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城市与农村的矛盾。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要求城乡一体，城乡统筹安排，促进商品经济的更好发展。但是，我们现行的体制是城乡分治的，城乡之间有很多不好逾越的界限，使优势不能互补，制约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加成问题的是，这几年由于实行不正确的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拉大，城乡之间鸿沟加深了。1981年城市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为456.8元，农民平均纯收入223.4元，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为2.05∶1，到1985年差距缩小为1.88∶1，但1990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为1522.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30元，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为2.42∶1。考虑到城市居民这几年由于享受的居住环境、文化、卫生等福利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实惠，而农民的纯收入实际还要扣除各种社会负担等因素，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的差别还要大些，有关专家计算，1989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别是3.9∶1。
三目前农村工作的重点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上述诸种矛盾，还只是举其大略。实践证明，农村的这些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继续深化改革，继续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促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的面貌，逐步实现农村的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就目前来说，农业和工业的改革和发展、农村和城市改革、生产和流通的改革、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都汇集到一起来了，矛盾交叉，纷繁复杂，深化各项改革需要全面安排，改革和发展需要有较好的衔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有一个总揽全局的依托，从各地的实践经验看，解决上述农村诸多矛盾，做好当前农村各项工作的关键，是要完善和加强县级领导。
第一，农业要稳定发展，要上两个新台阶，需要县级加强领导。农业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展势头是好的，但潜伏着隐患。从总体看，目前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是好的，有活力、有潜力，但它的稳定发展遇到了外部环境不利，需要改善。可以说，现在农业能否稳定发展，主要不在农业本身，而在农业外部环境。主要不在农村基层，而在县乡以上的组织。中央提出，要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改革流通体制，增加农业投入，这些都需要县级加强领导，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本县的实际结合，制定出切实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才能使农业稳定发展。
第二，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使农业工业结合起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农民富裕起来，要靠县级领导组织。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大幅度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大量的剩余了。有些就适时的调整产业结构，千方百计发展乡镇企业，工业和农业，相得益彰。现在就某一个省区看，富县和穷县，富的乡村和穷的乡村的差别，主要不在农业生产水平上，而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水平上。
山东省的鲁西北地区和胶东地区，1980年鲁西北农民人均纯收400多元，胶东地区500多元，只差100多元，到1990年鲁西北的农业生产上来了，但因为乡镇企业不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只500多元，而胶东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多数已超过千元。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胶东各县，适时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力逐步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乡镇企业发达、商品经济发达。这同各县的组织领导有直接关系。
第三，解决生产和流通的矛盾，实行流通体制的改革，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机制。这当然要靠国家的改革和调整，但县级组织就是在现行的条件下，也还能大有作为，可以协调生产流通经营诸环节的关系，创造比较好的效益。目前，在农村主要是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一面是千家万户分散经营，一面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缺乏中间组织，缺乏沟通的桥梁。而县级组织正处在微观和宏观的结合部，县级组织真正去抓了、管了，可以大有作为。山东的诸城、寿光、招远等县市，这几年抓了流通改革，加强市场建设，理顺供销关系，在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架起了桥梁，大见成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经验，在这些县里听不到卖难买难的叫声。
第四，解决城市矛盾，使城乡逐步融合，优势互补，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需要县级组织做好工作。我国的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发起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城市改革起步较晚，发展滞后，比较复杂，难度也大。在城乡关系方面，城市保留的旧体制比较多，目前的城乡矛盾，主要是新旧体制的矛盾。城乡关系的根本改革，需要诸方面条件的逐步成熟由国家宏观决策，要从长计议。由于县是城乡结合部，县本身是乡头城尾，一般说，城市人口不多，只占全县总人口的10%～20%，有许多城市改革的试点可以先在县镇进行，有的县(市)已经做了，或正在进行，效果都是好的。
第五，抓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抓基层政权建设，要靠县级领导。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县(市)农业是上去了，经济也上去了，但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文化教育科技等相对落后，社会秩序也不好，精神文明建设抓得不好，同样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这显然不能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必然要影响和阻滞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更加要引起注意的是，现在仍有20%～30%的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据我们调查，问题主要在县里，这些县的干部和有关部门长期不下乡、不调查、不研究、不解决。在一些政治、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这种瘫痪半瘫痪的基层组织是很少或不存在的。
第六，从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也需要加强县级的工作。我国有2300多个县(市)，近10亿人口住在县城以下，农业都在县以下，工业也有40%以上在县和乡村里，潜力是很大的。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七五”期间，全国按照农业总产值、粮、棉、油、肉五项的产值、产量的前100名排列，因为有的县占二项、三项、四项，所以这百强县一共有314个，占全国县市总数的12.5%，但形成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对国家的贡献，却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90年，314个百强县农业总产值达1288亿元，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35.1%。粮食总产占36%，棉花总产占60%，油的总产占45%，肉类总产占34%。1990年这314个县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粮食占全国33%、棉花占58%，肉类占32%。如果，我们全国有1/3的县(市)达到他们的水平，那我们的农业就能大大跨前一步。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各地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的差距也拉大了。现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最高的县是江苏无锡县，1990年达114亿元，最低的县只几千万元。现在全国财政收入最高的县是上海嘉定县，1990年达4.5亿元，第二名无锡县4.35亿元。
