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恐怖故事
欺诈案例：
1.伯纳德·麦道夫
2009年因为实施大型庞氏诈骗而被判入狱150年。
2.艾伦·斯坦福
2012年因为实施庞氏诈骗被判入狱110年。
金融业的各个层级和各类上市公司都有不端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往往不是偶发和孤立的，它们常常会利用特定时期的特有机会。投资者最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对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
貌似正经的伯纳德·麦道夫
在如今的监管环境下，违反监管规定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伯纳德·麦道夫
2009年，伯纳德·麦道夫因为实施大型庞氏诈骗而被判入狱150年。我们将在第3章详细分析麦道夫的欺诈手法。简而言之，此类诈骗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欺诈者用新客户缴纳的投资本金，而不是真实的投资所得为老客户还本付息。
麦道夫事件的概貌是这样的：2008年，在美国经济危机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纳斯达克（美国主要证券市场之一）前主席麦道夫的两个儿子向当局告发麦道夫涉嫌巨额金融欺诈。很多受害人非常有钱。告发者称，麦道夫伪造账目，虚报投资回报，并用客户的资金偿付其他客户的本息。许多投资者不知道自己的钱进了麦道夫的腰包，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把钱委托给麦道夫，但其投资的基金却在未告知投资者的情况下对麦道夫旗下的基金进行了投资。由于这些基金把钱喂给了其他基金，所以它们也被称为喂款基金或联接型基金。
本案涉及面之广，监管机构之无能，以及麦道夫案其他涉案方之无耻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普通投资者所面临的许多风险。我们将会详细地分析该案的方方面面。麦道夫于1960年投身华尔街，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罪行败露前，麦道夫看起来是个很能干的正经金融家，他运营证券经纪业务，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并拥有自营交易公司（用公司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鲜为人知的是，他通过自己的投资咨询公司实施庞氏骗局至少有20年之久。2008年12月，69岁的麦道夫和儿子马克、安德鲁会面，他承认自己多年来一直在伪造客户的投资回报，说自己毁了整个家，觉得自己很快就会进监狱。麦道夫要求儿子们等一两天再向当局告发，以便他将资金转移给亲戚和合作伙伴。正义来得很快，2009年3月，麦道夫在法官面前对检方提出的各项指控供认不讳，并接受了法庭的判决。
麦道夫案涉及面极广，这意味着该案不会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在随后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信息渐渐浮出水面。起初，人们把焦点集中在监管机构，特别是美国证监会的不作为上。其实，自1992年起，监管机构就数次收到有关麦道夫的可靠举报。哈里·马科波洛斯（Harry Markopolos）是最积极的举报人，默默无闻的他揭露了一个惊天事实：虽然他多年来屡次举报麦道夫存在严重的问题，但证监会却一直无动于衷（后面我们将会提到相关细节）。虽然麦道夫已经承认自己从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经营庞氏骗局，但很多人怀疑，麦道夫的这一骗局可能从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他刚刚跨入华尔街时就已经开始了。
死不认罪的艾伦·斯坦福
如果这是庞氏骗局的话，那就让我去死，让我下地狱。我没有实施庞氏诈骗。
艾伦·斯坦福
2002年，明星投资产品销售员查尔斯·黑兹利特（Charles Hazlett）离开培基证券（Prudential Securities），加入了斯坦福集团公司（Stanford Group Company）迈阿密分公司。该机构隶属于斯坦福金融集团，斯坦福金融集团则由得州亿万富翁艾伦·斯坦福私人控股。黑兹利特和老总斯坦福一样，也是个大高个儿，他嗓音洪亮，很容易让人信赖。
这份工作的待遇太优厚了，好得让人无法拒绝：年薪18万美元；一间能够欣赏迈阿密海滩风景的办公室；还有高达40万美元的奖金。黑兹利特甩开膀子干了起来，他卖力地向客户推销所有的产品。没过几个月，黑兹利特便成了公司最优秀的销售员之一。公司还奖励他一辆价值10万美元的宝马车。在向客户介绍产品的过程中，他碰到了一些问题，公司却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比如，公司为客户所提供存单的利率为何高于行业水平？公司为何如此卖力地推销这一产品？为何承担公司审计工作的是一家不起眼的小事务所？该产品的销售佣金为何远超同类产品的佣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公司将吸收来的存款投向了何处？
黑兹利特设法和公司年仅28岁的年轻的投资总监劳拉·潘德杰斯特赫特（Laura Pendergest-Holt）碰了个头，但却无法从她口中得到确切的答案。这次会面不欢而散，潘德杰斯特哭着跑出了会议室。黑兹利特说，财务总监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没过多久就打电话给他，而且“态度不太好”。不久黑兹利特便离职了。在供职于斯坦福的这段日子里，他总计销售了价值1700万美元的存单。离职后，黑兹利特打电话给客户，让他们尽快从斯坦福取回自己的钱。
斯坦福国际集团公司下属主要银行的2005年年报非常漂亮。这份年报的第2页写了一条口号：“20年悠久历史，40亿巨额资产，本行将竭诚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银行主席艾伦·斯坦福在其发布的声明中惊叹该行创办20年来，全球金融业变化之巨大，并将银行的成功归因于快速成长：“1985年，我们只有数百个客户，只在几个国家开展业务。现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了35000多个客户，业务遍布全球102个国家。”他认为，除了高增长以外，“对于金融业最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持久的盈利能力”也是斯坦福成功的关键。
这份报告乍一看不比其他银行的年报更炫，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在银行服务越来越僵化的今天，其对于人性化和个性化服务以及诚信的重视还颇具吸引力。但这家银行为何注册在一个加勒比岛国呢？副总裁尤金·基珀（Eugene Kipper）在年报第12页给出了如下解释：“本行所在辖区监管严格，税率较低。”也许选择公司注册地只是个人偏好问题，但对美国或欧洲的普通投资者来说，没有任何离岸避税天堂能够像本国政府那样较好地保护投资者。事实证明，安提瓜岛的监管者根本就不够格（详见第5章）。
美国证监会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在调查斯坦福。2009年2月，该机构终于向得州法庭提起诉讼，指控他实施“规模巨大的庞氏诈骗”。证监会获得法令，冻结了斯坦福金融集团的资产。2009年4月，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在休斯顿一家餐馆外截住了斯坦福。面对镜头，斯坦福流着泪说：“如果这是庞氏骗局的话，那就让我去死，让我下地狱。我没有实施庞氏诈骗。”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斯坦福始终坚称自己无罪，说自己不是窃贼，没想过要欺骗任何人，但他最终于2012年6月14日被判入狱110年。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斯坦福事件还在持续发酵。（2010年，斯坦福在拘留期间被狱友暴打了一顿，因为他霸着电话不放。）虽然斯坦福已被判了110年徒刑，但其牵涉的其他多起案件并未了结，他的主要合作伙伴也将连同受审。
你怎么知道是投资大师，还是骗子
虽然麦道夫和斯坦福两个人非常不同，但他们都以独特的方式获得了人们的喜受，让人们觉得他们的生意可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他们让客户觉得很有信心，当然，对骗子来说，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是，用公众的资金进行投资的专业人士必须让人觉得可信。像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大师是诚实可信的，至少笔者现在这么认为，我们又如何将他们和看似可信的骗子，如麦道夫之流区分开呢？这的确很难做到，对于看不懂公司财报的人来说就更难了。
麦道夫是个伪善分子。在2007年的一次公开专题讨论会上他如是说：
总体来说，在如今的监管环境下，违规几乎是不可能的。公众对此真的不太了解。如果在报纸上读到有关某人违规的报道，你心里也许会想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干的。但违规行为不被发觉是不可能的，纸里包不住火，事情早晚要露馅的。
麦道夫知识渊博，看起来非常慈祥，谦虚，让人安心，这些特质都是许多投资者看重的。如果当时你也在上述讨论会的现场，你会猜到麦道夫是一个长期经营庞氏骗局的大骗子吗？
艾伦·斯坦福也以自己的方式让人觉得他很可靠。他声称自己生活节俭，但实际上，他的办公室装修得异常豪华，在安提瓜岛上挥金如土，如他在当地机场自建了豪华候机楼，斯坦福银行的客户可以不用通关就直接登机。此外，他的个人生活也极为奢靡。2000年—2002年间，他在比佛利山庄商店的购衣开销就高达40多万美元，斯坦福在好多国家建了豪宅，还买了许多私人飞机和游艇，甚至买了一艘英国海军的三帆快速战舰。他很懂得如何享受生活，懂得如何让身边的人感觉良好。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斯坦福的公关活动也日益增加，他经常接受《福布斯》杂志和电视台的采访，并在休斯顿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对英国人来说，艾伦·斯坦福是因为板球运动而进入公众视野的。和棒球以及橄榄球不同，板球没那么多商业利益可供挖掘。在此项运动广受欢迎的安提瓜，斯坦福修建了一座很棒的板球场，该球场还设有一家体育茶餐厅，名叫“泥泞的三柱门区”（The Sticky Wicket）。2008年，斯坦福邀请英格兰队和他的西印度群岛队举行一场比赛，获胜者可获得2000万美元。这场比赛采用Twenty 20赛制，每方只有一局，整场比赛不过是三四个小时。斯坦福的球队最终获胜。随后，他与英国板球委员会（English Cricket Board,ECB）签约，在5年内，斯坦福赞助了英国板球联赛1140万英镑。在安提瓜板球比赛的赛事转播过程中，镜头拍到斯坦福被一群英国板球宝贝簇拥着，一个美女甚至坐在他的大腿上，这一幕让公众惊诧不已。
总之，安提瓜人似乎很欢迎艾伦·斯坦福用金钱来主导他们的小岛，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在社区建设上花了许多银子，同时也因为他的银行成了当地最大的私人企业，并雇用了许多本地人。2006年，艾伦·斯坦福加入了安提瓜国籍，当然，他并没有放弃美国国籍。安提瓜和巴布达实施君主立宪制，其国家元首依然是伊丽莎白女王，政府有权提名授勋人选，于是斯坦福被授予了骑士爵位。安提瓜人对斯坦福巨额财富的来源及其商业模式不闻不问，他们或许认为美国最终会将其绳之以法，但现在这个小岛从他那里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他所造成的伤害。
