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种气味，与潮汐有着某种默契。天空开始呈现出大海般引人入胜的蓝。海的味道越来越浓了，连空气也蓝得发亮。我知道这里离大海不远了，甚至就在大海的身边。
我一直踩着自己的影子，低头慢走。阳光是从我背后照过来的，我一直没走出自身的阴影。但这与我的心情没有关系。那种难以名状的惆怅，或与浩茫而渺远的时空有关。念天地之悠悠，这是一片逐渐从大海中淤积起来的陆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是世界尽头的荒凉存在。那时候，这个世界真单纯，单纯得就像那些活跃于原始洪荒中的生命，如在古老的图腾中存在的鸟和鱼，野兽、蛇虫，以及人，所有的生命都选择了大海。
追溯虎门珠江口原初的人类史，其实与今天的虎门人没有直接的血缘传承。那很可能是一个早已失踪的古人类族群。如今的东莞人、虎门人大都是从中原迁徙而来，这从他们世代相传的族谱中可以找到佐证。不过，那些原初的先民其实并未失踪，只是处于深埋的状态，就像那逐渐淤积的陆地把大海顽固地遮蔽了，遮蔽得就像一片绝对的空白，直到某一天，当你有意或无意地打开大地的胸口，蓦然发现，这沉默的大地埋藏着大海的秘密。那曾经的一切，原来从未消失，一直就在你的眼皮底下，等待着有朝一日被揭示。这其实是一种比文字更深刻的揭示方式。
而深埋的历史，又往往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或社会急剧转型或变迁的过程才得以揭示。
揭开虎门的身世之谜，与一条现代化道路直接有关。那是1987年春夏之交，一条连接广州、虎门、深圳、香港的高速公路——广深高速破土动工了，文物工作者在对沿线文物进行调查时，在珠江虎门入海口东岸的村头村发现了大山园遗址。经抢救式考古发掘，在同一区域发现了两个文化堆积层。上层堆积为明末清初的一个村庄遗址，那房舍屋宇已相当气派，很多都是三进院落，这也是相当奢华的乡村宅院了。而在这村庄遗址里也发现了很多船板，那也是典型的鸟船造型，这是我国明代东南沿海一带普遍采用的一种船型，船首形似鸟嘴，故称鸟船，又由于鸟船船头眼上方有条绿色眉，称为绿眉毛。从整个船体看，头小，首尖而体长。船身长直，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吃水较深，利于破浪。除设桅、篷（帆）外，两侧有橹二支，有风扬帆，无风摇橹，行驶灵活，而且篷长橹快，“船行水上，有如飞鸟”。但这种鸟船绝非我想当然的那种像小鸟一般的轻舟，据航运造船史家考证，在郑和船队中就有鸟船，船长三十一米，宽约七米，吃水深达两米多，排水量二百三十吨，有三桅五帆，其中主桅高达二十四五米，使用风力航速最高可达每小时九海里。又加之其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远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这种鸟船，也将在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中频频出现。
而在明末清初的遗址之下，历史出现了大片空白，时空的切换实在太快，一下就从明末清初穿越到了商代遗址，这还真是超越时空的对接，从商代到明清，那数千年的历史在这一方水土上仿佛是绝对的空白。这座商代遗址是一处可以追溯到远古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据说是中国最大的、亚洲最大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贝丘遗址。这也是迄今为止同时期同类型遗址中被发掘面积最大的、遗存最丰富的一个遗址，从发掘出来的房址、灰坑、墓葬、壕沟，到出土的陶质小口折肩罐、釜、豆、器座以及石铲、石斧等遗物，这深埋于厚土之下的遗址，以亘古的存在，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为后世提供了牢不可破的参照物，而出土的陶片之丰富，则为当时广东省考古发现之最。当然，既是贝丘遗址，在其文化层中必然会夹杂大量的贝壳和各种鱼虾类以及软体动物壳的骨骸残渣，根据贝丘的地理位置和贝壳种类的变化，可以了解古代海岸线和海水温差的变迁，大致可以复原当时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这为我们对三千多年前的珠江口和南海提供了某种猜想的空间。