最低的县只几百万元。1990年财政收入超过亿元的县有100多个，而全国却有55%多的县要靠国家财政补贴。差距就是潜力，如果我们逐步把县一级的工作做好，把2300多个县(市)的潜力发挥出来，那么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就能大大前进一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能更加充分地显示在人们面前。所以，我们应该一手在城市抓大中型企业的同时，另一手要抓完善和加强县一级的工作。
怎样才能充分发挥县一级在农村工作的关键作用？
第一，要改革人事制度，建设好县一级的领导班子，使之真正成为党领导农民进行改革和发展的前线指挥部，成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桥头堡。
目前县级领导班子的情况怎样？据我们了解，大致是三种情况：有一部分县的情况比较好，领导干部稳定，班子团结，有干劲、有开拓精神，也有权威。上下一致，干部群众齐心，能把中央和上级的精神同本地实际结合，会唱地方戏，发展有目标，改革有韬略，年年有新进步，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人民生活改善很快，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到这些县市参观，确实能看到社会主义的威力和活力，使人精神振奋。大多数县的情况是，领导干部想干事，但由于各种体制、关系不顺，无权力、无财力、无能力、无时间干正事，整天整年忙碌，应付各方、送往迎来，应酬照顾，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却无权无力去办。如有的县(市)财政困难到连干部职工的工资都不能按月发，四川有个县要开支100元钱公款，需要开县委常委决定。现在各方面条条框框太多，也限制了县级的工作，如有的县建平方米的房子，需要上级领导部门批准。少部分县的领导班子长期不稳定，主要领导干部不安心，内部不团结，互相掣肘，有的甚至不干正事，以权谋私，这些县的工作当然开展不好。
造成这种状况当然有干部自身的问题，但主要是现行人事制度不能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要求。例如，现在县级干部基本上是上级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任命的，可否考虑改由选举和上级任命相结合的方法，选拔干部主要要考虑政绩，把那些德才兼备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选拔出来。另外，目前县级干部任期三年的制度也不妥。一个县数十万、上百万人口，几千平方公里，熟悉情况很不容易。现在三年一换届，往往造成“一年看，二年干，第三年等待换”的情况，有的县级主要领导常常还干不满三年就换了。这于县的建设很不利，可否考虑任期改为五年，中间不要轻易调动。领导班子稳定，基层干部稳定，有连贯性，这是做好工作的条件。
县历来是我国行政建制中一个重要层次，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承上启下，联结左右，在人事、行政、司法等方面都负有重大责任。县级领导干部是非常重要的，历朝历代对培训选拔任用县干部都是很重视的，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1949年解放以后，我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现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任务重、工作多，不断有新矛盾、新问题需要解决。全国有一万多县职干部，每年有上千名中青年干部要选拔到县级领导岗位上来。培训、教育好这支县级干部队伍，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央和中等以上的省(市)，应该有专门培训县级干部的学院，要逐渐建立一套选拔、培训、任用、督察县级干部的制度。
县级干部在省内、地区内互相适当的交流，这于工作有利，于培养干部也有利。今后还可逐步实行中央各部和地方间县级干部的交流，这对做好地方工作和中央各部的工作都是有利的。
第二，改革政治、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县级的自主权力。县是我们党和政府领导农村工作的前线指挥部。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既是行政领导，又做群众工作；既领导城市，也管农村；既抓农业，也抓工业；党政财文都要管，责任重大。但是，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主要是通过各部门即条条管理的，县一级的自主权很小，很难发挥县级应有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指挥的作用。许多县级干部反映，他们现在是“事最多，人最忙，权最小，最难干”迫切要求自主权，少一些不必要的干预。现阶段，特别需要在经济管理上向县级放权，扩大县级组织、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管理、调控经济运行的权力，推动本县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更快更好地发展。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第一步改革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民或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2亿多农户，就是2亿多个小商品生产者，很有活力，有巨大的潜力。怎样把这亿万个商品生产者组织起来，进入社会主义统一的大市场，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洪流中去，需要有众多的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乡镇是组织小商品生产者的一个层次，但它的功能和手段不全，很难完全担此重任。县是一个最关键的层次，它拥有商业、供销、交通、邮电、银行、财政、法制、教育、科技、信息等部门，功能齐全，可以把成千上万个商品生产者组织好协调好，在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架起桥梁，发挥商品生产者、组织者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亿万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是调动起来了，而商品生产的组织者却因旧体制的束缚，还不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目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还不顺的症结所在。经络学云：“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卖难、买难的呼声连年不断，正说明了现在的商品生产还没有组织好，商品交换还不畅通。所以，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扩大县一级经济管理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商品生产组织者的作用。
山东省委和省政府顺应潮流，在1987年就提出要充分发挥县级在深化改革、发展经济中的领导、统筹、协调和指挥的作用。从机构设置、条块管理、招工用工、引进人才、财政包干、信贷规模、商品价格、出口创汇等八个方面向县级放权，强化县级管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山东这几年工业、农业和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他们早就重视加强县级领导，向县级放权等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山东省有100多个县和县级市、区，其中有30多个县(市)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工业农业均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有的已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创造了县级综合体制改革成功的经验。
第三，县级本身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和机构也应改革，以适应农村工作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已改为乡(镇)政府和经济合作组织，大队也改为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农村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部分的变化。所以，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县级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和机构，也应作相应的变化。但是，这些年来，县级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更成问题的是各类机构反而增多，更加庞大，干部和职工队伍更加臃肿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中等县，有50多个部委局办，400～500名干部，现在则有70多个部委局办，上千名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