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现代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但对于从何时落后以及如何落后却不甚清楚。1919年前后中国人认为主要问题可能在“德”“赛”，其实，这只是表面，问题绝非如此简单。
中国文明在早期落后西亚一千年
简单地说，以“人类文明同源论”而言，中国文明在早期即晚于西亚一两千年，当时“落后”已是事实；“轴心时代”全球思想活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局面比之希腊文明，无论就人数还是学科之广泛而言，中国都黯然失色，已不在一个层面（这有特殊原因，比如以希腊为核心的西方“轴心时代”实际上包括亚、非、欧整个东部的地中海文化，而中国只是远离文明发源地的一根独苗）；汉唐兴盛，与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相比至多持平。直到唐代，中国才有所进步。而中国近代重新沦入“落后”通道，大致可从1000年前的宋朝前后算起，在此期间，映衬中国落后的欧洲开始进入近现代的腾飞—中国人认识到落后就是从与“外部”比较开始的。
今天中国的大致雏形，形成于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相当于欧洲的希腊。秦始皇之后的中国才是相当于欧洲整个的模样。看中国是否落后，最好拿中国与整个欧洲做对比，这不仅因为中国今天所谓的落后参照的是欧洲人所在的西方，而且中国与欧洲面积接近（今天中国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比欧洲的1016万平方公里面积稍小，但如盛唐或清初某些时期中国面积应比欧洲还略大一些），又如罗马帝国时期的几百年里，罗马帝国的人口与中国人口分别是5000万和1亿左右，如果再加上其余欧洲地区，两者的人口是很接近的。
在查理曼大帝（732—814年）之前，尚无“欧洲”的概念，因而本文并不阐述古代希腊与罗马帝国的辉煌。具有地理实体的欧洲的出现，比中国晚了大概一半的时间，这个差距正是中国人念念不忘“中国历史悠久”的根据。中国人通常将面积很小的“三代”计入中国历史，但却常常将历史悠久的东欧排除出欧洲历史之外。
内涵丰富的印欧文化根系深埋于中东欧世界，从大约5000年前它们就开始影响整个旧大陆，甚至波及中国北方文化（参见拙著《汉字起源新解》），之后的东南欧希腊文明遗产更是惊艳全世界。所以，欧洲历史整体与中国相比不仅不浅短，甚至更为丰富、深厚一些。
今天中国人眼里先进的欧洲，多是指西欧，即几个现代化成功并且侵辱过中国的欧洲国家，而与历史悠久的东欧并无多少关联。
西欧的许多国家确实历史很短，从整个欧洲看它们相当于中国的南方，这个地区可以代表欧洲的现代文明，却不能代表欧洲的古代起点。
中国的文明发展轨迹是从北到南，而欧洲则是从东到西。之所以是如此的倾向，两地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人类文明起源于西亚附近。中国的西北方以及欧洲的东南临近西亚，文明扩散的就近规律同时影响了中国与欧洲的文明发展方向。所以欧洲最早成形的文明集中于东欧的巴尔干半岛，那里大约5000年前出现的文字雏形与西亚最早期的文字一样被人怀疑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古希腊位于这个半岛的最南端，那里距离西亚文明最近，因而最终在那里激荡出璀璨的文明之花。
欧洲早期文明不仅集中于东欧，也因为受西亚与北非的影响而蔓延于沿地中海一带的东南欧，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10—前27年）到罗马帝国（公元前27—395年分裂），再到拜占庭帝国所代表的东罗马（止于1453年），地中海文明不仅书写了欧洲的辉煌，而且以其恒久的文化积累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石，以西欧为核心的近现代文明正是这一文明的薪火相传。对日后欧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督教就发育茁壮于这一地中海文明之中。现代化的西北欧就诞生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之上，正如中国今天发达的沿海文化一半来自黄河文明的扩延一样。
相较中国欧洲更有地理优势
远古时期，人们视野有限，没有明确的全球观。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常常会让人倒抽一口凉气。以往用传统视野作种种内部微观分析，无论那些理论多么精微，都会被宏观的全球化架构碾碎。在全球化愈加深入的今天，中国人看待自我历史与全球历史都到了必须重新考量一切的时刻。视野变了，我们的看法也必将改变。
各个文明板块除了地缘因素之外，还受内部地理地势的影响。中国与欧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欧洲尽管与中国面积接近，但三面环海，大陆相对平坦，这一地理特征有利于借助水上交通发展。这一优势从古到今推动着欧洲的前进，也是构成中西方社会不同的一个基础支点。
欧洲大陆本身是个大半岛，由波罗的海、大西洋与地中海夹在中间形成。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班牙与意大利所在的半岛，还有巴尔干半岛，都是欧洲的次半岛。欧洲有无数个小半岛，也有无数的岛屿，包括英国与爱尔兰所在的不列颠岛、冰岛以及地中海里的诸多岛屿。整个欧洲其实是由两个大半岛组成的一个巨型半岛。
就岛屿和半岛的面积与数量相比，中国远远低于欧洲，这个明显的地理差异使两个地区有了差别：中国为典型内陆国家，欧洲很多国家则是典型水上之国。
另外，欧洲没有其他洲所具有的极端地理环境，如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喜马拉雅山这样的极端地理特征在欧洲就不存在。欧洲内陆最高的山峰比珠峰的海拔低3000多米，普通人只要有勇气皆可翻越欧洲的任何一座山脉。欧洲的平均海拔为340米，而中国的平均海拔高度是欧洲的几倍，大约为1600米。