其实不用猜想，透过这些只属于大海的粗粝而坚韧的生命残骸，一个猜测得到了确证，在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岁月深处，所有的生命都选择了大海。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众生，海是万物之始，也是无尽之路。从古东江的流向看，那些早期出海的东莞先民，大都是从虎门珠江口出海的，他们踩着松软的沙土，穿过滩涂上疯长的咸水草，从远古一步一步走过来，而大海就是他们命定的方向，这是他们下意识的生命本能，又何尝不是宿命。每一次潮水都让人追忆，他们在涨潮时扯起风帆，然后迅疾地驶出了珠江口，一条迢迢无尽的水路，从一代又一代人不停地摇动的船桨下延伸着，辈辈不绝。最初，他们只是本能地追逐着鱼群，自然而然地又开始追逐别的东西，一条路变得越来越长，那是比一千年更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一条历尽奇险的淘金者之路。多少人的淘金梦就这样漂洋过海，一些传奇中的海盗必将成为他们的真实遭遇，还有比海盗更可怕的风暴。而在另一个涨潮的时刻，潮水会把一些漂浮的尸身和碎裂的舢板带回来，带回他们出发的地点。而无论远去还是归来，又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归来，这里的人都像野生的莞草一样生生不息，眼下，还有赶海人在潮水退却后的沙滩上刚刚留下的脚印，正透出湿润、清冷的光泽。
二
掀开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虎门就是第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
多少事早已耳熟能详，但偶尔那么不经意地一问，却让脑子猛地一顿。
林则徐销烟，为什么偏偏选在虎门？谁都会说那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为什么偏偏做出这样的选择？一个疑问接着一个疑问，历史往往就这样疑窦丛生。我就是带着一个个疑问走向虎门的，这迟到的追问，或许只有大海才有资格回答。
眼前是半透明的水，几乎倾倒了整个天空。但我还不敢确认这就是海。
对于我，这里并非远在天涯，只是近在咫尺的海角。但我依然不敢确认眼前就是大海。河流与大海，在交汇漫漶中难以分辨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连天际线乃至时空的边际也模糊了。当我走到这样一个海角，一个极为渺小的人，面对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水域，真有“心事浩茫连广宇”之感。人类的心事或心胸很大，而眼界又极其狭隘，就像卡尔维诺笔下的帕洛玛尔先生一样，他并没有太大的奢望和野心，从一开始就没想要看清整个海洋或整个海浪，只想简简单单地看清海浪中的一个浪头、一朵浪花，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望着一个海浪在远方出现，渐渐壮大，不停地变换形状和颜色，翻滚着向前涌来，最后在岸边粉碎消失、回流，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很难把一个浪头与后面的浪头分开，后浪仿佛推着它前进，有时却要赶上并超过它；同样，也很难把一个浪头与前面的浪头分开，因为前浪似乎拖着它一同涌向岸边，最后却转过身来反扑向它……
天才的卡尔维诺，在此其实无意于描绘风景，而是为了揭示人类在浩渺时空中的处境，哪怕你只想看清楚世界的极小的一部分是怎么回事，你也很难看清楚。人类在时空中的渺小与局限，也因此被他揭示得触目惊心。这其实也是一个人与时空的寓言，无论渺小如我，还是伟大如林文忠公，你只有通过这个寓言才能理解其处境，其局限，其眼界。否则，你对这个人就会抱有某种苛求或偏见，抑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其进行超越时空的神化。
眼下，我只能看见无数的浪花不停地颤动和闪烁，根本就分不清哪里是河流哪里是海洋，但至少可以确认，这是一座海门。从自然地理看，这是一座屹立在珠三角几何中心、以南海为背景的海陆之咽喉、岭南之门户。曾几何时，在那还没有明确海权意识的帝国时代，虎门就已被赋予双重的使命，一座扼守南海、拱卫大陆的海门与国门。
大海边的人把每一个出海口都称作——门。沿着南海蜿蜒而漫长的海岸线，在这大湾里还有太多的门，每一道门都与珠江直接有关。这条南方的大江不同于黄河、长江，那两条万里巨川均只有一条主流（干流），从源头一直贯穿大海，而珠江则拥有三大主流，东江、西江和北江，这三大主流从三个方向奔涌而来，交汇为一条南方的大河——珠江，又在河流与大海之间蕴积出广袤的、水系纷繁的珠江三角洲，至此，它们共同的使命已经完成，然后从八大口门奔向它们最后一个方向，南海。
这时候最好摊开一幅珠江口或粤港澳大湾区的水系图，这样才会清晰地看见，珠江是怎样从东向西通过八大口门奔向南海的。这八大口门，又分为东四口和西四口，东四口从东向西依次为东莞虎门、番禺蕉门、中山洪奇门（又称沥口）和横门，珠江之水通过这四口注入伶仃洋（又称零丁洋）；西四口为珠海洪湾磨刀门、斗门之鸡啼门和虎跳门、新会崖门。这每一个口门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而历史上的珠江又称粤江，原指广州至虎门的入海水道，在历史文献中习称内河、省河。南海在广东一带又习称粤海。从狭义上说，虎门乃是粤江通向粤海的唯一入海口。即便如今对珠江有了更广泛的定义，虎门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珠江入海第一门，其潮汐吞吐量一直位居八大口门之首，其年径流量差不多占珠江三大水系入海总径流量的五分之一。
