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近代文人生存意识
一、什么是生存意识
早在古希腊人们就在探索“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等问题。进入20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迅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自然生存环境恶化，人的生存危机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生存还是毁灭，是一个问题”的困境。于是，哲学家、思想家开始反思人的生存现状问题、生存价值问题、现代文明的利弊问题，等等。在众多哲学流派中，西方存在主义的观点受到关注和追捧。
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其生存意识。加缪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是“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西方传统本质主义哲学的理性主题及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生存哲学提出，生存应关注人的非理性情绪体验，并应当与处境联系在一起。雅斯贝尔斯认为，有处境意识即是意识到生存，并认为“生存只有在与其他生存发生联系，与超越发生联系时才存在”。卡希尔在《人论》中说：“人被宣称为应当不是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他们的思想的共同点在于，人类要随时关心自己生存的状态，并要对这种状态发表意见，提出批判和修正，并且“超越”现状，否则，就会在习惯思维和生存现状的双重作用下迷失了方向。
由此可知，生存意识就是人们对自我生存现状的批判意识和超越意识。尽管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整个人类都相同，但是，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生存意识和超越方式都是有差异的。孙隆基比较了中西方文化之后指出：“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他就成了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这种倾向，很可能与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式的个体灵魂的观念有关。有了个体灵魂的观念，就比较容易产生明确的‘自我’疆界。”中国古代的二元对立体系从来没有产生过独立的“个人”概念，一个人并不具有主体人格，只有置身于“二人”对应的具体关系中，才有可能明确双方的身分。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整个文化中，似乎只有一个不能由别人去定义的“孤家寡人”，那就是作为全体大家长的皇帝。虽然士大夫阶层也曾想将“君臣”关系纳入“二人”对应的关系中，但随着专制主义的发展，这种对应关系也逐渐成为“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于是，专制君主才是名副其实的“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存状态是由权威者决定，自己不能反思、不能批判更不能超越。
中国古代的哲人一直在思考生存问题，《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是思考者和探索者。孙悟空被众猢狲拥立为猴王，在享受荣华富贵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虽在欢喜之时，却有点远虑，故此烦恼。”“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爷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这是对生命存在和延续问题的最初层次的思考，提出了关于生命永恒——“长生不老”的问题。我们知道，关于生命永恒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是生活向人们提出的个命题。作者让孙悟空偷吃仙丹以实现长生不老，孙悟空毁掉猢狲的生死簿以实现猢狲不死，孙悟空获取真经以实现尘世庶务的超越。孙悟空用一生所追求的，其实正是人类理想追求的投影。孙悟空追求的意义，一是对生命的时间维度的向往，作品中的体现就是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二是生命的空间维度的要求，即自由和无羁绊的生存方式。作者在孙悟空身上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渴望对存在的思考。
二、近代文人生存状态在小说中表现
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千年来一直信守、一直灵验的儒家教条突然不起作用了，国家危机，社会危机，人人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近代文人怎样思考、怎样评价自己的生存状态？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认为：历史的编纂只写社会的历史，而不写人的历史。因为人的历史“它对于历史学家没有任何意义，但它具有很高的人类学意义”。身处历史世事变换中的晚清文人，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意识，并如实地记录在他们的小说作品中。
1.对“金钱”的自然表现
西方自然主义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反映人类生活的生存本相。一些被人忽视甚至回避的现象在近代文人小说中都得到了大力的叙写。
