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战后的思考
红军渡过湘江，迅速到达座落在三面环山，背靠资水的油榨坪，集中休整，八军团的部队只剩下了六百多人，其余大部溃散在湘江东岸。
油榨坪是个二百余户的村镇，在这茫茫苍苍的大山区，这也算是较大村镇了，在三百六十万分之一的袖珍地图上，标有它的大名。指挥部设置在靠近资水的一家小地主的庭院里。
1934年12月4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多余人员，全部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立即检查、抛弃、销毁不必要的文牍、物资及行李。
这曾使毛泽东讽之谓磨破了脚的砂子，现在已经彻底倒掉了。
周恩来坐在资水河边，他可以清醒地想象出，这支匆匆从血战中突围而出的部队，没有后方，没有补充，没有休息，不管它多么英勇善战，犹如希腊神话里的安泰，离开他的母亲大地，那是很容易被敌人打败的！若要取得最终胜利，他们必须争取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必须有个立足之地，以便站稳脚跟，然后才能对敌人进行有力的还击；在这点上，他们“最高三人团”是完全一致的。这并没有什么错，犹如后来，红军集聚到陕北，在刘志丹所建立的陕甘根据地立脚一样。
第二，必须有一个具备战胜敌人率领这支大军摆脱困境的统帅！这个统帅，必须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必须具有审时度势的坚强自信，还有那种左右大势的非凡的决策能力！他在敌军、红军中都能保持着一种难以撼动的不可企及的力度！他能把千万人的思想和意志统一起来，指导革命之舟脱离危险的航程。广昌之战不过是对李德威信的一次挫折；放弃中央苏区，也仅仅是对李德威信的一次沉重的动摇；而湘江之战，对李德的威信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最高三人团”都负有责任，尽管程度略有不同。他们必须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才能重建威望。
可是，也许和期望胜利的意愿相反，后面的征程会比目前更糟！
从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远征中，周恩来很容易看到这次远征的危险。本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激流险滩和暗礁！要越过这些艰难险阻，达到胜利的彼岸，这就要求这支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去完成看来难以完成的任务，去承受难以想像的牺牲，使人类的求解放求生存的欲望发挥到最大限度，提高到崇高的境界！
历史上有多少脱离后方的远征是胜利的？不可一世的风云英杰拿破仑1812年的远征莫斯科，失败得多惨？
那么，在“最高三人团”中，谁能够统帅这支大军走向胜利？在周恩来看来，博古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一个小的战斗决策，他也是依靠李德。
那么，李德行不行呢？显然也不行，他虽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虽然有街垒战的实践经验，也有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得到的军事理论和知识。但却缺乏驾驭大兵团作战的把握全局的那种能力。
广昌战役，李德的内在的眼力就失灵了。他那种认识事物的程序的连贯性被四个因素破坏了：一个来自敌方，一个来自国际，一个来自内部，一个来自自己。
将帅五德：“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谁能具备这些德能？谁在历次战役中，显露过过人的才智与胆魄？
周恩来的内视的目光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他了解他。
资水河边传来欢快的歌声。这是宣传鼓动队在教唱：
我们人人心中有一团火，
要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杀敌立功莫错过：
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周恩来心头涌起一阵酸楚。
在红军的中高层干部中，这些欢快的歌声并没有引起心灵的振奋，而是血战后的思考：
这种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
像周恩来这样，从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未来的更换统帅上着眼的人并不很多，这样想的无非是中央队里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周恩来一样，是来自对毛泽东的了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则是来自毛泽东直接对他们的影响。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却注视着这次严重挫折的客观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后果。
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难找，那就是后人所说的那顶沉重的轿子。
