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九四三年三月
地点：由白陂至香港途中
讲述者：白圣韬医生
听众：范继槐中将
记录者：范继槐随从丁奎
@ 消息
将军，有甚说甚，那消息是田汗告诉我的。那时我还在后沟。干你们这一行的，定然晓得枣园后沟。对，那里有一所西北公学，还有一个拘留所。我自然是在拘留所里。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来月。那天晚上，当田汗来后沟看我的时候，我想，他定然是看着同乡之谊，来给我送行的。唉，我可能活到头了。按说，我是学医出身，也上过战场，死人见多了，不应该感到害怕。可是，一看到他，一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我的胆囊还是缩紧了，就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我做梦也没想到，田汗是来告诉我那样一个消息的。
他把我领了出来。走出那个院子，我看到了他的卫士。他们离我们十几步远，猫着腰来回走着，就像移动的灌木。此外还有几个站岗放哨的人，他们拿的是红缨枪。（在夜里）那红缨看上去是黑色的。此时，朔风劲吹，并且开始下雪。一个卫士走了过来，递给田汗一件衣服。那衣服是用斜纹布做成的，就像医院里的病号服。它比老乡织出来的土布软和，唯有首长和刚到延安的学者才有穿的份儿。不瞒你们说，当田汗把它披到我肩头时，我忍不住流泪了，鼻涕也流了出来。田汗看着我，想说些什么，但一直没有说。我的脑子更乱了。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他说，这里太冷了，还是回后沟吧。他没有把我送进拘留所，而是把我带进了一间暖烘烘的窑洞。看到墙上贴的列宁像和教室分布图，我方才晓得那是西北公学的一间办公室。他把鞋脱了下来，掏出鞋垫，用火钳夹住，悬在火盆上方烤着。一个卫士进来要替他烤，他摆了摆手，命令他站到外面去，不许放一个人进来。窑洞被他的鞋烤得臭烘烘的，再加上炭火的烟气，我的眼睛就熏得眯了起来。不怕你们笑话，当时我觉得那气味很好闻，很亲切。他翻开自己的裤腰，逮住一只虱子丢进了火盆，我听到叭的一声响。尔后，他又逮了几只，不过，他没有再往火里扔，而是用指甲盖把它们挤死了。
他身上的酒气，让人迷醉。他掏啊掏的，从身上掏出一个酒葫芦。他把酒葫芦递给我，尔后又掏出两只酒杯，用大拇指在里面擦了一圈。他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我倒了一杯。他说：“喝吧，怎么？还得我给端起来？”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有人请我喝酒。我又流泪了。当他又从怀里掏啊掏的，掏出两只猪蹄的时候，我赶紧咬住了嘴唇，不然，我的口水就要决堤而出了。田汗问我这酒怎么样，我说，好啊，真好啊。葛任没死的消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的。我刚啃了一口猪蹄，就听他说：“有件事，给你说一下，葛任还活着。”我吃了一惊，一下子站了起来，就像被火烧了屁股。
有甚说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去年，也就是三十一年（注：即一九四二年）冬天，我从前线回到延安时，田汗噙着泪，向我讲过葛任的死。当时，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说三十一年夏，葛任带着部队出去执行任务，黄昏时分，在一个叫二里岗的地方，遽然与一股日军遭遇了。二里岗有一个关帝庙，葛任的部队就是在关帝庙四周，与敌军激战了几个时辰，最后为国捐躯，成为民族英雄的。他告诉我，有人私下把葛任说成是关公似的人物，当地的民众还嚷着要在关帝庙里为葛任立碑。将军，田汗这么说的时候，我是边听边流泪呀，都不晓得说甚么好了。有好长时间，我夜夜梦见葛任，每次从梦中醒来，我都唏嘘不已。唉，未曾想闹了半天，葛任竟然还活着。
这会儿，田汗讲完之后，一边用劲地拍着大腿，一边说：“驴日的，我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葛任同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呀。”随即，他又提醒我，此事尚无人知晓。事不秘则废呀，一旦走漏了风声，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就会提前下手。那样一来，葛任同志可就性命难保了。
将军真是心明眼亮。对，田汗冒雪来看我，当然另有目的。我想到了这一点，但他不说，我不敢贸然发问。待我啃净了一只猪蹄，他才说，他命令我到南方去一趟，代表他把葛任接回来。让我想想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哦，想起来了。他说：“葛任同志在南方受苦了，身体原本虚弱，肺又不好，够他受的。你去把他接回来，让他回延安享几天福。你是医生，派你去最合适不过。不知你意下如何？等办好了此事，我就去给组织说说，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戴着托派帽子，你不觉得丢人，我还丢人哩。谁让咱们是老乡呢？丑话说头，要是办砸了，可别怪我挥泪斩马谡。”
他说得很笼统。只说南方，没提大荒山，更没有提到白陂镇。我当时对他说，我呢，只是一介书生，又犯过路线错误，恐怕难当此任。他说，不管白猫黑猫花猫，捕得耗子便是好猫，祝你完成任务。我问他组织上是不是已经决定了。他脸一沉，举着烧得通红的火钳，说：“你呀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有句话一定要牢记心间，不该你问的，你就不要多嘴，更不要随便记日记。你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成哑巴。不写日记，也没人把你当成文盲。”我赶紧立正站好，对他说，我跋山涉水来到延安，为的就是给革命作贡献。如今机会来了，头可断血可流，也不会辜负你的教诲。
按田汗的吩咐，当晚我还住在后沟。田汗还交代看守，让我独自住了一间窑洞。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一晚上撒了好几泡尿。每次撒完尿，我都一边打着尿颤，一边对着贴在窑洞里的那张列宁像鞠躬。因为下雪，天地之间都是灰的，让人觉得天很快就要亮了。鸡好像被雪迷住了，半夜就叫了起来。鸡一叫，我就一骨碌爬了起来，站在那里，还不由自主地抬起了脚。这样连续搞了几次，我的右腿就开始痉挛了，我很担心右小腿的静脉炎恶化，令我不得不推迟行期。唉，进拘留所之后，我那个地方挨过几脚，十分敏感。
人是需要互诉衷肠的，那是一种幸福。是的，一想到可以对葛任倾诉衷肠，我就觉得这将是一次幸福的旅程。我还想，葛任见到我，一定会满脸通红。他是一个羞涩的人，受到一点恩惠，就会脸红。将军说得对，这与他的革命者身份不符。若知道我是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他不脸红才怪呢。我这样想着，就在鸡叫声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刚睡着，就听见轰的一声，接着我就听见有人喊，出事了，出事了，当中还有人哭爹喊娘。起初，我还以为是敌人打过来了，连忙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想着起码可以和敌人拼一下。后来，我从人们的喊声中听了出来，原来是拘留所的一间窑洞塌掉了，几个人犯被砸了进去。范将军，你问得好。那窑洞为甚么会塌下来？莫非那些人吃了豹子胆，想挖出一条道跑出来？连我都这样想了，后沟审讯科的人自然也会想到。我的头皮立即有点发麻了，仿佛看见子弹正穿过他们的眉心。
我正这样想着，一个人影闯了进来，拽住我就走。我问他：“同志，你有何贵干？”他命令我闭嘴，只管跟他走。出了院子，借着莹莹雪光，我模模糊糊看出他是田汗的卫士。那个小鬼很会说话，说首长让他来看看我是否受了伤。走了一会儿，在一个牲口棚旁边，我看见了田汗。他袖着手，披着羊皮袄，嘴里叼着烟。他命令我马上离开延安，火速奔赴张家口，面见窦思忠，尔后再到南方迎接葛任。不，将军，他还是没有明说是白陂镇。他说，具体事项，窦思忠会向我讲明白的。窦思忠是谁？他是田汗的手下，曾跟着田汗出生入死，对田汗忠心耿耿。我后面还将提到此人。当时，他（田汗）一提到张家口，我就想到了自己的老丈人。我的老丈人就住在张家口。我担心他受我连累，有甚么不测。田汗多聪明啊，甚么能逃过他的眼睛。我稍一迟疑，他就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跟你的老丈人无关。还是葛任同志的事，窦思忠同志会告诉你如何找到葛任同志。”我问冰莹是否和葛任一起，要不要把冰莹也接回来。田汗脸一沉，说，你只管完成你的任务就行了，别的不要多问。天冷，我想回去取件衣服。他拉了我一下，说：“都给你备齐了，连裤衩都给你备好了。给窦思忠的信，就封在裤衩里。”他还特意交代我，一路上不要提葛任的名字。“记住了，葛任的代号是〇号，取的是圆圆满满的意思。祝你圆满完成任务。”他指了一下沟底。我模模糊糊看见，沟底有一头毛驴，还有一个人。
田汗说完就走了。我顿觉心中惘然，在雪地里站了许久。雪越下越大，田汗的身影消失在土岗那边时，我才向沟底走去。风从光秃秃的土岗上吹来，吹到脸上有如刀割。然而，一想到马上要见到葛任了，我也就不觉得苦了。牲口棚上的苇秆呜啾啾响着，尔后风将棚顶也掀翻了。有几只鸟惊飞而起，也不晓得是乌鸦还是喜鹊。我跟喜鹊有仇，因我曾用烧熟的喜鹊为人治疗便秘。灵鹊报喜，是迎客进门的，此时却叽叽喳喳地要撵我走。将军，当时我可万万没有料到，我这一走，就像瓜儿离开了秧，再也回不去了。甚么，那是哪一天？唉，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在后沟关了两个来月，脑子都不大好使了。
& 二里岗战斗的常识
据《二战史·中国战区》一书记载：一九四二年五月一号，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率三个师两个旅，共五万人，动用八百辆汽车、坦克和飞机，采用“纵横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战术，以及“三光”政策，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扫荡，企图发现并围歼“像鳗鱼一样滑溜，不可捉摸”（冈村宁次语）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从五月十六号到六月二十号，日军在滹沱河以南、德石路以北、滏阳河以西的三角地带，进行过反复清剿。二里岗战斗，就发生于这期间。后来，日本出版的《大东亚战史》，称它是“五月大扫荡之一典型战例”。
二里岗战斗最早见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一号《边区战斗报》，文章的题目叫《敌后铁流》。这篇文章的作者黄炎，当年曾与葛任以及本书第三部分的叙述人范继槐，乘坐同一艘邮轮到日本留学。在《敌后铁流》的第三段，黄炎这样写道：
此次反扫荡战役，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为国捐躯了……在麻田战役中，我副参谋长左权同志指挥所部，向敌军反复冲杀，激战竟日，敌伤亡甚重，难以支持，于午夜向麻田窜去，左副参谋长率部追击，指挥作战，奋不顾身，不幸中弹，在十字岭壮烈殉国；在太行山麓，女战士黄君珏身陷重围，面对敌人篦梳式进攻，搏战竟日，弹尽援绝后跳崖自杀，实为女界之楷模；在二里岗战斗中，文化教员葛任同志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敌军，毫不畏惧，与敌人同归于尽，虽死犹生……民族痛失精英，抗战顿失干城；军民同声哀悼，血债誓死讨清……
关于葛任是个“文化教员”的说法，与事实略有出入。葛任当时真正的身份是马列学院编译室的译员。许多年之后，黄炎再提到此事时，顺便纠正了这一错误。黄炎后来移居了美国，并著有长篇回忆录《百年梦回》。在这本书中，黄炎先生写道：
那时候，葛任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专事译述，并继续他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研究。他要算个富人，因为除工资外，他尚有部分稿费收入。因为我是他留日时的同窗，所以他常邀请我，以及他的两位同乡——边区锄奸科副科长田汗、边区医生白圣韬，一起共享民间的美食……在一次外出途中，我发现他喜欢采摘坟间地头的那些枸杞子，他称之为死婴的念珠。啊，时光荏苒，二里岗战斗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果葛任的坟头还立于天地之间，我想那上面一定长满了那些念珠。他说，因为牛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舍不得宰杀，他曾有过一个念头，将托洛茨基著作中的“土豆烧牛肉”，译成“枸杞炖狗肉”。
黄炎的文章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半个世纪之后，人们仍然认为葛任死于二里岗。看来，这已经成了常识——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录》中，葛任的卒年写的仍是一九四二年。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到二里岗采访，曾去过关帝庙，即人们所说的葛任殉国之地。现在的关帝庙，是“文革”后修建的。庙前的石碑记录了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经济，筹资重建关帝庙的经历。门内的石碑，是关帝庙里的旧物。负责出售门票的人告诉我，石碑是从他女婿家的驴圈上取下来的。此碑立于康熙二十三年，碑文记录了关羽浓墨重彩的一生：
汉寿亭关夫子不受曹□之封而一心为汉室，非有功于朝□乎？除黄巾之害，诛庞兵于□，非有德于百姓□？千里寻兄，独当一面，杀身成仁，非有光于名节□？
导游向我解释，碑文字迹脱落，一是因为枪打，二是因为驴踢。不过，他又告诉我，某电视台“欢乐大本营”剧组，来拍过这个石碑，并拟定了知识抢答题。我曾看过当时的录像片断，抢答题就是字迹为何脱落。随后公布的标准答案是：“这是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留下的。”作为远道而来的特约嘉宾，那些影、视、歌明星，在主持人的反复启发下，瞎猫终于逮住了死老鼠，都蒙对了，并领取了奖品。那是一盒阿拉斯加海豹油。为了显示自己知识渊博，主持人又特意作了一番解释：“这个题太容易了，因为它是个常识。一九四二年六月一号，著名翻译家、诗人、语言学家葛任，在此与日本鬼子狭路相逢，有过一场生死决战。如果还有人想不起来葛任是谁，那么我一提到冰莹，你就会想起来。这位观众朋友真聪明。对了，冰莹是三四十年代有名的演员。不知道贝克汉姆的人，总该知道辣妹维多利亚吧。对了，葛任就是冰莹的丈夫。不，不，不，葛任已经死了，当时就为国捐躯了。这是个常识。”
读者朋友，不怕你笑话，作为葛任的后人，我在看到白圣韬的自述前，也认同这个常识，即葛任死于一九四二年的二里岗。而被常识忽略掉的东西，比如，葛任为何会到二里岗，他执行的是何种使命，似乎也就显得微不足道。在常识面前，我们似乎只有默认、服从，或者无动于衷。
@ 毛驴茨基
有甚说甚，田汗没骗我。驴车上果真甚么都有，吃的，喝的，穿的。连酒都是现成的，那天晚上不是用过一个酒葫芦么，就是那个。命令如山倒呀，因我走得急，没有甚么衣服，田汗就在车上给我放了棉袄和棉裤，当然还有裤衩。在车上换衣服时，我拎着那个裤衩亲了亲，就像亲着自己的亲人。
将军，你到过陕北么？好，我不问，只管说。我先说说毛驴。毛驴可是宝贝疙瘩，你寻不到比它更好的长工了。犁地、推磨、拉炭，甚么都离不开它。边区的人说话都要带上“驴”字。骂人时喊对方是“驴日的”。事情办砸了，十分恼恨自己，怎么办？就骂自己是“驴日的”。别笑，我有甚说甚。高兴了，也说“驴日的”，细声细语的，就像和婆姨说悄悄话。我刚到延安时，革命热情高涨，干活不惜体力。有一次在延长，风闻胡宗南的人马打过来了，部队必须马上转移。当时车马不足，我背着一个伤员，沟沟坎坎的，一走就是二里地。人们这就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小毛驴”。我当时甚是高兴，就像戴上了桂冠，做梦都会笑醒。可是，后来我成了托派，人们就把这个绰号给改了，叫我“毛驴茨基”。
赶车的老乡都晓得我的绰号“毛驴茨基”。他说，我给打成托派的时候，他亦在跟前。他以前是康生的房东，康生你知道么？此人是中央社会部部长。老乡还说，他多次见过毛，也见过王明。老乡嗜酒，趁我解手的工夫，把我的酒葫芦掖进了他的棉袄。喝了酒，他的话就多了起来，扯东拉西。说王明的列宁装总是干干净净的，像个婆姨。他又喝了一口酒，扭头说道：“你这人，姓毛，脸上却没有一根毛。”他说着，就笑了起来。他笑的样子很怪异，笑的时候脖子要缩回去，笑完之后才伸出来，好像他是用脖子笑的。我告诉他，我不姓毛，姓白，脸上的毛还是有的，因为要出远门，把毛刮掉了。他这才说，他晓得，甚么都晓得，只因雪天出门太恓惶，找着话和我拉呱呢。
甚么，将军，你问我是怎样成为托派的？唉，说起来，我能成为毛驴茨基，也是因为毛驴。说得细一点，是因为驴粪。因果相生，毛驴多，驴粪就多。驴粪多了，就需要掀起拾粪运动解决问题。而有了运动，就要有人倒霉。说起来，最早还是我们这些医生们提议拾粪的。起因是一名战士夜间通知人开会，出门踩住了一颗驴粪。就像踩着一块冰，他哧溜一声滑出很远，撞住了一个树桩。他的一条腿原本就挂过彩，不能太过用力，这一下给撞骨折了。一位首长来医院慰问战士的时候，医生们就提议，最好能给老乡们打个招呼，在自家牲口屁股后面挂一个布兜兜，这样既积了肥，道路还干净，还能避免此类事故。首长一听很高兴，搓了搓手，说：“驴日的，好主意。”随后，他提到了一个实际困难：虽说老乡们可以让自己的娃娃穿上军装为革命而死，可是让他们拿出一块布做个粪兜兜，却比从老虎嘴里拔牙还难，舍不得呀。不过，首长还是表示要把这个问题拿到会上研究研究。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下文。遽然有一天，上面说美国记者要来延安，为了给美国人留个整洁的好印象，组织上决定，赶在美国记者到来之前，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拾粪运动。
舆论是革命的先导，我们医院的墙上就贴着一幅标语：拾粪归田，服务抗战。报社和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还扭着秧歌，宣传拾粪。冼星海和塞克写的《生产大合唱》也给改了唱词：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拾粪忙，
指望着今年收成好呀，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为了进一步给拾粪运动造势，延安还组织过一次歌咏晚会。担任主唱的两位歌手来自陪都重庆和孤岛上海，如今是这里的合唱团团员。上海的那位歌手曾找我看过病。她对我说，她曾在德国待过，在那里学过花腔。“花腔？花腔不就是花言巧语么，还用得着去德国学习？巧言令色，国人之本能也。”我对她说。她立即掐了我一下，说我是个土包子，白在苏联待了。尔后，她指着自己的玉颈，比画来比画去，说花腔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没有几年工夫，是学不来的。既然她说得神乎其神，我就让她来一段听听。哈哈，在我听来，那跟驴叫差不离，一咏三叹，还抖来抖去的。她告诉我，她曾给合唱团的领导上过一个折子，说美国人就喜欢听这个。但领导说了，美国人来后，最好还是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二月里来》。
在那个歌咏晚会上，她们唱的就是改了词的《二月里来》，也算是美国人到来之前的一次彩排。重庆的那位歌手很兴奋，一上来就喊：“Are you ready（都准备好了么）？”我们就喊准备好了。她这才开始唱。她还喜欢把话筒伸到观众席上，让大家和她一起唱。虽然没人响应，可她还是说：“唱得好，唱得好。再来一遍好不好？”她还号召大家：“两边的同志比一比好不好，Yes！给点掌声啦，鼓励一下啦。”在她的号召下，我们都把随身携带的粪筐举过头顶，随着节拍，跟着她一起摇头晃脑。
运动就有这点好处，立竿见影！不分男女老幼，都带着柳条编的粪筐，见粪就拾。拾来拾去，就没粪可拾了。街上干净得很，就像上海的霞飞路（注：现名淮海路）。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值完夜班从医院回来，遽然看见有人在街上放羊，放牛。甚么时候，都少不了毛驴。牵到街上的毛驴，都有一副好行头，腰上披着棉垫，嘴上戴着驴套，围脖也是少不了的，因为那就相当于人们出席酒会时打的领带。（毛驴）还打滚呢，搞得尘土飞扬。延安正在反对自由主义，可那些畜生们却不吃这一套，自由得很，到处拉粪。咦，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要开一个牲口交易会。尔后方才晓得，畜生们上街游行，是为了把粪拉到街上，让人们有粪可拾，以便掀起拾粪运动新高潮。当时，我正纳闷，遽然听见唢呐声声，扭头一看，腰鼓队和舞狮子的都来了。人们就在欢庆声中拾粪。很快，街上的粪就被拾完了。千错万错，我不该看见马路中央的那几颗驴粪。那几颗驴粪蛋，像元宝似的躺在路上，很招人喜欢。我随着节拍，扭着秧歌走了过去，可我刚铲起一颗，有人就把我的粪叉没收了。原来是我们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占坤。他是医院拾粪小组的组长，也在俄国待过，平时与我谈得来，还和我住过一间窑洞。我对张组长说：“你都看见了，我正在响应拾粪运动。”他说：“这些粪是给首长们预备的，可不是给你拾的。你拾了，首长们拾甚么？”我开了句玩笑，说：“毛驴还会再拉呀。”我就把驴粪放进了粪筐里。张占坤恼了，上来就把粪筐给我踢翻了，“叫你拾，叫你不听指挥。”他还推了一下我的肩胛骨，我差点像那个不幸的伤兵一样摔倒在地。张占坤本来性情温和，对我也很尊重，这会儿遽然向我动粗，我的脑子都转不过弯了。他再踢我时，我就用胳膊肘顶了一下他的软肋。我没有太用力，他也没有摔倒。他还笑嘻嘻地说：“哟嗬，驴脾气还挺大哩。”我也笑了笑。唉，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可没想到，第二天张占坤就把我的日记从枕头里偷了出来，上缴给了组织。尔后，麻烦就来了。