丑闻的真正主角
监管的放松让金融业有能力将整个世界拖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虽然麦道夫案和斯坦福案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代表当下盛行的金融欺诈。2000年以来，结构化风潮在投行系统内肆意蔓延，而麦道夫和斯坦福的欺诈行为与此并无太多共同之处。当然，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特别是美国证监会的无能的确给了他们实施诈骗的巨大空间。虽然他们的恶行的确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败露的，但这并不是因为监管机构展开了针对危机的特殊调查，而是因为市场崩盘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维系巨大的骗局。
在以往危机中落马的主要诈骗犯，其罪行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流行的诈骗手法。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吹起了巨大的金融泡沫，精明的风投们忙不迭地将一批批网络公司包装上市。虽然许多公司根本不赚钱，但投资者却蜂拥而至，毫不吝啬地购买相关股票。投资者的疯狂使得此类股票的价格被大幅高估。诚然，一些知名网络公司，如亚马逊的确生存了下来，但大量此类公司在2000年前就倒闭了。
安然和世通的丑闻被视为网络公司泡沫破灭的象征。为了让股价维持在高位，这两家公司大肆伪造账目。虽然它们都不是靠网络起家的（安然原本是得州的一家油气公司，而世通则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兼并收购成为美国第二大电信公司），但它们的确与网络公司泡沫相关，因为安然和世通都是巨无霸企业，年收入大得惊人，它们向世人展示了，开展互联网相关业务能够让企业立刻赚钱，无需等到遥远的未来。
投资热潮的兴起最初往往是有合理原因的，比如，受欢迎的新科技诞生了，（也许还伴随着监管风格的变化），早期进入的投资者希望能够挑出那些能够利用新业务模式赚取巨大利润的优质公司。19世纪40年代，英国开始兴建铁路系统，这一新兴事物显然能改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交通运输时间和成本被大幅缩减，卫星城和全新的工业布局也成了可能。这些益处并非幻觉，但在这一时期的铁路狂热中，人们竞相投资于新建的铁路公司。在这种过分乐观的投资氛围中，铁路公司的股价越走越高，而铁路建设项目的质量却越来越差。一些项目从一开始便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另一些则因为实施过程遇阻而走上了诈骗之路，还有一些铁路的确建成了，但却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赚钱。
20世纪90年代的这次风潮因为网络而起。这一时期的投资逻辑是，互联网的扩展将能让企业更高效地运作，让民众更高效地生活。这个道理并没有错，一些企业的确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速发展。但问题是，无论质量好坏，只要是和网络沾边的企业都能以近乎荒唐的高价易手。风投、股评师、网络公司总裁和其他相关方不遗余力地用艰涩的术语和夸大的言辞来炒作“新经济”概念，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越来越难以对网络公司的质量进行判断了。
世通的前身是创建于1983年的长途话费优惠服务公司（Long Distance Discount Services,LDDS）。该公司由一群私有投资者设立，其中包括世通未来的CEO伯尼·埃伯斯。当时的电信行业正在经历去监管化进程，大量电信资产有待出售。LDDS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他们以批发价，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通信巨头那里购买长途电信通话量，然后再向终端消费者零售长途电话服务。20世纪90年代，伯尼·埃伯斯通过大举并购其他长途电信服务提供商来促进LDDS的成长，并于1995年将公司更名为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简称世通。
人们夸赞埃伯斯很有远见，说他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开创思维的人。埃伯斯致力于创建全新的电信巨头，努力为客户提供一揽子声讯和数据网络服务。1997年，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试图以1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MCI通讯公司。埃伯斯出价300亿美元，并最终拿下了MCI。这笔收购让世通跻身于美国主要电信运营商之列。随着股价的不断攀升，世通花钱的手笔也越来越大。埃伯斯似乎找到了正确的运营模式。投资者正热切盼望着通信革命。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并做好充分准备，世通大举收购主要网络服务提供商，如UUNET，他们还收购光纤网络和其他相关资产。
1994年—1999年第3季度（收购MCI前夕），世通销售额的增长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其股价也从每股8.17美元涨到了1994年的47.91美元（经过复权）。世通的业绩紧盯华尔街预期，这样其股价就能维持在高位，世通才能方便地为以后的收购进行融资。在公司准备收购斯普林特（Sprint）的时候，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成了羁绊，这笔交易最终于2000年告吹。这次失败宣告依靠兼并收购维持高增长这条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世通必须寻找其他增长方式。随着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供给的不断增加，电信业的利润率已经越来越薄。
2000年11月1日，世通的股价跌到了18.94美元。2001年，整个电信业的收入和股价都不断下滑，因为供过于求的现实已经显而易见，而且这种疲软状态还将维持许多年。虽然行业不景气，但世通财报显示的销售增长依旧达到了华尔街的预期。2002年初，世通发布了2001年度第4季度财报，其结果首次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埃伯斯用乐观的预期抚慰市场，但最终于4月份辞职。2002年6月，世通宣布其财报严重违规，而后其股票随即停牌。
世通到底对财报做了什么手脚？检方资料显示，当电信业于1999年开始走下坡路时，埃伯斯和其他一些高管倍感压力，他们需要保持公司的良好形象。世通业务的主要支出是线路成本，也就是点对点长途通话所需的费用。从1999年起，世通管理层便开始有意瞒报线路成本，并将其保持在总收入42%的水平，以符合华尔街分析师所做的预期。但实际线路成本已经上升到了世通总收入的50%以上，管理层便利用非法会计操作来降低这一成本。
1999年—2002年间，世通非法掩藏的线路成本超过了70亿美元，其中30多亿美元是用以前计提的各种准备（如预提费用）进行冲销的。2000年末，这些准备已经被冲销完了，于是管理层又将线路成本记为资本支出，这种做法完全有违线路成本的费用属性，完全超越了正常的会计实践范畴。世通就是靠这些非法手段粉饰太平，维持光鲜亮丽外表的。
伯尼·埃伯斯和世通CFO斯科特·沙利文（Scott Sullivan）对华尔街分析师说，公司能够维持高增长，并暗示他们世通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应对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安达信（Arthur Andersen）这家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世通的外部审计工作，但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倒是世通内部的3名中层会计人员觉得不对劲，他们于2002年4月至6月间进行了秘密调查，并发现了总额高达38亿美元的会计违规操作。
从普通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丑闻真正的主角是那些本该保持独立的专家们。我们仰赖他们的意见进行投资，而他们却辜负了投资者的嘱托，根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依赖独立的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财报进行审计，而在世通这一案件中，安达信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我们还依赖金融分析师应用所掌握的专业技巧对上市公司的质量进行客观评估。20世纪90年代末期，投行美邦银行（Smith Barney）的资深电信行业分析师葛瑞杰（Jack Grubman）还在不断地为世通背书，即便世通的盈利状况在不断地恶化。后来，证监会以发表一系列有关若干电信企业的误导性报告为由，对葛瑞杰实施了终身市场禁入处罚。
我们还能相信谁
当然，也并不是谁都不可信，这是个程度问题。比如，一些政府更值得信赖。你可以相信英国政府不会打你银行存款的主意，而意大利政府在几年前的一次危机中就觊觎过储户的存款。英国的大型银行也是比较让人放心的，他们不太会违反涉及客户利益的监管规定。而2008年倒台的冰岛国民银行（Landsbanki）和1991年倒闭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就是不良银行的代表，他们让许多英国储户血本无归。
虽然你请来的会计师一般不会谎报你的财务状况，但像安达信这样的大事务所有时却会对审计对象，特别是一些大型上市公司的诈骗行为不知不觉。
虽然你请来的会计师一般不会谎报你的财务状况，但像安达信这样的大事务所有时却会对审计对象，特别是一些大型上市公司的诈骗行为不知不觉。金融业的各个层级和各类上市公司都有不端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不是偶发和孤立的，它们常常会利用特定时期的特有机会。虽然骗局通常是在市场崩盘时败露的，但实际上它们无时不在。投资者最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对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
大规模销售的投资产品相对比较安全，但其回报可能较低，费率却较高。并不是每一种投资都能根据风险水平提供合理的回报（实际上，骗子常常利用公众对这一点的误解去行骗）。如果你认为把钱交给看起来慈祥可信的资深专家是安全的，那么就可能会落进麦道夫的圈套。投资者需要培养自己的技能和判断力来提高侦测各种欺诈的能力。作为金融产品的购买者，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说“不”，并轻松地走开。每当你觉得自己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时，结局很可能会比较糟糕。正是这种害怕错过好机会的恐惧心理催生出了投资泡沫，并让热门行业上市公司的股价飙升。
