おさなきひのこと
旭川
我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出生在北海道的旭川。父亲当时是第七师军团后勤医务部的一名二等军医。那一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二十二岁。
父亲从金泽医专毕业之后，如愿当上了军医，前往的第一个任地便是旭川的师团。他还未上过军医学校，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军医，只能说是“未来的军医”吧。借着去旭川赴任的机会，父亲和母亲结束了漫长的未婚夫妻关系，在父亲的第一个任地度过了他们的新婚蜜月期。
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朝鲜爆发了动乱，第七师接到出征的命令，父亲也将奉命随军。因此，刚过完年，母亲便带着我回到了远在静冈县伊豆乡下的老家。所以说，我在旭川生活的时间还不足一年。由于离开时还不满一岁，所以我对旭川几乎没有任何印象，更没有值得一提的回忆。虽说是个如假包换的“道产子[1]”，但我只知道自己出生在旭川，仅此而已。
在旭川时，我们住的是军官宿舍。当时的邮政地址应该是“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第二区三条大道16-2”。想来不过是在连队附近的陆军军官宿舍区分到了一间小小的屋子。总之，我就是在旭川的这间军官宿舍里，顺顺当当地在母亲的肚子里落了户，又顺顺当当地从她的肚子里钻了出来。然后，在不足一年的短暂时光里，呼吸了旭川这片土地所独有的空气，便又匆忙地离开了这里。
小时候，多少懂点儿事了，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那时，我便时常想象自己在妈妈肚子里的情形，总觉得也许和蚕茧里的蛹差不多吧。要知道在乡下，家家户户都有一间蚕室，我们打小便对蚕茧呀蚕蛹什么的再熟悉不过了。屏息凝气地蜷缩在茧中，静静等待着破茧而出的那一刻——这便是我对母亲腹中的自己的全部理解。
那个封闭的世界是微明而安全的。蚕茧洁白的表面泛着柔和的微光，拿在手里轻盈而柔软。令人不由得觉得，会有微弱的光透进那个小小的世界，即使遭遇些微的磕磕碰碰，里边的生命也不会感到疼痛。至少在我看来，母亲的腹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而且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觉得这样的想法有什么不对。难道不是吗？从母亲腹中孕育而出的我，就正如从蚕茧中破茧而出的蝴蝶，而在那之前，我一直在那个小小的世界里被温暖地、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忘了是哪一年，大约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吧，母亲曾向我谈起过在旭川的生活。有一次，她挺着大肚子，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前往附近的市场买东西。对于母亲所描述的这一旭川生活的小小片段，当时的我有过怎样的反应，现在早已不记得了。只不过，到了今天这把年纪我仍忘不了这件事，可见它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至于为什么会留下如此深的烙印，如今想来，我躺在母亲的腹中，与母亲一起在漫天飞雪中走向市场——一定是这幅画面深深打动了我。原来，我与旭川这个地方并非毫无交集。尽管只是母亲腹中一个如蚕蛹一般的胎儿，但我毕竟也算是在这个叫旭川的地方，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去过一回当地的市场。那时的我，是被层层包裹和保护起来的。第一层便是如蚕茧一般的子宫，而子宫又安放在母亲的肚子里，外面更是包裹着母亲的和服，罩着母亲的斗篷。我就是这样，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和母亲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市场的。我们先在干货铺前停留了片刻，又到蔬菜店里挑拣了一番。然后，依旧是和母亲一起，依旧是在漫天飞雪中，我又回到了三条大道的那间小小的军官宿舍。
当然，以上这番描述并非出自尚不善表达的五六岁的我，而是现在的我代他说的。不过，我当时的感受应该也大抵如此。要不然，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又怎会一直难以忘怀呢？在如今的我看来，母亲在谈到大着肚子、冒着风雪前往市场的自己时，言语间一定是透着些许悲凉的。又或者，这不过是母亲对在旭川度过的、艰辛的新婚生活的一份回忆——就算谈不上艰辛，多多少少也是带着一丝伤感的。而幼小的我，一定也在懵懂中体会到了这份伤感。母亲当时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难。可是艰难归艰难，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却是，在母亲的子宫、肚子以及和服和斗篷的重重包裹和保护下，在母亲的带领和陪伴下，我终于迈出了和旭川这个地方发生关联的第一步。
所有关于母亲的记忆中，这一幕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在其中，不过是小小胎儿的我仍然扮演了一个角色。
关于旭川，我还有另一个回忆。确切地说，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是回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仍有十分清晰的画面感，在我看来，也只能把它称作是回忆了。
市场建在宽阔的练兵场的另一头。市场的地面一片泥泞。雪虽然已经化尽，但雪水浸泡过的地面还未干透。市场上搭建了一排排简陋的小店，出售各式各样的货品，家家店门口都挤满了人。小店的外墙上，顾客们的身上，都溅满了泥点子。这幅凌乱而嘈杂的画面笼罩在五月明媚的阳光下，不过这阳光，还有流动的空气，都还带着一丝寒意。
我的母亲也行走在其间。此时的母亲已生下了我，身子松快了不少。这是她产后第一次外出。我的生日是五月六号，所以我想母亲的这次外出应该是在五月底前后。
母亲是与同住在军官宿舍的父亲上司的夫人结伴去的。
母亲托这位年长的夫人帮忙挑选，零零碎碎地买了不少东西。这是她生的第一个孩子，育儿所需的东西自然方方面面都要备齐，同时也有必要听听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她买了汤婆子、便于换洗的尿布、毛线织的帽子，还有婴儿洗完澡后擦的爽身粉，以及奶瓶等等。
——你那个使不得，得买这个。
——这个得多买一个备着，好用着呢。
这样的话不停地从那位年长的女性嘴里冒出来。而二十二岁的年轻的母亲，只是乖乖地按照她说的做。
在这幅画面中我并未出现，但也并非与之毫无干系。母亲和那位年长的女性如此忙碌，不正是为了我吗？那时的我，或许正四脚朝天地躺在军官宿舍的某间屋子的被窝里，又或许正睡在被雇来帮忙的老妈子的怀中。
这次产后的首次外出，母亲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讲给我听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可是在我心中，却不知何时形成了这样一幅清晰而生动的画面。我喜欢画面中年轻的母亲，也喜欢画面中那位对母亲亲切而热情的年长的女性。甚至可以说，若没有对这位女性的感激之情，我是想象不出这样一幅画面的。说感激之情也许有点严重了，总之从小时候到现在，我都对这位女性怀有一种特殊的莫名的好感。因为，在六十多年前的五月的一天，为了我这个小小的婴儿，这位女性曾陪着我的母亲穿梭在旭川泥泞的市场中。
明治四十一年初，母亲带着我离开旭川，搬回了伊豆的乡下老家。因为第七师奉命出征朝鲜，而父亲也将随军。
那时，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曾不远千里从乡下赶来旭川接我们母子。也许是身为外祖父的他，不放心让一个年轻的母亲独自带着年幼的婴儿做如此长途的旅行吧。
从那以后，我的整个童年以及少年时代，都是在乡下老家度过的，却并未和外祖父一家住在一起。再加上外祖父不喜欢小孩，我跟他也并不亲。我对外祖父来说，不过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外孙子。然而，在从旭川前往伊豆老家的这段旅途中，我却得到了外祖父无微不至的照顾。无论是在从旭川到函馆的火车上，还是在从青森到乡下的马车上，我在外祖父怀里待的时间都远远多过在妈妈怀里的时间。后来，外祖父还常常谈起这件事，不止一次地说到那次旅程是多么艰难和辛苦。
因为海上风浪过大，在从函馆到青森的渡船上，母亲晕船晕得厉害，几乎病倒。外祖父又要照顾我，又要照顾母亲，据说累得够呛。
——因为从未见过大海，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我，哭了；因为北海道很难见到绿色，抵达青森后第一次见到树林里绿色的树叶时，我又哭了。就这样，我不停地哭，不停地哭，好几次几乎哭断了气，从旭川一直哭回了老家。
在外祖父的描述中，我就是这个样子。这也不是他直接告诉我的，而是他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在一旁听到的。
每当听到外祖父这样描述我，我总是忍不住想对他提出抗议，但却又说不明白究竟要抗议什么。我总觉得，就算自己真的爱哭，就算真的常常哭到声嘶力竭，那也绝不会是因为害怕大海，或者害怕绿色的树叶的缘故。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哭呢？若要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反正，总之，我之所以会哭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
这一次，若也能让现在的我代替幼年的自己来回答，我也许会说，那时的我之所以会哭，之所以会哭得几乎断了气，一定是因为不愿离开旭川，不愿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
虽然对于旭川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我并没有丝毫印象，也没留下什么回忆，可是对于自己的出生地那种出于道义的眷恋和维护，即便在幼小的我的心里，也已经悄悄萌芽了。当自己的出生地被描述成一个寸草不生、一片荒凉的白色世界时，即便是幼小的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你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出生的？
小时候，每当有人这么问我，我总会回答，——五月份，在北海道的旭川出生的。
口气里还能听出几分自豪。自懂事起，我就对自己的出生地旭川，和自己出生的月份五月，没来由地感到自豪。虽然无论是对旭川还是对五月，我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和记忆，可这也丝毫不妨碍我为它们感到自豪。甚至不如说正是因为没什么印象和记忆，我才会对自己的出生地和出生的月份感到格外的自豪。
明治四十年的旭川，旭川屯田兵村[2]建立不过十八年，旭川村形成也不过才十四年，而第七师军团在此驻军才仅仅七年。那时的旭川，只是一个以军营为中心刚刚繁荣起来的小镇，周围的平原也更近似于今天的水稻种植基地或工业园区，与现在的繁华大都市旭川根本没法比。
现在的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六十多年前的旭川那种混杂着军靴臭味的荒凉和杂乱，与自然环境的严峻和恶劣融为一体的特殊氛围。一年中无论哪个季节，一入夜便静谧得可怕。而我，便是在这样一个军营小镇的，陆军军官宿舍的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出生的。这样的出身，我觉得挺好。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军医，出生在军营的我，也算配得起军人的儿子这个身份。当然，也许是在父亲离世之后，我才开始产生这种想法的。
然而对于儿时的我来说，旭川仅仅是我的出生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所以，作为我的出生地，它必须是个美丽的地方，必须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自己出生在五月这件事，儿时的我也觉得很了不起。母亲偶尔聊起五月的旭川，总说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美丽时节。听了她的话，我就更加坚信不疑了——自己的出生比任何人都要得天独厚。寒冷的日子，我还安睡在母亲温暖而安全的肚子里，一到了春光明媚的时节，我便从母亲的肚子里迫不及待地钻出来了。
就这样，年幼的我，对自己出生的五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仰。这种信仰，时至今日仍保留在我的心灵深处，只是形式稍有不同。五月晴、五月阴、五月山、五月雨[3]——无论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还是梅雨过后的阴霾，无论是绿意盎然的山林还是飘飘洒洒的春雨，五月的一切都令人感到一种无忧无虑的生命力。除开是我的出生月这点不说，五月所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也足以令我迷醉。
我对四岁以前的人生毫无记忆。我和母亲一起回到伊豆老家，一直待到父亲从朝鲜战场回来。之后，我又分别在东京和静冈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可是对于这两段生活，我都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去东京，是因为父亲在那里念军医学校，只待了不到一年。而静冈，则是父亲从军医学校毕业之后作为一个真正的军医去的第一个任地。
在静冈生活的那段日子里，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大约半年到一年之后，我就被送回了伊豆老家的外祖母身边。因为母亲一人带着两个小孩实在忙不过来，只能把我托付给外祖母代为照管了。下级军医家庭的日常生活想必琐事繁多，母亲也是一时为了应急，才把我暂时托付给外祖母的。母亲原以为过不了几天就能把我接回身边，可实际上我在外祖母家待的时间却远远超出了她的原计划。谁也没想到，从那以后我就长久地留在了伊豆老家和外祖母一起生活，就连上小学时户籍上的监护人都写的是外祖母的名字。
——早知道生完你妹妹就该把你接回来的，也怪我太年轻，拖了一天又一天，一不留神就拖了半年，真是失算。再后来不是我生病就是孩子（妹妹）生病，又是一拖再拖。刚好过了一年，总算能去接你了，谁知道已经没办法咯。
母亲时常回想起那时候的事。也不知道她说的“没办法”是怎么个“没办法”，总之最终结果就是她没能把我接回去。
外祖母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我也打死都不愿意离开外祖母。母亲的那句“没办法”，听上去是多么地失望和无奈。
而让她无奈的，正是外祖母和我，一老一小联手结成的坚固同盟。终于，母亲不得不放弃了接我回去的打算。我也终于不用回到父母身边，而是如愿以偿地留在了伊豆山村的小小土仓中，和外祖母一起度过了属于自己的幼年和少年时期。
对我来说，究竟是在父母身边长大更好，还是由外祖母抚养长大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不得而知。我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除我之外，弟妹都是在父母身边长大并度过少年时期的。唯独身为长子的我却离开了家，在外祖母的宠爱下肆意生长，也许一切不过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所有关于幼年和少年的记忆，都与伊豆那间小小的土仓有关，因为我从五岁到十三岁都是在那间土仓中度过的。
我离开父母的怀抱，在伊豆乡下老家的小小土仓中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度过了自己的幼年和少年时期。然而事实上，我口中的“外祖母”却与我并无任何血缘关系，她只是我户籍上的外祖母，并非血缘上的。在同一个村同一个字[4]还住着母亲的娘家一家，那里有我的外祖父，就是来北海道接我和母亲的那个外祖父，当然还有我的外祖母，那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真正的外祖父母。而相邻的村子便是我父亲的老家，那里又住着跟我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祖母虽说已经去世了，但祖父还健在。
细说起来，我的家庭状况的确有些复杂。抚养我长大的这位外祖母，其实是我的曾外祖父，一位名为“洁”的人的小妾，不过那时这位曾外祖父早已亡故了。简单点说就是我的曾外祖父的生前的小老婆。