“兵贵神速”，这是班排连长都懂得的起码的军事常识。西征路上集中了红军所有的精英：战略家、军事家、谋略家，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德到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叶剑英，怎么没有能够防患于未然？
也许后人会说：那是当时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拒不听从正确的意见。
那么，当时轿子是怎么抬起来的？是谁让抬起来的？谁提过不能抬轿子的意见？谁拒绝这个意见而一定要抬轿子？抬轿子或不抬轿子在这样一个军事行为上，就一定体现了执行左倾右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线吗？今天打了胜仗归之于正确路线，若是明天又打了个败仗呢？是不是把路线斗争庸俗化了？
如果一切败仗都是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结果。那么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在1933年春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又相继粉碎了川军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多人，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下又执行了正确路线？那么，在遵义会议之后，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土城又打了败仗怎么说？
也许历史结论的随意性就在这里，看最后的解释权落在谁手。1959年的庐山会议既可以把左说成右，十年浩劫，也可以解释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甚至七八年就应该再来一次，而且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
这就应了中国那句极富哲理的俗话：公公婆婆吵架，自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悲的是历史不给他们平等的辩论机会，人们只能听到一个原告者或是当家人的声音，缺席审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面之词，历史原案也就这么暂时定了，当然也只能是暂时。物质不灭，真情难死，当人们从蒙昧中历尽磨难苏醒过来，重新思索、重新认识、重新审理，重新反思，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历史的画页再翻回湘江两岸。
那么，使西征大军遭受大难的这顶轿子是怎么样的一顶轿子呢？它有多么沉重？
从中央苏区出发时，仅就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就有一万四千多人，还有两千多副挑子和担架，另外是大批的驮骡驮马。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关和后方人员，既是这次战略转移的沉重负担，又是绝对不能丢弃的领导核心。
他们的行进方式必然有前锋后卫和两翼的掩护，这支庞大的机关被保护在五十多公里长的狭长的甬道里，缓缓地按部就班地向着湘江前移。
部队为保护任务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战场的机动性和主动权，像前后左右四个轿夫那样抬着轿子去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
这种状态只要有起码的军事常识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后来人们指责部队有逃跑避战思想。可是抬着轿子去攻击敌人怎么可能？要攻击，那就必须摔轿子！
这个轿子是可以摔的吗？
这也正是当时“最高三人团”在组织部队作战略转移的两难选择：
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用八万红军(一半是新兵)去和五十万敌军在苏区厮杀到底。除了这三条路外，当时别无选择。
当然，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们，在事后可以设想出第四、第五、第六或是第七种方案，可能比以上三种好一些，合理一些。但是，在当时，权衡来权衡去，只能采用抬轿子的办法，而且使不明真相的后人大为吃惊的是：这顶轿子竟然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
博古和李德也在反思，他们共同的反思却是自我辩解。这种自我辩护是由“中央队三人小组”所提出的指责引起的，他们认为这些责难并不公正，甚至认为散布对“最高三人团”的不满是一种非组织活动。这两位王明极“左”路线的推行者，尽管在中央苏区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堵塞言路消除不满，却还不敢把它上升到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行为。他们认为，人们在受到新的挫折时总喜欢怀旧，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一、二、三、四次“围剿”的胜利。