有甚说甚，给我带来麻烦的那页日记，记的其实是我与葛任、田汗和黄炎的一次谈话。说起来，我之所以写日记，还是听了葛任的话。他说，写日记能使内心生活丰富起来，一个人没有内心生活，就像一个人没有影子，一间房子没有门窗。他一定没有料到，我会栽到日记上面。甚么？你也知道黄炎？对，他是个记者，编辑。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坐在窑洞里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托洛茨基。葛任讲了托洛茨基的一个小故事，托洛茨基被史大林（注：现译为斯大林）流放到阿拉木图（注：现为哈萨克斯坦的首都）的那一年，集体化运动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托洛茨基认为，他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快被史大林的暴政和冒险给毁了。但是，托洛茨基想的不是重返莫斯科，借机发难，而是给朋友们写信，让他们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不计前嫌，辅佐史大林渡过难关。我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好在我没写是在田汗的窑洞里听来的，没写它出自葛任之口，不然，他们也要跟着我遭殃了。如今想起来我还有点后怕，因为我差点把葛任的另一番话记下来。葛任说，倘若列宁的继任者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定然会与史大林（斯大林）一样，对昔日的战友痛下杀手。酒装在瓶子里是酒，装在葫芦里还是酒。我后来想，倘若这句话也写进去，我即便种了十亩脑袋，也别想留住一颗。
日记缴上去，我就被收审了。如今想起审讯者的样子，我还胆战心惊。他们一上来，就把枪拍到了桌子上，叭的一声，吓得人魂飞魄散。要晓得，那可不是惊堂木，而是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三八大盖。我被押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受审。他是个智（知）识分子，被打成托派是因为嘴太碎。有一次，他从操场上听完报告，在延河边散步的时候，对别人说：“江青装着捉虱子，裤子捋得那么高，让丘八（士兵）们看她的大腿。真不要脸呀。”这话传到上面，他就被收审了。刚好王实味也说过类似的话，锄奸科的就断定他和王实味是一伙的。调查来调查去，就查出他和王实味是北大同学。他一开始也是嘴硬，拒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于是乎，他很快就被提溜起来，吊到了房梁上。刚吊了一袋烟工夫，他就承认自己是托派了。我听见旁边的一个审讯者说：“好，一炮就打响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乖乖地承认自己是托派，你就可以吃到一碗鸡蛋面条。”那家伙看来是饿坏了，吃过第一碗，抹抹嘴，又说还有事情要交代。他又交代自己是特务，于是乎他又吃到了一碗鸡蛋面条。抹抹嘴，他说他感谢组织，因为他刚才吃的是双黄蛋。他说还要交代，这回他吹牛说蒋介石是他的外甥，宋美龄是他的外甥女。宋子文呢？他说是他侄儿。疯了，彻底疯了，连胡宗南和阎锡山都成了他的干儿子。这回他吃不成鸡蛋面条了，而是吃了几鞭。他当天就自尽了。他活学活用，也把自己吊到了房梁上。他用的不是绳子，而是自己的裤带。他的遗言只有一句：
哲学家说，无人能揪着自己离开地球，可我做到了。
甚么，你问我是否也（被）吊了起来？吊了，当然吊了。对，我也吃了两碗香喷喷的鸡蛋面条。之所以吃到第二碗，是因为我对审讯者交代，我日记里所写之事，皆是张占坤告诉我的。我并不想把他屙出来，因为诿过于人并非我之做派，可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后来也被关到了后沟。我在后沟时，半夜曾听见张占坤像疯狗似的，把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一遍。起初，我还很生气，倘若我是一条狗，我定然扑将过去，咬他娘的一个稀巴烂。可我是个人，脖子上架的脑袋是用来思想的。我想，我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这么跟你说吧，起初我还有点后悔，觉得对不住张占坤，后来我就不后悔了。还是那个理由，我是一个人，不是狗，我会思想。我想，我这样做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么一想，心里就舒服多了，我捂着耳朵说，驴日的，骂吧，我就当耳孔塞了驴毛，甚么也听不见。
有甚说甚，在后沟，不等别人来做思想工作，我就把自己的思想工作给做了。我打心眼里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别的都放一放，就拿拾粪来说吧，当我说“毛驴还会再拉呀”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受党教育多年，早该学会站在毛驴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那些毛驴，口料已经一减再减，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坚持拉磨、拉炭、犁地。它们的肚子本来已经够空了，但是为了响应拾粪运动，它们有条件要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拉，不容易啊！可我呢，作为一名知书达理的智（知）识分子，却一点也不体谅毛驴，竟然还要求它们一直拉下去，拉下去。这跟党八股错误，宗派主义错误，主观主义错误，一样严重呀。阶级感情都到哪里去了，喂狗了么？难道你的觉悟还不及一头毛驴？
前面不是说了，我被吊上房梁那天，赶车的老乡也在场。他很牛气，说吊人用的那根绳子还是他贡献出来的。那可不是一般的草绳，麻绳，而是祖上传下来的缰绳。因为贡献了那么好一根绳子，他和儿子都吃了一碗鸡蛋面条。他说，当时他最担心的是绳子断掉，因为除了毛驴，那就是他最贵重的家产了。他用它捆草，拴牲口，也用它拴人。他儿子的头脑不大好使，媳妇动辄就要逃回娘家。她的娘家在葭县（注：现名佳县）葭芦镇（注：现名佳芦镇），离圣地很远，去逮一次很麻烦，走一天一夜不说，还得给亲家说好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拴在炕头上。他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毛驴茨基，咱有甚说甚，撞上这种鸡巴事，手边没绳，还真是不行。”
& 与田汗拉家常
田汗高寿，直到一九九一年六月五号才中风而死，时年虚龄九十岁，堪称人瑞。他死去的前几年，有个叫朱旭东的人，一直守候在他旁边。朱旭东就是《田汗自传》一书名义上的特约编辑和事实上的作者。田汗死后，朱旭东又陆续整理发表了田汗和他的谈话。在一次谈话中，田汗首次透露，是他向组织上建议，将葛任派往前线的。就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了一个名叫川田的日本人：
当时，葛任正在翻译列宁。有人问他，老托（托洛茨基）这人到底是不是混蛋。你骑驴就磨台，说他是混蛋不就行了。可我的那位老哥们儿呢，哪壶不开提哪壶，说，托是列宁的朋友。他说的是真理，可在特定的历史场合，真理就是谬误。谁会相信，列宁会拿混蛋当朋友呢？就凭这一句，把他打成托派头目，都不冤枉他。唉，诗人脾气啊。按我的理解，诗人脾气就是驴脾气，犟！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呀。后来，我找了一些人，好说歹说，总算把这事给捂住了。实事求是地说，我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点私心。不然，我也会受到牵连的，因为我们是老乡，都来自青埂镇。在别人眼里，我们穿一条裤子。
可是后来，又有一件事冒了出来。有一天，我们截获了一封信。信是从上海写（寄）来的。一看信皮上的字迹，我就知道那是冰莹的信。为了对葛任负责，我背着他把信拆了。这一拆就拆出了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我就像被蝎子给蜇了一下。上面说的是，她最近想去法国，问他想不想和她一起走。如果他不想走，也没有另找女人，她就来延安，和他团聚。里面还说，如果他还坚持不回信，她就不再写信了，肯定不写了。照她这么说，她以前没少给葛任写信。我的头皮都麻了。冰莹是个艺人，背景复杂，结交的人三教九流，据我所知，她和一个叫安东尼的美国（英国）人有过接触。这样的女人，就跟定时炸弹差不多，危险得很哪。她要是来延安，哎呀，这简直不可想象。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和葛任都要跟着倒霉，倒大霉，倒血霉。
纸哪能包住火呀。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找我谈话了，那人把我叫到延河边，问我，葛任是不是还和冰莹有联系。我还能怎么办，只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吗？我问来人。我一脸真诚，由不得他不信。那人说，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我干着急没办法，嘴上都起了大燎泡。总不能眼看着他往坑里栽吧，我就去马列学院找葛任，想问问情况。到了那里，我就看见一帮人在吵架，乱哄哄的。原来一盆菜刚端上来，王实味的筷子就瞄准了一块肥肉，塞进了嘴巴。当时肥肉比瘦肉金贵。王实味后来成了大托派，这你是知道的，当时王实味的问题已经快暴露了。一帮人喊着揍扁王实味，往他身上扑，葛任呢，忙着拉架。当时我就想，唉，这位老兄啊，问题不出是不出，要出可就是大问题。一想到这里，我就发愁啊。
过了几天，我们弄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冈村宁次的爱将，时任冀渤特别区司令的坂本少将，将于近期带领日本代表团，前往一个叫宋庄的地方考察战事。还获悉，代表团里有个人名叫川田，川田是葛任在日本留学时的房东，此时他是个少佐翻译官。我们需要把这个情报送到滹沱河南边的八路军手中，让他们早做提防，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捉上一两个代表团成员。情报部门征求我的意见，派谁去合适。我就想，何不让葛任跑一趟呢。可靠吗？人家问我。我说可靠，人家又问，葛任乃一文弱书生，万一路上遇见敌军，那该如何是好。我告诉人家，葛任与代表团里的川田是旧交。若真的与日军遭遇，他也会设法逃脱，并劝说川田与他一起逃脱，这样，我们日后还可以撬开川田的嘴巴，弄到更重要的情报。我的想法很简单，借这个行动让葛任暂时出去躲躲风头。因为那时候，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当然，最坏的结果我也考虑到了：葛任可能会死。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死到日本人手里，总比被自己人冤屈强。唉，当时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没想到后来真的如此。邪了，也真是邪了。
就这样，葛任去了宋庄。对，现在的宋庄改叫朝阳坡了，是搞土改的时候改的。后来有一部戏叫《朝阳坡》，说的就是那个地方。葛任是那一年五月底离开延安的。问题是，他还没到朝阳坡（宋庄），就在二里岗碰上了日本人。鬼子狡猾狡猾的有，代表团出来考察之前，坂本先派了一个精锐的小分队布防、扫雷。葛任他们碰上的就是那支小分队。日本人搞三光政策，遇到中国人就杀啊烧啊抢啊。反正我们的人都死了，葛任也死了。那一天是礼拜一，六月一号。这个日期很好记，儿童节嘛。当然，血债要用血来还，同志们的血不能白流。那年的六月二十号，敌人撤退的时候，我们在朝阳坡（宋庄）设下埋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敌人跑都跑不及，鬼哭狼嚎，只恨爹妈给他少生了两条腿。打扫战场时，我们俘虏了一个日本少佐。好啊，竟是川田！他叽叽喳喳，胡说什么他来中国是搞大东亚文化共荣研究的，还说他是藤野先生的弟子，跟鲁迅是师兄弟。怎么？拿鲁迅做挡箭牌就能饶了你？我掴了他一耳光。后来，他趁我们不留意，吞药自杀了。不，他没给自己开膛，因为他没刀！
我后来常想，葛任死得早，也就死得巧。你知道，没过多久，他在马列学院的同事王实味就被打成了托派，后来还被砍杀在一眼枯井里。而葛任呢，因为我的巧妙安排，漂亮地躲过了这一灾难。我可以拍着胸口告诉你，如果他不死，他不光会被打成托派，还会被打成特务，遗臭万年。小朱同志，你说说，这不是死得巧，又是什么？所以，听说他的死讯以后，我就为有这样的同乡而自豪。没错，我是流了泪。但是！泪跟泪不同。这么说吧，我的左眼流的是痛苦的泪，右眼流的是自豪的泪。
此次谈话是在一九九〇年春天。朱旭东先生后来告诉我，田汗同志曾反复交代他：“我们是拉家常，家常话都是大实话，上不了桌面的，没必要讲去，没必要写进书中。”所以，在正式出版的《田汗自传》一书中，你看不到这段文字。它是另外单独发表的，题目就叫《与田汗拉家常》。顺便说一下，对于田汗提到的朝阳坡和川田之死，本书还将多次涉及。
@ 早产儿
坐着毛驴车，我想，田汗真是心明眼亮。我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我和田汗、葛任都是老乡，二来我是个医生。如此重要、艰巨的任务，交给别人，还真不能让人放心。打虎还要亲兄弟呀，我和葛任虽说不是一家人，却是亲如兄弟。他还没有出生，我就见过他了，当然见的是他母亲的大肚子。葛任的母亲会填词，会作画，葛任后来喜欢写写画画，大概是受她的影响。想起来了，冰莹和葛任的母亲有几分相似，额头像，眼睛像，尤其是嘴角的笑纹，遽然一看，简直就像是一个人。有甚说甚，冰莹和葛任有那么多恩怨，扯不断，理还乱，实在是缘分。
好，不谈这个，还说葛任。我记得他是游行时生的，那是在己亥年（注：一八九九年）。他是个早产儿，我的五婶就是他的接生婆。游甚么行呢？戊戌六君子的人头，已经落地一周年了，理当庆祝一番。当时传闻，葛任的父亲与六君子有过来往。为堵别人的口，他们一家人都上了街。队伍游到镇上的麒麟桥时，他的母亲遽然歪到了栏杆上。众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家，她就生了，生的是一对双生（即孪生子）。他是第一个出来的，第二个是女婴，生下来脐带就缠在脖子上，很快就死去了。后来在苏联，葛任有一次对我说，自他生下来那一刻起，死神就是他的伴侣。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五婶说，葛任生下来时胎衣很薄。照青埂镇人的说法，那叫“蓑衣胞”，长大后会有出息。不过，医学上对蓑衣胞另有说法。胎衣薄，是因为他是个早产儿。我想，他后来患上肺病，大概就因为他是早产儿。医书上讲，早产儿的肺组织分化不够完善，肺泡少，血管多，易于出血。将军，你知道葛任的乳名叫甚么？对，叫阿双。看来，你对他确实很了解，他的头顶确实有两个旋。但葛任后来说，母亲给他起那样一个名字，一定是想起了他的妹妹，即那个死去的女婴。但是我想，母亲叫他阿双可能还有别的意思。他的母亲太孤单了，别人都是夫妻恩爱，成双成对，唯有她是孤零零一个人。所以，她给他起名阿双，其实含有思念男人之意，盼着葛任的父亲早点回来，夫妻团圆。
葛任的父亲当时还逃在日本。葛任每次放学回来，都想替母亲干一点家务。可母亲只让他干一件事，就是上街买洋火（火柴）。在吸烟的人家，甚么东西都能缺，唯有洋火缺不得。吸烟的是葛任的祖父。他是个大烟鬼。我小时候见过他的烟枪，烟嘴是翡翠做成的，枪杆子上包着一层镂刻的银花。他躺着抽烟的时候，因为床榻不够深，他的脚底下还垫着一个矮凳。葛任的母亲用签子从瓷钵里挑取烟膏，就着烟灯为他烧烟。那烟灯一闪一闪的，就像地狱里的硫黄之火。俗话说，一家吸烟三家香，每当那股奇异的香味飘过墙头，吸过大烟的人都会把活儿停下来，像狗那样使劲嗅着鼻子。葛任的母亲劝他少吸，他就给她讲一通歪理，说他们的老祖宗葛洪之所以炼丹，就是因为没有烟吸，要有烟吸，还炼丹做甚么？葛任每次买洋火回来，母亲都从中抽出两支，尔后细心地用小刀将洋火头上的红磷刮下来，装到一个空洋火盒里。她很聪明，每一次都绝不多取，免得给祖父发现。他母亲曾对葛任说：“阿双啊，这盒子装满了，你父亲就该回来了。”葛任也曾偷偷地往盒子里装过火柴头，他以为那样一来，父亲就会提前回家。可是后来，那个盒子装满了，他的母亲却死了。
她是用虎骨酒将那些红磷送服的。虎骨酒和红磷相互作用，就会毒性倍增。尽管如此，直到第二日的午后，她还没能咽下最后一口气。镇上的郎中来到家里，对葛任的祖父说，看在吸过你几个烟泡的分上，我如实说了吧，即便将她救活，她也是个半拉子废人。救与不救，你点个头。葛任的伯父那时还留在家里，他说救，当然要救。郎中说：“好，去茅房里给我舀来几勺粪，听清了，只要稀的，不要稠的。”他对看热闹的人说，这样既能以毒攻毒，又能逼她将尚未消化的红磷吐出。葛任的母亲头脑还清楚，紧咬嘴唇拒绝吞服。当葛任从学校赶回来的时候，郎中已被搞得浑身是粪。他吐了一口血，就晕倒在了母亲身边。唉，如今想起来，那应是他平生吐的第一口血。
葛任吐血的时候，我也在场。后来，也是我和五婶将他抬到我们家里，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尔后又慢慢劝开的。那几天，我跟他寸步不离，每天都陪着他，生怕他寻了短见。过了些日子，他的情绪好些了，再谈起此事，他就对我说：“白兄啊，我日后定然报答你们。”他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日后我果然受了他许多恩惠。
& 葛任家谱
既然白圣韬提到了葛氏的先祖葛洪，我也就顺便做些补充。据葛氏家谱所记，东晋的葛洪，确为葛氏先祖。青埂镇一带的葛氏家族，均来自广东东江北岸的博罗县。博罗境内有罗浮山。史料记载，葛洪少时即好神仙导养之法，后师从郑隐，学习炼丹。后来，带着儿子和侄子到了广东，在东江北岸的罗浮山炼丹，并著有《抱朴子》一书，凡七十卷：内篇二十卷，论神仙吐纳、禳邪却祸之术；外篇五十卷，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之事。葛洪积年而卒，死后就葬在罗浮山。
再往上、往远处推，据家谱记载，葛洪的曾祖是葛玄，葛玄的先祖就是大禹。《尚书·尧典》里说，是时，“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于是有了大禹治水。葛任在上海时，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川田，在他早年所著的《回忆与鲁迅的一次晤面》一文中写道，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号，葛任在与鲁迅先生的长谈中，也曾提到过葛洪是他的先祖。葛任说，他正在写作一部自传体小说，叫《行走的影子》，开头便要写他的先祖葛洪，“写葛洪，不犯王法吧”？鲁迅先生说：
可以写得油滑些。昔有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我正要写不周山，写的就是王法的来历，且要写得油滑，总之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据说大禹是葛洪的先祖，你何不写那大禹呢？我送你一个现成的题目，叫“理水”怎样？
众所周知，最后写出《理水》的是鲁迅，而不是葛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鲁迅的《理水》完稿。又过了几个月，鲁迅病死于上海。葛任寄去了一份唁电：“人生知己，汤汤泪水；斯世同悲，浩浩怀山。”其中的“汤汤泪水，浩浩怀山”，即是对鲁迅《理水》开篇所引的《尚书·尧典》里的一句话的化用。
而往下、往近处数，二十代以内，青埂镇葛氏家族的谱名如下：“公义定天经，荣华居永清，福位传高贵，心德存行正。”葛任曾祖的谱名为葛心堂，祖父的谱名为葛德琛，父亲的谱名为葛存道。到葛任这一辈，为“行”字辈。因为在他的童年时期，父亲一直不在身边，祖父又不理家政，所以他没有起过正式的谱名。
白圣韬所说的那个被“脐带勒死”的女婴，当然也是“行”字辈。八月初七那天——这是葛任的生日，当家人发现那个脖缠脐带的女孩不哭不闹，脸色青紫，就把她放进一个草篮里，扔到了济水河边。在这里，我要事先透露一点，那个女孩其实并没有死去，而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就是我的姑祖母。而我的母亲，即葛任的女儿，应该是“正”字辈。
我曾两次到过葛任的出生地青埂镇。青埂镇因背靠青埂山而得名。它还像旧时图中所绘，没有什么变更。冬天，青埂山上点缀着朵朵白雪。春天，雪化了以后，山间小溪汇成一条小河，流经青埂镇和镇上的那个石桥麒麟桥，也就是葛任降生的地方。青埂镇还有葛任的侄子。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叔叔。他名叫葛正新。和别人一样，他也认为葛任死于一九四二年的二里岗。他向我讲述了葛任出生时的一些事情，以及我的姑祖母被当成死婴扔掉之事。不用说，这都是他从一些老人们那里听来的。他的说法与白圣韬的自述，基本相似：
听说，我叔叔（指葛任）是在游行时生的。这就是命。那家伙后来走南闯北，一会儿往日本跑，一会儿往苏联跑。对，现在叫独联体了。反正从来没有消停过，最后死也是死到了外地，叫什么二里岗。你不信命不行。
老人们都说，生他的时候是正晌午，地上的日影比手指头还短。生完他，又生了一个，是个女孩。可她命贱，生下来就死了。我们这一带，孩子生下来，不能吃奶，得先尝“五味”。什么五味？醋、黄连、盐、钩藤和糖。吃得五斗醋，方能做宰相嘛。吃完醋，再吃黄连。小孩没牙，黄连是和盐、钩藤一起煮的，煮成一锅汤，捏着鼻孔灌下去。最后才是红糖水，先苦后甜嘛。吃五味时，老人们发现那女孩被脐带勒得青紫，她不吃醋，也不吃糖。普天之下，小孩哪有不爱吃糖的？要么是死人，要么是憨人。曾祖父就把那个女孩放到一个篮子里，上面盖着钩藤叶子，扔到了镇外的河边。