这位曾外祖父生前是名医生，师从当时医学界鼎鼎大名的松本顺[5]，年纪轻轻便出任过静冈藩挂川医院的院长、静冈县韮山医药局的局长，还创立了三岛私立养和医院并出任首任院长，可谓年轻有为、功勋赫赫。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掌握了最新的医学知识的人才吧。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就在这位曾外祖父快四十岁的时候，他突然回到了伊豆的老家，在村里开了家诊所，并就此过完了自己的后半生。他常坐着轿子在伊豆一带出诊，作为挂牌行医的医生也算口碑不错。麻烦的是，回伊豆的时候，他还带回了一个小老婆。随后，他便在老家的村子里建了诊所，盖了新房，自己搬进去住时自然也带上了她。他的嫡妻和祖宅其实就在离诊所和新房不远的地方，他却难得回去一次。这位曾外祖父，据说就是这样一位任达不拘、我行我素的人物。
这位曾外祖父在我出生的六年前就中风病倒了，又在床上瘫了两三年，在五十九岁的时候便与世长辞了。瘫痪在床的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自然是自己的小妾在自己死后该如何安置。于是，这位任性的曾外祖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孙女也就是我的母亲赶紧分家，自立门户，然后将自己的小老婆作为她的养母写入她的户籍。母亲那时不过才十五六岁，这样做实在有些不合情理、强人所难了。但是，母亲最终还是顺从了。她把自己祖父的小老婆当作自己的养母接到家中，尽心照顾，努力尽到一个做女儿的责任。
而作为回报，她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户籍、宅子和土仓。
翻开我家的户籍，第一页上便写着我的曾外祖父的小妾的名字，然后才是我的父母，再然后才是我。
所以说，我称作外祖母的女人，在户籍上的的确确是我的外祖母，但在血缘上却是与我毫无干系的外人。与我有血缘关系的外祖父、外祖母以及舅舅、姨妈等一大家子人其实就住在同一个村子，可是我却和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彻头彻尾的外人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间小小的土仓里。而曾外祖父所盖的诊所和老屋，则租给了外地来的一家人，也是行医的。
在我小时候，母亲娘家的人和村里的人常常逗我说：“你呀你呀，还是被阿叶姥姥抓去做人质咯！”他们所说的“阿叶”，就是我曾外祖父的小老婆，也就是我的外祖母的名字。村里的人为了方便区分，在“姥姥”的称谓前都分别冠上了她们各自的名字。他们把外祖母叫做“阿叶”或者“阿叶姥姥”；把当时尚健在的母亲娘家的正经八百的曾外祖母称作“阿广姥姥”；又把我的母亲的母亲，也就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外祖母称作“阿达姥姥”。说起来，我该叫“姥姥”的人还真是不少啊！
村里人说我是人质，其实也不是毫无道理。阿叶姥姥一直靠着我父母给的赡养费过活，在这个家，她的身份很尴尬，自然也担心有一天会丧失经济来源。在村里，她是唯一的外来人口，而且是闯入嫡妻所在的村子的小老婆，是家族秩序的破坏者。对族人和亲戚们来说，她更是突然闯进家族里来的来历不明的女人，还大模大样地入了户籍。甚至我的父母对她，也不是毫无怨言——祖父的小老婆，凭什么该我们替她养老？
这样一个女人，我竟会和她生活在一起。现在想来，的确有些不合常理。年仅五岁的我，成了孤独无依的她最坚定的同盟者。我与她生活了不过短短一年，就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她。所以，在父母和她之间，我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村里人说我是人质，可我又哪里知道“人质”是啥？况且，管他是人质还是别的什么，只要能待在外祖母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对外祖母的依恋如此之深，可见她对我的爱，无论是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罢，也一定不是寻常人可以想象的。
阿叶姥姥对我的这份感情其实不难理解，年过半百的她一定是把年轻时对曾外祖父的爱，转移到了他的曾孙子我的身上。我就像是曾外祖父的替代品，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呵护和毫无保留的爱。当然，若带着恶意来揣测她，也可以这样解释：好不容易身边有了个伴儿，怎么能轻易放手呢？当然要用尽一切手段，奉上自己所有的爱和温情，让这个天真的傻孩子从此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不过，无论阿叶姥姥是出于哪种原因，对我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没错的话，那时的阿叶姥姥大概五十多岁。
我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中，最早的、能够称得上是回忆的回忆，都从那间小小的土仓开始的。之前和父母一起生活时发生的事，我一件也记不得了。我幼小的心灵，像昆虫的触角一样轻轻地晃动着，第一次碰触和感知这个世界，就是从和阿叶姥姥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开始的。
村子里有土仓的人家多的是，可是把土仓当屋子住的，却只有我和阿叶姥姥。于是，村里人便将我称作“土仓小少爷”，自然是住在土仓里的少爷的意思。我家世代行医，父亲又做了军医，在天城山山脚的小村子里，也的确算得上是一位出身显赫的少爷了。
自刚记事起我便住在小土仓里，所以直到现在我对土仓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间土仓的大门是厚重的封土拉门，一打开，一股微凉而陈腐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令人莫名地感到安心。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不，还有数不清的老鼠，就生活在这微凉而陈腐的空气中。
关于童年，我最初的记忆，恐怕就是每晚在枕头边跑来跑去的老鼠了吧。诚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每晚半夜醒来，总能发现几只老鼠在我的被子上来回乱窜，或是把我的枕边当成了运动场。奇怪的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每晚上床睡觉前，阿叶姥姥总会在房间的角落里放上一点儿粮食留给老鼠们吃，说是这样一来就绝不会有老鼠来咬人伤人了。阿叶姥姥说的话，我自然是深信不疑的，恐怕就连她自己也不曾对这个说法产生过怀疑。这样一来我就不害怕了，阿叶姥姥当然也一样。每天晚上，老鼠们都会来取它们的口粮，这么说起来，它们在我的被子上乱窜也好，在我的枕边开运动会也好，其实都是在不辞辛劳地忙着搬运它们的粮食呢。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向家人聊起这件事，可是他们谁也没当真。有人说：“你不会是在做梦吧？”还有人说：“多半你是把现实中的事和梦里的事记混了，自己虚构了这么一个童年的回忆。”可是，我真的记得非常清楚，我每晚都被老鼠的吵闹声吵醒，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不一会儿又在老鼠的吵闹声中再次入睡。
早上醒来，总会发现前一晚留给老鼠的口粮全都没了。
而老鼠们，似乎也都默契地遵守着约定，绝不会对给自己口粮的人下手，反正我一次也没被老鼠抓过或者咬过。那时的我，就连老鼠的吵闹声也觉得亲切和热闹，也足见小土仓中只有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的夜晚，是多么寂寞和冷清了。
我和外祖母在小土仓中的生活，与别人家住在普通房子里的生活多少有点不一样，对此我并非毫无察觉。
最能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差别的，便是黄昏时分。这个时候，我通常还在外面玩。玩着玩着，总会下意识地瞥一眼土仓的窗户。如果土仓里亮起了灯，那扇小窗便会透出微弱的光。若是迟迟没亮灯，那扇窗户便会像深陷的眼窝一般，黑咕隆咚的一团。就算是白天，土仓里也一片昏暗，到了傍晚，天色越来越暗，那用土垒起来的四面墙就像是围成了一口四四方方的箱子，里边黑漆漆一片，更是啥也看不清了。我会一直在屋外玩到外祖母亮灯，一旦那扇小窗有灯光透出，我便会飞奔回小土仓。
别人家的房子，既有回廊又有灶房，穿过灶房，屋后还有后门。感觉从四面八方都能进到屋子里去似的。可是，咱家的小土仓却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入口只有一个，门还是厚重的封土拉门。一楼是用木板搭的，要想上铺了榻榻米的二楼去，得爬上搭在昏暗的木板房最里边的一段又窄又陡的木梯。比起别人家的房子，咱家的房子可不是这么容易进的。不像是进家门，倒更像是爬进一个结实的木箱子。
别人家，一到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就特别热闹。尤其是围炉边的场景，最能展现一家团圆的幸福，那份舒适和温馨，就连屋外的人都能感受得到。夏天，时常能瞧见光膀子的男人。冬天，又常常能看到一大家子人和和美美地围坐在围炉边。
每当看到别人家晚餐前的这道风景，我总会突然间感到肚子饿了。可是，我却并不急着进自己屋去。我必须在屋外等着，等着那扇小窗透出微弱的光，等着那点光温柔的召唤。在它亮起之前，我会在屋外一直黏着外祖母。灶间搭在土仓外，外祖母总是在那个像小窝棚似的灶间里忙碌。一会儿往灶膛里塞几根柴火，一会儿又拎着水桶去屋前的小河边汲水，一会儿又去田里拔几根葱。外祖母这样忙前忙后的时候，我总是像个小尾巴一样紧紧地跟着她。
等到外祖母把晚饭的饭菜全都准备妥当，她才会爬上土仓的二楼，点亮煤油灯。现在看来，早点亮灯不是更好吗？
可是阿叶姥姥却总说太费油了。她就是这样，就连点煤油灯这样的小事也是能省则省。当然，这样做的也不是阿叶姥姥一个人，村里的人都这样，就连后来搬进城里住的父亲母亲也改不了这个习惯。
土仓的二楼有并排的两间六席[6]大小的房间，其实房间之间并无隔断，却总给人一种彼此独立的两间房的感觉。一北一南各开两扇小窗，窗框上镶着铁条，此外再没有其他的空隙可以透进光线了。屋内的采光全靠这两扇窗，自然大白天也是昏昏暗暗的。南面的窗户前有大约一席大小的地方没铺榻榻米，只铺了木地板，上面放了一张小小的餐桌。南面窗前的这一小块空间，不仅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外祖母有时也坐在这里缝缝补补，家里偶尔来了客人，也请到这里来坐坐。从一楼上到二楼，抬脚就能走到这扇窗前，对来访的客人来说也很方便。
客人总是一边打着招呼说：“家里有人吗？”一边踩着木梯上到二楼。走完楼梯，径直往窗前一坐就成了。也有的客人并不上到二楼来，直接就坐在楼梯的最高的一级台阶上，似乎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阿叶姥姥作为这个家的主人，总是坐在南面窗前的木地板上，所以也就没必要招呼客人去里间了。再说，也只有这扇窗前的这一小块地方还算亮堂。
正对南面窗户，北面其实也开了一扇小窗，却很少被利用。窗户朝北，离楼梯口又远，仅能作采光口和通风口。直到我上了小学，北面窗前才摆了一张小桌，逐渐成了我看书学习的专用场所。在此之前则仅仅只是一方四角的小框，镂刻出外面的风景。
我和外祖母睡在里间。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总能通过北窗射进来的光线，大致判断出当时是几点，或者那天的天气怎样。南北两扇窗都装了挡雨板和拉窗，一入夜，挡雨板自然是要放下来的。不过，等我一觉醒来，外祖母早已撑起挡雨板，打开了拉窗。
清晨醒来，缓缓睁开双眼，那时的心境最是平静和安稳。柔和的光线透过拉窗上薄薄的窗纸倾泻进来，算不得明亮，却也绝不晦暗。我总是赖在被窝里不肯起来，久久地把脸朝向那扇小窗，朝向那团柔和的白光。儿时的清晨，在小土仓中醒来时那种安稳和踏实的感觉，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那样的清晨，现在看来是多么奢侈啊！
小土仓中，刚刚苏醒的清晨是无比美好的，相反，若是半夜醒来，可就有点狼狈了。
“我要尿尿！”
只要我醒了，外祖母也就不得不起身。她会点亮放在枕边的蜡烛，拿在手里，一面嘟嘟囔囔地念叨着什么，一面领着我朝南窗旁的楼梯口走去，然后再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下楼梯，一边还要不住地提醒我别踩空了。茅房在屋外，还得拉开厚重的大门才出得去。外祖母拉门的时候，就换我替她拿着蜡烛。
拉开大门，一脚踏出屋子，眼前便是全然不同的一个世界。冬天，刮着肆虐的寒风；夏天，能听见阵阵虫鸣。有时，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有时，又淅沥沥地下着雨。夜晚的景象真是千差万别。不远处的树林，有时会躁动着发出沙沙的声响，更多的时候则只是默默地矗立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茅房就搭在土仓入口的右侧。外祖母陪我来到茅房，总是让我先进去，自己站在茅房外等我。我出来之后，再换外祖母进去，我在外面等她。
“你快先进屋吧！”
外祖母多半会这样说，可是我却更愿意在屋外等她。就算我先进屋，屋里也是黑漆漆的。同样是在一片漆黑中等待，我当然宁愿待在屋外，等着外祖母从茅房里出来。
上完茅房，外祖母和我再次回到土仓，关上厚重的房门，插上门闩，再借着手里的烛光爬上二楼，钻回空了好一会儿的被窝。待到在被窝里重新躺好，我总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方才完成了一件什么大事。同时，沉沉的睡意又会再次袭来，瞬间将我击倒。
半夜上完茅房钻回被窝时那种奇妙的感觉，只有小时候的自己才体会得到。虽然现在我仍记得那种感觉，可是却再也没有真正体会过。只记得战争年代，我应征入伍去了大陆，在野外作战时，有时半夜会被尿憋醒，那种感觉似乎与儿时的记忆相似，但又不如儿时的经历那般鲜活有趣。
令人头疼的是，有时候我明明刚上完茅厕回来，刚一钻进被窝，立马又想尿尿了。
“我要尿尿！”
“不是刚去了回来吗？”
“可是人家又想去了嘛！”
这样一来，外祖母只得再一次点起蜡烛。天气不冷的话倒还罢了，直接从被窝里钻出来再去一次就成。可要是遇到大冷天儿，就得在睡衣外裹上厚衣服，脖子上还得围上围巾。毕竟是大半夜去室外，不裹严实点儿怎么行？
为了省事，外祖母也曾在房间里备过一个儿童专用的便盆，可是我说什么也不肯用。后来，她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用旧了的马口铁制的汤婆子，打算当成尿壶凑合着用。
“尿这个里边吧！”
没想到，我对汤婆子也同样敬而远之。那种奇怪的撒尿方式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与其尿在便盆或者旧汤婆子里，我还不如对着镶铁条的窗户往外尿呢。可是，这样撒尿又会弄湿窗棱，外祖母坚决不允许。
“这孩子呀，真是头倔驴！”
外祖母常跟人抱怨。可是她的抱怨里又透着几分得意，似乎我的倔脾气还挺让她骄傲。我也不知道我这算不算是脾气倔，反正我几乎每晚都要外祖母陪我去茅房。遇到下雨的日子，就不去屋外的茅房，而是站在土仓的大门口就地解决。土仓门口长了一大片青苔，外祖母说那是“尿苔”，全是我的尿浇出来的。
深夜起床上茅房，这幅画面，现在想来却莫名地觉得生动有趣。虽说是深夜，一年四季也仍会有各自不同的风景。
春夜有春夜的和煦，秋夜有秋夜的清冷。月色如水的夜晚，地面上清晰地印着我和外祖母的影子；寒风萧瑟的夜晚，落叶在脚边顽皮地打转儿。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我俩半夜一起捉萤火虫的事。
“好了，别玩了！该回去睡了！”
外祖母一定这么劝过我。可是，我一心只想着要捉萤火虫，哪里还有半点睡意？外祖母当然也只好顺着我咯。也不知那晚我俩是怎么了，现在想起来跟做梦似的，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
如今，我自己也有了孙子，当年幼无知的他有什么无理的要求或是任性的举动时，我总是尽量顺着他。我小时候不也是一样的年幼无知吗？外祖母不也总是这样顺着我的吗？
说回当年，对于幼年的我来说，每一个夜晚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生动。在这鲜活而生动的夜的世界里，有一个小小的结实的箱子，箱子里睡着我和我的外祖母。
暴风雨
台风季总在夏末秋初。这一点，现在和过去倒是没什么两样。每年一到这个季节，暴风雨总会如约而至。九月不来，十月也会来，言而有信，从不失约。老话里有“二百一十日”或“二百二十日”[7]的说法，可见，谁也不曾怀疑过暴风雨的到来。
在南方的某片长满珊瑚礁的海域，形成了台风的风眼，风势逐步增强并一路北上，即将登陆日本列岛——如今我们常常能听到诸如此类的报道。可是过去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些。人们只会发现变了天儿，风也吹得不大对劲。这时候，大人们总会摆出一副见惯不怪的样子，嘴上说着：“瞧这阵势，可有得一番折腾咯。”照他们的说法，暴风雨在天上溜达了一圈儿，才猛地想起：哎呀！我怎么忘了这个地方？得嘞！今儿个就光顾这儿吧。于是，暴风雨就这样来了。一旦被它盯上，那可就真是在劫难逃，非得被结结实实地洗劫一场不可。就这样，每一年总有个地方会遭受台风的侵袭，就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
