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剧
寂寞、难过……
北见荣一和妻子菊江，生活在北陆地区的A市。北见先生是某大型都市银行的分行行长，他们住的地方是银行内部代租的高级公寓，月租十二万日元。菊江有个从十几岁起就认识的密友多加子，两人的丈夫还在同一家银行。两年前的春天，多加子接到菊江打来的一通电话，感觉很不对劲，她非常担心，急急忙忙从东京赶往A市。
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多是菊江给多加子打电话。从菊江的丈夫工作的城市打来，大概每个月一次的频率，两人会聊些家常，并没什么特别的。但自从菊江他们搬去了鹿儿岛，通话频率高了起来。那时候多加子住在山形县，几乎十来天就接到一通菊江的电话，后来变成每周一次，有时候甚至一天两次。
“她总是说‘我好寂寞啊，你呢？’说着说着就哭起来。我安慰她：‘这样不行哦’‘振作起来’‘要不，去外面走一走吧’……但没用，我感觉到，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自从菊江跟丈夫搬去A市，多加子就从对话里感觉到了异样，好像她有些生病的征兆，比如大白天打电话来哭哭啼啼，总是说“我好难过，这可怎么办……”之类的话。
“我邀请她过来散散心，定下来了好几次，跟她说可以借丈夫出差的机会，顺便来找我。但每次一到日子，我和她联系，她就哭着说，‘不来了，求求你，别见到我现在的样子……’也差不多是那段时间开始，经常听她在抽泣声里断断续续夹着‘我想死’‘我还是死了吧’之类的话……”
听到“死”字，多加子开始慌了。菊江以前住的银行公寓楼里，隔几户的邻居家里就发生过女主人上吊自杀的惨案。当时菊江很受打击。多加子不禁想起菊江那时的表情，与此时话筒后面菊江的表情重叠在一起，不是吧……万一……她不敢细想太多，担心得坐立难安。
她们有个共同好友——绫子，住在京都，丈夫也在同一家银行工作。加多子联系了绫子，两人在中间车站会合，第二天下午就一同乘车赶到了菊江家里，那时候春雪还未消融。
房间里一片漆黑，窗帘紧闭。十五块榻榻米大小的客厅里，被子散乱一地，菊江穿着睡衣，裹着被子，半蹲在地上。她一个人在家，说丈夫出差了。
被子旁边一片凌乱，电话，脏兮兮的烟灰缸，脱掉的外套、内衣，碎纸片，乱糟糟地堆了一地。菊江没有孩子，就把宠物狗当孩子一样疼爱，但最近怕是没人带它出门，大小便拉得家里到处都是。整个房间散发出刺鼻的酸臭味，其中还混合着酒气。
“她本来一百二十斤的体重，竟然瘦到了八十斤，手脚细得没了人形，肚子却鼓得像个孕妇，眼睛一圈黑得像唱戏的一样，那副样子，太可怕了。”
让多加子她们震惊的还不止这些。菊江竟然当着她们的面，倒了一满杯威士忌，一口干了下去。两个人阻拦着不让喝，她还不停地哀求着，让我喝吧……结果又像喝水一样灌下去。喝完开始狂吐，号哭。
外表看似幸福的高级公寓，谁能想到房间里竟是此般情景。究竟发生了什么？
去海边的精神病院
“对不起，我变成了这样子，但让我喝一点吧，求求你了，你看我的手，抖得停不下来了……”
菊江伸出枯瘦如柴的双手，向多加子她们哀求着。再一问，丈夫出差三天，她就一直这样喝了睡，睡了喝，浑浑噩噩地过了三天。
终于让她喝了一点，她才睡去，伴着轻微的鼾声。多加子趁这个时间，把房间收拾了一下，才发现，衣柜的棉被里、抽屉角落、储物柜里，到处散落着洋酒的空瓶子，数数有十几个。家里脏得一塌糊涂，厨房、浴室、卫生间，一看就知道很久没打扫过了。
多加子了解菊江，她是个比常人更爱干净的人，从来没有怠慢过家务。没想到，如今竟变得如此邋遢。
她们劝菊江先去医院看看，菊江不同意，说要等到丈夫回家再说，种种推托。第二天傍晚，菊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靠着墙，摇摇晃晃想走去卫生间，一头栽倒，吐出了咖啡色的血。
多加子吓坏了，赶紧叫救护车，可这种危急时刻，菊江还在抵抗，说：“不要打电话！邻居知道的话，我老公会很没面子。”多加子只好叫来出租车，总算把她送去了当地的综合医院。
那时候，菊江被诊断的结果，已经是重度酒精依赖症。
在医院做了紧急处理后，过了几天，菊江被转移到A市的精神病院，接受更专业的治疗。那是个靠日本海的小地方。医院盖在小丘陵的自然森林里，从窗户望出去，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沙滩和防风林，后面是冬天的银色大海，望不到边。
A医生是菊江的主治医师，他带我走去住院部的路上，我看到两三位女性患者靠在一起，坐在朝南的向阳处，闭目养神。她们也是酒精依赖症患者。这个医院的生活很简单，从早上六点起床，到晚上九点熄灯，病人就是吃饭、冥想、劳动、娱乐、反省……全靠大家自觉完成。我还看到，医院的墙壁上贴了很多句标语：
“更理性、更坚强、更认真，我发誓，一定戒酒！”
一个写着“保护室”的小房间里，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胡子拉碴。房间的水泥地板上铺着被子，他站在上面，弯着腰，伸手在墙上挠来挠去，好像在抓什么。
“他有小动物幻觉，感觉墙上有小动物在爬，就想用手去抓。这也是酒精依赖症的特有症状。”
A医生说，菊江刚住院的时候，也出现过幻听和幻觉。
她常常向护士投诉：“隔壁房间的吉他声，吵得我睡不着觉！快让他停下来！”她老说有人在弹吉他，还唱民谣，又或者觉得耳边有人在大声吵闹，还时不时出现被害妄想，“肯定是间谍，想把我关在屋子里，给我实施电击！”一直吵着要回家。
住在医院的女患者，都有着各种复杂经历。有个酒精中毒的女病人，本来都痊愈了，但丈夫在国外出差期间，旧病复发，酒瘾变成了购物瘾，一掷千金，狂买流行服装，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据说，她家的衣服堆积如山，多到可以开一家时装商店。
还有一位家庭主妇，和儿子的家庭教师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又自责，担心被丈夫发现，整天惴惴不安。因为太想逃避这种痛苦，便开始酗酒，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即便有些人完全恢复，也会被过去的阴影缠绕。她们心里很清楚，无论如何都不能碰酒，却又会在心魔的驱使下，像梦游一样，在超市偷东西，等回过神来时，已经被逮捕。
这些女性，都是心里太难过了，积郁成疾，才沾染上了酒精。
“她也是这样……”
医生娓娓道来这位银行行长夫人——菊江的故事。
想念死去的孩子
当时，和多加子一起送菊江去医院的是绫子，她丈夫和菊江的丈夫曾一起在神户分行共事，大家还一起住过阪急沿线的公司宿舍，关系相当密切。东京奥运会那年，菊江家搬去了东京，没多久，绫子家搬去了横滨。这之后，两家人的交往更深了。
“住东京的时候，她刚过三十，我们一起学习法国刺绣，还跟老公上司的太太一起学印染……有时候会约四五个聊得来的女性，喝酒啊，聚一下。那时候，她挺受欢迎的，偶尔喝多了，醉的时候也胡言乱语，突然说什么‘啊，好想出家当尼姑啊……’”
绫子毫不避讳地说起这些。但菊江为什么“想出家”呢？
这应该和那些“孩子”有关，对菊江来说，这是永远无法释怀的心病。
在菊江二十八岁那年春天，她怀有六个多月的身孕。当时，丈夫结束了福冈的工作，被调去神户。那个年代还没有新干线，只能坐夜间卧铺。凌晨，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厢突然受到强烈撞击，剧烈摇晃，菊江也跟着从床上翻滚下来，撞到了肚子。
虽然最后也到了神户住所，但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天夜里，菊江感觉很不舒服，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流产。
“宝宝的手指像小叉子一样，小小的，多可爱啊……”
每每说起这段往事，菊江都忍不住流下眼泪。其实这之前，菊江已经流产过一次，没想到，这次又这样，要说不介意那是不可能的。更不幸的是，火车事故后，她又经历了一次七个月的早产。
“那孩子活了三十多个小时，她一直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采取急救措施……孩子死后，被埋在了神户郊外的公共墓地。这之后，菊江就常念叨‘要是那孩子还活着，今年就多少岁了’之类的。”
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孩子”，却让菊江深深挂念。而这时，她丈夫晋升管理层，当了广岛分行的领导，再次面临搬家，更加剧了对菊江的折磨。
“我最近啊，常常听到孩子们在叫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哎，我死后，一定会下地狱吧……”
绫子说，从那时候起，开始听到菊江抱怨“很寂寞”。事实上，这可能也和绫子有关系。
住在东京的时候，大家一起学习法国刺绣，过着所谓银行行长夫人的“优雅”生活。菊江和绫子的关系在女伴中也尤为亲密。因为三十多岁的时候，她们都没孩子。
“公司公寓这种地方，如果家里没孩子，很容易被别人疏远。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俩‘同病相怜’，关系也就更亲近。”
但四十二岁那年，绫子自己也没想到，她高龄生了孩子。两个人的关系从此有了距离。
绫子告诉她自己怀孕的时候，菊江在电话里，很暖心地对绫子说：
“无论怎么样，一定要生下来！再辛苦，也要加油哦！”
她像在鼓励自己一样。虽然是真心为朋友开心，但从此以后，这条路上只剩自己一个人，菊江对无名的“那孩子”的思念也更深了。
菊江在广岛的房子是高层公寓，从十一楼的房间望出去，能远远看到广岛湾。夕阳西下，造船所的起重机被染成橘色。每天早上，送走丈夫后，她就被困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密室里，孤身一人。
“不仅仅是没有孩子的孤单，人到了四十岁，会被更复杂的心理因素困扰。”
菊江的主治医师A医生这么告诉我。是什么困扰呢？
罪魁祸首是失眠的夜晚
工作调动，是日本白领的家常便饭。菊江、多加子、绫子她们丈夫工作的银行也是如此，几乎每隔三年，就有次全国规模的人事调动。如果那一年赶上孩子升初中、高中，父亲就只好单身赴任，否则会影响孩子升学。调动次数之频繁，给家庭带来了很大影响。
即便全家跟着一起调动，也会给家人带来长期困扰。
多加子的丈夫，一直在管理岗位，工作三十多年来，远近调动加在一起，至少换过八个地方。多加子说，孩子初三那年，为了让他安心复习，只能拜托给在东京的父母照顾，结果变成了夫妻二人的世界。
“男人不论去哪儿，只要有工作，就能迅速建立起人际关系，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女人就没那么容易了，适应新环境相当花时间。就算报各种兴趣班，也不一定能遇到和之前一个流派圈子的老师。我先生还总说我，‘你这个人，做什么都半途而废’，其实是我每次刚进入状态，就要跟着他换地方，学什么都断断续续。”
住在东京时，菊江学了印染，会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亲戚，零花钱多的时候就和朋友聚会，慢慢地也有了自己的交际圈。
搬去广岛后，菊江断了之前的人际网络，又经历流产、早产的打击，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一给多加子她们打电话，就倾诉自己“寂寞”。
如果有孩子，还能参加PTA[2]，和孩子的母亲们交往熟识，但菊江没有机会，丈夫的工作调动对于她来说，只意味着更可怕的孤单。
“还有，和丈夫公司的太太们交往也很麻烦。男人的身份地位，会映射到女人的交往里。一不小心说了得罪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打交道得万分谨慎。所以我啊，和其他公司的太太们，什么保险公司、交通公司，交往时间还更长一些。”
多加子说，菊江搬去广岛后，也只和丈夫公司的家属交往，但都浮于表面。
渐渐地，菊江不爱出门了，更闹心的是，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家附近还总有噪音，失眠侵袭而来。广岛的房子在国道边，车流量很大，哪怕深夜也车水马龙，马达声不绝于耳。丈夫适应能力强，睡觉前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不知不觉也能睡着。但菊江辗转反侧，整夜睡不着。为了补回睡眠，她就想早上送走丈夫后白天再睡，然而还是无法入睡。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菊江喝起了威士忌，当成安眠药用。就算白天喝睡着了，晚上也能醒来，迎接丈夫回家……
被孤独包围着，那感觉就像独自穿越荒漠，她只好趁丈夫不在家，偷偷借酒精的力量，逃避失眠的痛苦——这种短效的安眠药，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影响，菊江自己也想象不到。
“没有孩子，从老公上班，到晚上回家，一整天的时间都是自由的——家庭主妇一旦沾上酒精，试图填补空虚，减轻自己的不满，就很容易变成酗酒。菊江也是这样，喝得醉醺醺的，但表面上，她的理由是，我只想睡觉……”精神科医生如此说道。
其实那个阶段，菊江正在和内心的空虚做着激烈斗争。
疏远的夫妻关系
身处孤独的公寓中，菊江很想缓解噪音导致的失眠，她爱上了白天喝酒，像是自我安慰般渐渐沦陷其中。一直以来，她都和丈夫一起吃早餐，后来慢慢没了食欲，一个人打发午饭、晚饭，也几乎不吃东西，甚至连准备的力气都没了。
到最后，喝到手指僵硬，甚至不受控制地发抖，指尖也跟着出现疼痛，无法弯曲，涂不上口红，也打不开电冰箱，因为抓不住把手。按电话号码的时候，得用两只手夹住钢笔，用笔尖才能按到数字。
主治医生说，女性从喝酒到酗酒，这个过程比男性快得多。菊江也只不过四年时间，就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然而，即便比男性的时间短得多，这期间，丈夫也不可能没有察觉吧？负责治疗的医生说，丈夫肯定一早就发现了，只不过没有努力阻止。
“酗酒，其实就是用酒精代替内心语言，表达说不出口的情绪。对菊江来说，这是个暗示行为，她内心非常希望丈夫来制止她，看到她的内在需求。”
但这位丈夫没有回应妻子的需求，也没能消除她的不满，反而纵容她，对她的表达视而不见。他以为这是好的方法，结果妻子对这种忽略更加不满，只好继续自我折磨——医生如此分析了两个人的关系。
“说直接点，这对夫妻，缺少男女之间更简单粗暴的交流。比如，这位丈夫完全可以很生气地把瓶子抢下来，甚至骂妻子‘你这个混蛋，又想喝酒！’，但他没有这样做。而妻子呢，也没有自制力，她本来可以选择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她选择自己忍着，不愿意给对方添麻烦，最后都成了自己的精神压力……表面上看，他们夫妻的关系风平浪静，其实暗地里，隐藏着各种危险因素，导致妻子最终染上酒精依赖症……”
山田洋次[3]导演的系列电影——《男人不容易》（中译《寅次郎的故事》）里，主角寅次郎动不动就因为小事而暴怒，甚至大打出手。观众们看到这样的人设，都会爆笑不已，觉得他很蠢，很可爱，但看着看着，又会忍不住哭起来——因为在寅次郎的世界里，他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没有这样的“危险因素”。
提起菊江的丈夫，朋友们多评价他“忠厚老实，成熟有担当，工作能力强，挑不出大毛病”。有这样的伴侣，菊江还有什么不满，以至于用语言都无法表达？
于是，我去见了菊江。
一个严寒的冬日，雪花从黯淡的天空飘落，我赶往A市郊区的一家旅馆。菊江已到达二楼房间。出现在我面前的她，竖着大衣领子，又裹了一件大披肩，看起来是上了些年纪，毕竟四十九岁了，但言谈举止，仍是行长夫人的气质。
她心里应该挣扎了很久，考虑该如何与陌生人谈起自己的过去，而且是堪称悲惨的往事。但她的表情看不出丝毫异样，说话还是那么温柔。然而，聊了才知道，眼前这位行长夫人，其实出生在普通家庭，也有过并不幸福的童年。
菊江的老家在长崎县的海港小城。父亲是家具师傅，手艺好，带有两三个徒弟，就是脾气暴躁，常常喝醉了酒对母亲大打出手。菊江晚上上床后，常听到父亲骂骂咧咧，都是在训斥母亲。
“我小时候总在想，为什么妈妈不从爸爸身边逃走呢，我甚至还恨过我父亲。直到长大后，我才想明白，其实，父亲也有宠爱妈妈的时候，慢慢地，也原谅了他……”
菊江的母亲，娘家是开酿酒厂的，她和做木工的父亲似乎不登对，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菊江小时候一直没想通。在她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突然不辞而别。