老人们说，我二奶奶（即葛任的母亲）在月子里也不安生，常偷偷往河边跑。她没能见着那死孩子。怎么能见着呢，早就叫狼叼跑了。可她的脑子就是转不过弯。家人找到她的时候，原本知书识礼的二奶奶，高一声低一声，哭得正欢呢。有一段日子，她的脑子似乎出了问题。有时，她会冷不丁地冒一句，说她听到孩子在哭，眼都哭肿了，肿得跟枣一样。她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很吓人。好在她并不是常犯，家人也就不太在意。据老人们讲，她有时还燃烛焚香，和死去的女孩对话。她后来走绝路（指自尽），保不准就是给这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害的。当然，我也只是瞎猜。这种事，老家伙们都说不清楚，我哪能说清楚。
事先交代一下，那个女婴，即我的姑祖母，是被一个外国传教士救活的。这一点，我后面还会提到。他就是毕尔（Revd Samuel Beal）牧师，当时在青埂山一带传教。葛任出生的那一天，他拍下了那个游行场面。这张照片后来收录在他和埃利斯牧师合著的《东方的盛典》一书中。姑祖母在世时，曾将这张照片翻拍、放大。虽然我不能从人群中辨认出葛任的母亲，但我依然如获至宝，把它放在我的案头。
@ 帽子戏法
有甚说甚，为了来白陂接葛任，一路上可真遭罪了。我不想让老乡跟我遭罪，到察哈尔（注：旧省名，后并入内蒙古、河北、山西）地界时，我曾劝他回去。他不，说是落下我一个人，路上太恓惶。我说，那我该如何谢你呢？他的脖子又缩了回去，嘿嘿笑了两声，说有酒喝就行。那时，天已擦黑，我们刚好走到一个镇子外头。四周都是土冈，上面长着一些稀稀拉拉的菜蔬。我们正谈着，遽然从冈上跑来一疯女人，披头散发，哇哇乱叫。另有一个穿着短褂的老人，拎着棍子在后面追打。我想与老人谈话，老人却不愿搭理我。我见他面黄肌瘦，就塞给他一个烧饼。他咬了一口烧饼，对着女人的背影喊了一声：“好狗不死家。”我后来晓得，那女子是他的女儿，被鬼子奸污了，他觉得她辱没了家门，才要撵她出来。日本人可真孬啊。在上海时，有一个朋友说，日本人好淫，是因为他们是岛民，嗜食鱼虾，而此等水产之中，富含磷质，刺激生理，所以他们最见不得女人和酒。朋友还说，小日本想征服中国，就像蛇吞大象，而蛇就是最下流的东西。我的那位朋友善于讥讽，说他们连本人都要日，遑论他人。好，不说这个了。我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知道，来白陂途中有多么险恶，运气不好，还可能遇见日本人。
那个镇子叫德兴镇。进了镇子，我瞧见了路边飘着酒旗。我请赶车的老乡吃了一次肉包子，喝了几盅酒。酒是地瓜干酿成的，烈得很，就像一团火。他喝起来不要命，转眼就晕了。一晕，就说到了他的儿子，夸他的傻儿子有多机灵。他拿着筷子在大腿根比画了一下，说：“俺那个娃啊，夹一根木棍就可以骑马马，跟演戏似的。演戏还得跟师父学，可俺那娃不跟师父学，就会骑马马。”他是笑着说的，可听得人心酸。伙房后边便是起火店。当晚，因为喝了点酒，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没过多久，我就被吵醒了。老乡正给起火店里的掌柜吹牛。在老乡嘴里，田汗简直就是个活神仙。按说，他不该乱讲的，因为那会泄露机密。我这才醒悟过来，店里的掌柜其实是老乡的熟人，我们并不是偶然路过此镇，这一切都是老乡事先谋划好了的。
他讲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是这样的，田汗的人马作为先头部队的一支刚到延安时，曾召集老乡们到河边开会。在会上，田汗给老乡们玩过一次魔术。他问老乡养不养鸡。老乡们说，养个屁，都让胡宗南逮光了，鸡长甚么样，几只眼，几条腿，都忘鸡巴了。田汗就说，那我就给你弄只鸡养养吧。田汗就把帽子摘下来，亮出帽底，让他们看里面空空如也。他一只手托着帽子，一只手在帽子上方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尔后呢，他袖子一捋，顺手打了一个榧子，就从帽子里取出一只鸡雏。田汗又问大家想不想养鸽子。这一下，他们都迷过来了，都说想。田汗就又打了一个榧子，从帽子里取出来一只杂毛鸽子。鸽子扑棱棱飞上蓝天的时候，民众都看傻了。田汗又说，鸽子不好养，跟汉奸似的，喜欢跟着别人的鸽子跑，还是算了吧。说着，一枪就把鸽子毙掉了。鸽子落地以后，田汗又说，这么冷的天，耳朵都冻掉了，老乡们没有帽子戴，我还是给大家发顶帽子吧。于是乎，一顶帽子，两顶帽子，三顶帽子，许多顶帽子，像喜鹊似的从他的帽子里飞了出来。人们都高兴坏了，田汗说，这就叫共产主义。于是乎，吸一袋烟的工夫，民众们就有了信仰。
我醒来的时候，老乡正添油加醋，讲着帽子戏法。照他说，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狗。那些狗把低空飞行的帽子当成了烧饼，都一跃而起。风一吹，帽子就在空中打转。狗呢，也跟着帽子在空中翻来翻去。讲到此处，老乡还学着狗的样子，脖子扭扭，屁股扭扭。他边扭边说，狗发现那东西咬不动嚼不烂，才把帽子叼到主人身边。当有人喊着想要毛驴的时候，田汗就说，只要大家好好干，他保管家家户户都养上鸡，喂上毛驴。最后，这位老乡像田汗那样叉着腰，手指窗外，模仿着田汗的嗓音说：“毛驴会有的，婆姨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看见那个掌柜听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我不由得笑出了声。老乡呢，见我醒了过来，不但不住嘴，竟然还指着我说：“不信你问他。”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我就点了点头。我想起他在路上说过，他的儿媳妇是用田汗给他的一只鸡换来的，就开了个玩笑，对掌柜说：“掌柜，他的儿媳妇也是田汗从帽子里拿出来的。”
“帽子里藏有黄花闺女？”掌柜的眼又直了。我又点了点头。哈哈哈，这么一来，老乡更来劲了。他真的把那只鸡和帽子戏法扯到了一起。胡说甚么开会那天，他就蹲在最前面。他眼明手快，抢到了一只鸡和一顶帽子。那顶帽子，他的儿子现在还戴着，至于那只鸡，他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当做定情礼物送给了住在葭县葭芦镇的亲家。他特意强调那是一只母鸡，一年四季都下蛋，还说葭芦镇的许多人参观过他的那只母鸡。说到这里，老乡问我晓不晓得李有源。我说晓得啊，不就是唱信天游的那个老乡么？他说，是啊，李有源可是个有头脑的人，唱歌、种地样样在行，李有源到镇里赶集的时候，还专门跑来参观了他那只母鸡，并说它比凤凰还好看。接他的话茬，我顺口胡诌了一句，说李有源还当场吼了两嗓子，东方红，鸡打鸣，凤凰来到了咱葭芦城。我话音未落，老乡就说：“咦？你也晓得此事？”他还问我当时是否也在葭芦镇。我想笑，可是没敢笑出来。尔后他就接着我的话头吹嘘，李有源能唱出《东方红》，多亏他的那只母鸡。
老乡对掌柜说，到延安尽管找他，他不光能让他见到田汗，还会安排他见到康生。掌柜羡慕得不得了，嘴巴一直张着。老乡吹够了牛，才躺下睡觉。陕北人喜欢光屁股（睡觉），可他的裤衩却舍不得脱。他这才告诉我：“俺带着纸蛋蛋哩，一路上接头，凭的都是它。”那个纸蛋蛋，塞在短裤前面一个小兜里。他在那里掏啊掏的，动作很不雅观，甚至有点下流。他把那个纸蛋蛋掏出来，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就又塞了回去。至于纸蛋蛋为何放在那个地方，他的回答是，只有用鸡巴顶着，他心里才踏实。他还说，上面写的甚么他并不晓得，因为斗大的字，他不识半升。他说了谎。我们途经一个叫阎庄的村子时，在村口见到一张布告，他还凑到跟前看了看。他显然看懂了，因为看完以后，他还摇了摇头，咂了咂嘴。这会儿，我问他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他咦了一声，说那可是“组织”，不能让个人看的。我真想告诉他，我的裤衩里也有一个纸蛋蛋，也有一个“组织”。
那天晚上，我出去解手时，看见一个人牵着骆驼来到了后院，他似乎是个盐商。我想，莫非他也是来这里接头的？我们的毛驴和他的骆驼似乎很投缘，嘴伸到对方身上闻着，舔着。它们还很有共产主义风度，用嘴拱着草料，推来让去。回到屋里，我从窗缝看出去，看到清冷的月光在驼峰上闪耀。毛驴躺到地上打滚的时候，骆驼就叫了起来，好像在为毛驴喝彩。那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眉清目秀的，就像姑娘的脸盘。我盯着它看了许久，上面的蟾宫也仿佛清晰可见。我想象着它照耀着远方的树木、沟渠，也照耀着我即将见到的葛任。葛任是否晓得我来找他呢？他是否像我一样，也在凝望月亮？我对田汗愈加感激起来。设若不是他暗中相助，我关在后沟的窑洞中，定然看不到这样的月亮。你说得对，那时候，打死我也想不到，他们之所以派我去大荒山，是要我干这个的。就像我怎么也想不到，第二天早上，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我们的早餐竟是骆驼肉。而那个盐商，已被砍杀了，扔到镇上的一眼枯井里了。掌柜对我和赶车的老乡说，这个人很有钱，绫罗绸缎不说，屁股后面还别着一把枪。如今兵荒马乱的，谁能穿得起绫罗绸缎？怎么看都不像好人，反正不是汉奸就是逃兵，干脆砍死去球。
掌柜把骆驼肉递过来，说，他求我们带个话，把他杀掉汉奸的事，给组织上说说。他还讨好地对老乡说：“好事别独占，见面分一半，你就说是咱们两个合伙干的。”这么说着，他也像变戏法似的，从袖口里摸出两个串在一起的东西。设若我不是医生，我还真看不出那是甚么宝物。耳朵！盐商的耳朵。耳根的刀口，切得很齐整，而且被洗得干干净净。那是他杀死汉奸的凭证。此时，我已惊出了一身冷汗，耳朵也嗡嗡嗡叫了起来。妈哟，倘若没有老乡带路，我指不定也会同那盐商一样，葬身于枯井之中？又因为已经割掉了耳朵，即便下了地狱，我也别想听见一点动静。
& 李有源之子
根据白圣韬提到的一些线索，我后来打听到了那位老乡。他姓吴，属狗，小名叫狗蛋，大名叫吴义士。线索之一是缰绳，即当时把白圣韬吊起来，把儿媳妇拴起来的那根缰绳。线索之二是他的憨儿子。憨人有傻福，这个傻瓜后来生了四个娃娃，儿女双全。他的小儿子也叫狗蛋——他要把老子的名字安到儿子身上，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好在小狗蛋出生时，老狗蛋已经死了，不至于搞混。将这两条线索综合分析一下，狗蛋其人就水落石出了。他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死了。所以关于他，我没有多少话好说。
而关于李有源先生，我不妨多说几句——他创作的《东方红》，与本书第二部分的叙述人阿庆的命运有关。一九九六年秋天我去陕北采访时，曾在佳县县城住过一夜。旅馆里的侍者告诉我，县城离李有源生前所在的佳芦镇只有一箭之遥。当天晚上，我就赶赴佳芦镇。到了那里才知道，李有源的村子名叫张家庄，离镇子还有一段路。我雇来的旅馆保安人员宁愿把钱退给我，也不愿陪我一起去，另外加钱也不行。理由是夜里走路不安全，他不想因为区区几十块钱赔上一条命。第二天，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张家庄。在那里，我见到了李有源的儿子，他正坐在窑洞口晒太阳。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头上包着白毛巾。看见有人进来，他突然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说：“瞅不见（太）阳了，心里头黑呀，心里头黑呀。”其实，他并没有失明，眼睛好好的。
窑洞里挂着李有源先生中年时的照片。李有源的儿子一边抹泪一边说，父亲是得“肿病”死去的。究竟是什么“肿病”，他说不上来，只是说：“肿着肿着，人就给肿坏（死）了。”从门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院子里晒着大枣，有几只鸡正在院子里散步，我突然想起了吴义士送给亲家的那只母鸡——如果他所说属实的话——它们跟那只母鸡，是否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再远处是光秃秃的死寂的土冈（当地人叫土塬）。几十年前，李有源先生就是站在这样的土冈上，面对着红日，面对闪耀的星辰，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村子里上岁数的人都记得，在李有源时代，这里是民歌之乡。他们说：“中听不中听，谁都能喊几嗓子。”我问村子里的年轻人，会不会唱民歌。有一个年轻人，忸怩了一会儿，突然一拧脖子，说他会唱《春天的故事》、《龙的传人》、《今儿真高兴》。他说：“四十岁往上的，大都会唱，正月时候唱。四十岁往下的，都不会唱。哄你是龟孙。”
我离开的时候，去和李有源先生的儿子告别，老人又说：“瞅不见（太）阳了，心里头黑呀。”老人又像婴儿似的哭了起来，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 张家口
将军，你是否吃过骆驼肉？不吃也罢，肉质十分毛糙，像拧绳用的粗麻，还有一股败节草的味道。可当时吃着香啊。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使用价值比价值高啊。
店里的掌柜考虑得真周到，让我们带走的骆驼肉，已经连夜压成了茶砖模样。走出店门，我就啃了一下。嗬，比鞋底还硬。你得咬上一会儿，用口水把它弄湿了，才能咬下一小块。到了镇子外面，我对赶车的老乡说，赶骆驼的人死得也太惨了。老乡说，谁让他是有钱人呢。真人不露相啊，如今与他熟稔了，我才发现他肚子里其实一套一套的。他说，革命就是先把有钱的少数人弄死，再把没钱的大多数人弄成有钱的，到了那时候，离共产主义也就不远了。我问他，是否要把掌柜的英雄事迹带回去，他说：“狗屁！他要是调走了，换了个生手，下回来还能吃上肉么？”
他生怕我不晓得他的作用，就在我面前卖乖，说若非与他一起，我定然会成为刀下之鬼。他说的是实话。我正要感谢他，他遽然把舌头吐出来很长，扮成鬼的模样。他的舌苔很厚，很黄，就像一个痨病患者。常言道，唇如鸡肝，久病少痊。我想，他其实是个短命鬼。甚么？我也看看你的舌苔？将军，我有甚说甚。好，真好，不光舌好，唇齿舌三者俱佳，活一百岁没有问题。唇为君，齿为臣。唇为口之城郭，舌之门户，一开一阖，荣辱所系也。我有甚说甚，不耍花腔。将军唇色杏红，可谓不求自丰啊。你（注：指范继槐的随从，本文记录者丁奎）也过来看一下。瞧，范将军双唇闭合时，唇线又长又直，说明甚么呢？说明将军思考问题很周详，处理事情有条不紊。还有呢，将军舌厚而长，表明将军仕途顺达，大吉大昌。将军，我可不是奉承你。若有半句假话，你现在就可以将我毙了。
好，我接着说。又走了许久，一天中午，终于到了张家口。窦思忠住在张家口的四马路。他的公开身份是隆裕店的老板，做皮毛和古董生意。这是分店，据说总店在北平（北京）的高义伯胡同。四马路上还有几家妓院，其中一家还与隆裕店共用了一堵院墙，它名叫翠花楼。这一点，你（指丁奎）无需另记，记也没用，狡兔三窟，等你们的人赶到那里，窦思忠早就跑球了。当时，我没能立即见到窦思忠。店里的一个老伙计对客人执礼甚恭。他招待我们吃了两碗面条，又打来热水，让我们洗洗脚先休息一会儿。老乡不洗脚，说洗脚容易着凉。他问，老板去哪里了。老伙计说，去迪化（注：现名乌鲁木齐）了，甚么时候回来，他说不上来。他把我们交给了一个小伙计。我看出来了，小伙计和老乡也是旧相识，因为他们上来就骂对方是“驴日的”。小伙计有二十五六岁，眉清目秀，举止得体，尔后我得知他毕业于南开中学。因为我一直不晓得他的真名实姓，所以我就称他南开。他说“驴日的”时候，腰杆还不是很硬，语气还有些闪烁，似乎是为了表明能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才不得不这么说的。
老乡对这里着实很熟，没等南开领路，他便径自将我领到后院的一间厢房。我刚躺下，南开就进来了。他盘腿坐在炕上，问过辛苦，尔后与我拉起了家常。他说：“听说先生的岳丈住在孟庄，离镇子不远，你何不趁此机会到孟庄走走亲戚呢？”他这么一说，我的脑袋立即嗡了一声，好像飞进了一窝马蜂。有甚说甚，我的胆囊也缩紧了。是啊，这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从我成了毛驴茨基，我就担心丈人受到连累。唉，丑事走得比风还快呀。看来，他们早就摸清了我的底细。我低声对他说，还是算了吧，我不想让儿女私情影响革命工作。将军，我有甚说甚，我真的不想去。我的内人早就死了，儿子生下来没多久就送到了孟庄，后来再没见过。我此时贸然前去，儿子会怎么看我呢？会领我的情么？要是被他扫地出门，那可就丢人现眼了。我越想，越觉得不能去。可南开却执意要我去，不去好像就不给他面子似的。我说，我没带礼品，临时准备又来不及，空手去吧又说不过去，还是往后放放吧。
南开同志开导我：“甚么事都可以放，就这事不能放，因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美德。”我听了想笑，怎么能说特有呢，莫非别的民族就不晓得尊敬老人，心疼孩子？不过，我没有吭声。他又说：“这不，礼品我已给先生准备好了，一件呱呱叫的羊皮袄。”我正感到十分为难，老乡偏偏又在一边瞎起哄：“别装熊了，你不是还有一块骆驼肉吗，送给丈人不就行了，舍不得？”我恼火得要命，却不能发作，只好站在门口发愣。转眼之间，南开已经牵来了一匹马。好一匹骏马，鬃毛和尾巴都剪得很短，毛皮深灰，带着白色花斑。南开告诉我，那是窦思忠同志的坐骑，是从鬼子那里俘获的。此时，他拉着马辔头，邀我上马，还说：“多好的马，别人想骑还骑不成呢。”听他的口气，我要再不上马，就不识抬举了。将军，有些事我也是后来才想到的。他们执意让我去孟庄，无非是要让我明白，我丈人的性命就攥在他们的手心。我要是不老实，执行任务有半点差池，老丈人就有好瞧的了。
去了，自然是去了，敢不去么？还是南开同志陪我去的。丈人所在的村子孟庄，离张家口有五六里地，传说历史上哭倒了长城的孟姜女，就生在那里。我骑在马背上，走着走着就笑了起来。南开问我笑甚么，我说我想起了老丈人，他能吃苦，很会过日子，要是到延安去，肯定是张思德式的劳动模范。走路时，他总是低着头，见到一根树枝就捡起来，回去当柴烧。倘若是一截铁丝，他更是两眼放光，因为攒多了可以打铁。据内人说，她小的时候，过了仲秋，天稍微一短，他就只让家人吃两顿饭，并且要早早上床睡觉。照他的说法，早睡有两个好处，一来肚子不饥，二来节省灯油。到了夏天，别人嫌天热，老早就收工了，他却不愿回家。他的脊背总是晒得又黑又亮，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做黑鱼。农闲时节，他也偶尔出去做做生意。甚么生意，无非是在林子里捕些野百灵，弄到市里去卖。既然说开了，我就顺便给南开讲了讲丈人吃肉的故事。有一年，家里的鸡死了，家人把啃净的骨头啊鸡爪啊，都扔掉了，他却不扔。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把鸡爪拿出来泡到碗里，汤里也就一直有油花漂着。我的内弟都快馋死了，整天琢磨如何把那只鸡爪弄走，丢到自己碗里泡一泡。丈人要的就是这种奇效。有一天他把全家叫到一起，挑着那只鸡爪，问：“这是甚么？”我的内弟说：“鸡爪。”丈人说：“睁大你的狗眼睛，看仔细喽。”内弟流着口水说：“是香喷喷的鸡爪。”丈人恼了，甩手就是一耳光。尔后，我丈人才公布他的标准答案。他说：“儿啊，此乃家业也。既要生于富贵，又要死于安乐。谁能挨到最后，谁的家业就最大。”我对南开说，同志啊，待会儿还是将羊皮袄带回去吧，一块骆驼肉就足以对付他了。我说，想想看，一只鸡爪就可当成家业，见了这么大一块骆驼肉，他还不把它当成万里江山。
我讲着讲着就又笑了起来。南开听得很入迷，可自始至终都不笑。我讲到丈人的标准答案时，他几乎要笑出来了，可还是憋住了。憋的时候，他的咬肌凸出，好像正忍受着便秘之苦。他后来还是笑了，并非因为我的讲述，而是因为一条狗。到村头的时候，一条瘸腿的公狗从村子里跑出来，迎接我这个上门女婿。它径直跑到我们跟前，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我勒住马头，一边看狗，一边寻思该走哪条路。这时，狗遽然把那条瘸腿抬了起来，斜着身子，朝着马腿滋了一泡尿。等我的脑子转过弯来，它已经尿完了。莫非这条老狗饿昏了头，错把马腿当成了一棵树？南开终于憋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我想明白了，南开为狗发笑，那是因为狗是低级动物，虽说狗当中也有资本家的乏走狗，但那区别并不明显。你笑也好，骂也好，都不会犯错误。而人就不一样了，人是阶级动物，需要拉开距离，你是不能随便表态的，笑也不行。
有甚说甚，在路上，我曾寄希望于丈人不在家。可我摸进家门的时候，他偏偏在家，好像存心跟我过不去似的。这样一个闲不住的人，此刻却躺在床上睡觉，让我想不通。床前的那盆尿，表明他已经好久没有起床了。他是不是病了？快死了？我立即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其中不乏解脱之感。他原来虽瘦，可好歹还有个人样，如今却整个是鸠形鹄面。他的一只脚露在外面，脚后跟闪着灰光。作为一名医生，我立即从那灰光中看到了死亡的阴影。他也没有认出我，竟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说：“咦，你怎么跑回来了？”当我报上姓名时，他立即光着屁股从床上滚了下来，说：“我说呢，大早起来，喜鹊就在树上叫。你不是在延安么？”他这才说道，他把我看成了他的外孙，也就是我的儿子。我问起儿子，他说：“咦，你不晓得？他正跟着彭德怀打仗呢。”我这才晓得儿子也在革命阵营。我问他怎么没有下地劳动。他说，不用下地了，因为没地了。我替他燃了火，拉他在火盆前坐下，他低头说道，他被划成了地主，地被分掉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有甚说甚，那一瞬间，久已生疏的亲子之情就像雨后春笋，遽然拱出了地面。我想，待我把葛任接到延安，我定然去见儿子一面，说服他和这个地主分子脱离关系。否则，儿子这辈子可就完了。
我的丈人曾见过冰莹，夸她长得俊，是天女下凡，是孟姜女再世。他不明真相，以为我曾暗恋冰莹，还说我是野地里烤火一面热，搞得我哭笑不得。我曾告诉他，那是葛任的媳妇，而葛任是我兄弟，不敢胡说的。这会儿，我真怕他问起冰莹和葛任。若引起南开的猜疑，以为是我把葛任的消息捅了出去，那窟窿可就戳大了，果真如此，那倒霉的可就不止我一个了。唉，像他这样的地主分子，随便找个借口，就可把他搞死，容易得就像捏死一只蚂蚁。可他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感知，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听得我胆战心惊。他说：“谁谁谁，媳妇好俊呀，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因为女儿已死，他在我这个女婿面前也就不讲甚么长者风范了，没大没小的。他还说了点别的，反正很难听。不过，谢天谢地！不晓得是忘了，还是觉得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没必要说透，反正他没提冰莹和葛任的名字。我赶紧把话题扯到他自己身上。我安慰他，当了地主，凡事要想开点，不要背思想包袱。