就像现在的人守在收音机前一样，过去，村里人一准儿会跑到屋外，仰头望天。他们会通过观察雨势、风向甚至云的移动，来判断自己的村子是否已经成为了暴风雨的目标。
如果各种迹象均表明暴风雨即将降临，村里人立刻就忙活开了。整个村子，连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村民们既要检查田地，又要修筑河堤，更要加固桥梁，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忙完这些集体的活儿，大伙儿就得各回各家，把自个儿家里里外外也拾掇得妥妥帖帖，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花盆要藏到廊沿下或收进杂物间，院子里的树要用棍子撑住，梯子也要收起来，榻榻米更要卷成一捆捆绑在屋檐下以防被狂风卷跑。等到这一切都收拾妥当，男人们还得用钉子固定挡雨板，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响起了叮叮当当敲钉子的声音。
暴风雨来临前的村子的气氛，最令我感到欢喜，甚至比过年还高兴。无论走到哪儿，都能见到干活干得热火朝天的大人们。就连几个平日里游手好闲的懒汉也坐不住了，跟着前前后后地忙活起来。一番忙碌之后，夜幕渐渐降临，仿佛不愿扫了大家的兴似的，雨势也果真越来越猛了。
就连还未上小学的年幼的我，也能感受到暴风雨来临前那种异乎寻常的紧张气氛。外祖母备足了一整日的饭菜，第二天一整天都不用开火。我们准备了最粗的蜡烛，把水缸蓄满水，再把大大小小的器皿全都搬上二楼，用来接屋顶漏下来的雨水。洗脚盆、洗脸盆、铁通、木桶……若是还不够，吃盖浇饭用的大碗也能派上用场，就放在南面小窗前的地板上。我家是间土仓，自然不必像别家那样担心挡雨板会被风刮走，不过屋顶可就不那么叫人放心了。风势太大的时候，甚至连瓦片都会被吹得无影无踪。
暴风雨将至的夜晚，我们总是比平日更早一些吃晚饭。
吃罢饭，我和外祖母便早早地上了床。这一夜，还指不定会碰上什么突发状况。若不先好好睡上一觉，半夜里可没力气爬起来干活。我们躺下的时候，屋外早已是大雨倾盆，狂风呼啸。暴风雨没选别的地儿，果真就要上咱们这儿来了，我怀着这样一种交织着期待与不安的奇妙心情钻进了被窝。
——来了！来了！
我躺在被窝里，竖起耳朵聆听着外面的动静。这时候，外祖母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我能早点睡着，可偏偏我也比任何时候都要亢奋，哪里肯听她的话乖乖入睡呢？
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庞然大物即将从天而降，而它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正将我们的小土仓团团包围起来。
——来了！来了！
——别说话！快睡觉！
——我可睡不着！
——闭上眼睛，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我依言合上眼睛，可是非但没睡着，屋外的风雨声反而听得越发清楚了。
——你听！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没事，那是柿子树树枝折断的声音。
——柿子树断了？
我立马坐起身来。
——不是柿子树啦，只是树枝而已。别瞎操心了。
这样的对话，在我和外祖母之间要反复好多次。这么说着说着，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再一次醒来时，屋外的风雨声似乎比先前还要大了。
——姥姥。
第一件事，就是确认外祖母是否还在我身边。
——好了好了，快睡吧。都这个点儿了，村里还有谁家孩子像你这样不睡觉？
听到外祖母的声音，我这才放下心来，再次沉沉地睡去了。
再一次醒来，外祖母依旧躺在身边，屋外也依旧是狂风暴雨，甚至还伴着电闪雷鸣。家中却起了小小的变化。滴答、滴答……从房顶漏进来的雨水，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敲打着天花板。小鬼终于来了！听到雨滴的声音，我脑子里的古怪念头又冒出来了。不仅是暴风雨的夜晚，阴雨绵绵的日子里，雨滴小鬼也一定会来光顾。
暴风雨的夜晚，只要有一只小鬼钻进了屋，就会一只接着一只，一下子进来好多好多。不仅天花板的四角里挤满了小鬼，就连正对着我们头顶的天花板上也有不少。
顽皮的小鬼们在天花板上蹦蹦跳跳，伴着那“滴答滴答”的单调的声响，我再一次进入了梦乡。有了小鬼的天花板，比没有的时候有趣多了。这些雨滴小鬼，一点儿也不可怕。他们仿佛是在逗我玩儿似的，让独自睁着双眼躺在被窝里的我感到舒服又踏实。房顶漏雨的声音在大人们听来似乎总让人觉得沉闷和冷清，可在幼小的我听来却全然没有这种感觉。我想象着，小鬼们从遥远的地方，偷偷摸摸地把雨水引到我家里来，再调整水流的速度，让水一滴一滴、有节奏地落下。如此需要耐心、需要毅力的秘密工作，小鬼们做得多么认真、多么投入啊！
再次睁开眼，土仓二楼早已是面目全非。外祖母已经起身，正忙着把铁桶拎到这儿，把脸盆搬去那儿，手忙脚乱地与从千疮百孔的天花板上漏下来的雨水奋战着。此时，房顶漏下来的雨水早已不是小鬼的恶作剧这么简单了，已经变成了一条条倾泻而下的水柱。看起来，小鬼们也吓坏了，早已经不知逃到哪儿去了。
——姥姥。
——惨了！惨了！
——刚才有滴水掉我脸上了。
——惨了！惨了！
无论我说什么，外祖母的回答总是“惨了、惨了”。看起来，眼前的情形的确是够惨的。我躺在被窝里，被外祖母挪来挪去。而我方才躺过的那块地板，立刻被摆满了脚盆、铁通、木桶之类。壁橱里的铺盖卷、包袱之类的也已经被拖了出来，因为就连壁橱里也开始漏雨了。
——惨了！惨了！
外祖母一边反复唠叨着同样的话，一边楼上楼下地来回折腾。忙活来忙活去，又有两张榻榻米被雨水打湿了，非得卷起来才行。
也不知风是从哪儿钻进来的，把煤油灯吹得忽明忽暗。
跳动的火光中，外祖母来来回回地忙碌着，她的影子也随着灯火晃晃悠悠。屋外的风雨仿佛释放出了所有的能量，小小的土仓在肆虐的风雨的包围中兀自飘摇。不断有东西敲打着窗户，发出巨大的声响。狂风吹过树林，传来声声哀鸣。
——我肚子饿了！
我从被窝里坐起身来说道。于是，外祖母便去楼下端来一早就做好的饭团子，塞到我的被窝里。这当儿，外祖母也可以稍稍喘口气。我俩静静聆听着暴风雨的咆哮，就着茶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着饭团子。现在的小孩去郊游时，不是总爱吃便当吗？那时的我，可比他们还开心呢。
待到暴风雨翻过了几座山，外祖父或是开染坊的远房表叔就会来看看我们祖孙俩。外祖母早料到他们会来，事先已把楼下大门的门闩打开了。不过，染坊的表叔却总爱在北面的窗子下扯着嗓子喊：
——喂！喂！
他的声音竟然穿透了震天动地的风雨声，传进了我们的土仓，只是听上去忽远忽近。此时，在我的想象中，土仓外已是一片波涛汹涌、暗无天日的汪洋大海，而窗外的声声呼喊，不正是风暴中遇险的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有人在叫我们呢！
——在哪儿？
外祖母侧着耳朵仔细一听，果然听见了遇险船只的求救信号，这才把北面窗户的挡雨板微微拉开一条缝。窗外仍是风雨大作。
——原来是染坊的表叔啊。
——没错。
隔着窗户，土仓内外的交谈一下子变得热络起来。
——今儿这风雨可不得了。连河堤都差点被冲垮了呢。
——您帮我瞧瞧咱家的房顶吧，也不知被吹成啥样了。
——您叫我瞧我也瞧不见呀。不过，倒像是没啥大毛病，还稳稳当当地罩在那儿呢。
——家里可漏雨漏得不成样儿了。
——漏点儿雨算什么？浅田家杂物间的房顶都被掀到天上去了，还撞上了浅井家老当家的屋顶呢。
——是吗？那，您再帮我瞧瞧，咱家院子里的树还好吧？
——石榴树倒了。不过，一棵石榴树也不值什么。等天亮了，您再去横濑家的后院看看，啧啧啧，那才叫一个惨呢！
染坊的表叔全身上下只裹了一条兜裆布，就这么光着身子披了一件蓑衣。有时候甚至只在头上顶一个蒲团就来了。
外祖父则相反，他从不在窗下打招呼，而是直接就上土仓的二楼来。进屋时，他浑身都湿透了，头上、脸上，雨水直往下滴。此时的土仓二楼已经积满了房顶漏下来的雨水，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找不到了。外祖父总是默默扫视一周，突然冒出一句，——这土仓，也到时候了。
——只把屋顶修修就好。
外祖母回答说。
——还有啥好修的？与其白费力气，还不如直接推倒算了。
——把这土仓推了，你叫我们祖孙俩住哪儿去？
外祖父却并不回答，只说，——倒了两三棵树，赶明儿我拿几根棍子过来，给你撑一撑。
说完，外祖父就走了。这个表面倔强内心柔软的老头儿，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表示安慰的话，可是他在暴风雨中深夜造访，不正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吗？
在暴风雨之夜来看望我们的，还不只染坊的表叔和外祖父两个。住在附近的农户往往会冒着风雨去地里看看庄稼的情况，也就会顺道来我们的窗户下打个招呼，或是在楼下的大门口吆喝两声。台风之夜，来访者们的问候无异于雪中送炭，可是他们的呼喊声总是听不真切。再大声的呼喊也会被狂风吹散，听起来断断续续，真的就像是大海的风浪中遇险船只发出的求救声。
每每听到这样的呼喊声，阿叶姥姥总会打开北面的小窗，或是跑到南面的窗前侧耳倾听，或是直接跑去楼下看看。此时已经彻底清醒的我，也会跟在她后面跑来跑去。
——你干吗？还不快回床上去？
外祖母当然会这么说，可我哪里肯乖乖回到被窝里去？
——你听，又有人在叫了！
听我这么一说，阿叶姥姥也赶紧竖起耳朵来听，屋外却只有呼呼的风声。
——我啥也没听见啊。
——不对不对，方才我明明听见了，是阿幸的声音。
——胡说些什么！这样的天气，阿幸要是站在外边，不早被风刮天上去了吗？
——你听，又来了。这回是阿町姐姐的声音。
不知怎的，我老是听到外边有人在叫。在风雨的怒吼中，我总能听见熟悉的人的声音传来。不是阿幸，就是阿町姐，心里想到谁就能听到谁的声音。
——等等，我又听见了。
——一定是你听错啦。
——不会，我真的听见了。你听，没错的，是坡下老大爷的声音。
——那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给个柿子。
——那个老头子牙都掉光了，哪里还咬得动柿子？
把我们的小土仓折腾了整整一夜的暴风雨，此时也开始渐渐收起了它咄咄逼人的剑锋。雨势越来越弱了，风声也越来越小了，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
由于屋顶漏雨，房间里几乎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了。我和外祖母蜷缩在屋子的一角，把被褥裹得紧紧的。当一切喧嚣和危险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竟然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沉沉地睡去了。况且，还有更令人开心的事在等着我呢。暴风雨过境之后，它给咱们这个村子究竟留下了什么呢？等我再次睁开眼，就能亲眼去看看了。就这样，我带着满心的好奇与期待进入了梦乡。
在众多关于暴风雨之夜的记忆中，有一幕显得尤为清晰，那是我被谁背在背上，从土仓朝本家走去的场景。
夜已微明，暴风雨也渐渐势弱。雨已经停了，唯有风还在继续吹着，而且似乎突然来了兴致，竟丝毫没有减小威力。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把我背起，从土仓朝母亲的娘家走去。也许是因为土仓漏雨严重，必须更换全部的榻榻米，因此才决定暂时搬家。也许是因为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本家人多方便照顾。又或许，发烧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外祖母，所以她才拜托本家的人来照顾我几天。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总之，在暴雨刚过的破晓时分，我踏上了从土仓去本家的路。在当时的记忆中，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可是现在看来，这段“很长很长的旅程”，其实只经过了土仓与本家之间的寥寥几户人家，成年人走来也就不过五分钟的距离。
我趴在某人的背上，在一片萧索的风景中艰难前行，仿佛骑着骆驼踏上了异国之旅。这份奇特的记忆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直到今天，我仍然对“黎明前的夜色”这个词，以及这个词所代表的那个天将明而未明的时刻情有独钟。黑夜已经结束，然而天却未大亮。这是一个介于黑夜与白天之间的界限不明的时刻。空气中仍残留着夜的气息，迟迟不肯褪去。
幼时，我曾在暴风雨之后的破晓时分，在黎明前的夜色中，伏在某人的背上踏上一段旅程。这，也许正是我特别偏爱“黎明”这一将明而未明的时刻的重要原因。经过暴雨的冲刷，道路上满是泥泞和水洼。路面上随处是被风打落的树枝和树叶，一片狼藉。大人驮着我，在这条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伏在他背上的我，不经意间抬起头来，看到两旁的树木仍在风中剧烈地摇晃着，有的仿佛女人的长发一般被狂风撕扯得到处都是。有的树被风吹倒了，有的虽还未倒却也已是摇摇欲倾。路过的人家全都把门窗关得死死的。在这仿若无人的村落般寂静的晨光中，我从土仓朝着本家走去。那时的我，大概五六岁。那是我第一次在陌生的时间，在陌生的风景中走过一段旅程。
这段从土仓到本家的旅程，让我对黎明有了最初的印象。从那以后，我又与黎明有过几次亲密接触。身处将明而未明的黎明时分，自然与寻常时刻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其中一次是小学一天一夜的修学旅行。天亮前，我们要在小学的校园里集合，分批坐上几辆校巴出发。那次旅行本身并未给我留下多少回忆，唯有笼罩在黎明前的夜色中的校园，至今我仍能在脑海中清晰地勾勒出来。一开始，甚至连自己身边站的是谁都看不清。渐渐地，黑暗像一摞薄薄的墨纸被一层一层地揭去，队伍里站得或远或近的好友们的脸也随之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每一张脸上都带着还未完全褪去的睡意，唯有一双双眼睛兴奋地闪着光，充满了对修学旅行的憧憬。
后来，我应征入伍。从村里出发赶赴前线的那天，我也是天还未亮就出了家门，到村政府门前集了合，又慌慌张张地与村里的乡亲们道了别。也是在那一片黎明前的朦胧夜色中，我得到了属于我的“千人针[8]”。
类似的记忆还有许多许多。大陆地区的野战，部队开拔大都选在黎明时分。我是一名辎重兵，所以总是牵着战马。
一人一马，一前一后，半睡半醒地走在黎明前的夜色中。那场景，时至今日仍然记忆犹新。横渡河北省永定河是在黎明时分，朝保定城外进发也是在黎明时分，就连我离开队伍，为了转移到后方的医院而孤身一人赶往石家庄火车站，也是在一个清冷的黎明。
自从当了小说家，我再也不曾有过与黎明相关的经历，也许是因为生活变得平淡了吧。有时，我彻夜伏案工作，也会隐约感觉到窗外黎明的降临。可是，真正置身于黎明前的夜色中的感觉，却再也没有体会过了。
我偏爱笼罩在黎明前的夜色中那将明而未明的时刻。因为这一刻，人仿佛正面临着某种未知。我们常说“穿过黎明前的黑夜”，正是因为在这一刻，我们的精神正与未明的黑夜两两相对，并随时准备冲破这黑暗去干点什么。
我在自己的小说中，常常会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黎明时分”。每每此时，幼年时暴风雨之夜的经历便会隐约浮现于脑海。我不爱写暮色低垂的傍晚，却爱写晨曦微露的黎明，只因比起薄薄的暮霭，黎明前的黑暗中所蕴藏的一切要更富吸引力。也不知是否有“未明晓雪”这样的词，我常常想要将黎明的夜色中白雪纷飞的场景写进我的某部作品里，却一直未能如愿。
暴风雨过境之后，第二天一定是个大晴天。碧空如洗，艳阳高照，仿佛昨夜那场风雨根本不曾来过。整个村子也好似被喷了消毒液彻彻底底地清洗过一般，连一粒灰尘都找不见了。不过，也许是清洗得太过用力，虽没了灰尘和污渍，却添了许多随处可见的破损和伤口。
暴风雨的第二天是最忙碌的，就连孩子们也不闲着。昨夜那场狂风暴雨的魔爪，究竟给咱们的小村留下了多少爪印和伤痕呢？我们一定会跑遍全村，好好清点一番。听说谁家的柳树倒了，必得去看个究竟。又听说谁家池塘的金鱼被水冲走了，就连那空荡荡的池子，也一定要亲自看上一眼才算。
此外还有不少乐子呢。把黏在泥地里的树叶一张一张地揭下来，这可是暴风雨第二天独有的游戏。
——大伙儿加把劲儿呀！
大人们也时不时地相互打着气，为收拾暴风雨之后的残局而忙得不可开交。有的忙着晒榻榻米，有的忙着把挡雨板搬到室外，有的忙着往竹竿上晾刚洗好的衣服被褥……人人都忙得团团转。
孩子们就在这些忙碌的大人们中间钻来钻去，好像跟身边干活的大人们较上了劲似的，大人们干得越卖力，孩子们也玩得越起劲。
——嘿！你们这些孩子，真碍事！一边儿玩去！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转移游戏的阵地。当然，转移阵地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换个地儿也一样照玩不误。
我还记得，在暴风雨过后的第二天，屋前那条小河里，总会从上游不断漂来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总能捡好多回家。
