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也经历从失衡到危机再到建立一种新结构这么几个阶段。如果政治要素呈现主动性特征，危机阶段时间可以大大缩短，从而社会结构呈现失衡、稳定两种状态。系统产生结构，子系统产生子结构，子结构产生子功能。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社会系统由4个子系统组成，对应4个子结构。社会系统包括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4个子结构产生4项子功能：经济结构执行改造环境功能，政治结构执行目的达成功能，社会结构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结构执行模式维持功能。子结构之间相互作用。
2）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相互作用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具有天生的紧密联系。政治有经济成分，经济有政治成分。政治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特征。政治-经济关联结构是变化的。
“在世界历史上，‘政治-经济’的关联结构经历了政治优位的父道型，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的勾结型以及相对分离、有机互动的对称型等发展模式。”
政治优位的父道型体现经济的政治负荷性。据何建华（2002），“所谓经济的政治负荷性，既指经济直接或间接构成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主要来源，也指经济直接或间接充当了社会分化、阶级斗争、民主权利、公正分配、调节冲突、暴力使用等政治活动的角色，并由此显示出某种形式的政治色彩、某种性质的政治属性和某种程度的政治意义。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兴起，经济的政治负荷性愈益增强。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经济方面的政治。”在经济的政治性方面，“经济方面的政治”比“经济对政治的负荷”进了一层，经济战略泛政治化、经济实体行政化，据何建华（2002），“政治对经济不仅具有提供秩序的保障功能和提供动力的推进功能，而且具有统率一切经济行为的功能。”
政治结构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并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以农民工为例。外出务工对输出地政治结构影响很大。一是直接影响。回乡创业的外出务工者成为乡村精英，冲击原有的精英体系，竞选乡村领袖。二是间接影响。大量的外出务工者给输出地输入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对输出地的政治结构产生潜在影响。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形成了超稳定政治文化，此种超稳定政治文化就是尊敬长老，从而出现“长老政治”，长老便是村干部，任职时间长，甚至是终身制，且裙带关系严重。随着外出务工的普遍和教育的普及，乡村社会个人主体性不断觉醒，不断地给超稳定的中国乡村民间政治结构施加一定程度的瓦解作用，从而推动乡村政治结构改革。
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发生作用。中国早期现代化迟缓，重要原因在于政治结构发生制约作用。“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政治结构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挫折。那就是，当中国有机会启动现代化时，面对的是一个反现代性的超稳定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而当中国最终被纳入现代化潮流中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予以保证时，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却发生了严重危机，丧失了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的能力。”1978年中国开始了现代化新旅程，根本原因在于邓小平发起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第一次大讨论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次是姓“社”姓“资”大讨论。第二次大讨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表现。“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从直接层面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推力和主导因素依然是政治因素，但却是以学术文化的重新发育和直接渗入政治文化为前提的（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强劲支持。政治结构方面的变化很大。一是调整国际政治关系，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中国都与外国发生关系，互利互惠；二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三是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四是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理论。政治结构方面的诸多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
3）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相互作用
阶层分化对政治秩序产生影响。社会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社会流动隐含政治不稳定因素。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地位、位置的变化，包括个人所在地理空间的变化和所在阶层的变化。现代化速度快往往导致社会流动也快，但如果政治体系没有及时发生变动，容易引起社会动荡，阶层冲突势必发生。西方的功能主义与冲突主义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结论。功能主义认为，阶层分化有利于政治稳定；冲突主义认为，阶层分化隐含政治不稳定因素。社会阶层一般分为上、中、下3个层次。历史经验证明，中间阶层是维系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中间阶层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稳定，因为中间阶层职业多元化，并且最保守。
阶层的分化，导致政治分层。“根据社会决定国家的现代政治逻辑，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必然会对其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结构变化的广度和深度。”“如果人们与政治的关系成为稳定的和重复的关系，并且不同的人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由于社会的评价有着地位上的高下贵贱之分，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形成政治性的社会分层了，这就是政治分层。”从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可以考察政治领域的分层。政治权利是指人们参与政治过程并影响政治决策的权利；政治权力是实际掌握的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强制性分配的力量。一个人有政治权利我们说他“享有”，一个人有政治权力我们说他“拥有”。享有政治权利的人不一定拥有政治权力，但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必然享有政治权利。从政治权利的角度分析，政治阶层存在有权利者阶层、谋求权利者阶层和无权利者阶层之分。社会流动加剧，必然出现谋求权利者阶层，并日益强大，可以说谋求权利者阶层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推动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随着民主化的推进，政治权利享有者的范围必将扩大，公民可以通过投票、游说、提出建议等方式参与政治事务，政治由此成为众人之事，大家都有政治，政治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政治权力也存在分层。“将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两个标准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现代政治领域的阶层划分为4个层次：有权者阶层、谋求权力者阶层、政治参与阶层和政治冷漠阶层。”