不过，总的说来，黑鱼话说得还算有水平。他说，他不但不恼，而且很高兴。把刚施过肥的田地交给了政府，他也算是为革命做了点贡献。我问他有多少地，竟被划成了地主。他说有十亩七分四厘地。此地划成分的界线是十亩地，过了十亩地就是地主。他接下来的一句话，使我差点闭气。他说得感谢我，那年在北京，若非我医好了他的百灵，他就买不成地了。因为卖百灵尝到了甜头，尔后他又多次捕鸟到北京去卖，攒钱买下了河边的一片荒地。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多年前，我来孟庄省亲时，还帮他在那片地里砍杀荆棘，盼望来年有个好收成。可世事难料，我又怎能想到，正是有了这片荒地，他才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地主。
这会儿好了，我的岳父总结说，地分了，他也可以像别人一样睡懒觉了。人活在世上，有两桩美事，一是娶二房妻，二是睡回笼觉。二房妻是娶不成了，可回笼觉他却天天能睡。饱暖思淫欲，如今他又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也就不再想二房妻的事了。组织上救了他，他要是真的娶了二房妻，还真的对不起我死去的丈母娘。听到这里，我方才晓得孩子的外婆已死去多年了。我正手足无措，遽然想起了那块骆驼肉。唉，但愿它能补偿我心中的亏欠。我往外掏肉的时候，他眯着眼说：“日你娘，麻利一点，老子早就闻着香味了。”可是，还没等我把肉拿出来，他已经飞快地跑了出去。他的一只手拎着裤子，叉着腿，光着脚，跑起来就像一只笨重的鹅。他关上了院门，搭上了门闩。趁我丈人还没有跑回来，南开对我说：“孟庄还有两个地主，这村子不大，定上两个地主就已经完成任务了，所以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把你丈人的地主帽摘下来了，只是他还不晓得罢了。”他言辞恳切，不像是假的。我连忙向他表示，组织的恩惠山高海深，本人没齿难忘。
我的丈人黑鱼接过肉，还礼让了一番南开。因为啃不动，那块肉就在他手中转个不停，乍看好像握的是一块烫手山芋。由于不管从甚么地方下嘴，都不易咬动，他就专心地朝着一个地方啃。他啃得太用力了，牙床都硌出了血。我问丈人平时都吃些甚么。趁倒嘴的工夫，他的眼珠子转了一圈，说：“屎。”
& 白圣韬的丈人
白圣韬的丈人名叫孟德泉。一九二〇年，他在北京同时认识了白圣韬和冰莹。当时，冰莹从法国回来，到北京寻找葛任。因为葛任正在狱中，所以不久之后，她就回到了法国，随后又去了英国。此事记载在一本叫做《混乱时代的绝色》一书中。它的作者，就是田汗向朱旭东提起的安东尼·斯威特（Anthony Thwaite）。一九三八年，他曾以记者身份来过中国，并住了两年。战后，他任职于英国赫尔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冰莹是《绝色》的五位传主之一，另外四位是丁玲，林徽因，孙维世，赵一荻。除丁玲以外，其余几位确为绝色。下文就选自该书，它记叙了冰莹对白圣韬和孟德泉的回忆：
记忆是一把奇妙的梳子，也是一道呼啸的栅栏（whistled bar）。一些在别人那里重大的事件，她都淡忘了，可她与白圣韬一起去天桥买鸟的事情，她却记忆犹新。白圣韬比葛任年长，在葛任的童年时代，曾充当过他的监护人的角色。白来北京投奔葛任，是想寻求就业机会。此前，白圣韬并不知道，葛任因参加去年的五四运动，还被囚禁于步军统领衙门的监狱之中。
白圣韬来到那天，她正要到天桥去。那时，她正迷失于情感之中，为自己是走是留而彷徨不已。她打算到天桥找人看相，预卜未来。天桥在皇帝祭天之所天坛之外，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清明上河图和迪士尼乐园。白圣韬在青埂镇的时候，曾在教堂里养过鸽子。随冰莹来到天桥之后，他很快就被鸟市吸引住了。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卖百灵鸟的父女二人。冰莹现在还记得，笼子里的百灵鸟双翼下垂，神情倦怠。冰莹说，卖鸟的人急于出手，见到她和白圣韬，便讲明愿意赔本卖出。冰莹原本要找人看相的，此时却被卖鸟人缠得无法脱身。冰莹还记得那人姓孟，白圣韬大概当时就看上了那位孟子后裔的女儿，他对卖鸟人说，这些鸟都已患病多时，很快就会一一毙命。卖鸟人正要发作，他又对卖鸟人说，他愿意为他的鸟治病，卖鸟人送给冰莹小姐几只百灵作为酬谢即可。若治疗不及，他愿按原价买走。冰莹说，她当时正感到百无聊赖，就跟着白圣韬到了卖鸟人的住处。白圣韬还真是个行家，他用醋调荞麦面给鸟服下，鸟果然恢复了生机。白圣韬还购来一点鸦片膏泡水喂鸟，让鸟儿服毒上瘾。冰莹后来说，白圣韬聪明绝顶。玩鸟的人大都有抽烟的恶习，而有了毒瘾的鸟儿一旦闻到人身上的烟味，就会欢唱个不停，如此一来，玩鸟人便会以为遇到了林中最好的百灵。
冰莹说，从那天起，卖鸟人的女儿就跟他们相熟了。受她和白圣韬的影响，她不想再回乡下了，想留在北京读书。父亲只好把卖鸟的钱悉数留下，独自回了张家口……据冰莹回忆，她是在葛任出狱之前离开北京，前往法国的。一则她的女儿此时还待在法国，她要赶回去与女儿团聚；二则她对自己和葛任的爱情前景尚无从把握。在出国之前，她出资将白圣韬和那个女孩送到北京医专读书，而北京医专正是葛任入狱前待过的地方。她将自己的联系地址告诉了川田，期待着川田将之转告给葛任。川田是日本人，一个虚无主义分子，他是葛任在日本时结交的朋友，此时正在北京医专任教。他对她说，等葛任出狱后，他一定带着葛任按图索骥到法国找她，还说，他的理想是到法国学习戏剧。
上帝啊，戏剧随后就发生了——因为醉酒，川田将她留下的地址丢失了。在法国，我们的主人公冰莹正望眼欲穿，等待着葛任。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的等待变得遥遥无期。许久以后，她才偶然得知，葛任与白圣韬去了苏联，并得知白圣韬在出国前结了婚，他的新娘就是当初那个卖百灵的女孩……
关于孟德泉，我不妨再补充几句。就在白圣韬见过他之后一个月，他就被当成恶霸地主毙掉了。孟德泉的儿子，即那个因为鸡爪挨了父亲一耳光的馋鬼，名叫孟维茂。孟维茂早在白圣韬来到孟庄之前，就病死了。他是不是因为开荒累死的，已经无从查考。白圣韬的儿子随孟德泉姓孟，名叫孟垂玉。同村的一位老人对我说，一九五一年春天，孟垂玉和他作为光荣的人民志愿军，一同进入朝鲜。一九五三年，在板门店谈判的最后一天，孟垂玉在撤退途中，踩响了一颗地雷，飞上了天空。因为张家口的百灵鸟全国知名，百灵鸟已经深入张家口人的日常生活，所以，那个老人顺便拿百灵鸟打了一个比方：“垂玉叫炸碎了，变成了百灵鸟大的肉丁。”地主分子孟德泉已经断子绝孙了。请注意我的用词，断子绝孙的是孟德泉，而不是白圣韬。顺便说一下，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将提到一位名叫白凌的小姐。二〇〇〇年夏天，她受我的委托，陪同范继槐先生去白陂参加一个重要的庆典活动。这位白凌小姐，就是白圣韬和第二任妻子的孙女。
@ 诗朗诵
天黑之前，我就撤离了孟庄。返回张家口时，送我来的老乡正欲返回陕北。他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他担心儿媳妇在家里不老实。南开提醒他，要注意工作方法。他一拍胸口，说：“俺懂，要加强思想工作。驴日的，俺已经想过了，（她）再胡球折腾，俺非把她的小×挖出来不可。”说完他就走了。唉，两条叫驴在一个圈里，时间长了，还会拴出感情呢，遑论是两个人呢。所以，有甚说甚，老乡走后，我心里还有些空落落的。
我急着见到窦思忠。还好，当天晚上，我就见到了他。那时候天已快亮了，我正梦见儿子呢，吱吜一声，门被推开了。我看见南开站在门口，手里举着一盏马灯。他说：“白同志，快瞧瞧谁来了。”我一骨碌爬了起来。有个人影很快来到炕前，按住了我的手。他让我别客气，继续躺着。他的手比女人还柔软，就像剔除了骨头。对，他就是窦思忠。他还真像个做皮毛生意的，身上有一股牲口的膻味。南开将灯芯捻亮，屁股朝后退了出去。我当即想到，窦思忠定然没去迪化，而是一直待在隆裕店。我还想，让我去孟庄，应该是他的主意。
我把那封信掏了出来。在裤衩里放久了，它有一股子臊味。我把它放到唇边吹了吹，才交给他。这是我第二次把它放在唇边，第一次是套裤衩的时候，当时我还亲了它一下，就跟亲着自己的亲人似的。窦思忠伸手来接的时候，我发了誓，说我没有看过它，否则天打雷轰。他笑了，点了点头。尔后，他把那封信拆开瞄了一眼，说：“别介意，这不过是个规矩。是人总得守规矩嘛。你没看，说明你纪律性很强，是个好同志。你也看看吧，这上面说的都是你的好话。”说着，他抽出来一片纸递给我。我说我就不看了，可他坚持让我看。我看到上面只有一串拉丁字母，我很快将它的意思拼了出来：“白是我和〇号的同乡，可信赖。”落款是“田”。随后，他擦了一根洋火，要把它烧掉了。因为洋火泛潮，擦了几次，都没有擦着。我又闻到了红磷的味道，心里不由得一惊。这时候，一片灰烬，一股轻烟，在我和窦思忠之间飘来飘去。没有比灰烬更轻的东西了，可是当那灰烬飘到我面前时，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躲了一下。
窦思忠盘腿坐到炕边，问首长都给我交代了甚么。我原封不动，将田汗的话转述给了他。他听后，也没甚么表示，好像此事无关紧要似的。尔后，他把话题转到我丈人身上，说他去迪化以前，已经向组织上建议，摘掉我丈人的地主帽子。他还问到了我的儿子。这一下我的腰杆可以挺起来了，我说：“报告首长，儿子已经当兵了，正在彭德怀将军手下打仗。”他握了握我的手，说：“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嘛。”有甚说甚，那虽然是一句客套话，可我还是差点落泪。
片刻之后，我急不可耐地向他打听葛任的近况。他说：“〇号在大荒山白陂镇，你很快就会见到。”还说，和我一样，他对葛任也很关心，并且很尊重，“他到了延安，放弃高官不做，而愿意去搞翻译，为革命提供理论根据，这很了不得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葛任的照片，“这不，他的照片我都保存着。”他捏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还让我看了一下。那是葛任的一张侧面像，是在窑洞前照的，设若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叫史诺（注：现译为斯诺）的美国记者照的。他还说，葛任有一首诗叫《谁曾经是我》，他在很多年前就拜读过，爱不释手。他问我是否晓得。我说当然晓得。因为担心言多必失，我就没敢多说甚么。接着他就朗诵了起来，他的嗓子哑了，间或有个亮音，就像铁锨在石面上铲过。而且，朗诵的时候，他会遽然做出挥手向前的动作，吓人一跳。我想，倘若葛任在场，也会被他搞迷糊的，定然不会承认那是自己的诗。我记得，说到“小溪”一词时，窦的语气活似日本人挂在嘴上的“哟西”。更多的时候，他将句子切成一小截一小截的，短促有力，就像射击。
& 谁曾经是我
窦思忠提到的那首诗，是葛任最有名的作品。它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完成于日本，题目叫《蚕豆花》。遗憾的是，它现在已经遗失。第二个版本，是葛任在狱中修改完成的，题目就是窦思忠所说的《谁曾经是我》。最后一个版本，题目又改成了《蚕豆花》——关于它，我在第三部分还要提到，此处暂且不论。
关于《谁曾经是我》，一九二〇年七月，葛任的狱友孔繁泰先生，在接受一个名叫费朗（Jacques Ferrand）的法国记者的采访时，曾经提到过。熟悉五四运动的人，对孔繁泰或许不太陌生。他和葛任都是因为参加六月三号的大游行，而在次日被捕的。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一、他本人是一名记者；二、他是孔圣人的第七十四代孙。所以，他出狱之后，成了中外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目标。他在与费朗谈话时，他不光提到了这首诗，而且透露了他与葛任的狱中生活。采访结束之后，费朗先生就把这首诗和采访记，一起送到了当时名噪一时的《新世纪》杂志。但杂志社以“篇幅有限”为由，没有录用采访记，只录用了这首诗：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天，
是山中潺潺流淌的小溪，
还是溪边浓荫下的蚕豆花？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春天，
是筑巢于树上的蜂儿，
还是树下正唱歌的恋人？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生，
是微风中的蓝色火苗，
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
谁于暗中叮嘱我，
谁从人群中走向我，
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
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
那篇采访记，后来收到了费朗先生的文集《L'Entretien infini》（《无尽的谈话》）之中（此书中译本已由近岸出版社出版）。下面是与葛任有关的部分：
费：孔先生，据说你被关在马厩里？还挨了揍？
孔：不，步军统领衙门的马厩（条件）太好了，我无缘享受。（笑）我关在紧挨着马厩的房子里，窗户上贴着马粪纸。里面一共三十二个人。翌日，就成了三十个。死掉了两个。半夜，能听到马儿咻咻的鼻息。至于挨不挨揍，那要看他们从哪头揍起了。从马厩这边揍起，皮肉之苦少不了。从军械库那边揍起，轮到我们时，他们已是少气无力。我们的运气不错，马厩这边太臭了，他们轻易不到这边来。
费：你是怎样挨过那段时日的？
孔：读诗，唱歌，静坐，打瞌睡，还有，还有挨揍。（笑）
费：读诗？唱歌？
孔：是呀。有一首好诗，是我的朋友在狱中写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你若想看，我可以抄给你。
费：我最崇拜的神就是缪斯。你能否将我引荐给那位诗人？
孔：你会见到他的。正如你已经知道的，他和我一样，他也是因为游行而被捕的。你当然可以见到他。不过，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法国。他的未婚妻就在法国。他可能也要到法国去。他想到法国疗伤。是的，他有肺病，在狱中多次吐血。若有可能，届时，我可以写信给他，让他接受你的采访。他乃羞怯之人，一般不接受采访的。你的咖啡太好了。这是我喝到的最好的咖啡。
费：谢谢。你说他很羞怯？
孔：是的，羞怯。
费：哦，羞怯可是一种秘密，是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是对自我的细心呵护。
孔：不，他并不自私。中国人并不都自私。事实上，我和他都是为了声援别人而被捕的。他是一所医学院（注：即北京医专）的教师，我是一名记者。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不需要靠游行来领取工资。
费：孔先生，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懂得维护个人尊严的人。
孔：葛任？你怎么知道他叫葛任？
费：我说的是“个人”。（笑）不过，尊敬的孔先生，你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名字。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我还知道，他的未婚妻是冰莹女士，胡安的女儿。
顺便说明一点，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后来葛任并没有到法国去，而是去了苏联。倒是孔繁泰本人在费朗的帮助下去了法国。在那里，这位孔子的后裔成了卢梭的信徒。一九四三年春天，他还将回到中国，与冰莹以及本书第三部分的叙述人范继槐先生相遇。
@ 鼻出血
他念诗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光线从窗格照进来，照着他的脸。他脸色发白，但耳朵却十分灰暗。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与耳朵有关。天虽然很冷，可他的鼻尖上却有一层细汗。我发现，他的嘴角时常遽然抖动一下，就像遭受了蚊虫的叮咬。就在此时，一个事件发生了，他左边的鼻孔流血了。
我赶紧扶他躺下。我刚扶住他，南开就进来了。窦思忠似乎还沉浸于他的朗诵之中，不停地抖动。随着那抖动，右边的鼻孔也开始流血。南开说：“首长千好万好，就是一点不好，不晓得休息！”我连忙说道，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要放在心上。逮些蜗牛烧熟，研成粉末吹入鼻孔，血就止住了。南开搔着头皮，说这么冷的天，去哪里逮蜗牛呢？我想了想，告诉他还有一种办法可以一试。他问是甚么办法，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去找些驴粪。”我说。南开一下子变了脸色。我赶紧说，在延安时，我用驴粪烧成的灰，给人治疗过鼻出血。窦思忠说：“白医生说甚么，就是甚么。”我听了很感动。我想，毛驴虽说回了延安，可它总留有粪便吧。
很快，我们就在院子里找到了驴粪。我用炭将它烘干了，尔后用洋火点了。南开跪在一边，小心地看护着驴粪的火苗。烧成灰时，南开四爪着地，趴在那里狠狠吸了一口。他的举动使我想起了田汗的卫士。我曾给田汗看过便秘，我每次开的药方，田汗的卫士都要亲口尝尝，不过，我当时开的不是驴粪，而是牵牛花和桃花。这会儿，南开也捏了一撮灰，放到嘴里品了一会儿。我问他是否有些腥？他点点头。腥中是否有点甜？他点点头。甜中是否有点苦？他又点了点头。“这就对了。”我说。他盯着我看了片刻，才允许我动手。我让窦思忠仰脸躺下，尔后我把驴粪的灰烬吹进了窦思忠的鼻孔。鼻血很快就止住了。还没等窦思忠开口，南开就抢先说道，他代表首长感谢我。我对南开说，要谢就谢那头毛驴吧，那可是革命的毛驴。
有甚说甚，止住了鼻血，窦思忠对我的态度就有了变化，不光是同志，好像还是战友了。他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火烧，羊头，此外还有羊腰子。半生不熟的羊腰子，最合他的胃口。吃腰子时，他说，他想不通葛任为何要跑到那么一个鬼地方，想听听我的看法。虽说对葛任的任何理解，都可能是曲解，但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三句话不离本行嘛，我就说，〇号可能是躲在那里养病，因为他有肺病，需要南方的湿润和阳光。“还有呢，说说看。”窦思忠说。我只好继续说下去，说〇号骨子里是个文人，或许是为了安静地写书，才跑到大荒山。出乎我的意料，窦思忠竟然附和了我。他说，他也是这么想的。尔后他就说道，到了大荒山，要把葛任写的东西弄到手，不能让它落到外人手里，一张纸片也不能落下，因为那都是革命的财富。他板起脸，说，这并非他本人的意思，而是首长的命令。
& 粪便学
坦率地说，最初看白医生的自述，我很纳闷：这人动辄提起粪便，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起码算是低级趣味吧？后来，我才知道误解了他。他是位粪便学专家，这么说，其实是出于职业习惯。
如前所述，白圣韬在北京医专读书时，日本人川田是他的老师。而川田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专家。现为上海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的于成泽先生，当年与白圣韬同班。据他回忆，白圣韬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深受川田的喜爱。于博导为《医学百家》杂志写过专栏文章，在一九九三年第五期的《名人趣谈》栏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段文字：
白圣韬比我们都要大上几岁，入校也比我们晚。他入校的时候，川田刚好来给我们低年级学生上课。川田先前在仙台医专读过书，与鲁迅先生同门，都是藤野先生的弟子。但他与鲁迅的性格完全两样，常给人一种我们现在所说的嬉皮士似的感觉。川田经常向我们提起粪便。他从婴儿的粪便讲起，说婴儿的粪便多么好多么好。他站在讲台上，手捧着一泡婴儿的粪便，揉来揉去，揉成一个团，然后再一分为二。因为婴儿的粪便是米黄色的，所以它们看上去活像两只微型的梨。他边讲边把它们抛起来，再接住，循环往复，就像魔术师在表演节目。有一次，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被他叫到跟前。他让我们拍拍它，闻闻它。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还鼓励我们咬上一口，尝尝它的味道和硬度。有些女生吓得捂着脸，连连后退。这时候，川田先生突然自己带头尝了一口。他嚼着那东西，就像嚼口香糖，还把舌尖伸出来，让我们看。我记得，学生当中，第一个去咬粪球的就是白圣韬。他确实是一个可以为真理献身的人。后来，在那届同学中，第一个去苏联的是他，第一个到延安去的也是他。当时，他本来可以不去延安的，因为他当时在上海开了私人诊所。但他后来下落不明，可能是牺牲了（注：原文如此）。
川田向我们解释，他并非故意刁难大家，而是想让大家熟悉人类最隐秘的东西。他说，粪便、尿、脓、痰，还有血、脑脊液、胸膜液，都是人的正常的生理化学反应。通过它们，可以了解人的身心状况；人的一生中要放十万多个屁，拉三十吨的粪。有人被他说笑了。他说，这没什么可笑的。对一名医生来说，有必要了解这些，就像木匠需要了解木头的纹理一样。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从他那里学会了许多关于粪便的知识，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从中国教师那里学不到的与粪便有关的宗教知识。他曾问我们谁信上帝。没有人举手。他点了白圣韬的名，说你不是在教堂里干过吗？我们至此方知白圣韬原来在教堂里当过仆役。川田说，西方的医生认为，上帝把许多灵丹妙药放在粪便里，而且这已被经验所证实，比如，马粪可以治疗胸膜炎，猪粪可以止血，人粪可以化淤和愈创，驴粪可调治血性腹泻，牛粪加玫瑰浆可以治疗癫痫和惊厥，尤其是小儿惊厥。受他的影响，我们平日都喜欢用粪便来打比方。比如，当我们说到医生的救助方案应该前后有序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如果你脑子里有屎，那你就该先在脑子里挖个厕所。
