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通过吉尔伽美什与恩启都之间的友谊，史诗打碎了这种感觉。友谊，从生物学的角度讲，是最可有可无的感情。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乍一看，它似乎也不是完全必需的。出于高效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福利的目的，他们成为一个团队的成员，但无须重要的情感参与，这已经足够了。当然，为了改变整个体系，打破已有的规矩，进行对抗众神的冒险（从天真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这需要友谊。对于小型行动（一起打猎、共同在工厂劳动），投入一点爱心就足够了，即同志之爱。然而，对于伟大的行动，需要伟大的爱、真正的爱，即友谊。对于友谊，无法从对等交换的经济学角度理解。友谊强调给予，一个朋友（毫不保留地）为他人付出。这是一种生死相交的友谊，永远不会计较经济利益和个人得失。友谊向我们展示了不容怀疑的新冒险，给我们创造了离开城墙的机会。它让我们既不用成为城墙的修建者，也不用成为城墙的一分子——城墙中的一块砖。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吉尔伽美什与恩启都之间的友谊，可以比做人类的文明与动物本质（恩启都后来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永远活在吉尔伽美什心中）。我们随后讨论了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的概念，它吸引人们从事非经济性，而且通常来说属于非理性的冒险——作为城墙修建者的吉尔伽美什，他将人性从其原始的动物状态中分离了出来，带来了文明的（有人认为是“无效用”的）文化，一种隐藏在高墙背后，而且由一个谨慎的统治者指引的文化。吉尔伽美什与野蛮的恩启都成为了至交，而且一起去征服未开化的自然。
与此同时，在创造城市这一现象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专业化和财富积累是如何诞生的，神圣的自然是如何转化为世俗的资源供应者，以及人类的自我是如何得以解放的。当然，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即使文明化更有独立感，这一过程也导致了个人对社会其他成员的依赖。一个文明的城市人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越低，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像恩启都一样，我们用自然换来了社会，用与自然（不可预料）的不和谐换来了与人（不可预料）的和谐。
随后，我们将这种观点与希伯来人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在下一章，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希伯来人的观点。希伯来人很晚才进入城市文明，他们构成《旧约》的基本部分，而且依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那么，谁才是更自然的？人们在其自然状态下是自然的（完全意义上的）人，还是在（城市）文明框架下才是自然的？人的（天然）自然性是善还是恶？直至今日，这些问题依然是经济政策的关键。如果我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恶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狗咬狗（动物）的关系，那么需要统治者强有力的统治手段。如果我们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或者本性向善，那么就有可能放松高压统治手段，生活在更加自由放任的社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