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授予石老名誉博士学位之前，我对石老和上述情况，所知甚少。去年10月14日，北大图书馆馆长林被甸教授陪石老和他的儿子汉基先生来到我家，拿出一帙他在台湾收购到的贝叶经，让我鉴定是什么佛典。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用泰文字母刻写的巴利文大藏经。巴利文是古代印度的一种文字，没有自己固定的字母，在印度，则用南印度字母抄写，间或也用天城体字母；在泰国，则用泰文字母；在缅甸，则用缅文字母；到了近代，英国的巴利经典刊行会(Pāli Text Society)使用拉丁字母。现在世界上各国的巴利文学者以及佛教学者，都习惯于使用拉丁字母。据德国梵学大师吕德斯的看法，泰文字母的巴利藏有许多优异之处，因此，石老在台湾购得的巴利贝叶经极有学术价值，又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是十分珍贵的。我的鉴定显然使石老异常高兴，他立即将手头的一帙泰文字母巴利贝叶经赠送给我，我当然也十分高兴。
由于石老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过委员们的投票选举，让北京大学授予石老中国学术界最高荣誉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在1998年10月29日，地点是在北京大学新建图书馆大楼内。当时参加的显贵要人颇多。广东省几届领导人都不远千里来京参加了，可见石老在广东地位之崇高，声望之隆尊。到了12月1日，石老夫妇又偕汉云和她的女儿崔丈冰来访，带来了一帙缅文字母写的巴利藏。不知用的是什么工具，把缅文字母刻写在贝叶上，极细微，却极清晰。人们把刻成的贝叶摞成一摞，在这一摞的两面都涂上了黄金，足证此书之名贵。看样子是王宫中珍藏的宝典，不知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偷出来的。石老说，偷这种东西，如被发现，是要砍头的。说着便用右手在脖子前比画了一下。他要把这一帙宝典送给我，我立即拒绝，说：这是宝贝，应由石老自己珍藏。
从此我就同石老结成了朋友。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深感，结识朋友要有一点缘分的。缘分这玩意儿确有一点神秘难解，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想否定也不可能。它绝非迷信。有一些唯物主义“理论家”，大概会这样认为的。无奈事实胜于雄辩，这真叫做没有法子。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曾有过共事几十年之久的同事，到头来却仍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没有共同的语言，只好分道扬镳了事。
我交了一辈子朋友，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从来没有做过总结，现在借这个机会考虑了一下。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能多为别人考虑；最重要的是能分清是非，又敢分清，从而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害怕天才》，现在想改一下：我不怕天才，而怕天才气，正如我不怕马列主义，而怕马列主义面孔一样。古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上面讲到的那一些情况，也不期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完全做到。但是，必须有向往之心，虽不中，不远矣。简短一句话，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知音”。孔子说：“勿友不如己者。”“如”字有二解：一是“如同”，二是“赶得上”，我取前者。我生平颇有几个一见如故、“一见钟情”的朋友。我们见面不过几次，谈话不过几小时。他的表情，他的谈吐，于我心有戚戚焉，两颗素昧平生的心立即靠拢，我们成了知己朋友。
我同石老的友谊颇有类同之处。
我上面说到，石老是佛山人，佛山属广东。我自己是典型的北方人，但颇有一些广东朋友，也曾多次到过广东。经过多年的体会与观察，我逐渐发现，广东人，还有福建人，有许多特点或者竟是优点。中国目前有五十六个民族，人口以汉族为最多。汉人分布地区极广，进入历史文化的视野比较早，他们创造了中华辉煌的文明，虽然目前仍然璀璨灿烂，生气勃勃，但是，我感觉，他们在某一些方面血管已经有点硬化了。反观广东、福建等地的人民，仿佛正在壮年，年龄大大地轻于北方。他们无坚不摧，无所畏惧，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他们似乎在眼前的路上，只见玫瑰，不见荆棘，因而胆子极大。仅以吃一项而论，俗话说：食在广州。记得当年印度友人师觉月博士曾对我说，印度人中流行着一种说法：水里面的东西，除了船以外，中国人都敢吃；四条腿的东西，除了桌子以外，中国人都敢吃；中国人使用筷子精妙到能用筷子喝汤。前两句话用到广东人身上，似乎极为恰当。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无不是他们餐桌上的珍品，吃蛇已经是家常便饭。