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族在建筑、兵器制造、矿冶、陶瓷方面的贡献
（一）建筑技术上的成就
在历史上，回族的建筑技术首先反映在清真寺的建筑中。早在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就开始在广州建造了怀圣寺，泉州建造了清净寺，杭州建造了凤凰寺，扬州建造了仙鹤寺，这些建筑都采取了砖石结构，表明在建筑技术上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式的土木结构建筑，对我国后来的建筑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元时期，随着回族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分布，建筑技术在各种城市建筑和民用建筑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在元代产生了亦黑迭尔丁这样的杰出建筑学家。亦黑迭尔丁原为西域人，在元朝时，被元世祖委任为管理宫殿和城市建设的总管，他曾领导修建过琼花岛（今北海公园前身），修建过不少的宫殿，表现了高超的建筑技术素质。他后来奉命主持修建元朝大都城，经过精心测量勘探，既吸取国外先进的建筑技术，又充分尊重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并有机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和地形地貌特点，设计建造了中国特色和世界建筑先进水平相融合的元朝都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艺术和当时建筑技巧的辉煌结晶，被后辈建筑大师誉为“糅合了不少域外的建筑技巧和建筑风格”，是“历史留下来的杰作”，它不仅是对中国建筑文化和技术的重大发展和贡献，同时也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成功范例。
（二）兵器制造方面的成就
回族在兵器方面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造炮技术上。元朝初期，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将伊斯兰国家的造炮机器和技术引进国内，领导研制了一种用机械发石的炮，这种炮在蒙军伐宋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而使“回回炮”名扬天下。据元朝史料记载，元朝因回回炮所取得的成就及技艺，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回回炮手总管府和都元帅府，招收军匠，并在河南、北京、南京、江南等地教习炮法。据一些地方志记载，元朝时回回炮手军匠数目极为可观、规模庞大，回族工匠以精堪的制造技术和成就，为元朝时期中国兵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火药武器的出现，回族兵器工匠不断吸收新的技术和材料改进兵器制造技术，到明朝末年，回族工匠已实现了从石炮向火炮的转换，他们制造的火炮、战车等兵器，技术精良，威力强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兵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在近现代史上，回族继续发扬兵器制造方面的优良传统，从当时救亡图存、反抗帝国主义的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兵器制造工业，涌现出了丁拱辰、刘庆恩等爱国兵器制造专家。丁拱辰历经鸦片战争，深刻感受到振兴军事工业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意义，在林则徐等爱国人士的影响下，他弃商从事兵器研究，编著了《演炮图说》、《演炮图说后编》、《增补则克录》、《西洋军人图编》等军事著作，并亲自领导铸炮40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兵器制造专家。四川回族人士刘庆恩是又一位中国著名的兵器制造家，也是我国现代兵工学的开创者。早年，他曾参加过刘永福领导的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后又参加辛亥革命，并受孙中山先生的派遣，到德国学习制炮、用炮技术，回国后，又潜心从事兵器研究，终于在1915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后来还制造大炮等多种新武器，从而为祖国兵器工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在矿冶、陶瓷方面的成就
回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中，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还兼营手工业、矿冶业和商业。据《元史》有关记载，元代的回族除士兵和为官者外，还有许多工匠，工匠中有民匠和军匠，军匠专门制造武器，工匠主要从事矿冶业。又据《元史·百官志》载，诸色目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管百工之技艺。《元史·刑法志》也记载，诸匠子女男习工事，女习针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这些史实说明，元代时回族匠户的后裔很多从事祖传的手工行业，其中从事矿冶业的回族匠户数量众多。据碑记、家谱和实地考察，许多回族的祖辈就从事开矿和冶金业。