想象的聪明》（Smarter Than You Think）一书中对卡尔所做的反驳，“当涉及我们感兴趣的知识，以及任何真正让我们为之兴奋并且具有意义的东西时，我们是不会关闭自己的记忆而不去记住这些的”。我们或许会依赖互联网为我们记忆一般的信息和事实，比如地址或历史事件的日期，但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我们还是会密切关注，比如最喜欢的足球队的球员。而且，这也要看我们从事的网络活动的类型。推特公司驻伦敦的办事处对推特用户做了神经扫描，扫描显示，即使用户是被动使用推特，其大脑中与记忆形成有关的区域的神经活动，也会比正常上网者高出34%；如果是积极地使用推特，这个数字会上升到56%。（阅读推特的时间轴以及发布推文，还会促使大脑中与情感有关的区域产生更多活动。）
然而，网络对注意力的影响的确引人担忧。用卡尔的话来说，互联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却将它分散到不同地方”。电子邮件和网上冲浪都属于提供即时满足的技术，是按需提供消遣和信息。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海量的信息。就像约翰·弗里曼在《电子邮件的暴政》一书中所说，我们一小时查看邮件三四十次，我们背部疼痛、视力下降（弗里曼指出，在新加坡，有80%的孩子近视，而30年前这个数字是25%）。在智能手机用户中，79%的用户声称，查看手机是他们早上做的第一件事，甚至在起床前，他们就开始查看手机。无论是在度假、开会、超市排队，甚至是在上厕所，我们都在查看手机。早在2003年，在智能手机、各种应用以及状态更新这些东西尚未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之前，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在220名大学生中只有3名能够将手机连续关闭72小时。另一项研究发现，电脑断网会导致人们的情绪烦躁不安，其中10%的人承认他们烦躁到敲打电脑。而如果我们知道收件箱里有一条未读消息时，我们的有效智商甚至会因此下降10分。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电子邮件以及其他信息占用了我们本来可以更有效利用的时间。据估计，查看处理电子邮件占用了三到五成的办公时间。我在本章大量引用了布里吉德·舒尔特的作品，她书中所提到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上班族觉得时间不够用，94%的上班族有些时候感到“信息太多，没办法工作”。苹果公司推出苹果智能手表（Apple Watch），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款手表能过滤掉你的苹果手机上没完没了的烦人提醒，连苹果公司自己都承认，这些提醒过度支配了用户的生活。
这种信息轰炸也意味着我们在不停地受到干扰，因为关注种种提示音是我们的生物本能。社会学家格洛丽亚·马克（Gloria Mark）通过研究发现，员工平均在任何特定任务上只花11分钟，然后就要切换任务，而在任务过程中，每3分钟注意力就会发生一次转移；虽然不是所有，但很多注意力转移都是由屏幕上弹出的消息造成的。据一项调查预计，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们的工作时间频频受到打断，以致他们一天只有28分钟不受干扰，能够高效工作。
这种不断受到干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后果。首先，用心理学家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的话说就是，“信息的富有造成注意力的贫乏”。我们的注意力过于分散，以至于集中注意力越来越难。老师、演讲者和家长抱怨孩子缺乏定力，无法专注地理解复杂概念。注意力持续时间正在缩短。广告商过去用5分钟的视频向潜在客户推销他们的服务，现在他们的视频缩短到了90秒。
如今很多人担心，随着我们的大脑养成摄入无营养食物的习惯，消化营养饭菜（比如书籍，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复杂概念）的能力会逐渐下降。中国的研究人员对网瘾患者做了一项虽然有局限，但十分有趣的研究。他们发现网瘾患者负责注意、控制以及执行的脑区增加了大量“白质”（额外生长的负责速度的脑神经细胞）而不是“灰质”（负责思考，由大量神经元细胞体构成）。另外，此项研究发现“网瘾患者负责处理言语、记忆、运动控制、情绪、感官以及其他信息的脑区缩小了10%到20%”。
大脑受到影响的不仅只有对网络上瘾的人。正如玛吉·杰克逊（Maggie Jackson）在她的著作《分心》（Distracted）一书中所警示的那样，“研究表明，许多美国高中生不能综合、评估信息，不能表达复杂思想，也不能分析论据”。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是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一位阅读学方面的专家，她发现自己在使用网络几年后，竟无法读完一本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小说，愤恨之下，她投身于“慢读”运动（是对起源于意大利的“慢食”运动的刻意模仿）。
部分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完美的大加速的自我强化例证中，技术推动着我们越来越快，却也让我们更加无法应对随之而来的影响。例如，我们对干扰和分神的难以忍受逐渐变成了渴望，因为它们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很快，甚至是我们日程表上最短促的间歇，通常也用玩手机的方式被填满了。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独自待在一个房间思考15分钟，有超过一半的受试者承认不喜欢这一经历。事实上，这一经历糟糕到许多人为了缓解无聊的情绪，在下一次实验中，选择了接受一次让身体感到不适的电击（有三分之二的男性受试者做了这一选择，而女性受试者只有四分之一选择电击，或许可以另写一本书来探讨这点）。
有些人曾经试图捍卫这种蜂鸟心理，称这是在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是高效的体现。他们认为，青少年在查看即时信息、玩电脑游戏和做作业间不断切换，就像是厨师“在灶头上同时炖着几个锅，适时查看每个锅”一样。通过这种在不同事务或想法间的切换，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很高效。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项又一项的实验表明，多任务处理不过是个神话。作家苏珊·凯恩（Susan Cain）认为，“看起来像在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其实是在多项任务间切换，这样会降低效率，并且会增加50%的错误”。列维汀说得更直接：“在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时，大脑中负责处理新奇信息的区域受到了新奇事物的刺激，获得了分泌多巴胺的奖赏，这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地上瘾。”
