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使然
近代，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由于清王朝统治阶级推行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汉与回、藏等少数民族相互之间以及回、藏等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确发生过程度不同的麻烦与矛盾。究其根源，固然是“由于宗教教规造成的若干生活上很不同的习惯，使他们不易通婚，使他们不易杂居，都不失为一种症结；但最大的症结，怕还在清政府在西北的政治不良”[40]。
甘青川一带，大多属于穷乡僻壤、不毛之地，可耕地均告不足，谋生比较难，故这一地区的回族素有小商小贩之传统。但是由于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实行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当地回族人限于本身教育、文化、技能等方面条件的不足，无法跻身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较高社会阶层，只能屈居于社会的边缘。清中叶以后，随着内地（晋、陕、豫、鄂等省）客商的陆续到来，商业竞争加剧，对那些回族小商小贩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无力与外地客商抗衡的情况下，回族商人便开始向气候严寒、外地客商极少涉足的边地藏区发展。他们“用牦牛驮载着藏区所需用的各种货物，携带帐房，骑乘马匹，手执武器，集合成千成百的商队，行走草地，随游收民族千里经商，以物易物”。“春夏秋冬，经年一回，受尽风雨霜雪，其生活之苦，难以言形[41]。倘若说向边地藏区发展是回族商人的一种自主行为，莫如说是他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有人说，回族在历史上曾经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这在一定意义上看是十分确切的。富有进取精神的中国回族及其回族文化，不仅在中国站住了脚跟，而且还在各个民族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发挥某种特殊的中介作用（或曰桥梁作用），一位美国学者因此形象地称回族是介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42]。甘青川地区回族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回族商人们，以自己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开辟了一条条的商路，在边地藏区与中原内地之间，搭起了一座座桥梁。
甘青川地区的回族商人们中，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学了藏话值银子。”在那些邻近边地藏区的地方，回民商人多会讲藏语，旧时临潭回族“最会说一口流利的番话，入番地经商，是他们的首业”[43]。而过去常年在边地藏区奔波的回族商人，不仅会操娴熟的藏语，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极为藏式化——吃藏式的手抓羊肉、酥油糌粑、奶茶，穿藏式长袍（甚至连袖子也模仿藏民那样把一只袖子掖在腰际）。回族商人的这种语言与装束，使得藏族同胞很容易对他们产生亲近感与信任感。
回族是一个既恪守传统但同时又较为开放的民族，过去至现在，甘青川地区的回族商人有不少与藏族联姻。据载：从前“进入拉卜楞做生意的回民是不允许携带家眷的，这些人或父子、或兄弟，抛下家中的父母、妻儿，单身到拉卜楞谋生，部分商人在经商的过程中，娶了当地的藏族妇女为妻，这种情况，拉卜楞寺院是允许的”[44]。与藏族结亲的回民，大多就定居在边地藏区，成为那里的坐商，有的还陆续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清真寺。
甘青川康边藏区历史上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所以回族商人每到一地，通常要首先履行一个“认主人家”的仪式——即与某一位部落头人或活佛相识，赠以厚礼。他们通过类似的方式，竭力与当地的上层僧俗人士密切关系，求得在边地藏区经商的允许并寻求保护。在回族商人中，不乏与藏族僧俗上层过从甚密，成为座上宾的。例如西道堂的商人以前“因为商业上的关系，跑的路多，见识也较广，甚至于各部落的活佛或温布、或郭哇，有靠他们做政务顾问的”[45]。
商品交换中最忌讳的就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在民族地区尤为敏感，稍有不慎，便极易引起纠纷甚至酿成冲突。藏族的民族性格豪爽、强悍、淳朴、诚实，而回族亦经营有道，遂能立足。由于伊斯兰教对于经商中的诸多商业规范、商业道德多有明确律例，回族穆斯林商人在与藏民交易中，能遵守教规，注重信誉，故与藏民建立了长期相互信赖的关系。如西道堂与藏民“放账、赊欠都可以用口头信用来担保，保证来年可以如约交货或交款”[46]。
甘青川回族在边地藏区的经商，历经长期实践检验，取得了藏族人民的充分信赖。以至于出现了旧“中央政令所不及”，而回族商人却能“皆通其道”的局面[47]。甚至有的地方的邮政运输业务，也干脆承包给了回族商队。
四、结语
回顾近代以来甘青川康边藏区的民族贸易史，回族中间商的历史作用与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满足了边地藏区人民的生活生产用品的需求
边地藏区历史上生产力水平较低，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很多生活与生产用品，须从内地调运。例如“茶是从前西北异民族‘不可一日无此君’的饮料”，“停止茶的输出，差不多就是制异民族的死命”[48]。其他类似商品对于藏族人民的重要性也几近相似。
（二）促进了边地藏区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边地藏区畜牧、矿藏、药料等物产丰富，具有相当的自然资源优势，但因交通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无法化为经济优势。回族商人的中介作用，使得当地的资源得以利用。