现在回想起来，川田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是很有贡献的。仅医学方面而言，我倾向于把他看成白求恩、柯棣华式的人物。在医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可能不再用粪便给人治病了，也很少再通过观察粪便来诊断一个人的病情了，但在解放前，在中国还非常贫穷和落后的时候，在频繁的战争期间，了解粪便，认识粪便，利用粪便，都是医生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在这些方面，川田医生确实有着特殊的贡献。
接着说白圣韬。从上海到了延安以后，白圣韬为革命所做的贡献，也主要表现在治疗便秘方面。延安时期，那些经过长征的人，由于缺乏水果和蔬菜，并且不得不用黍类食物来代替大米，许多人都患有便秘。其中，最有名的便秘患者就是毛。因最先报道二战爆发的新闻，从而享誉全世界的英国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在她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分歧者》（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一书中，对此有如下记载：
在延安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和政治模式……一些很小的事件在这个被隔绝了的团体的各成员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毛泽东的通大便问题成了一段时间内人们谈话的经常议题之一，以致每次通过大便之后，人们都会向他表示祝贺。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有点可笑，然而，许多经过长征的人刚到延安时都受过这种折磨，这却是确定无疑的事……
和毛一样，田汗每次通过大便，也会愉快地接受人们的祝贺。在《与田汗拉家常》一文中，朱旭东记录了田汗在病榻上的一段独白。田汗提到的那位医生，指的就是白圣韬：
那时能不能顺利屙上一泡，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小朱同志你想啊，肚子里老是装着一泡屎，可怎么打仗啊？所以说，便秘也是我们的敌人。说起来，我还得感谢医生。他确实有两下子。他让我喝过一种东西，跟黑芝麻糊似的，喝下就通了。当时医生向我表示祝贺。我问他那是什么宝贝，他说是牵牛籽。后来，牵牛籽弄不到了，他就让我吃萝卜籽，炒熟的萝卜籽。有一次，下去搞调查的人，抄了一个地主的家，那家伙就是种萝卜的，萝卜籽多的是。自从弄到了萝卜籽，我们就可以轻松上阵了。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屙出人轻松，打仗能冲锋，革命定成功。
田汗派白圣韬去白陂，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有一个原因，或者说前提条件，是不可忽略的。即，田汗等人已经不再便秘了。作为粪便学专家的白圣韬，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 菩萨心肠
我很想早一点走，可窦思忠却执意留我再住两天。他说来一趟不容易，反正葛任是个痨病鬼，一时半刻死不了，多住两天也无妨。还说，倘若他招待不好，他是无法向首长交差的。有甚说甚，一个毛驴茨基，能享受到如此恩遇，我真的是受宠若惊。
那天黄昏时分，我们出去散步。天空灰暗，朔风劲吹，空气中有积雪的气味，还有火药的气味。他问我，首长和葛任交情如何？我说：“好啊，好啊，他们有深厚的革命友谊。”他又问，葛任与首长是否相识于青埂教堂。我不晓得他用意何在，便避实就虚，说：“如今首长可是个无神论者。”
他说这并非开会，不要有甚么顾虑，尽可以畅所欲言。我说，他们其实是在教堂开办的育婴堂认识的。他也晓得育婴堂，因为他的老家常熟，也有洋人办的育婴堂。他还晓得青埂镇的育婴堂是毕尔牧师办的，他说：“传洋教的人有时也会干点好事，虽然干好事是为了麻痹更多的人。”对毕尔牧师，我一直心怀感激。可眼下的形势容不得我加以辩解，我只能听任他任意臧否。他还问到了葛任母亲的死，葛任的祖父他也问到了。我告诉他，葛老爷子是个败家精，死的时候，整个家业都被他吸光了，葛任就是在祖父死后，被毕尔牧师带进育婴堂的。窦思忠噢了一声，说他曾听田汗同志讲过此事。姓窦的还晓得田三虎，并称他为反洋教运动领袖。说到这里，他自豪地说，田汗曾表扬过他，说他长得就有点像田三虎。将军，田三虎是何许人，你大概还不晓得。他是田汗的远房叔父，当年曾啸聚山林，自比晁盖。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并不贻害青埂百姓。有甚说甚，有他坐镇一方，青埂民众确实很少受到流寇骚扰。唉，说起来他干过的最大的蠢事，就是烧掉了青埂教堂。此人的结局不好。北伐的时候，老蒋曾想收编他，可他不干。老蒋龙颜大怒，就把他给收拾了。可当时，一听窦思忠自比田三虎，我还是连忙恭维他，说他真的是田三虎第二。
我很纳闷，既然窦思忠对葛任已经知根知底，那为何还要明知故问呢？莫非考验我，是否在他面前耍了花腔？妈哟，我的回答会有甚么不妥么？这么一想，我就忍不住打颤了。为了不让窦思忠看出我的心思，我装做很冷的样子，捂着嘴，往手上哈着气，还擤起了鼻涕。窦思忠以为我真的受凉了，迅速将棉衣脱下来，披到我的肩头。我不穿，可他说那是命令。还说，要是我受了风寒，不能及时成行，那对革命而言，可是个极大的损失。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披上了他的衣服。披衣服的时候，我自然想起了田汗为我披上斜条纹棉袄一事，也就顺口讲了出来。“首长真是菩萨心肠啊，爱兵如子。”窦思忠说。如今想来，他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因为与其说他在说田汗，毋宁说他说的是自己。随后，他提到我的毛驴茨基问题，说：“虽然你成了托派，但我们非但没有把你一棍子打死，反而给了你立功的机会。”他终于把我的泪说了出来。我流泪的时候，他遽然话题一转，提到了二里岗战斗。他问我晓不晓得二里岗战斗。我说晓得啊。尔后，他感慨了一声，遽然说道，葛任当时要是死掉的话，那可太好了。
在后沟时，我挨过几耳光。如今听窦思忠这么一说，我还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听岔了。可再看看他的神情，我就晓得耳朵并没有骗我。我吓得气都不敢出了。窦思忠说：“我，你，田首长，还有很多同志，都深爱着葛任。唉，他当时若是就义，便是民族英雄。可如今他甚么也不是了。他若是回到延安，定会以叛徒论处。要晓得，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急风暴雨、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前，一个人不是英雄，便是狗熊。总会有人认为，倘若他没有通敌，他又怎能生还呢？虽说我和你一样，也不相信他会通敌，但人心如此，徒唤奈何？不杀掉，他也将被打成托派，（被）清理出革命队伍。即便组织上宽大为怀，给他留了条活路，他亦是生不如死。”
我的脑袋一下子炸了，觉得响雷正从脑门上滚过。我竖着耳朵，想听清他的每一句话，可耳朵却很不争气，一直嗡嗡乱叫。过了一会儿，我稳住了神，问窦思忠，那该怎么办才好呢？说这话时，我其实已经预感到他会说甚么了。他搔着头，说，他十分痛苦，整日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思来想去，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葛任真的死去，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娘哟，我怕的就是（听到）这个，可你越是怕鬼，鬼越是敲门。接着我又听他说道：“白圣韬同志，你固然是最恰当的人选，但你若是感到为难，组织上还会另想办法。”我不敢多嘴，只是问了他一声，是否还有别的办法。他说：“办法自然是有的，那就是让他装死，永不出声。”我连忙表示，我可以连夜起程，奔赴大荒山，提醒他不要出声。无奈我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他告诉我，如今为时已晚了，据可靠情报，葛任近期还发表过文章，将自己的身份暴露了。将军，有甚说甚，我当时听了也十分生气。我想，葛任如此聪明，又如何干出这等蠢事呢？
窦思忠又说：“白同志，我们都是菩萨心肠啊，可为了保护一个革命者的名节，我们只能杀掉他。没错，杀掉他。白同志，请你不要把他看成某一个人，而要把他看成某一类人。这类人一世英明，却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如果我们还像往常那样深爱着他们，那么除了让他们销声匿迹，没有别的好办法。白同志，只有这样去考虑问题，我们才会从痛苦中挣脱出来。”天已经黑了，我在黑暗中捕捉到了窦思忠最后的声音。他说，其实这并非他一个人的主张，而是所有热爱葛任的人的意愿。在虽死犹生和生不如死之间，我们没有理由不选择前者。
他语气干脆，就像向行刑队员下达命令。我闻到了一股兽皮的气味，手枪套上的兽皮的气味。它来自窦思忠的腰间，远比积雪的气味浓烈。积雪终会消融，而兽皮的气味却会穿透时间。我晓得，倘若我敢说半个不字，我就会脑袋开花。将军，我如今算是晓得了，人的畏惧，并非从头部开始的，而是从脚开始的。先是脚踵冰凉，尔后那股凉气顺着腿肚往上爬。到了腿根，胆囊就缩紧了。然后，凉气又顺着脊梁骨往上蹿。最后，才是头皮发麻。当窦思忠问我有何感想时，我赶紧说：“首长，你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他盯着我看了片刻，似乎要从我的脸上看出甚么破绽。但是，我的表现让他甚为满意。他帮我掩了一下棉袄，又拍了拍我耸起来的肩胛骨，说：“白圣韬同志，不需要你动手。组织上考虑到你与他的交情，也考虑到你是个医生，决定不让你为难，无需你亲自动手。”
我听了又是一惊，生怕闪出甚么枝节。他解释说：“组织上考虑得很周详，这就像在台上排戏，平日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行呢？要动手的是赵耀庆。他是个军人，杀人不眨眼。你的任务是把命令送到赵耀庆手上，并将葛任写下的文字，悉数带回，一张纸片也不能落下。”他再次强调，那些纸片都是革命的财富，不属于葛任一个人，还说首长要看看，葛任到底都写了些甚么。
返回隆裕店的途中，我最担心的事，莫过于阿庆来电。我如今总算明白了，窦思忠让我推迟行期，其实是在等阿庆的来电。当时，他若能与阿庆取得联系，他就可以直接向阿庆下达命令。当然那样一来，我也就没有必要活着离开张家口了。唉，一个人的吉凶泰否，真是难以言明。不过，当时我还算鸿运当头，鬼没来敲门。直到我离开张家口，阿庆都没有来电。
& 东方的盛典
作为葛任事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窦思忠的资料少得可怜。我只是在朱旭东所著的《田汗传略》中，见过他和田汗的一张合影。田汗骑在马上，窦站在马脸旁边，手里抓着马辔头。或许是由于马脸的映衬，照片上的窦思忠，脸形显得较短。他头发很长，还留着颊须，有点像猫科动物。这张照片拍于一九三六年的保安。据朱旭东说，他曾问田汗站在他身边的人是谁，田汗只是说：“他姓窦，《窦娥冤》的窦。”此外再无二话。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从白圣韬这里知道他是江苏常熟人以外，其本人的经历及家族背景，仍然无可稽考。
窦思忠一定是从田汗那里知道毕尔牧师的。我前面提到，曾在青埂传教的毕尔牧师，后来与埃利斯牧师合著有《东方的盛典》一书。毕尔牧师很博学，从古埃及《亡灵书》所描绘的香甜的饼饵，到《可兰经》所记载的天国里的四条河流，他都有研究。他对医药也有所涉猎。二战时，他与埃利斯牧师都参加了国际红十字会。据我的姑奶奶描述：“他又瘦又高，大脚板。我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穿天杨。他很温柔，轻声细语，像风从树荫下吹过。”
下面一段文字，就选自《东方的盛典》。它记叙了葛任和田汗幼年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断。有一点需要说明，文中提到的“葛尚仁”，是葛任童年时代用过的名字：
我在一八九八年，即中国的戊戌年到达青埂山。青埂山并不单指一座山，其幅员相当于欧洲一个小国。就在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因为这个章程，我被当地人称为洋州县。我来这里之前，主持教堂事务的是埃利斯（Revd W.Ellis）牧师。青埂教堂，始建于明代万历十七年。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我现在还能回忆起那些用砖块铺就的小径，柱子顶端的鎏金花纹，堂内悬挂的耶稣受难图，以及祭台上的圣母像。不幸的是，它们后来都被捣毁了。
在青埂山，我和埃利斯牧师共同创办了一个育婴堂。我们所收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被弃的女婴。她是我们从济河边捡回来的。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葛尚仁就是她的同胞兄弟。葛尚仁后来也来到了育婴堂。那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少年了。葛尚仁非常聪慧，眼眸有如露珠。其名字本身就显示了对中国宗教的某种态度——“仁”是孔教的一个重要概念，“尚”也是孔子学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他的母亲是一个聪慧的女人，但她死得很早。母亲死后不久，他的祖父也死去了。关于他祖父的死，有一件事颇值得一叙。他的祖父有一只名叫咪咪的猫。他用它的皮毛来揩拭烟枪，也用它的眼睛来确定时辰。据说猫的眼睛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当猫的瞳孔变得像鼠毛那样细，并垂直穿过眼睛时，人们便可以知道那已是正午时分了。这位老人对咪咪的爱甚至超过了对孙子的爱——他可以把自己的袖笼当做咪咪的卧室。据说为了不打扰它的睡眠，他甚至割断过自己的袖袍。但是在中国，爱往往会带来灾难！那只名叫咪咪的猫就是爱的殉葬品。他死之前，将咪咪杀死了，并将咪咪熬成了一锅汤喝了下去。他一定认为那是对猫最好的爱。由于那只猫曾经充当时钟的角色，我们便有理由认为，他是把自己的死当成了历史的终结。
葛尚仁在育婴堂里最好的朋友，名叫田聪。收到育婴堂的男孩，都已父母双亡，田聪也不例外。他的叔父名叫田三虎，对他未尽抚养之责。许多年后，无父无母的田聪，成了一名将军，那时他的名字已经改为田汗。由“聪明”的“聪”改为“流汗”的“汗”，虽是一字之差，但说明他已经深入到了中国哲学的内核。中国人反对自作聪明，而提倡吃苦耐劳。我记忆中的田聪，聪明、好动却有点害羞。我现在还记得有关他的一个场景。一次我带着葛尚仁从外地回来，走进院子的时候，孩子们正在玩沙。一个女孩走近了葛尚仁，并将一撮细沙放到了葛尚仁的手心——在薄暮中，细沙是一种耀眼的金黄色。这时，田聪也过来了。他扬起沙尘，从沙顶冲下来，一直冲到葛尚仁面前，由于止不住脚步，他突然摔倒在地，头上磕了一个大包。看到我站在一边，他为自己的摔倒害羞了起来，像个女孩似的，满脸通红。
一想起葛尚仁和田汗，我的记忆就会停留在一个飘雪的冬天。我记得他们常常在门外的积雪中祷告，担心积雪把他们的亲人埋得太深，离他们更远。我曾经和两个孩子一起去过郊外的墓地。他们依照中国习俗在那里烧掉了一些纸钱，据说这样一来那些纸钱就可以成为流通的冥币。田聪找不到他亲人的墓地，但葛尚仁找到了。他双膝跪地，低声哭泣。记忆中另外的一天，风向变了，积雪消融的季节来临了。我又陪着他们来到了墓地。他们再次祷告，祈求亲人可以进入天国。一个小女孩也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墓地。如前所述，她和葛尚仁是同胞兄妹，只是他们本人并不知情。此时，她和葛尚仁一样悲伤。她咬着嘴唇默默无语，眼神清澈明净如同一条小溪。她这是第一次到墓地来，对那里的景象感到陌生。我现在还能回忆墓地里的情形：那里的潮湿与晦暗，那些被积雪压断的枯树的枝丫，以及落在地上已经发黑的植物果穗。那一切，多么像我给孩子们看的《圣经》插图里的景象，那些经年的老藤，使人想起图中摩西手里那根镌刻着埃及雕饰的权杖。我以此安慰两个孩子：既然这里的一切和《圣经》的插图如此相似，那么他们的亲人一定已经到了天国。
在青埂山的传教，并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容易。好在我和埃利斯可以从孩子们的成长中得到安慰。我想说的是，许多中国人和真理的关系，和他们的家庭结构相仿，常常是一夫多妻式的。也就是说，皈依我主耶稣，许多时候就像在信仰上再纳一个小妾。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天国不是在心中，而是在身边，在身边的那些饼饵、麦酒和牛乳上面。我后来不再传教，只是教孩子们识字，学习语法，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对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来说，知识就是为他们的身体预备的饼饵，为他们的喉咙预备的凉水，为他们的鼻孔预备的甜蜜的清风。而我知足了，我知道这就是天国的含义。
我并不知道，在天国显现的同时，一个难处发生了。一个棋子的偶然滑落，常会导致满盘皆输，灾难的发生往往会和一个小小的细节有关。当育婴堂的一个女孩光脚在细沙中跑过的时候，由细嫩的脚趾带起来的沙粒，竟演变成了一场沙暴，并最终迫使我和埃利斯牧师远走他乡。
毕尔牧师所说的“沙暴”，只是一个比喻。它就是窦思忠提到的“反洋教运动”。田三虎确实是这场运动的领袖。毕尔说他是田汗的叔父，不够准确。他其实只是田汗的远房叔父，已出五服。那场“沙暴”确实与一个女孩子的脚丫子有关，因为她未曾缠脚，长着一双天足。当时，人们把女人的天足戏称为小船。育婴堂里，除了我的姑奶奶，还有四五个女孩子。夏天来临的时候，她们和男孩子一样，常常光脚在院子里走。每当外人看见她们的天足，就会有人喊：丑死了，丑死了，那么大的小船。
育婴堂的孩子，虽是孤儿，但他们的族亲并没有死绝。所以，最初的争端就发生在传教士和那些族亲之间。虽然族亲们当初不愿领养孤儿，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可以容忍女人的天足。他们要求毕尔和埃利斯为此做出赔偿：长着天足，一辈子都给毁掉了，让你们这些洋州县做点赔偿，已经是额外开恩了。不赔偿也行，要允许他们把人带走，亡羊补牢，慢慢调教。那年我去青埂山，还听到一些关于反洋教运动的传说。当时的族亲们有个打算，就是让女孩回家干几年力气活，然后再把她们嫁出去。考虑到大脚女人不容易出嫁，他们只好提前想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把她们卖给青楼。唉，反正那些嫖客都是些贱坯子，只配睡些大脚女人。
一边是百姓捶着门要人，一边是洋州县关着门不放人，事情就闹大了。关键时刻，还得田三虎拍马赶来，主持正义。最新修订出版的《青埂方志》（一九九五年）还提到了此事，里面的文章引自《红旗漫卷西风》（一九六八年出版）一书：
在这场伟大的反洋教爱国运动中，田三虎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教堂的院墙被推倒了，彩绘玻璃镶嵌的门窗被石块击碎了，里面的粮食被抢走了，帝国主义传教士夹着尾巴逃跑了。
书中个别词语值得商榷。因为除了“帝国主义传教士”，“逃跑”的还有后来的将军田汗，民族英雄葛任，以及毛驴茨基白圣韬。我的姑奶奶也离开了青埂。事实上，除两个女孩被抢回民间以外，育婴堂里的人都跑了。
@ 二人行
翌日，终于离开了张家口。出发前，窦思忠又和我谈了话。他也给了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阿庆。我自然晓得，那就是窦思忠的命令。我立即向他表示，我要像列宁同志说的那样，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它。窦思忠立即表扬了我，说同志们要都像我这样好，国民党早就垮台了，倭寇早就赶走了。至于我的前程，窦思忠也跟我谈了。他让我完成任务之后，星夜赶回，因为人民大众需要我这样的医生。还说，为了路上有个照应，他给我找了一个旅伴。将军，你真是未卜先知，真的是个姑娘。当时，我只晓得她叫小红。窦思忠说，她要到汉口去，刚好与我同路。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路上可以借机行事，既可装扮成父女，也可装扮成夫妻。我当场表示，父女，父女。窦思忠露齿一笑，说：“话说得太死，容易陷进主观主义的防空洞。还是工作要紧，怎么方便怎么来。”我说，唉，我上岁数了，还是父女好。
从隆裕店出来时，我是长出了一口气呀。有甚说甚，我甚至担心窦思忠临时变卦，派别的人去。从翠花楼的窗格里射过来了一束光，我神经过敏，还扭头看看是否有人追了出来。甚么也没有看到，我只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灯光把我的影子投到一堵墙上，影子越来越大，像一块巨石，从墙上移到地面。尔后，那影子就没有了。片刻之后，又有一束光照了过来，它来自另外一堵高墙，我不晓得那是城堞还是炮楼。天空晴朗，月亮还没有升起。高墙之上，银河一泻千里。我遽然又想起了葛任。此时，他亦在仰望银河么？他晓得我此行的任务么？倘若晓得，他会有何感想呢？我告诫自己，和小红尽量少说话。一直到走出察哈尔地界，我们两个都在睡觉。我是装睡，她是真睡。到了北平，她才醒过来。看来，她时常到北平来，人头熟，路也熟，带着我在北平串来串去，后来直接将我领上了车。那个车厢，乘客只有寥寥几个。它虽是客车，可车厢里装的却是救灾粮。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那粮食都是运往河南灾区的。自从炸开了黄河的花园口，河南人就没有过过好日子。当然，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好事，因为越穷越革命。好，不说这个了。能登上这趟车，全是因为小红。小红和押车的官兵似乎很熟。她想抽烟，一个当兵的就替她点火。她想喝水，杯子就递过来了。她说，那个当兵的手中的打火机，就是她送的，是地道的美国货。那人的名字，我并不晓得，是真不晓得。为方便起见，我就叫他美国货吧。美国货去打牌的时候，到了车厢接头处，又拐了回来。他诡秘地笑了笑，说：“你们是小两口，还是……”我还没有开口，小红就摸着美国货的脸，说：“兵哥哥吃醋了么？”她等于甚么也没说，只是要让别人看看，她和兵哥哥的关系非同寻常。她这一手很厉害。当美国货给我们端茶递水的时候，别的乘客只能干瞪眼。丢丑的只是我一个，因为一车厢的人，要么以为我教女无方，要么以为我正戴着绿帽子。而小红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当她坐到我腿上时，你可以说那是女儿在向父亲撒娇，也可以说那是妻子正在给丈夫败火，嫉妒的火。一箭双雕啊。为了向别人表示我并非逆来顺受之辈，而是个血性男子，我也想到了一招。他娘的，倘若再有人问，你们是不是小两口，我就说是，怎么不是，她是我刚娶的偏房。可是直到新乡，也没有人过来再问一声。