这种注意力持续时间的缩短也带来了其他后果。其中最明显的是对我们延迟满足能力的削弱。我的前同事达米安·汤普森（Damian Thompson）在他的著作《困境》（The Fix）中指出：“21世纪初期，影响最深远的社会发展是我们越来越迫切地习惯于用奖励自己的方式改善自己的心情。”他见证了各种或大或小的瘾症在社会中蔓延开来，比如下午三四点时必须吃个纸杯蛋糕，以奖励自己撑过了大半天。
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的关注点从一个网页跳到另一个网页，我们伸手拿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这都说明我们的意志力不足。关于这点，他们一语中的。集中注意力不仅需要脑力，还需要体力，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为脑力活动供给能量的葡萄糖。正如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在《专注》（Focus）一书中所说，“效率下降、注意力分散、烦躁不安等精神疲劳迹象的出现，说明用来保持注意力的脑力已经耗尽了供给神经能量的葡萄糖”。
即使我们专注的能力训练有素，被专家称作执行性注意（executive attention）的能力也会因为压力、劳累或疲劳而减弱。戈尔曼说：“由于我们不断因为数字信息的干扰而分心，以致我们几乎时刻处于认知负荷（cognitive overload）的状态。这种超负荷会削弱我们的自控力。”这说明了体重增加时常伴随着压力而产生的一部分原因。我们在失去自控、放任自流时，会吃巧克力或喝全脂拿铁来维持精力。
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我们陷入了一个双重陷阱。一方面，我们专注的可能性下降，因为在科技的训练下，我们的大脑是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运作着。另一方面，我们专注的能力也有所下降，因为这些科技创造的环境在削弱我们的能量储备。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一书中，将这种状态称为“认知忙碌”（cognitively busy）。他说：“处于该状态的人更可能在社会情境中做出自私的选择、使用性别歧视的语言，以及做出肤浅的判断。”他引用了一个以色列假释委员会的案例，其成员在吃过可口的午餐后，准许了65%的假释请求，而在午餐前，几乎一个都没通过。这是因为经过一上午漫长的工作，他们的大脑因为能量不足，默认了最简单容易的选择。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点：对大加速带来的影响感受最强烈的人，往往是那些最无力应对的人。任何一个专业人士在连续几天工作12个小时或应对12个小时吵闹的孩子后，都会感到疲惫不堪，但他们的认知资源很可能足以应对这些。但是，对于那些日复一日和生存搏斗的人来说，要想为了长远计划重新获得专注力和自控力，几乎不可能。
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和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在他们的作品《稀缺》（Scarcity）一书中，描述了贫穷的经历如何降低了我们的心智带宽（mental bandwidth），即“稀缺”会削弱我们的执行注意力和认知控制力，导致管窥（tunneling）。这使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只关注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他们认为，正是因为管窥作用，我们会申请发薪日贷款或吃纸杯蛋糕。也就是说，“稀缺”缩小了我们在时间方面的视野，使我们忽略了未来要付出的代价。
然而，这一陷阱并非只针对穷人。信息过载以及总体上的生活节奏剥夺了我们停下来思考的时间。例如，对首席执行官的脑部扫描显示，当他们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企业向前发展时，管窥效应会发挥作用，以至于要想不再专注于当前的市场定位或商业模式，拓宽思路，需要对认知做出巨大改变。
这种信息轰炸不仅限制了我们进行深度或广泛思考的能力，而且降低了我们的带宽。正因为如此，众所周知，人们在淋浴或浴缸里时会灵感迸发。当我们放松下来，让思路随意游走时，脑中会产生阿尔法波，促进我们的创造力。在一项被称作“新奇用途任务”的实验中，一位科学家让受试者思考一块砖或者其他物体的所有可能的用途，那些让思路游走的受试者想出的用途要比其他人多40%。
信息在急剧增加，而用来处理信息的时间却在逐渐减少，两者情况相加，形成了大加速众多反馈循环中的又一种方式。事实证明，这一反馈循环不仅阻碍我们的创造性思维，还可能将我们变成更糟糕的人。如前所述，在2008年，菲利普·津巴多让《今日美国》的读者反馈他们对日常生活烦心事的懊恼程度，比如排队或等快递。他发现，和1987年那次相似的调查对比，《今日美国》读者的整体挫败感和懊恼度出现了大幅提升（因而，不难理解谷歌对加载时间格外关心）。
一个相似的例子。一名在黎巴嫩被扣为人质的西方人艾伦·约翰斯顿（Alan Johnston）回忆他在囚禁结束乘飞机回国时，因为有人将吉娃娃犬带过安检，航班延误了一个小时。“每个人都很恼火，我感觉有点荒诞，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连一个小时的等待都忍不了。可是，在我回到伦敦后，不过六个星期，因为公交车总不来，我就开始边等公交车边骂脏话了。以前的烦躁感已经回来了。”
我们所承受的时间压力越大，我们就越不耐烦，情绪就越糟糕。1977年，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Seminary）的学生被要求去一个距离很远的房间演讲。一些人被告知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到达那里，另外一些人被告知他们已经迟到了。在途中，他们会在一条巷子里路过一个倒在地上咳嗽的人。结果，没有时间压力的学生大多数会停下来帮忙，而认为自己迟到了的学生超过90%只是匆匆走过。
如果时间压力确实会侵蚀同情心，那么加快的生活节奏也许能解释让批评大加速的人感到震惊的一种社会趋势——自恋感膨胀、同理心崩塌。例如，有关美国青少年的调查显示，他们的自我迷恋情绪显著加强，调查还显示，这些孩子的心理素质不如上一代那么坚强。我们每个人一天到晚只顾着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形象，难怪我们培育的孩子既自私又脆弱，是期待生活自带撤销键的“屏幕少年”。
现代社会压力山大
网络对我们注意力持续时间的影响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影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不仅要应对应接不暇的信息、要求与消息，还被告知我们回应这些要求的能力决定了我们的自我价值和幸福感。根据英国舆观调查网（YouGov）的一项最新调查，英国人感到他们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压力重重、飘摇不定、要求苛刻。在一项针对33个国家、115000人的范围更广的调查中，有13%的人说他们因工作而失眠，40%的人说请病假让他们感到内疚。