在明代，回族矿冶技术已有很大的改进，矿冶业也发展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众多的回族匠人在云南开采冶炼金银，还出现了珠宝石开采业。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宝石珠玉多出自云南，回族人多役使其地，所产宝石，《汉书哀牢传）称为“光珠”，《通典》称为“红珠”，在陶宗仪的《辍耕录》中称为“回回石”。由于回族匠人在采矿业方面的成就，因而在当时社会上有“无矿不回”之美誉。回族工匠在采矿、选矿、冶炼以及铸造、锻造方面，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艺过程。清朝时期，回族矿冶业在技术、规模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在银、铜、锡业方面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居全国领先地位，还形成了一些回回冶炼村寨。云南回族的冶矿业更是蓬勃发展，成为云南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支柱产业。回族冶矿业这个时期不仅生产量大，而且在商业投资、经营管理和矿冶技术方面都有极大的发展，形成了大批懂技术、善管理的办矿、冶炼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还形成了一些有冶矿特色的工厂。回族工匠在冶矿方面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陶瓷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曾在唐宋达到鼎盛时期。明代陶瓷是继唐宋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其青花、霁红、五彩、斗彩等在当时都是闻名于世的名瓷，其制造工艺达到了陶瓷艺术之顶点。明代陶瓷工艺之所以能达到精美绝伦的境地，取得辉煌的成就，与明朝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陶瓷之路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中国和伊斯兰文化交流是与回族穆斯林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傅统先先生在《中国回族史》一书中指出：“明代艺术品以陶瓷铜器为最著，而回教促成此种上品之力量尤多。”这说明在明代陶瓷业的发展中，回族穆斯林所起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引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陶瓷色料、式样、装饰和工艺。阿拉伯人在世界上很早就掌握了陶瓷上釉的技术，后来又将波斯人烧制五色琉璃的技巧加以改进，在世界上开拓了彩瓷加工法，取代了传统的镶嵌细工，此后他们还发明了青花瓷，这些工艺先后被穆斯林先民带到了中国。到了明代，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回族穆斯林又进一步引进了伊斯兰“苏麻离青”、“回青”、“霁红料”等色料以及伊斯兰瓷器的式样造型，如抱月瓶、长颈方口折壶、天球瓶、八角烛台、长颈水罐、仰钟式碗等，此外还引进了华丽的几何、植物图形和书法等带有浓郁伊斯兰色彩的图案装饰。可见，回族穆斯林在文化交流中的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陶瓷业的发展。二是回族商人在瓷器贸易出口中的突出作用。明代瓷器贸易与以前各朝相比都极为发达，因这一时期瓷器输出的对象主要是亚非广大的伊斯兰地区，因此，回族商人在输出贸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远征贸易中，有众多的回族穆斯林担任要职，郑和船队主要以瓷器与许多国家进行交易，这充分说明回族商人在当时瓷器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在明代瓷器输出贸易中和民间交往中，由于贸易输出国特殊的宗教渊源，广大回族商人也成了民间瓷器贸易的主体。据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所载：“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被中国的回教徒商人们所垄断。当时，不少的中国回教商人来到阿拉伯国家，他们势力强大，而且拥有一定的权力，在阿拉伯国家的宫殿里可以自由地出入，接受国王委派他们在中国购买瓷器和珍宝的任务。中国的回教徒商人们和阿拉伯国家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宗教，因此，当这些国家的国王和商人们委托他们在中国出口瓷器上铭写阿拉伯文作为纪念，也就比欧洲国家要求铭写英文等外文字母方便多了。”从这里充分说明，在明瓷民间的贸易交往中，回族商人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明瓷大量输往伊斯兰地区，得到了那里上至国王下至王公贵族以及一般平民百姓的喜爱，他们对明瓷的偏爱和需要，又形成了明瓷外销的大市场，从而也促进了中国陶瓷工艺的进一步提高。而这一地区大批的陶瓷订货，使得具有典型伊斯兰文化色彩的阿拉伯、波斯陶瓷式样、纹饰及风格，引入了明瓷的制造工艺中，因而使明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这正是回族商人所起重要作用的结果，也是回族穆斯林对中国陶瓷业的杰出贡献。
第二节回族在文史和文化艺术上的成就