寂寞的少女时代
“女演员冈田嘉子与杉本良吉手牵手，越过桦太敷香町（现库页岛波罗尼克）的国境线，进入苏联……”[4]
这是昭和十三年（1938）一月三日的新闻，大家在一片震惊里迎来了新年。前一年七月，日军入侵中国，战火硝烟弥漫，临近年末，又占领了南京。军国主义横行的背景下，上原谦和田中绢代的电影《爱染桂》[5]大获成功，主题曲《旅行的夜风》唱片销量达到百万张，真是个宛如梦幻泡影的时代。
菊江的母亲，这个生活在长崎海港小城的女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的。那一天，母亲抛下五岁的菊江和正值青春期的菊江的兄姐，独自踏上了开往上海的邮轮。
乡土史专家说：
“昭和十几年的时候，上海与长崎之间的往来极其密切。邮轮‘上海号’和‘长崎号’，在港口之间不停往返，下午从长崎出港的船，在第二天早上的绯色朝霞中，就能抵达扬子江河口，傍晚抵达上海。那时候，去上海的人太多了，中学修学旅行去上海，想去赌马也说走就走……做贸易的人就更多了，他们给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卖友禅染的和服、挂画，给中国人卖仁丹、肠胃药、牙膏等。”
菊江的母亲混在这些商人里，去上海卖起了和服。
虽说上海不远，但一个家庭主妇孤身一人，远走经商，亦属罕见。所以，熟人都推测，要不就是这个女人太强势，要不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但菊江什么都不知道。
“听说是父亲在外面欠了钱，也可能是妈妈太辛苦了，总是挨父亲的打，想逃离这个家……但不管怎么说，妈妈什么都没跟我说，不辞而别，我当时很受伤。那天，我回到家发现妈妈不在，之后也一直没回来……”
“大概每隔三个月，妈妈回来一次，但很快又走。长的时候，隔半年才回来。小学入学典礼那天妈妈也不在，是姐姐陪我去的，她大我九岁。”
“我小学在海边，在学校可以听到邮轮的汽笛声，每次一放学，听到‘上海号’、‘长崎号’拉长的‘嘟——’声，我就很紧张，怕妈妈刚回来又走了，会不会等下一到家，又见不到她了。有时候，担心真的成了现实。所以那时候起，我就没有安全感，总想着‘会不会……’，一直很不安……”
母亲走的时候，菊江还小，家里人可怜她，都很疼爱她。不光是爸爸、爷爷奶奶，连哥哥姐姐，都像疼宠物似的宠着她。
“我和兄姐的年龄差了不少，所以他们很少把我当成玩伴，和他们一起玩耍、吵架什么的，印象里都没有。在家里，我总被特殊对待，假如只有一个点心，我说想吃，大家就说，好吧，给你吧……总是这样。妈妈的缺席，反而让我得到了更多溺爱。”
精神科医生说，这样的成长轨迹，可以折射出菊江后来的心理问题。
“女孩子大多通过父亲来构建男性形象，但菊江的父亲爱喝酒，又对母亲动粗，造成菊江对他有抵触情绪，认为父亲是‘自私的、不讲道理的渣男’，这让她后来选择伴侣时，倾向于找和父亲截然不同的类型。父亲没能给到她的，她希望在这个男性身上得到。也就是说，丈夫成了‘父亲的替代’。”
菊江夫妇之间就是这样，父女关系取代了男女关系。菊江自小在溺爱里长大，独立性很差，这也延续到了和丈夫的关系里，在丈夫的“保护伞”下，开始了新的人生。但是，人不能一直被动地活着。在菊江内心深处，“无法离开丈夫的自己”和“想要离开丈夫的自己”，渐渐形成了激烈冲突。
戴着面具假装幸福
二十三岁那年，菊江和丈夫结了婚。从私立女子商业学校毕业后，她作为新员工入职银行，那刚好是她丈夫工作的公司。
“当时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成家，妈妈也从外面回来了，我和父母三个人生活在一起。但我的原生家庭，从来没有一家人的温馨，我早就想离开了。当时有点急着嫁出去，哪怕对方并不是我的理想类型。”菊江笑着说。
她丈夫是家里的长子，全家人在战争期间去了伪满地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回到日本后，他几经努力才从大学毕业。他入职时已经二十五岁，和公司传统的新人直升路径大为不同。当时是昭和二十年代（1945—1954年），日本经济一片惨淡，所以到现在，他还时不时“梦到被入职考试淘汰”。没办法，这就是昭和第一代人吃过的苦头。
婚后，两人有时候像父女，有时又像是朋友，但在别人眼里，绝对是幸福的一对。菊江自己也表现得很幸福，经常叫上朋友来家里聚餐，还一起打麻将，这也是丈夫教她的。有时，丈夫在外应酬喝多了，把同事下属都叫到家里来，菊江也不怒，跑前跑后地准备下酒菜，热情接待，和大家打成一片，又喝又闹。任谁都会夸她是位好太太，会和人相处。
但只有菊江自己，听到了内心发出的声音——我会不会只是在演“幸福的戏”？这种声音，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就是大家在家里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开心，也觉得没有意思，但还是要配合，装成懂事的太太。这种表里不一，渐渐成了我的心病。”
而正是丈夫让菊江意识到这种反差。对这位时而是父亲，时而是朋友的伴侣，菊江发现了两人之间的问题。
“我先生这个人，说好听一点，就是精神健康，他不太想复杂的事情，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人生应该多多享受。而我刚好相反，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花时间搞个一清二楚。每次有矛盾，他调整得很快，可以马上岔开话题，呼呼就睡着了。我却放不下，甚至想把他给叫醒，争个清楚明白……如果说懂得女性的苦恼、会操心也算是种美德的话，那他简直就是毫不体贴的男人，完全无法理解女性思维。渐渐地，我有种唱独角戏的感觉……”
菊江内心的情绪变化，像酒精发酵一样，在慢慢酝酿，但丈夫没有发现这一点。甚至，连菊江自己也选择沉默，并不想表露出这种不满，只是继续扮演着好太太的角色。
“有时，我俩出去看电影，很想和他深入探讨一下，但又担心，他工作这么忙，我说多了他会很烦吧，肯定觉得我很吵。我才不愿意招人烦，不如简单一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行了，我先生肯定也喜欢这种女性……我就这样给真实的自己戴上了面具，把自己嵌入他希望的样子里。哪怕以后脸蛋没那么可爱了，至少要性格可爱，才不会被嫌弃……为了做这种惹人怜爱的女人，我扼杀了自己的本性……”
一年又一年，丈夫在职场上步步高升，但工作也越来越忙，常常连着好多天深夜才回家，不是有应酬的饭局，就是在打麻将，周末也要陪客户打高尔夫球。菊江好不容易盼来的休息日，经常化为泡影。
“你别等我了，自己先吃吧。”
每次接到丈夫的电话，差不多都是这句话。菊江只能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机械地往嘴里送东西，食不知味。菊江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漫无止境地等待丈夫
会交际，深受丈夫的同事和手下好评，扮演着看起来很幸福的太太……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她只是不想辜负丈夫的期待，一直勉强自己……
真实的自己，戴着假面的自己，互相交织着，痛苦地折磨着菊江的内心，雪上加霜的是，没孩子这事，更让她深深内疚。
“丈夫是家里的长子，而我却生不了孩子，公婆有意见也是正常。而且，我是怀孕后流产，当然，我也没觉得是丈夫的错。可是流产后，我婆婆没有跟我说过一句鼓励安慰的话，‘注意身体啊’、‘下次加油’之类的都没有，这让我很难受。她只给我寄来一封信，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说得好像我有缺陷一样。”
菊江自己本来已经缓过来一些，虽然孩子没了，那也没办法，不全是自己的错……但被婆婆这么一说，又陷入了自卑中，觉得自己是个“不能生孩子的失职妻子”。
“但我从没说过婆婆的半句不是，一是不想破坏婆媳关系，二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父母不好，我丈夫肯定也不好受……只要我和丈夫的关系不受影响就行了，就这么想的。况且，比起惩罚别人，压抑自己更容易一些，就这样忍了下去，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
勉强自己，最后，全部积累成内心压力。
菊江读的是女子商业学校，校风特别传统，教育方针也倾向于培养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比如女孩子要擅长打算盘，嫁人后要相夫教子……虽然菊江自己很反感，但她的父母和亲人都是明治时代的人，在长崎土生土长，骨子里继承了这种老传统。
“没孩子让我很内疚，有些话想和婆婆说，却总开不了口，也许我内心还是被传统的价值观深深束缚着吧，再加上我不停地把自己框入‘好妻子应该怎样’之类设定好的模子里。但真实的我，很想从那里逃离……这种对立使压力越来越大。”
菊江的内心变化，如果能倾诉给丈夫，也许事态会完全不同。不过，即便妻子这么做了，丈夫也不一定能很好地处理吧。世上有几个丈夫能发现妻子细微的心理变化，又愿意静下心认真倾听，想要去帮助她呢？男人总觉得“女人的话无足轻重，都是琐碎的小事”，整天陷在利益至上的工作里，生生扼杀了女人的表达欲望。菊江的情况则更为严重，自从丈夫升职后，两个人连说话的时间都没了。
“今天会早点回来吗？”
“这个我要去了公司才知道啊。”
这个阶段，两人还有些情感交流，之后没多久，连这种交流也荡然无存了。
“他早上出门上班前有几分钟时间，两个人可以面对面说上话。等他晚上回到家，倒头就睡。生活里的琐事，做妻子的也想和老公分享，比如隔壁家的三花猫如何……这些日常，都想晚上和他说说，一直等他回家。结果怎么等都等不回来，只好再等星期天，谁知道又有其他事情……其实，说什么并不重要，只是想和丈夫聊聊天……日积月累，情绪积压起来，最后终于忍不了了。”
菊江的丈夫从分行次长升到行长时，还不到五十岁。这个职位，对银行从业者来说，正是如鱼得水的阶段。不过，这也是他一步步踏实努力的结果。
“我和我丈夫，就像坐了两个不同的升降电梯，他一直向上，而我一直向下，就这样错开了……”
菊江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婚姻状态。她心底涌起的寂寞，无人知晓，只有无边无际的空虚做伴。
丈夫的职场异常残酷
内心崩溃，却无法和丈夫沟通，只能压抑自己，在煎熬的边缘，孤独地等待丈夫回家……这样的日子，让菊江的压力逐渐膨胀。
负责治疗菊江酒精依赖症的医生说：
“如果她本来就是没什么追求、小鸟依人型的女性，愿意依靠丈夫生活，也许压力还没这么大。可是她内心情感很丰富，又没有机会表露，只能封闭自己，‘一味地等待’丈夫回家，这种被动的人生，最后压垮了她。”
菊江在浑浑噩噩的日子里，不禁思考，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活，难道要注定过没有意义的人生吗……沉迷于威士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酒精进入身体的一瞬间，我一下子忘掉了所有烦恼，那些破事情，随便吧！这种感觉太虚幻，也太诱惑了，我真的好想得到解脱，所以第二天也喝，日复一日……”
当菊江陷入这样的状态时，丈夫竟然不闻不问，只顾着在公司忙前忙后。可是，究竟在忙些什么呢？
在银行业，总行会给分行下达销售指标，在此基础上，分行行长会提交预计完成的目标。往往到最后几天，大家就得拼命赶业绩。不过即便达成，竞争也没有结束。每个分行行长的业绩，都会被录入总行的电脑系统。这个系统，就像令人难以喘息的残酷世界，无情的评价无处不在。悲剧，也就这样发生了。
有一桩发生在中部地区A市分行的惨案。
十二月初的一天，下午三点多，营业课的女职员（二十六岁）要去四楼的物品保管室拿文件，就找总务课长拿钥匙，但钥匙怎么也找不到，只好找来万能钥匙，正准备打开铁栏大门时，却发现钥匙孔里插着一把。
“好奇怪啊，这是谁呀……”女职员觉得有些诡异，朝屋子里看了看，没发现什么，走了进去，结果却看到了眼前一幕。
“快来人啊！课长他……”
正在上班的男职员们听到惨叫，急忙飞奔过来。物品保管室里，两排并列的铁书架尽头，营业课的B课长上吊自杀了。
铁架最上面，挂着课长的皮带，他的脚下，有一张八十厘米高的台子。立案警察说，他应该是踩着这个上吊的。
“等我们赶到时，已经没气儿了。我们在地板上铺了被子，把他的尸体放平，他身上还整整齐齐地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据说那件西装，他有三套一模一样的。鞋也穿得好好的。穿戴这么齐整去自杀，真是罕见。不过也看得出，是个认真到头的人……”
同事说，当天B课长像往常一样，早上八点四十分来上班。听部下汇报了工作，又下达了指示后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座位上。
“B课长最近一直精神不太好，那天也是，看他回到自己的位子时，若有所思，无精打采的样子。”
银行三楼是员工食堂，他中午在那儿吃过午饭，有人看到他三点左右还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想到之后……
这位课长，毕业于国立大学，通过了国家公务员的最高级别考试，进入银行业，今年才四十三岁。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憧憬孤岛生活
我去见了B课长的直属上司，一位典型的金融精英，举止得体，说话滴水不漏，从始至终没有失态。
据说，这家银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直属上司和下属之间，每年有一次面对面交谈，沟通今后的计划、未来的职业打算，乃至个人的烦恼。不知道B课长走上绝路之前，有没有说过些什么呢？
“和他谈的时候，他说过，晋升速度太慢，还因为这个而抑郁。我当时鼓励他，你做得不错，拿出点自信来……”
B课长是昭和三十五年（1960）进的这家银行，同期入职者中有一半人以上都升到了分行次长以上的职位。和他同在A市分行的一个次长，原本是在他之后调来，还是他大学的学弟，后来却成了他的上司。这几乎意味着晋升通道被堵死了，他自己也一清二楚。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得不到晋升呢？
“他太认真了，认真到钻牛角尖，自我要求也高，但业务上总是出差错……”
比如说吸收储户存款，这是银行员工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业务。在上司眼里，他确实做得很认真，但总达不到预期效果，哪怕叮嘱再三。
“最后往往需要我们老板亲自去客户那里，才能搞定事情。虽说前期是他打好了基础，但还是挺受打击的，他总怀疑自己能力不行，不适合做这一行……”
当上课长后，他负责起草项目计划，然后交给次长、分行长过目，但经常出现无法按期上交的情况。
“尤其是这次，他拖到最后也没交……我就跟他说，哪怕没写好也要交上来，否则工作都开展不了。可他怎么想的，他非得准确考量过经济环境，才能动笔写，而且还总不肯顺着上头的意思做出乐观预期。这家伙还说，不想写敷衍了事的东西，自己每天也苦恼得不行。”
B课长的前一个工作地点是千叶县的C市分行，我也去见了他当时的上司。听说他在C分行的时候，经常和这位上司一起打高尔夫球。
B课长在这里做贷款业务时，曾发生过一件事情。他的一个下属，在融资的合同上写错了金额数字，导致银行在法庭判决上遭受了经济损失，这自然和课长脱不了干系。
“那件事情有了定论后，我们银行在内部发了全国通告，说‘今后要万分谨慎，不要再犯此类失误’，虽然隐去了分行的名字，也不是他的直接过错，但造成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
就在B课长自杀前两个月，同事也看出他的状态不好，就很少叫他一起出去喝酒。但有天晚上，上司很罕见地叫了他，他便和其他同事一起去了家挂着红灯笼的小酒馆。
有个年轻下属坐在他旁边，清楚地记得课长喝多了酒，贴到他耳边，声音含含糊糊地，突然冒出来一句：
“工作太没意思了，真想上吊自杀啊，我活不久了……”
“不是吧，课长……别吓我啊……”下属年龄小，也判断不出这句话中有几分玩笑、几分认真。另一个上司回忆起来说：“他那时候还说，‘好向往《鲁宾孙漂流记》里的那种生活啊，真想去南海的孤岛上过日子’之类的。我还回应他，一样，都一样，我也想离开这个规矩多的社会，偶尔贴近大自然，去孤岛什么的也不错……”
直到那天早上，他上班前还和妻子交谈了几句。
“今天不想上班了……”
“那，就请假在家休息吧……”
“哎，不行……工作还没做完……”
她没想到，四十三岁的丈夫竟就此赴死而去。
