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旭
一
云南的回族商帮形成于近代。在此之前，回族对外贸易的货物靠马帮运输。马帮商队的头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马锅头（马帮首领），又是依靠长途贩运作为赚取利润主要方式的行商。因此，回族商帮的兴起与繁荣，与马帮运输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一些回族商帮就是靠马帮长途贩运发展起来的。
回族移居云南始于元代，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支：第一支为西南支，以大理及其周围为中心，主要是兀良合台征云南时的官军和赛典赤镇守云南时的兵士与随从。据迤西的回族老人讲，原来大理、保山一带的回族，是随纳速剌丁（赛典赤的长子）征缅甸时迁去的；今河西纳家营的纳姓回族，也是纳速剌丁的后裔。第二支为东北支，这些人是1313年及其以后被遣往乌蒙（今云南昭通）地区屯田的维吾尔族移民的后裔。如1315年（延佑二年），立乌蒙军屯于今昭通一带，发畏吾尔（即维吾尔）及新附汉军屯田，计军户5000人，屯田1250顷。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逐渐与回族融为一体了。第三支为东南支，主要居住在临安（今云南建水）及其周围地区，是不同时期从中国西北甘肃、宁夏、陕西因饥荒或起义失败而逃难至此的穆斯林难民的后裔，还有一部分是随明初沐英征云南而安居此地的，今天建水地区的回族大姓马氏，其祖先就是随沐英来到云南的。
云南的对外贸易，主要为回族的西南支所从事，有些逐渐定居东南亚国家。今泰国北部的穆斯林中，很多人确认自己的祖籍为云南西部的大理与中缅边境之间的几个县。同中国其他主要回族聚居区一样，云南的穆斯林表现了卓尔不群的经商才干，尤其是后来由他们所独专的长途马帮商队贸易。其实在中国许多地区，回族参与商贸和运输已是根深蒂固的事，表明他们擅长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当中有许多因素，包括伊斯兰教重视商业的固有本质。
云南的回族马帮，主要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开展与缅甸、泰国、老挝、西藏、印度等地的贸易。云南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其他地区与南亚及东南亚各国或小邦国之间的一个贸易集散地。这些商路起自昆明（云南府）、西部的大理和腾越（今云南腾冲）以及南部的思茅等都市，翻山越涧，蜿蜒伸展，穿过东南亚一些最荒凉的地区，北达西藏高原，南抵缅甸和泰国那些富庶的坝子。由于云南回族逐渐在这一远途马帮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他们的聚居点及清真寺在云南许多城镇里也趋于向南郊发展。到18世纪末叶，云南穆斯林商人马帮的足迹，已遍及自西藏边境穿过印度阿萨姆、缅甸、泰国和老挝直到中国南方的四川、贵州等省以及广西的广阔地区。有许多汉族及山区各少数民族也参与了这种贸易，但有资料表明，云南的远途马帮贸易最初是回族穆斯林的特有行业。这些商道在沟通云南与邻近东南亚诸国联系的同时，显然也导致了回族定居在缅甸、泰国及老挝山区的一些个别情况的出现[1]。
可以看出，回族马帮商队贸易的重点首先是南方，也就是西南丝绸之路中的蜀身毒道，由此沟通了四川、云南与缅甸、印度等国的贸易。与此同时，他们也频繁地往来于蜀安南道，但主要是向老挝、泰国方向延伸其贸易区域，穿过思茅和西双版纳，进入老挝和泰国北部地区。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回族商人也注意到了另一条贸易通道，即由云南、四川经西藏到达印度的“茶马古道”，并拓展了与印度阿萨姆等地的商业交往。这样，中国西南三条主要的对外贸易通道都留下了回族马帮商人的足迹。