一、回族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一）回族文学方面的成就
回族文学是回族文化中一朵争奇斗艳的奇葩，在回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文学成就，产生了众多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它突出地表现在诗歌、词曲、散文和戏剧方面。
1.回族诗歌的成就
回族从形成之日起，就在继承本民族传统习惯与吸收汉民族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开始探索表达本民族思想情感的文学形式，并在五代和宋朝时期出现了李珣、蒲寿晟等著名的诗人。元朝时期，是回族诗歌发展的成熟期和鼎盛期，涌现出了高克恭、萨都剌、伯笃鲁丁、迺贤、丁鹤年等诗词大家。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号房山道人，元大都房山（今北京房山）人，主要作品有《房山集》。他是中国回族文学史上第一位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作被当时誉为“名人之作”和“文物之英”。高克恭的诗作以抒发友情、描写自然景物见长，他的《赠英上人》、《寄友》等诗主要抒发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表现了诗人与朋友之间的珍贵友谊。高克恭的作品总是寓景于情，借景抒情，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描写自然美是高克恭诗的又一特色，他在《过信州》、《过弋阳》、《拍洪楼》、《夜山图》、《满目云山楼》等诗作中，歌咏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他在文学中还糅进了绘画的技巧，以画笔直接再现自然美，使他所创造的意境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层次感、动态感，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他的融画境于诗意的作品，奠定了他在元代诗坛的地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新风的诗人。
萨都刺（1272—1355），字天锡，号直斋，其先祖答失蛮是西域人，是伊斯兰教传教士，其父因武功镇守代州，定居雁门，为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人。萨都刺历经元朝11个朝代，几乎与元朝共始终，曾在元泰定四年以科举人仕，先后出任京口录事、达鲁花赤等职。他为人耿直、清正廉明，深受百姓爱戴，晚年定居武林（今杭州市）。萨都刺多才多艺，在文学、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诗词方面成就最高，《雁门集》共收集萨都刺诗词808首，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意境开阔、风格多样、艺术精湛、文笔清新，堪称一代“诗史”的宏伟画卷。萨都刺诗词按其内容可分为四类：第一，关心民生疾苦，揭露贫富对立的现实，抨击统治者的恶行。在《鬻女谣》、《织女图》、《征妇怨》、《早发黄阿即事》等诗中，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以深沉的同情，抒发了劳动人民的不幸，而对于统治阶级的腐化和秽行，则予以强烈的抨击，诗作具有很强的人民性。第二，控诉战争，向往和平。在《过居庸关》一诗中，萨都刺通过对“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泣山鬼”的古战场的凭吊，控诉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通过“生者有功挂玉印，死者谁复招孤魂”的强烈对比，表达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诗中“上天何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第三，用宫词诗作为刺恶讽邪的工具，通过描写宫女的悲惨遭遇，揭露社会的阴暗。在《芙蓉曲》、《燕姬曲》、《杨花曲》等诗中，通过对人性被践踏、身心被损害的宫女微弱心声的细腻描写，向统治者发出了尖锐的谴责。第四，用诗描写和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表达了自己爱国主义的深厚情感。萨都刺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他常常为祖国河山的壮美景色所陶醉，总是怀着异常兴奋的情感，用自己的五彩之笔，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九华山石潭驿》、《度岭舆至崇安命棹建溪》等诗中，他写出了令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的山的壮美；在《上京杂咏》、《上京即事》中，他着力描绘了富有特色的西北大漠风光；在《江南乐》、《过嘉兴》、《练湖曲》等诗中，他又抓住江南水乡的特点，着力反映了“春雨杏花江南”的江浙姑苏风光，从而以自己的作品，表达了祖国河山的美丽多姿，抒发了自己的真挚情感。萨都刺的诗由于丰富的思想内涵、奇丽的意象、精美的辞语和多样的风格，在元代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是少数民族诗人中的佼佼者，也是祖国诗林中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