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的记述不准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军事知识，也不懂军事术语，当时也无人向委员长的夫人去谈论事情经过真相。显然，她把她丈夫描绘成一个营长了。当时，抚州离火线还在百里之外，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的北路军，拥有最精锐的部队。发生一次误会战斗，绝轮不到蒋介石亲自派出“密探”，行营司令部和侍从室紧紧跟随也用不到蒋介石亲自焚烧文件；更用不着蒋介石把警卫部队都派上前线，只留下一个小卫队供他组织警戒线。而且把装甲车写成卡车。同时，也反映了一向养尊处优的阔小姐和贵夫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甚至误谈在除夕之时山野里有李树花开。
闯出这场祸来，差一点被枪毙的二九四旅旅长后来的国民党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在八十五岁时回忆了这段经历，看来比较接近真实。他在《六见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心想，与友军发生冲突，责任已是不小，侍从室的人出现，说明蒋介石在临川，这惊‘驾’的罪过，更是非同小可，不死也得脱层皮啊。
“正在我惶惶不安之时，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也称卫队长)宣铁吾找来了，他一见面就吐舌摇头：‘唉呀，老兄你怎么搞的嘛，竟闯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啊！’说着，把军帽摘下来扔在桌子上。虽是数九隆冬天气；他的头顶上却在冒热气。
“我急得直甩手，‘我做梦哩！要知道委员长在临川，我宁愿绕十万八千里的大弯，决不会从临川经过啊！’
“宣铁吾一边拭汗一边舒展着双腿，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城里城外来回跑了好几趟了。他告诉我：‘老先生(侍从官们对蒋介石这么称呼)正在视察十三师。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州造反，本来要去浦城督战的；十三师师长万耀煌请求说：’十三师官兵都渴望聆听委员长教诲，请委座对部队训了话再走，所以耽误了一天。却碰巧发生了这件事。刚才你们装甲车上的子弹都飞到城里来了，老先生以为兵变，蒋夫人直叫快把手枪给她。如果是兵变，她就自杀，决不受辱。唉呀：这祸闯大了。”
“我听了惊得跌坐在椅子上，半晌才说出话来：‘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怎么打起来的。装甲车驶至七里岗，突然遭到袭击，士兵们说有土匪，有土匪能不打吗？’宣铁吾拍着大腿说：‘唉，那是新开到的保定补充旅啊，他们说哨兵命令你们停车，你们不停，他们才开枪。’”
“我气得跳起来说：‘天晓得，我们在封闭的装甲车内，马达的响声又那么大，而且在夜间，哪里听得见看得清呢？’”
由于方靖是黄埔军校四期生，在蒋介石面前喊了几声“校长，校长，学生有下情报告，”才免了死罪交军法处惩办，由于顾祝同和陈诚力保，先撤职查办以示惩戒，而后再官复原职。
宋美龄坐在沙发椅上，面对熊熊炉火，对于临川之夜的回忆，在脑海里映现了几个片段就闪过去了。蒋介石那惨痛而怨恨的喊声，却在她耳畔震响不止：“背叛，背叛，该死的背叛！”
宋美龄不懂军事，却知道红军渡过了湘江，都是各地方实力派“自保图存”不为党国(也就是蒋介石)尽力的结果，这不是一种更隐晦更深刻的“背叛”吗？
她安静地坐着，只觉得心烦意乱，心房凄楚得发胀。她仰望着西斯廷圣母像，深感灵魂的孤独和寂寞。
恬静、纯洁、优雅、尊严、安详、美丽的圣母在光耀明丽的天空中，从拉开的天幕间清晰地走向人间，她迈着轻盈坚定的脚步踏在温柔的彩云上。她的美丽的面容表现出巨大的内在力量，既表现了对婴孩的抚爱，同时又带有几分对婴儿未来命运的担忧。
有一次，蒋介石问她：为什么叫西斯廷圣母？那个身着沉重法衣的老头是谁？那右下方虔诚沉默的女人又是谁？
她带着精通基督教会的骄矜解释说：文艺复兴时代，许多艺术大师都画过很多圣母像：达芬奇画过贝努瓦圣母和岩间圣母；拉斐尔画过德拉·赛吉圣母、格兰杜卡圣母。可是，以他的西斯廷圣母最为杰出，因为这幅圣母像是挂在意大利一个叫皮雅琴察小城的西斯廷教堂里。如果叫西斯廷教堂里的圣母像就明白了。那个用手指着人间大地的老头叫西克斯特，那个虔诚的女人叫圣瓦尔瓦拉，圣母怀中的婴儿用好奇的天真无邪的眼睛瞩望着陌生的人间。
现在，圣母脸上那不屈不挠的坚强神情和对上帝所创造的功绩的伟大的感知，对宋美龄的郁闷难抒的心情丝毫不起作用。她忽然想起，应该叫端纳来聊天。
三、国事与家庭私人顾问端纳
端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通”，因为他此时已经年逾六十，宋美龄与其私人相处甚洽而不引起疑忌。她视端纳如兄长，熟切地叫他“端”。在庆祝端纳六十寿辰举行的家宴上，宋美龄送给端纳四句评语：
坦诚温良，知识深广。
谦然自守，不求显扬。
端纳性格温和如水，为人淡泊，他曾自己宣称：“我视名利如浮云。”
在宋美龄看来，端纳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坦直诚笃，可以与他推心置腹把袂共语，视为投契的良朋益友。