云南回族商人与缅甸及泰国北部之间的陆路贸易始于元代，这一方面是由于大批回族在这一时期进入云南，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元代云南及其通向周边国家站赤（驿站）的设立。在同泰国北部地区贸易的过程中，一些回族商人逐渐定居在当地，但他们大都仍继续从事远途马帮贸易。19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失败以后，又有相当数量的回族商人定居在缅甸和泰国北部地区，推动了长途马帮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19世纪，云南穆斯林商队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广泛，包括缅甸北部、泰国、老挝和中国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并通过两条主要商路与东南亚国家开展贸易。一条从云南思茅、西双版纳经缅甸景栋进入今泰国境内的清莱府，向西可达夜赛，另一条从思茅进入老挝的丰沙里省，先向南穿过琅勃拉邦省，然后向西越过湄公河，进入泰国清孔地区。
云南马帮商队出境贸易通常是在旱季，即每年的11月至翌年4月，以方便途中行走。往泰国清迈，他们带去的货物有胡桃、栗子、丝绒、布料和黄铜器皿，往缅甸掸邦的景栋和八莫，他们带去的货物有毛织品、精美的棉布、地毯、毛皮和食盐。迈尔尼在1910年写道，云南商队将胡桃、柿子、丝绒、瓷碗、铜制炊具、铜灯等运往掸邦等地区[2]。在同一季节，马帮商队向北返回，所携带的商货有原棉、宝石等，有时还有粮食。泰国的南邦多把棉花卖给居住在当地的云南商人，商队便将棉花运往北方的云南。
马帮商队贸易要依赖那些对商队必经之地的控制者（他们对道路具有所有权），更重要的，要寻求他们的保卫和庇护。虽然商队常常是全副武装，但仍无法抵御沿途土匪和对其抱有敌意的地方土著不停的袭击。云南马帮商队的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他们向商道沿途控制当地的各种势力缴纳通行费。
克钦山是征收这种通行费的最典型的例子。在克钦山地区的昔马（Hpimaw），赛董（Sadon）和新仑（Sinlum）等地，有许多用栅栏防卫的村寨坐落在云南西部和缅甸胡康（Hukawng）之间的山区，克钦贵族控制着这些村寨，通过对途经的商队收取通行费获得财富和实力。有时这种通行费是以食物缴纳，比如为短途商运而准备的盐和大米[3]。另外，云南商人还不得不在其货物通过云南时缴纳国内税。这种税称为厘金，在商队进入云南边境城镇时征收。在每一个县地，都设有关卡，根据商队运输货物的多少而确定匣金的数额。
这种被山民或地方头人征收的过路费，通常是一些个人和团帮的收入来源。因此，过路费不能征收得太多，否则，进行远途贩运的商人就无利可图。如果过路费太高，或者如果商队遭到抢劫，原来的道路就会逐渐被其他路线所代替。
在贩运途中，云南商队很少夜晚在野外露宿。进入中国境内，沿途有许多小客栈，可以提供食物和饲料，商人们不必浪费其携带的贵重物品。小客栈还为马帮商队提供保护，因为不安定因素总是存在，而且到处都是土匪。在汉人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商队有时也住宿山村，那里通常有一些云南人定居。
商谈商道控制权，在山区出售大米、食盐或陶器，都是处理好与高地居民关系的有利条件。云南商人占据东南亚主要城镇的市场，这些市场最初是由其他华人，但通常是由云南人所控制。这是19世纪云南人定居在八莫、景栋和清迈等地时的可靠情况，他们直接参与了和当地棉花、茶叶生产者之间的贸易。除了组成远途商队之外，有些云南人也扮演着中间商的角色。
远途贸易需要掌握地理和低地中国人社会范围以外民族方面的知识，云南商人的生存和发财就是依赖这种知识。19世纪后期云南回族起义失败后，这些中国穆斯林并非作为陌生人进入东南亚，而是继续作为山区贸易者和中间商[4]。
