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冯·赛克特给蒋介石带来的
不只是堡垒主义
在满眼秋色里，蒋介石中止了大西北的视察，回到了南昌行营。这是他生平最为百感交集也最为振奋的一天。
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达到了他发动五次围剿的预期目的，这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胜利”。
他刚刚在行营的并不豪华但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坐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原来南昌行营主管作战业务和第一厅副厅长，后来的西北剿总参谋长)立即把大宗报刊文电堆在他的乳黄色的柚香木写字台上，他懂得此时，蒋介石需要看什么。
第一份电文，便是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中山日报》《晨报》《大公报》以及许多大小报转发的红军“西窜”的消息以及连篇累牍的贺电。蒋介石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过时的旧闻，陶醉在胜利的回味之中，就像一个已经取得决赛胜利的球手，仍然按耐不住沾沾自喜地重读决赛的消息，重温当时的喜悦，在这种时候，即使是成熟老练的大人物，也免不了得意忘形，仿佛变成一个获得糖果的孩子。
南昌出版的《国民日报》赫然的大字标题是：
剿匪军节节胜利中，各方电慰蒋委员长
南昌，蒋委员长钧鉴并转前方将士勋鉴：
赤匪肆虐，于今六载，破坏国家建设，致内不能安，攘外无从，顷得捷报，瑞金光复，赤匪根据，一举荡平，此皆钧座神威及前方将士效命，方克有此。今后残余肃清，复兴大业，益可迈进万疆，曷胜欣幸，谨此电慰，伏乞鉴察。
上海宪兵特别党部叩印
朔自赤匪肆虐，于今七载，东南半壁，庐舍荡然，匪区人民，惨受浩劫，社会惶骇，如临大难，委座神威，督剿有方，熟筹伟略、运稳扎稳打之方策，以制出没无常之流寇，阵地亲临，指挥若定，我全体将士膺命无间，见危思奋，效命驰驱，屡易寒暑，遍屐巉岩瘴疠区，殄除祸国殃民之匪。
(这是湖南省党部打来的)
捷报传来，举国欢庆，从此犁庭扫穴之功既成，天日之光重见，企仰丰功，益深感戴，尚祈再励士气，歼彼丑虏，措党国如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衽席之上。
(这是浙江省保安处打来的)
这些极尽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读之使人肉麻的虚浮之词，使蒋介石有些昏昏然。此时，他有些失态，咕咚咕咚喝了半杯温开水，猛然从安乐椅里挺起来，在铺着湖绿色的厚地毯上来往走动。内心的激情使他躁动不安，往日的一切烦恼、耻辱、苦闷的重荷，从精神上消散了，象卸去枷锁似地感到怡然轻松。
他停在高挂在正面墙上的孙中山画像前。先总理身着大元帅戎装庄严地雄视着前方。
他的目光又移到孙中山手书的条幅上：
安危他日终须仗，
甘苦来时要共尝。
——介石吾弟嘱书
孙文
这是蒋介石政治上的一大资本，除了他之外，在国民党中，谁获得过大总统的这般信赖？谁曾享有过这般殊荣？
他与孙中山安危共仗甘苦共尝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此时，他面对画像和条幅，并不是怀旧，此时此刻，充溢其胸的是一种桀骜不驯不可一世的感情：
“先总理做不到的我做到了，中国，将在我蒋中正手里得到统一！”
蒋介石这样想着，弄不清对孙先生是忠诚还是背叛，他才不管这些呢，什么叫忠诚？什么叫背叛？这完全是那些书生气十足的傻瓜蛋们在作茧自缚，曹孟德是伟大的，他敢公开说出“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的至理名言。
蒋介石生逢乱世，如鱼得水，虽然几经危难挫折，他都能化险为夷，在北伐之前，在东征陈炯明时，他就自信是军旅中能够夺魁取胜的英才，及至北伐，他便认准自己具有举世罕见的雄才大略，注定是治国安邦统一中国大业的伟人！他曾捏着指头历数过国民党的元老新秀，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抗衡。
大总统目光深邃冷峻，凝望着前方，对这位自诩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反共“英雄”，不理不睬，蒋介石久久地注视着他，忽然产生一种遥远感，犹如注视着一个陌生人。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蒋介石每想到孙先生的三大政策，他就产生一种亵渎感，他必须逃开，就像不愿让看到耻辱的隐疾；就像眼睛不能直视强光，他不愿窥视自己心灵的变异，他必须保证情绪的稳定和心灵的安宁和道义上的充分自信！
他回到桌前，让沉落下去的情绪回升到心安理得的宁谧。1927年4月12日共产党人的那块压在心灵上的巨石隐入过去，不再浮现，那时，还不够坚决，还不够狠辣，没有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他将引为终生遗憾。致使巨石变成挡在他前进路上的大山，这座大山已经崩塌，现在，是彻底清除碎石的时候了。
他的面前浮现出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气派高雅，傲慢，僵硬，严肃的脸上高挺着酒糟鼻子，贪馋的嘴角上生着蚕豆大的疱块的外国人，他就是他的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