平汉路上容易出事，所以车厢里的灯老早就熄灭了。美国货举着一盏灯，过来问我们怎么还不睡觉。小红说，她没有睡意。美国货就说：“你是不是睡颠倒了，到夜里就来神。”很平常的一句话，小红却恼了，“呸，你才颠倒呢，你是头朝下走路！”眼看他们要吵将起来，我连忙在一边打圆场。美国货说他不生气。尔后他指桑骂槐，说他有个侄女叫铁梅，也是惹不得，话不投机便抄家伙，就像个母夜叉。糟了，小红定然饶不了他。可出乎我的意料，这次小红并没有恼，只是捂着嘴笑。笑过以后，她对美国货说：“瞧你，小脸蜡黄，定然没干甚么好事，都快变成《红楼梦》里的贾瑞了。”美国货说：“姑奶奶说对了，都是叫你们这号人给掏的。”
美国货话里有话。莫非小红就来自隆裕店旁边的翠花楼？后来说开了，她自己告诉我，她确实当过窑姐。“反正你总要晓得的，给你说说，也没有甚么大不了的。”她说，她原本是汉口人，后来到北平的戏班子里学戏。学成以后，因她演得好，台下就有许多达官贵人想娶她。她呢，都懒得多瞟他们一眼。毕竟还是年幼无知啊，后来竟鬼迷心窍，看上了一个开洋车行的小白脸，成了人家的二房。那小白脸疼你时，说你是他的心尖尖，烦你时，轻则骂你是小娼妇，重则摁住你往墙上撞。“这苦日子何时是个头啊？”她说。没过多久，小白脸的洋车行倒闭了，她想她可以逃出来了，可那千刀万剐的黑心郎，竟然把她卖到了天津的窑子里。红颜薄命啊，她说着眼就潮了。“后来好了，我遇见贵人了，跳出了火海。”她说。她说的贵人就是南开，是南开把她救出了火坑。南开还给她做了很多思想工作，说人生在世，哪有不走弯路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要向前看。后来，组织上给她治好了病，不然，她可能早就香消玉殒了。再后来，她就到了张家口，在店里打杂。我问她和翠花楼的人是否熟悉。她想了想，说，她很同情那些姐妹，有了空闲就教窑姐们唱戏，艺不压身，日后她们也可有个好前程。
将军，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她的话不可全信。我总是怀疑，她其实另有使命。我旁敲侧击，问她去汉口做甚么。她的话听上去天衣无缝，说这么多年了，她还没回过汉口，这次是回家看看。我问她家里还有谁，她一下子流了泪。说，她的父母早就死了，她这次回去，是要看看昔日的师姐。她就是那师姐带到北平的，师姐于她如再生父母。那师姐不光人长得好，戏也演得好，还会写诗填词。除了命不好，样样都好。她听说做师姐的离了婚，她早就想去看她了，可组织上担心路上不安全，一直不放她走。她就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组织上只好说，一旦有人去南方，和她顺路，就让她走。照此说来，如今我是个护花使者？她接下来说的一段话，我听着很入耳。她说，组织上还交代她，让她在汉口等我回来，尔后再一起回到张家口。再往后呢，她说她想到延安去。她听说江青，也就是蓝苹，以前也是演戏出身，到延安后如鱼得水。说到这里，她又说她打算把师姐接过来，日后一起到延安去。
我曾疑心（她说的）那个师姐就是冰莹，她是去找冰莹了解情况的。如今听了她的讲述，我多少改变了想法。再说了，冰莹乃杭州人，而非汉口人，她们不可能是甚么师姐妹。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她好像累了，在我身上靠了一会儿。她身上的雪花膏可真好闻。我问那雪花膏是甚么牌子，她和我熟了，说话就有些随便。毕竟是戏子出身么。她说：“嗬，看着你怪洋气，哪料到你也是个土包子。”她说那不是雪花膏，而是飞生乳酪膏。影星胡蝶脸上搽甚么，她就搽甚么。将军，你不信？我是有甚说甚，她真是这么说的。她还告诉我，那乳酪膏是瑞商华嘉洋行生产的，我要是想讨哪个女人欢心，只要送了那种乳酪膏，她保管我一炮打响。还说，只要涂了这种乳酪膏，不管你去哪里，不管走多远，都会有男人巴结你。“延安行么？”我问她。她愣了一下，说：“行，怎么不行，起码晚上行，谁不想让被窝里躺上一个香喷喷的女人。”对此事，我没有发言权。在延安，我的被窝里就从来没有躺过香喷喷的女人。她又说：“别说延安了，苏联也行，听说那些大洋马用的也是乳酪膏。”
& 雪泥鸿爪
小红，姓鸿，本名鸿雁，艺名叫小红女。现在你知道了，她就是后来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小红女。一九九八年，她出版了一本叫《雪泥鸿爪》的书，收录了多年来她在艺术院校和一些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我将这本书翻了个底朝天，终于在一篇名叫《艺术家的勇气》的讲稿中，发现了她对当年汉口之行的讲述。虽然她的讲话云山雾罩，可我们还是能从中听出点门道来：
……刚才我已经讲了，有不少同志向我反映，这三天的会开下来，大家收获很大。有收获总比没收获好，祝贺大家。（掌声）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回首往事，我是感慨万千啊。许多同志都已经深深懂得，我们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同志们，“左”倾路线害死人啊，任何时候都害死人啊。（掌声）解放前，我也差点犯那个什么“左”倾错误。当时有人要我陪着一个同志到南方去，去消灭一个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同志。我当时就想，那个同志很好啊，早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到过苏联。对，现在叫前苏联了。后来还参加过长征。这样的人为何要处死呢？一定是王明他们没按（安）好心。我就没去。当然，说话要讲究方式，不能竹桶（筒）倒豆子，直来直去。我就向组织上说：“敬爱的领导啊，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担心完不成任务。你要注意发挥女同志的优势，让她们干适合她们干的事。”那个同志呢，虽说受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但毕竟还是个好同志，还通情达理。后来，他就没让我去，而是让我到武汉执行另外一个任务去了。在武汉也是，又差点犯了错误。幸亏我醒悟得早，否则我将后悔一辈子。究竟怎么回事，大家的时间很宝贵，我就不多讲了。反正啊，经验值得总结，教训需要汲取……
我特意引用这段文理不通、错别字连篇的文字，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对白圣韬去大荒山的目的，小红女其实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小红女自己去武汉的目的，又是如何呢？
@ 上一次远行
苏联女人都是大洋马？我听了只觉得好笑。至于大洋马是否也用乳酪膏，我不清楚。我在苏联守身如玉，从未招惹过她们。可她一提起苏联，还是让我心里一震。瞧瞧她多会演戏。刚见面时，她还装做不晓得我。这不，说着说着就露馅了。我想，她定然晓得我去过苏联，也定然晓得我的外号毛驴茨基。
她说过之后，睡了一会儿，又去找美国货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历史真会捉弄人，它就像一个婊子，专门捉弄我们这些痴心汉。我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是跟着葛任去的。最后这一次，是奔着葛任来的。只不过那次是向北，这次是向南。那次是为了帮他，这次呢，是为了杀他。对，我说的那次旅行，指的就是到苏联去。葛任出狱后，决计到法国去找冰莹。问题是，他不晓得冰莹的地址。唉，冰莹以前倒是留过地址，可她委托的那个人（注：即川田）是个酒鬼，有次喝醉了和人打起架来，被人扒光了衣服，那个字条也就丢掉了。这可把葛任难住了。为此，他还去了趟杭州，想从冰莹的父亲那里弄到地址。可冰莹的父亲出外游历了，他还是一无所获。甚么，重回北京医专？唉，他倒是想过此事，可是回不去呀。他刚从牢里出来，校方躲还躲不及呢，又怎么敢收留他。
将军定然晓得，俄国爆发革命以后，诸多智（知）识分子心向往之，都学起了俄语。不瞒你说，我也学过俄语。对，我是跟着葛任学的。他在北京医专任教时，课余时间曾到东总布胡同十号（注：即现在的二十三号）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不过，他学俄语不光是因为那里的革命，还因为那里的文学。他看过瞿秋白翻译的托尔斯泰，爱不释手。他也喜欢普希金，说普希金的诗文令他想起了母亲早年的画，山光水色，清纯美妙。不过，此时他尚未动过去俄国的念头。将军，这么给你说吧，倘非那个叫黄济世的人频频造访，他是不会到俄乡去的。将军说得对，就是办《申埠报》的那个黄济世。有一天，黄济世来找葛任，说在《新世纪》上看到了他的诗，甚是喜爱，想跟他合作。葛任以为他是来约稿的，就说诗是写给自己看的，暂时还不想发表。谈了一会儿，黄济世就起身告辞了，走的时候还有些怏怏不乐。我们都以为他不会来了，可没过几日他竟然又来了。这次他告诉葛任，《申埠报》想派个会写诗作文的青年到俄国去，将布尔塞维克（注：现译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社会状况写下来，在报纸上刊出。黄济世显然摸清了葛任的底细，他对葛任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是喜爱俄国文学么？到了俄乡，方能晓得俄国文学的美妙。”话说到了这步田地，葛任还是不愿松口。他说：“鸡蛋好吃就行了，至于下蛋的母鸡长甚么模样，大可忽略不计。”但黄济世接下来的一句话，点中了葛任的穴位。黄济世拿出一沓钞票，说：“先生不是想去法国找冰莹么？没有盘缠，又怎么能走过那万水千山。《申埠报》的稿酬甚为可观，等你赚够了钱，你就可以去找冰莹了。”葛任应允了。
有甚说甚，那个时候，我与葛任都不晓得这位黄济世是宗布的朋友，而宗布就是《申埠报》的幕后负责人。派葛任到俄罗斯，正是宗布的主意。宗布是一个神秘的人，神龙见首不见尾。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为何给我们钱，葫芦里究竟装的甚么药？我一直想不明白。多年以后，当我晓得了他和冰莹的秘事，我不由得有点怀疑：宗布这样做，莫非是为了杜绝葛任到法国去找冰莹，才派黄济世充当说客，将葛任打发到冰天雪地的苏联？
当时，葛任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去，因为黄济世给他说了，他可以带一个助手，钱由报社解决。还说，到那里之后，我可以继续上学。我就去和我的未婚妻商量。未婚妻先问我那里能不能吃饱，我说能啊。她就说：“天上掉馅饼了！当然要去。”不过，说完这话她就哭了起来。天高皇帝远，她担心我甩掉她。我说：“你把我看成甚么人了？我就那么没良心么？”为表明自己有良心，出国前我和她结了婚。唉，还是窦思忠说得对，革命者要讲的是信仰，而不是良心，只有资产阶级和日本人才把良心挂在嘴上，动不动就说谁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良心没有大大的坏，所以我的老婆才会死得那么早。想当初，我若是昧着良心，一脚把她蹬开的话，她也不会成为短命鬼。她是因为想我想死的。唉，不说这个了。
那次去苏联，我和葛任先坐火车到奉天（注：今沈阳市）。火车驶近山海关时，远远的，我们看见了海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海岸。海岸是白的，因为它被雪覆盖了。一轮朝日正从海上升起，就像巨大的火球。一艘邮轮在近岸驶过，留下一溜黑烟。葛任用诗人的口气对我说：“闻到了吧，海的气息，盐的气息，自由的气息。”他激动得不得了。进入奉天站是在傍晚，月台上到处都是矮脚虎似的日本人，连个中国脚夫的影子都没有，让人疑心这满洲早就割让给了日本。幸亏葛任会说日语，他找来了一个日本人，我们的行李才得以运出车站。在奉天下车，葛任是想见见川田。他是我在北京医专上学时的老师，这会儿正要回国。甚么，你对川田甚感兴趣？好，那我就多说两句。我们按图索骥找到川田的住址时，他刚从外边回来。扶他的女人穿着男裤，裤的门襟还敞开着，而他自己呢，却穿着女裙。他醉了，腿在裙子里迈不开步子，就像被水淹住了膝盖。一认出我们，他就对葛任说：“我很幸福，幸福得就像一头毛驴。”甚么？川田不认得毛驴？那我可能记错了。他可能是说，他幸福得就像一条牲口。咦？将军，川田怎么不认得毛驴呢？日本没有毛驴吗？再说了，他在中国待了那么久，若连毛驴都不认得，就太不像话了吧。
好，我接着说，有甚说甚。翌日，川田执意要把我们送到长春。每当列车经过弧形转弯，川田都要把头伸向窗外，他说他喜欢听噪音中的金属声。奉天是矮脚虎的地盘，长春却是大洋马的天下。到处都是俄罗斯人，连马夫都是。川田迷上了俄罗斯人手中的希腊式神像，以及马夫戴的那种厚重的皮帽。当雪花落到刚买来的皮帽子上时，他会遽然大笑起来。在北京医专时，他就常常喝醉，是个宿醉者，而他也似乎不愿从宿醉中醒来。他吵着要跟我们一起到莫斯科，葛任只好对他说，一旦我们在那边安稳下来，就电告他，让他到赤都（注：指莫斯科）与我们会师。但他后来却再也没有了音讯。
花腔上一次远行小红从美国货那里回来时，给我捎了一个馒头、一碗青菜汤。端起那碗汤，我故意说了一句：“这汤可真好，跟甜菜汤似的。唉，要是再有一份荞麦糊就好了。”这么说着，我留意她的反应。我果然看到她笑了一下。她的笑进一步证实，她是晓得我的底细的。“荞麦糊”和“甜菜汤”是个典故。刚到延安时，许多人瞧不起智识分子，我便拿我的俄国之行回击他们，让他们明白我在革命的心脏莫斯科待过。每当有人说甚么饭太稀，我就告诉他们，我在俄国喝的荞麦糊、甜菜汤，比这还稀。天上有个月亮，碗里也有个月亮。我这么一说，就把他们给呛住了。因为葛任是个名人，所以，我还经常拉大旗做虎皮，每次说起荞麦糊和甜菜汤，我都要扯上葛任。我用筷子搅着碗，对他们说：“葛任就是喝着荞麦糊和甜菜汤，翻译出《国家与革命》的。你们呢，小米粥喝了，南瓜汤也喝了，也没见干出甚么业绩。”他们气得半死，可拿我一点办法没有。有一日，一个女人来看病，她支支吾吾地不愿多讲。可我还是听清楚了，她是白带过多。她也是个智识分子，早年在法国留过学。因为法国不是革命的心脏，所以她对我的俄国经历又气又恨。她比我早一年到延安，常以老革命自居。这次我故意对她说：“你要是待在俄罗斯就好了，因为可以经常喝到荞麦糊。那东西降气宽肠，除白浊，去白带。”她红着脸说：“中国也有荞麦啊。”她说得对，但我懒得搭理她。尔后，随着我成为毛驴茨基，“荞麦糊和甜菜汤”就成了笑料。在后沟的日子里，看守们最喜欢拿这个来挖苦我。有时我正喝着小米粥，他们就像敲狗食盆似的敲着我的碗，问道：“姓白的，你喝的甚么呀？喝得那么香。”我要说小米粥，他们反倒不高兴。倘若我说荞麦糊，他们就会笑得前仰后翻，还相互拍着肩膀，“快看呀，毛驴茨基连小米粥都不晓得，真让人笑掉大牙。”不，那时我已经不生气了。以前，葛任曾对我说过，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可到了后沟，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你的不幸，就是别人的幸福；一帮人过上了好日子，另一帮人就得倒大霉。
既然小红晓得了这个典故，我就顺便给她解释了一番。我说，在俄国时，我的肚子里确实没少装荞麦糊和甜菜汤。不为别的，一来那东西便宜，二来那东西抵饥。吃不饱，汤灌缝嘛。这么说着，我就想起了葛任夜间写作的情形。那时候，葛任常常通宵写作，或者翻译文章。写到半夜，饿了，他就啃一个黑面包，喝一碗荞麦糊。他写的不是诗，而是各种报道。要不，就搞他的汉字拉丁化研究。他也翻译很多东西。对，那时候葛任的俄语已经很地道了，他还起了个俄文名字忧郁斯基。除了翻译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小说，他也翻译了托洛茨基和列宁的许多演讲。当然，我最喜欢看的是他写的文章，主要是游记。之所以喜欢看，是因为他写到的地方我也去过。这么说吧将军，看他的文字，你就像在夜晚的清凉中，欣赏到了自然的温存和恬静。斑鸠梳理羽毛的声音，你都可以听到。他喜欢从小处看问题。他曾说过，别人都是从大处从高处看问题，他呢，却要从小处从低处看问题。别人看到的是灶膛里的火，他却喜欢看从灶膛里溅出来的火星。他喜欢写一些小事，写一些风景。譬如，树叶在朝露中苏醒过来，又在正午酷热中昏迷过去，尔后呢，又在夕阳残照中变得肃穆。不，不，不，这都不是我说的，我没这个本事，这都是葛任的话。莫斯科有个牧首湖，如今改叫少先队员湖了，它很像我们老家青埂山下的一个小湖，我们常到那里去。他有一篇文章就叫《牧首湖》。他写过湖上的波纹，说那波纹太温柔了，好像不是波纹，而是圣母的发丝。因为我们在教堂里待过，所以我们还喜欢进教堂，进了教堂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它的结构很精巧，像是花边织成的。走进去，你的出气声都会变细。就在《牧首湖》中，他还写到了在教堂外边飞驰而过的马车。从延安出来时，我坐在毛驴车上，还想起过葛任写到过的情形。那辆马车上面坐着一位袒露双肩的贵妇人。她很阔气，只是坐姿有点不雅，搔首弄姿还不够练达。我记得葛任说过，她很可能是某个布尔塞（什）维克官员的妻子，刚从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某个小镇来到莫斯科，假以时日，她会像个真正的贵妇人。当然这也难说，一来那位官员的某个情人可能很快取代她的位置，二来那位官员很可能被拉出去毙掉，她自己会成为阶下囚。
有甚说甚，自从窦思忠提到葛任可能被打成托派，我就不断想起葛任当初与托洛茨基的交往。我想，如果真的把他打成托派，他可能也无话可说，虽然他对老托也是看不惯的。我记得，作为一名记者，他曾和托洛茨基有过私下交谈。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虽然他后来认为托洛茨基能够顾全大局，是条汉子，可当初他对托洛茨基并无甚么好印象。他曾对我说过，托氏是个神经蛋，脸上的肉讲话时乱动，不讲话时也乱动，好像马蜂在上面做了个窝。托氏唇髭厚实，就像个鞋刷，当脸上的肉莫名其妙抖动的时候，那就更像鞋刷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下了他听列宁演讲的情形。那是在克莱摩宫（注：现译克里姆林宫）的安德烈大厅。列宁牛气得很，用德、法、俄几种语言演讲。他写道，电气灯开着，把列宁的身影投射在墙上，投射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几个大字中间，比延安的宝塔山还要高大（注：葛任那时还没有去过延安，所以这应是白圣韬的比喻）。他后来之所以被看成马列研究方面的专家，就跟他与列宁的接触有关。陕北有句俗话，叫“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可在边区，除了王明等少数人，大都没去过苏联，更没有见过列宁。这么一来，葛任就显得鹤立鸡群了，因为他不光见过猪跑，还吃过猪肉。
不，我怎么会那么傻。在火车上，除了说荞麦糊和甜菜汤，我并没有提到葛任，更没有提到列宁和托洛茨基。言多必失，我可不想再次因言获罪。小红在一边鼓励我，要我畅所欲言。我想，这小娘儿们是不是要引蛇出洞呢。我想，讲可以讲，问题是甚么该讲，甚么不该讲，要心里有数。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哪一天她要是把我屙出来，我可又要遭殃了。想到这里，我不光心中惶恐，还有点忧郁。葛任的那个俄文名字起得太好了，我如今也很忧郁，也成了忧郁斯基。
& 忧郁斯基
白圣韬说，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葛任曾寄回《申埠报》。但至今为止，我尚未找到这些文字。或许，它们与葛任别的文章一样，已被烧毁？因为人的命运，就是文字的命运。
对葛任在苏联生活的情形，除了白圣韬的口述以外，还有孔繁泰的记述。费朗先生的文集《L'Entretien infini》（《无尽的谈话》）中，收录有孔繁泰的一篇文章《俄苏的冬天》。文中，对葛任当时的生活有较为完整的叙述。这篇文章还证实，葛任确实有过一个俄文名字：
尤郁斯基，有时也被写做忧郁斯基：到法国没多久，我收到了葛任先生的信。他向我询问冰莹的地址。在同一封信中，葛任先生还邀请我到俄国一聚。受俄国革命的感召，我早就想去了。从法国去俄国须经过柏林。我形单影只，坐火车，又转汽车，到了柏林。从柏林到赤都，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经波兰、立陶宛，再到赤都。一条是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在彼德格拉登陆，尔后坐车去赤都。那时正是冬天，柏林的河流还被冰雪覆盖。破冰船驶过时，那些冰块互相推搡，常常一跃而起，白浪滔天，但在它的顶端，有时却会落着一些鸟儿。我从那些鸟身上，看到了我和葛任的影子，我们无枝可栖，只好与巨大的冰块一起漫游。为早点见到葛任先生，我选择了陆路。
……刚到赤都的时候，我住在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里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他们也是很久没有见到葛任了，听说他住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他们说，与葛任一起来的白圣韬也在高山疗养院，边陪护葛任，边学习他的医学。第二天，我正要到疗养院去，葛任自己来了。他完全是一副俄国人的打扮，穿着一双毡靴，手里拿着一顶圆形礼帽，夹鼻眼镜在鼻梁上跳动着。他显然是匆匆忙忙赶来的，围巾的一头拖在地上。我一时竟没能认出他。为把玩笑开足，他说的是俄语，说他是来找孔林洛夫的。他浑身是雪，就像被一朵祥云笼罩着的善行使者。当他卸掉了礼帽，我才认出他是久别的葛任。孔林洛夫是他送给我的见面礼，一个俄文名字。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大都有个俄文名字。陈延年的名字叫苏汉诺夫，他的弟弟陈乔年名叫克拉辛，众人当中，赵世炎的名字最简单，叫辣丁。葛任的朋友白圣韬也有一个俄文名字，叫格罗梅科。葛任的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叫尤郁斯基，或忧郁斯基。至于为何起这样一个名字，他自己解释说，因为他每天都很忧郁，也很犹豫。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告诫自己不再忧郁，也不再犹豫，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座右铭。至于他送给我的俄文名字，他说，这是由于无论我走到何处，都是孔夫子的后人。