那条河是村里人常去洗衣淘米的地方，平日里水深不过只到小孩的膝头。只有供大家洗东西的一段水域，水流被人用木板截住，所以显得格外深一点。只因昨夜的一场暴雨，河水水量猛涨，便从上游冲下来各种稀奇玩意儿，七零八落地漂浮在浑浊的水面上。一只落了单的木屐、一个空罐头、一块软木塞……真是应有尽有。
这些东西漂到专门用来洗东西的那段水域，就漂不动了，慢慢堆积起来。我见了，也不管有用没用，全都一股脑儿捞起来带回家去。在我众多的战利品之中，外祖母曾经发现了一把木饭勺，并把它带回了我们的土仓。第二天，这把木饭勺便成为了灶房的重要工具之一。每当听到外祖母向人讲起这把木饭勺的来历，我总感觉自己特有面子。现在想来，在我的一生之中，这把木饭勺算得上是我的第一个战利品，第一份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的回报。
泡汤
我的故乡汤之岛，如今成了天城汤之岛的一部分，是著名的伊豆温泉乡之一。可是，在我刚出生那会儿，它还不过是天城山山脚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村里的山谷间多有温泉涌出，于是便开了两三家温泉旅馆，建了一所温泉别墅，还有一个公共温泉澡堂。当时的温泉旅馆，跟如今豪华气派的温泉酒店可没法比。不过是偶尔心血来潮似的用马车拉来一两拨客人，随意安置到那两三家旅馆里，旅游团什么的可压根儿没见过。说到旅馆的数量，之所以用了“两三家”这样不确定的说法，是因为有的旅馆时而营业时而歇业，没个定数。一年之中有且仅有一次，在秋天快结束的时候，宫内省[9]辖内的各级官员会来天城山狩猎，几家旅馆也会迎来大批的旅客。所以，村里人都把这次狩猎戏称为“秋闱”。
村里的人们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劳作，从山林中、田野里回到家，坐在围炉边吃过了晚饭，便会提着灯笼，朝山谷里的公共温泉澡堂走去。若是公共温泉里人太多，那便调头去旅馆或别墅。旅馆本就是同村的人开的，别墅也通常是由村里的某人在管理，所以根本用不着客气。再者说，谁都知道温泉的水会不断往外涌，总归是用不完的，自然也不会有人觉得这是占了人家的便宜。有的人直接从玄关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也有的人顺着院墙绕到后面的浴室，从窗户翻进去。
连大人都这样不计较，小孩儿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夏日里，特别是白天，温泉旅馆的浴室简直被孩子们完全占领了。我们先在山谷里的溪流中把身子冲得凉透了，再一头扎进旅馆的浴池里。等到身子泡暖和了，又再跳进山谷的溪水里。对小孩儿来说，公共温泉也好，旅馆的浴池也罢，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沿着山谷顺流而下，赤裸着身体，有时跃进旅馆的浴池中，有时泡在公共温泉里，有时又在别墅的浴室里蹦来跳去。
在幼时的记忆中，如果说有什么事多少带了点神秘色彩，那便是村里那个男女混浴的公共温泉澡堂了。浴室原则上还是区分了男女，可是人一多起来，男的会去女浴室，女的也会去男浴室，大家都已习以为常，丝毫不会觉得难为情。
幼年时所见的公共温泉男女混浴的场景，并非是在视觉效果上，而是出于一种莫名的原因，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神秘感。用现在的话来说，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官能上”的感觉。无论走到哪儿，触碰到的一切都是滑溜溜的。整个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温暖、柔软、光滑的世界之中。
多年以后，当我翻开岸田柳生[10]所著的《初期肉笔浮世绘》[11]一书，看到里边所收录的“彦根屏风”“庆长游女游戏屏风”“庆长汤女图”等风俗画的照片时，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家乡的夜晚，公共温泉澡堂里男女共浴的场景。在我的想象中，若是让“彦根屏风”或庆长风俗画里那些扭腰弄姿的女人们全都赤裸着身体，置身于水汽氤氲的浴池中，家乡夜晚的公共温泉那种潮热而奇妙的氛围定能应运而生。
双膝跪地的女人、梳洗长发的女人、怀抱婴孩的女人、互相替对方搓背的女人……她们中既有大姑娘，也有小媳妇，当然还有老太婆。女人们碰触着彼此的身体，在一片水雾袅绕中越发紧密地挤在一起，浴池里挤满了，洗衣槽边也挤满了。
五六岁的我身处其中，一会儿被拽入浴池，一会儿又被带到洗衣槽边，所到之处、所碰之物，无一不是一片滑溜溜。有一次，我甚至被隔壁农家的大娘用两条光溜溜的大腿给紧紧夹住。只听她说，——快闭上眼睛！让我兜头给你浇盆水！
我便死死地闭上眼睛不敢睁开。
——好了！转过身去！这回该浇背了。
我听话地乖乖转身，却也分不清前后左右，只是在她的两腿间滴溜溜地打转。好不容易我找对了方向，睁开眼，却刚好瞧见阿叶姥姥正在用轻石片刮脚踝，或是用丝瓜瓤搓背。她搓得可使劲儿了，几乎让我担心她会把身上的皮搓下一层来。
——等大娘把你洗干净了，就再去泉水里泡一泡。
于是，等我被洗得滑溜溜的，我便哧溜一下滑进浴池，等待我的仍是一个软绵绵的世界。无论我去哪儿，碰到的总是光滑、柔软的东西。不是撞上女人的乳房，就是撞上她们的细腰，或者阔背，仿佛我正被庆长的汤女[12]团团围住。
不过，水雾缭绕中的女人们，个个长得健壮结实，性格爽朗泼辣，这是唯一不同于“彦根屏风”和庆长风俗画中的女人的地方。农家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那浑身散发着浓浓乡土气息的肉体，在温泉水汽的浸润和蒸腾中，相互摩擦和碰撞着。
除非天气太冷，每逢春秋两季，一入夜，我总会跟着外祖母或是邻家的农人们一起去公共温泉。我总是把自己脱个精光，露出瘦巴巴的小身板，投入到那些或是扭腰弄姿，或是双膝跪地的肉体的怀抱中去。
春秋时节，泡完澡刚出水时也不会觉得冷，所以我们常去步行不过十五分钟路程的山谷间的公共温泉。可是到了冬天，就只能用自家小土仓一侧的浴槽凑合凑合了。浴槽上方只搭了一个简易的屋顶，虽说下雨时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但每逢下雨天，我们还是会去本家，借他们的浴槽来泡澡。本家的浴槽也是砌在屋外的水井旁的，但屋顶搭得很是牢固结实。
在我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屋外砌着这样一个浴槽。农家的屋舍大都宽敞，把浴槽设在灶房里当然更为方便。可是，一点火烧水就会弄得整间屋子烟熏火燎的。光是围炉里烧炭的烟就已经够呛了，要是再加上烧洗澡水的烟火气，准会熏得家里人个个都睁不开眼。
时不时的，附近的农家还会来邀我们去他家泡澡。当然，通常都是在洗澡水里放了橙皮、柚子皮呀，盐袋、草药呀之类的特殊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室外的露天浴槽里泡澡，多少有点凄凉。
刮着冷风的日子，洗完澡从浴槽里一出来，我总会光着身子抱起换洗衣服飞快地跑回土仓。有时候，恰逢一轮寒月高悬于夜空，我便仰躺在露天浴槽中抬头望月。每每这时，总会听见蹲在一旁往灶口添柴火的祖母问我：——冷热合适不？
——太热啦！
我总会回答。于是，祖母便会拎起铁桶去六七米开外的小河边汲水。
——变温了！
祖母听了便继续专心地添柴烧火。不一会儿，脚那一方的水又渐渐热了起来。
——又变烫了！
——你搅和搅和试试。
我听话地在水里搅和了几下，这下可好，整缸水都热起来了。祖母只好又去打凉水。
去别人家泡澡的话，要数泡盐水澡的时候最有意思。水里放了用稻草之类编成的盐袋，双脚踩在上面感觉糙糙的，甚至还有点扎肉。有时，我还会伸出舌头，尝尝洗澡水到底有多咸。
——好咸呐！
——这可不能喝。待会儿让俺家媳妇给你热壶甜酒好了。
泡完盐水澡，就到灶房里用没放盐的清水冲一冲，再坐到围炉边喝上一杯主人附赠的热热的甜酒。
当然，泡澡这事，我们也不是谁家都去，只限于本家和相邻的两三家农户。其中有一家姓奥田的，出了我家土仓的后门，斜对门就是他家的仓房，浴槽就砌在仓房的一侧。每回去他家泡澡，我要么先去正房，在里屋先脱了衣服，要么直接去浴槽边，脱了衣服挂在一旁的树上。
如今，奥田家正房的样子，甚至那家人的模样，我都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家有个叫“阿仓”的女孩儿，也不记得她当时多大年纪。总之，这个名叫“阿仓”的女孩儿，作为一种不幸和黑暗的象征，深深地印刻在了我记忆里。
关于她的故事，我是上了小学之后才听说的。阿仓还是个小姑娘时，有一天突然走丢了，当时的人都把这种小孩子离奇失踪的事件称作“神隐”，认为孩子是被神灵给藏起来了。过了好几天，当人们在天城山里找到她时，她已经变得痴痴呆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阿仓患上了精神疾病，突然失踪，在几天之后被发现时已经精神失常。我上小学那会儿，上下学时经常能看见阿仓在我家地界的东北角那个水车小磨坊边上，洗洗衣服、碗筷什么的。阿仓跟谁都不说话，脸上也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似乎永远在默默地干活。这样的阿仓在孩子们的眼里，自然是晦气、讨人嫌的，可是却从来没人捉弄过她。在我念中学的时候，阿仓才去世，去世时不过五十岁上下。
无论是我念小学时看到的阿仓，还是我上中学后回乡探亲时偶尔看到的阿仓，都比不上我五六岁时看到的那个阿仓那么真实，那么鲜活。现在想来，那个在年幼的我眼中留下抹不去的影子的阿仓，才是真正的阿仓。
每回去奥田家泡澡，总能看见阿仓屈身蹲在灶口前，默默地添柴烧水。这个时候，正房里往往正在吃晚饭，一家人围在饭桌前有说有笑、热热闹闹。唯有阿仓总是独自默默蹲在浴槽的灶口前，仿佛与这份热闹没有半点关系。
有一回，我在浴槽中泡着澡，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外祖母和其他人从正房赶来，问我究竟是怎么了。可是，连我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哭，自然也没法回答他们。唯有当时心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过滋味，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
也许，在那时的幼小的我看来，永远在浴槽一角默默烧火，始终与周遭格格不入，浑身散发着不幸气息的那个黑色的影子，值得我为她一哭吧。也许，小孩子的幼小心灵的心弦，远比大人的更加敏感，更加纤细。阿仓的存在令我感到悲伤，所以我才会不由自主地为她哭泣，一定是这样。
跟泡澡有关的，同样曾经强烈地震动过我的心弦的，还有一件事。
那也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回，我要去八里开外的父亲的老家住几天。那里住着我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伯父一家人，我去住上几天本也没什么稀奇。不过，外祖母放手允我去别处留宿，却难得有这么一回。现在回想起来，多半是伯父来土仓有什么事，随口邀我跟他一起回他家，我便一时起了念头，坐上马车跟他一同走了。事情的起因和结果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在伯父家前院被大伙押着沐浴净身的情景，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被大伯母脱了个精光，强摁进浴桶的热水中，任由她用双手为我搓洗身体。那种感觉奇特而难以描述。大伯母一开口说话，就露出满口黑牙[13]。那一口染得黢黑的牙齿，使得大伯母的脸在幼小的我的眼里如同魔鬼一般可怕。
想来，当时的我一定板着一张脸，心里直嘀咕：瞧我被带到什么鬼地方来了！那可是我第一次沐浴净身，而让魔鬼给自己洗澡，更是生平头一遭。
时不时的，会有不同的人前来围观我沐浴，看上一会又走开去。这些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还有小孩儿，无一例外都是我不认识的。他们也都像看西洋镜似的打量着浴桶中的我，还不时窃窃私语地议论着什么。想来，他们和伯母之间一定有过如下的对话。
——哟！这是谁家的小少爷呀？
——他呀，是我家那口子刚从汤之岛带来的。
——这么说，是住在土仓里那位小少爷咯？
——谁说不是呢。
——真是稀客呀！看样子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就是太瘦了点儿，弱不禁风似的。
——在土仓里养大的孩子，可不瘦得一根葱似的嘛。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置身于一个周围全是陌生人的异乡，相熟的人一个都不在身边。眼睛里看到一切，也全是陌生的异乡的风景。
那个在父亲的老家的前院里沐浴净身的我，小小的内心里一定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有不安，也有后悔。大伯母的满口黑牙，让我感觉身在地狱，而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大伯却不见了踪影，更让我怀疑这事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时不时在我眼前晃悠的男男女女们，也不知在商量些什么。这一切一切的感受汇成一句话，那便是：这里是异乡，我只是一个外人。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上。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从未像那天那样深切地感到自己身处异乡，也从未像那天那样深切地感到自己是个外人。
疾患
“疾患”一词，现在几乎不怎么用了，其实却是个用起来很方便的说法。牙齿痛就说“牙患”，耳朵痛就说“耳患”，长期卧病在床则说“久患”，而心中有事老是放不下，那便是“心患”。
小时候，我是腺病体质，稍不留神就会感冒发烧，卧床养病是常有的事。虽说现在的我看上去远比旁人健康强壮，可其实，至少在小学三四年级以前，我一直长得瘦瘦小小，看起来有气无力。上小学之前，我更是动不动就生病，不是这里不好就是那里不舒服，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卧床休息。
每回我生病卧床，本家的外祖母或是小舅舅、小姨妈他们就会来看我。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犯不着特意来探望，可是却总会有人来看我。其实，是阿叶姥姥把我生病的事闹得本家和左邻右舍都知道了，那边也不好坐视不管吧。
本家的外祖母一来，就会坐到我的枕畔，把手搭在我的额头上，一脸心疼地说：“要是没什么倒也罢了，要是有个什么好歹，可真叫人担心呐。”每回都说些诸如此类的话。
本家的外祖母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是旁人遭遇不幸，她也总会归咎于自己。我分辨不出本家外祖母那张忧愁的脸，究竟是真的为我感到担忧，还是仅仅是一种表演。也许，她是真的在为我担忧，但也有可能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担心，只是为阿叶姥姥着想而故意表现出很担心的样子，好让阿叶姥姥心里好受点。与她截然相反，外祖父的态度可就简单粗暴得多了。他总是径直上到土仓的二楼，站在我的床头，抛出一句：“真没出息！怎么又发烧了？”然后再补上一句：“啥也别给他吃，躺上个两三天就好了！”说完，便一转身，若无其事地下楼去了。每每这个时候，阿叶姥姥总是满面愁容跟在他身后，嘴里嘟嘟囔囔地嘀咕着什么，把外祖父送下楼去。直到她再次返回二楼，她嘴里的话还没嘀咕完呢。我想，她一定是在咒骂外祖父吧。另外，附近的农家也会有人拎着鸡蛋来看我。说是鸡蛋，也不过就两三个。说来也是，我动不动就生病，也没道理回回都让人家送那么多吧。
我的床就铺在北面窗户的窗口下。我总是穿着带系绳的蓝底白花的睡衣躺在那儿，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阿叶姥姥也有她的事要忙，不可能整天守在我这个病人的床边。年幼的我对自己生了病这件事也没什么概念，无非是发烧的时候就迷迷糊糊，拉肚子的时候就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来，仅此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生病时那一段段肆意流逝的时间，是多么无可替代的，宝贵而奢侈的时光。多想再体会一下那种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的感觉，虽然明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土仓的二楼，空气仿佛是浑浊而凝固的，两扇小窗透进来的光线似有若无。我平躺在被窝里，两眼正对着天花板。天花板上被漏进来的雨水浸泡过的痕迹，忽而看上去像天狗[14]，忽而看上去又像动物，忽而看上去像树枝，忽而看上去又像鸟居[15]。一转头，眼前便是一片榻榻米的海洋。
再一翻身，窗框中镂刻出的那一方四角的风景便会映入眼帘。一层层错落有致的梯田，一道弧形的小山丘，一小片蔚蓝的天空……这一方镶嵌在窗框中的四角的风景画，每当清风拂过，它便会焕发出勃勃生机，每当飘起微微细雨，它又会泛出柔润的光泽。特别是在夏日午后的阳光下，那幅静谧而安详的画面更是美得令人窒息。