全勤的结局却是自我毁灭
悲剧发生后，银行方面才得知，B课长之前一直在精神科诊所看病。他担心被公司的人知道后，大家会把他当病人看待，影响晋升，对自己更加不利，所以拼命隐瞒。他的主治医师说，分行里好像确实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他第一次来，是自杀前十个月左右，当时已经确诊为重度抑郁，我建议他最好休假疗养。他总说事情太多，休息不了。作为医生，对他的离去，我感到很遗憾。”
读大学时，B课长组织过一个慈善团体，叫“一日一善会”，还帮忙清扫校园。他是个憨厚老实的人。银行的出勤记录上也可以看到，直到去世，他都没有缺勤过一天。不夸张地说，是工作毁灭了他。
课长去世后，银行的工作人员立即去慰问了他的父母，我听他们说了以下这样的话——
课长老家在九州南部的一个海边小镇。从市中心往南走，冷冻仓库和木材市场围着新建的港湾设施连成一排。面朝着宽阔的海滨路，有一家小卖部夹杂在蔬菜店和水果店中间，那里是课长的父母家。几个同事去的时候，看到店门口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围着围裙，正在收拾空箱子，摆放蔬菜。看年纪，推测是课长的母亲。
“联系老父亲的时候，他非常怨恨我们，一直说：‘我儿子那么优秀，连国家公务员考试都能通过，是你们银行不会用人！要是给我儿子安排更合适的职位，他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更能发挥能力呀！’”
年迈的父母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儿子怎么能狠心抛下妻儿，先走一步。这得是多痛苦啊！一想到儿子的痛苦，他们就难过得不行。
同事们胆战心惊，鼓起勇气打了招呼。老妇人果然是课长的母亲。她一个眼神望过来，大家都不敢出声，之后她转过头，继续做着手上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活到这个岁数，我从没有这么伤心欲绝。你们银行的人也打过电话了，说什么你们会继续努力，连我儿子的那一份一起，请他的老母亲也不要被打倒，也要继续努力……我和老头子，我们都不想再提那件事了，请你们回去吧。”
说着，老妇人掀起围裙一角，擦了擦眼睛，转身走进了店里。
在这个小镇的西边，有座小山丘，附近有一片新兴住宅区，都是崭新的独栋建筑。B课长的夫人就住在其中一栋中。门框上还挂着她先生的铭牌。同事们敲了两三下门，引得狗大声狂叫，她才稍微打开玄关旁的玻璃窗。
“请问您是……有什么事情吗？”她轻声问着。
同事们回应了一句，但狗叫得太凶了，她听不到说什么，轻轻拨开额头上的头发，才看清楚一些她的面容。听清来意后，她立即说，“我没什么好讲的”，声音虽小，但非常冰冷，转而迅速关上了窗。
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中部地区的一家分行，也出了不得了的事情。
那是十二月末的一个星期一，严寒冬日，大雪纷飞，地上积了厚厚的雪。分行的D次长一般都来得很早，坐在一楼靠近金库的位子。但那天到了营业时间，他也没来。次长之前在东京工作，这次单身赴任，住在分行旁边的公寓。他每个月有一两次回东京过周末，有临时情况的话，都会打电话过来，然而那天并没有电话。
下属打电话去他公寓，也没有人接。他本是个很谨慎的人，所以总让人觉得事情不太对劲……那天，一直到营业时间结束，也没有他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行长收到了一封信。
走投无路的五十岁
给行长寄信的，正是前一天消失的D次长。
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就这样不辞而别，我感到万分抱歉。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件事，我已经尽了全力……再次深表歉意。
信上写了这些，还零零碎碎地交代了一些事情，他负责保管的物件、钥匙之类的，都留在了银行，不小心带走了几张的士票，但已经撕毁作废。最后还写道：
我在这里正式提出辞职，还请多多包涵。
信封里还一起装着辞职信、身份证、职员徽章，邮戳显示寄出地是名古屋。
行长大吃一惊，赶紧检查次长的桌子，抽屉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又给他东京的家里打了电话，他夫人说也陆续收到了六七封信，信中写着，虽然因为工作的事情被行长骂过，但绝不是行长所说的那样。但是，一切都事与愿违，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死，虽然事情可能没有这么严重……
信上还这么写：
我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了。事到如今，我心里只想死给你们看，让你们后悔一辈子。虽然我放不下孩子，房子也没还完贷款，我也只能希望他们好好活下去了。我要一个人，去遥远的地方，孤独终老，拜托你们不要找我。
行长看得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玩失踪？
次长夫人也从东京赶来，在公寓里见到了行长，说：“我真没想到，他一个人生活还收拾得这么井井有条，看来他状态真的不好。这些旧报纸，堆放得分厘不差，好像用尺子量过一样。”
桌子上有个笔记本，里面记着NHK养生节目的解说，其中有关于胃肠病的内容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却极为规整。但无论怎么找，都没找出来蛛丝马迹。
夫人那天报了警，申请搜查失踪人口，之后一直等待着丈夫的消息。但直到过完新年，也没有线索。
行踪不明的D次长也毕业于国立大学，当年五十岁。
“他在我们总部的监察部门做了很久，是从分行营业厅岗位调过去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会不会因此造成了他的心力交瘁？不过，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他的内心波动。”
行长这么说道。信里提到的“那件事”，还有“被骂”，是指前不久，银行因为占地界线的问题，和旁边的业主发生了冲突。次长是负责人，非常烦恼，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绝不至于人间蒸发。D次长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呢？
“对银行的人来说，五十岁，是最焦虑的年纪。”
他的同事如此说道。如今，大多数都市银行、大型银行，都把退休年龄推迟到了六十岁，但实际上，一般五十岁左右，早的甚至四十八九岁，就得接受“调职”命令，在银行的相关企业或是客户的公司安排个差不多的位子，做两年回银行后，没有合适职位，只能让你退休——这几乎成了大家默认的流程。
“可以拒绝调任，但两次就是上限，再推脱就只能降职，发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或者干脆做‘窗边族’，基本上相当于处分。说什么‘银行不会倒闭’，那都是过去的神话，如今，竞争太激烈了。元老级也差不多是时候退场了，怎么减少人员支出，特别是中老年员工的支出是个大问题。”
D次长大概就是被这种冰冷的现实击倒了。
失踪一个月后，银行方面尊重他的辞职意愿，向其夫人支付了一笔退职金。而原因不明的次长失踪事件，也渐渐被大家淡忘了。直到六个月后，他突然出现——
与女职员的私奔
东京某区，夜晚。从私铁站出来，穿过商业街走十二三分钟，可以看到一片外形相似的独栋住宅群，D次长的家就坐落在里面的一个角落。此前，他给这个家寄来了令人悲痛的信件后便失去踪影。
半年之间，杳无音信。然而某一天，他又突然回到了这个家里。
抛下工作，离开妻子，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无目的旅行，唤醒疲惫的身心——这大概是每个上班族都做过的白日梦，但被逼失踪的D次长，绝不是为了追求如此浪漫的梦想。而且，消失后，他又回到了妻子身边，只能说明这个五十岁的男人无处可去。怎么看，都很没面子，他会不会向我和盘托出心里的苦闷呢？
“生还”后，他找了家小公司上班。我到的时候，他还没回家。一直等到了夜里十一点，路上依然人来人往，才看到他抱着便当盒回来。
“你好，我是银行介绍过来的……”
刚开口，他就一下子靠在门边上，不想听我说下去。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很抱歉……我连家人都没有说……没办法帮你这个忙……”
他耷拉着头，关上了玄关窗户，熄了灯。
当然，在银行业，上吊自杀、抛家弃子，走极端之路的人肯定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不是也可以推测，正是因为他们生存的商业空间里气氛太压抑，导致敏感脆弱的人无法承受，才走上不归路？这种压抑不只存在于菊江丈夫的银行，在日本，随处都可见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男人。就这一事件，我试着问过一个中年银行职员，他在另一家颇具实力的都市银行上班。
“其实银行都会把这些丑闻压下去，连内部员工都不知道实情。但就我所知……”他说着，列举了这两三年发生的悲剧，自杀、失踪，还有猝死，甚至还有被标榜为“战死”的。
他们位于大阪商业区的一家分行，之前发生过自杀事件。一个三十多岁的员工，因为苦恼“对自己没信心，觉得以后也难晋升”，竟然就在单身宿舍上吊了，还是个国立大学的精英。
东京南部的分行，一个四十多岁的课长和手下一名女员工一起失踪了。银行方面立即做了处分，开除了私奔的两人。
市中心繁华区的分行，一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职员，也和女职员一起失踪了。据说，他平时总抱怨“觉得工作没希望”。
东京都国电站的分行，一个四十多岁的课长代理猝死。同事说是过劳死。
同样是东京都内，私铁站前的分行，一个课长直接在公司猝死。据说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奋战在工作一线，是业内出了名的工作狂。
去见菊江的丈夫北见荣一之前，我听人这样讲：
“他啊，是个随和的人，平时很活泼，性格开朗。女人们都说，菊江的丈夫啊，真是个好男人。在家里，他还自己腌泡菜，自己擀饺子皮，做饭比他太太还好。”
是不是真像传言说的这么好，我决定去见这位分行长求证。他刚从外地开会出差回来，很快就给了我回复。据他说，和自己同期入职的有一百人，如今还在银行业的，估计只有二十人了。有的离职，有的被调任，也有人自杀。剩下的人里，做到总行部长，或者分行长以上级别的，只有七个人。可以说，北见是一百人里胜出的七人之一。
“不过呢，现在回过头来看……”
说到菊江突然陷入酒精依赖症，这位分行长，和我聊起了“丈夫的理由”。
工作狂的理由
北见荣一进入管理层，荣升分行次长，是在昭和四十五年（1970）。那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大阪举办了世博会，每个人都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北见当时刚四十岁出头，是最能干的年纪，又在公司里有了些地位，帮银行做企业融资，没有理由不拼尽全力。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年轻时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头，真的像傻瓜一样。但工作真的很开心啊，没办法。”
当时，北见是贷款部的次长，接手了一个协助融资的项目，是帮某大型造船公司旗下的承包企业贷款盖工业区。
那个年代，日本的造船业有很多国外订单，每日马力全开。不过，一旦大型造船厂的零配件跟不上，就会影响生产进程，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如何快速提供资材，成了形势所逼、亟待解决的课题。
原本，这些承包工厂分散在造船厂周边，但现在，必须将这些工厂集中在一个地方，造一个全新的工业区。
“当时，我们和各个承包企业的老板一起，开学习会，去其他工业区参观。看起来我们只负责融资，但其实从计划到完工，全程都有参与。竣工时，那种大功告成的成就感，到现在都忘不了。”
北见说，和手下一同经历了这些工作的艰难险阻，到最后看到完工的巨大船舶时，不禁想起自己为此而奋斗的岁月。看到船，就感觉自己也有一份功劳……
他说，如此醉心于金融业的工作，就是因为完成项目时的喜悦，太有魔力。
不仅如此，这个工作还有另一个魔力，让人非常享受……那就是男人间的友情，一起经历了人生百态的交情。
“我们和中小企业的社长、专务，都有很深的交往，可以说是男人的感情吧。即便现在，我出差去某个城市，一到车站就会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二话不说，立即就会赶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也是我觉得工作有意思的原因啊……”
北见说他有一个交心的朋友，就是在负责工业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朋友还只是造船公司的中层，现在已经做到了大企业的高管。
“到现在见面，他还总说，要不是你和我一起干，我也到不了现在的位子……喝酒啊，打高尔夫球啊，一通电话，我们排除万难也要赴约，就是这样的交情……所以，什么妻子已经在家做好了饭等我之类的，我们真说不出口，也不觉得是个太大的事儿。”
当菊江内心掀起万丈波澜的时候，丈夫正疯狂地工作着，甚至高声讴歌着人生价值，难怪就没有关注妻子了。
“一早出门，一直到晚上，不知道几点才能到家，做了晚饭也不吃，几乎天天如此。这样肯定会生气吧。内人也和我吵过，说‘家里不是旅馆！’我嫌麻烦，连架都懒得吵，她就更生气了，啰啰唆唆说个不停，骂着骂着累了，就喝威士忌，喝多了就睡。我这才舒一口气。当时就是这么过的。”
菊江对酒精越来越依赖的时候，她的丈夫北见却在职场上春风得意，从分行的次长升为行长。
北见回顾自己做行长的那段时光时如此说：“在漫长的银行生涯中，我的能力终于得到了认可，这也成为以后的资本，很有意义。”
然而，同一时期，菊江却如入牢笼，被无边无际的孤独包围着。
我的人生，究竟是什么？
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获得人生价值，沉醉于同甘共苦的男人友情中，为公司奉献自己的人生——如果说，这是成功人士的话，那菊江的丈夫北见荣一一定算一个。
然而，对于属于企业人种的丈夫来说，他所爱的对象，却不是妻子。他更关心的是工作，是他背负着责任感的工作。对其他事情，他并无兴趣。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直到丈夫眼里已看不见妻子的存在。荣一和菊江的关系走到这一步时，那个名为“酒精依赖症”的精神疾病，就像突然大响的警报声，在菊江体内达到顶点，不断摧毁着她的身心。
后来，菊江的症状日趋严重，甚至出现了幻听和幻觉。而今，经过疗养，她终于摆脱了这一切。对于曾经让她麻痹的酒精，现在也完全断念。清醒时分，她才重新看清楚她与丈夫之间的状况。
“他啊，是个不会、也不愿深入思考的人。”
菊江这么评价她丈夫，“人应该怎么活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问题，他不会想太多，也不会为此而烦恼。
“如果总是为这些问题烦扰的话，就不可能在社会上打拼，还成功了吧……这样一想，其实男人也挺可怜的……”
菊江清醒地看到了丈夫在社会上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同样犀利地向内看透了自己。
“其实我最近在想，虽然我表面不屑于做那种在意老公职位，乐此不疲地给老公做好后勤工作的好太太，但实际上，我也是和他并肩战斗的企业战士……”
这句话另有深意。荣一在家里时，很少提起工作上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只字不提。但哪天在和上司、手下的交往中遇到了不顺，他偶尔也会抱怨一下。那时，菊江是怎么安慰丈夫的呢？
“‘这样子啊，但也只能忍一下了，这么辛苦也是没办法啊……’以前，我都会这么说。但其实，那不是鼓励，也不是安慰，是我打从心底在意他在公司的地位而已。我很清楚，我的幸福生活和他的稳定联系在一起。我表面上说得很识大体，其实不过希望他可以继续像个战士，在企业里披荆斩棘。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也和他一样，身处战争当中……”