在俄期间，我就叫他尤郁斯基，有时叫他尤郁。他认识的俄国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最好的朋友是个瘸子，名叫亚历山大罗维奇，我们都叫他亚历山大。他曾是布尔塞维克，是个研究东方的学者，他会写汉字可说不好。令我惊奇的是，他还会说世界语。他首次见我就问：“Cu vi parolas esperanto（你会说世界语吗）？”亚历山大的腿是在战场上被打断的。据他说，他是在中秋节那天和尤郁认识，当时尤郁让他品尝到了只在书里见过的月饼。这个亚历山大，曾极力鼓动我们到西郊麻雀山游玩，说，不去实在可惜，因为拿破仑曾在那里观看莫斯科大火。那天，因为尤郁发烧了，格罗梅科（即白圣韬）反对我们去。几天之后，亚历山大找了一辆马车，说要带我们去托尔斯泰的故居清田村。他已经准备了足够的黑面包和炒熟的荞麦面。令人惊奇的是，他还弄来了几块夹心糖，一瓶伏特加。他把他的妹妹也带来了。姑娘名叫娜佳，总是要纠正葛任的俄语发音。她说，尤郁的俄语发音有点像立陶宛人。她是个鲜嫩迷人的姑娘，喜欢唱歌，也喜欢背诵普希金的诗。据格罗梅科说，夏天的时候，她曾送过来一个西瓜。她说是她的哥哥让送的。他和葛任请她一起吃，她红着脸，说自己刚刚吃过。可是她吃瓜的神态告诉他们，她并没有吃过。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瓜瓤，就像猫儿吃食似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姑娘早就爱上了葛任。这次清田村之行，其实就是她安排的，而我就是她的借口之一。她对葛任说：“你的朋友来了，你总该带朋友出去走走。”
……天不亮出发，临近中午时候，我们到了都腊（Tula）。娜佳告诉我们，Tula原意为“阻截”。很久以前，鞑靼人进攻莫斯科，俄国人在此堆积木柴，燃火拦阻。她正这样讲着，马儿突然踯躅不前了，刨着蹄，并拉出了一堆热烘烘的粪便。一支马队突然从道旁的花楸树和针叶林里斜杀而出，被雪覆盖的松针被马蹄高高抛起，又如雨丝般纷纷落下。娜佳的哥哥挥鞭想使马车掉头，可马儿却站立不动。他连忙让我们下车，垂手站着。他们一共七八个人，个个衣衫褴褛。当中一个年长的，似乎是个领袖，他骑着马站在一边，指挥部下用马的后胯将我们赶到一起。然后，他端坐在马背上，奇怪地做了一通演讲，令人备感唐突。其演说大意为，革命业已成功，一切智识分子和有产者都要听从民众的将令。葛任正欲辩解，有人突然从马背上跳了下来，将裤的门襟拉开了，像抬炮出城一般，将他的阳物平着端了出来。它已高度充血，硬如警棍，显然，这种拦截让它和它的主人高度兴奋。娜佳藏在哥哥的身后，已经吓得晕了过去。因为我也受到了惊吓，所以我觉得那鸟儿大得很，就像马的阳物。我提到警棍，其实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因为那人果真将阳物当做警棍，在我们的车辕上连击数次。那声音就像东方的和尚敲木鱼似的，梆梆有声，空谷留音。那人演讲和敲木鱼的时候，马队贴着我们，开始了骑术表演。他们骑着马，先是勒马急转，然后又让马的前腿高高跷起，单靠后腿直立。有个人跑到娜佳身边，涎着脸想动手动脚。就在我们惊恐万分的时候，首领吹了一声口哨，那人又把手收了回去。然后，他们就消失在花楸树丛中了。
我们再次上车的时候，娜佳的哥哥对刚才的那一幕并不生气。他好像很能理解那些路霸。他说，那些人一定把我们看成了逃难的智识阶级。他说，革命挑起了民众和智识阶级的对抗。革命伊始，智识阶级就谈起了自由、民主、宪法和面包，把民众的胃口都吊了起来。但时至今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些好东西连一个影子都没有，连镜中月水中花都不是。他们既惹恼了布尔塞维克，也惹恼了普通民众。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吃柿子要拣软的捏，民众只能将怒火烧到智识阶级头上。智识阶级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逃亡。现在，他们看着我们都戴着眼镜，就把我们看成了身带细软、企图逃亡的人。葛任问娜佳的哥哥，你属于哪个阶级。娜佳的哥哥说，他既不属于布尔塞维克，也不属于民众，现在也不属于智识阶级。他说，他是一个找不到阶级的人。
在清田村，因为担心马车被劫，我和娜佳的哥哥并没有进到托氏的宅邸。娜佳陪着尤郁进去了，但他们很快就从那铁栅门里走了出来。事后，我问葛任先生对托氏宅邸的印象，他说，他在那里看到了一本书，那是一本汉英对照的老子的《道德经》。他还特意提到，主人告诉他院中的那条小道，曾被托尔斯泰称为法国小径。葛任在说这话时，神情有些恍惚，我相信，冰莹的形象一定在他的脑子中盘旋。
回来的路上，我们再次经过Tula。这次我们没有遭到拦截。出乎我们的预料，尤郁斯基坚持要在那里停下来。娜佳很紧张，但她故作轻松，有时正说着话，突然拍一下尤郁，随即又满脸通红。尤郁提议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过夜，没等我们表示反对，娜佳就鼓起掌来。等我们穿过花楸树林，来到一个村子外边的墓地时，我们果然又碰到了那批拦截者。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带来了援兵，很快跃上了马背。那个曾经把生殖器晾到外面的人，现在反倒把腰带系了又系。葛任对他们喊道，他只是想和他们谈谈。为了表示诚意，他让我们留在后面，只有他一个人走到前面去。
他们谈了一会儿，葛任和那个首领走了过来，邀请我们到村子里做客。在那里，我们不光喝到了荞麦糊，还喝到了肉汤。汤的颜色是黑的，就像从床垫子里面挤出来的。里面泡着的那个小东西，若是不告诉你那是肉，你会以为那是土鳖。别生气，那些喝着残余肉汤的孩子的馋相告诉你，他们没有骗你，那确实是这家里最好的美食。他们说着，道歉着，突然，那个首领张着嘴哭了起来。由于满脸都是皱纹和胡子，那些泪珠简直流不下来，在脸上形成了一层明晃晃的水幕。我记得从那个村子里出来的时候，尤郁对娜佳的哥哥说，在来俄罗斯前，他和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是“共产主义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布尔塞维克都是化学家，他们按照自己的革命理论，把俄罗斯人放在玻璃试管里，颠三倒四地弄两下，再倒出来，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化合物。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我准备离开俄国的前几天，一天早上，娜佳来找我们。她一进门，就栽倒在地。她的哥哥亚历山大死了。晚上，他没有回来，当娜佳找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躺在阿尔巴特街的一个小巷里，尸体已经冻成了一块冰砖，和大地紧紧冻在一起。从他的太阳穴涌出来的血，凝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圆球，晶莹透亮，就像个红樱桃。那些血显然有过一次喷涌，因为他的脸上、脖子上都有血珠。那些血珠子也冻结了，一粒粒的，就像一串枸杞子。葛任说，在他的老家青埂，人们就把枸杞叫做死婴的念珠。亚历山大倒下的地方有一家餐厅，餐厅门前煤气灯的磨砂玻璃圆罩，也被子弹击碎了。我记得，第二天，警方便急忙公布了亚历山大的死因：畏罪自杀。但他究竟犯了何罪，警方却秘而不宣。
亚历山大死后，葛任就病倒了。我也不得不推迟了自己的行期。白圣韬说，他常看见葛任默默流泪。他的脸很光滑，所以那泪珠流起来毫无阻隔，流到下巴的时候，就像挂在房檐上的雨点。他常常一言不发。后来，他说他浑身发冷，就像掉进了冰窟。他干咳个不停，说自己的嘴里有股子异味。后来，他就开始吐血。“几天来，我没有吐过一口白痰。”他说。毫无疑问，他的肺病加重了。但他不承认这一点，他说，很可能是他的某一个血管破裂了。他不停地写作，写他对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忆，仿佛只有写作能使他忘却自己的病。但我知道，彻夜写作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尤其是写梦的破灭。我试图劝阻他，他却说，在写作的时候，他心里感到踏实，也很幸福，就像在吃甜饼。奇怪的是，文章写完以后，他又把它们烧掉了。他说，他不敢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宁愿相信他看到的一切，仅仅是个噩梦……
在白圣韬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在火车上，白圣韬差点向小红讲了那个“拦截”事件，即那个亮出生殖器的事件。至于生殖器，与孔繁泰先生称它为“马的阳物”和“警棍”不同，白圣韬把它说成了“驴剩”。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没有讲出来。
@ 易子而食
拗不过小红的撩拨，我打算给她讲讲我在苏联的一个奇遇。当时，我们正要到托尔斯泰的故居去，路上被人截住了，有人还掏出驴剩一样的生殖器，耀武扬威，拿它吓唬人。可我是个君子，这种事怎么也讲不出口。既然打开窗户说亮话了，我就有甚说甚。人的心理很奇怪，面对一个妖里妖气的姑娘，愈是讲不出口的事，就愈是想讲。幸亏美国货走了过来，打断了我们，不然，我还真是憋得难受。美国货用打火机点了一支烟，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先生，你可真是个君子。”我正想着他有何深意，他遽然一拍屁股，说郑州到了。
到了郑州，美国货把我和小红送上车，就随车去开封了。现在，就剩下了我和小红两个。小红已经睡着了，可我却没有一点睡意。我的脑子老是要开小差，往葛任那里跑，拦都拦不住。虽然我晓得美国货是个押车的，可我能够看出来，他定然也是个地下党。我想，倘若他不是押车，也是要去杀人，任务更艰巨更危险，我亦愿意与他对调。有甚说甚，当时我想，倘若小红真是我女儿，为了能和他对调，我亦愿意把小红白白送给他。先前听说人们饿急了会易子而食，我总感到匪夷所思。现如今，我算是理解了。吃自己的孩子，着实难于下口。吃别人的孩子，就轻松多了。要是胃口好，可能还会觉得香呢。
想到易子而食，我脑子里一亮。从张家口出来，我就一直在想：田汗何不直接下令呢，为何要经过窦思忠呢？六个指头搔痒痒，多那一道做甚么。如今想到了易子而食，这个道理我就想明白了。田汗没有直接告诉我，一来说不出口，二来倘若我不愿去，他着实对我下不了手。我毕竟是他的老乡嘛。而到了窦思忠手里，就好办多了。倘若我不服从命令，窦思忠可以随时毙掉我。不要我亲自动手杀掉葛任，而是让阿庆来动手，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我想，这些细小的安排，也定然是田汗的主意。看来，我的难处，他也考虑到了呀。唉，照此说来，莫非我还得感谢田汗不成？
后来我的睡意也上来了，可仍然睡不着。我靠着麻袋想，当个麻袋多美啊，甚么都不用想，天下最美的事就数当麻袋了。我是一只大麻袋，哪里需要往哪抬。可是，当我这样想时，我就不是麻袋了，因为麻袋是不会想问题的。有甚说甚，那时我对甚么都很敏感，脑子越来越乱。问题出来了，火车分明是在平原上行驶，可我却总是觉得它是在山谷之中行进，正顺着山谷向前蠕动，并且已经靠近了大荒山白陂镇。火车在摇晃，把人们都摇进了梦乡。只不过，对别人来说是香甜的梦，对我来说却是一场白日梦。遽然，我看到葛任就站在我面前，活灵活现的，吓了我一跳。
没变，一点都没变，他还是那种文弱书生的模样，还戴着圆边眼镜，脸有点红。不，那和肺病没关系，那并非肺痨的红光，而是性灵之光。有甚说甚，在我所接触的革命者当中，只有葛任见到生人就脸红。不光见生人如此，见到分别多日的朋友，他也会脸红。他的脸红是独一无二的，令人想起女孩子的羞赧。脸红了一会儿，尔后，他的手从裤兜里掏出来，点上了一支烟。一边点一边说：“老白，我晓得你不抽烟，我就不让你了。你来大荒山做甚么？你不是在边区干得好好的吗，把那么多人的便秘都治好了，跑到这里做甚么？”这一下，我就说不上来了，说不出口啊！只能把脸转向别处。多么清晰的幻视啊。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后来在大荒山，实际情形竟然与此没甚么两样。
倘非受到小红的惊扰，我的白日梦还不定做到甚么时候呢。我记得，我的梦已经愈来愈乱，不成体统。譬如，我分明看到葛任裹着棉衣，却又看到他的腿露在外面。因为营养不良，操劳过度，他的腿比以前更细了，有如鹭鸶。碰巧，窗外此时正有一片水洼，一些飞鸟从水面一跃而过，远远的还有炮声传来，令我更是分不清是在做梦，还是随火车飞驰。有甚说甚，当时我实在担心，还没到他娘的白陂镇，我自己就先疯掉了。
在往汉口的途中，小红也有些神情恍惚。她说，她担心师姐已经晓得她进过青楼。要是那样，师姐定然会将她骂得狗血喷头。尽管我对她一直有些怀疑，可她这么一说，我对她还是有些怜悯。想到她一个人要在汉口待上好多天，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她固然见过世面，但眼下兵荒马乱，甚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呀。不，将军，我可没有那个意思。我怎么会爱上她呢？不可能的事，按我们的话说，那只是阶级情谊。将军，如果你硬要这么说，我也只好认了。是啊，两条叫驴拴在一起的时间长了，还会拴出感情呢，更何况一对孤男寡女。但是，那确实不是爱情。我连她的手都没有拉过啊！不过，有甚说甚，我对她还真是有点感谢。试想，从张家口到汉口，若非小红做伴，与我东拉西扯，我的神经可能早就绷断了。当然，考虑到她可能也与我一样深陷困厄，神经紧张，那么我的插科打诨，对她也不能说没有益处。将军说得对，这确实有点男女双修的意思。当时，我就满怀深情地对她说：“小红啊，祸福无常，此行是凶是吉，我还不晓得，但我若能活着回来，定然到汉口找你。”
将军，再说她也是妇道人家啊，心肠软，眼窝浅，听我这么一说，她的眼圈就红了，脸上搽的乳酪膏眼看就保不住了。我连忙安慰她：“别伤心，我不会有事的。你师姐呢，也定然通情达理，不会难为你的。”女人最容易接受言语欺骗，我的一句话，竟说得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有甚说甚，她笑起来时，还真是好看，带着一点羞涩，有如一弯新月。
到了汉口，她没有立即去见师姐，说既然到了她的老家，她就得尽一下地主之谊，请我吃顿便饭。她说到做到，果然将我领到了一家餐馆。餐馆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是在德化街。我只记得开餐馆的人个子很低，高额头，秃瓢，外貌有点像列宁。秃瓢问我们是不是本地人，小红说，她是来做毛皮生意的。那人说话文绉绉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楼上楼。”那顿饭吃得好，我是第一次吃到新鲜鲳鱼，鲜得让人觉得嘴巴不干净。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对面的澡堂和一个剃头铺。吃饭时，小红问我要不要先去洗个澡。我说，还要赶路呢，澡就免了。她说：“你不怕脏，不怕累，确实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但特殊材料也需时常擦洗啊。我请客，送你干干净净上了路，我再去忙自己的事。”我问她还要忙甚么事。她笑了一下，说她总不能空手去见师姐，总得给师姐买点礼物。还说，她晓得师姐身体不好，就想着给师姐买些梅苏膏。“梅苏膏？那是止呕退热的，你师姐患的是甚么病？”我问。她说师姐早年胃就不好，吃梅苏膏上了瘾，隔了这么多年，如今也不晓得轻了还是重了。我想这礼挺合适，因为梅苏膏确实可以开胃。她又催我去洗澡。我想起了藏在裤衩里面的信，就说：“小红，等我回来再洗吧。说定了，不见不散。”
此时，武汉地面正是兵荒马乱，日军与国军打，国军与伪军打。我不便久留，可小红执意要留我住上一天。别笑，我有甚说甚，我不认为她对我有意。我认为她是在替我担忧，毕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嘛。我说：“时局日紧，重任在身，我不敢稍有苟且。”见我执意要走，她也就不再强留。当晚她再次设宴，为我饯行。因为她也是胃不好，我就劝她不要多喝。她要我别担心，还说她从未醉过。可说这话时，她已面色潮红，就像刚掀掉盖头的新娘。她醉眼迷蒙，说想唱支曲子，为我送行。不，将军，她唱的并非《贵妃醉酒》，而是一曲《卜算子》。俗话说得好，真人不露相。真没看出来，她还真像个绝代优伶，唱得还真是好：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尽过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我渐渐听出了眉目。嗨，她唱的是瞿秋白填的词，是瞿秋白被杀前写的。我没见过瞿秋白，只是听田汗说过，在苏区时，葛任与瞿秋白经常唱和。还说，两个人不光长得像，连乳名都一样，都叫阿双。我问小红：“此曲悲喜交集，当为上品，你可知此曲为何人所填？”她遽然以袖掩面，嘤嘤哭泣起来。说，她是从师姐那里学来的，不晓得何人所写，她只是想起自己身世飘零，才偶然想起此曲。我连忙告诉她，到了边区，此曲千万不可再唱。好归好，可它与革命乐观主义不符，容易招来祸端。她又感谢了我的一番好意，还说她定然在此等候，等着为我接风，届时再痛饮革命的庆功酒。说着她又端起了酒杯，“不要着急，等天黑透之后，你再出城不迟。”当时，我可没想到，喝着喝着，我竟然醉倒了。
& 梅苏膏（哥）
小红提到的“梅苏膏”三个字，其实隐藏着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苏先生。也就是说，小红所说的梅苏膏，其实是“梅苏哥”的谐音。小红大概是担心白圣韬听出什么破绽，才故意把梅苏先生说成她的师姐的。据《梨园春秋》（北海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一书记载，梅苏先生简历如下：
梅苏（一九〇二—一九八六），原名苏嵋，字巍之，生于汉口，祖籍四川。两岁时随父亲苏明闳至杭州。苏明闳乃一茶商，与胡子坤等人并称为杭州四大茶商。苏嵋年少时，常随其父到上海的中国大戏院听戏，耳濡目染，迷恋上了梅（兰芳）派艺术，遂改名为梅苏，专攻青衣，成名后演过梅派代表作《凤还巢》、《贵妃醉酒》、《虹霓关》等，并到武汉、长沙等地演出，为京剧艺术的推广，做出过较大贡献。因梅苏的台上舞姿酷似日本的舞俑，故深得日本友人的喜爱。梅苏深具民族气节，抗战期间，曾蓄须明志，拒绝登台为敌伪演出，并隐居江陵。一九四六年去香港，后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为华人演出。晚年著有回忆录《天女散花》等。一九八六年，在香港病逝。
据《绝色》一书介绍，梅苏与冰莹早在杭州时便已相识。一九一九年，冰莹从法国回来时，曾在北京与梅苏见过面。据冰莹回忆，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他们还曾在香港和上海相遇。后来，“还通过几封信，他字迹娟秀，微微倒伏，如贵妃醉酒一般”。我的姑奶奶曾告诉过我，她曾听说梅苏先生之所以终生未娶，就与他暗恋冰莹有关。但与安东尼·斯威特交谈时，冰莹对此只字未提。有意思的是，在《天女散花》中，梅苏先生自己却毫不隐讳提到了这一点：
珍珠港事件后，香港情势吃紧，不久也沦陷了，真可谓“明火蟾光，金风里，鼓角凄凉”。我只好再度回了上海。我没想到，会再次见到胡女士。那时，我正在院中吊嗓，她来了。一见她，早年对她的那分情愫，便又萌生了。她是懂戏的，梅（兰芳）派的像，程（砚秋）派的唱，荀（慧生）派的棒，尚（小云）派的浪，她都能说出一二。故而，每次见到她，我们都要谈谈戏。可这一次，我故意笑她，说：“在香港时，曾想你也在，可念及你或与宗（布）先生在一处，未敢前去打扰。”话音没落，她便佯装生气，欲举板子打我。“那，莫非又在思念葛任？”她脸上顿为愁云惨雾，而我，心中早已响如乱槌。她说，葛任在陕北，她去函多次，未见回音。她也曾想远走他乡，可虑及葛任与失散多年的女儿，她便举步维艰。她总是痴想，或有一日，女儿会在某个地方出现。呜呼！时不利兮，骓不逝，又有奈何？那日午后，我鼓起十二分勇气，向她谈到多年来对她的倾慕，但她说，她已身心倦憔，再也无暇虑及此事。那日走后，我就再没有见到她。
嗣后不久，我便回了汉口。约在癸未年初（即一九四三年），我在汉口偶遇鸿雁师妹。见我尚是孤身一人，她便问我是否还在对胡女士单相思，又问胡女士与葛任是否藕断丝连，仍有书信来往。我未置可否，她也就不便再问。早年间，我与鸿雁师妹在京城学戏时，曾排过一出《黛玉葬花》，剧中有“若说没奇缘偏偏遇他，说有缘这心事又成虚话……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之句。月光如洗，与鸿雁师妹再唱起这段唱词，我不由想起自己的幸福，实乃那镜中明月，水中昙花。这段文字从侧面证实，小红的汉口之行确与葛任有关。她其实是受命调查二里岗战斗以后，葛任与冰莹是否还有信件往来，即葛任在大荒山出现的消息，是否传了出去。至于说到小红为何要和白圣韬一起来汉口，那就不能不提到小红的另一项任务：若窦思忠在这期间已经与阿庆取得联系，那么白圣韬就没有必要再去大荒山了，小红应该在汉口将白圣韬处死——小红所说的“送你（白圣韬）干干净净上路”，等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她这样说动机何在，我就无法知道了：莫非在一个将死之人面前讲出这番话，能给她带来某种特殊的快感？
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小红并没有对白圣韬下手。只要稍加推测，我们可以知道，其原因并非小红在《雪泥鸿爪》所说的，是她自己“醒悟得早”，而是因为她已经得知，窦思忠仍然没能和阿庆取得联系，窦思忠的命令还要靠白圣韬去传达。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在《雪泥鸿爪》收录的一篇游记作品《黄鹤楼》当中，已经可以辨析出其中的若干内情：