时而又转头看向那一片榻榻米的海洋，这一系列动作我总会反反复复地做上很多次，因为除此之外也实在无事可做。就这样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知不觉间，我的视力仿佛丧失了作用，反而是听力变得异常灵敏。我听见了小河淙淙的流水，水车咕噜噜地转动；也听见了将黑夜与白昼一分为二的报晓的鸡鸣；还听见了屋外阿叶姥姥来回走动的木屐声、小狗的轻吠、麻雀的唧唧喳喳……这一切一切的声响，断断续续地全都往我耳朵里钻。
在昏暗的土仓中，我醒过来又睡过去，睡一会儿又醒过来。醒着时和睡着了也没什么两样，不过是听听水车的转动声，或是看两眼镶嵌在窗框中的田园风景。那恐怕是一种世上绝无仅有的、彻底的休息和放松吧。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的时间在缓缓地流逝着，冥冥中似乎有某种不可知的东西正缠绕着病床上的我，却丝毫不危及我的生命。阿叶姥姥算准了时间，一到点就会从楼下端来吃食，专给我这个病人享用，餐盘上总是盖着一块布。我一生病，阿叶姥姥对我反而照顾得更起劲了。毕竟，我的曾外祖父生前是个医生，作为他曾经的情人，在护理病人方面，阿叶姥姥也多少有些心得吧。
阿叶姥姥总在吃饭的时间给我量体温，一日三次。那几分钟可真是难挨呀。我规规矩矩地坐在床上，一只手的胳肢窝下紧紧地夹着体温计，为了防止体温计从胳肢窝下掉出来，另一只手也得稳稳地扶着这只手的手腕。
——可不许乱动哦！
姥姥不说我也不敢动，可是不知为何，却特别想把脖子转来转去，一会儿转向窗户，一会儿又仰头看天花板，似乎越是叫我别动，我就越是想动。就这样仿佛过了很长时间，终于听见姥姥说：
——好了，可以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阿叶姥姥从我的胳肢窝下抽出体温计，总会拿着它走到窗边，仔细辨认上面的刻度。然后再用两个指头拈着体温计的一头，用力地甩几下。
我曾经摔坏过两个体温计。一次是在土仓的二楼，一次是在父亲的任地丰桥。那时，我刚到那儿就生了病，当着母亲的面把体温计给摔坏了。这两次的情景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却忘了是哪次在前，哪次在后了。
在土仓二楼摔坏的那一次，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或许是我学着祖母的样子甩动体温计，结果手一滑，酿成了大错。又或许是我玩着玩着忘了胳肢窝下的体温计，于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总之，水银从摔破的体温计里流了出来，大大小小的水银珠滚得满床都是。我想伸手摁住一个，它却总是从我的手中溜走，不一会儿，全都跑得没了踪影。我从没想过世界上还有这么难对付的东西。惨剧，总是在不经意间，因为某个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引发的。而它所造成的后果，却远远不是一个幼小的我所能掌控的。终于，我放弃了追逐四散而去的水银珠，怔怔地呆坐在被褥上。
后来，我应该下楼去把这事告诉了祖母，却不记得自己曾为此挨过骂，可见外祖母当时并没有责怪我。可是，无论有没有挨骂，这件事都给幼小的我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那是第一次，我明白了，世界上有些错误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也是第一次，我明白了，有的东西坏了还能修，而有的东西坏了，就是彻彻底底地坏了，永远也无法修复如初。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曾摔破了我的暖水瓶。那一声微小的但却是毁灭性的破碎声，至今仍清晰地回响在我耳畔。
而摔碎体温计的这一次，更是连什么时候摔碎的都不得而知。唯其如此，这件事带给我的打击才更大。
量完体温，外祖母这才揭开餐盘上的那块布。餐盘上放着的食物，总是一成不变：白粥、梅干、炒鸡蛋、鲣鱼末和鸡汤。按照当时的说法，“爽口白粥酸梅干，炒蛋香来鸡汤鲜”，无论是伤风感冒，还是吃坏了肚子，用的都是这道食谱。
我现在的身体还算强健，几乎很少生病卧床。不过，偶尔生病在床上躺个一两天，我就会要求家里人给我做这几道菜。当然，也会有人提出，拉肚子的时候可不能喝带动物油的汤水，我却不当回事。对我来说，生病的时候该吃什么，是在我五六岁时就已经定好的规矩，哪能说改就改呢？病中的吃食还能照着小时候的来做，卧病的地方却再也不能回到老家那个土仓的二楼了，不得不说有点遗憾。没有了漏雨的天花板，也没有了镶铁条的窗户；没有了昏暗而宁静的光线，也没有了水车转动的声响。如今我躺着的这间书房，周遭的事物几乎可以说与当时的一切正相反。我要是这么说，女儿听了一定会反驳我：“这里可没有阿叶姥姥。”是啊，她说得没错。一个卧床休息的病人所需要的环境，在这个名叫东京的城市，似乎越来越难找到了。就连住进了医院，也仍然能听到汽车的噪音。
吃完饭，阿叶姥姥就会督促我吃药。感冒时吃阿司匹林，肠胃不好时就喝苦味健胃剂[16]。另外还有两三种药，我不记得叫什么了。若是受了伤，就全靠浓碘酊。
最怕嗓子疼，每天都得在雾化器前坐上一两回。整张脸都得用一大块布给包住，只露出眼睛和嘴。脖子以下，为了不弄湿衣服，也要用布给遮起来。
全副武装之后，就要坐到一个不断喷出刺鼻的蒸汽的小小的机器跟前，张大嘴巴。
——嘴不用张得那么大。
——这回又太小了，再稍稍张大一点。
——你傻吗？是要把嘴撑破还是怎么？
外祖母总是在一旁不停地提醒我。可是，要想把嘴张开得刚刚好，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好苦！
——别怕，待会儿给你吃糖。
——这次特别苦！
——那就给你吃特别甜的糖。
我一边跟外祖母讨价还价，一边还是乖乖地张开了嘴。
顿时，嘴里，嘴的四周，整个脸颊，全都被刺鼻的蒸汽所包裹，连眼睛也被熏得直眨巴，一会儿工夫，整张脸都搔痒难忍起来。那种感觉，简直像在经受某种酷刑。
我五六岁的时候常为长虫牙而烦恼。我爱长虫牙这事，本家的人，还有别的亲戚，都说要怪阿叶姥姥。
——大晚上的，快睡觉了还要吃糖球，一大早，刚睡醒又要吃糖球。照这个吃法，能不把牙吃坏吗？吃不坏才怪呢！
只要我一说牙疼，本家的外祖父就会发这么一通牢骚。
他说得没错，我每天早上醒来，枕边总会放着糖果糕点，用薄纸包得好好的。我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头，享用这些用来“醒瞌睡”的美食，吃完才会离开被窝。
这习惯，自然对牙齿不好，也许对肠胃也没好处。在这一点上，阿叶姥姥可不像是个跟医生生活过多年的人。比起村里农家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她多少还是有一些医学常识的。
可是，面对年幼的我的无理要求，她却毫无抵抗力。对身体好也罢坏也罢，只要不太过分就行，最要紧是逗我开心。
有一次我牙疼，不知是本家的谁，在我脸颊上贴了一块梅干皮。为了不叫梅干皮掉下来，我一路歪着脖子回了土仓。阿叶姥姥见了，一把把我拽到二楼的窗前，把我脸上的梅干皮给撕下来，又用润湿了的手掌揉搓着我的脸颊，一边让我张开嘴。然后，阿叶姥姥又把脱脂棉搓成小球，用浓碘酊浸泡后，塞进我的虫牙的蛀洞里。这种时候，比起梅干皮，她倒是更相信浓碘酊。可是每回我头疼的时候，她又会在我的太阳穴上贴张梅干皮。这样看来，似乎对于梅干皮的疗效，她也并非全然不相信。只是面对亲戚们针对“醒瞌睡点心”的责难，作为曾外祖父“洁”的曾经的情人，她需要借助浓碘酊来表达她决不让步的反抗态度。
还有一件事，现在想来挺奇怪的。时不时的，我尿尿的地方会莫名其妙地肿起来。不光是我，跟我同龄的孩子，那里都会出现肿胀的情况。这个时候，阿叶姥姥就会带我去田里，用铁锹挖几条蚯蚓，然后往蚯蚓上浇水，一边说：“给蚯蚓洗澡咯！咱的病也全好咯！”
外祖母这么一说，还真的就好了。第二天，虽说肿胀的地方会流出脓水来，但肿却消了，形状也恢复正常了。外祖母不仅这么治好过我，邻居家的孩子，她也是用同样的法子给治好的。这种疗法倒不是给当医生的曾外祖父做情人时学的，而是她自己家乡的老办法。当她跟随自己的情人来到这个天城山脚下的小村庄时，也把这种疗法一同带来了。
冬天一到，便刮起了北风，没几天，脸和手都被吹得皴裂了。脸和手的表皮的脂肪成分大量流失，变得粗糙干裂。
村里孩子们的脸蛋全起了白皮，一道一道跟画了白色的地图似的。于是，孩子们就老爱用舌头舔嘴唇，可是无论怎么舔，转眼嘴唇又干了。
皮肤皴裂的那些日子，外祖母几乎每晚都会给我的脸上、手上抹些橙子汁儿，或是甘油。给我抹完之后，再给自己抹。皮肤要是皴得太厉害，还会裂血口子。不过，在外祖母的细心呵护下，我的皮肤从来没裂过口。
正月刚过，外祖母晚上的事可就多起来了，因为我的手脚生了冻疮。外祖母有本事叫我的手脚不裂血口子，却对冻疮防不胜防。
一到晚上，我就得坐在盛满盐水的铜盆前，把双手浸泡在盆中。
——好了吗？
——再泡会儿。
——好了吗？
——再泡会儿。
这样简短的对话反复多次之后，手部的治疗才终于结束了。外祖母便端着铜盆下楼去，换上来一盆新的热盐水。这一回，我又要坐在小木箱上，把一只脚泡在铜盆的盐水里，泡好一只，再换另一只。不过，泡脚的时候至少双手是自由的，我也不着急了，也不用反反复复地问：“好了吗？”泡脚的当儿，我可以剥橘子吃，还可以吃糖球。
在这样的冬夜里，我和外祖母之间究竟有过怎样的对话呢？也许，我会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而外祖母，也会没完没了地作出回答。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个个治疗冻疮的冬夜，是多么美好啊！小小的人质，和他的监护人，两个人相依为命，没有任何人来打搅他们。
阿叶姥姥能够治好我身上的所有疾患，却唯独对虫牙，她似乎毫无办法。我的乳牙全都变成了虫牙，也因为这个原因，新换的恒牙也长得不好。才刚上小学一年级，我的几颗大门牙就全都装上了金牙套。
曾外祖母
在本家，也就是我母亲的娘家，有一位人称阿广姥姥的老太太。她才是我曾外祖父正经八百的嫡妻，也是本家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该称作母亲的人。其实，曾外祖父“洁”和阿广姥姥并未生育子女，所以洁领养了自己姐姐家的儿子，把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到北海道来接我的，我的外祖父。
阿广姥姥是个本分老实的老太太。她竟然默许自己的丈夫找了阿叶姥姥这么一个小老婆，还带着她住在同一个村同一个字，谁还能说她不老实、不本分呢？所以说，这个阿广姥姥虽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却是我正经八百的曾外祖母。尽管在我刚上小学没多久的时候，六十七岁的她就与世长辞了，可是无论是本家的人还是亲戚们，甚至村里的人，似乎都对这位人称阿广姥姥的女性有些另眼相看。阿广姥姥本姓五十川，父亲是沼津藩[17]的家老[18]。她十多岁时就嫁给了洁。成亲时，嫁妆里还有朱漆的浴桶和薙刀[19]，着实令村里人大开眼界。那浴桶早已收进了仓房，而薙刀就摆在本家二楼正房的门梁上。在阿广姥姥漫长的一生中，这两样物件就一直放在那儿，从未被挪动过位置。
嫁过来之后，阿广姥姥竟然什么饭菜都不会做，这是她第二件令村里人大开眼界的事。而且，这一点，她这一辈子都没有任何改变。去了灶房，除了烧水，她什么也不会做。
而第三件令村里人大开眼界的，恐怕就要算默许丈夫洁与当时还很年轻的阿叶姥姥同居这件事了吧。
村里人的赞赏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阿广姥姥一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痛苦纠结。然而，在年幼的我的眼里，坐在本家堂屋的长方形火盆边的阿广姥姥，更像是一尊上等的精致摆件。她满头银发，体态臃肿，背微微佝偻着，总是安详地坐在火盆旁。
不仅是外祖父和外祖母，本家的所有人都对阿广姥姥照顾有加。年幼的我也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对这位本家的曾外祖母另眼相待。我和阿叶姥姥同住在土仓二楼的那几年，阿广姥姥虽说早已上了年纪，却还健在。年幼的我，饮食起居都在曾外祖父的情人身边，偶尔去本家玩一次，又能从他的嫡妻那里得到好多好吃的。这样过日子，说起来倒和我的曾外祖父洁没什么两样。
除了阿叶姥姥，我还有两个姥姥，本家的曾外祖母阿广和外祖母阿达。阿广姥姥老实本分，本家的外祖母温柔善良，相比之下，阿叶姥姥可以说是踏实能干。说起来，那时候阿达姥姥也不过才四十五六岁。
可是，关于老实本分的阿广姥姥，却有几件事令幼小的我始终难以释怀。我每回去本家，总是先往阿广姥姥身边的长火盆前一坐，因为我知道，长火盆的抽屉格子里永远放满了阿广姥姥爱吃的糖果糕点。阿广姥姥也仿佛看穿了我的小心思，总会打开抽屉格子，捡出一两个煎饼或是糯米团子，放在我的手心。这是我每次去本家最大的乐事。
对我来说，阿广姥姥只是一个永远坐在长火盆旁的，只要我去她身边，她就会给我什么吃食的怪老太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既不会柔声细语地跟我聊天，也不会骂我数落我。
只要我来到长火盆旁，和阿广姥姥面对面坐了，对方总会打开抽屉格子，掏出几样杂粮点心之类的吃食给我。我得了吃的，便会起身离开。每一次，阿广姥姥机械性、习惯性地拿给我，我也机械性、习惯性地接过来。
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倒也不觉得怎么。若是和与我同年的本家小女儿阿正一起，那差距可就明显了。阿广姥姥对我俩的态度截然相反，阿正总是被优待的那一个，而我却总是遭受冷遇的那一个。
有一回，我和阿正一同坐在阿广姥姥的身边。在本家，我母亲这一辈共有七个兄弟姐妹，母亲是长女，阿正则是最小的女儿。所以，她虽然与我同年，按辈分却是我的小姨。
阿广姥姥从长火盆的抽屉格子里抓出一把银杏果，放在煎茶的铁丝网上，搁到火上烤。阿广姥姥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老样子，默默地烤着银杏果。烤好之后，就把它们一颗一颗放进我和阿正的手心。
——好的，你一颗。
说着，在阿正的手心里放上一颗，接着又说，——好的，你一颗。
又在我的手心里放上一颗。然后说着，——好的，你一颗。
又分给阿正一颗，便不再接着分了。过了一会儿，才又开始重新分配。这一次依旧是从阿正起头，阿正一颗，我一颗，阿正再一颗……就这样，我始终是第二位，一头一尾始终是阿正。看起来，她一颗我一颗，轮着来似乎挺公平。可实际上，每一回阿正都能轮到两次，所以每一回她都能分到两颗，而我却只能分到一颗。好几次，我以为这一回一定轮到从自己起头了，满心期待地伸出手去，却一次又一次失望。三颗中总有两颗是分给阿正的。
我满心以为银杏果的分配会是公平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一气之下，我伸手去抢阿正手中的银杏果，对方自然是不肯的。正抢得不可开交时，“砰”的一声，我的脑袋挨了一下。原来是阿广姥姥用煎茶的铁丝网敲了我的头。
除了银杏果事件之外，还有一件事。有一回，阿广姥姥用彩纸给我俩叠千纸鹤。红色或蓝色的纸鹤都给了阿正，我得到的却全是没有颜色的白纸鹤。这一次，我又忍不住造了反。我抓住阿正，拼了命似的要抢她手里的彩色的好看的纸鹤。于是，这一次我的脑门上又挨了一下，是阿广姥姥勾起手指头，给了我个榧子吃。
就像我偶尔要去本家玩，阿正时不时地也会由大人带着到土仓来玩。无论是糕点，还是果子，阿叶姥姥分给我俩的东西总是公平的。只是对我俩的态度多少有些差别。
比如我俩都坐在窗前的时候，若是我坐在木地板上，而阿正坐在榻榻米上，阿叶姥姥一定会让我俩站起来换个位置，会让来做客的本家女儿去坐地板。再比如给我俩做葛汤的时候，阿叶姥姥也一定会让我先喝。这种时候，外祖母具体是怎么说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想来，多半是这样的话：——来，你也跟着少爷喝一碗吧。
就是这样，她绝不会把阿正和我放在同等的位置。
阿叶姥姥极少去本家，每月却总有一两回为了什么事而不得不去。
每次和我一起去本家，阿叶姥姥总是让我一个人从正门进去，自己则绕到后面的灶房，从灶房的后廊进屋。这样一来，她就不用经过堂屋，和坐在里面的阿广姥姥打照面了。
她总是去堂屋一侧的木板间，与本家的外祖母喝杯茶、聊上几句。有时候，我也想从灶房进去，阿叶姥姥却坚决不允许。现在想来，她一定是这么想的：“自己多少有些底气不足，自然该走灶房的后门。可你却是这个家长女的嫡长子，又是曾外祖父洁最疼爱的孙女的儿子。无论是在本家，还是在外宅，都是名正言顺的大少爷。当然应该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屋。”又或者，她还认为：“你家世代行医，名声在外，可最终继承家业的却不是本家，而是分家出去的你的父母。而你长大成人之后，也早晚会继承家业。当然应该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从正门进去。”
——那，姥姥，你怎么不从正门进呢？
如果我这么问，阿叶姥姥一定会皱着眉苦着脸回答说：——我是个从别地儿来的，半道上才进了这个家。
——那又有什么关系？管他是从哪里来的，现在不都是这个家的人吗？
——这个家里，也只有你会这样说。这个世上，可不是件件事都按道理来的。我这辈子，只有从灶房进的命，我已经习惯了。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习惯？我可想不通。
——阿广姥姥就该坐在榻榻米上，我就只能待在木板间里，这是命中注定的事。
——这种事怎么会是注定的？那又是谁定的？
——是啊，到底是谁定的呢？也许，是我自己吧。
当然，年幼的我和阿叶姥姥之间不可能有上面的对话。
但是，对于这番对话背后所暗藏的真相，年幼的我却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阿广姥姥和阿叶姥姥，两个女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就连只有五六岁的我，也能隐约地感觉得到。