菊江就这样总结了一番“夫妻为共犯”的理论。但现在，她似乎对丈夫多了些温存。
“我不会再对他说加油啊、忍一下啊之类的。他的缄口不言，让我也一样承受着压力，所以我选择对他沉默。如果我去理解他的感受，跟着他一起抱怨，‘这真的太讨厌了’、‘天啊，那家伙居然这么说’之类的，他的心情，也会在我这里得到宽慰。我如今才明白这一点，可惜，有点太晚了……”
菊江说着，无奈地笑起来。
荣一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在如此漫长的年月中，菊江一个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空虚，独自表演着无言剧。在这个剧里，她自导自演，思考着人生问题。
——我总是依赖着老公，等他回家，被他的生活节奏左右，靠缥缈的期待过着这一生。我到底为了什么而活，我仅有一次的宝贵人生，竟然就这么走到了尾声……
一直如此自问，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只能如暗夜行路一般，不知不觉陷入了凄惨的人生泥潭。只有在喝醉了、沉沉睡去的时刻，才能感到心安。还好，菊江终于走出了人生的迷宫。
“我和老公一起生活了二十六年，但经历了这么多，我们彼此之间还是会说，‘做了夫妻很多年，好像还是不太了解对方吧’……”
这对舞台上的夫妻，如今，终于开始面对面相互诉说着什么了……
主妇布鲁斯
“倦怠期”的男人们
明明是市中心的商业街，却有着宛如金属空间一样的冷漠感。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钢筋水泥、玻璃窗，映照出的全是对面大厦，影像又反射回去，像镜子一样。抬头望去，眼里看到的尽是白色、银色、黑色构成的几何图案，没有终点，一直延伸到天际。
大型综合商社A社就在这附近。每天早上，自动玻璃门打开，上班的白领们站在大门外，把贴着照片的公司卡递给保安。保安身穿制服，头戴制帽，逐一检查、放行。人群如水流般朝前涌动，但宽敞的大厅中几乎没有说话的声音，安静得有点恐怖。
我走到一楼电梯的后面，看到透明玻璃外有一个精致的庭园。明亮的冬日暖阳，洒落在天然植物上。这场景，与周围无机质的建筑物显得格格不入。
据说A社在日本有九家公司，一万多名员工，年营业额以万亿日元计算，在全球遍布着一百多家海外分公司。毫不夸张地说，巨型企业A社绝对是日本商业的代表企业之一。
我在大厅的咖啡角见到了某部门的B室长。他个子很高，衣着笔挺，透着精英人士的干练。和他面对面坐下后，我瞥见他沉稳的眼神里流露出中年人才有的人生巅峰之感。我当时想在A社里找一位有代表性的高级白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态，于是问他能不能配合。
“我是伴随经济腾飞成长的那代人，但这几年，比我们稍年长的那一代最关心的事情不是工作，而是养老。”
在这座雄伟的商业城堡里，突然听到他这样的发言，我有些困惑。
“好时代已经过去了，每个季度的营业额、利润都噌噌往上涨的好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还能吃些老本，公司气氛也还活跃，那都是托经济成长神话的福。但一九五三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低速增长成了日本的常态，我们也慢慢地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在B室长看来，在商场上摸清的现实，也一点点改变着白领们的生活状态。
“只要认认真真干活就足够维持体面的生活，但要再让我额外努力一些，我可不想逞这个能。现在又不像以前，社长和新人之间的工资差好几百倍。反正上流社会的情况，我也差不多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身边的人，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想法。”
产生“倦怠感”的另一个理由是，“没有多余职位”，这对白领来说是很残酷的现实。比如在A社，只要工龄达到十年，就自动升任课长代理职位。但再想往上升，就不是人人皆可了。尤其是在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时期，昭和三十六年到四十年（1961—1965）间，每年招进来两三百名新员工，但职位有限，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反正也当不了老板，不如轻松点……我们差不多都是这个态度。说是这样说，但也不可能辞职，虽然有提前退休的福利政策，还是没人愿意在四十八岁到五十一岁这个阶段辞职。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安安稳稳，挺好的，稳定嘛。”
感觉整个公司里弥漫的都是这种气息，像温水煮青蛙，要让这帮人打起精神简直难上加难，估计上司们也头疼得不行。
“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只是形成了惯性。大家表面上还是和以前一样，努力地工作，但不是以前那种拼尽全力的感觉，偶尔会停下来，想想退休后的生活呀，老龄化社会里自己要怎么办啊，之类的……”波磨子告诉我。
她的先生叫三村浩司，在这家超级商社的东京总部做部长，之前在纽约驻外工作过一段时间。
我和波磨子约在她入住的精神病院里见面，位于房总半岛[6]的一个小村落里。那时，她刚治好酒精依赖症，身穿黑色喇叭裤搭配白色外套，出现在我面前。她涂的口红颜色很鲜艳，戴的眼镜是镶有金边的方形款式。虽说她的实际年龄有四十七岁，但看起来很显年轻。
优雅外派职员太太的背后
“我先生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如果因为我的事情给他造成了影响就不太好。这一点，还务必请您……”
我不确定她是因为虚荣心太强，还是太爱丈夫，总之她对自己身为酒精依赖症患者并入院治疗这件事很警惕，怕被外界知道，甚至在答应接受采访之前，还特意叮嘱了我一番。
不过，之后我通过和其他病人，还有护士们的沟通，了解到波磨子确实是很要面子的人，在女性患者中，她算是爱出风头的。
“通常，住院的女性患者很少穿裙摆长的衣服，最多为了防寒保暖穿个半身裙，但这位太太总爱穿超长的裙子，一直拖到脚踝那里，还搭配精致的披肩，带花纹的那种……搞得其他患者忍不住多想，‘她就是故意想凸显和我们不一样吧’。”
但我认为，她不完全是虚荣心强的问题。其实跟着老公在纽约居住的那段时间，她的精神状态就已经相当萎靡。
在纽约的时候，波磨子的先生在最繁华的商业街——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里上班。那一带四五十层楼高的楼宇随处可见，和东京的丸之内[7]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住在郊区，搭快速大巴上班也就三十分钟左右。
我问过有经验的人，他们告诉我，像波磨子这种外派职员的妻子，其实能给先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要从侧面支持男人们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在周末晚上邀请外国客户夫妻同行到自己家里开派对，每个月至少有一次，不少人甚至一周一次。
“如果是会说场面话，擅长社交的夫人就还好，但日本人普遍不太擅长，想必她们的心理负担很大。因为语言障碍，也发生过不幸的事情……”
这里说的是一个快四十岁的外派职员妻子的事。她丈夫先去了纽约，半年后她带着年幼的女儿跟了过去。她外语不好，加上本来也不爱社交，后来就不爱出门了。
但使她备受打击的是，她后来得知丈夫在外面有一个关系亲密的白人女朋友，从此两个人争吵不断，她也身心俱疲，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听说有一天，她没控制住情绪，把女儿从公寓的阳台上直接扔了下去……
一般来说，陷入酒精依赖症，需要入院治疗的女性，多是因为内心深处有别人看不到的阴暗面。森山与志江是这家医院的治疗师，在和患者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她一点点摸清了她们的内心回路。刚开始时可能很难，但通过自然的日常沟通，便慢慢会掌握规律，就好像走山路，刚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后面就能朝着下山的方向一路冲下去。
波磨子的情况也是如此，最初，无论与志江怎么尝试打开她的心扉，都不行。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到现在，她至少能对与志江说心里话了。
“外派到纽约的职员太太们，基本上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天生的‘白富美’，无论家庭出身、学历、语言能力，还是教养，都无可挑剔。另一派是丑小鸭变白天鹅，内心多少带着自卑。波磨子属于后一派。但即便如此，那也是她努力了再努力，才能到达的阶层。我倒是相当理解她的这种痛苦。在外面，她拼命逞强，但在亲近的人面前，她又想极力掩盖……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女性最后沉迷于酒精的原因……”
波磨子看起来如此爱慕虚荣，她内心的密室中，到底隐藏了什么呢？
“魔鬼”六点钟
在这间医院的女性患者里，波磨子因衣服多而被大家津津乐道。
“她来的时候，带了很多漂亮衣服，也经常穿，其他患者一夸，你这件衣服好好看啊……她就有点小炫耀地说，啊，这件啊，我在纽约的时候买的，家里还有好几件一样的款，只是颜色不一样……大家就觉得有些自讨没趣。”与志江苦笑着说。
为了让波磨子融入这个群体，与志江花了不少心思，但大家不买账，觉得波磨子“盛气凌人”。虽然有点无奈，但这也是事实。
“您简直就像女演员……”
当别人这么夸的时候，波磨子就会开心得止不住笑意。
接手过多例女性酒精依赖症患者的精神科医生说，这些女性有个共同点，就是她们给自己描绘了“我应该成为的样子”，但现实里的自己却是另一个样子，两个画像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如果无法填补，她们就会陷入苦恼，为了忘记这个苦恼，就只好喝酒……
“波磨子是典型的例子。她在纽约的身份是外派职员的太太，但她英语不够好，社交礼仪也没那么面面俱到。这种痛苦，很难向别人启齿。”与志江说。
波磨子的丈夫三村浩司后来对与志江讲，其实在纽约时，他从来没有表达过对波磨子的不满，反而常常觉得她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波磨子一直给自己施压，一直勉强自己。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就容易导致内心的崩溃。但在纽约的那段日子，他们的孩子还小，一个读小学，一个读初中，波磨子每天像打仗一样忙碌，根本没空留意自己的内心压力。
外派第五年的秋天，孩子们要回日本读高中和大学，波磨子带着孩子们先一步回到了日本。
刚回国那半年，因为忙着照顾孩子升学，加上父亲生病住院，她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没让她失望，考入了理想的学校，老人也平安出院，忙碌总算告一段落。但也刚好是那个时候，波磨子心中积蓄的压力，渐渐流露出来。
“我以前喝一杯啤酒就开始天旋地转。”但不知什么时候起，波磨子竟然开始在每天的晨起咖啡里，一点点加入威士忌或者白兰地，后来直接加到了半杯。
晚半年回国的丈夫，顺利地进入了总公司的核心部门，每天半夜才到家。
“其实，嫁给我先生这二十五年，基本上都是这样，不到深更半夜，他不会回来。他真的是个工作狂，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有今天吧……”
波磨子说，从很早以前开始，一到傍晚，她觉得差不多该下班的时候，家里的电话就响了。
“他总说还有点事情，需要和律师讨论一下，或者刚刚开完会，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等等。一天下来，反而这个时候和我联系最多。但是呢，我也不确定他到底几点能回来，想着，快了吧，快了吧，就一直等啊等，结果等到夜里一两点……日复一日。时间长了我就知道，他一打电话来，就意味着我得等……”
即便如此，波磨子还是会用心准备晚饭，等孩子们先后放学回来。晚饭后，有的去上补习班，有的出去做家教。波磨子本来饭量就小，哪怕自己做的饭，也只吃一小口，甚至到后来，连饭也不吃了……
“孩子们出去读书，不在身边了，家里突然安静下来，等我先生到家，还有五六个小时……这时候，一转头看到隔壁家，灯火通明的，全家人聚在一起，我就觉得真好啊……可一这样想，就觉得自己好孤独。所以晚上六点，对我来说，简直是‘魔鬼’一样的时刻……”
二十五年都不管我！
波磨子的家在湘南地区[8]是屈指可数的高级住宅。她先生的父亲从战争时期起就住在这里，后来房屋损坏了，全部拆掉，卖了一部分土地后用这笔钱盖了一百五十平方米的房子。
房子的占地面积很大，从门口到玄关的那条小路，用天然石块迂回堆了好几圈。如果不是继承了父母的遗产，即便是大公司的高管，也难以靠自己的能力买下如此家宅。
但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波磨子一到晚上六点——她口中的“魔鬼时刻”，就焦躁不安。她打开电视，完全没在看，只是倒上一杯威士忌，坐在电视机前。
过了深夜十二点，先生终于到家，此时的波磨子有一丝醉意，说话没那么清楚。但望着眼前这个男人，就算舌头不利索，她也要。
“搞什么啊，天天都不管我！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都这样！什么有工作啊，我都听腻了，像你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对我有什么用！天天在干吗啊……”
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话，反反复复，抱怨同一件事情。旁人看到简直无法相信，这还是那个优雅的太太吗？完全变了个人。可她在哭诉什么呢？
——想来，结婚后，我基本上为我老公活着。跟在他的后面，躲在他的背后。但其实，只是我跟着他，他却没有回头看看我。一年又一年，先生朝着前方越跑越远……
想到这里，波磨子无限感慨，还是男人好呢，能活出自己的价值……而她只能在一旁痴痴看着。
丈夫在家从不谈工作的事情，做妻子的也能理解。当男人执着于某件事时，女人不用通过其他，一下就能看出来。并不是说根据他一大清早就出门之类的来判断，讲不出什么缘由，反正就是知道。只是，这样下去，她单方面感觉越来越孤单，好像被留在了原地，无能为力。
对方工作努力，工资不断上涨，按理说不应该有抱怨的地方。总是这么负能量，波磨子也觉得过意不去，好像成了丈夫的负担。但反过来想，丈夫好像也是自己的负担吧，她越想越有理，于是这些平日里的怨气，借着酒精的劲儿，一股脑儿都发泄了出来。
如果他在外面拈花惹草，或者沉迷赌博、乱花钱，她说不定还能被逼出来，找到人生方向。可是这个男人对女人、赌博之类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在花钱上还精打细算。在私生活方面，丈夫简直可以被评为优等生。这反而让波磨子更苦恼。
这位丈夫有时甚至细腻过头。波磨子已算是贤惠，家务基本上都承包了，从来也没有拖沓过，但她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家里的东西有一点不规整，他就会立即收拾，还心细如发……比如，客人们都要进家门了，他还在玄关啰唆，衣撑，快把衣撑拿出来……用这个咖啡杯啊？用那个会更好吧。反正他就是爱操心这些事情……
不过他也是心大的人，无论在哪儿，躺下五分钟、十分钟就肯定能睡着。没心没肺的，不知道应该说他神经大条，还是内心强大……如果不是这样的心态，也很难迎战工作吧。
波磨子好像在自言自语。从她的话语里，我感觉到了她心中所流露出的对先生的强烈依恋。
“就算有孩子，就算靠兴趣爱好、学习技能之类的转移注意力，也都是徒劳。因为除了先生，没有其他人和事能滋润我……就是这样的因果关系。”
被生母抛弃
波磨子无法离开先生，只能依附于他而生活，但他从来不正眼看自己，这引发了她的不满情绪，最后陷入酒精依赖症的深渊。回望自己的成长经历，波磨子觉得，自己之所以变成这样，和出身缺陷有一定的关系。
波磨子的母亲在她五岁的时候，就抛下她和弟弟离家出走了。