欧洲整体地势平坦、气候温和，这些不仅利于商贸交流，而且方便农业生产。欧洲的最大地形类型是平原，而中国占最大比重的是山地（山地占33%，高原占26%，丘陵占10%，盆地占19%，平原占12%）。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欧洲与中国有着天然的不同，这些不同必然影响到各自的一系列发展。简言之，欧洲的天然条件大大优于远东地区，更优于后来沙化严重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如西亚与埃及地区在几千年的演变中近乎90%的土地成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荒漠。
欧洲半岛上还有诸多伸向东西南北的内陆河流，它们构成了一个可以任意穿越欧洲大陆的水上交通网络。欧洲便利的自然条件使普通人即便在无动能时代也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从任何一个方向穿越整个欧洲，而人们要穿越亚洲则可能需要几倍的时间。农业时代这一自然条件所提供的便利并不突出，但是在要求速度与数量的商品经济时代，却可能是决定性的环节，所以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这种地理条件在东西方产生了不同的效应，而西方最终胜出。
不妨将欧洲的这一天然地理资源优势比喻为世界的“长三角”或“珠三角”，它们先天决定了欧洲在现代的优胜地位。这样一块犹如上帝恩赐的丰腴土地只在等待西亚的文明火炬传播过去，随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爆发文明的火焰，欧洲需要的仅是足够的时间积累。北美也有基本类似的优越条件，只在等待一个文明传播的时机到来。
笔者认为，天然地理地缘优势比汤因比所谓的“文明应激”更为重要，或者可以以“此一时彼一时”来看待，否则可以试问汤氏：今天落后的中国西部需要多久可以“应激”出比中国东部沿海更为先进的社会？北非沙漠里的人们需要多久才能应激出欧洲这样的文明呢？也可以说，汤因比的“应激说”是一种“唯心”史观，地理地缘可说是一种“唯物”史观，而“唯物”应是最基本的。
中国人在“落后”的苦苦自责中度过了百年屈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很可能原因就这么简单：先天的地理条件和地缘关系属于决定性因素，人的因素与文化的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
在近1000年内，商业经济特点愈加明显，交通成为先决条件。凭借水上优越条件，欧洲经济在最近1000年的逐渐上升理所当然。至最近500年的蓝色海洋时代，欧洲跃出水面全属必然。水，最终决定了欧洲在近现代的文明发展。
欧洲的“水国”特点还顺带解释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最终出现于威尼斯这个在沼泽上建立的“水国”，并且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最先产生于沿海。无交通，无交流，则无商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必须产生于城市文化之中，而欧洲的文化正是城市文化。最早的城市文化都依赖于水的交通而存在，而具有广袤内陆的中国在这些方面全部相反：相对于欧洲少水而城市文化不发达。
整个“欧洲半岛”很少有距离大海、大湖超过400公里的地区，最初的欧洲心脏区域无一例外皆在海边，如雅典、罗马、君士坦丁堡，近代崛起的“大国”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等也都临海。当汉唐以关中大平原为中心以农业立国时，西安这颗远东帝国的心脏远距大海千里之外，整个欧洲找不到一个如此干燥少水的城市，庞大的地中海甚至一直是罗马帝国与拜占庭的内湖。所以，欧洲文明从一开始就是水上文明。这种中西方的天然差别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最终还产生了文化的根本性差异。
水不仅提供了商品运输的道路，而且指明了文明前进的道路。
从西亚起源的文明在向欧洲扩展的过程中主要沿水路，从西亚进入欧洲的基督教传播路线最具象征意义。早期基督徒的传播点几乎全部在沿海城市，他们一路沿着地中海沿岸城市，最终通过西班牙进入北海。欧洲最先在沿海发达，这一点与中国相反。在欧洲，水、文明、商业、城市与基督教相互交融提升，最终它们共同打造了欧洲的独特文明。
欧洲的水上城市社会与东方的农业和游牧人社会，为何在近代演化出先进或落后？这其中原因复杂，但城市社会远比乡村或游牧社会更富有生机与活力，即便在今天这也属清晰可辨的事实。城市型劳动力所产生的价值可能是农牧业社会劳动力的几倍，所以，以水上交通催化的城市化欧洲社会，可能是欧洲最终超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内陆农业文明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欧洲的一个“水国”代表，英国曾经被历史学家总结“海是其历史的关钥”，水其实就是整个欧洲的“关钥”。认识了欧洲之水性，才能理解伴随现代化发展的“蓝色文明”的真谛。
欧洲之所以成长为今日之欧洲，天然的地理地缘条件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但是了解欧洲在如此自然条件下逐步的历史文化发展同样重要，正是在那些无数的细节里，我们才得以发现“先进”的一步步成形与夯实。以下截取的这些欧洲诞生时期最具标志性的重要事件，按照时间的顺序可能具体构筑了日后所谓“先进”的一个个节点（不过，让我们首先越过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希腊与罗马帝国的耀眼光芒，将目光直接锁定在日后产生“先进”经验的地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