一个迟到的追问，至此有了第一个答案，林则徐虎门销烟，这其实不是他的选择，而是自然地理给出的一个标准答案。
三
大海无涯而岁月幽深，追溯一个千年古镇的由来，必然会追溯到大海。
在更渺远的时空中，这一方水土一直以水的方式存在，为大海的一部分。虎门为江海夹角冲击地，在濒临海岸线一带一般鲜有崇山峻岭。此地为东莞大岭山一脉延伸的西南区域。据《东莞市志》载：“东莞无明显山脉。境内之山多出自梅州地区的梅县与兴宁县北的大望山，西入紫金，东条南入惠阳县境，再入东莞境内，分东、中、西三条。”虎门境内之山属紫金山脉之西条分脉，其最高海拔高度是位于镇境东北部的大岭山，海拔超过五百米，这在沿海地区已是相当高的大山了。除此之外，虎门境内便只有一些小山岭或丘岗，如大人山、凤凰山、鹅公山、纱帽丫山等，皆以象形赋名，高者一百多米，低者数十米，或成群排列，或零散分布的小山岭，如岛屿状。早先，这些山岭丘岗其实就是于大海中崭露头角的岛屿，据地质钻探显示，在如今虎门镇中心区内，地层结构的第一层为淤泥软土层，而被纳入珠江主流之一的东江，古时亦于此入海，又为南伸入海的大人山脉散列阻挡，随着潮水的涨落起伏和河流的长年累月的冲积，江河运滞物在岛屿间回环沉积，日积月累而淤积成陆。所谓沧海桑田，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吧。
一个地方太古老了，只有穿越隐藏的时光，才能看见那些深得看不见的东西。
追溯虎门的历史，先要追溯虎门之名由何而来。那各种说法虽各有道理又莫衷一是，最接近真相的往往是传说。这里就从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开始吧。相传，南海龙王就盘踞这如今广州南沙区万顷沙东边的龙穴岛，他有个名叫阿娘的女儿。这小龙女终日待在龙穴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于是一个人溜出龙穴，上岸游玩。她正在一个鸟语花香的丛林里玩得乐不可支时，一只饥饿的母老虎突然扑将过来，小龙女逃进了一个小渔村，才逃过一劫，但她在猛跑中蹬掉了一只鞋子，那鞋子飞入珠江口东岸，化作了一座岛——阿娘鞋岛。这岛上后来建起了威远炮台，随着威远之名远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易名为威远岛，其主峰又叫老虎山。在虎门境内，除了离大海较远的大岭山，这老虎山在濒海岸线一带算是最高的一座山峰（海拔148米）。而那个庇护了小龙女的渔村，保佑小龙女的平安，就叫太平村，即后来的太平镇，为今虎门镇的前身。
一个民间传说犹未了，那随后赶来寻找女儿的南海龙王，远远就看见那母老虎张着血盆大口追赶小龙女，于是大发龙威，挥起一条龙王杖痛打母老虎，那母老虎正怀着身孕，一下就被打落水中，还打下了一只小老虎。这一大一小两只老虎从此就被南海龙王用一把金锁锁在珠江口的江心，化作了大虎山和小虎山，说是山，其实也是两座江心岛，又称大虎岛和小虎岛。这两座虎山对峙如门，合称虎门，门中挟持着一条水道，或称虎门水道，或曰太平水道。这是一条通江大海的要冲，一直为珠江主要入海口。历史上，从广州珠江天字码头或黄埔港入粤海、下南洋，或由粤海入虎门，可直达黄埔港和广州城。这两虎把门，又形成了一道拱卫南疆的天险要塞。
又相传南海龙王那一棒打得特别凶悍，一条大棒断为两截，飞落水中，化作了两座狭长的小岛——上横档和下横档。南海龙王将大小二虎穿鼻而锁，那锁住大小二虎的金锁则变为上横档岛旁的金锁排岛，而在珠江出海的咽喉处便有了一个穿鼻洋。据说那被锁住的大小二虎，母子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咫尺天涯，却是可望而不可即。为了挣脱锁链，它们发出一声声怒吼，那虎啸之声如狮吼一般，在珠江口内掀起一阵阵惊涛骇浪，于是，人们便把珠江口内那片水域称之为狮子洋。但无论它们怎么挣扎和吼叫都是徒劳的，一对母子永远深陷于这孤苦伶仃的命运中，只能对着南海望洋兴叹，于是，人们便把珠江口外那片水域称为伶仃洋或零丁洋。
对这一系列民间传说，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加以转述，只因它所涉及的每一个事物，或象形指事，或会意形声，都直接指向了我接下来要抵达的一个个历史现场，从虎门朝着大海的方向看，这是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穿鼻洋——狮子洋——伶仃洋——外伶仃洋，这也是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的粤海主战场。而在海权意识还不那么清晰的帝国时代，外伶仃洋就是外洋了。即便拥有清晰的海权意识，但凭大清帝国广东水师那单薄的船艇，那也是他们鞭长莫及的海域，只能望洋兴叹。