每次到武汉，我都要去游黄鹤楼。一个演员，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不行。台上一刻钟，台下十年功。要多走，多看，多想。我记得第一次上黄鹤楼，是在解放前，风雨如海（晦）的四十年代。是一个在餐馆里工作的同志（注：是那个外貌像列宁的人吗？）陪我上了蛇山。大姑娘上轿头一遭，这第一次，兴奋难以言表。当时，同时登上黄鹤楼的，还有当地的一位同行（注：应该是指她的师兄梅苏）。我们边切磋艺术，边观赏四周的美景。解放后，因为宣传战线上的工作需要，我又多次去过武汉。我跟同志们开玩笑说，这叫黄鹤已去，鸿雁又来。最近一次去，我还带着孙女和小外孙一起登上了黄鹤楼。大家都知道，我的孙女继承了我（注：这好像是个病句）的艺术。我边看边给她讲解京剧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她自己感到受益匪浅。至于我的小外孙，他虽然听不懂那些高深的东西，可他还是很高兴，又蹦又跳。看着外孙天真的脸，我想，既然往事已乘鹤远去了，那就让我们忘掉过去，开创未来，更好地创造美好的明天吧！
一方面强调要继承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要忘记过去。小红女同志要这么说，别人有什么办法。顺便说一下，小红女的孙女，就是大家在春节文艺晚会上见过的京剧演员小女红。因为范继槐先生与她相识，所以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还得提到她。
@ 屎白疗伤
将军，余下的就没甚么好讲了。我醒来时，天已经要亮了。小红真是好笑，当初留我的是她，此时催我走的也是她。于是乎，东方红太阳升之际，我走出了餐馆。因为战事吃紧，汉口城内，火车停开了，是餐馆老板蹬着三轮车送我出来的。对，就是那个酷似列宁的秃瓢。三轮车原来是运货的，上面还沾着鱼鳞。太阳一照，鱼鳞就像碎玻璃一般闪闪亮亮。我遽然有一种不祥之感，这一走，莫非就如那砧板之鱼，再也没有了回头之路，再也见不到小红了？
出了城，老板就滚蛋了，只剩下我一人。有那么一会儿，我曾觉得畅美不可言，可转眼间，我就感到了孤单。唉，后面有尾巴，我觉得不自由；没有了尾巴，我又觉得没着落。贱啊，他娘的贱啊。有甚说甚，我未曾想过要逃走。我倒是这样想过：最好的结局就是，等我到了白陂，葛任已经逃走了，我扑了个空！这样，既对组织有所交代，又可不受良心指责，两全其美。想着想着，我就笑了，恨不得走一步退两步。可是再转念一想，倘若我迟到一步，葛任让军统给逮去了，严刑拷打之下投靠了军统，那他的一生可就真的完蛋了，我自己也难脱干系。这样一想，我就不由得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一个叫乌龙泉的地方，我上了火车。我寄希望于速度，速度一快，你便来不及胡思乱想了。有甚说甚，从乌龙泉到大荒山，我的脑子里就跟装了糨糊似的。车窗之外，山岭连着山岭，沟渠连着沟渠，可我都视而不见。人的命，天注定，还是甚么也别想了，等见了阿庆再说吧。将军，我有甚说甚，尔后倘若不是发生了那样一件事，我就直接找阿庆去了，直接将窦思忠的密信交给他了。唉，果真如此，如今我也就没有机会和将军待在一起了。
事情是这样的。坐了一天火车，天擦黑的时候，车上有一个人栽倒了，转眼间便不省人事了。我是一名医生，理应救死扶伤。我掐了他的人中，又掏出田汗送给我的葫芦，往他的嘴里灌了一口水，可他还是昏迷不醒。他的同伴举着一盏马灯，流着眼泪看着我，央求我再试上一试。我对那同伴说，他若是命大，用绣花针扎一下他的耳垂，他便会醒过来。那人哭了起来，说到何处找绣花针呢。就在此时，有一个好心人递给了我一截铁丝，是从鸟笼子上取下的，上面白乎乎的，应该是鸟粪。人命关天，也只好因陋就简了，我就朝他的耳垂扎了一下。有一滴血冒了出来，马灯一照，就像枸杞似的晶莹透亮。看着那血，我愣了好一会儿。遽然，我听到有人喊，活了，活了。当时围观者甚众，当中有一人，主动和我套近乎，还拿出一块糍粑给我吃。他先夸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又问我是不是郎中。我说是。我也顺便向他打听，去尚庄还有多远。因为窦思忠交代我，到尚庄站下车，就离白陂镇不远了。我问他是干甚么的，他低声说，他是卖香菇的，也卖鸡公和鸡嬷。我不懂甚么叫鸡公。他说，鸡公就是公鸡。后来说多了，我才听出来，他的话都是反着来的，“公鸡”叫“鸡公”，“热闹”叫“闹热”，“灰尘”叫“尘灰”。将军，有甚说甚，他的名字我是后来晓得的，叫大宝。
忙完一阵，天已经黑透了。我浑身无力，在咣当咣当声中，进入了梦乡，可刚入睡就又醒了，还大汗淋漓的，就像从井里爬了出来。如此折腾了几次，熬到天亮时，若不是大宝的糍粑和米酒，我就要昏死了。我记得，吃完糍粑，我正和大宝说话，火车在一个叫织银的地方停滞不前了。大宝说，刚才他问清楚了，前面的铁轨几天前让人给炸掉了，尚未修复，各色人等都得下车。后来，当我见到了阿庆，我才晓得铁轨就是大宝他们炸的。可当时，大宝没漏半点口风。他告诉我，他碰巧要到瑞金进货，途经尚庄，刚好能与我同行。他问我是甚么地方人，到尚庄做甚么。我顺口胡诌，说自己是湖北人，到尚庄是为一个远房亲戚看病的。他便噢了一声，说：“湖北佬呀，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佬最有本事了。”
下了车，我就跟着他进了织银镇。他把我带进了一个米粉店，那里有两三个人在等他，都牵着马。吃完米粉，他们就带我进了山，还把小马驹交给我骑。太阳已经升高了，人的影子、马的影子投在地上，给人的感觉是在做梦。我再次想到，这样慢吞吞地走，等到了白陂镇，葛任或许已经病死了。果真如此，我也就无事一身轻了。那时候，我们正在爬坡，穿越坡上的一片栎树林。我闻到了一股植物的药香，像是野蔷薇。又穿过了一片树林，我看到了一片空地，低矮的树丛全都倒伏在地上，好像毛驴刚在上面打过滚似的。在一条河边，有两三间用原木搭成的小屋。听见马叫，有一个女人从木屋里走了出来。女人端着一个大水瓢，手腕上戴着亮闪闪的银镯子。她自己先喝了两口，尔后朝队伍走过来，将水瓢伸到我的坐骑跟前，让小马驹饮水。
尔后，他们将我请进了一间小木屋。木屋的墙上糊着两张画，一张是莲花座上的菩萨，另一张是红脸关公。一个壮年男子斜躺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拎着一杆翡翠烟袋。此情此景，我再熟悉不过了。是的，将军，我顿时想起了葛任的祖父，那个搞得家破人亡的大烟鬼。可眼前的壮年男子虽说脸色发黑，却显然不是吸大烟所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我只是瞄了他一眼，就看出他其实是受了重伤。他自然是这里的领袖，刚进来的人，无论老少，对他都很恭敬。他们先围着他嘘寒问暖了一通，尔后才面向菩萨叩头作揖。我立即想起，我在后沟过的最后一夜，当时也曾对着墙上的列宁鞠躬作揖。入乡随俗，我也作了作揖。带我来的那人说：“司令，人带来了。外乡人，是个九头鸟。”这一下我明白了，他是带我来给司令看病的。事已至此，又有甚么办法呢，既来之，则安之吧。可就在我要凑过去的时候，我的脑门遽然让一个硬家伙顶住了。
甚么叫艺不压身？有甚说甚，倘若我未能医好他的病，我就别想活着出来。那当司令的自然不相信我，他撇了撇嘴，他的手下便将我的衣服扒光了。田汗送给我的那个酒葫芦先掉了出来，有一个人飞快地把酒葫芦踢了出去。他定然以为，那里面装着甚么凶器。如今我身上只剩下了裤衩。谢天谢地！因为屋里有自己的女人，他们没有将我扒光。前面说了，我的裤衩里装着一个宝贝呢。对，就是窦思忠的那封密信。他们不晓得这个秘密，以为是因为阳物硕大，那里才鼓鼓囊囊的，于是哄然而笑。笑过以后，大宝就和颜悦色了，还要帮我穿衣服。我边穿衣服，边对头领说：“若好汉不弃，我愿为好汉疗伤。”
他伤在左肋，靠近胸口。伤口四周已经灰中带黑，就像地窖里霉烂的地瓜。我对他说：“这是金疮，乃金属利器所伤。”此话一出，他的部下便啧啧称奇。至于是何种利器所伤，我一时说不上来。后来我才晓得，他是在炸桥时被桥上飞来的物件刺伤的。当时，我问他是不是有点痒。他说：“是啊是啊，又疼又痒。”我告诉他疼是轻，痒是重，不疼不痒要了命。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时，从一名俄罗斯军医那里，我学到了一个治疗金疮的偏方。只是那偏方过于偏了，都有点邪乎了。将军真是心明眼亮，太对了，自然少不了粪便。不，这次不是驴粪。是鹰屎，苍鹰拉的屎，鹰屎味寒有小毒，对生肌敛疮有奇效。我说明之后，那头领像窦思忠一样，先是狐疑，尔后才点头。大宝领着几个人，拎着枪就冲了出去，跃到了马背上。我又叫住了他们，对他们说，要的是山岩之上业已发白的鹰屎，再要一只雄鹰，活的。
别说，他们还真他娘的孝顺，天黑之前，他们就捧着鹰屎回来了，我捏了一点尝了尝，没错，真是鹰屎，医学上称之为屎白。大宝手里还拎着一只老鹰，活的，翅膀上还滴着血。我说：“司令有救了。”我把鹰血和屎白调和，调成荞麦糊状。将它糊上头领的金疮之前，我还故意装神弄鬼，对着菩萨连磕了三个响头，意思是乞求菩萨保佑。头领问我为何要用鹰屎，我只好跟他耍花腔，“天上一朵云，地上一个人，好汉是地上的雄鹰，故而要用天上的雄鹰来疗伤。”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能够安然脱身，我还对头领说：“金疮连心，旬日之内，万万不可再起杀生之念，否则便会金疮崩裂。”不，我没说“歹念”，恭维还怕来不及呢，又如何敢说“歹念”二字。自然，我还把他比做画上的关公，对他说：“关公刮骨疗伤以后，遵华佗之命，也有多日未曾用刀。”说完，我又给菩萨和关公磕了头，作了揖。
南方的春天来得早。当晚约摸子时，天边滚过一阵响雷，尔后又下起了雨。我与大宝住的那间木屋有些漏水，所以我几乎一夜没睡。翌日一大早，大宝带我去见头领，头领的女人眉开眼笑，说司令（的伤）轻了，胳膊可以动弹了，手也可以摸摸这摸摸那了。说这话时，那女人还红了脸。我把日后要注意的事项，给头领的女人说了一下，尔后又在她面前哭诉道，我有个亲戚得了急病，我要是晚到一步，就见不着了。女人心软，说她去给司令讲讲情。那头领虽说吐了口，可还是要我晚一天再走。后来他似乎良心发现了，说晚上就送我走。他还让大宝转告我，他定然言必信，行必果。我心中暗想，还不是我那几句话把他唬住了，不然，他们怎会轻易放我走掉。
& 大宝
大宝，全名郭宝圈，客家人。白圣韬所提到的大宝把“公鸡”说成“鸡公”，把“灰尘”说成“尘灰”，把“热闹”说成“闹热”，正是客家人的语言习惯。
大宝的孙子，后来的白陂市政府秘书长郭平先生，曾让我看过一本《客家名人录》（飞龙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郭宝圈的名字和下列人物的名字放在一起：古代的郭子仪、张九龄、朱熹、欧阳修、文天祥等，近现代的石达开、洪秀全、孙中山、廖仲恺等，当代的李光耀、李登辉等。关于郭宝圈的小传，是这样写的：
郭宝圈，男，祖籍福建连成，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三九年加入了农民领袖朱玉庭（注：即白圣韬上文提到的那位头领）的队伍，打土围子，炸铁路桥，后又加入剿匪行动，为大荒山一带的长治久安，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实现了客家人的奋斗宗旨：“深具勤俭奋斗之精神，而达其日后之辉煌。”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郭宝圈同志在修筑炼钢炉的时候，因劳累过度，不幸逝世，年仅四十六岁。
书中人物，除了搞“台独”的李登辉，每人的小传后面，都附有一篇文章，重点介绍此人的某一英雄事迹。对大宝，文章写的正是他炸铁路桥一事。原文较长，这里只取其中一段：
在那个夜晚，天上布满星，地上亮晶晶。郭宝圈率领同志们来到白云桥旁边。在爆炸之前，他最后一次查（察）看了地形。铁路桥静静卧在山谷之间、白云河上。它是那么愚蠢，一点也不知道它眼看就要报销了。有个叫小虎的同志说：“动手吧，同志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郭宝圈同志竖起食指，示意他不要说话。明亮的月光照着郭宝圈同志的那双剑眉，使他显得格外英俊。当小虎的哥哥大虎也来请示的时候，见大家斗志昂扬，杀敌心切，郭宝圈同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心情我都知道了。但是，做事要讲究效率。什么叫事半功倍，你们懂吗？连桥带车一起炸，就叫事半功倍。车灯就是命令，大家听我口令，车灯一亮，就一起行动。”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时候，他们听见火车开过来了，车灯划破了夜空。同志们都很激动，一个个摩拳擦掌，一个个喉咙乱响。郭宝圈同志拧起剑眉，一撩衣襟，下达了战斗命令：“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点火！”于是，就在火车即将上桥的当儿，但听轰隆一声震天响，铁路桥就掉到了水中央。那趟火车来不及刹车，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头栽进了山谷，掀起了冲天巨浪。随后，他们听见有人在哭爹喊娘，就像青蛙在叫。听着那声音，同志们别提有多高兴了，一个个都乐开了花……
奇怪的是，当时的头领朱玉庭的名字并没有出现。我曾就此问过郭平，秘书长大人说：“文章是别人写的，人家不写，我总不能按住人家的手腕硬往上写。”但不久以后，我就从本书的责任编辑那里得知，这篇文章正是郭平的大作。那个编辑还告诉我：“姓郭的起草文件还行，写这种文章却不行，干巴巴的。我不得不替他修改，润色。”这位编辑还向我透露，大宝下命令时“拧起剑眉，一撩衣襟”的动作，是他参考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动作，特意加上去的。
@ 活口不留
土匪讲话如同放屁，是不能相信的。挨到翌日清晨，他们才放我走掉。大宝说，司令是怕我太过劳累，有意让我在此休整一天。不，我并不怨恨他们。能全身而退，已经算是烧了高香了。临走，他们还拿出一沓银票，望我笑纳。我对那头领说：“司令义薄云天，真乃关公再世，为司令疗治小疾，乃分内之事，若收受银两，当无地自容。”大宝硬往我身上塞，说为了这个，几个弟兄晚上都没有睡觉。响马取财，自有其道。原来他们连夜冒雨下山，又洗劫了一些人家。我仍是坚拒不收，说医圣华佗当年在关公面前的义举，我辈自当效仿。别说，这通胡言乱语，他们还真信了。
是大宝送我离开的。他用一块红布蒙了我的眼，就像陕北老乡给拉磨的毛驴戴上了眼罩。不，将军，还是那句话，我对此并无怨恨。没杀我，已经是皇恩浩荡了。一两个时辰以后，雨愈下愈紧了。走到一个陡坡前的时候，他扯下我的眼罩，问是否找个地方避避雨。我赶紧说：“不敢再给好汉添乱了，好汉回去吧，我慢慢走。”大宝翻着眼想了片刻，马鞭在树上敲了敲，说：“好合好散，先生好走。”他还告诉我，顺河往下走，有个山谷叫凤凰谷。顺着凤凰谷往下走，就到了白陂镇。我后来晓得，那条河就是流经白陂镇的白云河。大宝不晓得我要去的就是白陂镇，又说：“到了白陂，往东北走，就是你要去的尚庄。”他要把自己的斗笠送给我，可因为他把“斗笠”说成了“笠嬷”（注：“斗笠”的客家说法），我还以为他要我立马消失，双腿一软，差点倒下。
后来我常想，若非遇到大宝，若非老天爷下雨，我到死都不会晓得密信上都说了甚么。当时，听见马蹄声渐远，我连忙躲到一棵树下避雨。四周很静，一只喜鹊就在我身边唱着，像是在为我高兴。见我看它，它抖了抖羽毛，嗖的一声飞走了。我想，它定然是给葛任报信去了。我心中惘然，在那棵树下站了许久，一度都忘记了时间。天边滚过一阵响雷的时候，我才发现不晓得是在何时，自己已经走进了一片荆棘丛中，并像狗咬尾巴似的，在无边的雨幕中团团乱转。又一阵响雷把我炸醒了，我遽然想起了窦思忠的那封密信。于是，我的脚带着我狂奔起来，寻求着避风挡雨之处。但是迟了，太迟了，它已被雨水浇透了。当我躲到一块巨石之下，手忙脚乱地把它掏出来的时候，上面盖的印戳已经洇开了。驴日的，它有如一片云霞，把我的眼睛都晃晕了。过了一会儿，我失声笑了起来，因为我遽然看见，自己的阳物也被染红了，就像外国电影中小丑的红鼻头。这样笑了一会儿，我发现信的封口也泡开了。唉，也不晓得那阵冲动从何而来，反正我是被它拴住了。是的，我一边哆嗦，一边将手指伸向了封口。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可不是故意的，真不是故意的。”有甚说甚，手指一边往里面伸，我还哀求组织原谅。就在我一遍遍哀求之时，一串拉丁字母已经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将它拼出来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
〇号速死，文字尽毁。详情后解，活口不留。
〇号自然是指葛任。是的，田汗和窦思忠都曾说过，取这个代号，图的是圆圆满满。可是，甚么叫“活口不留”呢？唉，即便我是个蠢驴，我也晓得其意，更何况我并非蠢驴。潇潇烟雨之中，我仿佛看到了阿庆腰带上左轮手枪的皮套，闻到了它那兽皮的味道。
甚么，逃走？不，将军，有甚说甚，虽说我曾这么想过，却并不愿意这么做。先前我曾听同志们说过，一个人呀，倘若没有坚定的信仰，早晨清醒了，并不能保证夜里不糊涂。而我呢，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觉得这样做是为了保全葛任的名节，才跋山涉水来到大荒山的。如今白陂已经伸手可及，我为何要逃走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岂不可惜？捧着那封密信，倚着那块巨石，我终于理出了个头绪。嗐！经还是那个经，就看你这做和尚的怎么念了。倘若换换脑筋，将“活口不留”理解成组织上要我干掉阿庆，那又有何不可呢？倘若阿庆还没有与窦思忠取得联系，那我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把信塞给他，对他说：“你自己瞧着办吧。”阿庆看了，说不定还要对我感恩戴德呢。倘若阿庆良心发现，要放葛任走，甚或带着葛任一起走，那可不关我的事。一俟他们走掉，我就可以向组织上说，我在大荒山扑了个空，赵耀庆同志已经带着葛任转移了。甚么，阿庆对我下手怎么办？这我也想到了，倘若阿庆参透了其中的门道，晓得窦思忠是要置我于死地，那我就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不反抗，绝不反抗。倘若能用我的死换来葛任的名节，换来我丈人和儿子的平安，那我白某人的死不也是重于泰山么？
当天下午，我就到了白陂镇。将军说得对，算下来，我比你们早到了三天。好，我接着讲。陕北民谚说得好，春雨隔犁沟，说的是犁沟这边雨水涟涟，犁沟那边却滴雨未见。顺着白云河往下走，穿过凤凰谷，又登上了一条山冈，我遽然看到了一轮红日。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比我走过的革命道路还要长。在我的面前，不时出现一些枸杞树，它们的枝条紧缠在葛藤或荆棘上面。因是初春，开花结果的时节尚未到来，所以它们还只是一些黑黑的枝条。尽管如此，我还是在落日余晖的虚幻中，看到了枸杞子。它们真亮啊，有如小小的灯笼。没错，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青埂。在我和葛任的家乡，河边就长着许多枸杞，青埂教堂四周的枸杞更是密如繁星。这会儿，透过枸杞的枝条，我看见了一片镇子，炊烟正从那里升起。白陂镇，那就是白陂镇啊。我猛跑了一阵，尔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娘的，当我大口大口喘气的时候，连我都小看了自己，觉得那副样子活像是一条狗。
将军，后来的事情，不讲你们也晓得了。对，我没有按窦思忠的吩咐，直接去找阿庆。我想先搞清楚，葛任是否还在白陂。通过镇上的一个老人，我直接摸到了关押葛任的地方。对，就是那个白陂小学。往镇子里来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路过一次了，并看到了两个人在门口踱步。他们虽然穿的是便衣，可那整洁的服饰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我很快想到，窦思忠与阿庆定然没有取得联系，阿庆还在眼巴巴地等着我的到来。将军说的没错，向白陂小学走去时，我已经觉察到身后有人盯梢。对，他们正是阿庆的手下。后来，阿庆对我说，他的手下盯上我，是因为我神色不对头。唉，这也难怪。当时我固然想得头头是道，可一想到真的要面见葛任，我还是禁不住心慌意乱，腿脚都有点不听使唤。不，当天我并没能够见到葛任。我还没有靠近那个校门，脊梁骨就被枪管顶住了。尔后，他们吹着口哨，将我押回了白陂镇。他娘的，我的如意算盘全给搅乱了。这还不算，在见到阿庆之前，我还差点被他们弄死。他们把我吊到房梁上，又是鞭抽，又是水泼。反正是又受了一遍罪。
阿庆露面时，我还吊在半空晃悠呢。阿庆可真会演戏啊，他先是立眉竖眼骂了（手下人）一通，尔后亲自动手将我放了下来。脚尖刚着地，他便抱住了我，并咬着耳朵叫了我一声白圣韬。我又是一惊，以为他已接到了窦思忠的命令。有甚说甚，在他给我松绑的时候，瞧着他那笑眯眯的样子，我就绝望了，以为面前就是天堂……
& 白圣韬的结局
白圣韬的自述，到此戛然而止。我在葛任研究会的档案室，看到过这份材料的原件，它的最后一个词确实就是“天堂”——丁奎先生早年一定临过不少汉碑简牍，由他记录并整理的材料，看上去就像是一幅完整的汉隶长卷；至于白圣韬如何向阿庆传达命令，读者看过了阿庆的自述就明白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白医生的结局。他后来住在香港，并和一个从广东来的姑娘何连慧结了婚。婚后的第三年，他便死去了。他的儿子名叫白燕谷。白燕谷先生育有二子一女，他的小女儿就是我曾提到的白凌。白凌对祖父当年的大荒山之行，虽有耳闻却不知其详。据她说，她曾听祖母讲过，祖父就像一个“闷葫芦”，几乎不与任何人搭腔。看过这份材料的影印件以后，她对祖父的印象有所改变，她觉得祖父其实是个能言善辩的人。对祖父当年的经历，她羡慕不已：“好刺激哎！直追电影〇〇七！”
二〇〇〇年夏天，在我的央求和诱惑之下，白凌小姐曾陪同范继槐到过一次大荒山，在路上，范继槐回忆了自己当年的大荒山之行。历史在此画了一个圆：当年是白圣韬向范继槐讲述，现在轮到范继槐向白圣韬的孙女讲述了。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知道，天堂里的白圣韬对此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