“我那时候还小，什么也不懂，但记得爸妈的争吵，一天都没消停。印象里，我对爸爸的意见更大，所以一直认为妈妈离开这个家是走投无路了。我还偷偷想，以后结婚一定不能找爸爸这样的男人，要找一个大气的男人……”
在波磨子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爸再婚了。
波磨子和弟弟有了新妈妈，但她极其不待见波磨子。直到后来，波磨子的年龄都超过继母当时的年龄，她终于忍不住问了年迈的继母：
“妈妈，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呢？你是怎么想的呢？”
继母的回答是，看到波磨子的父亲对女儿极其疼爱，就推测他舍不得前妻。这孩子身上有那个女人的影子，所以才这么受宠，她越想越觉得波磨子和丈夫前妻的样子重叠在一起，对波磨子也就越来越怨恨……
但波磨子的内心里也很痛恨父亲，埋怨他和自己妈妈吵架。不过父亲倒是继续宠她，宠到继母都起了嫉妒之心。
父亲再婚后和从前一样，把她照顾得很好，连底裤都给女儿买好。甚至在波磨子进入青春期，开始交男朋友后，他还雷打不动地每晚七点在家附近的车站等女儿回来，接她回家，直到波磨子结婚出嫁。
“不论下雨天，还是下雪天，只要我出门，他一定会来接我。可真的很烦，我在外面玩得也不安心，最后都只能乖乖地准时回家。”
但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女儿的爱呢？
“有一次父亲曾对我说，说妈妈走之前啊，对他说过一句，‘就是讨厌像你这样的人’，说完就逃走了——我不太清楚他们之间的事情，但隐约感觉到在爸爸眼里，妈妈是个不检点的女人，而我则继承了这种不检点女子的血脉，所以他很担心我也会有同样的举动，所以对我非常上心。”
生母在她五岁的时候消失，波磨子无从了解妈妈的事情。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感觉她也不愿意多说。与志江医师为波磨子的治疗花费了不少心血，她从波磨子的先生那里打听到不少事情。
通常，要治疗患有酒精依赖症的病人，离不开她们家人的理解。与志江也是出于这个想法，和波磨子的先生见过几次，了解到一些事情。与志江从对方的语气中感觉到，这个男人对波磨子可怜的出身也倍感同情。
据说，波磨子的生母和父亲结婚时，已经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这个孩子，正是波磨子，所以她口口声声叫的“爸爸”，并不是亲生父亲。五岁那年，母亲离开，抛弃了波磨子，选择了和第三个男人私奔。
年幼的波磨子等于是被亲生父母抛弃，和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在这种家庭里长大，极度缺乏爱的温暖，以至于后来，即便做了大型商社高管的太太，过上了奢华的生活，她还是要紧紧抓住谁的手才能安心，就像她小时候的求助一样。
“其实可以说，我寄生于我的先生，自己无法独立生存，天生就是这样……”
妻子的不满和怨恨
“这些陷入酒精依赖症的家庭主妇们，刚开始来这儿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对自己的先生和家人充满怨气，‘为什么把我关在这种鬼地方！’会变得有些不正常。我记得有一位女士气得不行，吼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仇，等我回到家，我要煮一锅挂面，全部淋到他头上。’”
与志江对我如此说。在这里，她扮演着女性密友的角色，时刻支援她们。
这些女性一面感激家人送自己来治疗，但另一方面，又把最恶毒的语言，全部泼向了至亲。
她们怨恨的情绪里有个共同点，就是身为“妻子”，累积了多年的不满。
波磨子的情况也是这样。
结婚的时候，丈夫的母亲已经过世，姐姐也出嫁了，波磨子成了这家的长媳照顾着丈夫的父亲，还有两个未出嫁的妹妹。
“两个妹妹才让我感觉到自己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先生每天忙于工作，早上出门前，我想和他商量些事情，可他总是用‘晚上再说吧，等我晚上回来’来回应我。但我知道，他到家肯定半夜了，没办法，我只好写在纸上，寄信一样递给他，但他醉醺醺地回来后，随手‘啪——’就把那封信给扔了……”
波磨子不仅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妹妹们，还要伺候患病的公公。除此之外，妻子该做的事情也都做了，但先生并不放在眼里，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我是个记仇的人，以前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吵架的时候，我会说‘你那时候不这样吗’、‘总是欺负我！’酒劲一上来，我可以把所有旧账都翻出来讲一遍。他也只能沉默忍耐，我也想不到可以讲出来那么多……”
与志江说，这些女病人，会给自己设定“妻子应该这样”的画像，努力把自己嵌入画像里，但人总有情绪波动，不可能与想象的完全融合，于是两者之间产生了差距，像时钟“嘀嗒”一样，总在耳边作祟。
她们因这个不和谐的声音而烦恼，极力想摆脱，又找不到解决办法，就一头扎进酒精的深渊。
“其实，她原本只是需要身边人的肯定，把妹妹和公公照顾得很好，夸一句‘真是好太太啊’，或者先生更疼爱她，那她也就找到了付出的意义，还会做得更尽心尽力。但结果却得不到。她们把自己放在了受害者角色中，埋怨‘我做这么多有什么用，也不会夸我一句’。其实，这种心理不光是患有酒精依赖症的女性才有，普通的家庭主妇，内心多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抱怨着，生活着。”
如果主妇们喝多了倾诉出来，应该和酒精依赖症患者的骂骂咧咧是一样的旋律吧，可以合奏出“怨恨大合唱”。
“我十八岁结婚，当时，我和先生的父母，还有五个弟妹，生活在九口人的大家庭里，也是极其痛苦的回忆……”
与志江说的是她自己的事情。她的讲述也给了我更多关于妻子们置身的这个现代社会的思考。她先生是家里的老三，老大和老二先后成家立业，婚后，小两口和父母，还有弟妹生活在一起。
“那时候，我公公瘫痪在床，但先生告诉我，‘不要被义理那些观念束缚，你只要想着，哪怕是邻居家的老人，也不可能置之不理，做到这样就足够了，别勉强自己’。我做了我能做的，可还是免不了被周围的人议论，那家的媳妇太年轻了，果然不行啊……被这样说当然很难受，所以逼着自己去做，但做了之后就想求回报，这些女性像悲剧主人公一样的受害者心态，我都有过，而且越来越强烈。等自己感觉到的时候，已经很痛苦，有时候甚至承受不住……”
密闭的呻吟
“和陌生人的话，可以想断绝往来就断，但和家人不行。切不断，又无处可逃，只能尽力配合对方，步调一致地生活下去……这种关系就像有裂缝的瓷碗，稍不小心，就会裂个粉碎……每天都生活在担心之中。”
与志江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做主妇的岁月，有公婆、五个弟妹，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大家子人。不想被人说自己少不更事，所以她很用心地照顾着老人和弟妹们。
“儿媳的角色真的很难做，无论什么事，都不好找借口说‘我不知道啊’，加上自己想处处被别人肯定，不免压力很大，每天都过得很辛苦。有时候真的一边哭一边想，能在大风中披头散发地任性乱跑就好了……”
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与志江从孩子身上受到了刺激。她记得是长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
“有一天，老师突然告诉我孩子有点问题，不太适应环境，无论面对谁，就是完全不开口说话……我就想，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回想起来，我的教育方式，不是无心插柳静待成长的那种，而是一心一意想被肯定，被夸‘那孩子的妈妈这么年轻，但把孩子教得很懂事啊’，无论这样的肯定是来自我父母、先生的家人，还是周围的人。渐渐地，我习惯了帮孩子收拾残局，就是因为不想被人说……”
把自我实现寄托于抚养孩子上，希望孩子朝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那时候，我想起了高中汉语课上学过的一段内容，说的是‘揠苗助长’的故事。我意识到这样不行，应该去相信孩子的自我成长能力，不是人为地帮助他。”
与志江在抚养孩子这件事情上发现了自己的心理问题，也以此为契机，调整了人生方向。
“给孩子施压，只能说明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没能让自己过得充实。妻子的身份，让我选择留在家里，放弃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才想通过先生或孩子找到生活的意义……但真正的人生，不是依赖于谁，而是自己努力地活下去，不是吗？当我开始这样想，才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当时与志江还是大家族的儿媳，但她做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一边做家庭主妇，一边加入函授高中课程的学习，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从头再来的时间花费了整整四年，她终于在二十九岁那年进入了理想的大学，并在三十三岁那年顺利毕业。
经历了这样的成长，与志江到中年才找到理想工作，协助患有酒精依赖症的女性患者做治疗。
做过大家族的儿媳，也做过主妇，与志江有过相似的烦恼，对女病人的心情感同身受，她理解她们，正因为太想摆脱内心的痛苦才染上了酒精，却反而让自己更痛苦。
但有多少人能像与志江这样，凭借自己的力量扭转人生？尤其是那些背负着原生家庭的影响，不擅长一个人生活的女性，我想情况只会更严重。
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都会笑眯眯地和小朋友招手说：“某某小朋友，早上好呀，过来一下！”
但进入社会后，再没有人这样和一个成年人招手，社会关系网必须靠自己搭建。如果还像小孩子一样，期待着有谁把手伸过来，依靠别人走下去，就会变成“像女儿一样的妻子”，也很难像与志江这样，主动向外界寻求解放。
把自己关在家里，堵死了所有出口的女性，只能在酒精依赖的阴暗海面上，没有方向地漂荡。
大型商社高管的夫人波磨子，就是这样。
下次再喝就离婚
患有酒精依赖症的女患者，多半会经历住院、出院的反复过程。反复一次，情况就会加重一次，病人会更加失去信心，周围的人也会渐渐降低期待，痊愈的难度也就越大。
水泽多惠，四十二岁，和波磨子住在同一栋病房，是典型的病情反复患者。与志江说：“哪怕能坚持一年，她完全不喝酒，我肯定会开心得想被全世界夸赞……”
但她神情凝重，止不住叹气，因为多惠的情况还是不太好，就像心里有块重石，一直拖着她往前走。
多惠陷入酒精依赖症是在婚后第四年，大儿子不到一岁的时候。只要喝一口酒，接着连续一个星期，甚至十多天，她都喝得停不下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甚至吃不下饭，酒也喝不下去，但吐完了后，还要继续喝……
与志江接手的病人里，也有这样疯狂地持续酗酒的人，甚至还有喝到不省人事，躺倒在马路边的案例。当事人的先生，不知道是因为身体问题还是受过什么打击，不太喜欢性事，心理有些扭曲，总让妻子在腰上绑类似“贞操带”的东西。
“就算男女都喝醉了，女性也会显得更凄惨一些。多惠在每次生理期前，情绪都有些焦躁，觉得无聊、空虚，受不了就开始喝酒。喝着喝着，月经来了，也懒得收拾自己，在家里躺成一个‘大’字，睡得昏昏沉沉，想去厕所也站不起来，只能让血流着……真是可怜。”
她不给孩子喂奶，不换尿布，猛地从醉醺醺的状态里醒来，发现脸上有血，摸了一下，原来是年幼的孩子爬到妈妈身边，用小手揪妈妈脸上的黑痣，虽说不是故意的，但也不知轻重……多惠讲过这些悲惨的故事。
去年春天，多惠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本来已经好得差不多了，结果回家没两个月，又偷偷摸摸喝起威士忌，在家里大闹了一场。
“那次真是闹翻天。我先生、婆婆，还有姐姐、姐夫四个人，想把我扭回医院。其实，要不是这么强硬的话……”
多惠躲到卫生间里，从里面反锁了门。喝醉的时候，根本讲不了什么道理，她丈夫直接把锁砸坏，从卫生间里面传出多惠大声的咆哮。
最后闹了好大动静，厕所门终于打开了，多惠把自己的手腕绑在洗手池的水管上，怎么也不肯出来。丈夫扯着她的头发，想把她往外拖，多惠死也不放手，叫得惊天地泣鬼神。没办法，婆婆赶紧报了警……
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结果还是难缠的多惠赢了，丈夫他们放弃了把她带回医院的打算。
其实让多惠反应这么激烈的，是她婆婆。老人家一直想拆散夫妻俩。很早以前，婆婆就说想让儿子离婚，后来多惠出院回来，她还是经常说，喝得醉醺醺的，没有一点儿媳妇的样子，我都这把年纪了，出门还要被人看低一等，真是受不了，你们要是不离婚的话，只能是我离家出走了……
后来，与志江受住院中的多惠拜托，去见了她婆婆。
“那这样吧，这次我先让她回来，不过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盖个章，寄存在我这里，再喝一次，他们立即离婚，没有商量的余地……”
多惠接受了这样缓期执行的判决，暂且被允许回家……但究竟是什么，让多惠的心里积压了这么多不满呢？
先生去了工地
多惠的丈夫水泽纯一，在A建筑公司上班，这家公司是业界大企业，业务涉及大楼、铁路、公路、隧道、港口、大坝等大型土木工程的建设。看一下他们接的单子就知道，和国家建设、国家铁路、公共住宅、公共道路相关的政府工程，几乎占到其业务总量的六成。
纯一在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时候是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4），刚好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入职的公司算是赶上了发展的好时代，业绩年年上涨。从当时的数据示意图可以看到，营业额翻了七倍半，利润率翻了五倍，在纸面上呈现出一条右上陡增的斜直线，只升不降，真是实力雄厚。
纯一入职第二年认识了多惠。当时，多惠的姐姐和纯一的婶婶住在同一家公司的宿舍小区，就这样结下了缘分，给两人安排了相亲。
“不过说实话，我当时没那么喜欢他，但姐姐一直说‘是个好人，多踏实啊’，而我呢，当时也确实快要变成剩女了……”
当时，在纯一负责的工程附近有公司安排的宿舍，两个人很快组成了小家庭。但纯一工作忙，休假少，连星期天都没有空。他又爱喝酒，好不容易休假，总是和同事喝到不醉不归，而且在居酒屋喝不过瘾，还带着同事回到自己家，一直喝到第二天清晨。
“他还让客人在我们家洗澡，在家里吃饭，我得一直陪到早上，回去的时候还要给他们拿新衬衣。每次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休息日，他就说忙，他也没办法……即便是我刚生完孩子那会儿，他也是每天十一二点才到家，我穿着睡衣还要起来迎接他……”
多惠学着喝酒，也是陪着好酒的先生喝起来的，但后来太空虚，习惯了一个人喝，有时候还喝得不少。
不过，那时候也算是有幸福的期盼。到了结婚第六年，纯一参与了一个大项目，公司接到了价值一千亿日元的水力发电建设工程。
这个工程在深山老林开荒，人最多的时候，包括承包商在内一共有三十多家公司参与。将近两千名工作人员，都住在工地附近，昼夜交替开工。纯一从家到山里的工地，开车都要好几个小时，所以他差不多两周回家一趟。
“每次我先生回来，我都费尽心思做些好吃的，想着他爱吃什么，化好妆，忐忑不安地等他回来，想和他说说这个，又想和他商量那个。可真等他到家了，我又想，他难得回来，烦恼什么的就不要和他说了吧。他倒好，一回来就咕嘟咕嘟喝酒，可能是平时太累了，性生活也懒得过，倒头就睡。”
“因为这个工程，我们家几乎成了单亲母子家庭。”多惠说。这样的生活，几乎持续了十年。昭和四十九年（1974）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加上当地住户赔偿问题，工程中断了一段时间，拖拖拉拉直到昭和五十六年（1981）才完工。
“我先生在家就还好，可到了星期一早上，他回到工地，生活就打回了原形。之前想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个也没解决，于是又往后拖了两三个星期……无力感瞬间涌上来，孤立无助的感觉太难受了。孩子睡着后，我就喝点酒，喝完才能睡着……就这么开始的。喝了酒之后，疙疙瘩瘩的心结，一下子减轻很多……”