（三）打破了边地藏区的封闭局面
边地藏区以往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地区，长期以来（甚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这里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极不发达。回族商人（当然也还有其他民族）的商业努力，对于改善当地的落后局面，发展边地藏区的商品经济，都起到了有力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四）沟通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商品经济对于一个地方的物质文明建设上的作用是较为直观的、较为迅速的，而对于精神文明方面的作用则相对含蓄、相对缓慢。但是回族商人在促进汉与藏、回与藏等文化的沟通、交流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回族商人在输入大量物质流的同时，也挟带进大量的先进民族精神文化——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思想观念，对处于边土僻壤的藏族人民，不啻是输入了许多新鲜的空气，使得他们眼界大开，思路大开，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文明的步伐。
概言之，历史上西北地区的回族商人，不仅是连接甘青川康边区与内地经济贸易的坚实桥梁，而且堪称是推动这一地区民族关系健康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增进民族间友谊与理解的友好使者。回族商人的历史功绩，应当载入甘青川康边区民族关系和民族经济关系的史册之中。
注释：
[1][31][32]李安宅：《论西北藏民区应用创化教育》，《甘肃科学教育馆学报》，1940年第2期。
[2]《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藏汉两文），1948年，第1页。
[3][10]〔美〕默利尔·亨斯伯格著，崔永红译：《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4][29]顾少白：《甘肃西南边区之畜牧》，载《西北经济通讯》，1942年1卷第7、8期。
[5]（明）《河州志》卷1。
[6]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第234页。
[7]《甘宁青史略》副编卷3，卷31。
[8]《河州采访事迹》卷1。
[9]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
[11]（清）杨应琚：《边口亟请添驻县佐以资治理议》。
[12]《青海地方史略》，第135页。
[13][23]丁明德：《拉卜楞之商务》，载《方志》，1936年9卷第3、4期。
[14]高一涵：《拉卜楞寺一瞥》，载《新西北》，1941年5卷第1、2期。
[15]（清）《洮州厅志》。
[16]《甘肃清理财政说明书》四编，下。
[17]汤逸人：《西北皮毛业之现状及其前途》，载《建国月刊》，1936年15卷第6期。
[18][36][38]党诚恩、陈宝生主编：《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45、54页。
[19]绳景信：《果洛及阿瓦行记》，载《边政公论》，1945年4卷第4～8期。
[20]吴景敖：《川青边境果洛诸部之探讨》，载《新中华》，1944年复刊2卷第2期。
[21][22][27]李式金：《拉卜楞之商业》，载《方志》，1936年9卷第3、4期。
[24]左宗棠：《变通办法甘肃茶务疏》，见《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茶法。
[25]魏明贵：《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载《兰州学刊》，1978年第2期。
[26]徐学力：《古道纵横说兴衰——兰州古代陆路交通史略》，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
[28][45][46]明驼：《卓尼之过去与未来》，载《边政公论》，1941年1卷第1、2期。
[30]白寿彝：《西北回教谭》，载《经世战时特刊》，第39、40期合刊。
[33]《西北问题论丛》，1941年第1辑。
[34]陈圣哲：《拉卜楞经济概况》，载《甘肃贸易》，1943年第2、3期。
[35]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75～76页。
[37]〔美〕查理斯·格利尔：《青海省，文化边境的变革》，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1969年。
[39]张其昀：《洮西区域调查简报》，载《地理学报》，1935年2卷第1期。
[40][48]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第30、186页。
[41]竹篱：《回教在甘肃》，载《新甘肃》，1947年2卷第1期。
[42]〔美〕杜磊：《伊斯兰教、民族传统与道德经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伊斯兰教对穆斯林身份的贡献》，“（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转引自《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
[43]《西北世纪》，1949年4卷第1期。
[44]张庆有：《试论拉卜楞地区各民族之源流》，载《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47]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转引自《甘肃闻见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