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平的肌力开始明显恢复，上肢肌力已达到4级；几天后，双下肢肌力也达到了4级左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指数明显上升，所有相关检查也都陆续回报着一个个积极努力后的良好指标。
终于，他的眼里有了新生的光芒，“沉默”了许多天的他，再一次用眼睛、用手示意着，让护士将写字板和笔递给他，用虚弱的手臂支撑着，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多拿几瓶（矿泉水），让护士一起喝，也给我喝”这样的话，医生护士笑了，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弟弟们也笑了，全都含着热泪笑出了声。他又写道：“（你们）说我能、我一定能康复……（我要）建立起必胜的信心。”
生死历练造就了别一种英雄。5月1日，在医生护士们全力构筑的第二道防线的顽强抵御下，张建平终于彻底地摆脱了病魔的控制，终于彻底地摆脱了呼吸机的控制与严重贫血的侵扰，又一次突破死亡线、胜利归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夏虽一季，色可分三：一分骄阳烈烈；一分碧草青青；一分清泉潺潺。
心灵的窗户在仲夏的晨阳中被一扇扇推开后，让我看到了整体美的境界：一种卓尔不群、一种精到细腻、一种内质的美感——在刀尖上跳舞的这个特殊群体，又一次雕琢了新的生命和应有的尊严——这才是它真正的品质；难行能行，难为能为——ICU全体医护人员又一次用智慧、心血和汗水发掘了生命的本原——这就是ICU真正的价值；他走进这个门，仿佛走进了生命的隧道；走出这个门时，他才走完了一段真正意义的历史——那是英雄的历史——用鲜血、坚强和生命大写下这段历史；那又是奉献的历史——用呕心沥血、用奇智超拔、用精诚大医，淋漓尽致地诠释了生命奇迹的这段历史。
“请让我沉浸下来/喝一口瓦尔登湖的湖水吧。”我却不是来听水的声响、独享这份恬静的。我希望在这清澈的湖水里，饮一口智慧之泉——一种助人奋发的智慧之泉，一种让我从此拥有梭罗意义的精神之泉。
《黄河文学》2007年第2期
随笔五则
心碑
最早认识这家医院，是在“文革”那年的春夏之交——我从北京亲戚家“串联”了半年刚回到家，家人说要去南门外的医院（那时还不是现在这个名称）接妹妹出院。到了医院，却没能接上——我们和老妈、妹妹失之交臂。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每每说起妹妹当年住院的事，都慨叹不已，说：那年你妹妹先被送到了市里的一家医院，眼看着大半天过去了，妹妹的病情越来越重。医生说，孩子误食进体内的蓖麻子的毒素已经侵及大脑神经了，你们还是赶紧送大医院抢救吧。你姥爷没别的办法，背起你妹妹就往南门外赶。他心里急，个子高、步子迈得又大，我跟在后边紧追。到了医院，天已经黑下来了。医生赶紧把她放在病房的抢救台上，整整抢救了一夜又一天，一直守着她。到第二天晚上，你妹妹终于睁开了双眼，两只大眼睛扑噜扑噜到处看个不停。医生们就逗她说，你看你这是到哪儿来了呀？她那年还不到6岁。不是你们医院，不是儿科的那些个医生，你妹妹早就没命了。
那些医生可真好啊。说到这里，已是满头白发的母亲，两眼里顿时充满了温情。她顿了顿，又说，我守在你妹妹的病床旁，一步也不敢离开，没法去买饭来吃，医生一看说，不吃饭哪能行呢？就从食堂打来饭送给我吃。母亲又重复着说，那真是些个好医生啊。我问，妈，你还记得医生的姓名吗？母亲想了想，说，只记得那两个女医生一个姓王，一个姓鲁。她叹了一口气说，也不知她们现在在哪里，都怎么样了。
听母亲说这件事，有若干次了。病灾，对一个家庭，是天大的灾难；对医生来说，见过无数，救过无数，不足为奇了。那两位医生肯定记不起40年前的这档子事了吧？她们从医一辈子，救过的人无数，哪里还能记清何时救过何人呢？可我母亲记得真真切切。妹妹碰上这两位仁义有加的好医生，是她命大、造化大。这两位好医生，实是我们家的福星啊。
一个人做了让人口口相传的事，那是口碑；做一辈子让无数人口口相传、又让无数人能铭记一辈子的事，就是心碑了。
曾听人说起这样一件事。那年，有位老年患者挂了呼吸内科专家的号来看病。一进诊室门，见一位慈眉善目的老教授抬起头来，面带笑容，用自己手心朝上的右手向着对面的椅子，和蔼地让座说：“您老请坐。”患者对人说，“您老请坐”这句话，让我记了20年。这位呼吸内科专家就是郭仓教授，在全国也很知名，他于1965年随“六·二六”医疗队下放到宁夏，20世纪80年代才回到天津。如今，他已是近百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了，他自然不会记得，自己在几十年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的。