这也是民间传说或民间智慧对历史的回应。如果没有这些民间传说，对虎门数千年来的历史几乎无从解读，这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小边地，历史几近于空白，所谓正史对它几乎是不屑一顾的，而民间传说恰恰是对历史的弥补或互补。
四
我的目光依然在下意识地深入。在我视线的尽头，是伶仃洋。如果你能看到更远的地方，那就是外伶仃洋。她很空，在历史留下的大段空白中，只有押解文天祥的那艘战船从七百多年前的那个早春一路颠簸而来，一个孤零零的身影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伶仃洋上出现，这其中仿佛有某种宿命的意味或神秘的暗示。那是南海万物萌动的季节，在大海深处，鱼群正在迷人的蓝色波澜里荡漾，鳞片闪烁，还有多少不可知的生命，来不及在这个季节中一一展示，一场历时二十多天的大海战便宿命般的爆发了。
那是南宋王朝的最后一场血战，他们的敌人不是来自大海，而是来自北方的蒙古铁骑。马蹄声一阵紧似一阵，但他们弯弓射落的已不是蒙古草原上空的大雕，而是南海的海鸥。剑拔弩张之下，一个来自漠北大荒的游牧民族和一个根深蒂固的大陆民族，第一次以大海为战场，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的大海战。诚然，这场海战并非发生在虎门，而是发生在珠江的另一个入海口——新会崖门。虎门为珠江入海口最东边的一个，崖门则是珠江八大口门中最西边的一个，东有崖山，西有汤瓶山，延伸入海，就像一扇半开半掩的门。在这场宋军水师和战船均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决战中，令人不可思议的荒诞一幕发生了，宋军在作战时先是主动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接着又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城，结果是把一场原本该是波澜壮阔的海战变成了海上的陆战、阵地战。那让蒙古人望而生畏的大海，原本是宋军水师可以凭借的天险，他们却放弃了这一天险，把一场胜券在握的海战变成了悲绝的背水一战、最后一战，那个结果已经注定，此战葬送了挽救一个王朝帝国的最后一线生机。在全军覆没后，丞相陆秀夫背着年仅九岁的小皇帝蹈海殉国，而南宋也成了中国第一个在大海中沉没的帝国。
在这场海战爆发之前，南宋左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就已被俘，“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他这两声叹息，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实更令人黯然神伤。零丁洋就是伶仃洋，而惶恐滩则远在文天祥的江西吉安老家。他知道自己永远也回不了自己的故乡了，他真切地感觉到的只有海浪的起伏、船的倾斜与剧烈摇摆，但他的身体站得很直，他必将把自己伫立为一个民族不屈的形象。而在他的身后，只有血泊与浮尸。据史载，崖门海战七天过后，海面依然浮尸十余万……
那其实不是一个结局，更像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在未来的七百余年里，中国人似乎很少关注这个寓言本身的意义，他们更多地关注着一个又一个民族英雄用骨骼、头颅和热血书写的“正气歌”。中国从来不缺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国士，也有一代一代在惊涛骇浪中为中华民族蹚路的人。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大陆民族，早在先秦时代就开始“直挂云帆济沧海”。
追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初的命名，早在1913年，法国东方学家、“欧洲汉学泰斗”爱德华·沙畹就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而这条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据史家考证，最早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又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主要以南中国海为中心，这也与南海地处十字架的地理位置有关，它是亚洲的一座海上“立交桥”，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大洋洲的桥梁，古往今来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交通线。南海航线又称南海丝绸之路，起点主要是广州和福建泉州。早在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在南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路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穿过令人不安的风暴，还有多少在事物会在逝去的时光中露出来？