这就是布里吉德·舒尔特所说的“不堪重负心理”，一种让我们注意力分散、认知碎片化以及精疲力竭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我们感觉到自己无论跑多快、工作多久，我们依然是不合格的。
这里面对的根本问题和我们的奖赏回路一样，是我们为旧石器时代设计的压力系统与21世纪的生活不匹配。当我们发现威胁时，我们脑中的杏仁核就会发出熟悉的“战或逃”信号。我们的身体充斥着各种荷尔蒙：肾上腺素让心跳加快；多巴胺让大脑沸腾起来，关闭我们更高水平的推理，让我们的本能发挥作用；皮质醇促使大量葡萄糖产生，为我们的肌肉提供所需的能量。
我们体内的这些反应不仅与生俱来，而且十分必要。就像运动员一样，我们天生能够适应这些突发性的身体反应。我们甚至会喜欢上它们：大量的荷尔蒙对大脑的愉悦回路具有强烈的影响，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力量强大、效率高、有掌控感（这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对压力上瘾的原因——压力所促成的化学反应和毒品、酒精类似）。
然而，压力如今并不罕见，而是一直都存在。我们所面对的不是身体上的威胁，而是外部信息源源不断的轰炸。这些信息旨在尽可能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尽可能地让我们心生恐惧（就电视新闻而言）。为了生存下来，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会本能地注意光、声音和震动，而现在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这些。
让情况雪上加霜的是，虽然最初的“战或逃”反应也许转瞬即逝，但压力应激系统一旦触发，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归于平静。正如科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所说：“你身体的自主部分就像一列货运火车一样，逐渐加快速度，需要很久才能停下来。”这就造成了一个独特的反馈循环：当我们因为某件事而感到忧虑或气愤时，即使我们已经心平气和了，我们的身体依然保持着激动的状态。我们的大脑收到身体发出的信号，认为这些信号的出现必定有其原因，于是我们再次回到了之前的情绪状态。
当我们特别紧张时，或者属于尤其容易紧张的体质，皮质醇和其他荷尔蒙会停留在我们的体内，慢慢地，压力不再是偶尔一次的经历，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如萨波尔斯基所解释的那样：
有机体在遭遇某种威胁时，通常会警觉起来，寻求有关威胁种类的信息，并且努力寻找有效的应对反应。一旦安全信号出现，比如成功躲避了狮子、交警接受了解释不开罚单，有机体就会放松下来。但焦虑的人并非如此。相反，他们的身体在不同应对反应间疯狂地转换，会突然从一种应对反应跳到另一种，不去检查安全信号，只是紧张不安地奋力跳过每一垒，在同一时间进行多种反应；抑或他们的身体失去了检测安全信号的能力，一直处于焦躁不安的警觉状态。
现代生活不可预测的混乱性加剧了这一问题。正如喜爱随机奖励是我们的天性，害怕难以预测的危害与惩罚也是我们的天性。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琼·西尔克（Joan Silk）证明，雄性狒狒首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可预测的突然性野蛮侵犯行为（你很可能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也见过这种行为）来让狒狒群屈服于它。
皮质醇实际上并不是导致压力产生的原因，它的主要功能其实是恢复我们身体系统的平衡稳定，就像在事故现场总会看到的救护车。可是，当我们的身体系统充斥着皮质醇，不断地承受着压力时，特别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舒尔特说，压力“会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使其更容易受到炎症、心血管疾病、高血压、2型糖尿病、关节炎、骨质疏松、肥胖症、阿尔茨海默病等衰弱性疾病的影响”。此外，压力还会导致慢性疲劳综合征、癌症，以及忧郁和焦虑情绪，特别是对女性来说。承受重大压力的人体内细胞中端粒（就像是染色体上的鞋带两端的金属箍，它的作用是防止DNA损伤）的长度更短，这会导致皮肤皱纹加深、头发灰白、肌肉松弛、视力和听力受损以及预期寿命降低。甚至有人认为，压力水平上升是西方生育率下降和男女婴比例发生变化的部分原因。
好像以上这些还不够令人烦恼似的，压力还会削弱大脑的功能。压力会在短期记忆被转移到大脑的另一部分进行长期储存时，分解维系短期记忆的神经回路；压力还会缩小脑前额叶的体积，这个脑区支配我们的专注力和注意力——反馈循环发挥作用的又一例证。以前人们的观点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极端病例，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极端的童年创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舒尔特简要描述了耶鲁大学埃米莉·安塞尔（Emily Ansell）的研究，研究发现我们承受的压力越多，我们脑中的灰质体积就越小。2012年一项对100多名健康受试者进行的研究表明，最近生活中经历过压力事件（比如失业或离婚）的人，“脑前额叶的部分区域，灰质明显更小，而脑前额叶不仅负责调节情绪和自控力，还负责调节血压和血糖水平等生理功能”。
正如大加速的所有坏处和好处，压力的影响也并非是均匀分布的。比如，最脆弱的人往往会承受最多的痛苦，并且很难从中恢复。安塞尔发现，曾经有过压力经历的人再次承受压力时，大脑灰质相应会产生更大的损失，而其他研究显示，这些人修复损害的能力也降低了。
除此之外，还有基因上的原因。研究者发现，负责将多巴胺从脑前额叶清除的酶（COMT，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有两个变种，一强一弱。在欧洲后裔中，四分之一的人体内只有弱的那种酶，另外四分之一的人体内有强的那种酶，而其强度是弱酶的五倍。体内只有弱酶的人——波·布朗森（Po Bronson）和阿什利·梅里曼（Ashley Merryman）在他们合著的《输赢心理学》（Top Dog）一书中称他们为“颤士”（Worriers）——会被压力压垮，而体内只有强酶的人——战士（Warriors）——却能在压力下茁壮成长，以至于在无压环境中，他们会因为缺少多巴胺而丧失积极性。
虽然这些影响不应该被夸大——研究表明，面对压力情境，比如驾驶飞机，颤士如果经验丰富、训练有素，同样能出色应对，但是这种酶的作用依然至关重要。关键的一点是，雌激素的存在改变了COMT的转录，从而使多巴胺的吸收率降低了30%。这意味着，常言说女性处理压力的能力更差，是有事实根据的。处于压力下的男性往往会不理睬情感线索，因此会做出更加理性的决定；而女性会寻找并遵从情感线索，从而使自己镇静下来。因而，普遍来讲，女性在做决定时，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大喊大叫。（有一点也许会为女性带来安慰——女性更擅长做金融分析师，因为她们能不让自尊心影响工作，并且能够尽量避免铤而走险。）
所以，我们每个人所能承受的压力值是不同的，并且反应方式也有所不同，而之所以如此，既有文化原因，也有生物原因。实际上，许多疾病都是如此。比如，在日本，有抑郁症患者深信自己的睾丸缩回到了身体里；在韩国，有抑郁症患者坚信自己深受燃烧的痛苦；在中国，有抑郁症患者认为自己的肩膀痛或肚子痛。