是这位日尔曼人给他带来了致胜法宝——堡垒战术；还给他带来了法西斯主义的精髓。
那是1933年的夏天，冯·赛克特初次到中国来旅行视察。蒋介石请他到“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
这次训话给蒋介石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在他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发生过意想不到的影响。
在铺着洁白台布的讲坛上，冯·赛克特大讲特讲德国的军人对希特勒的崇拜，他援引了一个典型：
在希特勒还没有登台的时候，有一个叫鲁道夫·赫斯的下级军官，写了一篇得奖的学术论文，很受希特勒的赞赏。他的论文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这篇文章是怎样描绘他心目中的领袖的呢？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军，竟然流畅地背诵出文章中最精采的一段话：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他本人与群众并无共同之处，象一切伟人一样，他有伟大的人格，必要时他不会因怕流血而退缩。重大问题总是用血和铁来决定的。为了达到目标，他不惜践踏他最亲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须严酷无情。必要时，他可以用他的军靴踩着他的人民前进。”
希特勒正是这个年轻的德国军人所希望的那个独裁者的形象。
这段话使蒋介石眼里射出快乐的透露着深深感谢的光芒，对冯·赛克特表示出超常的诚敬。他抑制着狂风骤起般的过度振奋的激情，只对身旁的翻译说了一句颇具中国人特有的智慧而又有几分失去节制的话：
“这个赫斯把中国的‘无毒不丈夫’具体化了，可他好话不会好说，干么叫独裁？总裁岂不更好？”
一字之差，给人的感觉就大不相同：总裁是尊崇，独裁就成了辱骂了？在他后来成为总裁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呢？
冯·赛克特的长达两个小时(包括翻译时间)的讲话非同小可，他那近似希特勒的激昂的声调，象巨大的针管，把法西斯主义的精髓，注入了国民党青年军官血液，掀起了一个崇拜领袖的高潮，一种近乎神魂颠倒的效忠领袖的狂热，在军官训练团里翻腾，许多军官竟然以鲁道夫·赫斯作榜样，写了几近荒诞的歌颂委员长的文章。
一周之后，这些中国的鲁道夫·赫斯们，在“领袖万岁”的嚎叫声中，佩上了他们视之为神圣的“军人魂”，那是寒光闪闪的一把短剑，在铜质的剑柄上，刻着六个字：
不成功，便成仁。
冯·赛克特出身于普鲁士大贵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历任麦肯森第十一军团、卡尔大公军团、约瑟夫大公军团及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并实施了建立十万“袖珍陆军”的计划，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1926年晋升一级上将退休。希特勒派他来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并不仅仅因为他的丰富的军事经验，更主要的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是一个纯粹的纳粹。
作为宴请的答谢，他赠给蒋介石一套德国名信片，制作华贵精美。上面印着菲特烈大王、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不同侧面的肖像，都具有一副同样的不可一世的傲态；文字说明也是绝无仅有的：
“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
国王是指菲特烈、亲王是指俾斯麦、元帅系指兴登堡，士兵乃指希特勒。希特勒的出身最为低微，但他不仅被描绘成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还是过去这些把德国造成一个强大国家的杰出人物的继承者。
这些名信片上的肖像对蒋介石并不是无所谓的，这些人不管内心还是外在，对他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五次“围剿”初期，他那张戴着白手套的右拳抵腰，左手抚刀柄，胸挂青天白日勋章，板着严肃的脸，双唇紧合，目露威凌的不可一世的姿势的照片，就可以从这一套明信片上找出他摹仿的痕迹！
宴会之后的那天夜间，他们谈得很晚。已是67岁高龄而且疾病缠身的冯·赛克特，半躺在安乐椅里，以其狂热的激情向蒋介石传授他的信仰。
赛克特并不直接露骨地宣称他反对三民主义，却向蒋介石灌输：领袖必须有绝对权威。“独裁”，在冯·赛克特的心目中，并不是贬义词，它是实行专制的必须，他引证希特勒的话说：
“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来作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由一个人单独作决定的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的结合。”