在文天祥身后，郑和驾驭着另一个王朝庞大的船队，驶向比大海更远的大洋，那些庞大无比的宝船，把一个民族载到了遥不可及的地方，但他最终还是回来了，幸运地死在了大明帝国的一张床上，而不是漂泊在大海的船上。他那无与伦比的船队，也同他一起被一个帝国以隆重的葬礼埋葬了。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远航，把海上丝路推到了极盛时期，却并未让一个大陆民族向海洋民族转身，他的壮行或远航仅仅只是为一个民族的一场辉煌的梦幻。那一个个在大陆上崛起的王朝或帝国，在其版图上有着辽阔的海疆，但历代王朝却又对大海充满了深不可测、难以名状的敬畏。而历代王朝的所谓正史仿佛早已习惯了把大海的寓言写在了大地的尽头，这也体现了帝国时代的意志。
据史家考证，自宋朝便有“禁海令”，在元朝时更是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明朝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便实施了比元朝更严厉的海禁，一度下令“寸板不许下海”。明朝历经十六帝，直到第十二帝隆庆帝（明穆宗朱载垕）登基才为之一变，就在隆庆元年（1567年），他宣布解除了“寸板不许下海”的“祖宗之制”，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帝国打开了海上贸易之门，“准贩东西二洋”——准许民间商旅在东洋和西洋从事海外贸易，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禁、隆庆开海、隆庆开港、隆庆开放等，如此之多的“史称”，也足以证明这是明史上也是中国史上的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这确实是一次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变革，它的历史意义比郑和下西洋更伟大。随着一扇紧闭的国门面向大海打开，一个阴沉而威严的帝国被汪洋恣肆的大海激活了，到万历年间，这个东方帝国已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有史家认为，在明朝中晚期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更有学者指出“隆庆开放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被激活的还不只是经济或海外贸易，一个古老的民族仿佛在昏睡千年的长梦中醒来，中国历史上还极少出现那样一个生气勃发、潇洒活泼的时代，那长久被禁锢压抑的、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终于开始释放出另一种活力。如万历年间的思想家李贽，堪称是明代的鲁迅，他以“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的精神姿态而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人类平等，甚至大声疾呼、为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鸣不平。他痛斥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而李贽最可贵之处是敢于坦承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这位长久以来被压抑的读书人从人性上找到了合理的诠释，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商业交易，不只是合理，并且合乎天理。
然而，无论是“萌芽”还是“开端”，随后便在又一轮的改朝换代中给扼杀了，中华民族那一扇面向大海的国门又被重新关闭。
五
若从清入关算起，顺治（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为入关第一帝，他祭告天地祖宗，表示是他君临全中国的天子，并由此开创了大清帝国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