首先，对钱财问题的关注。钱财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被文学真实地描写出来。《海上花列传》中有几十处提到“洋钱”，这些钱不光有寄身之用，亦用于消闲娱乐，玩牌骰吃花酒，谋营生求爵禄。如“赵朴斋自揣身边仅有两角小洋钱，数十铜钱，只好往石路小饭店内吃了一段黄鱼及一汤一饭”，真实自然地写出其人生活细节和钱财于现实生活的切切关系。《海上花列传》通过对吃食和洋钱的日常行为和日常心态的叙写，充分展示人物性格，并客观地描绘了清末上海滩的世态人生：一批用钱买了花翎顶戴的老爷、少爷和腰缠万贯的纨绔子弟，躺在妓女的怀抱里，一边抽鸦片，一面等官做。他们挥金如土，在“千金买笑”的同时又常常“千金买恼”甚至“千金买罪”受。而那些老鸨、妓女却放出手腕，玩之于股掌之上，“斩客”毫不手软，动辄数千上万；而那些封建旧文化培养出来的文人墨客、风流雅士，置国事于不问，整天吃花酒，作艳诗。尽管作者似乎对他们的“高雅”和“风流”有所溢美，但隐喻其间的却是一股庸俗、腐朽、没落之“气”。这种“气”，便是作者可能已经隐约感到或传达的忧思。也就是说，清王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命运正从这些上流社会的老爷们身上体现出来，“而作者在客观描写社会真实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其次，文人的生存意识也体现在他们对自身境遇和状况的担忧和无奈。不光是非仕进文人如此，就是一些置身官场的文人亦是如此。官场文人多忙于书记文奏，而非仕进者或闲荡文人则记游贩文，售书卖字。官场文人与那些非仕进文人谋生的方式不同，但同样充满了对生存的忧思。要讨论文人的生存意识，当然应该包含对一些官吏的生存现状的考证。据黎泽济考证，清代官吏从一品到七品，其正俸收入（俸银、俸米）尽管有差异，但都不是太多的。“清代京官因收入少，都很穷，小官尤其困苦……京官头品正俸不过一百一二十两……下面的部曹就更少。”他们的开销需要额外收入来填补，这些额外收入有所谓“照费银”“捐输饭银”“钱法堂饭银”“捐纳房饭银”“秋季饭银”“年节饭银”等名目，这些“饭”字的外衣之下，实际上正体现了他们在正俸低微下的生存意识。晚清京官李慈铭（字莼客）生活窘迫，常常求人馈赠。樊增祥在给缪荃孙信中谈到：“昨接莼客先生京邸书述及近况，殆岌岌不可终日。盖自入春以来，仅得印结廿余金，此外则以典鬻自给。”他自己也说，曾经投刺李鸿章“以近日窘甚，翼其随例有酬应也”，李鸿章“馈别，赠二十金，犒使二千”。《孽海花》十九回说李慈铭曾在北京的寓所题一副对联“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候缺一千年”，准确反映了历史真实中李慈铭的生活情态，其所喻的生存意识是明显的。晚清文人对衣食之虞的生存意识的自然主义表现，正是通过对晚清吏治败坏、兵事日多，人民匮穷的现实自然描写，侧面反映了晚清文人生存状况的原生态。无论是揭露与忧患，无论是怪诞与理性，其都切合于人对本利的生存权利的追求。
最后，他们运用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对这种生存现状和他们生存的精神状态给予近似原貌的表现或再现。强烈的生存意识往往会变为对生存现状的叛逆，从而另谋额外的出路，甚至在一定环境和个体身上变节为过分的叛逆，而成为暴利的谋取。《孽海花》《官场现形记》《二十年之怪现状目睹》等作品中实际上许多人事正是这种“叛逆”和“变节”过程的反映，这种反映也就接近于自然主义的描写。
2.对生存环境的描写
生存意识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其经济境遇的思考和探索，还包括对生存的环境、生存的价值的关注和思考。这些突出地表明了文人生存意识的增强。
首先，环境与生存的关系，突出表现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塑造等方面。晚清文人尽管依旧有对科举的热衷，但由于时代的没落，外部环境的动荡，许多文人已不得不另寻他途。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文人由于经济、才智、经历等原因，既谋不到一官半职，也不易寻得他途，便只好依旧写书售字，寄希望于科举。仕途毕竟是那个时代取得功名的主要途径，也是一般下层文人博取财富、改善家境的途路。科举及第是自我实现的渠道，也是获得婚姻、获取生存权利的有效手段。所以封建文人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其小说作品中都对科举怀抱着美妙的幻想。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显示，“明清小说部甲”和“明清小说部乙”两部分共430部小说中，文人追求科举及第的题材作品就有160部，大约占37%。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到大量文人痴迷于科举考试的种种辛酸表现。
不过，近代文人已经觉悟，尽管也有对科举入仕的描写，但已经不是主要内容了，追求科举功名的人也不会是小说的主角。如果说《品花宝鉴》是北方京华都市风情长卷，那么《海上花列传》便是南方半殖民地化畸形繁荣的都市风情长卷。换言之，这些作品无不是对文人生存环境的叙写与深思！
其次，生存意识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也表现在文人小说中对男女关系和各自的生存环境的思考和评判。《镜花缘》表现出了对妇女的地位、境遇的关注和思考。作者不满现实世界的“男尊女卑”现象，一方面借百花仙女下凡引出了一大批超群出众的女子，以此来表现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虚构“女儿国”，与现实社会相反，“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让林之洋在那里备尝现实女子受到的轻侮、摧残。林之洋被纳入宫中，现实中女子遭受的缠足的痛苦，便惊心触目地凸现出来。
再次，文人对生存环境的隐忧，也表现在对侠义公案小说的创作上。晚清时期，由于政治腐败，生灵涂炭，对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为民众的重要心态。这不仅是文人批判意识的虚幻式表现，也是现实的民众心理的写照。如《三侠五义》，鲁迅便称这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作品，体现了市井细民对于贤明政治的渴望与幻想。此外，《施公案》《彭公案》《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以及《警富新书》《清风闸》等，都皆是切近世俗人情之作。此期，自然主义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狭邪小说，诸如《品花宝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等，由单纯的婚恋故事的叙述转为畸形病态社会的写真；由理想主义色彩颇浓的结撰转为平淡自然的纪实。这种自然地写实，既是对世俗人情的反映，也流露出了对生存世态和环境的隐忧。如陈森《品花宝鉴》就以较多篇幅记述了一代伶人血泪斑斑的人生遭际。魏秀仁《花月痕》是一部长篇自叙式抒情小说，作者将其一腔孤愤寄于楮墨，展现了一个潦倒名场、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奋争与失败的心路历程。小说主人公韦痴珠弱冠登科，崭露头角，有揽辔澄清之志，上疏主张激浊扬清，刷新政治，包括“大开海禁”、“废科举”等，颇有惊世骇俗之论，在近代小说中较早表现出变革思想。作者还以沉痛的笔调写出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烟花女子刘秋痕对于“人”的尊严的渴求，对于生存环境和命运的悲壮抗争。
可以说，这些作品通过对环境的真实再现与深层缘由的心理分析，使其在自然主义的表述方式中，也深隐了晚清文人的心理忧患。这种看似主观情感的心理隐忧，由于带有强烈的物质环境的表述，而似乎趋近于还原“自然”的本真，成为还原生活原生态的自然主义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