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影响政治民主、政治合法性。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民主政治无法产生，橄榄型的中等阶层（西方统称为“Middle Class”，在中国，有时也译为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的社会结构是人们向往的目标。中产阶级逐渐占主体的时候，便是民主化进程加快之时。
据严海兵（2006），亨廷顿在解释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时说道：“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政治合法性是描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一个评价指标，它是指作为被统治者的社会民众对一个政权的接受、认可和支持。至于民众为什么要接受、认可和支持某个政权，则涉及合法性的来源或基础问题。戴维·伊斯顿在对“一般系统”的分析中，指出了合法性存在的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3种来源。政治合法在于政权的运用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现政权难以继续存在，政治统治难以持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主体阶层发生转移，政治结构也应相应调整。
从规范的角度，利益团体政治对政治体系是好还是坏，没有形成定论。“利益团体在政治舞台上积极活动，引导公民参与政治事务，对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专门研究、发表意见、提供信息，特别是着力影响政府官员与政府机构的政策，监督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的作为，与政党一起担负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职能，这种政治形态，称为利益团体政治。”美国一些政治学家重视利益团体政治，把它视为现代国家政治过程的核心。
美国的利益团体活跃，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响，利益团体政治强盛于政党政治。西欧各国利益团体政治弱于政党政治。在发展中国家，利益团体对政治的影响力一般都很小。
政治结构影响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要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服务于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与政治制度密切相连，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必然对政治制度变迁提出要求。要适应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提出的要求，政治制度除了要发挥自身应有的功能外，还要为培育合理、健康的具有现代性的社会阶层结构而发挥相应的功能或增加新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要求政治制度在自身结构构建方面包含相应的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在功能、结构方面的发展，又会在政治制度的特性方面表现出来。”“随着政治系统的政策调整，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了实质性的转型，在20多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和不平等等特征。政治系统必须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积极地对政治结构做出相应的调适，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转型，以形成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4）文化结构与政治结构相互作用
文化的作用巨大。“美国当代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人类之间发生的冲突，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由此可见，文化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在通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冲突将是人类各种差异之间最根本的。”
政治文化具有社会性、差异性和变动性特征。在一个国家，文化千差万别，但政治文化趋于一致，具有社会性特征。“政治文化的社会性是指它是一个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比如，一个国家是由多民族构成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其既有的传统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同样，一个国家可能存在着多种宗教，不同宗教的信徒也拥有不同的宗教文化。但是，他们同处于一个国家之中，并接受同一种政治文化，从而赋予国家以文化的凝聚力。”尽管政治文化具有社会性，但政治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主体差异，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政治文化和民主政治文化上并不完全一致。中国政治文化结构经过了一元、二元、三元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时期，马克思主义没有传播到中国，西方政治思想也没有对中国形成冲击；第二阶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并存时期；第三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时期，中国政治文化呈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兼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思想的三元化格局。在精英政治文化主导大众政治文化的同时，大众政治文化也助推精英政治文化，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基层民主自治的推进，大众对民主、法治的要求日益强烈，从而推动精英更加关注和重视政治民主化、法制化。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结构出于变动期，因此政治文化尚没有进入稳定期。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思想为补充的有序的多元的政治文化格局，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
政治文化在文化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对政治结构发生基础性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的灵魂，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结构、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如何、政治结构如何发展变化等都深受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结构要有相应的政治文化支撑。“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结构序列。政治文化处于这个结构的深层，是一种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因素。所以，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改变一种社会制度容易，而改变一种文化却较难。反过来，当一种政治文化发生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也必然会悄悄地发生改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表明，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没有在苏联和东欧扎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通过政治文化建设进一步巩固政治统治。“总之，几千年形成的政治文化主导、伦理文化支撑的文明模式，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基础或出发点。”
政治结构也对文化结构发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