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脚比“大脚”（正常发育）小，却比外婆的小脚大，略有些畸形，左右脚各有两个脚趾弯向脚掌心。母亲曾对我们说过：“旧社会时，村子里的女娃四五岁起就要开始裹脚了。我四叔最反对裹脚，早早就对你外婆说，你不能给她裹脚，你要是给她裹了，看我怎么跟你算账！你外婆只好罢了手。可她最后还是没有听我四叔的话，我长到五六岁，她硬是背着我四叔，拿来一根长布带子，左哄右劝地给我缠了脚。”
母亲说，用来裹脚的是一米见长的白粗布，也叫土布，外婆把布撕成几根10厘米宽的布条子，先从脚尖开始，除两个大脚趾外，其余几个脚趾硬往脚心掰，同时用布条子环着脚用力缠裹，一圈环压一圈，一直裹到脚心、脚后跟，然后倒转从脚后跟、脚心缠裹到脚尖。这一层裹完了，又撕2厘米宽、一米长的窄布条子，从脚尖一圈圈缠到脚心，再用粗线绳从脚尖勒到脚心后系紧。
母亲说，她的两只脚被外婆给缠裹得死死的，疼得火烧火燎，像抹了厚厚的一层辣椒面，到了后半夜，脚趾头钻心地疼痛，疼得合不上眼、睡不着觉，一个劲地哭，大声哭喊着央求外婆，求她把缠脚布给解开。外婆硬是不答应，狠着心肠不给两只脚松绑，并成夜不睡地守着母亲。后半夜，趁外婆打盹儿，母亲赶紧在被窝里连扯带拽偷偷解开了长长的布条。可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外婆发现了，外婆又连哄劝带吓唬，将母亲的双脚重新给紧紧地缠裹上，然后看住母亲，不让她再扯掉。彻夜难眠的母亲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把两只脚搭到窗台上，让冷风吹，以减轻些许疼痛。
秋到冬、春复夏，外婆与母亲之间，拉锯战一样，你裹了我拽、你拽了我再裹，时裹时放、时放时裹。母亲说，四叔来一次，就冲外婆大发一次脾气，并三两下扯掉裹在母亲脚上的一圈圈、一层层缠脚布。二对一的拉锯战竟持续了两年左右。这期间，外婆还像赶任务似的赶做小脚鞋，做完一双，接着做第二双、第三双……她用结实的麻绳纳鞋底，麻绳针脚儿纳得又细又密，用蚕茧抽出来的丝捻成线，用丝线纳成硬邦邦的小脚鞋鞋帮。几双鞋是一双比一双结实，一双更比一双“袖珍”，最小的一双被称作“一张牌”，也就是说，鞋的大小与当时玩的一种牌的长度一样。外婆刚做好第一双最“大”的鞋，就将母亲还未裹小的脚硬给塞进去让她下地，母亲说她从炕上慢慢挪到炕沿，两只脚一挨地没站稳，“扑通”摔倒在地，她扶着炕沿慢慢站起来、慢慢地挪动脚步……
就这样，外婆接着给她裹脚、接着给她换更小号的鞋……
后来，母亲的脚还是被“解放”了，因为她的哀求哭闹声和四叔的坚决反对让外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母亲七八岁时，外婆答应以后不再给她裹脚了，这种痛苦才终于结束。但，母亲这双被“解放”了的脚，已经留下了封建陋习的永久烙印。
如非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哪会想象出，那本应正常发育的脚，怎么能“变”得小如粽子、严重畸形，却被美其名曰“三寸金莲”呢？
缠足是古时就有的一种陋习，起源则说法不一。民间传说始于隋，宋时广为流传。又相传南唐后主李煜令宫嫔瑶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美称“三寸金莲”，由是人皆效之；另说始于南齐东昏侯时。女子用布帛紧扎双足，不惜忍受剧痛使足骨变形，将双足缠成尖形并且四趾弯向足底，使脚型尖小如笋。当时的人们普遍将小脚视作美的标准，把裹过的脚称为“莲”，不同大小的脚是不同等级的“莲”，三寸金莲是当时人们认为妇女最美的小脚，甚至还有裹不到三寸的。宋代诗人苏东坡曾专门作《菩萨蛮》一词，咏叹缠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被称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明末张献忠进占四川时，大刖妇女小脚，及至堆积成山，名金莲峰。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极力反对汉人的缠足风俗。康熙三年，一再颁布禁令，推行男子剃发、女禁裹足。武力迫使汉族男子屈服执行，却并未达到禁止女子缠足之目的，故有“男降女不降”之说。