吃猴脑，吃猫，我还没有亲眼见到过；吃穿山甲，吃果子狸等则是我亲眼目睹的。我举这些吃的例子，没有别的用心，只想指出广东人勇气之大。广东人还绝不保守，他们敢于引进西方人的点心，把在中国流行了千百年的酥皮月饼改造成现在这样的广东月饼，大概是由于确实好吃，于是天下靡然从之，统一了神州的月饼坛。他们又引进了西方音乐，把中国旧乐与之融合，改造成现在的广东音乐，至少我这个乐盲——应该称为“乐聋”——听起来异常好听。这一点又证明广东人绝不保守，对新鲜事物极为宽容，心胸极为豁达。广东人，还有福建人，有了这一些特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革命或者革新的英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林则徐等，都生在闽粤，就丝毫也不足怪了。
我像博士卖驴一样，唠唠叨叨地写了这样一大篇，所为何来呢?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证明石老确是一个佛山人，一个广东人，一个真正的佛山人、广东人，广东人所有的优点，他无不具备。我由石老而联想到我的另外一个老朋友林志纯教授。林是福建人，较我犹长一岁，是地道的耄耋老人了。个子虽不高，然而腰板挺直，走路健步如飞。在他眼中，宇宙间好像没有困难之事，字典里好像没有“困难”二字。他做事果断迅捷，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皱过眉头，像是一团火，一往无前。同这样的人见面，自己纵因事碰壁而精神萎靡，也必能立即振作起来。有这样感染力的人是极少的，林老就是一个。
然而，石老也是一个。要举例子嘛，就在眼前。今年11月8日，石老在中央教育部的支持下准备向全国一百零一所“211工程”的大学赠书，地点选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暨大是一所有九十多年历史的著名学府，从上海迁至广州，以面向华侨为主，兼收内地学生，学生数目已达一万多人，教师队伍整齐，图书设备丰富。这次赠书是一次空前壮举，石老和暨大都希望我能参加。但我自念年迈体衰，难耐长途跋涉，没有答应。可我万万没有想到，11月1日上午，石老竟在汉云和汉屏姐妹陪同下，不远数千里，专程从广州飞到北京，亲临寒舍催请。这颇有点出我意料，然而感激之情却溢满胸腔，我义无反顾，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有一件小事儿，颇值得一提。我正在写《新疆佛教史》中的一章，需要台湾出版的《高僧传索引》，但在北大图书馆中却只能找到其中的一本。这次见到石老，不禁向他提到此事，我只不过是试一试运气而已。然而我万没有想到，四五天以后，汉云从香港打来长途电话说，《高僧传索引》石老已经用十万火急的办法，从台湾购得，又用真正的特快专递的办法，运到了香港，共用去两千多港币。听了以后，我感激得简直说不出话来。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一套书，然而茫茫大地，渺渺人寰，我托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找呢?可眼前竟不费吹灰之力，于无意中得之，真是“不亦乐乎”了。从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也能看到石老对朋友之忠诚，办事之雷厉风行，我钦敬之心油然而生。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石老捐书的规模之大是绝对空前的。这一件事，从表面上看起来，能促进海峡两岸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我认为，其意义远不只于此。它能增强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而了解又能使感情增长。感情逐渐浓厚了，会大大地有利于统一。不管眼前还有多少跳梁小丑别有用心地在捣鬼、在破坏，中国有朝一日必然要统一，这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的问题，螳臂是挡不了车的。等到将来吾中华土地金瓯重圆之日，麒麟阁上必然有石老的名字，这还用怀疑吗?
我本来没有打算写这样多的，然而下笔不能自休，仿佛不是我拖笔写字，而是笔提着我写。写到这里，好像还有许多许多话要说。我用尽全力，强迫自己停下笔来。好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石老石景宜!
2000年1月8日
追忆德国两教授
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的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到。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19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重新访问西德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冯·格林(Dr.von Grimm)博士据说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