入关之初，“清廷为办铜需要，最初并不禁海”，然好景不长，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为“防汉制夷”，尤其是为扫平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反清复明的义军，在东南沿海实施了史上最严厉的海禁，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这与明太祖朱元璋的禁海令如出一辙。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一说为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更是变本加厉，对江、浙、闽、粤、鲁等东南沿海的居民实行了残酷的“沿海迁界”政策，尤以潮州为甚，逼迫沿海百姓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封镇海岸，设界防守，严禁逾越。在强拆强迁的暴行之下，数十万沿海百姓死于非命，生灵涂炭，东南沿海赤地千里，几成无人区。对清廷如此严酷的海禁，有史家称为“空前绝后的闭关锁国政策”。
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先后颁布了五次“禁海令”，一条海岸线成为大清帝国严防死守的禁区。直到“经文纬武，寰宇一统”的康熙大帝（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平定了“三藩之乱”（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镇王对清朝的叛乱）、收复台湾之后，“海氛廓清，海禁遂开”，清廷才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废除了《迁海令》，颁布了《展海令》，随后又设立了江、浙、闽、粤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中国由此而进入了四口通商的时代，这也意味着清朝对东南沿海以及东洋、西洋实行了全线开放。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进入了海上贸易最为活跃和繁荣的黄金时代。
然而，海外贸易不止给大清帝国带来了滚滚财源，也让康熙帝倍感来自海上的威胁。为防“番邦洋夷”或海寇在沿海滋事，康熙随即又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诏谕沿海各地增设炮台，而对这些来自海外的不速之客，康熙既存有戒心更充满了忧患意识，他在诏谕中云：“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应该说，康熙帝对“海外如西洋等国”的高度警觉和忧患意识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他的第二大举措其实又是“闭关锁国”之策。不过这一次，他并非全面禁海，而是诏令南洋禁海，即所谓“南洋禁海令”，而南洋包括了闽粤两省的海上贸易，是当时海上贸易最活跃的地域，此举对民间海外贸易、国内的工商业和沿海民生都是摧残和压抑，实乃下下之策，如时人所记：“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沿海居民，富者贫，穷者困。”
高压之下，必有民怨，沿海百姓虽是敢怒不敢言，但民生之艰、积怨之深，清廷还是有所察觉的。到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担心闽粤沿海居民因南洋禁海而引发事端，又废止了“南洋禁海令”，又重新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诏令关闭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而仅存粤海关，如此一来，广州成了中外贸易唯一的通商口岸。与此同时，清廷还一再严令限制丝绸、茶叶等外商需求量最大的中国商品的出口量，对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也颁布了许多禁令。从此之后，清廷的“闭关锁国”一直未见松动，并且愈演愈烈，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帝国那紧闭的国门终在“英夷”的炮火中轰然洞穿……
从一个民间传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我要探悉的历史真相其实就在历史的夹缝之间。历史的夹缝往往也是历史的关键，而我要追溯的历史主人公，正是一个处于历史夹缝中的关键人物，随着这个人在东南沿海降生，一个被命名为林则徐的人，有朝一日必将与一个被命名为虎门的海口遭遇，或是“幸得遭遇其时”，抑或是不幸遭遇其时，幸或不幸，这一次遭遇都必将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面朝大海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