康熙七年又罢此禁，可见缠足之风已根深蒂固。也正因此，妇女缠足在清代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各阶层女子，不论贫富贵贱，纷纷缠足，甚至远在西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开始了缠足习俗。与此同时，女子小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与关注。这一时期，脚的形状、大小成了评判女子美与丑的重要标准，作为一个女人，是否缠足、缠得如何，将会直接影响到她个人的终身大事。社会各阶层的人娶妻，都以女子大脚为耻，小脚为荣。捏弄把玩“三寸金莲”，成为男人中的一种变态的风气与性嗜好，文人们甚至总结出了小脚的“四美”（形、质、姿、神）、“三美”（肥、软、秀）。太平天国明令禁止妇女缠足。辛亥革命以后，缠足之风始渐废绝，但在偏远之乡，此陋习尚未绝迹。
作家冯骥才小说《三寸金莲》开篇明宗：“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这话玄了！三寸大小脚丫子，比烟卷长点有限，成年论辈子，给裹脚布裹得不透气，除去那股子味儿，里头还能有嘛？历史一段一段。一朝兴，一朝亡。亡中兴，兴中亡。兴兴亡亡，扰得小百姓不得安生，碍吃碍喝，碍穿碍戴，可就碍不着小脚的事儿。打李后主到宣统爷，女人裹脚兴了一千年，中间换了多少朝代，改了多少年号，小脚不一直裹？历史干它嘛了？上起太后妃子，下至渔女村姑，文的李清照，武的梁红玉，谁不裹？”
缠足的切肤之痛，我的老外婆、我的母亲都有过亲身体验。在封建的旧中国，“三寸金莲”是每个妇女安身立命的本钱，是守妇道、知孝悌的标志。一双“天足”是会被所有人、包括被妇女们耻笑死的，会连婆家也难找。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后马娘娘，都因为有一双天然大脚而备受嘲笑，况一般百姓乎？
“天地之性人为贵”。圣贤先哲的语录告诉我们，人秉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与尊严。然而，讲礼治秩序的封建中国，“礼”与“理”夺去的，恰恰是人的自由与尊严，尤其夺去的是旧时代中国妇女的身心自由与人性尊严。胡适曾说过：“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工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
我有一万个庆幸，首先要庆幸自己及其下一代生长在新纪元、新时代；庆幸自己的脚是“天足”——我穿37码鞋、女儿穿39码鞋——上苍赋予，无人怪叱惊诧，远近高低任我行，自由自在。
早已尘封的历史造就过畸形的人生乃至无数悲剧，今天的时代首先造就的是人、尤其妇女的自由与尊严——这是我等最庆幸的。
《悄悄睁着的眼睛——银川晚报副刊作品精选》收录
2003年6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姓名的权力
姓名是人的称谓，充其量是个符号，以便于人们区分大千世界中的甲乙丙丁、你我他。
旧时，专有起字先生，是那种坐在街头、戴瓜皮帽、穿长袍马褂、从夹鼻镜上边翻着眼皮看你、神情总有点诡秘委琐的干瘦半大老头，实是些老古董。但一些地方，老古董今又时兴，生意还火，甚至很现代地建了起名网站，只缘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
自古以来，国人的精神上，祖先长辈的地位高高在上，社会和家庭结构对后辈而言，是很有约束力与传承意义的，而姓名，正是此一精神价值的象征和族脉的延续符号。因此说，姓名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件“礼物”。起名的过程，实乃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乃至哲学、历史之精髓之综合品位。然而，再金贵的名姓，它也只是个符号，对于普通人来说，并无太特别的意义。未必给你起了“满囤”，低标准时你家的粮仓就会满盈；起个“玉帝”，你就是谁派来的？起了“文革”，你就要对十年动乱负责？
但姓名对人、尤对今人的意义，还是非同小可、不能小视的。