然而，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对压力作出反应，压力都对我们的健康有巨大影响。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健康状况的最佳预测指标是他们对生活中压力水平的感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现代生活方式会千方百计地提高压力水平。
被钉在办公桌前的人
毋庸置疑，许多国家的工作时间很长。然而，就像大加速涉及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个特点始于美国，然后蔓延到了世界其他国家。正如舒尔特所说，在拥有学位的美国男性中，将近4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而对于职业单亲母亲来说，这一比例是32%。2014年，只有56%的美国人休一周年假，而在1976年有80%的人这样做（今天几乎100%的英国人和欧洲人会这样做）。她引用了一位旅行专家对旅游趋势变化的描述：现在大家已经不会花一周时间去背包旅行了，而是利用周末出去玩，甚至是一日游。“在2010年时，大家关注的时间就已经缩短到下午的4个小时能做些什么……而现在，大家关注的是午餐45分钟能做些什么。”
在分秒必争的金融业和科技业，这些趋势甚至更为极端。在硅谷，每周工作不到90小时的人、在拼命推出产品时没有紧迫感的人、没有在办公桌前狼吞虎咽吃零食的人，普遍被视作失败者。压力不仅来自上级，还来自你的同事。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纽约时报》在对亚马逊公司进行调查后，对其残酷工作环境的披露。亚马逊被指控“在进行一项鲜为人知的实验，测试白领员工的极限”（据称，一位女员工生下了死胎，却被告知要确保重心在工作上）。
华尔街的情况同样严重。《社会学季刊》（Sociological Quarterly）上刊登的一项研究指出，经济危机后转行的银行家将他们长时间工作的文化带到了其他行业。一个刚来亚利桑那州的人说：“我在这儿的生活很舒适，还没有必须在办公室待到超过晚上11点的时候。”
工作时间长并不一定代表不幸福。很多人热爱工作，并且在工作带来的挑战中迅速成长。举个很明显的例子，一家名为Amerco的保险公司因为职员抱怨工作时间太长并且因此造成家庭生活紧张而感到担忧，于是这家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源推广弹性工作制，并且承诺弹性工作的职员不会因此受到审核惩罚。然而，有孩子的职员只有4%缩短了工作时间，开始在家工作的也只有1%。问题在于，这家公司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比起回到家里争论该谁洗碗，待在办公室舒适的环境中，做重要且有趣的项目，要吸引人得多。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工作时间长实际上是一种诅咒，不利于健康。伦敦金融城一位化名为西蒙的分析师说：“人们以为工作的一天是从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的。”
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工作的一天从你早上一睁开眼开始，你打开CNBC电视台，拿起黑莓手机打开彭博（Bloomberg）资讯，看看都发生了什么，对你和你的公司有什么影响。你的大脑从早上6点或6点半开始运转，接着要应对早餐会议、调研、和客户的一对一会面、报告会、航班。即使当你正在坐火车回家，或者正在和家人吃晚饭，手机还是会响，你还是得和纽约办公室取得联系，看看当天结束时情况如何。直到某一刻，你发现自己早上根本无法起床。
几年前，西蒙被诊断出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他在和专家交谈时，了解到他们收诊的95%的病例都是像他这样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职员。他解释说，主要病因是由工作引起的压力，“过去，如果在丛林中遭遇野兽，你会想方法应对，稍后就会恢复平静。而在现代市场中，你的战或逃机制一直处于开启状态，这样你的身体早晚会因受到巨大损伤而停止工作，进入修复状态”。
舒尔特还引用了加拿大卫生服务部门的一次大规模调查，这项调查证实了这种影响：“随着工作周逐渐变长，闲暇时间逐渐缩短，人们的健康状况恶化，注意力更加分散，变得心不在焉，工作效率差，创新能力下降。”调查得出结论：“工作时长与角色过载、体力耗尽以及身心健康问题之间的联系说明，这些工作量不能在长期内持续。”最新研究发现，一周工作超过55小时除了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概率之外，还会增加三分之一的中风概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还会传染：德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压力大的人周围（或者只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会让我们深感压力。
加班不仅不利于健康，还影响工作效率。在2005年微软的一项内部调查中，其员工表示，虽然公司有长时间工作的文化，但他们实际上每周高效工作的时间只有28小时（部分原因在于上述的种种干扰）。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发现，虽然让员工每周工作60或70小时能带来短期收益，但这种收益只能持续几周时间。并且其他研究还发现，过度劳累会导致员工犯错，而解决这些错误却需要花费比加班更多的时间。舒尔特引用了一项实验，该实验对一家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两组员工进行了比较研究。一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不休假，时刻用手机办公。另一组员工每周工作40小时，按时休假，下班关机。结果显示，后一组员工不仅工作效率更高，而且高出很多。
我们将很快看到，要想让大加速的影响对我们有利，其中一个主要途径就是要坚决维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样我们才能破解这一系统，让它为我们所用。然而，在这个因大加速作用而日益混乱的世界中，要想做到这点，可能越来越困难。当人们更担心因为国外的竞争者或是自动化（大加速的又一影响）而失去工作时，他们只会响应老板的呼吁，投入更多的时间。
事实上，我们工作得越投入，我们越会让工作以信息和电子邮件的方式挤占我们的闲暇时间，这样我们工作之外的生活就会更紧张，我们的压力水平也会更高。尤其是，虽然“十全十美”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我们还是忍不住想要同时成为完美的工作者、完美的生活伴侣、完美的父母。
例如，尽管现在拥有工作的女性比20世纪60年代多很多，但现在普通母亲花在积极照顾孩子上的时间也更多。高质量“互动式照料”（读书给孩子听，和孩子一起玩耍）的时间也比从前增加了两倍。可我们还是觉得不够。这样的后果便是，就照顾孩子所花的时间而言，父母的尽职尽责几乎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状态。