直到多年以后，婆家想和多惠断绝关系，协助治疗的与志江试着想让纯一回心转意，趁着他出差的空当约着见一面，但也知道很可能会被拒绝。
“他当时给我的回复很决绝，‘我不可能让公司知道这些事情。你想一想也知道，我的同事都是一样的工作状态，人家的老婆怎么就没酒精依赖症呢！’但为什么多惠会变成这样子，他要是能想一想就好了……”
依赖母亲的“乖孩子”
纯一住在大坝建设工地的十年间，是多惠作为女人最美好的年华，当时却只有母子相依为命。其实，这些年里，让她心里最不舒坦的，主要是和公婆的相处。
多惠说，纯一是五兄弟中的长子，小时候就是父母眼里的“乖孩子”，听话，惹人疼爱。
“婚后，他也延续着‘乖孩子’的形象。父母说的话就是命令，只要是父母提的要求，他都尽量满足。如果你问他父母和老婆之间谁优先，他肯定想都不想选择父母那一边。”
有一次他难得回家，从行李包里拿出五六封信，甩在多惠面前。
“‘喂，这是不是你干的好事！’他突然这么问，我一脸茫然，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妹妹在信里写，‘嫂子对咱妈不怎么样，当成旅馆的女佣一样对待’，我婆婆更过分，说什么‘从没见过人品这么差的儿媳妇’，都是些打小报告的信。问题是，我先生全都相信啊……”
多惠开始酗酒后，先生和婆婆之间的母子关系，在多惠眼里变得更亲密了。大坝的工程结束后，纯一回归普通上班族的生活，但每天晚上，母子都要通电话，一打就打很久，有时是纯一打过去，有时是婆婆打过来。
“电话一响，我就知道是婆婆打来的。老两口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了，还总是抱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什么烧热水洗澡浪费钱之类的。”
这样的婆婆，在多惠面前只流露过一次真情。纯一的父亲是普通工人，一家人的生活说不上有多富裕，但他作为一家之主，年轻时就形成了专制君主的作风。
“有一次，我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矛盾，婆婆在我面前忍不住哭了起来，说，都这把年纪了，还被他这么对待……说着说着，开始哭诉以前自己受的罪。”几年前，这位专制君主突然中风，成了瘫痪老人，用多惠的话说：“角力关系瞬间颠倒，婆婆一手掌握了天下。”
失去了专制君主的地位，但公公的生存力依然顽强。此话事出有因，多惠曾和他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那是纯一还在工地的时候，多惠因为酗酒，进进出出医院好几次，后来总算彻底出院。有次住院，她把孩子寄养在公婆家，学籍也转了过去，由婆婆照顾着。多惠一出院，就直接去了婆家。
刚好那天婆婆去了女儿家，纯一的妹妹刚生完孩子，需要照顾。到了晚上，按照婆婆的吩咐，多惠在瘫痪的公公旁边打了个地铺，方便照顾。
“夜里，他说想要小便，我就帮他，可他突然摸我，说，‘你来躺我旁边’。已经六十八岁了啊，还瘫痪，按理说不可能有性能力了，但性欲还是这么强，所以才说生存能力很强，他一直哀求我，你摸摸我，你摸摸我……”
那之后，公公也骚扰过多惠好几次。每次，多惠表面上若无其事，但内心很难过。自己都还没完全摆脱酒精依赖症的阴影，反反复复出院住院，让家人蒙羞，被先生和父母都低看一等，如今连公公都觉得我是个廉价的女人，把我当成傻子，不然也做不出这么没有廉耻的事情呀……
“我当然受不了，可这事儿对谁都不能讲……那我究竟为了什么，还要继续留在这个家里呢？要是能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就好了……一想到这些，整个人都消沉了下去。我先生呢，一点点小事，也要大闹一下，可能他觉得自己占理吧……”
现在，多惠只盼着孩子快点长大。她有时候喝点酒，才敢说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在先生面前哭诉一通。台词总是如出一辙：
“我还算是你老婆的话，你就把我当老婆对待啊！……”
失去意义的那一刻
东京市中心某地，拐进一条小巷，会突然出现一方安静的天地，和外面的喧嚣仿佛是两个世界。小巷格调不俗，既有摆着最新潮的舶来品的时装店，也有洋气的咖啡厅。从小巷到百米开外的公寓楼一带，都是散心的好地方。
谁也想不到这公寓楼里有一个诊疗室，是专门治疗酒精依赖症的权威精神科医生A医生开的诊所。房间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指示牌，但知道这里的人并不多。
A医生的主业在医院，副业则开了私人诊所。不少病人是在医院得到了她的治疗，出院后继续来这里看病的，也有介绍过来的病人。患者的情况多种多样，但基本上都是女性。
晚上八点，最后一位病人刚刚离开，我见到了A医生。这里接待过很多看起来是普通家庭主妇模样，却染上酒精依赖症的病人。据A医生的临床经验，女性一生中出现酒精依赖症的危机，大概会有两次。第一次是三十五岁前后。
“一般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女性在做母亲的初期，给婴儿喂奶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这个时期相对安全。尤其是喂奶刺激到乳房时，雌激素分泌出来，能起到精神安定的作用，让人心安。等到孩子长大，尤其是上了小学后，她对自己还能做什么就会产生怀疑，自信心不够，危机也就来了。”
A医生所说的第二次危机，大概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这个阶段孩子们已经成家立业，先生也可能去世了，家人逐渐退场，也有可能先生还在上班，等着退休。
“前半辈子一直是能干的好妈妈形象，突然失去了对家人的作用，不免有些失落，加上丈夫退休，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发现他不是以前熟悉的那个人，笨手笨脚的，简直像大件的垃圾。女性自身刚好处在更年期，这也意味着离女性角色越来越远……所有因素夹杂在一起，促使她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遇到点事情，就容易伤感，怨天尤人。”
我到底为了什么而活呢？为了先生，会不会太狭隘了——这样思来想去，越想越郁闷，最后连做饭的兴致都没了……
“没跨过第一次危机的病例，最典型的就是她了。看起来很普通的家庭，也没什么明显的危机导火索，剧情单调得不得了……但还是成了病人。”
A医生说的是家庭主妇杉林理绘子，她是这个私人诊所的病人之一，今年三十四岁，有两个孩子，一个在上幼儿园，一个已经读小学。先生比她大五岁，在一家电器公司上班。
我去拜访了理绘子，她住在东京近郊的新建住宅区，某大型地产开发商的楼盘。
理绘子的气色很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从酒精的魔掌里逃脱出来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她恢复得很好。
“今天是国立大学附小的入学通知日，我家孩子读的那间幼儿园的妈妈们今天吵翻天了，有人欢喜有人愁。读幼儿园之前，孩子们都在读补习学校，连玩都是奢侈，花了钱就想有花钱的效果，大家都是这么想……”
我们的聊天从这片住宅区的中产妈妈们开始，聊起她们热衷于攀比。
“我婚后很快有了孩子，身体上很快适应了当妈妈的感觉，但心理上还没做好准备，所以带孩子很辛苦。就这样过了四五年，感觉心里那根弦突然就断了，开始烦躁，觉得孩子太麻烦了，受够了。我先生倒是很快进入了父亲的角色，还说我不用管他，帮他照顾好孩子就行了……我真是，很讨厌这样的丈夫……”
理绘子的心理问题就这样产生了。
想要肉体的交流
有了孩子后，理绘子的先生很快适应了父亲的角色，他也希望妻子能优先考虑身为母亲的角色。对丈夫这样的态度，理绘子相当不满。
比起父亲、母亲的身份，夫妻俩首先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这层交流更重要。不仅如此，理绘子还觉得，她和先生之间的关系也不够牢固，好像一有风，就容易吹进来灰尘。
理绘子的先生叫隆雄，两人是在朋友家玩的时候认识的，之后顺利地开始交往。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读书的时候就有喜欢的人，也大胆向对方告白过。后来想想，我好像没喜欢过可爱类型的男生，就是对方来和我撒娇，我需要去照顾对方情绪的那种。我先生刚好是相反的类型，当时觉得他很有魅力啊，好喜欢啊，想和他在一起……但，那个时候我有个错觉，觉得好像很了解他，其实，我对他一无所知，差不多是在懵懂状态下结的婚……”
关于这个问题，我专门拜访过婚姻问题专家，他告诉我，最近几年闪婚又离婚的年轻夫妇越来越多。研究了一下这些人的交往经历，发现有如下一些共通点：从恋爱到结婚的时间可能很长，但交往都浮于表面，很浅，几乎没有共同的经历，就是能带出喜怒哀乐真实体验的那种，更不用说彼此之间敞开心扉，培养深层次的二人关系了。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走进婚姻，两人产生矛盾实在是太正常了。
理绘子的夫妻关系大概也是这样，性生活方面先出现了不和谐。
性生活，简单来说，是肉体感觉到快乐或不快乐，这是最基本的层面，也可以理解为肉体的交流，或者说身体的交流。理绘子需要这种温柔的交流时，会向先生表达，却往往被泼冷水：“你干什么啊！”看到这么冷漠的脸，也就没了兴致。
她先生对性这件事，说不屑也好，觉得下流也好，反正对理绘子的要求从来不放在心上。理绘子倒是兴致勃勃，常常在妇女杂志上学习一些性技巧，想做得更快乐一些，结果完全不是这回事。她先生一副嫌麻烦的表情——理绘子不免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后来，我慢慢不想和他交流了，一点也不愉快。虽然自己不想承认，但确实有些凄惨，我表面上不发作，但心里清楚，我对他有怨气。”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会慢慢了解对方。我先生好像对女人没什么兴趣，有时候开玩笑说什么，女人太麻烦，有你一个就够受了……但每一个玩笑，都有一半认真的成分。所以在我眼里，他是个没有光芒的人。”
“性生活这事儿，是身体的快感，也是精神的需求。男人可以为了自己爽，不带感情地，像排泄行为一样做这事儿，但女人受不了。这种话谁也不会说出来，不过只要问一下，肯定都是这么想的。”
“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挑明说，算是自欺欺人吧，但其实我内心是这么认为的，只是我先生一直不理解我……这些隔阂，积压在心里，越来越严重。”
“如果那时候我不喝酒，我们可能会离婚，也可能我会出轨，会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或者我先生再差劲一点，我也会抱怨得更多，但正是因为他没什么大毛病，我也不是什么受害者，才不好发作，只能化在酒里。可以说，酒是我的表达方式吧……”
理绘子如是说。
主妇的生活太无聊了
如果我没有和先生结婚，现在的人生应该会更丰富多彩吧，就像绽放的玫瑰那样……可能不少主妇时不时都会在脑海中飘过这样一个梦吧。
不过梦终究是梦，想一想也就过去了，顶多再和先生开玩笑似的埋怨一下，说完就忘了。大多数夫妻都有过这样的对话，但理绘子不是这样。
“以前有个说法，学艺最好从六岁那年的六月六号开始。我也是从那天开始学日本舞蹈的，跟着一位东京筑地的师傅，还有不少从新桥过来的艺人，我在那种风雅的环境下长大。”
歌舞伎座[9]舞台的表演，一场花费将近一百万日元，是无比华丽又奢侈的世界。没出嫁的时候，有父母的支持还好，但婚后就没那么简单。虽说好不容易取得了艺名[10]，未来也想坚持走这条路，但现实里填满了结婚、家务、抚养孩子这些琐碎的事情，曾经的梦想被拍打得支离破碎。
但理绘子心中，这个梦想从没有磨灭，总像微弱的火苗一样偶尔扑闪。在孩子上了幼儿园、小学后，这个火苗好像更旺了，撩得理绘子有些不舒服。
“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跳舞的节目，心里就很懊恼，也不是说自己的才能有多出众，只是想到要是没结婚的话，说不定会活得不一样呢，也不至于在这个鬼地方，过着不如意的生活。越想越郁闷……”
专家告诉我，一般婚前曾工作过的主妇，在度过带孩子最辛苦的那几年后都想再做些什么，也想积极融入社会，但现实往往没那么简单。虽然这些中年主妇们精力还算旺盛，也有大把时间，但常常陷入想做事但做不来的境地，最后只好把落差排解在酒里，一直喝到患上酒精依赖症——理绘子的情况可以说很典型。
“一旦这么想，主妇就觉得日子很无聊。虽说有踏实工作的先生，有孩子，在谁眼里，都是圆满的人生，但每天早上起床，做早饭，让家人吃饭，到了晚上，睡觉……一天天重复单调的日常，过着过着就烦了，甚至还会自我怀疑，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
理绘子说，先生隆雄曾经对她讲过这样的话：“傍晚下班到家，说一句‘我回来啦’，家里灯亮着，飘过来晚饭的香味……我觉得这就是家，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有这样的感觉。”但理绘子听着，内心深处却涌起一股反感，是“拒绝现状”的反感。在她的梦想和先生的理想之间，理绘子觉得好累。
后来，她酗酒的间隔越来越短，从两个月一次，到一个月一次，再变成一星期一次……有时，她还用威士忌就着安眠药一起吞服，就是想体验极限状态。
但当时，理绘子和她先生都不清楚，这是酒精依赖症的症状，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求帮助。
转机出现得很偶然。有一天，理绘子坐在车站的长椅上发呆，突然有张纸片飘落在眼前。仔细一看，是“戒酒会”发的传单。“戒酒会”是酒精依赖症患者发起的组织，想帮助更多被酒精困扰的人。理绘子想都没想，立即拨通了他们的电话，这才终于摆脱深陷地狱般的痛苦。
星期六的下午，我见到了理绘子的先生隆雄。他皮肤很白，个子很高，身材匀称。他告诉我：
“现在想一下，我和我妻子确实不是对等关系，什么事都是以我的想法为主。即便她说了她的想法，最后也是听我的，我来做决定，她只能忍着……长此以往，不满都积压在心里，她只能通过酗酒来发泄。妻子患上酒精依赖症，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以前根本想不到会这样。好在我们都走出了噩梦，虽说很狼狈，但也只能自我安慰，这都是人生的经历。我以前一直认为，女人就该这样，主妇的责任就是这些……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们夫妻关系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紫色的情景
女人是男人的陪衬吗
如果用色彩来形容女性的心路历程，她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直是活泼的橙色和绿色，但到了五十岁上下，看起来却是紫色了。大概五年前，新海静乃染上了抑郁症，却一直找不到原因。或许那时候的她，刚好处在所谓的“紫色的年龄段”。
她的先生善藏，现在是大型制药公司的副社长，五年前他刚进入公司董事会，每天都忙于工作。
“就感觉特别没精神，身体哪儿都难受，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舒服，总觉得很累，可是去检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静乃的家在阪神地区的老街区，也是豪宅区，家里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独生女已经出嫁了。去往她家的路不太好走，要爬好几个迂回的坡道，房子后面看起来像是断崖的小山丘，杂木和竹林郁郁葱葱，一直往山上的方向延伸。
这一带的楼房又大又气派，和建筑杂志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静乃的家是小户型的平房，在其中显得格外朴实。走进去后发现院子很大，铺满了草坪和灌木丛，连栅栏都打理得很精致。
“要是我身体不舒服一直睡觉，倒也说得过去，可是我也没什么毛病，就这么睡着，总有些罪恶感。每次睡着睡着就四五点了，我心里明白，得去买东西了，得赶紧做饭了……可身体完全不想动。”
但最后，她还是会坚持做该做的事情，日日如此。