第2节 迫切需要提振信心的人们
欺诈案例：
1.丹尼斯·莱文、伊凡·博斯基
因从事内幕交易而锒铛入狱。
2.罗伯特·韦斯科
经常进行敌意收购，因被控诈骗巨额资金而逃亡，后在古巴因非法销售药物被判入狱。
如果大部分投资者一直被骗，金融市场是不会飞速发展的。总体来说，虽然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收费的确偏高，但金融服务业还是比较诚实可信的。
大多数交易诚实可信
人们觉得只有聪明人才能成为投行家，但这不是火箭科学（复杂的事）。
丹尼斯·莱文（Dennis levin），1987年因内幕交易而入狱
如果投资者认为整个金融服务业的人士都是骗子，觉得任何踏入金融市场的人都会被骗，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投资者将停止向金融市场注资。金钱会流出股市、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和银行，并注入其他类型的资产，如房地产，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并没有变成这样。与此相反，这些金融市场倒是在过去40年间大幅增长，全球有数百万新的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进入了市场。如果大部分投资者一直被骗，金融市场是不会飞速成长的。总体来说，虽然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收费的确偏高，但金融服务业还是比较诚实可信的。
这一章，我们将回到几十年前，看看当时的重大金融欺诈案典型，它们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丹尼斯·莱文、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内幕交易案和70年代的罗伯特·韦斯科（Robert Vesco）加勒比骗局。虽然时过境迁，此类欺诈案现在或许已经不太容易发生，但我们依然能从中认识到监管机构能力的局限，特别是当行骗者有意将诈骗实体搬到海外的时候。
投资者对某些投资产品的问题特别敏感，所以政府和金融机构比较在意对这些产品进行监管，以保证投资者受到公平的对待，并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所以，如果你把钱存在英国大型银行，那么存款的安全性是比较有保障的，因为政府的监管力度较大，而且存款损失还能得到相关赔偿计划的保护。更重要的是，继任政府有意愿在危机发生时确保储户能够拿回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存款。冰岛网络储蓄银行于2008年倒闭，把钱存在该行的英国储户可能得不到冰岛政府的赔偿。所以英国政府迅速介入，一方面给予这些储户赔偿，另一方面则担起向冰岛政府追偿的责任。这种有力保护是一种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确保储户的存款不会瞬间灰飞烟灭，那么该国的每个国民都能从中获益。
如果投资标的是非标准化的金融产品，那么相关的保护可就没那么全面了。假如你购买了刚发行的高科技股票，那么该行为的风险要比在银行存款的风险大很多，特别是你可能会亏损，甚至血本无归。如果你是投资老手（或许是市场专业人士），那么就要做好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心理准备，要能够忍受不可预测性和价格巨大波动可能带来的损失，衍生产品和不透明且流动性较差的股票尤其如此。换言之，保护机制的安全级别有高有低。政府鼓励老百姓对回报一般的安全金融产品进行投资，对于这类投资者，保护力度是最大的，而对于积极投身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深参与者，保护力度是最小的。
政府鼓励老百姓对回报一般的安全金融产品进行投资，对于这类投资者，保护力度是最大的，而对于积极投身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深参与者，保护力度是最小的。
无论是谦卑的金边债券持有人，还是显赫的金融赌徒，市场在各个层次上都需要信心：在大多数情况下，交易是诚实可信的，本息是能够及时偿付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对于维持市场信心来说，较高的交易量至关重要，因为流动性有赖于此。交投清淡的市场，也就是交易很少的市场无法给予投资者信心，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价格很容易受到个别交易的影响，产生大幅波动。所以，这样的市场也很容易被庄家操控。
内幕交易
主要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上市公司信息的公开披露。市场必须尽力确保所有参与者能够同时获得重要信息。内幕交易是指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如果你是某个上市公司或某家投行的员工，你在工作中得知X公司明天发布的季报很难看，并提前抛售该公司股票，或通知朋友清仓离场，那么你就进行了内幕交易。这种操作为什么是非法的呢？我们似乎找不到直接的受害对象。你只不过是在别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通过交易获利。但内幕交易实际上是一种盗窃，受害者是那些没能利用内幕信息获益的其他相关投资者。你赢来的钱其实是从这些投资者口袋里掏出来的，这种行为的性质和挪用公共资金没什么两样。
对于内幕交易是否合法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比如，货币学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内幕交易总体上能够提高市场效率：如果X公司的主管突然疯狂购买自家公司的股票，那么市场很快就会得知这一消息（关于上述交易的信息必须披露），并及时做出反应。因此，弗里德曼认为，内幕交易只是众多确保价格敏感信息能够及时传递至市场的竞争力量之一。这套理论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投资者可不希望拥有特殊信息的内部人士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走。在许多国家，至少某些种类的内幕交易是非法的。
套利者：伊凡·博斯基和丹尼斯·莱文
20世纪70年代的股市监管很严，但在8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的美国，兼并收购浪潮风起云涌，为通过内幕交易迅速致富提供了机会，内幕交易的数量也随之迅猛增长。
投行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身处这次兼并狂潮的中心，其员工丹尼斯·莱文是历史上最大的内幕交易者之一。莱文和花旗银行的信贷员罗伯特·威尔基斯（Robert Wilkis）于20世纪70年代相识。他们后来在英国工作的时候又聚到了一起，并发现许多欧洲国家对内幕交易缺乏监管，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财。这两个人在工作中都能接触到敏感信息，于是他们决定在瑞士银行开设账户，并秘密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交易。他们同意共享信息，但各自交易，以避免罪行败露。每当准备买卖股票的时候，莱文就会通过公用电话以代号向瑞士银行下令。
莱文和威尔基斯的许多交易其实非常简单，如果有人听到了利好某只股票的内幕消息，比如某公司将会成为收购目标，他们就会买入目标公司的股票，并在消息公布，股价大幅攀升后清仓出局。据莱文说，虽然他认真分析了消息是否可靠，但一些交易还是让他遭受了损失。不过总体而言，莱文还是赚了很多钱。在7年的时间里，他每月进行一两次内幕交易，把起初的39750美元本金变成了1150万美元。一段时间后，莱文的瑞士银行要求其转移账户，于是他将账户转到了另一家瑞士银行列岛银行（Bank Leu）在巴哈马群岛开设的分支机构。
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市场发生了重大革新，德崇金融家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创建了“垃圾债券”的高流动性市场。垃圾债券是指因为某种原因，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的公司债券。垃圾债券的收益率（相当于利率）较高，因为投资者普遍认为其风险水平较高，而米尔肯最初的革新在于，他证明许多由“坠落天使”（发行投资级债券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发行的债券，其价值实际上远高于市价。随着垃圾债券市场的成长，米尔肯和德崇开始将其作为兼并收购的融资渠道，他们安排发行初始评级为垃圾级的债券，并为其寻找买家。
“掠食者舞会”每年都会在比佛利山庄召开，与会的都是兼并收购界有权有势的大佬，其中既有像罗恩·佩雷曼（Ron Perelman）和卡尔·伊坎（Carl Icahn）这样的图谋收购者，又有垃圾债券的机构投资者，还有准备发起收购的公司高管。被称为“套利者”的伊凡·博斯基就是其中一位明星嘉宾，他很善于利用兼并案进行投机交易。莱文是在1985年的掠食者舞会上与博斯基结识的。他们很快就开始交流市场信息。
莱文说，起初他们没有明确承认所交流的信息属于内幕信息，但博斯基最终提议将自己利用这些信息所获利润的5%分给莱文。莱文说：“我和博斯基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他竟然明目张胆地建议我们进行非法交易，这让我瞠目结舌。”莱文声称不明白自己为何最终同意和博斯基一起合作赚钱。证监会指称，博斯基将交易所得利润的5%分给莱文，如果博斯基继续持仓并盈利，那么他会将所得利润的1%继续分给莱文。莱文提供的内幕信息涉及许多并购案，如纳贝斯克（Nabisco）兼并雷诺烟草公司（RJ Reynolds），北方内陆天然气（Inter North）收购休斯顿天然气公司（Houston Natural Gas）。
莱文并不知道，为博斯基提供内幕信息的不止他一个。德崇高管马丁·西格尔（Martin Siegel）也在其列，他是20世纪80年代各大兼并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博斯基给他送去了一箱又一箱的现钞，感谢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人们觉得博斯基拥有预测谁是下一个收购对象的神秘力量，他的每一次大手笔交易几乎都获利丰厚。比如，在雀巢收购卡纳森（Carnation）的交易中，他获利2800万美元。证监会可不信邪，于是对他展开了调查，但却找不到任何违规交易的证据。
1985年7月，美林证券将一份匿名举报信转交给了证监会，该信声称美林委内瑞拉的两个证券经纪商从事违规内幕交易。莱文说，巴哈马群岛的列岛银行复制了他的交易，因为他们猜测他正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而列岛银行一直用美林进行自己的交易。于是，美林的经纪商似乎在复制列岛银行的交易，并引起了监管当局的怀疑。证监会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调查，但列岛银行拒绝透露受怀疑账户的任何信息。证监会不得不动用法律对列岛银行施压。1986年5月，列岛银行最终没能扛住压力，供出了相关账户的主人，他就是丹尼斯·莱文。
在重重压力之下，莱文最终答应做污点证人，与证监会合作调查博斯基的违法行为。不久后落马的博斯基也决定和当局合作，并供出了米尔肯。他甚至戴着窃听器去和米尔肯会面，希望能够帮助当局录下米尔肯实施内幕交易的证据。米尔肯最终只是被判轻微违规，而不是内幕交易。博斯基和莱文虽然因为内幕交易而入狱，但刑期都不长，不过罚款金额十分巨大。
