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情的三部曲》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的巴金的第一个创作高潮中，《爱情的三部曲》是一组重要作品，其中包括《雾》（1931年7月）、《雨》（1932年8月）、《电》（1933年12月）三个连续性的中篇，并附有一个短篇《雷》（1933年10月），因为《雷》里的人物、故事也穿插在这“三部曲”之中。在很长一个时期，巴金是很偏爱这些作品的，他说过，“我的确喜欢这三本小书。这三本小书，我可以说是为自己写的，写给自己读的。……它们使我哭，也使我笑。它们给过我勇气，也给过我安慰”。还曾深有感慨地说：“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写这三本小书时所经历的感情的波动。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下笔时的内心的激斗。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是怎样深切地爱着这些小说里的人物。知道这一切的只有我自己。”为了让读者了解他创作时的心境，他曾不厌其烦地写下几万字的序跋，说明作品的创作经过和主旨，说明他的动机和爱憎，为人物及其命运进行申辩和解说，也为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追求展开论争。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在自己数量众多的作品中，巴金为什么特别珍爱“这三本小书”？
简单的回答是：这同巴金在“这三本小书”中的思想和感情投入是分不开的。
自1928年底从法国回到上海，巴金一直是以职业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生活的。他租住在上海闸北宝光里，心系国家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勤奋地阅读和写作，如他所说的那样：日也写，夜也写，把年轻的生命消耗在书本和白纸上。而同时他也有着广泛的社会交往，身边有众多的朋友。他们大多和他有着相似的社会经历和文化背景，也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其中有作家、编辑、记者、医生、小职员以及中学和大学教师等，基本上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们当中有些人巴金早就认识，在他出国以前或在法国的时候已有交往，相知甚深；也有一些是后来陆续结识的新朋友，但均相待以诚。他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充满热情并富有献身精神，愿为社会改造和被压迫者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不同程度地信仰无政府主义，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从事带有盲目性的社会活动和斗争，——他们把这称之为“信仰”。巴金的这些朋友分布在上海、福建、浙江、广东以及天津、北平等地，尤其是在福建晋江、厦门更为集中。他们不断地邀请巴金前去作客，因而这些地方也便构成他行动的轨迹，这些朋友的生活和故事也往往成为巴金小说的题材。《新生》、《春天里的秋天》等是如此，《爱情的三部曲》更是如此。
《爱情的三部曲》之所以受到巴金的特别偏爱，之所以特别牵动他的心，除了作品自身的因素以外，就在于其中有着作者投入更多的思想和感情，更直接地表现了作者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如巴金所说，“这三本小说是为我自己写的”，“在这里面我可以找到不少的朋友。我可以说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读它们，就像同许多朋友在一起生活”，等等。既然如此，巴金对它们特别青睐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三部曲”的第一个中篇《雾》就是这样开始的：他的一位朋友从日本回来，同大家谈起自己的恋爱故事，甚至说闻到了姑娘的“肉香”，成为朋友们的笑谈。显然他已陷入热恋。巴金便从这里开头写小说，当时的环境、场面都写得真实、具体。但是，从巴金对这位朋友的思想性格的深入了解，知道他决不可能成功，因为他太优柔寡断，不可能做出认真的决定。于是他便沿着这样的性格逻辑写下去，写他的犹豫不决，当断不断，害了别人，也误了自己。后面的故事已经离开了那位朋友，但却抓住了这种性格的症结，摄取了他的灵魂。巴金说，他这样写的本意是想给朋友一个忠告，“让他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但写下去，“憎厌就慢慢地升起来……那样的性格我不能不憎恨。我爱这个朋友，但是我不能宽恕他的性格。我写了《雾》，我挖出了一个朋友的心”。而正是这一点成为《雾》的主题和作品成功的根本。
显然，巴金的创作并不单是要“给朋友们写照”或要为自己“留下一些朋友的纪念”，他的目标在于创造典型，从而使之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事实上，在《雾》中，自从抛开那位朋友的具体故事而着重于性格的刻画，便已经进入典型的创造，如巴金所说他已经“是在创造一种典型，而不是在描写我的朋友”了。显然，这样的“典型”，较之巴金的一个个朋友的故事，更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更具有时代的标志性和警示性。所以，从《雾》开始，巴金便计划写《雾》、《雨》、《电》三本小说，分别创造三种典型或者说三种性格，为一代青年写照。具体说就是：“在《雾》里写一个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雨》里写一种粗暴的、浮躁的性格，这性格恰恰是前一种的反面，但比前一种已经有了进步”；而在最后的一部《电》里，则描写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写人物的归宿或结果，所谓“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这也就是《爱情的三部曲》的基本轮廓。
按照巴金“预定的计划”，《雾》中的周如水正是“一种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从艺术上说，他是《爱情的三部曲》里写得最好的一个人物、一个真正的典型。他性格软弱，犹豫不定，整日在新与旧的矛盾中苦苦挣扎。他上过大学，又留学日本，举止文雅，见多识广，嘴上不停地鼓吹所谓“土还主义”，说建设农村比城市更重要，但却根本不准备去实行，也从未离开过城市。他狂热地爱上张若兰，迷恋她的温柔美丽，把她视为自己的生命，说没有她就活不下去，但却不敢向她作任何表白，甚至当对方扑到他怀里时，他倒害怕了，流着眼泪狼狈逃窜！他总是犹豫不决，一生也做不出一两次决定。明知是条光明的路，他不走，因为没有勇气（有意思的是他又自认为是个勇敢的人，只是想考虑得更周到一些）；明知前面是火坑，他又不能不去跳，因为他说他不能没“良心”。但他所谓的“良心”是什么呢？就是对曾断送他的幸福的封建家长的孝道，是对父母强加于他、而他根本不爱的妻子的义务。总之是一切按封建道德规范办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是地地道道的旧思想，旧观念。所以，周如水这种人貌似很新，实际上却很旧，灵魂深处积满了封建污垢，并由这种东西主宰着他的行动，窒息着他的生命。在当时，在激烈斗争的社会风浪中，这种人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需要紧急决策的时候，他们总是误事，甚至坏事。巴金成功地塑造了这种性格，挖出了他心灵中的这块脓疮，憎恨它，鞭挞它，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警醒，让人们反思，由此开出自新之路。周如水这个形象的不平常的典型意义也就在这里。
在《雾》里，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陈真，巴金说这是他创造的又一个典型。这是一个可爱的青年，他是那么热情，对事业那么执著，有极其强烈而单纯的献身欲望。他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工作，为了事业，完全不去想个人的幸福，也不顾惜自己的身体。相反的，他因为知道自己活不长久而更加拼命地工作，想为未来人类的繁荣播下更多的种子，留下更多的纪念。他对周如水那种优柔寡断的性格看得最清，批评最尖锐；但他的心却是热的，真心希望周如水好，希望他能摆脱困境，获得幸福；他找张若兰，让她主动向周表白爱情，虽然显得唐突，却是那么单纯，对朋友一片真诚。这个人物显然有理想化的色彩，但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中，他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和可信性，因而使读者不能不和作者一样喜欢他。在《雾》里，他同周如水形成对照，让读者看到了这群青年的活力。稍后，在《雨》的开头，作者便让他被汽车轧死，死得毫无意义，这样处理似乎太草率了。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无意间成全了这个人物，使他同后来的那些一味凭狂热行动的人物之间有了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