每日重复的生活，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出了状况。那天，丈夫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旁，问她“今早吃什么？”问得理所当然。
静乃那天早上特别没精神，听到这句话，瞬间炸开了：“你想吃什么，自己去做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说完就躺到了沙发上。丈夫一时懵了，不情不愿地站起身，自己在厨房做起东西来。
“喂，米在哪儿？”
“米怎么淘啊？”
“味噌呢？味噌放哪儿了？”
丈夫一个个问起来。静乃忍不住冲他吼：
“米放在哪儿，米怎么淘都不知道……你怎么在这个家里过的啊！我跟着你二十多年了，没有一天掉链子，身体再怎么不舒服，也忍着给你做饭。我也是人啊！又不是机器，我也有不舒服的时候啊！”
静乃这么和先生讲话，还是婚后第一次。在这对夫妇之间，妻子反驳丈夫的情况，以前绝对不会发生。
静乃到现在还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她有一次和丈夫发牢骚，结果被严厉训斥道：“女人怎么能这么说话？男人说要这样那样的时候，女人只要点头听着就是了。我老爸说话的时候，我妈就安安静静听着，从来不敢多说一句。”
有时候静乃不舒服，希望丈夫能陪她一起去看一下，他完全不能接受。
“什么？你生病居然要我向公司请假？你是不是糊涂了？”
静乃说：“我丈夫一直觉得，男人为女人做什么事情，很丢人；女人不过是男人活着的陪衬而已……”
星期天早上，静乃敢朝丈夫大肆发泄一通，也是身体实在撑不住了。后来，她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就喝了点酒，想着喝晕了就不用理会那个男人了，管他有多生气呢……就这样一直喝，喝到最后，这位高管夫人竟完全失控，还跑去邻居家要酒，出尽了洋相。
陈旧思想是绊脚石
“一有烦心事，我就想借酒消愁，好像我身体里有只小狐狸在替我要酒喝，我阻止不了……”
当妻子静乃在家里独自陷入地狱时，她的丈夫善藏正在事业上步步高升，一路从董事会成员升为常务，直到升为副社长。
善藏晚上回到家，看到烂醉如泥的静乃，简直要气炸了，但他又顾忌家丑不可外扬，只能暴跳如雷：“你这个神经病，为什么这家里会有个神经病！”
事情传到静乃老家，妈妈知道后，给善藏打电话请求说：“我女儿不是那种自甘堕落的女人，肯定有什么原因，还希望你带她去医院看一看。”
“我丈夫听到后，和我母亲说的大意是：‘干吗要把这个废物推给我！’其实，他就是这么想的，女人出了问题，帮不上男人了，那就丢进废品站好了。”
善藏的这种女性观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对夫妻都来自九州乡下。
也许是九州多出豪杰，这也影响了善藏的性格。年轻的时候，他几乎每天与酒相伴，经常喝醉，回家路上还把人家工地上的告示牌给背回来，说是送给静乃的礼物。
“身边的人都说没见过像他这样的，天不怕地不怕，讲义气，豪爽大方，但我总是说，‘他这不是豪放，就是没脑子缺心眼’。”
善藏的少年时代是大正时期[11]，读小学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初中时是日本军国主义肆虐的时代。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文部省教育局发表了《臣民之道》，作为“家庭教育指导手册”来推广，其中有这么一段：
“妻子嫁到丈夫家里，不只是为了结婚。她要明白自己在家族里的身份：作为妻子，要对丈夫尊重顺从；作为母亲，要传宗接代，培养出能为国奉献的国民……”
善藏的脑海里，深深地保留着当时的教育成果，这似乎并不稀奇。
但不只是善藏，同时代长大的静乃身上也流着相同的血液。静乃从旧制县立高等女校毕业，从学校保管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学校想培养的完美女性形象是静子夫人，也就是乃木希典[12]的妻子，夫妻二人后来双双为明治天皇自杀。“贤妻良母”、“温良贤淑”，是当时女子修身教育最为推崇的品质。
那时候，每次吃完午饭，大家就会全体拍手，集体喊道：
“吃过午饭，身心有力，不急不慌，尽我职责。”
静乃的少女时代，就沐浴在这样的道德教育中。
静乃在后来从痛苦的酒精依赖症中解脱出来后说：“我脑子里明白，‘女人是男人活着的陪衬’这种说法太荒诞了，可我内心深处又执拗地认为，‘无论何时，服侍丈夫都是妻子的职责，做不到这一点的女人就是差劲的女人’，这种想法怎么也挥之不去。”
“就是因为这样，哪怕我有抑郁症，身体动不了，也逼自己起来做饭……加上丈夫骂得很难听，我很想从这种状态里逃脱，慢慢就陷入酒精里了。”
“这样来看，罪魁祸首似乎是长久以来深埋在我和丈夫脑子里的陈腐观念吧。在外人眼里，丈夫做着企业最顶层的职位，钱多到用不完，是个成功男人；可离开妻子，他在家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完全谈不上独立，也是够可怜的。我觉得，会做家务的男人才有男人味，而不是娘娘腔。我最近就在想，也许我今后的工作是把我丈夫变成一个独立的大男人。”
在严寒的大陆结缘
泽崎志，六十二岁，在大阪出生，亲生父母不详。
“如果我生在如今这个时代，可能命运会完全不一样，不过那时候要是被人知道堕胎，是要去坐牢的。好像是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约好了，我出生十天左右就被带来了这里。”
她的养父做土地工程，家里除了志，还有个比她大七岁的哥哥，但这个孩子是养父和其他女人生的，后来才带回家里。
养父爱喝酒，经常去日式餐馆花天酒地。在志四岁时，养母去世了，年幼的她常常被带去花街柳巷。
“如果我闹着要回家，父亲也就带着我回去了，所以那些艺伎呀酒友什么的，特别疼爱我。我小时候可能也缺少母爱，喜欢待在那些女人身边。不过那个年代缺电，没有电就去不了，只要一来电，我就催我父亲，‘快去快去，去漂亮姐姐那里’。”
养父一直没有再婚，担心后妈欺负孩子，只和女人保持情人关系。一直到志十七岁的时候，养父才和对方领证，说：“志长大了，应该没事了。”
昭和十三年（1938），志跟着继母去了伪满地区。
“当时，父亲的生意失败，濒临破产，继母说他：‘你一直都过得滋润，现在家里困难了，不能继续吃闲饭吧。’”刚好有个男人邀请她，说去伪满地区可以赚到不少钱，她就带着我走了，去那边做了餐馆的女招待。
“我一直没有叫那个女人‘妈’，她是个不太靠谱的人，可以把八说成十。好像那之后，养父每个月都寄来生活费，但都被她拿去喝酒赌博了。”
津村贞司，七十九岁，出生在纪伊半岛[13]面向太平洋那一侧的一户农家。小时候，他不知道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母亲带着孩子们和父亲离了婚。几年后，母亲抛下贞司，带着另一个孩子移民去了美国，和一个男人再婚，后来死在异乡。
贞司后来被外祖父母带大，中学毕业后，去了税务局上班。再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但底层公务员的生活很是艰辛。“九一八事变”后，黑暗的战争时期到来，满大街都是失业的人。那个年代，酒精混合着泪水，叹息声此起彼伏……古贺旋律[14]敏感地捕捉到庶民生活的惨淡，因而成为当时的流行乐。
“像我们这种底层税务人员想找地方租借房子，只会被拒绝，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着能不能找点其他门路养家糊口，结果就有人问我，要不要去闯一下新天地……”
于是贞司把妻儿安顿在老家，独身去了伪满地区，开始在南满铁路做事。
志和贞司就这样在牡丹江认识了。出身凄凉，缺少关爱的志，在寒冷的异国他乡闯荡，心中满是凄苦，她被温柔老实的中年男子贞司深深吸引。而贞司也渐渐爱上了身世可怜的志。
两个人一起同居了七年，直到日本战败，才给这段生活打上句号。考虑到贞司已有家室，两个人约好，这个关系只维持在伪满地区的土地上，回日本后好聚好散……
然而，一旦分开才知道难舍难分，没多久，贞司就去找了当时住在大阪的志。之后一直到现在，贞司也没有解除和妻子的关系，两人还是名义上的夫妻……
暮年爱情哀歌
贞司和志同居的家不太好找。小巷子里有一大排低矮的房子，路两边是杂草丛，我踩上去，沿着没有路的斜坡，往下走了一段。
绕到临街的房子后面，有一块潮湿的低洼地，空气里都是潮乎乎的味道，志和贞司的爱之小屋就在这里。冬天的午后暖阳洒落下来，颇为暖和，可屋子里还是阴得发冷。
“让您到这么寒酸的地方，真是抱歉……”
志已经全然老去了，她身材娇小，看起来瘦弱单薄，但穿着和服，端端正正坐着打招呼的模样，让人不禁联想到她年轻时该有多美……坐在一旁的贞司，看起来就是个老实巴交的老人，完全看不出他会抛弃妻子，和情人生活在一起。
大概是十多年前，在志五十多岁的时候，她爆发了心头多年积攒下来的怨怒。
“夜里换了睡衣，也进了被窝，就是睡不着，我听着他睡着的呼吸声，又坐起来，换上挂在玄关的和服，跑出去买酒喝……”
渐渐地，她的酒精依赖症越来越严重，也反复住过几次院。我想不通，是什么事情让她这么痛苦呢？
这事得从战后说起，那时生活还没完全恢复，贞司借了钱去做生意，可是他之前只有在公司打工的经验，生意做得一败涂地。志在一家小餐馆的厨房里帮人打杂，拼命工作帮着还钱。
负责治疗志的医师还告诉我令人意外的事，原来在那种艰难的生活里，志甚至还帮着照顾贞司的妻子和孩子。
“有时候，她给自己买一件衣服，也给他太太买一件，让孩子送过去。本来，这种女人间的感情应该是嫉妒乃至愤怒才对，但可能是出于对同一个男人的爱，也可能出于对无辜孩子的歉意，很多种不同的感情夹杂在一起，她勉强自己做了很多。”
偶尔，志喝了点酒，会朝着贞司大发雷霆，像绷紧的弦突然断掉。平时她都叫贞司“老公”，里里外外都是无可挑剔的女主人模样，这时候却转眼就变成了“悍妇”。
“喂，你这个家伙，你不是有老婆吗，干吗还在我这儿啊！”
对贞司妻子的嫉妒，对自己没有名分的怨恨，志全都发泄在乱七八糟的谩骂中，一遍又一遍。
“不是和你说了很多次了嘛，我和她合不来啊……”
贞司这么告诉志，也想给她一些安慰，可志一听这些就哭起来。
“合不来，合不来你还和人家生孩子！什么合不来啊！”
志告诉我，贞司虽然年龄比她大很多，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一直都很辛勤地工作，但去年生了场病，在医院住了段时间，一下子老了很多。她自己也因为酒精依赖症而反复住院，根本没法出去工作。衰老，把两个人的爱情，逼到了残酷的结局。
“从年龄来看，肯定是他比我先走，可是送走了他，也不知道我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想到这个，我夜里就睡不着觉。再说，万一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肯定要通知他的太太，但葬礼的丧主就成了他儿子，然后是他太太，可能我最后连守夜的资格都没有，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太孤苦，太难过了……我命不好，生下来就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我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可偏偏遇到了这个人，和他在一起，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除了他，我的生活一无所有……”
后来治疗医师告诉我，志喝了酒把心事告诉贞司后，贞司心疼她，就说自己死的时候，不用通知他家里人，让志一个人送他，给他办葬礼就行了，偷偷埋在城市的哪个角落就好……他还找了两三个见证人说了这事。从那之后，志滴酒未沾。
和X先生的对话
只想认真活在当下
菊江、波磨子、多惠、理绘子、静乃和志，六位“女演员”出演的“妻子们的思秋期”第一幕落幕了。她们给我们展现了什么，又诉说了什么——为了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了智囊顾问X先生（多人代称）。
一九六四年，美国的家庭主妇同时也是一名记者的贝蒂·弗莱登（Betty Frydan），做过一份针对中产阶级主妇的调查报告。报告一经发出，就在美国女性间引起了热议，甚至掀起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让我们听一听X先生对来自大洋彼岸的这一幕剧的“影评”吧。
住在近郊的大房子里，每天早上，和帅气的丈夫吻别，目送他去公司上班，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回到全自动厨房，开始烤蛋糕……幸福洋溢的中产阶级主妇的生活，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完美，可实际上，她们的内心并非如此幸福，甚至积满了苦闷，说得夸张一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15]的犹太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杀掉，被逼到情绪的极限——这份令人惊讶的报告一公开，竟得到了全美国妇女的强烈呼应，“是的，就是这样！”这似乎宣告了幸福神话的崩塌。
“我觉得可能在很久之前，日本就有这样的状况，看了系列里菊江她们的故事，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啊，果然是这样……”
据X先生分析，这个系列的故事，和六十年代的美国主妇极其相似。尤其是在那些丈夫收入偏高的阶层，尽管在外人看起来她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事实上却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不满。
“以前的大家庭里孩子多，在经济能力和时间方面，都不容许女人停下来思考，她们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但现在客观条件变好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还把每个人死死地框在角色里，那些得不到满足的女性自然想要挣脱出来。”
X先生还认为，菊江她们通过酒精依赖症表达自己的不满，这里面包含着对丈夫的报复。但那些心有不满，却没有表现出报复行为的主妇们，她们的内心状况又如何呢？X先生说这里面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依附于丈夫的女性，也就是我们说的贤妻良母；一种是随着时间推移，自己和对方都会慢慢改变，努力朝正常的相处模式靠近的女性；还有一种是放弃了对丈夫的期待，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只选择搭伙过日子的女性。从现实情况来看，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是最多的。”
说起来，最近有一位女性给我们打了匿名电话，说的话着实有些可怕。从声音推测，她应该在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岁左右，而且受过高等教育。
“我每天都读你们的专栏，意犹未尽，这种灰暗的话题，你们打算写到什么时候呀？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津田塾大学毕业的，她的心理状况和你们系列中的登场人物特别相似。”她说了这些之后，又补充道，“不过她已经放弃了，放弃了对丈夫的期待，也不奢求对方理解她的不满，她藏起自己的情绪，若无其事地过着每一天。不过她写了遗书，还拿给我看，里面有一句说：‘如果我死了，拜托千万不要把我和他埋在一起。’”说着，电话就挂断了。
“前几天，有位七十二岁的女性来找我，说无论如何都想在死之前的短暂时间里，离开她丈夫，自己好好活一次……”
X先生的这番话刺人心扉。如果公开表达这种意见，肯定不能被接受，但借用这位女性的话表达：“如果对方是残疾人，我对他有存在的必要性，那我也愿意和他一起生活，直到死。”她说得很严肃。
“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很难生活下去。菊江和波磨子她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想认真活在当下，这说出了很多女性的真实心声。”
X先生还说，男性将如何接收这个信号，也将影响现代社会今后的走向。
以妻子们的空虚为代价