20世纪80年代，这些内幕交易丑闻令民众感到十分震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它们与迅速扩张的金融世界所带来的兴奋和革新相关。80年代的投资者耐不住寂寞，跃跃欲试，兼并潮正好满足了他们希望主动出击的愿望。但不幸的是，人们最终发现这一浪潮的领军人物都是些利用内幕信息发不义之财的窃贼，他们中既有滥用涉密信息的投行，又有利用内幕交易发财的机构交易者，还有滥用他人信任的兼并收购英雄伊凡·博斯基。博斯基曾在兼并界公开布道“贪婪是好事”。证监会用事实证明自己是有效的市场监管者，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做过了头。
不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投资世界颇具狂野西部的味道。在主要经济体中，美国一家独大，西欧刚从战争废墟里爬出来。伯尼·科恩费尔德（Bernie Cornfeld）是一个很有故事的美国创业者，他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离岸共同基金销售公司。起初，该公司主要吸收驻欧美军的存款，但后来却吸引了许多欧洲和拉美本地居民的资金，因为这些国家严格管控资本外流，当地居民缺乏诱人的投资机会。
对于60年代的商人来说，资本流动限制是赚钱发财的巨大障碍。英国政府一度只允许英籍人士（英联邦公民直到1983年才成为英国公民）最多携带50英镑出境。不要说购买美国上市公司股票了，这么点钱就连出国旅游都不够。科恩费尔德在60年代控制了一些瑞士共同基金，其中包括史上第一批“基金之基金”（专门投资其他基金的基金）。科恩费尔德在瑞士被羁押了11个月，因为检方指控其下属基金违法发行，但他最终无罪获释。不过，科恩费尔德所控制的大量现金引来了一个更为饥饿的捕食者，那就是罗伯特·韦斯科。
饥饿的捕食者：罗伯特·韦斯科
美籍意大利人罗伯特·韦斯科是一个底特律汽车工人的儿子。20世纪60年代初，韦斯科借钱收购了一系列汽车配件厂，并将它们打造成名叫国际控制公司（International Controls Corporation,ICC）的企业集团。1971年，科恩费尔德遇到了麻烦，于是韦斯科对其拥有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Investors Overseas Services,IOS）发起了敌意收购，并获得了成功。
IOS的大部分资产属于旗下的4大基金，资产规模超过4亿美元。这些基金主要投资美国股市。陷入困境的IOS需要现金，韦斯科则通过国际控制公司（该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借钱给IOS。韦斯科得到的好处是有权购买该公司45%的优先股和28%的普通股，上述交易在1971年完成。此外，韦斯科还被选为IOS董事会主席。
投资者注入IOS的大笔资金被用于投资美国的蓝筹股。所以在韦斯科的眼里，IOS就是一头现金奶牛，据称他迅速着手将所控蓝筹股产出的大笔资金转移到自己掌控的各种离岸机构。1971年10月，IOS的主要银行业务被转移到在巴哈马注册的一家新公司。12月，IOS的地产和保险资产又被转移到另一家韦斯科控制的巴哈马公司。IOS的许多投资者违反本国有关资本控制、税收和投资的严苛法律，其行为本来就有些见不得人，不过他们投入IOS基金的1.5亿美元将无法赎回。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韦斯科又采取了新行动。他动用一些关联公司（其中许多是壳公司），使用一系列复杂手法试图将IOS的基金从ICC剥离出去。韦斯科还试图改变基金类别，一方面使投资者难以赎回资金，另一方面则保留自己对于基金的最终控制权。韦斯科每走一步，他身边的律师和官员就告诫他这些变动是不道德的，有违对于最初投资者（其中有许多并不富裕）的信托责任。韦斯科对此充耳不闻。上述举措和以及韦斯科奢靡的个人生活引起了证监会的注意，韦斯科拥有一架装备桑拿浴室和迪厅的私人飞机。
现如今的证监会非常无能，查起案子来也受到各种官僚风气的羁绊。但20世纪70年代的证监会可以说是雷厉风行，他们指控韦斯科挪用了属于投资者的2亿多美元。
现如今的证监会非常无能，查起案子来也受到各种官僚风气的羁绊。但20世纪70年代的证监会可以说是雷厉风行，他们指控韦斯科挪用了属于投资者的2亿多美元。尼克松时代的肮脏政治渐渐浮出水面。时任证监会主席布拉德福德·库克（Bradford Cook）被迫辞职下台，因为他听从尼克松密友的指令，将指控中有关韦斯科向尼克松非法捐赠20万美元政治献金的内容删除了。据称，韦斯科想用这笔钱贿赂尼克松政府停止对其进行调查。
故事听起来虽然还是很炫，但却变得越来越俗气，和描绘狡猾金融家如何逃跑的老套电影没什么两样。1973年，韦斯科觉得自己在美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他告诉飞行员：“从现在起，我们将在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南美洲运营。我在美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我真是受够了。”2月份，韦斯科便逃到了哥斯达黎加，在那里继续开展与美国的法律斗争。而他的公司ICC则被置于法庭监管之下，其股票也被停牌。
无处容身的没落生活
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现在一样，也有一些和美国对着干的国家，但何塞·菲格雷斯（José Figueres）执掌的哥斯达黎加左翼政府不在其列。虽然菲格雷斯愿意在一些方面和美国合作，但这位富有建设性的改革家希望能够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韦斯科似乎利用这一机会和菲格雷斯达成了交易：他对哥斯达黎加进行投资，而该国则为他提供一定的保护。
韦斯科的第一笔投资是向圣克里斯托瓦尔社会农工（Sociedad Agricola Industrial San Cristobal）投入215万美元，这是一家由菲格雷斯创立的大型农业企业。其他投资项目也陆续跟进，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韦斯科的生活依旧奢靡，他购入大量的地产和农场，买了一堆豪车，还组建了一支小型卫队。他不遗余力地通过撒钱来赢得哥斯达黎加人民的心。一些离奇的故事不胫而走，有人说韦斯科建造了一个恶棍盘踞的要塞，还给自己16米长的游艇配备了增压发动机、最先进的导航系统，就连机关枪都装上了。
1974年，两个美国商人在国会作证时说，他们曾经和韦斯科会面，讨论在哥斯达黎加建造一家机关枪厂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商人说菲格雷斯的儿子曾告诉他，这家枪械厂会为哥斯达黎加陆军提供武器。虽然菲格雷斯曾在40年代宣布永久废止哥斯达黎加军队，但上述计划完全是可行的。
虽然韦斯科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全球许多想出新招行骗的大忽悠都谎称韦斯科资助他们，但我们还是搞不清美国为何没能将其引渡回国。美国政府曾于1973年尝试过一次，但哥斯达黎加法官认为，两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并不涉及和韦斯科相关的欺诈指控。这种情况对双边引渡条约来说非常普遍。后来，美国政府又向巴哈马政府提出引渡韦斯科的要求，他在那里拥有财产，但也因为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
1973年3月，哥斯达黎加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本国政府仅仅因为外国政府提出要求就引渡身处本国的外国人，该法案被称为《韦斯科法》。民众普遍认为该法就是为了保护韦斯科而设立的，哥斯达黎加首都有2000名学生因此走上街头闹事。不过，话要说回来，上述两国拒绝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完全是合法的。
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卖力引渡韦斯科，是不是这样呢？相关参议院委员会主席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认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哥斯达黎加新总统奥杜维尔（Oduber）也认为，这些引渡请求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过成功。有人怀疑，在水门事件爆发之际，尼克松政府并不热衷于将韦斯科引渡回国，特别是因为韦斯科的非法政治献金可能被用于水门窃听。还有人尖锐地指出，尼克松的侄子唐（Don）在哥斯达黎加担任韦斯科的私人助理。
1974年，《人物杂志》（People Magazine）这样描绘韦斯科在哥斯达黎加的乏味生活：他和妻子以及4个孩子窝在被高墙包围的豪宅里，忧惧而难受。虽然在本地出手大方，广结人缘，但韦斯特还不至于认为没人敢动他。他开始奋力公关，首先是在哥斯达黎加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然后又在哥斯达黎加电视台购买时段，通过节目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同年8月，尼克松下台，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这位继任者赦免了尼克松。公众对此感到愤怒，韦斯科说福特曾允诺赦免他，但公众的愤怒使福特无法兑现诺言。
对40岁都没到的韦斯科来说，哥斯达黎加的生活辛苦而昂贵。据说，他每年要花掉50万美元。有人说，美国政府派人要暗杀他。韦斯科必须竭尽全力贿赂一切可以贿赂的人，但还是无法讨好当地人，哥斯达黎加民众越来越讨厌他了。美国的债权人扣押了他的私人飞机。新总统奥杜维尔也不像前任菲格雷斯那样同情他。一些IOS投资者竟然跑到哥斯达黎加起诉韦斯科，要求他还钱，即便这些努力多是徒劳。如果能在哥斯达黎加待满5年，韦斯科就能成为该国公民，这对于坚持逃离美国的他来说多少会有所帮助。
1977年，奥杜维尔连选前景不妙。有人曝出重大丑闻，说韦斯科的金钱间接帮助他赢得了上一次选举，还说韦斯科在哥斯达黎加油气国企私有化进程中获得了好处。显然，菲格雷斯已经无法保护韦斯科，杜维尔则要求其离境，此举定能赢得民众的心，因为韦斯科已经令人深恶痛绝。在强烈的示威抗议声中，没有获得哥斯达黎加国籍的韦斯科最终于1978年4月离开了这个国家。
美国政府的不依不饶
在美国，吉米·卡特总统已经走马上任，他对韦斯科还是不依不饶。韦斯科必须另想办法。3个来自卡特老家佐治亚州的商人联系韦斯科，说能帮他摆平美国政府。如果能和美国政府达成和解，韦斯科相信自己对于《巴拿马运河条约》（Panama Canal Treaty）的签定会很有帮助。韦斯科还放眼世界，他很喜欢和互相冲突的各方打交道，并通过从中斡旋捞取好处。1979年，韦斯科数次造访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试图达成一项军火交易。他企图将利比亚政府提供的贿款塞进卡特兄弟比利（Billy）的腰包，后者也尝试和卡扎菲做生意。利比亚向洛马公司（Lockheed）订购的8架运输机被美国政府扣押了，据说韦斯科试图打通关节，帮助利比亚拿到这笔军火。新闻报道说这笔交易的佣金是500万美元。
“比利门”丑闻一时成了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许多人怀疑，韦斯科试图通过卡特这个不靠谱的兄弟拿下白宫。卡特不是傻瓜，很显然，他不会允许比利干予政治。韦斯科似乎很熟悉腐败的商人和肮脏的政客，但他显然误读了卡特政府的行为。这无疑是其思维的一大局限。