一次，在医院里公布有选举权的公民名单时，一位老知识分子不依不饶地、对抄写名单的人大吼了一通，说你们是没文化还是怎么的？把我的姓名都给篡改了。姓名是公民权的重要权力，怎么可以这样随便？
老教授指着《选民证》上姓名一栏三个手写的钢笔字，对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说，你看看你看看，一共三个字，就错了两个，这也太不严肃了吧，太不尊重人了吧。这位负责人拿起《选民证》一看，姓氏后边的两个字笔画较多，不知工作人员是为写起来省事还是怎么的，用另两个笔画少的同音字给代替了。对于姓名书写的对错，人们还是很在意的，但真正较真儿的人并不多。看着老教授气愤的面孔，小青年有几分委屈，不就是三个汉字吗，是个多严重的问题呢？但他还是给改了过来。再次抄写名单，就多了些许小心，怕再有较真儿的人。这老教授屡次碰到自己的名字被写错，又是在动用自己选举权的特殊时期，也就大发了一通牢骚。
这通牢骚倒也发对了，以后，在医院出具的各式名册里，老教授的姓名都按人家的本字给写正确了。还有一个问题似乎更严重——一个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人，特意去找《选民证》，上千张里却不见自己的真姓大名。
她闹到了上级领导那里。大家就觉得她可笑，不就是个《选民证》么，不就是参加个选举大会吗，是奖金给你发少了，还是没给你发工资？值得那么大吵大闹吗？她可不这么看，她把这事看得很重要很重要，走到一处就讲一番大道理。领导好言相劝，赶紧叫人给她补写了一张，她接过写有她姓名的《选民证》，仔细地看过，才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般人对自己名姓被无意写错多半并不较真儿，而最不较真儿、也最无法较真儿的，就数医院里的患者了。从他们穿起病员服的那天起，每个人就有了一个新的称谓——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床位号。你被安排在1床，医生护士就会无数次对你说“1床，打针了”“1床，给你查体”“1床……”云云。说者、听者都简单明了，写者方便，护士“三查七对”时也必得先核对床号，再对姓名。再有入院、也住这张床的后续患者，同样会被喊作“1号”。如果是急诊加床，则按房号叫，例如“2加”。如果这个房间已经加了床了，那就顺延为“2加1床、2加2床”等等。数字是取用不竭的，谁让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了呢？
此时，你的真实姓名，就只是床头卡上、病历文书中的一个暂时“闲置”的称谓了。只有到检查科室接受相关功能检查时，才会被叫到全名。
不知国外医院如何，国内各医院是否都这样？我当时在临床时，用得最多的就是床号，似乎多少年未变。医生护士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患者的感受呢？姓名的权力呢？
记得，有位住过院的作家曾感慨地说，世上大概只有两种地方将人的姓名用数字来替代，一个是监狱；另一个，就是医院。
不过，也有例外。那都是些很有身份的患者，是被医生护士亲切地、极其自然地称之为“张老”或“李老”的尊贵地位的老干部。
王选院士如果不暴露身份也住进普通病房，再感受一下名人“王老”与凡人“老王”的这种称谓上的微妙区别，不知又会给北大学生发何种高见，但我想，他是宁可被人称作“老王”，也不愿意自己的真名实姓被人用数字符号替代的。
这实在因为，姓名权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患者是人，且是患有某种身心疾病的人，那么，患者的姓名权尤其要受到保护与尊重。但实际上，关于患者的姓名，无论是称呼还是书写，却有很多习惯成自然所造成的现实遗憾。
姓名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内蕴深刻，从法律和公民权这个层面上讲，实在是对人的应有权力尊重与否的外化形式。人一出生，就有了姓名，姓名权就伴随人一生。这种权力与其他权力一样，既神圣不可侵犯，更应受人重视。在极需要被关心、被尊重的患者身上，尤其如此。
2002年12月29日《银川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