端纳，澳大利亚人，祖籍英格兰(许多史料说他是英国人)，1902年到香港，在《中国邮报》任职八年，升任为经理。1905年兼任《纽约捷报》驻港通讯员及《远东》杂志主笔，那年他才三十一岁。其间曾任两广总督张人俊的名誉顾问。辛亥革命后，曾一度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1911年至1919年先后任上海《远东时报》编辑、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
他的深邃的眼睛，无时不在审视神州时局的兴衰更替，无时不在观察华夏上空的风云变幻。
英国，需要他提供有关中国的战略性的见解。
他以记者的敏锐嗅觉，1915年最先发表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原文，1920年起担任北京政府顾问。1928年后任张学良的私人顾问，陪同张少帅游历了欧洲六国。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把他从张学良手里强行要了过来。
端纳对蒋介石政权所存在的问题是直言不讳的。他曾指责宋美龄从不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他指责蒋介石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微。
在他看来，蒋介石只熟悉军阀，在对付军阀方面和管理自己的军队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他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他完全依靠下属向他汇报情况，自己呆在自己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这是很危险的。
端纳还认为，毛泽东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问题和愿望，并相信农民的潜力，取得了农民的支持。
在端纳看来，孙中山虽然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他不了解军阀，所以在依靠军阀时，老吃军阀的亏。蒋介石则不同，他熟悉军阀并打败他们，但不等于征服他们。这些各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仍各自为政，独霸一域，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阳奉阴违、明顶暗抗，伺机谋叛。蒋介石的不完全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
毛泽东则不同，他深深地扎根在农民之中。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便是深厚的立国根基。不用说有了共产主义的引导，即使在没有共产党领导，历代的农民暴动照样能推翻许多封建王朝。
所以，端纳坦率地批评蒋介石、宋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狭隘，建议他们到各省去看一看。
蒋介石开始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只要把握了军权政权，就能统治天下。端纳坦直地与他争辩说：
委员长如果不像毛泽东一样同样了解他的人民，并取得人民的支持，那么他是不能进行一场有效的反共运动的，更不能指望统一全国。
端纳的理由是充分的。许多外国的所谓“中国通”，想不通掌握了上百万装备精良并训练有素的军队的蒋介石，为什么在一、二、三、四次围剿中，竟然被装备、数量、训练等均处劣势的“共匪”所打败。
端纳却懂得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地向宋美龄讲过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还讲过“阿喀琉斯的脚踵。”
熟读圣经的宋美龄当然知道这两个神话故事的含意：安泰的长处是他紧贴着母亲大地便有着无穷无尽不可战胜的力量。而阿喀琉斯的脚因为没有在溟河水中浸过，所以最易受到伤害。
端纳终于说服了宋美龄，而后又说服了蒋介石，所以蒋介石也想做安泰，也想像阿喀琉斯那样，到溟河里去浸一浸，以使自己力大无穷而又不被刀剑所伤。他带上宋美龄出发了，作了一次大西北之行。外国人认为这次旅行不仅是长途的而且是危险的。
但是，蒋介石毕竟不是来自人民的“安泰”，他也绝不会在溟河中浸湿自己的鞋，反人民的人要依靠人民，那不等于炉中求冰、缘木求鱼吗？非不愿也是不能也。
魏征云：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长途旅行，并不是深入人民，更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端纳这样记述了蒋介石“深入”人民的故事：
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他们遇到了一个人将国旗当作围裙围在臀部。那个人见到这些陌生人怒不可遏的样子很惊讶，他平静地解释道，他是个屠夫，碰巧这块布正好就在手边，而且又是红底的，血溅上去也不大显。蒋大发脾气，示意将此人就地立即处以绞刑。端纳插嘴说：绞死一个屠夫不足以解决问题。要恢复国旗的地位，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发一通脾气只能收到局部的效果，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下令在全国举行强制性的升旗仪式。这个屠夫的无知不能怪他本人，而要怪政府……蒋看到了要害，因此便发布命令。从此以后，每天早晨和晚上，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军人、官员和各组织机构，
