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罢废科举的历史背景下，由于知识分子把握机遇的客观条件、主观能力的不同，命运也各不相同。知识分子阶层的这种变迁，明显体现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在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关键作用不能忽视，“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中的先知先觉者，能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社会发展的大势”，他们不应该只是一个边缘的看客。而一个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知识群体，处于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只有适应时代的潮流，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才能避免被历史所淘汰。
二、文人地位的变化
1.从“四民之首”到“百无一用”的书生
废科举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威胁是空前的。以前有明确奋斗目标、刻苦读书的知识分子，现在突然发现自己空虚和无能，具有强烈的自卑感。
第一，废除科举，知识分子丧失了进入政权的平等机会，逐渐游离于政权之外。具有鲜明公平性的科举取士，基本实现了官僚系统的开放性，许多贫寒士子通过金榜题名而进入仕途。何炳棣在《中华帝国的晋升阶梯》中统计，1371年至1904年间获取进士功名的有42%来源于平民家庭。科举制度有巨大的吸附力，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制度网罗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同封建政权保持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从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近代废科举制度后，文人群体已不是社会的中心，“知识阶层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尽管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给予部分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以功名，以此来拉拢知识分子，但能要进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必须具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贫民阶层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怎么可能送子弟入学读书做官呢？就是那些通过清政府考试而进入政权的留学生，也会因为所受教育内容及思想观念的不同，与当权者格格不入，郁郁不得志。可见，废除科举之后，知识分子实际上远离了政权，其“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也随之减弱了。
第二，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的骤然下降，陷入了迷惘之中。在封建社会中，位列“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有着其他阶层不可企及的地位和荣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依附商人以救其乏”的现象。科举制度被废除，其思想教育的功能也随之消失，再加上在自身转变过程中的痛楚、迷惘，知识分子精神颓废、无所事事。他们平时多以“静坐”“无聊睡觉”“闲谈”打发时光，有些还迷上了打麻将、打牌。尤其是，“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起多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科举既废，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那些在大城市求学或是海外留学回来的新知识分子习惯于舒适的生活，没有真才实学和吃苦的精神。杨荫杭就认为“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凡诚于中，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能供观赏家之陈设”，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真正能系统学到专业知识的并不多，即使到了1935年，留日学生中，大学毕业者仅占10%，专科学校毕业者仅占12.7%。没有真正的学识，知识分子难以在社会上一展抱负，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可以凭一技之长谋得一官半职，但多数人已被疏离在政治权力之外。民国时期于右任曾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做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寥寥数语，道尽了知识分子的无限悲哀。近代以来的无序和失范的政治状况也不能使参与政权的知识分子得到应有的尊严，有时这些文人不得不以极为卑微的品格将自己异化。如袁世凯属下有几千人之多，但他除阮忠枢、梁士诒外，一概不用读书人，因为在他看来，下属只要求执行其命令，贯彻其意志就行了，对推荐来的士人，他每月只给坐薪十金，置之闲散，并将此称之为“豢豚”。军阀割据时代，军阀多援用私人，优秀的读书人是无政治出路的。
第三，伴随着社会地位下降的还有知识分子的生计问题。在科举制下，部分文人通过科举取士，入仕为官，可以博取荣华富贵。那些不能做官的文人一般会充当官员的幕僚、文书，或是充当塾师，或是包揽狱讼，在保障生活所需的同时也可以历练才能，以待时机。这些人中也产生了一些精英名流如左宗棠之辈。但是科举制度被废除，晋阶之路被堵塞，那些只会“之乎者也”、缺乏生活技能的传统读书人，很难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生计就成了大问题，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山西举人刘大鹏在发现许多读书人因废除科举而失馆，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的现象时，他不禁慨叹逍：“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士绅阶层遇上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生存危机。一份上级下发的号召捐贩的文件写道：“士为四民之首，人心风俗赖以维持，但穷年诵读，术既拙于谋生，而洁清自励者又介然严义利之辩，谨廉耻之防，故士类之坎坷往往甚于黎庶……各署办贩官吏督率绅商富户，务以矜恤士类为心……其有单寒之儒，糊口无资，不能自行存活者应与各项贫民一体施贩或酌量加丰。”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一个自身存活都需仰仗他人的阶层，如何能够担负起“维持人心风俗”之任。不管其他社会群体意识到否，这已经以有力的一掌推动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
第四，清代以来科举取士积弊日深，暴露出的问题也更明显。如在科考童试中，代考、冒籍、滥送、贿买等事屡见不鲜。另外，考官阅卷衡文，往往委托幕友办理，本人并不过目，草率录取，甚至有任听幕友书役沟通舞弊之事。特别是1901年后，清政府开始广设学堂，使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迅速增加。在知识分子人群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其生存问题也更加突出。从知识分子对待从军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中国社会素有重文轻武的习惯，但在清末新军及军事学堂里，却出现了不少有文化的青年。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军队素质，有意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入伍；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断了晋阶之机，生计受到威胁，只得去当兵。为了生计，四民之首的士也不得不参军了。“秀才从军，各标（团）欢迎，一时成为时尚。”