这再次说明了大加速的方方面面都是相辅相成的，并且展示了大加速是如何使社会两极分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边是工作时间从来都不够的全球化专业阶层，另一边是没什么工作可做的劳动力市场边缘阶层。
这种情况对处于两极的阶层都有不良影响。对于高层工作者而言，专业人士因为要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个技术驱动的快节奏世界中，具备理解和运用技术的技能越发重要。随着世界财富日渐增加，儿童数量却在逐渐减少，大部分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女性工作人数增加，并且工作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就意味着，很多父母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一个或两个篮子里。所以，如果好成绩能为孩子带来好的生活，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地确保孩子成绩优异。这反过来也导致父母对孩子的过分保护，甚至对孩子过分监督到疯狂的地步——虽然这些父母已经为应对越来越多的工作需求而焦头烂额。一项针对空中交通管制员所做的研究颇具说明性，这项研究发现，他们的育儿质量与他们当天必须处理的飞机数量完全匹配：他们越是专注于工作，回到家时就越不愿意和孩子相处。
近几十年来，儿童自由游戏的时间大大减少，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根据一项令人瞠目的研究——城市中的富孩子患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概率比穷孩子高两到三倍，并且吸毒和酗酒的可能性也更高。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被管教过严、压力过大的孩子通过上网来暂时逃避压力，而父母也因此更为担忧。
情况对底层工作者来说也没好到哪里去。作为展翅高飞的成功人士，其中一个回报就是你会感觉命运由自己主宰，或者至少感觉到了自身地位的优越性。这会减轻甚至消除压力的影响。一项对英国公务员的研究表明，老板通常比他们的下属活得更长、更健康。
做底层工薪族不仅会危害你的健康，还会减少你的寿命。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有关“管窥”的研究反映出，做底层工薪族还会缩小你的时间视野，让你缺乏远见。你拥有的权力越少，你就越会觉得压力重重、时间不够用。关于这一点，也许最好的例子是对蔗农做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测量了蔗农在丰收前缺钱时和丰收后富足时的智商。研究人员发现，当钱花光时，蔗农的智商下降了9点或10点，原因并非是他们变笨了，而是他们的经济困境限制了他们的心智能力。
简而言之，压力是一种新的流行病。它的侵蚀性影响以不同的方式作用在不同的地方，却总是促使我们对大加速感到恐惧和警惕，而非兴奋和喜悦。生活节奏越快，我们对压力影响的感受也就越强烈。
无眠的漫漫长夜
人体拥有一个很棒的恢复机制——睡眠，专门用来应对紧张和压力。然而，在大加速带来的种种压力下，睡眠正在被逐渐侵蚀。
关于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科学家提出了很多说法：有人说是为了节约能量，大脑作为高能耗器官在睡眠状态下，部分区域会关闭，以便休整和恢复；也有人说是为了处理信息，大脑在睡眠状态下会重新排列和组合我们白天所经历的问题，从而使我们能以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并且，大脑在睡眠状态下会修剪掉白天清醒时形成的神经突触，重新连接神经回路，使大脑不至于过度拥挤。正因为如此，晚上睡不好，会模糊你对事件的记忆，这个影响甚至会持续两三天（这也是为什么喝酒会造成记忆缺失，因为大脑的重置系统被酒精扰乱了）。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睡眠必不可少，但人们的睡眠质量与长度都在下降。1960年，多数美国人每晚的睡眠时间为8～9小时，而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不足7小时，每3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睡眠不足6小时（而低于6小时，睡眠不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表现）。近期一项针对38700名英国员工的调查发现，只有15%的员工在起床时感到精神焕发。玛丽亚·康尼科娃（Maria Konnikova）最近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就群体而言，现在的我们比之前任何时候睡得都少。”
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的睡眠时长，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有趣得多。研究者发现我们实际上有两个睡眠系统，一个比较简单，负责调节疲倦，我们清醒的时间越久，需要的睡眠时间就越长。
另一个睡眠系统更为复杂，即生物钟，也就是昼夜节律，负责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睡觉。我们已经知道，决定我们生物钟的不是我们脑中的某个主回路，而是存在于我们体内每个细胞中的数十亿个小钟表。我们之所以会出现时差反应，是因为随着我们的警觉性、消化能力和对明暗感觉的逐渐乱套，这些独立的小钟表也会逐渐紊乱，无法同步。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也是睡眠中断比例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生物钟的一部分是由我们的进食时间和血液中的糖量决定的，这些钟表因为我们越来越常在两餐间或夜间吃零食而变得紊乱。在这种情况下，受影响的不只有我们的睡眠，还有我们的健康，因为这些钟表还控制着我们体内的消化、排毒、DNA损伤修复、循环、胆固醇等许多指标，而这些指标和种种疾病有着直接的关联。
事实表明，大加速造成了我们身体的昼夜周期失调，以致我们深受其苦。蒂尔·罗恩伯格（Till Roenneberg）也许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睡眠研究者，他将这一现象描述为“社会时差”，即我们的生理节奏是与工作时刻表而非光线变化同步。周末补觉时，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在偿还因工作日睡眠不足而导致的“睡眠债务”。实际上，我们是在从“办公室”时区回到我们的自然作息规律。
这显然对健康不利。当出现夜间工作或其他不合理的安排时，这种错位将变得更严重，对健康的损害也会更大。研究人员选择了基因完全相同的老鼠，并且让其中的一些老鼠做类似于倒班工作的事情。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的史蒂夫·布朗（Steve Brown）解释说：“在多数研究中，这些老鼠会更早地死亡，它们的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都出现了问题，患癌症和出现心脏问题的概率上升，可以说是患上了我们不愿患上的所有毛病。”对人类工作者的研究，比如必须整晚待命的美国护士，倒班工作显示了对健康类似的影响，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倒班工作归入致癌因素之一。