医生不曾记得，但，患者全都铭记在了心上。
医者，仁也；大医者，大仁也。一种恩情似海、一种恩重如山的记忆，是由难以计数的患者乃至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永久珍藏着的。
“品”字如山
记得陈树兰教授的人，上有高级轿车频繁进出于医院的达官贵人、颐指气使的高官亲属，下至屏声敛气的下台干部、骑自行车或挤公交车的普通市民、平头百姓，更有坐毛驴车、搭长途客货或手扶拖拉机的乡野草民。不管谁，在她这里，只一个身份——患者，只四个字——治病救人。
百人千人记一个人容易，一人记百千人不易，尤其是在半个世纪这样长长的记忆里。鲜有逛街习性的陈树兰教授，偶尔兴趣所至，去到繁华闹市，总会碰到“素不相识”的人，老远就迎将过来，很熟络、很恭敬地与她寒暄，向她问好致意。陈教授想也想不起这些极热情之人是何许人也，复问，方知是N年前，曾被她救过一命的人，或是被救之人的儿子辈、乃至孙儿辈的什么人。病房的医生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曾有弥留之际的慢性恶病质患者，非要见她不可，不见她到病床前看自己一眼，是不甘心咽那最后的一口气的。
陈教授已是古稀老人，从医五十余载。前三十年，因德行、学识、技术而早已盛名的她到底救活了多少人呢？我曾想问清楚，或大概想弄清楚，这个数字应该是多少。追问陈教授，她无可无不可地摇摇头，一阵爽朗地笑过后，很外交口气地对我说了句“无法统计”。偏想追根溯源的我，只好按保守估算、外加想象地推理，经她手亲自挽救重返人世的生命，至少成千吧。
名气大、威望高、干巴瘦的陈树兰老太太，走路仍像一阵风，说话依旧干脆利落，临床睿智不逊当年。时至今日，她还在忙活，忙得年复年、月复月、日复日，忙许多人、许多事，所有的忙也只一个内容——治病救人。
做人讲人品，行医论医品。要我看，“品”字的结构好有一比：先以两个“口”字做牢固基础，医品之基胜而起势，高而超群；医术之峰垒如雄峰，峻而挺拔。这才是：医品高洁，堪为良医；良医行道，实乃大医；大医精诚，造福百姓。
一辈子能做成这样的人、这样的医生的，有不少。陈树兰教授，则是旗帜。
意境高远，小即为大
几年前的那些个冬天，我只要在医院里遇见退休返聘的郑传经教授，都见他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身着一件蓝色的、厚实而硕大的羽绒服，匆匆忙忙地向病房、或向门诊的方向远去。好有意思啊，那本就亮色的羽绒服，两只袖口上，偏补缀着两圈土黄色的布。老远看到他，老远先就看到了那两圈土黄色布面的羽绒服袖口。那独一无二的袖口，就给我留下了经年难忘的印象。
今天的年轻医生，已很难听说他了，这位当年的湘雅医学院的优秀学子，后来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儒雅医生，再后来的堂堂的老专家、老教授，在这老少边穷的宁夏，给那些大多贫病交困的患儿诊病。他那严谨的医风、学风在此暂且不提，那是要很费些笔墨的，仅只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让我将它作了一把尺子在心底里暗藏——暗自衡量一名医生是否“仁者爱人”的尺子——只要天冷，郑传经教授在将听诊器的听筒搁在那些个小小瘦瘦的胸脯上听诊前，都先要在自己的手心里将其捂上一捂。乍听他的这个习惯性“小动作”，没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举止，及至某次，某医生也给高热中簌簌寒颤的我听诊时，我才感同身受地体验到，那个金属壳的听诊器乍一挨到皮肤上，是多么的冰冷啊。
儿科那些可被视为郑传经教授的弟子们的医生，大都将他的这个“小小的美德”传承了下来，尤其邱银萍副教授。
时至今日，传承这种美德的，不只儿科医生，也不只先将听筒捂热这样的“小美小德”。
怎一个“好”字了得？
一日，眉目俊秀的马瑞霞医生正全神贯注给患者做鼻腔手术，患者突然打了个大大的喷嚏，鼻血随之如喷枪样，从鼻孔射出，正正地就喷到了马医生戴着口罩的脸上。患者看着马医生口罩上、脸上的鲜血，一下愣怔住，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术前，马医生就叮嘱他一定要忍住，一要张嘴、二要深呼吸、三不要动，否则影响手术操作。可患者到底没能忍住。