韦斯科于1981年来到了安提瓜，在安提瓜未来首相莱斯特·柏德（Lester Bird）的帮助下，他试图购买部分巴布达岛（Barbuda）。据说，韦斯科用另一个名字获得了安提瓜护照，伯德家族试图帮助他在巴布达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发现其行踪的美国政府又开始了引渡程序。韦斯科必须快速转移。除非你拥有强大的军队，否则，建立自己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好主意。韦斯科这个光杆司令失去了对局面的掌控。他转移到了反美的尼加拉瓜，并参与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古巴毒贩的走私活动，走私目的地是美国。许多拉美革命家支持将毒品走私作为从内部瓦解美国社会的一种手段。
韦斯科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很快，他除了古巴这个美国的眼中钉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有人说韦斯科贿赂了卡斯特罗，以便让他留在古巴。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对古巴来说，这么一个让美国恼怒的人在政治上自然是有用的。在意识形态上，古巴也能接受韦斯科，卡斯特罗在接受访问时曾说：“如果他想找个地方活下去，那么可以来这里。我们不在乎他以前在美国都干了些什么。”但古巴不是天堂。大笔钞票从韦斯科的口袋里哗哗地往外流。如果用古巴人的生活标准来衡量，韦斯科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毫无疑问，他的日子是越过越差了。那些私人飞机、游艇和保镖已经不见踪影，跨入20世纪90年代的韦斯科只能住在远离海滩的一幢普通的房子里。只要是能够达成的交易他都不放过，否则他可就真的没有活路了。但对生活在共产主义阳光照耀下的古巴人来说，韦斯科的没落也许只是供大家消遣的饭后谈资。
韦斯科的小弟，也就是尼克松的侄子“唐”突然和他取得了联系。他说自己发现了一种名叫Trioxidal的神药，因为这种药治好了他妻子的关节炎和癌症。不过没有制药公司愿意支持唐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他想让韦斯科帮他在古巴开展相关试验。这个想法并不疯狂。20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在生物医药领域投入了很多资源，希望将本国打造成该领域的强国。1991年，苏联解体，古巴更需要依靠该行业的发展来支撑经济。说实话，古巴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乙型脑炎疫苗最早就是由古巴科学家康塞普西翁·坎帕·韦尔戈（Concepcion Campa Huergo）研制成功的，她首先在自己和孩子身上验证了该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一位评论家认为韦斯科和他那个崇拜英雄的小跟班“唐”是对静不下来的愣头青。他们最终在古巴投身于新药开发事业，但却没有获得成功。1995年，韦斯科因为一系列指控被捕，但最后，只有和Trioxidal相关的欺诈指控成立。但有报告说，古巴政府只不过是找了个借口除掉他，因为韦斯科在古巴违反了太多法规，已经让主子感到厌烦了。还有报道说，冷战结束后，很多美国商人试图和古巴做生意，卡斯特罗不再需要韦斯科这个中间人了，他其实从未信任过韦斯科。还有人说，是韦斯科的合作伙伴恩里科·加扎罗利（Enrico Garzaroli）向古巴政府告发了他，加扎罗利发现韦斯科没有获得研制新药的政府许可。不论事实到底怎样，韦斯科于1996年被判入狱13年。相关影像资料显示，法庭上的韦斯科身形消瘦，面容憔悴，和昔日那个红光满面的韦斯科相比判若两人。韦斯科于2005年获释，并在两年后死于肺癌。
投资者对市场要有信心
普通投资者需要对市场有信心。如果我们太过天真，那么就会认为投资界的专业人士都是有良知的，都是尽职尽责的。如果我们过于偏执，那么就会觉得所有金融家都是西装革履的大骗子。这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事实上，金融业整体是可信的，不过也确实更容易吸引无德的贪婪之徒，就像娱乐业更容易吸引爱慕虚荣者一样。正因为金融欺诈不会绝迹，我们才需要监管当局担起保护投资者的重任，负起维持市场秩序的责任。
前面我们介绍了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高层金融欺诈案例，这些案件发生的投资环境和如今的投资环境相差很大。我们不难发现，想要杜绝欺诈，纠正所有类似的问题是多么困难。
在20世纪80年代的兼并收购浪潮中，暴涨的股市让人们兴奋异常，投资者相信杠杆收购（用收购目标公司的资产为抵押举债进行收购）没有问题，即便不少智者警告说这些公司在被收购后很可能因为承受不了债务的重压而崩溃。最终这些警告变成了现实。但牛市中乐观无比的人们更愿意相信米尔肯和博斯基这些人聪明无比，前者发现了为兼并收购交易融资的新方法，后者则通过收购和转卖公司谋利。当然，驱动这股浪潮的投行，如德崇，也是人们心仪的对象。米尔肯名誉扫地，对他的判决很可能是公正的；博斯基接受巨额罚款，被判入狱，对他的判决也绝对公正，因为博斯基通过内幕交易赚了很多钱；德崇证券对一系列指控并没有提出异议，该公司此后便被监管当局扫地出门。丹尼斯·莱文只不过是玩弄拙劣把戏的一条小鱼，通过追踪其交易而发财的其他金融专业人士都承认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用外国银行来掩盖交易不算是绝顶聪明的手法。金融去监管进程造就并催生了兼并收购浪潮的大环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外国银行更难抵抗美国政府要求其供出银行账户信息的压力。美国是这股浪潮的中心，和失去这块大蛋糕相比，失去一个行为不轨的客户算不了什么。
银行的绝对保密性其实是冷战时代的产物。20世纪六七十年代，铁幕两边的对立阵营激战正酣，无论是官方还是半官方的银行对保密性都有很高的要求。伯尼·科恩费尔德利用银行保密性和不同国家监管机构之间的裂隙发财。其公司IOS的规模变得非常庞大，雇用的销售人员达成千上万，该公司既运营自家的基金，也负责托管其他公司的基金。
20世纪60年代后期，股市在经历长牛之后开始下跌，IOS的好日子也走到了尽头。由于公司销售人员持有大量股份，他们迫切要求公司上市，于是IOS在加拿大募股发行。由于对所募集资金处理不当，导致公司现金出现短缺。IOS以投资回报，而非投资金额作为佣金发放标准。1969年，IOS的投资回报远低于预期，至此，上述非传统佣金标准的问题终于显现。IOS原本或许还能再撑几年，但却被罗伯特·韦斯科相中。正如共同基金律师理查德·梅耶（Richard Meyer）所说：“和韦斯科相比，科恩费尔德算是很有良心了。”就毫不内疚地从每个人头上搜刮油水而言，韦斯科无人能及。
韦斯科使用各种手段将IOS的资产归为己有，这个案子可以说是史上最大的倾吞公产案之一了。类似案例在今天较难发生，特别是在公司治理透明度较高，政府监管较为得力，对投资者保护较为完善的欧美国家。如果不考虑其年龄和性格，我们很难想象韦斯科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能够脱逃法律制裁。1971年，也就是韦斯科掌控IOS的那一年，草根出身的他只有35岁，还是个精力充沛的倒爷。他急功近利，凭直觉运营着一个债务缠身、摇摇欲坠的企业集团ICC。
韦斯科本可以拆IOS的墙，补ICC的墙，但证监会的调查显示，他却把大笔资产划到了自己的账下。
韦斯科本可以拆IOS的墙，补ICC的墙，但证监会的调查显示，他却把大笔资产划到了自己的账下。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由于韦斯科是个喜欢且有能力做大买卖的人，他或许觉得自己同样有能力摆脱证监会的调查。我们也不太了解他曾和尼克松政府的关系到底怎样，只知道他曾向大名鼎鼎的支持总统连选运动（Campaign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CREEP）不当捐款，并雇用了尼克松的侄子。《华盛顿邮报》1972年的一篇报道说，尼克松的一个重要助手约翰·厄利治曼（John Erlichman）曾严正警告“唐”不要在为韦斯科打工之后做出让总统难看的事情。中情局1973年的一些备忘录提到了一个“韦斯科研究项目”，而且对IOS的情况很感兴趣。
韦斯科和尼克松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邪恶：韦斯科或许真的认为自己的捐款是贿赂，但在尼克松政权看来，他们只是许下了模糊不清的诺言，只是想利用这次机会看看利用这个在美国有案底的重要国际商人都能干成什么大事。韦斯科在政治上并不精明，他被拉美政客玩弄的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3节 酷炫的新发明和老套的旧戏法
欺诈案例：
1.Bre-X公司
实施了史上最大的“拉高出货”骗局之一，以破产告终。
理性投资者不会因为一次失足而满盘皆输，因为理性投资者不会把所有资金都投入一家股票交易量不大，信息不透明的小公司。无论骗子们把故事编得有多美，他们都会通过购买多种投资产品来分散风险。
庞氏骗局和“拉高出货”骗局
我们原以为能在步桑（Busang）挖到金子，但却没能如愿。股东和其他相关人士对此感到震惊和失望，我们完全能够感同身受。
大卫·沃尔什（David Walsh），Bre-X矿业公司创办者
假如你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区，但最近手头比较紧。你拥有一家不太赚钱的小公司，想购买设备制造一种实用的小器械，并以此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一个好朋友（朋友甲）借了你1万英镑，而且告诉你不用急着还钱。你兴高采烈地跑回家，但却突然意识到：在没钱的时候，1万英镑可是个大数目，但当你拿到这笔钱的时候，心中想的却是更多的钱。
你碰到了另一个朋友（朋友乙），在交谈中，你随口提到了自己的新业务，还夸口说一切进展顺利（其实你什么都没干）。你还告诉对方，朋友甲已经投入了1万英镑。朋友乙竖起了耳朵。“这个项目的回报率是多少？”她问道。你的脑子转得飞快，心里想：现在的存款利率虽然有4%，但股市却长期疲软。回报率应该说多少才合适呢？最终，你报出了10%。朋友乙仔细看了看你说：“只有10%？这么低的回报。”你并没有争辩，而是谦逊地点点头说：“没错，你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投资项目。我只想对这个项目的潜在回报率做出客观评估。我可不想让任何人失望。”
几天后，朋友乙和你取得了联系。她现在觉得10%的回报率也不错，而且很想入股。你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但却愉快地收下了对方的1.5万英镑。你该好好想一想了。几天前，你还一无所有，现在却有了2.5万英镑。设备采购费和未来半年的公司日常开支全都有着落了，是该开工的时候了。于是你开始和设备制造商洽谈采购事宜。
朋友丙打电话给你，他从朋友乙那里得知你的项目进展很顺利，所以也想入股投资。这一连串事件让你觉得自己兜里总是不缺钱。于是，你收了他的5000英镑本金。现在甲乙丙三人的投资款共计3万英镑，你用这些钱买了新车和新衣服，手头还剩下1.2万英镑。
一天，你在厨房里向朋友乙通报项目进展情况。你兴奋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并夸口说销售额节节攀升。“太棒了，”朋友乙说，“什么时候能分红啊？”为了不让朋友起疑，你给她开了一张1500英镑的支票。这时候，朋友甲正好经过，看到了这一幕。朋友乙告诉他说你已经盈利了，所以，你不得不又给朋友甲开一张1000英镑的支票。