布朗列举了有关实习医生的实验。实习医生是特别缺乏睡眠的一个群体，科学家在实习医生值班时对他们的状况进行了监测，还说服了他们佩戴大脑监测器。实验结果表明，随着他们越来越困，特定的神经元群组会停止运转，大脑的各个部位都在经历“微睡眠”（micro-sleep）。布朗解释道：“医生会在手术过程中完全或部分地睡着，甚至在和患者交谈时也会如此，他们大脑的很大一部分会表现出慢波睡眠[5]的特征。”
这种睡眠匮乏已经成为各种事故的罪魁祸首，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和埃克森公司的瓦尔迪兹号油轮（Exxon Valdez）漏油事故[6]。睡眠匮乏会对认知功能产生和醉酒等同甚至更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许多研究睡眠的科学家不会在午夜后乘坐出租车，他们害怕司机犯困造成灾难性后果。罗恩伯格针对学生的一项研究表明，睡眠匮乏的种种影响不只局限于值夜班的人。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倒班工作仅仅是昼夜节律错乱的一种极端形式，“在当今工业化的世界中，多数人遭受着一种类似的‘强制同步’”，并且为之付出了身心健康的代价。
引发健康问题的不仅有社会时差。来自牛津大学的拉塞尔·福斯特（Russell Foster）说：“现在的很多领域有充足的数据表明，违背体内生理属性对我们的睡眠以及健康会造成重大影响。”例如，儿童睡眠不足就会极度活跃，以致常常被误诊为注意力不足型多动症（ADHD）。研究者正在积极探究睡眠匮乏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联系，虽然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被证实。正如史蒂夫·布朗所解释的那样，睡眠通过扩张淋巴管来清除大脑中的大分子垃圾，就是这些垃圾沉积物构成了阿尔茨海默病基质的斑块。因此，可以初步认定，长期睡眠不足是造成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因素。
睡眠匮乏再加上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会造成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为了早晨有动力，一天都有精神，你需要靠咖啡提神，需要喝可乐，吃高卡路里的零食补充能量。于是，你精神兴奋，睡不着觉；于是，你服用安眠药之类的药品，让自己镇定下来。问题是，这样做并没有帮助你拥有长时间的高质量睡眠。因此，第二天起床，你又需要喝更多的咖啡提神。福斯特将这种现象称作“兴奋剂——镇静剂循环”（stimulant-sedative loop），他说，在倒班工作的人身上早已发现这种现象，而现在却在社会各层都能看到。他解释道：
在和利物浦一所学校的一个13岁的孩子谈话时，我问她：“你的睡眠怎么样？”她说：“很棒啊，很棒。”我说：“太好了，你有什么小窍门？”她说：“哦，我吃我妈妈的安眠药。”这个孩子才13岁，她在服用镇静剂。于是我又问她：“那第二天早上你感觉怎么样？”她说：“嗯，昏昏沉沉。不过没事，因为到午饭时，我已经喝了大概三罐红牛了。”这种程度的兴奋剂和镇静剂服用会严重损害正在发育、尚未定型的大脑。而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们试图在本就繁忙的一天里做更多的事情，于是我们总是先牺牲睡眠时间。
失眠和昼夜无眠的生活方式当然也会对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福斯特说：“如果你身处这种兴奋剂——镇静剂循环中——因为酒便宜，你就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缓解压力和疲惫，抵消你所服用的兴奋剂作用——你就不能做合格的伴侣，更不能成为称职的父母。”缺乏睡眠还会抑制创造力，而创造力却是知识经济中越发关键的资源。
正如本章所描述的诸多影响一样，睡眠问题和压力问题相互依存。如果我们睡眠不足，我们能够通过激活压力反应、摄取更多葡萄糖来克服身体的需要。倒班工作人员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是他们患心血管疾病概率更高的原因，因为身体过度地使用这一机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皮质醇水平升高，削弱了免疫系统，导致出现感染和健康问题的概率更高。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在感受到压力时，会更加难以入睡，于是就会形成压力越大、睡眠越少的恶性循环。
就像是互联网对我们大脑思维的重塑一样，睡眠匮乏所带来的影响十分迅速（并且狡诈，鉴于我们对自己所受的影响难以察觉）。芝加哥大学的伊芙·范·高特（Eve Van Cauter）用两组20岁出头的健康年轻男性做了一项实验。一组每晚只能睡4小时，而另一组可以睡10小时。仅仅7天后，睡眠不足组体内的饥饿激素脑肠肽（ghrelin）飙升，身体对碳水化合物和糖的消耗量也猛增，而血液中清除葡萄糖的能力接近糖尿病的水平。基于这项研究，她明确指出，最近几十年以来，肥胖症在整个社会的蔓延与睡眠长度和质量的下降是相互对应的。
正如互联网对大脑的影响，睡眠不足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也应引起更多关注。吉姆·霍恩（Jim Horne）是睡眠方面的专家，他强烈地批评关于我们正走向一个睡眠越来越少的社会的说法（显然，大多数睡眠研究者和他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连他都赞同，儿童把太多该上床睡觉的时间花在了屏幕上。青少年也一样，尤其是他们在生理上比成年人需要更多睡眠。然而，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青少年平均每晚会在睡前发送34条信息。
拉塞尔·福斯特说，问题在于“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卧室是用来娱乐的地方，而不是睡觉的地方。因此，在社交媒体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共同影响下，晚睡晚起的习惯被极大地加重了”。
父母不愿规定严格的睡觉时间对此也有影响。福斯特说：
我们觉得规定年轻人睡觉的时间不太好，可这却是他们的迫切需求。由于缺乏睡眠，情绪上的波动、抑郁、焦虑、挫折、愤怒、冲动等都会大大地加剧。在和兢兢业业的老师交谈时，他们会说孩子们在每天上学的头几个小时总是昏昏欲睡。我认为，这种睡眠的边缘化正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学会自我调整