想象一下，阿广姥姥、阿叶姥姥和本家的外祖母，三个女人同坐在本家堂屋的场景，若是此刻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定是一幅令人饶有兴致的画面。
堂屋的正中间安置着长火盆，火盆前，阿广姥姥稍稍背对着另外两个女人坐着。倒不是她故意给另外两个女人脸色看，实在是因为她从早到晚，一整天都是这么坐着的。就好像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她这一辈子都该这么坐着似的。她带着朱漆浴桶和薙刀的嫁妆，嫁进了乡下的医生家。可是，就像浴桶和薙刀在这里毫无用处一样，她自己也是毫无用处的。她既没有恨过谁，也没有人恨过她，只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她从未生儿育女，所以孩子有多可爱，她自然也无从知晓。不过，到了晚年，当我和名叫阿正的小女孩儿并排站在她的面前时，也许她会觉得自己家养的小女孩儿更可爱一些吧。直到阿广姥姥去世几年之后，我才听人说她喜欢黄色的菊花。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到一丝释然，似乎阿广姥姥的人生终于有了几分色彩。
总之，就是这样一位阿广姥姥坐在堂屋的长火盆旁，而离她不远的通往灶房的木板间里，则坐着本家的外祖母和阿叶姥姥。为了不打扰阿广姥姥的清净，她俩一边喝着茶一边压低声音说着话。
当时本家的外祖母也不过四十五六岁，阿广姥姥和阿叶姥姥两方的颜面她都得照顾到，其实挺不容易的。自从嫁进这个家的第一天起，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媳妇就得夹在身为嫡妻的婆婆和公公的小妾之间，两个人都不能得罪。为了两全其美，她一定操碎了心。婆婆在世时自然是这样，就连婆婆去世之后，日子也并不轻松。她不能说任何一方的不是，也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既然双方都是好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只能自己担着。本家的外祖母就是这样一个委曲求全的女人。
有时，阿叶姥姥会突然小声地提醒道：——她是不是在说什么？你瞧，刚刚好像右手动了动。
本家的外祖母听了，立刻如临大敌地站起身来，快步走到阿广姥姥跟前，小心翼翼地询问：“要不要给您端杯茶来？”或是：“再给您拿点点心来吧？”阿广姥姥却只是沉默地摇摇头，本家的外祖母这才重新回到阿叶姥姥这边来。
阿广姥姥、本家的外祖母和阿叶姥姥，三个女人在本家的堂屋同处一室的画面，每每回想起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三个女人分别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彼此之间也毫无血缘关系，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冥冥中不知是怎样的缘分，指引着她们来到了这个天城山脚下的小山村，姓了同一个姓——井上，并在这里度过了各自的一生。
这幅三个女人同处一室的画面，曾经多次浮现于我的眼前。有时，这幅画面是平和而安详的，有时却又平添了几分凄凉。这幅画面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一直找不到答案。然而，就在我提起笔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也许，那真的只是一幅平和而安详的画面。曾外祖父洁已离世十多年，嫡妻与小妾之间的势不两立早已烟消云散，在旁观者看来，两个人的关系也许还蛮融洽、和谐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叶姥姥心里还是有顾虑的。要不然，她也用不着每次去本家都绕到灶房从后门进，也不会那么害怕和坐在堂屋的阿广姥姥打照面了。
也不知是从几岁的时候起，我发现阿叶姥姥并不那么喜欢阿广姥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年幼的我产生这样的想法。只是在不经意间，极其自然地，这个想法就钻进了我的小脑袋里。稍微夸张一点地说，阿广姥姥可以说是我的人生中出现的第一个敌人。
上了小学之后，阿叶姥姥所不喜欢的人，同样也是被我视为敌人的人，渐渐地多起来。凡是说过阿叶姥姥坏话的人，就都是我的敌人。本家的外祖父，比我大不了几岁的舅舅、姨妈，还有本家的小女儿阿正，统统都成了我的敌人。
就连附近农家的邻居们，也陆陆续续地变成了我的敌人。
我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唯有本家的外祖母，我从未把她当作自己的敌人。因为，本家的外祖母从未在任何场合说过任何一句阿叶姥姥的坏话。
就算是去本家玩，到了饭点，我还是要回土仓去。我从未坐到过本家的餐桌前。不过，要是做了什么特别的好吃的，本家的人还是会叫我吃了再走。
——今天有寿司，来尝尝吧？
——吃顿饭而已，有什么不可以？难不成饭菜里下了毒？还是你怕回去挨骂呀？
诸如此类的话，他们可没少说。可是，我却从来不曾在本家和那一大家子人一起吃过饭。他们给我的糖果点心，我照收不误。可是吃饭这事儿，我始终认为必须在土仓和阿叶姥姥两个人来完成。
有时候，本家人硬要叫我留下来吃饭，态度很坚决。明显感觉得到他们是在较劲，似乎非要让我吃这一顿不可。可是，我也有我的坚持。打定了主意，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绝不会吃。僵持不下的时候，总是本家的外祖母站出来打圆场：
——土仓的姥姥还在等着小少爷回去呢。祖孙俩一起吃饭，亲亲热热的，多好。谁愿意在这儿吃啊，对吧，小少爷？
——在这儿吃了饭再回去，姥姥准会伤心的：我的小外孙是不是被人给抢走了？好了，还是把这个带回去，和姥姥一起吃吧。
她总会说些这样的话来替我解围。本家的外祖母说话，总是会站在阿叶姥姥和我这边儿。现在看来，她能做到这一点，该是个多么善良、慈爱的人。
其实对本家的外祖母来说，阿叶姥姥也是一个闯入者，她闯入自己已分家的女儿的家庭，成了自己女儿的养母。换句话说，这个女人凭空抢走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尽管如此，她却从未说过阿叶姥姥的半点不是。不，准确地说，是从未当着我的面说过阿叶姥姥的不是。
别看孩子年纪小，在判断是非对错时，却有着如昆虫的触角一般敏感而细腻的直觉。这一点，本家的外祖母一定比谁都清楚。即使是现在，我周围也很难找出一个人，能够像本家的外祖母那样理解并尊重一个小孩儿的心思。
小孩这种生物，有着成年人难以想象的敏感触觉。回顾我的幼年时期，我的种种行为就是对这一观点最好的证明。
一个小孩要是一直保持这种敏感的触觉直到成年，该是多么可怕的事。好在，上帝会在适当的时间从小孩身上收回这个无与伦比的武器。
阿广姥姥是在大正四年（1915年）的秋天去世的，那一年我八岁，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所以，那一天的事情我记得还算清楚，虽然只有片段式的记忆。本家的一个女佣人来到我们教室，跟老师说了些什么，老师便把我和阿正叫了出去，让我俩赶紧回家。我和阿正突然从功课中解放出来，顿时感觉周围的空气有些不一样了。
我俩出了教室，朝本家的方向走去。我俩应该没有跑，反而是慢吞吞地走回去的。到了本家，一看到处都站满了人，我俩一定又躲到土仓那边去了。我，和与自己同龄的小姨一起，在土仓门前一直玩到了太阳下山。当时，我俩的心情都很复杂。既有紧张，因为隐约感到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又有伪装，因为不得不表现出恭顺的态度；同时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的解脱感……那种心情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我俩轮流跑回本家，去看看那边到底有多热闹，然后又再偷溜回土仓。我俩玩也玩得不安心，连拌嘴都提不起劲来。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暗，更有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孤独感涌上心头。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样一种特殊的心情，虽然很难具体地描述出来，现在却仍然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就好像被我装进了时间胶囊，即使现在取出来，也与当年没什么两样。也许，两个孩子是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悼念阿广姥姥。也许，这种悼念方式，比家里的大人们，比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纯粹、更加真诚。
那一天，还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便是混在左邻右舍的媳妇婆子之中，在灶房里忙前忙后的阿叶姥姥的身影。说起来，她也没干什么特别的活，不过就是跟大伙儿一起，拨弄拨弄灶膛里的火，端端饭菜收收碗筷，或是煮点吃食。就是这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阿叶姥姥忙碌的身影，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这样的阿叶姥姥，为什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呢？那一天，家里的亲戚们都进了正房，在灶房内外和院子里忙碌的，只有前来帮忙料理丧事的左邻右舍的媳妇婆子们。阿叶姥姥并不进屋去，却在屋外跟着外人干些打杂的活，年幼的我看在眼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又或许，那一天，发生在阿叶姥姥身上的微妙变化，就连年幼的我也有所察觉吧。
阿广姥姥去世的那一天，对阿叶姥姥来说，也许是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最难挨的一天吧。她不仅要承受村里人投来的意味深长的目光，对于阿广姥姥的死，她的内心也有一份只有她自己才懂得的悲伤。在她的庇护者洁离她而去的十六年之后，阿叶姥姥又失去她的对手阿广姥姥，从这一天开始，真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羁旅情怀
外祖母曾带我去过父亲当时的任地——丰桥。上小学前去过一次，上小学之后又去过一次，总共两次。
上小学之后去的那一次我记得还算清楚，最早去的那一次却只剩下零碎的记忆了。关于第一次的记忆，虽然零碎，却格外惨痛。在我的记忆中，那可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具体是哪一年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好像是因为我快上学了，我的户籍档案需要从阿叶姥姥那儿转去丰桥的父母那儿，所以外祖母才带我去了丰桥。
然而，最终我却并未在丰桥念小学，而是回了老家，上了村里的小学。所以，我不过是跟着外祖母去了一趟丰桥，后来又跟着外祖母若无其事地回到了老家的村子，仅此而已。也不知道在丰桥究竟发生了什么，总之，父亲、母亲，最终都不得不放弃把我接回他们身边来上小学的打算。
关于第一次去丰桥的起因和经过，父亲和母亲都从未向我提起过。也许，对他们来说，那并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开心事。阿叶姥姥虽然没有理由拒绝我父母的合理要求，不得不把我带去丰桥，却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了我的父母，终于成功地把我留在了她的身边。在丰桥的日子，我一定无时无刻不紧紧依偎在阿叶姥姥的身边，无论父母说什么，我都拧着脖子不理睬。虽说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可我那个样子，父母看在眼里，心里也一定是又气又恨吧？
不管怎么说，总之，第一次的丰桥之行，对阿叶姥姥和我来说，都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对阿叶姥姥来说，这次旅行意味着拼尽全力的劝说和乞求；对我来说，这次旅行将要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注定充满了不安和焦躁。说得严重一点，我就好比一个获了罪的犯人，被押解到丰桥，经过阿叶姥姥的苦苦央求和百般告饶，竟然能免了死罪，平安无事地回到了老家，回到了那片曾经以为永远无法再踏足的土地。
现在想来，在我和外祖母相依为命的岁月里，这次旅行可以算是一次最大的考验和危机。
可是，这次旅行所发生的事，我却大都不记得了。留在记忆里的，只有当时的心慌意乱和怅然若失，以及几个零碎的片段。人生的苦乐与悲欢，小小年纪的我算是第一次尝到了。
上小学之前的丰桥之行，算是我记事以来的第一次旅行。村口的驿站，每天都有好几趟马车发出。我和外祖母两个人，就是从这里坐上马车，踏上了那段遥远的旅途。那时的我，还分不清远近，可即便是对外祖母来说，这段旅途也一定是非常遥远的。翻山越岭，远赴他乡，当时的心境该是多么的惆怅和不安啊。
说起驿站，我倒有一个关于它的回忆。曾经有人带我去过村口的驿站，去送家里的客人坐马车离开。我们虽叫它作驿站，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起眼的建筑物。不过是沿街有一个仅供一辆马车停靠的小广场，广场后头有一间小小的马厩。马车也不大，通常只能坐六个人，若是硬挤挤，顶多也就能再容纳两个人。
总之，我家的客人要坐这种马车出村，而我则是去送他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个秋天，停马车的小广场上还开满了波斯菊。我就站在这秋意正浓的广场上，静静地看着人们围在马车周围。那时的我，正默默地祈求着我要送的客人别坐上马车。千万别上车、千万别上车、千万别上车……虽然没有说出口，这句话我已经在心里默念了无数次，似乎想要把它变成一道超强电波，朝那客人发射过去。为什么不想人家上车呢？我自己也不明白，却满脑子都是这个念头。可是，对方显然并没有收到我的电波，最终还是和其他乘客一起坐上了马车，被这辆车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也许是每日不断上演着聚散离合的乡村驿站所特有的那种忧伤氛围，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后来上了中学，每次去车站，看着人潮来来去去、或聚或散，车站的混乱嘈杂总能勾起我一丝莫名的感伤。这种情绪最初的萌芽，也许就产生于儿时那份关于乡村驿站的记忆。
记不清是在秋天还是在冬天，这一次，换我和外祖母做了乘客，从乡村驿站出发，踏上了遥远的旅途。原来，我们自己也逃不了人世间聚散离合的宿命。旅途中发生的事，我一件也不记得了。下一个清晰的印象，便是坐着人力车从丰桥车站朝父母住处赶时的情形。秋日的黄昏，在陌生的街道上，在一路颠簸着飞驰的人力车中，我和外祖母紧紧地相互依偎着。在惨白的煤油街灯的照射下，我和外祖母深深地陷入了一种凄楚而缠绵的羁旅情怀之中。
即使是现在，去国外旅行时，若是恰好在黄昏时分走在某条不知名的街道上，我也总会油然而生一阵莫名的惆怅。
黄昏下的陌生街道总是凄楚而惆怅的。不过，今天的日本，无论哪里的街道全都被修成了一种风格，就算是第一次走进某条街，也全然不会有陌生感。如此一来，黄昏下的陌生街道所特有的凄楚和惆怅，也很难再体会得到了。这种黄昏的惆怅感，不是别的，正是一种羁旅情怀。如今，恐怕也只有在去国外旅行的时候才能体会得到了吧。
在丰桥的黄昏的街道上，我和外祖母相互依偎着，坐在人力车中一路颠簸——这份回忆，作为对羁旅情怀的最佳诠释，至今仍珍藏在我内心的某个角落。
为了生计而奔波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都急着要赶回自己那个温暖的小窝。那里，也许早已亮起了一盏守候的灯。薄暮中的小街被回家的人潮所占领，街道两旁每隔几步就有一盏惨白的煤油路灯。我生平第一次坐在一种叫做“人力车”的神奇的交通工具上，从这一切陌生的事物中穿行而过。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体味到什么是羁旅情怀。那种感觉，是那么纯粹，那么强烈。七岁那年的我，仿佛被整个地抛入了羁旅情怀的显影液中，关于羁旅情怀的所有影像在我眼前逐渐清晰。
我和外祖母乘坐的人力车究竟去了哪条街、哪栋房子？
我当然早就忘了。就连我和外祖母究竟在丰桥的家里待了几天，我也全然不知。
唯一还记得的一件事，仍然与煤油路灯有关。在我的记忆中保存着这样一幅画面：在我居高临下的视线里，一个男人正扛着脚凳在一盏接一盏地给路灯换灯泡。这幅场景，应该是我从房子的二楼往下看时看到的，同样令我产生了一种羁旅情怀。
我还记得，也是在黄昏时分，有一条大河从我眼前流过，只是记不清是不是那年去丰桥时看到的了。我好像是站在“大川端”[20]那样的地方，河的对岸有几家零星的灯火。
这样的景象，似乎也能令人产生一种羁旅情怀。不记得是去丰桥的途中，还是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曾在沼津住过一晚。