其实，你一分钱都没有赚到，就连生产机器的设备都没有买。起初的3万英镑现在只剩下9500英镑了。你最好立刻把设备置办齐全，并开始生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朋友丙打来电话，并遗憾地告诉你说他想拿回自己的5000镑。因为情况紧急，他只要本金，什么利润都不要了。于是，你给朋友丙寄了5000英镑的支票。现在你只有4500英镑了，连制造设备都买不起了。唯一的出路是寻找新的投资者……
在现实生活中，上面提到的这个故事以不同的版本一再重演着，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比较紧密、互信程度比较高的社区里。非正式交易往往信息不充分，虽然进行此类交易很不靠谱，但在熟人社会里，投资者会觉得项目发起人是他们中的一份子，会认为对方不会欺骗自己。因此，他们依靠这种信任，而不是依靠充分的信息来确保投资本金的安全。利用这种人际互信骗人钱财的行为叫做“熟人欺诈”。同样一笔交易，如果对方是一个陌生人，人们很可能就不会这样轻易出手。正是因为觉得自己和交易对象关系不错，对方也跑不掉，所以人们才敢如此随便地把钱交给对方。
非正式交易往往信息不充分，虽然进行此类交易很不靠谱，但在熟人社会里，投资者会觉得项目发起人是他们中的一份子，会认为对方不会欺骗自己。因此，他们依靠这种信任，而不是依靠充分的信息来确保投资本金的安全。利用这种人际互信骗人钱财的行为叫做“熟人欺诈”。
让我们再回到本章开篇那个虚构的小故事。你原本并不想欺诈任何人。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导致你陷入了困境。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吸引更多的投资，这样你就有钱为最早入股的投资者还本付息了；要么等着弹尽粮绝，颜面扫地。前者更吸引人，于是你骗朋友说项目进展顺利，而且你花了很多钱来装点门面，但真正能够拯救你的设备制造项目却毫无进展。一旦走上这条路，你就不得不尽力维持这个谎言，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即便你心中对上马制造项目还留有那么一丝念想。换言之，你并非从一开始就想行骗，但却不得不将这个精妙的谎言一直维持下去。
当然，投资者本身并没有认真地对待这项投资。他们并没有进行“尽职调查”：没有要求与你签订涵盖各种可能性的投资协议，也没有要求你提供有关投资项目的各种细节，更没有试图独立验证你所说的话。总之，你说的任何信息他们都信以为真。他们很愉快地接受了你支付的本息，因为这更能让他们相信你的业务蒸蒸日上。这种欺诈手法其实早就有了，19世纪时便已闻名遐迩。证监会最近调查的麦道夫案和斯坦福案也与此类诈骗有关。这类欺诈被统称为“庞氏骗局”，以查尔斯·庞氏（Charles Ponzi）的名字命名。
在1920年，庞氏谎称可以利用国内外邮政票券的差价谋利，并以这个噱头骗走了大量的钱财。虽然庞氏所说的投资项目并不赚钱，但因为他允诺的回报很高，还是有很多人把钱交给了他。当然，早期投资者所获得的回报并不是投资所得，而是新投资者注入的资金，这是庞氏骗局的关键特征。这种骗局注定要崩溃，因为资金链条早晚会断裂的，也就是说，行骗者新吸纳的资金终将无法承受本息的偿付。例如，当市场崩盘时，许多投资者会突然要求赎回所投入的资金，这时候骗子就要露出马脚了。
虽然庞氏骗局通常是非正式的私下交易，但却能渗透到商业领域的各个层级，有时甚至能在败露前维持许多年。在英国和美国，监管机构每年都要对一些实施庞氏诈骗的罪犯提起诉讼，不过许多案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麦道夫案和斯坦福案之所以那么出名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十分巨大，影响较小的案子可就没有那么惹人注意了。麦道夫的行骗手法非常特别，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另一种常见的金融欺诈是“拉高出货”。
Bre-X的黄金阴谋
“拉高出货”一般指这样一类欺诈：行骗者努力让投资者相信，某家上市公司（通常是属于不透明行业或市场的小公司）的股价将不断上扬，当大量投资者以高价买入相关股票时，行骗者就能将早先以低价入手的股票出手。更严格地讲，这种诈骗是指通过在各种媒体散布不实消息，或通过打电话来强行推销上述类型股票的诈骗手段。Bre-X矿业公司是一家加拿大矿业公司，它就涉嫌上述欺诈，该案可谓史上最大的“拉高出货”案件之一。
Bre-X由大卫·沃尔什于1989年创建，总部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加利（Calgary,Alberta）。Bre-X公司在规模很小的阿尔伯塔证券交易所上市，一直都默默无闻，没什么起色。1993年，一个名叫约翰·费尔德霍夫（John Felderhof）的地理学家向该公司推荐了环太平洋地区一些有开采价值的矿区。随后，Bre-X就雇用费尔德霍夫负责印尼婆罗洲（Borneo）步桑（Busang）的矿藏勘探工作。
在此期间，勘探队一个名叫迈克尔·古斯曼（Michael de Guzman）的地理学家报告说，步桑的黄金储量可能达到了200万盎司[1]。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步桑的黄金预估储量也攀升至3000万盎司。Bre-X的股价随之飙升，从每股几分钱涨到了1995年中期的14美元。第二年4月，Bre-X就在规模更大的多伦多证交所上市，股价一路涨到280美元。
步桑的预估黄金储量一直上涨至2亿盎司，一些不速之客不请自来。当时的印尼处在苏哈托的掌控之下。苏哈托政权极为腐败，该国的大量自然资源基本都握在其家族成员和亲信手中。Bre-X被迫和一些不受欢迎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金矿，其中就包括巴里克黄金公司（Barrick Gold）和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Freeport-McMoRan Copper &Gold），前者是一家加拿大大型矿业公司，该公司与苏哈托的女儿杜杜（Tutut）关系密切，后者则是一家美国公司，和苏哈托的亲信鲍勃·哈桑（Bob Hasan）有着密切往来。Bre-X不得不同意由弗里波特公司负责金矿的运营。
弗里波特公司随即接手勘探工作，并着手进行尽职调查以验证Bre-X的勘探结果。起初的报告结果不错，但1997年春天，弗里波特发现Bre-X所勘探样本的黄金含量远远高于自己样本的含量，前者高达4.4克/吨，而后者却只有0.01克/吨。
弗里波特公司需要一个解释。3月19日，最早声称发现金矿的菲律宾地理学家古斯曼乘坐直升机，飞跃丛林去步桑，但他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飞行员说，古斯曼自己跳下了飞机，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古斯曼是被苏哈托手下推下飞机的。后来，古斯曼的一个遗孀声称他还活着。不管事实如何，骗局最终还是败露了。弗里波特公司在一周内宣布，勘探样本中的黄金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样本中金沙的外观特征和Bre-X样本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意味着Bre-X可能对勘探样本动了手脚。Bre-X宣布聘请斯特拉康纳公司（Strathcona）对样本进行独立检验。与此同时，Bre-X的股票被停牌。
斯特拉康纳于5月公布了调查报告，其结果支持弗里波特的诉称，并确认Bre-X的样本掺假。在采矿业里，样本作假有很长的历史，专家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检验样本的真伪，以防范这一问题的发生。据说，在长达3年半的时间里，Bre-X对数十万个矿产样本进行了“加工处理”。这一重大利空消息让Bre-X的股价继续下跌，这家市值最高达到6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最后以破产告终。公司创始人大卫·沃尔什于2008年去世，约翰·菲尔德霍夫虽被起诉，但最终被判无罪。损失惨重的Bre-X投资者最后连谁导演了这场惊天骗局都不知道。
Bre-X的投资者中既有历史悠久的金融机构，如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和魁北克养老基金，还有众多普通的投资者。Bre-X在多伦多证交所上市后被纳入TSE指数，这使它成了相关指数基金必须配置的资产。富达投资虽然不对投资个案进行评论，但说在持有Bre-X股票的这段时间里，其证券组合一直在升值。换言之，该公司利用各种投资工具和交易品种分散了投资风险，并降低了某个烂苹果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Bre-X想方设法向英美监管当局证明自己找到了金矿。虽然公司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在股价暴跌前卖出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股票，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蹲大狱。投资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这或许是一个完美的犯罪，就连罪犯到底是谁我们都不知道。
注释
[1]1盎司≈28.35克。——编者注。
抵御“拉高出货”骗局的最佳方法
如果你喜欢在规模较小的市场里从事高风险、高回报投资交易，那么最好认清两个事实：首先，你无法预知未来；其次，你的一些投资可能会损失惨重。虽然欺诈不是遍地开花，但像Bre-X这样的公司的确存在。基于上述原因，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投注于一两家公司的做法是愚蠢和鲁莽的。分散风险是抵御“拉高出货”骗局的最佳方法。虽然这不足以减少单笔投资带来的损失，但却可以让你免受某次不幸投资的致命冲击，让你能够保存实力，有机会东山再起。
天真的投资者希冀在一些不透明的市场里，通过连续买卖一系列高风险个股迅速致富。许多投资参考就是针对这类投资者编写的，其推荐的买入级股票多如牛毛。但实际上，这些乐观的赌徒最终都会输钱。即便如此，怀揣着天真梦想的新投资者还是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股市。
所以，如果你忍不住要在个别新股上赌一把，那么请牢记，肯定会有庄家在操纵某些股票，准备“拉高出货”。你要做好全部投资打水漂的思想准备，最好不要投入过多资金于此类高风险个股。
所以，如果你忍不住要在个别新股上赌一把，那么请牢记，肯定会有庄家在操纵某些股票，准备“拉高出货”。你要做好全部投资打水漂的思想准备，最好不要投入过多资金于此类高风险个股。大多数人并不是鲁莽的赌徒，因此也就不太容易被玩弄“拉高出货”伎俩的庄家坑害。不过，他们更容易掉进庞氏骗局的陷阱中，特别是当骗子谎称投资回报中规中矩，但又十分稳定的时候，就像麦道夫案和斯坦福案所展现的那样。这类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监管机构的保护，所以他们在麦道夫案爆发后感到非常愤怒，因为监管机构虽然屡次收到举报，却迟迟没有行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证监会执法严厉，但如今的证监会却变得十分无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麦道夫是如何长期经营这个精妙骗局的。
证监会对麦道夫的怀疑