第五，废科举，仕学分离，知识分子成了一个漂浮的阶层。科举制废除后，读书人普遍感到与戴顶子绝缘，落魄的现实凸现了他们的“无用”性，读书人找不到应有的社会定位甚至自贬自抑。他们不但怀疑自己是不是承担国家前途的阶层，而且自责、自疚，认为自己是以不劳而食的阶层，是四民之末，应该向其他阶层学习。周谷城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专论知识分子时这样描述他们的作用：“……好做官；毫无用处；粉饰太平……”颇能代表当时一般人的看法。这些论调也与西方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有很大关系，如麦高文说：“从整体上看，这些文人都是无耻之徒。”后世文人被称为“臭老九”是有清末民初批判这类阶层的言论依据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哪里还能对知识产生执着的眷注，人们哪里还能对知识产生起码的敬畏，谁还能为坚持道德理想而献身。一个没有理想和道德的政治环境恐非民族之福。时人说，无论是改良政治，还是普化民众，“荷此种责任者，仍在士族”。近代动荡的环境无论是旧士还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应该被强调，但现实的发展却并非如此。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的退出，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科举制虽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有关，但其本质是一种官史选拔制度。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确实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从以考试的形式来选拔国家文职官员的角度来看，学而优则仕至少就形式来讲科举制是很有优越性的。如果说有文化的读书人做官不好，那么不读书的人做官就好吗？结合科举制废除后民初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武力和私人关系进入各级统治机构导致的政治更加腐败的现实情况来看，回答是否定的。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科举制具有很强的整合功能，它能将文化、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而这种功能的维系与作用体现在士人身上。
科举制度废除后，士人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切断了，他们不再是国家的精英，成了自由浮动的资源。“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士绅也不再因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在一起了。而正是这种感情在过去千百年来保证了文人阶层的团结和帝制的稳定”。近代社会也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读书人已不再发挥沟通上下的作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观，无法形成有效的联系，近代社会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混乱状态。
科举制废除后，由于新学和西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如翻译、大学教师、新闻记者等。自由的职业和社会分工也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舞台和独立的条件，他们不再依附统治阶级，开始自觉地、主动地参与社会。虽然被逐出了政治中心，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历史使命感没有改变，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职业或专业，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救国热潮，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自居社会边缘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从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辛亥志士，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精英，他们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或社会的革命运动。
科举制废除后文人的地位和作用受到空前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面对接踵而至的社会危机和随之来临的社会巨变，文人们只能希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反思当时社会的体制变化，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它给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的机会。
2.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废科举之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抽掉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权系统的独木桥后，同时又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转变、发展的机遇，使之逐步走向新的社会中心。
第一，背离传统的利益观，由士转商。“国家缺额有定，士子登进无穷”，“员”与“缺”的矛盾十分尖锐，故绝大多数读书人难以跻身官场。清政府没有能及时改革流弊丛生的科举制度，失去了将大量士子继续纳入其权力体系的机会，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士绅向其他阶层的流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彻底斩断了读书人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读书与做官已经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了。传统的士子不得不另谋出路，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其中一部分受西学影响，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而相当大一部分则在当时“实业救国”的口号的影响下弃士从商。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刘鸿生回国后，创办火柴厂，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变成了百万富翁。一些接受了西方知识教育，特别是曾留学海外，系统学习过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同传统文化的联系较少，思想较为开放。他们涌入商界，无疑为工商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民生公司经理以上高级职员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者就有38人，其中5人曾留学海外。废科举是人才的解放，智力的解放。知识分子从科举的囚牢里解脱出来，投身工商业，也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提高了在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传统商人信奉“在商言商”，知识分子从商后，“言商仍向儒”，商界风气为之一变。一是关注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五四运动时期，商人的热情也很高，不仅以罢市的方式响应学生运动，而且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开展了商人外交活动。二是致力于消防、治安、文教、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三是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精神，自立意识强。刘鸿生为避免民族火柴业被外商吞并，曾倡议同业合并，协力图存，并同其他公司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火柴公司。总之，这些都为商人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