这样，到了19世纪末叶，云南穆斯林主要聚居区的中心已在中南半岛北部的一些大城市里建立起来，其中清迈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在偏远的乡下也出现了一些零星的云南人聚居点。定居在城镇里的云南人主要是穆斯林，他们仍基本上保持着与马帮贸易的联系，而且还渗透到其他贸易领域。事实上，最早定居在清迈的云南穆斯林，可以被看做是当地的代理商；或者是以滇缅为基地的华人穆斯林贸易帮会的商务代表，或者是为了满足上述那些人以及来这里的云南回族马帮商队的需要而经营一些小客栈或清真餐馆的华人穆斯林小业主；或者在稍晚些时候作为社区的宗教领袖。根据S·松吞帕萨克的研究，最早定居在清迈咏芬区的云南回族移民，就是以一位名叫“崇林”的回族人为首：“崇林早年曾通过掸邦的景栋往返于云南府（今昆明）与夜赛、南邦、达府、南奔和清迈，从事马帮贸易。在迁居清迈之前，他与妻子从事清迈府西北的夜占与缅甸之间的贩运买卖。1915年，他迁到清迈城，在暹罗国王通过清迈亲王赐给他的一块封地上定居下来。”S·松吞帕萨克认为，崇林就是定居在清迈咏芬区的回族商人首领，并进一步说明：“他最初建造房屋的地址便是云南商贾装卸货物、落脚休息及喂养牲口的地方。”[5]
在20世纪的前30年，泰国北部的云南穆斯林社区繁荣起来，并日趋扩大。除了继续参与长途马帮贸易以外，这些回族商人以中心城市特别是清迈、清莱和南奔等为基地，渗透到各个零售行业，如出售水果、蔬菜，经营餐馆和茶叶店、布匹及副食等，并开始经营玉器，由于他们的这些服务业，清迈以及泰国北部其他主要都市中心的云南回族，成为那些往返的马帮商队与平坝泰人之间成功的“中间人”，其中有些变得极为富有。如回族商人崇林，除了自己的贸易业务以外，还与泰国地方政府签订过一项合同：通过他的驮队向清迈府一些边远地区分送牛奶。进而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供应修建南邦—清迈铁路所需建筑材料的专卖权。后来，当铁路修建到清迈时，他还捐出大约100莱土地（1=2.4亩）用于修建铁路。鉴于他长期为政府服务以及他对公益事业的贡献，泰国国王授予他“坤”爵位封号，并赐泰姓“翁略加”。坤崇·林·翁略加一直是清迈的一位富商和头面人物，直到1964年他93岁高龄时死于去麦加朝觐途中[6]。
在诸如清迈、清莱、南奔这类大城市与大集镇有“城镇云南人”社区，在泰国北部的一些小镇及村子里也有许多“乡下云南人”，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村寨中只有一两户，他们在那里最初是作为小店铺掌柜或货郎来满足当地泰人或山地民族的生活所需。至迟从19世纪后期开始，云南人店铺掌柜和商贩们便在泰国北部乡下活跃起来，他们中大部分是穆斯林，作为回族远途马帮贸易的后继者，至今仍从事着相同的行业，只是贩运的路程已大大缩短，在马帮商队继续穿过泰缅边界，将玉石、宝石、茶叶等运往泰国，并将日用品和药品等运到缅甸的同时，泰国北部的这些回族商人大部分还充当着泰北各山地民族与清迈这类平坝商业中心之间贸易的“中间人”角色。他们活跃在缅甸与老挝边境的小寨里，特别是在清迈、清莱、难府以及夜丰颂等府，同样也活跃在并不直接与缅甸或老挝接壤的一些山区，如清迈府北部的帕劳，偶尔甚至向南到达达府，并有人在那里定居。
19世纪末叶以后，定居在泰国清迈的云南穆斯林人数日趋增多。有些是从云南携家眷同去，有些人则在同非穆斯林华人或北部泰人女子结婚后，按回族的习俗，使其子女成为穆斯林。另外，云南穆斯林男子与南亚穆斯林（主要是孟加拉人）之间的通婚也是很普遍的。随着清迈的云南穆斯林社区的扩大，在当地也建立了一座主要为云南籍穆斯林所使用的清真寺，1917年9月9日正式开放[7]。
二
回族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云南回族大多居住在城镇、坝区等交通比较便利的地区，这就为他们进行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而与境外的长途马帮商队贸易，又为回族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回族工商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在云南逐渐形成了一批著名的商帮、商行和商号，他们不仅经营对外商业贸易活动，而且拥有马帮作为进出口贸易货物的主要运输工具，这也是云南回族商帮对外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