也许就是在那一晚，我在御城桥附近，看到了穿城而过的狩野川。
总之，最初的丰桥之行，对阿叶姥姥来说，是一次以劝说和央求为目的的旅行，而对我来说，则是一次用心感受日暮中的羁旅情怀的旅行。我写过一部题为《白婆婆》的自传体小说，在那部作品里，并没有提到上小学之前的这次丰桥之行。因为关于这次旅行，我只有碎片式的记忆，以小说的形式实在很难叙述出来。相反，小学二年级的那次丰桥之行，在《白婆婆》之中就记叙得十分详细。
儿时，唯一一次拥有远游他乡的记忆，唯一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羁旅情怀，就是在第一次丰桥之行。我自幼生活在伊豆山村的土仓里，极少出门，自然难得有机会感受一下什么是羁旅情怀。不过，我却一直有一份曾经置身于某个奇妙场景的记忆，分不清是虚幻的梦境，还是真实的经历，也不知道它究竟算不算是一种羁旅情怀。
我坐在一个小小的山丘上。确切地说，也许并不是坐着，也有可能是站着。山丘下是一条江的入海口，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角洲，形似一个三角形的小荷包。江面上漂着几艘船，每艘船上都插着旗杆，扬着彩旗。这些装饰得相当华丽的渔船，就这样静静地漂浮在这个小小的入海口处。四周一片静谧，不闻人声。仿佛这是一个早已被所有人遗忘的入海口，停靠着同样已被所有人遗忘的渔船，寂静而神秘。
我似乎是在等人。也许是一同来的人不知去了哪里，我便在这里等他回来。我兀自茫然地站在那儿，俯视着江面上漂浮的船只。
这便是我的全部记忆。至于为什么会去那个地方，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这一前一后的记忆似乎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就好比一幅长长的绘卷只留下了其中的一小段。没有孤独，没有忧伤，一切消极的感觉都荡然无存。反而令人感到明朗、宁静而虚无。其中最清晰的感觉便是，这里是异乡，幼小的我正身处异乡。
这一幅画面，究竟是梦中，还是现实，固然不甚明了。
不过，阿叶姥姥出生在下田一带，也许是我随她回乡时的所见也未可知。下田一带海岸线蜿蜒连绵，形成了许多入海口，也许其中的某一个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一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阿叶姥姥虽然已和自己老家的人完全断了联系，可上了年纪之后，她却越来越思乡情切，就算真的忍不住回了一趟老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果阿叶姥姥现在还活着，我一定第一个向她求证这件事。问问她：我记忆中的场景，究竟是梦中所见还是亲身经历？
也许她会说：
——还真有这么回事。
当然也有可能会说：
——没准儿是个梦吧。你小时候经常做梦，有时候半夜还会突然坐起来呢。
这幅似梦似真的画面，我曾两次写进自己的小说。然而，记忆中那种鲜明的虚无感，我却再也没有在现实中体会过。在《白婆婆》中，我把它写成了小学二年级时发生的事。小说中，我随阿叶姥姥回到了她的家乡，在一个小山丘上远眺入海口。在《白婆婆》中，这个部分固然是虚构的，可我实在是忍不住想要把这段似梦似真的记忆用某种方式描述出来。现在想来，它甚至可以说是我儿时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
季节
对于季节的微妙变化，孩子的感觉是最敏锐的。小时候，夏天是真正的夏天，冬天也是真正的冬天，现在却再也体会不到了。春天和秋天也是如此。儿时真正的春天和真正的秋天，如今都去哪儿了呢？
生养我的家乡伊豆是个气候温暖、适宜居住的地方。每年只下两三场雪，而且都不大，很少会出现一连几天道路都被白雪覆盖的情况。所以，这里的冬天并不像东北地方或北陆地方的冬天那般货真价实。不过，冬天毕竟是冬天，也是相当寒冷的。
每天早晨，我都会去从前院一角流过的小河边洗脸，常常发现岸边放着的铁桶、小木桶里的水都结了冰。直到现在，一说起冬天，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铁桶、小木桶，还有灶台一角放着的陶罐中漂浮着冰碴的水。那水是靛青色的，无论有没有结冰都是静止的，没有一丝波纹，静默得就好像在毫不客气地拒绝着周遭的一切。如今，我再没见过那样的水。铁桶、小木桶或是陶罐中的水，当真是靛青色的吗？抑或，那只是我的错觉呢？这一点我也无法确定。只是现在想来，在我心里它俨然已经成了严寒冬季的象征。
我的高中生活是在金泽度过的。不过只有短短三年，却让我充分地了解了雪乡的生活。同样是那几年，父亲正好在弘前的师团任职，所以弘前的冬季生活我也多少领略过。然而，比起我儿时在伊豆经历的严冬，它们似乎都不算什么。
可以说，就是在那时，我幼小的心灵真切地体会和认识到了，冬季所包含的不带任何杂质的最本质的东西。
几年前，当我乘着飞机飞过北极圈上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儿时的冬季几乎每天早晨都会看到的靛青色的水。透过一层层流云，在万米高空之上俯瞰大地，不时能看见一小片一小片的海面。那一小片海面的颜色，恰如儿时所见的陶罐中的水。同样是那么冰冷、那么孤绝，仿佛是被人永远地遗忘在了那里。让我不由得觉得，儿时的冬天，就藏在那泓海水的最深处。
伊豆的梅花，开得早的一月底就开花了。不过，一般还是要等到二月，枝头上才会冒出白色的花蕾。我家的院子里梅树种得多，其中有好几株还是老梅。我是从少年时期开始喜欢上梅花的，也许是因为早春时节最易触动青春期多愁善感的神经吧。过了五十岁，我竟越发喜爱这种花了，到了现在，在我心里，梅花和梅花开放的季节已经具有了无可替代的价值。
我小时候对花可以说毫无兴趣。梅花也好，樱花也罢，我从没觉得有多美。甚至眼前究竟开的是什么花，恐怕我也不曾分辨明白过。现在，我也是当爷爷的人了，两个小孙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他们对花也同样漠不关心。无论是让他们站在盛开的樱花树下，还是带他们去开满蔷薇的花坛，他们都完全无动于衷。可要是旁边有条狗，不用说，注意力一定全被狗吸引过去了。
关于梅花，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倒是有一件和梅花的香气有关的往事，我记得挺清楚。
半岛的西海岸，住着一位阿叶姥姥的远亲。那人每年会到土仓来个两三回。那是一个中年男人，每次来，必定会一把将我抱起来，双手把我举过头顶，和我嬉笑玩闹一番。就因为这一点，我对这个人特别有好感。每次知道他要来，我都满心期待，就像有什么大好事将要发生在我身上似的。
有一次，这个人带着我在院子里散步。走到几棵梅树下，他把我高高抱起，让我的脸离梅花更近一些。
——好闻吗？
——嗯。
接着再换一棵树。
——那这棵呢？
——也好闻。
——真的假的？你不会是在糊弄我吧？
以上也许就是我俩当时的对话。我每每看到梅花，就会不由自主地把脸凑上去，没准儿就是当年的这件事让我养成了这个习惯。直到现在，每当院子里的梅花开放，我就会忍不住深深地吸上两口。要是有小家伙在身边，我也会抱着他，让他去闻闻梅花的香气，就像当年的我一样。我想，被我高高抱起的小家伙，说不定也会和我一样，将这沁人的香气永远地保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吧。想到这里，就更觉得有趣了。我甚至觉得，梅花的香味就是我安装在小家伙心里的一颗定时炸弹，当然，至于能不能安装成功，我就不敢打包票了。
——好闻吗？
——嗯。
虽然小家伙看上去一脸茫然，却说不定会给他留下什么特殊的回忆呢。
田里刚插完秧，一层层梯田全都被蓄满了水，田埂越发显得又窄又细了，而且长得好像永远都走不完似的。我跟在外祖母身后去酿酒的亲戚家时，总要走过这些长长的田埂。
那时节，夏天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了，对初夏的感悟，在我沿着又细又长的田埂小心翼翼地前行时，似乎多了几分郑重和虔诚。
八月盛夏带给我的感觉，是在土仓二楼午睡醒来之后的不安与焦虑。我虽然醒了，可外祖母还睡着。盛夏的午后，除了水车的转动声，四下里一片寂静，只剩下无尽的炎热。
老话里不是常用“丑时三刻，草木同眠”来形容夜深人静的时候吗？而我在土仓中午睡后醒来的那一刻，恰如“白日里的丑时三刻”。土仓内外静得出奇，仿佛村里的人一个都不剩，全都死光了。盛夏的阳光灼烤着大地，一丝风都没有，茂密的树林也纹丝不动。
从午睡中醒来的我，便置身于这可怕的静谧之中。
——姥姥。
我大喊了一声，因为我实在是忍不住。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不安，担心村子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变故。
从午睡中醒来，感受午后特有的寂静，对年幼的我来说，这便是夏天的全部。我既不知道什么海水浴，也不曾去哪里避过暑，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夏天，仅此而已。
吃玉米、喝冷饮、捉蜻蜓……这些都是上了小学之后的事。这些回忆，永远伴随着夏日特有的清爽的风。然而，对于更年幼时的我来说，夏天的回忆里，满满地全是“白日里的丑时三刻”的那份异样的寂静。
上了小学之后，去山谷里游泳成了我的一大乐事。从那以后，“盛夏白日里的丑时三刻”反而变成了一个充满欢乐和活力的时刻。山崖边盛放的野百合，蜻蜓、蝉鸣，还有在其间光着身子，抱着衣服，朝山谷里的深潭狂奔的我，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我想，儿时在土仓度过的每一个夜晚一定都是有声有色的。夏天，睡梦中交织着田野里的阵阵蛙鸣；秋天，各种虫鸣声汇成一支气势磅礴的交响曲回响在土仓的上空。北面窗户外正对着好几方水田，夏夜里蛙声响成一片，一定震耳欲聋。到了秋天，房前、屋后、院子里、田野中，恐怕所有的角落都会被秋虫的鸣叫所淹没。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留在我的记忆里。现在的我，只能凭想象来描绘儿时在土仓中度过的那一个个美好而欢乐的夜晚。
不过，秋去冬来时，那刮过原野的一阵阵萧瑟的夜风，我多少还有些印象。半夜里突然醒来，总会听见呼呼的风声。虽然不像暴风雨的夜晚那般狂风肆虐，但风力也算得上强劲。强风一道又一道呼啸而过，渐行渐远，渐行渐弱，最终仿佛消失在了天的尽头。听上去就好像千军万马奔腾而过，一支军队刚刚过去，没过多久，下一支军队又排山倒海而来。它们摇撼着院子里的树木，把窗玻璃震得哗啦啦直响，又浩浩荡荡地扬长而去。
小小的我躺在被窝里，竖起耳朵，聆听着外面的风声，追逐着一支又一支不知名的军队滚滚远去的轰鸣声。这样的夜晚，我总是睡不着。
——好孩子，听话，乖乖睡吧。
——人家睡不着嘛。
——闭上眼睛，一会儿就能睡着。
——闭上眼也睡不着嘛。
——闭上眼睛，数到十就睡着了。
于是，我听话地闭上眼睛。谁知，不仅没睡着，屋外的风声反而听得更清楚了。要是我实在睡不着，外祖母就会从被窝里爬起来，要么去火盆旁喝点茶，要么去橱子里拿些点心给我吃。
总之，每当秋风萧瑟的夜晚，小小土仓中的光景便大抵如此。现在的我，每每在某处旅馆之类的地方半夜醒来，听见好似夜风刮过原野的声音，便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儿时在土仓里的生活。关于原野上的秋风，我并不记得什么具体的事情，可是儿时倾听夜风吹过原野时的感受，和当时久久无法入睡的心情却一次次被唤醒。晚秋的夜风，总会让大人们感到凄凉和落寞，幼小的我也许并不太懂得那是什么感觉。
不过，应该也曾有过相似的感受。
对孩子们来说，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正月里。
当左邻右舍响起捣年糕的声音时，孩子们便冒着寒风、踏着霜雪，在村里村外撒起欢来了。有的去田野里放风筝，有的在街头巷尾拍纸片，没人还能在家里坐得住。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过年了，谁不高兴呢？一会儿看看这家插门松[21]，一会儿又看看那家捣年糕，一会儿再帮着打扫打扫村里的神社和墓地，孩子们也够忙的呢。看来，“年关将至万事忙”说的可不只是大人们呢。不过，以上这些关于岁末的回忆，我也是在上了小学之后才有的。
那么，上小学之前，也就是我六七岁的时候，每一年的年关又是怎么过的呢？我只对夜里捣年糕的事还有一点模糊的记忆。正月里的年糕，我们总是去本家，和本家的年糕一起捣。家里就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正月里的年糕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就在本家捣年糕时顺带着一起捣了。
捣年糕时，阿叶姥姥总会在一旁搭把手，而我则站在一边，看着男人们围着石臼挥舞木槌，再看看女人们不时团一团石臼里的年糕，偶尔还向他们讨一团尝尝。看着看着，我困了。便进了堂屋，钻进本家外祖母为我铺的被褥里，伴着捣年糕的节拍，做一个不寻常的梦。
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是小憩一番之后，从本家走夜路回土仓的情形。阿叶姥姥提着灯笼走在前面，我跟在她身后半睡半醒地走着。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男人或是女人，拎着一箱年糕跟我们走在一起。我、阿叶姥姥、提年糕的人，三人结伴一起朝土仓走去。路很黑，夜风寒冷刺骨，我在半睡半醒之中踉踉跄跄地走着。唯一与平时不同的是，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还有正月的年糕陪在自己身边。
这段夜路，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份特殊而深刻的记忆。新年也好，岁暮也罢，我能记得的事并不多。唯有捣年糕的夜晚，和年糕一起回土仓的记忆，却总是挥之不去。如今回想起来，这份记忆中包含了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在深邃而浓稠的黑暗之中，年幼的我、阿叶姥姥、年糕和灯笼一同缓缓地移动着。新年似乎就在前方不远处等着我们。怀揣着这份压抑不住的兴奋与期待，我半睡半醒、摇摇晃晃地走着。六十多年前伊豆山村之夜的黑暗、岁末年关的严寒，再加上恭迎新年的喜悦与虔诚，融合成了这样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
正月十四这一天，焚烧新年饰品的祭火仪式便拉开了序幕。当然，这可是孩子们的特权。早在两三天前，孩子们就已挨家挨户地搜刮了一个遍，把所有新年的装饰品都收集了起来。到了这一天，再把它们全都堆在打过霜的荒田里，堆得像座小山一样高。最后点上一把火，把它们全都烧掉。这个仪式一结束，年也就过完了，正月也将离孩子们远去。
要一下子把全村的新年饰品都收集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孩子们是以字为单位来举行祭火仪式的。挨家挨户收罗饰品当然是件开心的事，把它们堆成小山点火焚烧就更令人兴奋雀跃了。不过，最令人开心的事，还要数用楠木枝穿着糯米团子在烧饰品的火堆里烤着吃。
孩子们在田里把饰品高高地堆成小山之后，附近的大人们也闻讯而来了。他们也混在孩子们中间，加入了烤团子的队伍。刚烤出来的团子既没撒糖，又没抹酱油，却足以令孩子们心满意足，仿佛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
可是，这烤团子我却总是吃得有点忐忑不安。家里的新年饰品，阿叶姥姥每一年都会全部交给上门来讨要的孩子们，可是楠木枝穿的糯米团子，她却从没给过。也许是觉得本家已经做了，咱家就用不着了，所以阿叶姥姥从没做过糯米团子。
不知是从几岁起，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没资格吃这烤团子串的。就算大人们递给我，我也总觉得受之有愧，迟迟不肯送进嘴里去，那种心情我现在也没忘。家家户户都拿了糯米团子来，混在一起烤，烤好一串吃一串，自然谁也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哪家的团子。可是，我家没拿团子来，我便固执地认为没有自己的那份。
上了小学之后我应该就不这么想了。管他有没有自己的份儿呢，先抢到手再说。那种极其迂腐、敏感的想法，只属于上小学之前的年幼的我。那时的我，守在火堆边看着饰品被一点点烧成灰烬，却始终没有勇气向火堆里的烤团子串伸出手去。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很多事都会令我产生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比如，要是去哪个小伙伴家里吃了他家的点心，下次他来我家时，我也总盼着姥姥能拿些点心出来请他吃，就算是当作回礼吧。总觉得谁要是对自己好，自己也得同样对他好才行。可是，我的这点小心思往往会被姥姥忽略。如果一定要说姥姥曾经做过什么伤害我的事，那恐怕就只有在这种时候吧。
记忆里有两个小小的片段，曾令我真切地体会到春天的感觉。
其中一次，是在一个白雾蒙蒙的春天的傍晚，我和阿叶姥姥在露天浴池看人洗马。我们那儿有个叫西平的字，那里有家公共温泉澡堂。澡堂旁边修了一个深不过两尺的四角形浴池，用的也是澡堂里流出来的温泉水。公共澡堂当然是在室内，这浴池却是露天的。想来，或许是附近的农家为了洗农具之类的家什而修造的。而我的回忆，就发生在这个浴池边。