按当下对医生形象的想当然的推理，患者被呵斥、遭责骂是逃不掉的，患者挨上几句，他也是无话可说的。但此时，却听马医生轻声一笑，柔声柔气地说道：你把血喷到我的脸上了，我去擦一下。对不起，你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很快返回诊室的马医生，手里多了一块湿毛巾。患者正纳闷呢，却见她小心地将湿毛巾盖在自己的嘴上，继续做起了手术。患者事后对人讲，我当时简直内疚得不行。把那么漂亮的女医生的脸弄得那么脏，她一点儿都没责怪我。她真是个好医生。马医生听到别人这样说，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道，谁让我选择了这一行呢？既已选择了，就没办法嫌这嫌那。
郑西卫尤其是位好医生，但又怎是一个“好”字了得？他曾经不顾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满嘴的痰液、血液以及可能被传染的危险，毅然俯下身子，为这位突然呼吸骤停的患者做口对口人工呼吸——这位60岁的患者刚入院，突然咳痰、咳血不止，痰因黏稠堵塞气道，导致呼吸骤停——老头儿的两个儿子和同病室的患者们看到郑西卫的举动，惊呆了，郑西卫却不顾一切，继续为那百分之一的希望努力着。麻醉科值班医师赶来做气管插管，一抬头，发现了郑西卫脸上的血迹和痰迹，急忙对他说：“你看你脸上的血痰！”郑西卫才去匆匆将血痰擦了去，继续抢救患者。患者很快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终因病灶癌细胞在体内广泛转移而逝去。但痛失父亲的儿女们，因郑西卫的仁德油然而生的感动，便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刻在了心上。
看到这些，有些医生可能会不可思议地这样想，患者既已是癌症晚期，这样的抢救又有什么价值呢？我问过郑西卫，他说他当时没有想其他的，他就想到一点儿：救命要紧。
不由我不敬重他，郑西卫想到的那“一点儿”，却是做一个医生应有的全部；不由我不信，患者家属的那一种感动，一定印痕鲜明，一定难以磨灭。
背影的意义
那年晚春的一个寒夜，当隔离病房最重的那位“非典”患者病情突变、心跳、呼吸骤停的危急时刻，王晓麒医生闻讯疾速赶来，连防护服都来不及往身上套，就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隔离病房，为“非典”患者做起了胸外心脏按压……在“谈‘非’色变”的非常时期，隔离一线防护服的复杂程度，只有用数字才能描述清楚：医生、护士必须从里向外穿4层防护服；头戴棉布工作帽2个、外加一次性帽子2个；防护眼罩1副；脸上捂2个16层的纱布口罩、外加一次性口罩1个；手套须戴3层；脚上套一次性鞋套3层。据当时一线的医护人员讲，以上装备穿戴整齐最快也需时40分钟！这样的装备是在宁夏，在国内某些医院，一线的医生护士们则全副武装得像太空人般。
而此时的王晓麒医生，在最危急的关头，什么也没穿、没套，就一头冲了进去，好像他打了疫苗似的，好像他就不会被传染似的。那种速度，是长期处于应急状态的一种本能反应；那种无所畏惧，却是职业境界使然，非一般人所敢想、所能为。后来，他的科主任告诉我一个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的细节：那天晚上，王晓麒医生脚下穿进隔离病房的，是花了300多元钱、才买了不几天的一双簇新的旅游鞋。科主任硬是让他把这双新新的鞋烧掉了。其时，王晓麒医生的家刚从外县搬来，租住农民房，所有的困难凸现在这个租住房的角角落落。科主任与副主任一商量，一人掏一半钱，给他买了一双新旅游鞋。
关于抗击非典，那时的溢美之词数不胜数，但我只记住了一句，我敢说，唯这一句颂扬之词，最是让人感动的：“你的背影，是我眼中永远也消失不了的地平线/你的背影，是我心中永远也难以忘怀的万里长城。”多么高大而神圣的背影啊。但，我想，诗人他也不是坐在家里、捧着脑袋硬憋出这样的美句的，定是先要有如王晓麒这样众多的好医生，才会产生“背影”这样的好诗句的。大凡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能够筑起万里长城般的“背影”的，岂止一个两个、十个八个？
“五则”过笔、过心，我相信，这一种卓然超越的独立人格，一种丰富的内心世界，一种承担一切的勇气，是完全可以点醒平庸、明心见道的。
《黄河文学》200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