麦道夫的岳父索尔·阿尔佩恩（Saul Alpern）是一名会计师，他借给麦道夫5万美元，帮助其开始了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没过多久，富商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又给了他10万美元，让他代为投资。麦道夫用这些钱积极交易，并用挣得的佣金资助其小小的证券经纪业务。麦道夫鼓励岳父介绍更多的客户，并给他一些提成。美国证监会规定，客户数量不超过15人的投资经理无需取得证监会颁发的执照，不过麦道夫的客户数量很快就超过了这个数字。1962年，他要求阿尔佩恩将引荐来的资金合并成一个账户，这样他就不用获得证监会颁发的执照了。没过多久，阿尔佩恩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入麦道夫的经纪公司，并介绍会计师弗兰克·阿维利诺（Frank Avellino）入伙，让他引荐更多的客户。
就这样，弗兰克·阿维利诺成了最早给麦道夫介绍客户，也是给他“喂款”时间最长的掮客之一。我之所以要提这一点是因为，证监会在1991年就第一次收到了对于麦道夫的举报，而举报对象就是阿维利诺的阿维利诺比恩斯公司（Avellino&Bienes）。这份举报的核心内容是投资者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夸大投资的安全性。该公司的两个私人投资客户向证监会提交了阿维利诺比恩斯的一份销售推荐信，其内容足以引起每个投资者的警觉。1991年8月7日寄出的这份材料写道：
25年来，我们公司只委托一家华尔街经纪商进行投资。该经纪商以阿维利诺比恩斯的名义进行股票和债券交易……我们不招揽新客户，但却希望能为像您一样被引荐的个人提供投资便利……总之，这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群体，我们不发布财报，也不印制招募说明书或宣传册……您交付给阿维利诺比恩斯的资金将作为借款，我们用这些钱进行投资，而您每个季度则能够获取利息……年化利率高达16%。
乍一看，这笔投资很诱人，你把钱借给阿维利诺比恩斯，它向你支付不错的利息。但对投资者，特别是普通投资者来说，值得警惕的是有关私密性和排他性的强调。实际上，投资经理和钱没仇，哪怕是区区5000美元他们也不会放过。
证监会还收到了一份宣传单，这份材料是为阿维利诺比恩斯招揽客户的一位投资顾问印制的。宣传单上这样写道：
这笔投资安全吗？百分百安全。您的资金绝不会有任何风险。在过去20多年里，该投资连一笔输钱的交易都没有做过。所有资金都由一位纽约经纪商打理，该经纪商以阿维利诺比恩斯公司的名义进行投资。其交易原则是在买入可转换证券的同时沽售普通股，并以此锁定利润。其他种类的无风险交易手段也会被使用。
这份材料绝对会让人起疑。无风险交易能保持20年之久？这好比中世纪的炼金术士找到了点金石。作为一个投资者，你必须自己弄清楚交易的盈利机制，而不是听信别人的话。
证监会调查人员说，阿维利诺比恩斯公司“似乎在向公众销售证券，但没有在证监会进行注册，这违反了1993年《证券法》的相关条例”，他们还担心“阿维利诺比恩斯在投资信息披露方面透明度不够”，并怀疑“该公司可能实施庞氏诈骗”。
1992年7月，证监会传唤了公司负责人弗兰克·阿维利诺和迈克尔·比恩斯（Michael Bienes），他们说已将4亿美元客户资金和4000万美元自有资金交给了麦道夫投资，还说麦道夫使用蓝筹股的卖出和买入期权进行一系列复杂对冲交易，并将这一策略命名为“价差执行转换套利策略”（split strike conversion strategy）。
同年，证监会派出一个小组对麦道夫的公司进行了粗略核查，其目的是验证阿维利诺比恩斯公司提供的交易记录是否属实。调查人员并未被告知正在调查庞氏诈骗案。总之，调查的重点是阿维利诺比恩斯公司，而非麦道夫。所以，他们丝毫不怀疑麦道夫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两边的账目的确对得起来，调查人员根本没有核查麦道夫用什么办法挣钱还本付息。在多年后的一次质询中，上述调查人员承认知道麦道夫在业界很有声望，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对其公司进行深入调查。
11月，证监会对阿维利诺比恩斯公司提起诉讼，认为其在没有获得投资公司资格的情况下非法向公众销售未经注册的证券，但并未提到该公司实施欺诈，也没有对麦道夫的公司提出怀疑。法庭指派了一个名叫李·理查兹（Lee Richards）的清算管理人，让他负责阿维利诺比恩斯公司的清盘工作和对投资者的赔付工作。理查兹说，自己的责任是“对麦道夫的账目进行独立核查，而不是对其报告所持有证券的真实性进行调查。也就是说，只要麦道夫提供的账目符合我们对阿维利诺比恩斯拖欠投资者资金数额的判断，只要我们最终能追回这些欠款，并将其偿付给投资者，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不会对麦道夫实施进一步调查”。
次年，虽然法庭指派的审计师抱怨说公司的大部分文件无法追踪，但投资者的绝大部分钱款已被追回，阿维利诺比恩斯被罚25万美元，两位老板每人被罚5万美元，而且被禁止在未来销售证券。证监会当时的一位律师说：“结果很圆满，我们很满意。”投资者基本没有损失，这的确是个不错的结果。
说句公道话，证监会当时对该案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金融监管机构最怕普通投资者血本无归，严重的金融诈骗经常引发这样的恶果。由于证监会没有理由怀疑麦道夫，所以他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出在阿维利诺比恩斯公司身上。如果事实真像他们所想的那样，那么证监会的确有理由感到宽慰，毕竟他们把问题扼杀在了萌芽状态，让众多普通的投资者全身而退。不过，证监会承认，他们派出的调查小组的确缺乏经验。专家指出，阿维利诺比恩斯和麦道夫合作很久了，调查者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从而对麦道夫展开进一步调查，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搞清楚，麦道夫到底是把伪造账目交给了调查者，还是拆东墙补西墙，用其他投资者的钱偿还了本案所涉及的投资款。
与核心问题失之交臂
2000年，分析师哈里·马科波洛斯接触证监会，称有证据显示麦道夫可能在实施诈骗。由此开始的调查程序十分漫长，但最终却因误解和延误而以失败告终，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相关内容。2001年5月，两篇质疑麦道夫的文章分别出现在MARHedge杂志和《巴伦周刊》（Barron's）上，前者知道的人不多，后者则是知名的金融期刊。第一篇文章的名字是《麦道夫拔得头筹：他是怎么做到的？》（Madoff Tops Charts;Skeptics Ask How），另一篇则名为《不要问，也不要说》（Don't Ask,Don't Tell）。
MARHedge杂志刊载的文章写到，麦道夫管理着60亿～70亿美元资金，这些钱主要来自3家喂款基金，人们“惊讶于麦道夫能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获得如此稳定的投资回报”，暗示麦道夫所称的“价差执行转换套利策略”难以获得波动如此之小的回报（此处的波动是指回报的变化幅度，一般来说证券市场总会涨涨跌跌）。
这篇报道提到，麦道夫对自己的非凡业绩自信地给出了看似可行的解释，但在被问及细节时，他却答道：“我可没兴趣让全世界学会我们的交易策略，我也不会详细说明我们如何控制风险的相关细节。”《巴伦周刊》的文章更抓眼球，文中写道：“在过去十多年里，麦道夫账户的复合年投资回报率高达15%。”该文章还引用了一位投资者的话：“麦道夫告诉我们：‘如果你把钱交给我投资，那么千万别告诉别人。我负责投资，你们就别问这么多了。’”
这两篇文章虽然没有明说麦道夫不诚实，但却都指向了问题的症结：除了麦道夫及其助手，没有人能解释他所使用的价差执行转换套利策略如何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获得了如此稳定的回报。后来的调查资料显示，上述文章发表后的数年时间里，负责侦办麦道夫案的证监会东北区办公室（North East Regional Office）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看过这两篇文章。
2002年，证监会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合规监督和审查办公室（Office of Compliance Inspections and Examinations,OCIE）对注册的对冲基金进行了检查，要求基金经理上报遇到的任何可疑活动。2003年初，一位对冲基金经理联系OCIE专员，说发现了一些问题。原来该基金原本打算投资麦道夫的喂款基金，于是对其进行了尽职调查，结果却发现麦道夫的操作存在一些问题。
在一次会议中，麦道夫对该基金的经理和期权交易专家说，他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Options Exchange,CBOE）进行所谓的价差执行转换套利策略。在场的期权交易专家跳了起来，问麦道夫这怎么可能，因为相关期权市场的容量根本无法满足麦道夫的交易需求，他管理的资金实在是太多了。这位交易专家后来打电话给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老友说：“我问他们有没有和麦道夫交易，发现没人在进行相关的标普100指数期权交易。有趣的是他们都说：‘是啊，我也听说他在进行此类交易，但我们真的找不到这些交易。’”在向证监会提交报告时，该对冲基金的经理提供了详实的材料，其中包括MARHedge杂志刊载的文章。
但OCIE对此并没有迅速采取行动。2003年秋天，上述报告被转交给了OCIE的自律组织（Self-Regulatory Organisations Group,SRO Group）。一切如故，还是什么行动都没有，直到同年12月，证监会的另一个部门传来消息说麦道夫可能在进行抢先交易[1]自律组织联系了麦道夫，麦道夫后来说：“在我看来，调查人员显然把重点放在了抢先交易上。他们认为证监会当时正在全力打击老鼠仓，这次调查只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
2009年爆出的材料显示，这次调查让还对监管机构的能力抱有一丝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了，整个调查过程极为笨拙。证监会的工作人员证实说，部门正在扩张，招募了很多新人，部门里的很多人都是毫无经验的菜鸟，他们没有接受过培训，上头让他们边干边学。许多调查人员是对金融产品一无所知的律师。自律组织并未邀请部门内的专家来协助调查。有关此次调查的一份“计划备忘录”于12月份曝光，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麦道夫实施比老鼠仓更为严重诈骗的可能性。
我们先前说过，那位基金经理于2003年提交的报告中还涉及两大疑点：麦道夫的投资回报极为稳定，以及相关市场无法满足麦道夫投资策略所需的交易需求。在被问及为何不仔细调查这两点，为何不怀疑麦道夫所雇审计师独立性的时候，调查负责人回答说不记得在相关报告中看到过这两点。在被问及为何将调查重点放在抢先交易上时，他回答说：“我的团队负责对交易进行核查，所以我们紧盯交易方面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团队在这方面比较在行。”另一位调查人员说：“我之所以怀疑麦道夫进行抢先交易，是因为我觉得获得有关交易指令的敏感信息能让知情者通过抢先交易大赚一笔。但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这套理论不适用于麦道夫……”后来他承认自己对对冲基金及其运营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就这样，一群乳臭未干、对证券业一无所知的律师开始调查麦道夫是否实施了抢先交易。随便哪个专家都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这种操作无法解释麦道夫的长期稳定收益。虽然已经有报告和报道提出麦道夫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但他们就是置若罔闻。