大加速在生理上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影响会造成极深的破坏性。然而矛盾的是，这些影响也为我们保持乐观提供了依据。目前困扰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是因无知而产生的，比如我们尚未意识到信息过载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尽管我们模模糊糊感受到了这些影响的存在。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并且有比较简单快捷的方法，让我们既能享受大加速带来的好处，又能免于受到其弊端的侵害。
以失眠为例。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之所以彻夜无眠，是因为我们有睡前盯着屏幕的习惯，而屏幕散发的光线频率会延长我们清醒的时间。应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必将手机放到一边，只需使用屏幕过滤器（或者戴专门的防蓝光眼镜），将蓝光转化成橙光就可以了。橙光对神经的刺激要舒缓得多。
在更遥远的未来，还会出现一种叫作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的技术，这种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类固醇移动电话，能诱导神经元进入慢波睡眠状态。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一种弹出式的睡眠隔间，能帮助我们在一天中空出更多时间。而现在，倒班工作人员已经能轻松测试他们的“睡眠类型”（Chronotype），即他们的基因决定了他们是早睡早起的人还是晚睡晚起的人。除此之外，还可以对工作的危险之处、适量营养的摄入，以及定期接受压力水平测试进行普及教育。
至于那些狂灌红牛的青少年，解决方式比较简单，只要增加向他们解释睡眠重要性的课程，并向父母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就能解决。如果家长可以对屏幕时间设定家庭规则，就能让孩子每天花在上网或看电视上的时间减少3个小时（目前，美国孩子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多得惊人：7小时38分钟）。即使父母和孩子没能认识到睡眠的重要性，也可以使用科技手段，利用类似手环的可穿戴设备监控用户的睡眠模式，并将获取的相关信息传送至用户的智能手机上。要不了多久，孩子不仅可以因为家庭作业的完成情况，还能因为自己的睡眠状况，获得金色的小星星奖励。
即使这些方法都行不通，也可以主动去适应青少年的睡眠习惯。拉塞尔·福斯特和纽卡斯尔郊区的蒙克西顿学校（Monkseaton School）合作，将上课时间从上午8点50分延迟到10点。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所学校睡眠不足的学生多睡会儿。这个举措带来了惊人的效果：这所学校达到政府所规定的GCSE（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最低门槛的学生人数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升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进步更加显著，成绩良好的贫困学生的比例从约20%上升到将近40%。
对健康造成危害的不仅是睡眠不足。我们现在知道，有些行为或习惯性心态的危害性不亚于抽烟或酗酒，如果能够有效避免，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幸福大有助益。
以工作为例，确实，让我们分神的事物频频出现，但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可以供我们使用，帮助我们控制自己的恶习。比如设定无网时间，或者使用时间管理技巧优先处理重要的事情，忽略不重要的事情。自律工具还包括可以设定一种系统，如果你没能达成既定目标，这种系统就会自动捐款给你讨厌的组织（比如共和党），或者这种系统能改变我们以损失未来为代价而专注于现在的做法——这也是大加速的另一种关键效应。
甚至我们的智能手机都能被改变。保证材料来源道德的“FairPhone”手机有一个很显眼的内置选择，能让你暂时告别网络世界。屏幕上会显示：“随着网络成为我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越来越依赖我们的手机。你愿意断开网络吗，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事实上，近来可以看出与舒尔特在《不堪重负》中所描绘的状况相反的势头。像亚托（Atos）和大众（Volkswagen）这样的一流公司，要么不再发电子邮件（他们认为内部社交网络效率更高），要么在晚上关闭企业电子邮件系统。瑞典的哥德堡市正在公共部门试行六小时工作制。美国超市巨头百思买（Best Buy）开展了一项名为“只问结果的工作环境”（ROWE）计划，意思是你每天上班时间长短、在哪儿工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完成了这项工作。结果，这一计划提高了职员的健康水平，降低了他们的压力水平，使他们在工作时精力更加充沛，而且对公司更加忠诚。Treehouse是一家新创教育机构，他们认为职员在疲倦时不会有任何有效产出，因而积极坚持让职员一周只工作四天。
然而，上述种种做法常常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是对全球化和加速需求的拒绝和否认，并非更有效的应对方式。例如，百思买换首席执行官后，新老板立即终止了ROWE计划，认为它缺乏活力，不利于建设他想要的努力进取的工作环境。迈克尔·阿灵顿（Michael Arrington）是高科技投资人以及TechCrunch网站的创始人，他在一篇被大范围转载的文章中对硅谷的流行文化做出了如下总结：“创业本就艰难。所以最好多工作，少喊累，别发牢骚。”
但是，如果你相信市场和证据，那你肯定会相信那些打破旧有工作模式、让员工逐渐从单调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的公司会因此受益。这种做法虽然目前不可避免地遭到抵制和质疑，但终将会发展为一股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会被不同的企业采纳吸收。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提倡松懈下来，而是为了充分利用个人认知资源。舒尔特称之为“张弛的力量”，即在状态好的时候奋力工作，在状态变差的时候好好休养。人体警觉性周期是90分钟，这段时间用来高效工作应该足够了。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为什么不试试跑步呢？毕竟，锻炼对消除压力荷尔蒙有神奇效果，萨波尔斯基的一本书，《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就由此而来。