李德建议博古尽快找洛甫谈谈，绝不能任凭不满情绪继续泛滥，以免酿成灭顶之灾。
二、博古与毛泽东
油榨坪挤满了机关人员和直属部队。处处是匆匆忙忙的奔跑、喊叫、争吵。许多担架、骡马拥塞在狭窄的街道里，不啻为一个别开生面的闹市。
博古急匆匆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由于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特别是败仗之后，他也不希望引起别人注意。但他不知道洛甫住在什么地方，只好派警卫人员去打听，他站在一个小店铺的廊檐下等候。
天气很好，1934年12月2日下4时的和煦阳光，怀着善意和柔情抚慰着劫难后的人群，远处的越城岭的锯齿形的峰峦象一排列队的巨人，威严沉郁地颔首静立在那里，恭候他们光临。
博古在焦燥不宁的等待，警卫员却迟迟不来。
前面两匹重载的驮骡相撞，物资散落在街口，巷道发生了阻塞，一排抬伤员的担架停在他的前边。
靠他最近的一个伤员，伤在腹部，绷带洇出已经干结的铁锈色的血。脸上象蒙上一层死灰，他望了博古一眼，那是濒临死亡深渊的眼神，无言地瞩望着他要去的那个陌生世界。
接着就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头上缠着绷带，脸肿得像透明的瓦罐似的伤员认出了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猛然从担架上坐起：
“博古同志，绝不能把我留下！”
这声音是可怕的，象一头豹子受了致命创伤之后的哀嚎，显然头部受伤使他神经受了刺激，充血的眼睛，从肿成一条缝的眼皮下透出一种疯狂。
博古一时认不出这就是时常给他送电文的机要秘书。但他知道，安插伤员这是最棘手的任务。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安插几乎等于丢弃，许多伤员宁愿自杀，也不愿落进敌人手里。
“我叫他们把我打死，”他一甩手臂，僵直的指着陪送的卫生人员，“可这些狗崽子们反而把我的手枪没收了！”
这瞬间产生的强烈色彩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之声，极富悲剧气味。
博古只好跨前几步，蹲在担架前，安抚他：
“我叫他们一定把你安插在可靠的基本群众家里，多给你留下一些经费，等伤好了，可以再找部队嘛。”
连博古也知道，这种哄孩子式的宽慰，显然不解决问题。
“你命令他们打死我，用我的手枪。”他用不可违抗的声调，给博古下了命令。
“同志，你不要冲动，这样不好，……
“那好，我自己来，”不知何处来了一股蛮力，他几把就把绷带扯了下来，血流如注，受了电击似地仰倒下去。很难说是昏迷还是死了过去。
博古手扶担架，石化了似地蹲在那里，不知如何办好。
“博古同志，你还是忙去吧，”卫生队长把博古搀起来，“处理伤员是最叫人挠头的事，他们不管不顾，……你不好办。”
“是，是，”博古很感谢卫生队长善意的开导。如果伤员跺脚骂娘，任何人也只好忍着。
他一回头，警卫员正好来到他身边，轻声说：
“首长，他们离这里不远。”
博古带着伤员留给他的一腔沮丧之情，一脚踏进警卫人员指给他的小院。他首先闻到一股扑鼻的肉香，接着听到毛泽东的浓重而又欢快的湖南口音，似乎在开一句什么玩笑。
“我来看看你们，“博古站在门口，当即找到了探访的借口，“稼祥的伤口怎么样了？”
“进来，进来，你来得晚了一会，”坐在桌子右边的王稼祥热情地用手势向博古打招呼说，“供给处分了一只鸡，饱餐了一顿，……我身体还可以。”
“请坐吧！”坐在方桌另一边的毛泽东动了动身子，指指左边的那个空着的坐位，“洛甫刚刚走了，他觉得不舒服，大概是放的辣子太多了，吃不消。”
博古坐下后，却不知如何开口，毛泽东放下筷子，示意警卫人员收拾桌子。
“打仗要好的指挥员，改善伙食可要好的供给处长，怎么样，你们军委纵队的伙食怎么样？”毛泽东拿起香烟递给博古，博古摇摇手表示不吸。他便自己吸起来。
“当然不如你们休养连。不过有时吃得也很好，有时就只好啃红薯了……”
警卫人员在收拾桌子，毛泽东一边悠悠然地吸着烟，一边风趣地开着顽笑：
“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可是，我们连鸡肋也都啃光了。”
“当然，三个人吃一只鸡(其实是两只)，太少了嘛。”博古应酬着，仍然找不到可以深入交谈的话题，“明天翻越老山界，据说挺陡的，你们又不能骑马，坐担架就更困难了……”博古说出这种说了等于什么也没说的话，颇为后悔，但仍然无法打破尴尬的局面。
“山再高总被踏在人脚下。”毛泽东吸着烟。
“必要的时候，刘大个子可以背着我爬山，”王稼祥诚挚地希望博古放心，“过九嶷山的时候，就是他背我过苍鹰岩的。”
“这次转移，比预想的困难，湘江一战损失太大，除了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外，主观指导上肯定有很多不当，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博古点到此处，不再多讲，以试探对方的反应，引出对方的论点。
“应该很好的加以总结了。”王稼祥坦直地说，“像这样马不停蹄当然不行，静不下来嘛，要有个相对的安定环境……”
“我们(指三人团)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
“思考是纠正失误的前提，“毛泽东弹弹烟灰，“找出个所以然来嘛，魏征的话是对的：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我们也要想想为什么失利嘛。找出失利的原因来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