情况变得更糟了。调查组起草了一份要求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提供麦道夫交易记录的公函（麦道夫在纳斯达克比较活跃），但却没有将其发出。证监会后来进行的质询显示，这封公函之所以没有发出显然是因为调查人员认为使用麦道夫自己提供的交易数据速度更快，因为OCIE习惯使用调查对象提供的数据，即便后者涉嫌欺诈！虽然调查组在计划备忘录中提出需要了解为麦道夫提供资金的喂款基金，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要求这些公司提供相关信息。
2004年初，麦道夫否认自己正在运营对冲基金，他说自己以机构客户的名义进行交易。虽然这些陈述与2002年那位对冲基金经理所写报告的内容相冲突，但调查人员也没有认真查证麦道夫所说的话是真是假。他们的确找过这位基金经理了解情况，后者用各种证据把自己怀疑麦道夫的理由又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但还是没有用，调查组依旧乐呵呵地寻找麦道夫进行抢先交易的证据。一位调查人员在接受质询时作证说：“这里的人和事有点疯狂，有点离奇，像情景喜剧那样不真实……”
然而，调查组努力想搞清麦道夫所说的价差执行转换套利策略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却无法厘清他提供的交易数据。而且调查组也开始怀疑麦道夫是否在扮演投资顾问的角色，虽然他对此予以否认。2004年4月，上级突然命令调查组暂时搁置麦道夫的案子。有人举报个别经纪自营商向客户推荐特定的共同基金，并收取佣金，但却没有向证监会报告相关情况。大部分人手都被派去调查这个案子了。同年，证监会的东北区办公室在不知道上述调查的情况下着手对麦道夫展开调查。在麦道夫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接受过OCIE自律组织调查后，NERO才和同事进行了简短沟通。虽然OCIE提供了一些文件，但NERO提出的许多信息共享请求却没有得到回应。后来，证监会邀请富事高商务咨询（FTI Consulting）的外部专家介入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正是由于自律组织的处置不当，一次原本可以让麦道夫早在2004年败露的大好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
2004年，证监会的一个审查员在对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LLC）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了一些质疑麦道夫的内部信件。这些信件认为麦道夫的证券交易存在异常，期权交易没有如实呈报，其操作缺乏透明度，外部审计缺乏独立性，投资回报过于稳定，佣金结构异乎寻常。NERO调查组对上述疑点不闻不问，一味地将调查重点聚焦在两种可能上，即抢先交易和“摘樱桃”。“摘樱桃”是指开设多个账户进行证券交易，随后再根据操作结果好坏决定使用哪个账户进行宣传，以此来吸引资金。
“摘樱桃”是指开设多个账户进行证券交易，随后再根据操作结果好坏决定使用哪个账户进行宣传，以此来吸引资金。如果客户事先不知道还有其他账户的存在，那么这种操作就是违法的。
选择这两个调查方向并不明智，因为这两种欺诈所产生的利润不足以提供麦道夫支付给客户的长期稳定回报。此外，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内部信件详细分析了为何麦道夫没有如实说明自己的期权交易策略（麦道夫总是说自己使用期权实施价差执行转换套利策略），但NERO小组却忽略了这一点。和前一次调查一样，NERO小组也没有邀请投资方面的专家，而是让有关经纪自营商的专家开展调查。调查组使用的大部分材料由麦道夫提供，他们也没有向第三方验证过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如果他们这么做了，麦道夫的骗局就无法维持下去。麦道夫实施诈骗的许多蛛丝马迹其实已经在调查过程中显现，但小组领导却没有让下属顺藤摸瓜，继续追查，以致贻误了战机。最终的调查结果是，麦道夫没有实施抢先交易，而只有一些小小的技术违规。调查中一些危险信号所涉及的严重问题根本没有出现在报告中。调查人员甚至一度接近了问题核心，让麦道夫开始变得坐立不安，气急败坏。这种情况十分反常，因为麦道夫以前在接受证监会调查时一直都非常友善，心平气和。
注释
[1]先于客户进行相关证券的非法买卖，又称老鼠仓，OCIE已经判定该操作无法解释麦道夫的长期稳定收益。——译者注。
一些永不消失的欺诈
“拉高出货”和庞氏骗局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它们就像经过完美进化的寄生虫，每个器官都是为了充分盘剥宿主而设计的。
“拉高出货”这种把戏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股市偏爱乐观情绪。大多数投资者都希望自己能够买入价格持续上涨的股票，所以，他们一听到某公司有重大利好消息或故事就会心动，就容易掉进甜蜜的陷阱，但步桑真的挖出金子了吗？在投资者看来，一群地理专家和监管者好像为所谓的金矿进行了背书。实际上，Bre-X最初的资本是通过私募得来的，相应的监管标准要比公募集资低很多。该公司实际上只在1989年于阿尔伯塔颁布过招股说明书，那时离他们宣布发现金矿还非常遥远。巴里克黄金和其他大型矿业公司的介入让投资者觉得Bre-X真的找到了金子。Bre-X股票被加入多伦多指数又让投资者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
理性投资者不会因为一次失足而满盘皆输，因为理性投资者不会把所有资金都投入一家股票交易量不大、信息不透明的小公司。无论骗子们把故事编得有多美，他们都会通过购买多种投资产品来分散风险。
骗局败露后，许多地理学家和行业分析师都说，Bre-X对样本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作假简直让人难以想象。Bre-X找到金矿的确凿证据其实并不存在，但不小心的投资者可能会接受间接证据，这样的举动或许可以被原谅。所以，此类欺诈的运作机理是这样的：想办法把交易搞得像真的一样，这样傻瓜们就会上钩了。理性投资者不会因为一次失足而满盘皆输，因为理性投资者不会把所有资金都投入一家股票交易量不大、信息不透明的小公司。无论骗子们把故事编得有多美，他们都会通过购买多种投资产品来分散风险。
庞氏骗局可能更隐匿，特别是当它们被伪装成保守而稳定投资的时候。虽然注定要失败，但庞氏骗局可以维持许多年，定期付息的假象让已经掉进陷阱的受害者感到安心。骗子往往会根据目标市场的特点精心包装骗局：为了吸引富有而又比较精明的客户，麦道夫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值得尊敬和行事保守的精英，但如果目标受害者比较无知，那么骗局就不用设计得那么精致了。
比如，某些国家曾经有骗子让投资者（主要是穷苦的农民）喂养装在箱子里的“特种蚂蚁”，这些蚂蚁成熟后会被回收，然后被研磨加工成壮阳药。很难想象麦道夫案的受害者会觉得每天给蚂蚁喷糖水是一项令人兴奋的投资。监管机构或许很难铲除精心设计的庞氏骗局，即便他们有所怀疑。所以，对依靠监管者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投资者来说，这种诈骗就变得十分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监管机构开始行动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因此大家一定要小心！
诈骗动机千差万别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知道华尔街到底有多少精神变态。也许其比例高达10%以上……
精神病理学领军人物，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
金融欺诈没什么稀奇的。你不妨环顾四周，问问自己：有多少熟人值得你托付大笔钱财？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不守信的人，收银员会向你多收货款，修理工会虚报修理项目。我们总有那么一两个不靠谱的亲友和随时准备算计你的同事。一些大公司也会做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边缘的事情，某些公用事业企业会不请自来，打电话让你更换服务提供商，或者让你再换回去。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我们锻炼出了用来对付这些坏人的技能。我们会清点零钱，会仔细核对维修清单。我们知道，把钱借给某些人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在和大公司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学会了如何伸张消费者权利。换言之，我们很清楚许多人和组织不值得信赖，所以就努力想办法去应对。
不过，如果商家和各种重要机构缺乏更高的道德标准，我们的社会就无法正常运作了。在购买房屋时，我们希望房产律师不会卷走我们的房款（这种情况的确发生过，但很少见）。在看病时，我们希望医生不会用毒药毒死我们，然后修改我们的遗嘱（不要忘记哈罗德·希普曼医生）。在进行信用消费时，我们希望商家如实收取货款（大多数商家不会多刷你的信用卡）。在购买低风险普通投资产品时，我们希望经纪商、投资顾问、会计师和基金经理能够诚实守信。
所以，信任对金融活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不诚实的人能激发人们的信任，那么这种人就能轻而易举地欺骗别人。我们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只要遇到有关钱的问题，就会变得不那么诚实，所以我们知道不要轻易把钱财托付给别人。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让人信任，并利用人们的信任行骗呢？
对于到底什么样的人值得信赖这个问题，人们有着极为不同的看法。某人眼中的奸商可能是他人眼中的金融奇才。我们似乎很难将容易骗取信任的行骗者归为某种人格类型，不同的人格类型适用于不同种类的受害者。作为投资者，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人的本性，所以在这一章，我们将介绍有关骗子人格的心理学研究。要了解和说清骗子的人格特征比你想象的难。大多数有关骗子的文献资料主要涉及行骗手段和预防措施，而非骗子的人格。此外，对于如何定义和理解骗子的人格，行为心理学家也存在较大分歧。
很显然，骗子行骗的动机千差万别，我们不能用单一的经济动机来解释所有诈骗犯罪。所以，搞清楚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行为。有些人的动机非常直接，也很具体，比如“我在为公司交易的时候输掉了5000万美元，我要把这笔钱赢回来”。即便是如此具体而简单的动机也可能有更为复杂的深层原因。
比如，据说巴尤对冲基金（Bayou）的创始人山姆·伊斯雷尔（Sam Israel）很想用事业上的成功来向家人证明自己。但在牛市中，他的基金一开张就亏钱了，这让他十分难堪。一旦情感需求占了上风，理性思考就只能靠边站了，伊斯雷尔顾不上被抓的风险，也没能安慰自己，让自己相信情况总会慢慢好起来（巴尤基金的业绩后来的确有了起色）。因此，我们不能假设骗子会“理性”计算行为的后果，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被强烈的情绪冲昏了头，以至于无法清醒地评估。更可怕的是，其中一些人或许患有严重的人格障碍，如精神变态，他们做出的决策是非理性的，是短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