在连载的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
“有酒精依存症的女性，本来就不正常吧”、“女人顾家天经地义，她们已经够幸福了”、“我母亲不知道比她们辛苦多少倍，怎么就没有神经衰弱、酒精依赖症呢”——我们以这些反馈为线索，和X先生继续对谈。
“如果以昭和十五年（1940）的情况来看，那时候的日本，平均每个母亲有五个孩子，而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岁，在最小的孩子还没成年时，可能妈妈就已经不在了。但是……”
现在，平均每个母亲只有两个孩子，下面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妈妈才三十多岁，忙着带孩子的阶段一过，人生就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
虽然之后还要继续操心孩子们考高中、考大学的事情，但这些基本靠孩子自己，母亲能做的极其有限。所以，就算再推算晚一些，女性大多到四十岁左右，就差不多从母亲的角色中淡出。但现在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九岁，这中间有将近四十年的漫长岁月在等着她们。
另一方面，妻子从母亲的身份卸任，而丈夫升入管理层，整个家庭会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这之前，妻子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她们都必须认清自己所处的现实情况。但年过四十的家庭主妇，前二十年忙着抚养孩子，自己的人生几乎一片空白，心有不甘，就想今后活出自己的意义，找点什么事情做，可现在的现实社会中壁垒重重……”
X先生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危险的空窗陷阱”，或者“女人的人生低谷”，无边无际的空虚感和孤独感，层层压迫着中年妻子们。
难怪近年来，一些兴趣爱好班和修身养性班遍地开花，他们的主要客户就是这些中年主妇，但这些真的能成为逃离空窗陷阱的办法吗？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的人会想，终于有时间了，手头没那么忙了，要不要学个什么……站在讲师的立场上，我一直在观察这些来上课的女性，其实她们花钱报班也好，学习也好，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另一种变相的消费，就像她们花丈夫的钱购物，出去吃饭旅游一样。能好好利用所学，为自己重新开辟一番天地的人，少之又少。”
结果，来参加学习班，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攀比，甚至还形成了应酬的压力——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最主要的是，兴趣说到底还是兴趣，很难有人通过它找到人生的充实感和存在感，发挥自己的作用。”
X先生说，处在空窗陷阱时期的主妇们像被困在绝境一般。现在已经有不少年轻主妇意识到，要早一点为此做准备，甚至在带孩子的阶段，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各种充电，以面对无法逃脱的危机时期。
即便如此，丈夫们还是对此很钝感，几乎察觉不到妻子们的情绪波动，或者对妻子们发出的信号漠不关心——这种扭曲的关系，演化成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问题。X先生如是说。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正是因为女性在家庭里扮演主妇角色，把家里经营得很妥当，男人们才能在外心无旁骛地打拼，实现自己的事业抱负。甚至可以说，让全世界震惊的日本的高效生产力，以及快速的经济成长，都是以女人们难以描述的空虚和寂寞为代价，才一步步实现的。”
如果继续无视妻子们的心声，难以预测前方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危险。但此时，在我们肉眼不可见的地方，女性无意识表现出的巨大空虚感，已像警钟一样开始敲响。
读者来函
这是奢侈的烦恼吧
“妻子们的思秋期”在报纸上连载期间，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关注，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感想和意见。
给我们来函的读者中，几乎九成是女性，而其中大多数是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家庭主妇。我们一封封读下来，切身体会到，当今日本的主妇们在烦恼什么，又在尝试着什么。我们打算将其中一部分，结合X先生的意见，与大家一起探讨。
将来函的内容分门别类后，我们把读者的反馈大致归为两种。一种是批判的声音，针对采访的主角“菊江”、“波磨子”，指责她们陷入酒精依赖症。比如一位三十三岁的公司职员，名叫K子的读者。
“我读了您的纪实采访后，说实话很生气，每更新一次，就对这些意志力薄弱的女性恼怒一次。依赖酒精的借口，不过是把责任转嫁给其他人，敢问哪里有观音菩萨一样的好婆婆？我们和她们的出身、成长年代，还有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有感情摩擦太正常了，和丈夫也是一样。那些外出打工、单身赴任，还有出海远洋的船员们，这些人的妻子在全国不知道有多少，难道只有她们耐得住寂寞？”
这是一段非常犀利的批判，毫不留情。还有一封信的内容也和这封类似，说这些妻子们有奢侈的烦恼。
“即便是充满美好幻想的婚姻，落到现实里，也没那么如你所愿，等待着我们的，是想不到的痛苦和不满。这些妻子们大概沉浸在天真里，只顾着追逐快乐的梦想吧。至今，我也经历了很多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每一次，我都把它想成是上天在磨砺我，因为我经历的苦难还不够多，这样想着也就忍下来了。渐渐地，我习惯什么事情都朝着善意的方向去想，今后不论遇到什么事，我都可以坦然面对。”——主妇·五十七岁。
还有不少读者在做了批判后，也表达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
“其实幸福感里多一些糊涂，多一些自我安慰，才能让家人的情绪更好。比如衣服洗好晾干的时候，孩子们吃饭吃得很香，露出笑脸的时候，能沉浸在这种小幸福里的女性，多让人羡慕啊！”——主妇·三十三岁。
“既然又有钱又有时间，为什么不努力追随丈夫的脚步呢？不能让男人安心工作打拼，说到底还是自己意志力不够强大吧。”——主妇·五十九岁。
针对这些批判的感想，X先生认为这背后有一个社会共通的想法，可以称之为“固有心理”。
“那些认为主妇品行有问题的人，多是因为他们脑海中有固有观念，认为女人应该这样，或者主妇应该做这些。如果女性自身不打算突破固有观念，就只能在‘固有心理’下寻求解决方法了。然而，妻子们出现的问题，基本上是社会问题的缩影，不是说人的想法改变，问题就能解决，没有那么容易，这也是当下现象的特征。”
另一方面，比批判性意见更响亮的，是共鸣的声音。
比如——
“我一直在想，我的人生究竟为了什么。每天过得没有感情，心里没有温度，想到自己这样麻木冰冷地迎接衰老、死亡，又焦虑得不得了。我丈夫也是地方银行的职员，去年才退休。多少年来，他都说‘应酬是为了工作’，忙着喝酒、打麻将、打高尔夫球，几乎不在家里。对我来说，丈夫是最大的投资，但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不拿工资的保姆，真的就像连载里写的，这种事情和丈夫的工作内容没有关系，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完全是妻子们的思秋期支撑起来的。”——主妇·四十八岁。
读了这么多反馈，我们能切身感受到，虽然批判和共鸣的声音有所不同，但每个人都联想到了自身的经历，做了认真思考。
努力做各种尝试
“就像在写我自己的故事”、“我完全不认为这是别人家的事”——还有不少信件诉说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自己也有类似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而且，有这些想法的并不局限于工薪族的妻子。
“我嫁到这个生意人家有十年了，直到现在，我公婆还亲力亲为打理家里和生意上的所有事，店里的事情，他们一点也不让我做。我像个摆设一样，任凭岁月匆匆流逝，没有任何收获，如果这样过完一辈子，想想还真是背脊发凉。连载里的主人公（也包括我在内）之所以这么痛苦，和没有机会为社会贡献力量，没有和社会接轨有很大的关系。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渴望被认可，渴望成为有用的人。”——主妇·三十一岁。
还有一位五十一岁的中年女性，八年前丈夫去世，她直到去年才辞去了一直做的保育工作，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因为小夫妻都上班，她就照顾起孙子。外人看起来很幸福，但她却说：“我读了您的专栏，胸口像被击中一样疼痛。”
她接着说：“我结婚后也继续工作，还抚养了三个孩子。丈夫去世后，我也尽职尽责地照顾孩子，感觉活着有价值，可现在除了照看孙子，几乎没有外出活动。我每天早上看到那些去上班的人，那么有活力，就觉得自己实在太无聊了。虽说也有兴趣爱好，可兴趣终究是兴趣，不像工作可以带来成就感。我的性格本来挺外向的，做梦也想不到现在感觉这么孤独。以后怎么过下去，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只能和孤独对抗着，慢慢等老……”
这位刚刚步入初老之年的女性也有这样的感受。很多读者都在信里写到，向好友倾诉是她们唯一的慰藉。甚至还有不少人说，和好朋友煲电话是最大的生活乐趣……
“女性相对比较容易获得幸福感，除了和朋友打电话，和丈夫一起喝杯红酒，全家人一起短途旅行，日常的微小事情，都能转换她们的心情，但也容易产生错觉，以为不满都消除了……”X先生这样解释。不过，一些女性不满足于这种自我麻痹，试图创造出自己的人生。
“我婆婆七十七岁了，公公八十四岁，两个人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我婆婆却说早就厌恶了这样的日子，彼此之间没有默契，也基本没有夫妻间的交流，看到我公公的脸都觉得烦。我看到她这样忍气吞声地衰老下去，不免觉得可怕。长辈们的相处方式，让我下决心以后不论多大年纪，都要与先生成为彼此最需要的人。但前提是自己要成为精神独立的人，不能一味祈求先生给予自己幸福，我也要有能给到他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得有趣，这样对方也会觉得轻松一些。”——主妇·四十七岁。
不过，也有一些女性做出“恶妻宣言”，宣称已经对丈夫感到绝望。有一位三十四岁的主妇，丈夫是相互银行[16]分行的次长，家里有三个孩子。
“我们结婚十年了，但我们俩基本没有意见一致的时候，每次我都努力劝说自己别那么认真，把他当成是承担生活费的住客就好了。但其实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考虑到以后，我觉得还是考一些资格证比较好，比如花艺师，或者服装搭配师，能给未来一些保障。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坏妻子，可还是做不到那么在乎他。”
反过来，也有主妇开始尝试“改造”丈夫。
“我丈夫现在是管理层的基层，回到家也要工作。我也一直以他为优先，两个人基本没有交流，日子一天天过着。他最近开始意识到这样不行，我也想为他做些什么。最近，我们一起参加了一次市民活动，两个人都想着和对方互动起来，反而增加了一体感。其实，主妇的工作是自由职业，先生们才是更大的受害者吧，他们也挺可怜的。虽然我们没有社会头衔，但比起丈夫们，妻子可以活得更广阔。所以我就想着，也许帮着改变一下丈夫也不错。”——主妇·四十六岁。
无处安放的能量爆发
“读了这个纪实采访，我仿佛看到自己的身影。从乡下的高中毕业后，我十九岁就结了婚，和丈夫朝夕相处了三十年，但说实话，我始终感觉自己对他从来没有展露过真实内心。有时候我被他抱着，心里却忍不住反问自己：‘没有情感的拥抱，和妓女有什么区别呢……’但对方对我的内心动摇没有丝毫察觉。我以前还期待着他能察觉到，但现在已经疲于期待了。这世上，可能没有几位丈夫想了解妻子内心深处的想法吧。”
这位妻子五十岁，丈夫在大企业任职，像她这样陷于绝望的来信并不少见。她最后总结说：“那些被丈夫的冷漠伤害的妻子们，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太让人心痛了。不过，现在的日本太太还是一样，做全职妈妈也好，照顾丈夫也好，不过是换了形式的酒精而已；丈夫们也是，他们尽心尽力为之努力的工作，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酒精罢了。”
控诉对丈夫“无感”的声音此起彼伏。
“采访里描述的情景，是对我们未来的提醒，读了让人感觉心寒，也感觉残酷。实际上，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女性‘预备军’。我觉得，最大的悲剧是男人们对此毫无察觉。现在的社会问题是，大家需要转变一下价值观，比起男人们升职加薪，争夺销售冠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回到妻儿身边，重视和妻子的关系。女人们也要从‘被期待的模样’里解脱出来，不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做，如何？妻子单方面忍气吞声，不只是妻子们的不幸，也会助长丈夫们的‘无感’，让他们活得更没有感情了。”——主妇·四十三岁。
从这些来函可以看出，妻子们试图从更广阔的角度考量自己与丈夫的相处方式，甚至是日本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大家都没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不知道完整的人生该怎样度过。丈夫（男人）理所当然地接受着母亲和妻子的好意，不操任何心，像生活白痴一样过完了一生；妻子（女人）也是，一辈子意识不到自己是社会一员。大多数人在‘彼此间相互扶持’的美名下，过着相互依偎的婚后生活，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日本看似是个大国，但每一个国民的内在竟如此贫瘠，像无根飘摇的小草。如果说我们成年人已至此，难以改变，至少要从小孩子的教育开始着手做些什么。再说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可以变得更自立，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生存准则）。”——主妇·四十六岁。
“女人今后的人生要怎么度过才好呢。年轻的时候再怎么培养技能，求职上也会受限，婚后如果坚持工作，在外要求我们和男人有一样的业绩，在内又要做家务、抚养孩子，这些压得女人喘不过气。如果做专职主妇又不能经济独立，最后只能为丈夫和孩子无偿付出，就像在劳动力生产车间一样。就算出去再找工作，基本上也只能做些兼职、内勤的工作，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很容易被淘汰。可以说，日本的大公司是靠妻子们无形的手支撑起来的。如果让女人们都出去工作，让速冻食品和托管中心代替我们，是不是男人们就会回归家庭，照顾孩子呢？不过，日本的女性已经行动起来了，她们要活得更有价值。男人们，你们的跳板已经有了裂缝哦。”——主妇·五十四岁。
X先生读了大量反馈意见后，说：
“来函的不只是城市女性，也有不少小地方的读者，我能感觉到，这是一次范围极广的意识形态的变革。这种内心写照，很难用统计数据和调查来捕捉，但都浓缩在了报道里。女性对于自身的要求提高，导致她们有‘生存的烦恼’，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可惜，社会还没做好准备，无法安置女性爆发的能量。如何解决这种落差，将是今后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