这段话并非希特勒的原话，却很符合希特勒的精神(有心的读者可以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449页至450页找到阐述这一思想的长篇原文)。
希特勒的思想，在赛克特看来，并非独创，它是由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的思想继承和发展而来。他向蒋介石引证俾斯麦在1862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宣称的那段举世闻名的话：
“当前的重大问题，是不能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而是要用铁血来解决。”
这位着名的“铁血首相”在解决重大问题时，除了铁和血以外，他还辅之以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极尽诡诈之能事。
国民党的“领袖超越一切”，“一切服从领袖”，“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提倡个人独裁的一切言论，后来复兴社的“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的妙论皆出于此。
但是，蒋介石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他知道照搬法西斯主义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只能吸取适用于他的一部分，他懂得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根基，孔孟之道浸透了民族的灵魂。希特勒和曾国藩对他来说，都有参照价值，但他绝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曾国藩。他是独特的蒋介石式的蒋介石！
如果把冯·赛克特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学员们的训话和蒋介石的校训比较，就知道他把西方法西斯主义和东方封建专制主义结合得多么巧妙。他鼓吹“挽救国魂”、“挽救军人魂”、“创造国家新生命”，所谓“军人精神”就是“智、信、仁、勇、严”，所谓“民族精神”，就是“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大力提倡“力行主义”，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下，“完成安内攘外复兴民族大业”。他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自孟轲，他的“四维”来自《管子·牧民》，他是各种专制思想、孔孟之道和法西斯主义的混血儿。
冯·赛克特，还大量引证他的同胞黑格尔关于战争的论述。黑格尔宣称：“世界历史不是幸福的天国，幸福时期是历史上空白的篇页。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没有冲突的时期。”在黑格尔看来：“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
黑格尔的道德伦理观念和强烈的使命感启发了希特勒。赛克特认为，如果谁认真地读过黑格尔的着作，就不难了解，希特勒和马克思一样，都从他的灵感中得到启发。
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安乐足以使人死亡的孟子哲学，与黑格尔的战争观也很相近。
黑格尔认为干大事业的人，绝不能以喃喃连祷的那些个人品德——谦虚、仁爱、宽容——来反对去干世界性的功业及其实现发生的冲突。建立强大的国家，必须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压碎它的前进路上的许多东西。
由于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在行动时刻来临时，希特勒就能够于心无愧地干出最残酷无情的勾当来。
这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和“战争狂”的思想，也影响到蒋介石，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曾引证过希特勒在1925年《人民观察家报》上写的长篇社论《新的开端》和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的纳粹党徒集会上，演讲结束时高呼的口号：“除了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现在，共军在哪儿呢？”
这个突现的念头打断了委员长杂乱无章的沉思。他双手扶案猛然站起，急步跨到占去半面墙壁的中国大地图前，这才是他真正的游目骋怀的地方。
二、统一中国的狂想曲
蒋介石在1∶500000的中国大地图前足足站了半个小时。
他要像希特勒统一德国那样统一中国，为时尚远，但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力量的强大。
1936年7月9日，在陕北白家坪，周恩来与斯诺谈话时，客观地评价了这个时候的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