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决定，蒋廷黻于后来的《□□》中发出了这样的慨叹：
对大多数类似的事，孔先生的决定是聪明的。但对我说，我却希望他：要干就拨给翁七千万，要不干就采纳我的意见一文不拨。因为七千万还可以生产一些钢材，四千万就等于白白浪费。抗战时期中国的妥协精神往往就导致上述的结果。实际上，这都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力量从事一件事的习性所造成的结果。虽然人们口头上叫“军事第一”，但他们心里却想从事许多与战争毫无关系的事。
我们常听说委员长喜欢那些唯唯诺诺的人。我知道：委员长左右的人，的确有些本身根本就没有定见，有些即使有，又深恐委员长对某事事先已经有了腹案，一旦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不合于委员长的腹案，岂不尴尬？因此干脆就不发表意见。
这些官僚们都是在官场这个“江湖”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手，而对蒋廷黻这头嫩犊子，当面打着“太极拳”，背后便露出“黑砂掌”，极力挤对他。而生性天真耿直的蒋还抱着公事公办、无愧于心的信念横冲直撞。殊不知，他所面对的官僚集团，是十个、一百个甚至一千个蒋廷黻们也无法扳倒的！
当然，蒋廷黻也有偶露峥嵘的时候。1942年的一天，政府高层在蒋介石府邸共同讨论印度问题。当时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谴责英国帝国主义，声援印度，而另一派认为帮助印度的做法代价太大，得不偿失，双方互不相让，一时间搞得房间内的气氛异常紧张。蒋廷黻此时要求发言，得到蒋介石允许后，他说：“首先我请全体出席人注意一个事实：尽管大家说了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可行的办法。我认为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印度的。我们仅仅能充当一个中间人。要充当中间人，中国就不能得罪英印任何一方。任何谴责都或多或少的对于居间调停有损害。我建议宣传部应该让报界自由讨论，但要请他们注意：尽量避免趋于极端。”听过蒋的此番主张，有些人认为蒋廷黻是重庆政界最大的傻瓜。最后蒋介石综合各方议论，说：“我们照廷黻的意见做。”事后证明，国际反响尚可。不过，在更多的时候，蒋的主张往往不管对错，都成为众矢之的，遭受到众人围攻，每每胎死腹中。
十余年京官生涯，蒋廷黻究竟开罪了多少官僚政客？没有人能够知晓，因为实在是多得数不过来。1946年10月，蒋廷黻被迫辞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职务的原因即在此。应行政当局之要求，蒋提出辞呈，并于10月5日偕同新署长举行交替仪式。蒋廷黻曾致简短之别辞：
今日举行仪式之主要目的，乃在使各位有机会与新署长见面，而在新署长未致词之前，本人愿略致数言，藉表寸心。年来总署及各分署同仁均曾为行总工作之推行而尽最大之努力，并有不少牺牲，余谨此致谢。行总乃一规模宏大之服务机构，故参加行总工作者必以服务精神为本旨，深盼各位去除党派政见之偏见，而继续为人类服务，若新署长欢迎各位继续参加行总工作，则余深盼各位仍本服务精神，安心工作。李副署长曾与余共同计划行总之工作，今渠既受政府任命，自应继续行总之工作。以余个人而言，政府曾赐予以一为人类服务之机会，今日各位既有为人类服务之机，自应不断努力，新署长工作经验较余为多，对行总工作自可胜任，而其成绩定较余为良好。
这是在民国所难得读到的一篇好演说：简短、尊严、而有风度。可惜这并非出自一位政绩卓著、功成名就的大员之手，而是一名政坛失意者确切地说是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爱国书生的“谢幕”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