当时，我和阿叶姥姥泡完澡，刚从西平的公共澡堂里走出来，便看见有人在露天浴池里洗马。马站在浅浅的浴池里，一个男人拎着铁桶往马身上浇水，再用稻草捆或是别的什么细细地擦洗马身。这就是我看到的全部，回忆却给这幅简单的画面笼上了一层朦胧而柔和的光。当时究竟是不是春天，其实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春日傍晚的白色雾霭，却始终缭绕在这幅记忆里的画面中。也许，我和阿叶姥姥早已不知不觉地坐在了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乐此不疲地欣赏起眼前这幅毫无渲染和点缀的“春日浴马图”来。
另一次，记得也只有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我俩带着供品之类，去离家步行不过十分钟的一个地方，拜一拜人称“樱地藏”的地藏菩萨。
樱地藏在去长野村的半道上，路边有一棵高大的樱花树，树下立了一尊小小的地藏菩萨石像。我记得，阿叶姥姥带我去那儿，也是在一个春日的傍晚。当然，实际上究竟是春天，还是夏天，还是秋天，其实也已经记不清了。但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一个春日的傍晚。同样有春日傍晚的白色光晕，环绕在记忆中的我和阿叶姥姥周围。
为何我对春日傍晚这个时间如此执着？我想，一定是真的有什么东西，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一定有什么，让我觉得看马洗澡是在春天的傍晚；也同样一定有什么，让我觉得去参拜地藏菩萨也是在春天的傍晚。看马洗澡的画面，带着春日傍晚特有的明快而悠闲的底色；而去参拜地藏菩萨的场景，又多少透着一丝春日晴朗傍晚特有的惆怅和寂寥。
关于傍晚的记忆，还远远不止这两个。在前一节“羁旅情怀”中，我也描写过我和阿叶姥姥相互依偎着坐在人力车中，在丰桥町的暮色中颠簸前行的情形。总之，傍晚这个时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仿佛有种特殊的魔力。
无论是在哪个季节，无边的田野上薄暮低垂之时，即便是幼小如我，也会油然而生一种孤独感吧。就连在本家玩时，一旦发现太阳快落山了，我也会心急火燎地往土仓跑，仿佛多一刻也等不了似的，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
上了小学之后，傍晚对我来说，除了深深的孤独感之外，又多了几分恐怖的气氛。在村子的街头巷尾玩得正欢的孩子们，一旦发觉日暮降临，也会忙不迭地往家跑。只要有一个孩子起身跑了，其他的孩子也会跟着跑起来。就在他们撒开腿的一瞬间，孤独感和恐惧感便同时朝他们袭来。
有的孩子跑起来连蹦带跳，好像身下骑了一匹小马。有的孩子则只顾闷头向前冲。不管是用哪一种跑法，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挣脱傍晚的孤独和恐惧。
上了小学之后我才发现，无论我是在校园里还是在田野上，只要是在类似的一个开阔的空间玩耍，一旦发觉夕阳西下，随着暮色越来越浓，内心的孤独感也会一刻比一刻更加强烈。倒是恐惧感似乎并不那么明显。这个时候，我便会拼命往土仓跑。现在想来，当时的心情，仿佛一个人正拼尽全力挥动双臂，想要游出那片孤独的海洋。这样的感觉，多会出现在夏日的傍晚。
相反，在我的记忆中，傍晚的孤独感和恐惧感同时袭来，通常是在秋末或初冬的微寒的时节。似乎刚刚太阳才偏西，一转眼，竟已夜幕低垂。
——哎呀！快跑啊！
我禁不住在心里大叫一声，便立刻撒腿朝土仓跑去。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我似的。
那个年代——具体地说，也就是大正初年，在伊豆天城山脚下的我的家乡，冬天一到傍晚，暮色渐浓的天空中便会出现数不清的白色小虫，仿佛随波逐流的浮游生物一般漫天飞舞，我们管它们叫做“白婆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是“白色的老太婆”的意思。小孩儿们总爱挥舞着圆柏树枝，去拍打那些如棉絮一般细碎轻盈的小虫子。“白婆婆”通常呈白色，天气不好的时候，还会有一点泛青。
孩子们总是高高跃起，将手中的圆柏枝用力挥打出去。
这是冬日黄昏里我们的专属游戏。
当“白婆婆”密密麻麻的白影也逐渐被夜色所吞没，孩子们便赶紧把圆柏枝随手一扔，各自回家去了。刚刚还全身心地沉浸在拍打白色小虫的游戏里，一转眼，似乎自己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黑暗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随时有可能朝我们击打过来。冬天的傍晚，也是怪可怕的。
天气再冷一些，我记得阿叶姥姥会往我的和服后背里塞丝绵垫。外面还要套上一件短褂，所以丝绵垫并不会掉出来。
——瞧瞧，这样一来，就不会冻着了。
阿叶姥姥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在我的背上垫上一块丝绵垫。我也相信，只要背上丝绵垫，就真的不会挨冻。这其中，阿叶姥姥的话当然起到了一定的心理暗示的作用，同时，事实上那块丝绵垫应该也的确有一定的保暖效果吧。整个冬天，我都背着一块丝绵垫。直到上了小学，头一两年我也还是背着。可是渐渐地，我开始抗拒这种顶级的御寒工具了。别人都没背，单单只有我一人背着，换谁也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然而，现在我却时常回想起背着丝绵垫时那种似有若无、柔软服帖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我也想给我的小孙子背上塞一块这样的丝绵垫。当然，一次都不曾付诸行动。如今屋子也变暖和了，孩子们穿的衣物也大都是毛纺织品，丝绵什么的似乎也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就这一点来说，比起我的小孙子，我的童年可幸福多了。我背在背上的，是阿叶姥姥对我的爱。阿叶姥姥的爱那么的轻盈、柔软，那么的蓬松、温暖。
一入夏，每晚阿叶姥姥都会命令我穿上“护肚子”，然后再在外面套上睡衣。“护肚子”这种东西，如今大概只有婴儿才会穿了。可是我一直到上小学之前，每晚都得穿着它睡觉，活像个穿着肚兜的金太郎[22]。外面还要套上系带的睡衣，这样一来，就算一晚上滚来滚去，胡乱踢被子，胃和肚子也绝不会着凉。
说起夏天，就不能不说说跟蚊帐有关的事。每晚睡前，阿叶姥姥总会跪在床边用团扇替我赶蚊子。等她赶完，我便赶紧撩起蚊帐的一角，哧溜一下钻进去。这个动作可是需要一点技巧和反复练习的。即便如此，蚊帐里还是会钻进一两只蚊子。我们住的是土仓，蚊子自然比旁的屋子要多得多。
常常，我半夜醒来，会看见外祖母正举着蜡烛，烧那些不肯出去的蚊子呢。
钻进蚊帐里来的，不仅只有蚊子，有时还会有萤火虫。
有时候，是阿叶姥姥特意捉了放进来的，也有时候，是从窗外飞进来的萤火虫自己钻到了我们的蚊帐里。
食物
也不知我小时候是吃什么长大的。家里就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一日三餐自然是尽量简单。阿叶姥姥装了假牙，所以饭菜都煮得很软，几乎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米饭总是煮得像粥一样黏软，下饭菜也都切得碎碎的，一碟一碟摆在四方小餐桌上，都是囫囵一下就能吞进肚里去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是吃着这些适合老人家脾胃的软和的饭菜长大的。
有时去本家，他们偶尔也会留我吃饭，我总觉得饭菜特别硬。本家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有时提起阿叶姥姥一直给我吃软和东西的事，话里话外不无担忧。
——大晚上的，快睡觉了还吃糖球，一大早，刚睡醒又吃糖球。一日三餐顿顿稀粥，哪里用得上牙齿？走着瞧吧，这孩子的牙总有一天全都得掉光！
外祖父总是这么说。承他吉言，我刚上中学没多久几颗大门牙就镶上了金牙套。不过，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肠胃很少出毛病。本家与我同年的阿正和农家的孩子们，经常会闹胃痉挛什么的。只有我，连胃痛、肚子痛的情况也极少发生。直到现在，我的肠胃也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不过我倒觉得，这并非是小时候吃老人餐的功劳，应该是我刚上小学就变成了野孩子，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结果。
上小学之前，我整日跟在阿叶姥姥身边，尽吃些软乎的食物。可是上了小学之后，我成日和村里的农家孩子们混在一起，只要是能吃进嘴里的，甭管好吃不好吃，我都尝了一个遍。一开春，尖头蓼、虎杖、茅花，都是我们爱吃的，也吃胡颓子和通草。野草莓、桑葚自不用说，还有一种又酸又涩的“酸酸草”也是我们钟爱的美味。杜鹃花能吃，长变了形的鼓鼓囊囊的杜鹃叶子也能吃。山桃、野樱桃、小叶栲果，还有长在山药藤上的一种叫做“零余子”的嫩芽，我也都吃过。肉桂树枝剥了皮，里面的嫩芯是可以吃的。蜂蛹，还有一种叫做“目目杂”的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苗也是难得的美食。
村里的孩子动不动就闹肚子痛、拉肚子，可是病一好，就又满山遍野地乱跑了。只要看见什么能吃的，照样往嘴里塞。
阿叶姥姥三番五次地警告过我，尖头蓼、虎杖之类的坚决不许吃。可是，我前脚刚一迈出土仓，后脚就把她的话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倒不是因为真的有多饿，只是那么多隐秘在山野中的宝藏在召唤着我们，谁又能忍得住呢？
“吸溜吸溜茶泡饭，呼噜呼噜山药糊糊”，这是阿叶姥姥常教我的。虽然听上去不是什么文雅的吃法，但牙不好的外祖母平日里恐怕都是这样把食物送进胃里的。
乡下人过日子，桌上难得有肉吃。只有在冬天谁家打了野猪，或是本家杀了鸡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
——小少爷平时到底都吃些啥呀？
本家人也时常关心我的饮食。我虽年纪小，可但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却总感觉自尊心受了伤害似的。
——都是好吃的！还有咖喱饭呢！
我这样回答。只要有人问我吃的什么，我总拿咖喱饭说事。后来本家的外祖母还常拿这事来打趣我。
其实，就算真有咖喱饭吃，也一定做得像山药糊糊似的，呼噜呼噜就能吞进肚里去。不过，村里别家都不会做的饭菜，独独阿叶姥姥一人会做，这一点已经足够令我自豪、令我满足了。当然，事实上我也确实没吃过比咖喱饭更高级的食物了。真的很好吃。阿叶姥姥是在哪里第一次吃到咖喱饭的，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了。这一定是她和曾外祖父洁的那段幸福生活留给她的一点念想吧。
阿叶姥姥通常会做两锅不同的咖喱饭。一份咖喱放得多，是她自己吃的；另一份咖喱放得很少，是给我吃的。
——辣吗？
——不辣。
——那我再给你加点料吧。
于是，两口小锅中的内容就这样不停地换来换去。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只有儿时在土仓中吃过的咖喱饭才是真正的咖喱饭。如今在自家做的也好，在餐厅里吃的也好，色香味都比不上真正的咖喱饭。去年我去印度的新德里，在酒店品尝和比较过好几种咖喱饭。同行的一个人问我：
——怎么样？和你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一样吗？
——完全不同，一点儿也不像。这可不是真正的咖喱饭。
我说。
——你小时候吃的那个，总该有肉吧？
他这么一说我可就无言以对了。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姥姥的咖喱饭里究竟有没有放肉。只记得米饭里看得见切得极碎的白萝卜和胡萝卜的细丁，咖喱的黄色里夹杂着胡萝卜的红色。那味道我记得很清楚，却很难描述出来。总之，无论哪里的咖喱饭，都比不上我在土仓吃过的真正的咖喱饭。
早饭通常吃的是像粥一样软乎的白米饭、味噌汤和生鸡蛋。不过，在桌前一坐下，外祖母就会命令我先吃一颗梅干，再喝一碗茶。那些年，我每天的吃的喝的，都是这些老年人的最爱。什么凉拌土当归、葱拌菜泥、凉拌菠菜，还有芹菜、蕨菜、冬花等等，这些当季蔬菜都会准时出现在餐桌上。
在伊豆的农村，过去一日三餐，餐桌上必有一道金山寺味噌汤。虽然各家各户的味道各有千秋，放进汤里的蔬菜品种也各有不同。
听阿叶姥姥说，住在西平字的亲戚家的金山寺味噌汤是最好喝的。小时候的我却吃不出他家的汤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谁承想，西平亲戚家的金山寺味噌汤，如今却成了我的一份依恋，也是我的快乐之源。
西平的亲戚家，如今也是孙子和曾孙一辈的人了。他们中有一个人，每年都会给我送来金山寺味噌汤。我总是如获至宝。在阿叶姥姥的耳濡目染下，我对金山寺味噌汤也有了一份喜爱和依恋。这份喜爱和依恋，直到今天仍留在我心底。
除此之外，阿叶姥姥还有一些习惯也对我影响颇深。伊豆盛产山萮菜，用山萮菜根腌制而成的咸菜更是鲜脆可口，除了在本地哪儿也吃不着。可是，我直到今天也没尝过一口。因为阿叶姥姥一直跟我说，那东西吃了对胃不好。
每年夏天，我总能吃上两三回刨冰。有时候是别人给的，有时候是阿叶姥姥带着我去村里的冰窖里买冰回来自己做的。
说是冰窖，其实不过是用农家的仓房改造而成的。管理冰窖的人家会有人拿着钥匙带我们进去。打开冰窖的大门，一股冷气便扑面而来，里面一片昏暗。带路的人打开地板上的盖子，从地上的大洞中取出一大块冰。然后再用冰锯切下大小合适的一块，又把剩下的部分重新放回地下的冰窖里。
阿叶姥姥拎着装冰块的铁桶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一路上我都在担心，桶里的冰会不会还没到家就化掉了。可是，偏偏阿叶姥姥毫不理会我的担忧。一路上，不是站在路边和人聊聊天，就是停下来分些冰给别人，甚至路过本家时，还会切一块冰给他们。
等我们回到土仓，桶里的冰已经少了一大半。阿叶姥姥用菜刀把冰块剁成两三块，取一块用棉布包起来，再用铁锥凿碎。然后再把这些小冰碴装进大海碗里，撒上白糖，摆到我的面前。接着再给自己也做一份，需要把刚才的步骤从头再来一次。就这样忙活大半天，我俩才能肩并肩地坐在土仓的大门口，一起享用清甜爽口的刨冰。也许是因为刨冰太好吃，也许是因为去买冰的路上太开心，总之，我和外祖母并肩坐在土仓门前，怀抱着盛满刨冰的大海碗——那一去不复返的遥远夏天的回忆，永远定格在了这幅画面里。画中，夏日的骄阳依旧那么灿烂，夏日的微风依旧那么疏朗，就像儿时一样。
天气转凉，酿酒的亲戚家开始忙起来了。他们从别村请来了好几个男劳力，每天都在酒窖里忙碌。
酿酒的日子里，我时常要强打起精神，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外祖母，走过长长的田埂，去亲戚家的酒窖里讨些“扭扭年糕”。
天还没亮，四下里一片漆黑，可是酒窖中的男人们却早已忙活开了。我好奇地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不时将一个长长的棒子伸进蒸米的大锅里看看火候。反复几次之后，就会有一个男人用那根棒子捞起一大坨刚蒸好的米，捧在手里飞快地扭成一团，然后递给我，一边说：“喏！拿好，少爷！”
我接过年糕，便又走过长长的田埂回到土仓，再次钻进温暖的被窝里睡个回笼觉。其实，这扭扭年糕的味道也没什么特别，我只是喜欢早起去酒窖的那种感觉而已。我的这个奇怪的嗜好一定给阿叶姥姥添了不少麻烦，可是她却仍然坚持每个冬天早起两三回，带我去讨年糕。
我们村虽然小，临近下田大道倒有两家点心店。不过是在山里、田里劳作之余，作为副业给孩子们做点零食的小店。店里有黑糖球、水晶糖球、芝麻糖、小糖珠、柿饼、煎饼以及姜糖之类，装在带玻璃盖的木盒子里，整整齐齐地摆在货架上。另外还有两三种糯米做的糕点，却不是孩子们吃得起的。
水果店可没有。果树长在哪儿，孩子们比谁都清楚。比如，海棠树在五金店，金橘树在酒馆，无花果树则在我的本家。哪棵树结了果子，孩子们就只在那棵树所在的那户人家周围玩。不知不觉地，树上的果子都被摘光了。土仓的后院有蜜橘、沙柑，还有柚子。孩子们对蜜橘和沙柑连看也不看，只盯着柚子。柚子多籽，味道又酸，可是那一个个亮澄澄的金黄色果实，对孩子们来说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柿子树倒是家家都有，不过孩子们并不感兴趣。
小时候，我特别爱喝葛根汤，可是只有生病的时候才喝得着。要是得了感冒，外祖母还会在睡前让我喝下一碗热热的甜酒。脖子上裹着丝绵被，一口一口嘬着甜酒，这才是生病的人该有的样子。
每个月的六号，阿叶姥姥都会给我做小豆汤，因为我的生日也在六号。要是她临时有什么事耽误了，也一定会把这项任务交给本家的外祖母。她总是念叨着“少爷的小豆汤、少爷的小豆汤”，弄得本家的人也不敢马虎了。
另外，阿叶姥姥每个月十一号还会做什锦寿司，因为她的情人曾祖父洁的忌日刚好就是十一号。这一天，她会让我先跪在佛堂前磕个头，然后才能吃上什锦寿司。但她不做硬米饭。就算是本家那边做了硬米饭送过来，她也会重新蒸一蒸，蒸软了再端上桌。
——这饭里有骨头。
这是阿叶姥姥常用的说辞。
这些食物中我最爱吃的，要数面粉。也不用水煮，直接抓一把塞进嘴里，嘴角、脸上立刻糊满了白色的粉末。这个时候，外祖母一般都正好在我旁边。她一见我嘴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面粉，就会立马递过来一个茶杯。要是还不能全咽下去，就再给我喝一杯。我吃得开心，外祖母也玩得高兴。
阿叶姥姥六号做小豆汤，十一号做什锦寿司，到了月中，她还会做萩饼。为什么选在月中做萩饼呢？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