围在旗杆周围，向代表中国的象征敬礼。
蒋介石和宋美龄根本不可能理解人民，既没有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更谈不上共同的感情，但宋美龄所到之处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讲，却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教士吸引到自己身边。
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评价宋美龄：“宋美龄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她却引起外国人的极大注意。不管她走到哪里，她就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讲话。她本来已经是上海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现在，她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她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传教士们集合到自己身边。传教士们只要能对朝廷扩大影响，自然是很高兴的，不管如何虚假，他们开始把美龄看成是基督教的旗手……美龄之所以像魔术似地变成一位地道的宣传家，是出于端纳这位长期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事务的干涉者的建议……”
端纳在五分钟之内，便来到了宋美龄的客厅，他穿着一身精工裁制的花呢西装，一头不算茂密的灰白色的卷发，两道浓眉下，一双深陷的褐色的眼睛显得和善而机警。他第一眼就看出宋美龄满脸哀伤和愁思，这是难以测度的深沉的忧戚。
这位深谙心理学的枢密顾问，并不给宋美龄以廉价的同情和宽慰，那会使她产生不真实感。他采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诱的回忆：
“这是胜利中的挫折，大幸中的不幸，共军渡过湘江，终是漏网之鱼，元气大伤，委员长已经饬令各方部队追堵围剿，以使共军不可能落地生根，只是增加了追剿的时日，多付一些代价就是了。”
宋美龄让秘书送来不加糖的咖啡，亲自端给端纳，等候秘书离去之后，端纳继续说：
“回想过去，委员长自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经过了无数坎坷和磨难，不都是化险为夷了吗？挫折，并不都是坏事，创业总是艰难的。培根说过，‘奇迹总是在厄运中出现’。”
“我总觉得委员长的敌人太多了。”宋美龄忽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委屈和伤心，“就是连我二姐也反对他，子文也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宋美龄的眼泪迅速地涌满了眼眶，低头唏嘘。
端纳知道宋美龄提的近年发生的两件事：
1933年底，宋子文认为蒋介石为了五次围剿所提出的军事预算过高，特别认为把大批金钱拨给各地方实力派收买他们剿共很不明智。蒋介石则坚持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宋子文则力主削减开支，以减轻国家债务。各不让步，蒋介石在盛怒之中，举手打了宋子文的耳光，宋子文愤而辞职，去了国外。蒋介石只好以孔祥熙来代替他。
1934年4月20日，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发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成立工农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对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委员长的敌人的确太多了！”端纳沉思地说，他盯视着逐渐熄灭下去的壁炉火，终于想到去加柴，“共产党的手段的确很高明，他在委员长大军围攻时，提出抗日的主张，这就使委员长处在两难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产党猛烈发展，实现他们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军，必然丧失人心，因为目前国人关心的并不是共产与不共产，而是不当亡国奴！
“那么，日寇在上海进攻时，共匪借机攻打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这不是扯住委员长的抗日的后腿吗？他们一边讲抗日，一边打抗日的中央军”，宋美龄由于委屈而变得忿恨了，“可是，怎么没有人责备共产党呢？”
“因为委员长握有中央政权，人们自然把抗日重任放在他的肩上！”端纳解释着，然后思索如何使蒋介石解脱此困境的良策，“啊，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斗争！非常复杂，非常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