掌控大加速的秘诀不仅在于我们工作的时长，还在于我们使用大脑的方式。正如美国伟大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能够一次又一次自发地将游走的注意力抓回来，从根本上体现了一个人的判断力、性格和意志。”的确，事实证明，执行性注意，即控制自身冲动、集中思维的能力，大概是我们应该培养的最重要的素质。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在新西兰达尼丁（Dunedin）开展过一项杰出的研究，丹尼尔·戈尔曼在《专注》中描述了这项研究。达尼丁市坐落于新西兰南岛的东南端，因为曾经受到苏格兰殖民，这座城市看起来像是精致版的爱丁堡，人口数量不多不少，既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又在操作上具有可跟踪性。因此，研究人员在一个学年内对每个孩子进行了一系列智力测试，然后在二十年后再回去看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研究人员发现，最能预测个人在经济上是否成功的一项因素，不是家庭或阶级，甚至不是智商，而是控制自我冲动的能力。
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应该会觉得这一发现不足为奇。米歇尔是设计了著名的“棉花糖实验”的美国科学家。在这项实验中，米歇尔让一个孩子进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放着一块棉花糖，然后他告诉这个孩子，若能在没有大人监督的情况下控制住自己不去吃那块棉花糖，就能获得两块棉花糖的奖励。
结果通过这项测试的孩子和达尼丁通过测试的孩子一样，比同龄人更健康快乐，而且对所处环境适应得更好。这个研究结果太有名了，米歇尔因此还被请到了美国的儿童节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上，帮助演出了一个片段，教育饼干怪兽（也就是这些学前儿童小观众）作为“饼干鉴赏家俱乐部”的一员，要学会控制吃饼干的冲动。
类似的例证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玛吉·杰克逊说，接受过注意力训练的灵长类动物表现出更低的攻击性。在努力自控方面得分较高的6岁和7岁的孩子“更富有同理心，更能感受到内疚和羞耻，并且攻击性更低”。而且，“据调查，专注力强的人每天感受到的恐惧、挫败和悲伤更少，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生活的负面事件上调离开”。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 Partnoy）在他的《慢决策》（Wait）一书中指出，在受惊后，心率调节速度最快的孩子，社会问题也最少。
这里的关键点不是专注力和自控力多么有益，虽然这点很明显，而是这两种能力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天生的。要训练和培养这两种能力不仅可能，而且出奇容易。没必要服用莫达非尼（modafinil）之类的觉醒促进剂，诸如冥想课程和正念课程都可以训练大脑如何神游、再回神。还可以通过开发出的应用程序和电脑游戏，让用户平静下来，并帮助他们调整自己的直觉。戈尔曼在书中描述到，一些特殊需求班（special needs classes）还给学生分发“呼吸伙伴”，即学生在做平和练习时能用手抓着的毛绒玩具。
在学校里，这种练习被称作“社会和情感学习”。在新加坡——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这种练习现在已经成为强制性的。在美国“知识就是力量”计划（KIPP）特许学校，学生们穿着印有“别吃那块棉花糖”字样的T恤。戈尔曼指出，科技还能通过“biodot”的形式帮助强化我们的意志力，biodot是一个监测血液流动的小设备，当你的压力水平上升时，它就会变色，给你时间冷静并镇定下来。
好消息不止于此。具有高执行控制力的人还能发展出另一个关键特征，可以称之为“坚韧”（grit），即面对一项任务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能力。比起SAT（美国的高考）成绩或者智商值，这个能力更能说明一个人在未来是否能成功，约翰·韦恩（John Wayne）[7]对此可能不会觉得奇怪。此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培养这些技能还会提高我们的幸福感，转而为我们带来所有与幸福相关的东西，比如更积极的人际关系、更满意的工作、更高的健康水平。
关于这种训练的益处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个证据来自神经科学领域。虽然埃米莉·安塞尔及其同事也许证明了压力使大脑萎缩，但其他研究者也已经证明，萎缩的大脑还能长回来。舒尔特在书中描述，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布鲁斯·麦克尤恩（Bruce McEwen）让老鼠一天处于应激状态几个小时，持续三个星期。结果发现，受试老鼠控制学习和记忆的脑前额叶和海马体发生了萎缩，而控制即时情绪反应的杏仁核却有所增长。但是，当测试结束后，年幼的老鼠在三周内就恢复了原先的状态（不过对于更老的实验样本，损伤情况有所加重）。
在哈佛大学，布丽塔·霍泽尔（Britta H?lzel）和她的同事发现，让人类实验对象接受八周的正念训练，他们大脑关键区域的灰质密度就会有所增加，即与学习和记忆以及情绪调节和视角采择有关的区域。在另一项研究中，她和其他研究者发现，通过八周类似正念训练的课程来减轻压力，就足以让杏仁核的结构产生积极的变化（杏仁核是我们形成恐慌、“战或逃”反应的大脑区域）。他们骄傲地说：“这项研究首次展现了神经可塑性变化与某种程度的心理状态改变是有关联的。”同理，成年人参加五次时长一小时的注意力控制课后，大脑模式就会更接近于青少年的大脑模式。甚至有人建议，这种大脑练习，尤其是等待15秒钟再做任何行动，也许能帮助到强迫症患者以及习惯性担忧者，因为这种练习能开辟新的神经通道，以免触发使他们陷入强迫性行为的“警报回路”（alarm circuit）。
这些研究说明了大脑确实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而这种可塑性也可以导向好的方面。如果大加速正在损伤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那么因为这种可塑性，这些损伤其实是可以修复的。即使是推动“慢读”运动的沃尔夫教授，也能通过重新训练在极短的时间内读完那本黑塞的小说。
因此，对于我们是否具备能够应对大加速的身体与心理能力，是否能够逃脱许多人预测的社会自我毁灭的命运，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例如，在城市生活让我们体内充斥着压力激素皮质醇，但我们的生产力、创造力以及经济能力也因此大幅提高。之所以大加速的影响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加大，是因为我们欢迎这些影响，因为我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充实、更精彩了。
大加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让生活节奏加快，因此需要我们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这就迎合了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生理欲求，而这种迎合通常为我们带来的活力多于损害。我们都有点压力山大，都有点神经紧张，都有点过分活跃。即便如此，我们发现，我们仍然有时间陪伴家人、发展爱好、阅读书籍、欣赏电影。我们迫切所需的不是放慢速度，而是形成恰当的应对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