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纣卫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商鞅、管子、荀子等把农业称为“本”，把奢侈品生产和流通称为“末”，认为重农必须抑商和“禁末”；战国韩非更是把“末”扩大到整个工商业。“重农抑商”这一经济思想对巩固封建制度起了积极作用，成为封建统治者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却具有重视商业和尊崇商人的价值观。
苏南回族地域的独特性使苏南回族的价值观念不同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汉族等中国土著民族，也与西北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回族略有不同，他们进一步发挥了伊斯兰民族传统的勇于开拓、冒险进取的商业精神。
一、苏南回族商帮的形成
苏南回族商帮，是清末民国初期崛起的一大商业集团。这个集团是利用地处江南沿江、沿大运河、沿海的有利地理位置发展起来的，主要经营珠宝玉器、香料、绸布、铜锡器皿、五金电料、餐饮等传统行业，后来又扩展到那些无碍于回族风俗习惯的行业如盐、房地产、现代化工业等，活动范围起先以长江下游为主，后扩展到长江中上游、黄河流域和海外。苏南回族商帮初步形成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行业的巩固。唐宋时大食商人在江南主要活动于扬州、镇江、苏州等地，他们经营的主要行业有香料、珠宝、药材、柜坊业等。柜坊业的出现说明了当时商品经济已有显著的规模。大食商人的贸易特点是货物重量轻、体积小而价格高。他们获取了巨额利润，常常占有大量资金，便借以经营货币交易。鉴真东渡日本时，曾在扬州购买麝香20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安息香、栈香等600余斤，荜拨、诃黎勒、胡椒、阿魏等500余斤[1]。这些都是大食商人所垄断的行业。唐宋朝廷对香料、珠宝的大量需求使大食商人取得大量利润。大食商人在江南定居下来，建礼拜寺、墓地，娶妻生子，久留不归，慢慢地形成江南回族的主干，“今时俗相传回回能识宝，时游闽、广、金陵间”[2]。到了明代，“良玉虽集京师、工巧首推苏郡”[3]，南京、苏州的回族仍执珠宝玉器业之牛耳。清代苏州、扬州、南京的玉器业实行专业分工，制作极为精巧。奢侈成风的苏南地区如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地城市，明朝初始涌入了大批地主，他们把土地租给农民，收取地租后便住在城市，成为一个独特的消费阶层。这一变化使苏南回族从事传统行业的商人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吸引了更多的回族手工业者投入到这些行业中。
2.“以征为禁”政策。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曾国藩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筹划“收复楚岸”[4]，开始加增产盐额。同治五年增加的盐额等于咸丰八年的产盐额，总产量则接近原额的一倍[5]。在两湖市场，实行了“重抽厘金”“以征为禁”的政策[6]，重抽川盐税厘，为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市场提供了前提，但是淮盐仍不能打进两湖市场，“而川盐之畅销如故”[7]，川贩漏厘和两湖官僚对川盐的庇护使众多盐商望而生畏。而在此时，以南京蒋翰臣为代表的回族以其惊人的勇气先投入其中。同治二年九月和十一月，曾国藩分别订立《淮盐运西章程》《淮盐运楚章程》和《淮盐运皖章程》，规定以600斤成引，以500引为一架，凡运盐“愿多者听，少者不准挂号”[8]，这与初期票盐以十引或百引为一架已有显著的不同，把资本微弱的商贩排挤在外，有利于官绅富商的垄断性经营。咸丰二年的废引改票，废除官商的垄断，但同时又造成了票商的垄断。“虽为票盐，实与引商无异，一经认定，世世得擅其利”[9]。蒋翰臣及时地集中资金投资于这一行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兄弟俩分家时，福基的二房分得“鄂岸”“湘岸”“皖岸”盐票10张，以及分布在江苏、湖北等地的典当铺“福源典”“福安典”“同沛典”等字号6爿。以南京蒋氏家族为代表的苏南回族商人迅速兴起并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
3.便利的交通。北临长江，东傍大海，大运河纵贯南北，又有“太行达苏州通驰道”[10]，使江南地区交通极其便利。北沿运河可达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南下沿运河一天之内可达杭州，溯水而上可抵九江、汉口、重庆；通往山西的通驰道加速了与晋商的商业联系；东面更有“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南亚、西亚等地，回族商人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因此，一俟战争结束，吃苦耐劳的苏南回族商人便捷足先登，闯入四周广阔市场，依靠贩运盐、绸布、铜锡器皿、五金电料等及清真饮食业迅速发展起来。
4.宗教氛围的作用。苏南回族地处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且笃于宗教信仰。“江南……其俗信鬼神，好淫祀”[11]，各种宗教教义、信仰上的意义差别，对人们来说，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一般人民，多不辨其意义上的差别，多混合佛道而信仰，唯知烧香吃斋而已”[12]。在苏南，各种宗教和平相处，人们更注重经济的发展。回族清真餐饮业干净、卫生、实惠，深受广大汉族群众的欢迎，这也为回族的支柱产业提供了机遇。
5.回族重商与崇商的价值观。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特别重视“逊奈”的启示，逊奈的启示使得商人的地位、职业受到穆斯林的尊重。扬州普哈丁墓园有300个地面墓葬，埋葬的是1300多年来的杰出穆斯林，回族人以能葬到先贤旁为荣。园内有一块墓碑用阿拉伯文这样写道：“他很伟大，精于商务……是为群众所推重的商人。他品质优良，根基美好，团结学士，扶助贫困。”“死者名：尔喀丁”“死于回历七零二年三月二日”。这位元代穆斯林所受推崇充分说明了商人的地位之高。
苏南回族商人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活跃于长江流域。商业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没有出现商人群体，有“商”无“帮”。自清代晚期，商品流通的范围扩大，商品数量、品种增多，面对这一局面，出现了回族商人的群体——商帮，他们以地域为中心，以伊斯兰教、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共同富裕”为宗旨，以茶馆、会馆、公所、清真寺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结成一种松散的、自发的商人群体。
二、苏南回族商帮的初步发展
苏南回族很多人从小本经营发展为大商家，经营规模有了扩大。如镇江籍的金浩如，在九江经营的湧兴裕不断发展后，除经营原有的铜锡行业外，还经营了五金、煤、铁、水泥、面粉、香烟、日用电器等。他对南昌、汉口客商批发的货有开滦煤、唐山马牌象牌水泥、上海伞牌肥皂、上海小大英香烟、无锡船牌面粉、上海慎昌洋行的日用电器等。湧兴裕在九江还有可停泊54吨货轮的专用码头及专用铁轨、卸货站等成套设施，从事码头装卸业务。他又创办裕生火柴厂、牛古岭小型发电厂、华康百货商店等，成为九江首富，曾当选为九江市商会会长。
苏南回族商人经营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经营范围的拓展。1900年前主要活动在长江下游地区，到了1910年左右，苏南回族商人向长江中上游及上海等地移居。如南京回民马晋卿28岁时在上海立商号，事业迅猛发展，分号遍及苏、皖、鄂、豫、川、晋、黔、滇等省及香港、锡兰等地；镇江的湧兴裕号主要经营铜锡批发，经营范围从淮河里下河流域的各城镇扩大到长江自汉口以下的各码头。
苏南回族商人有较为固定的几个主要活动区域，经营着几个专门的行业，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商业活动在地域上和行业上发生了各自的变化。在津浦铁路开通之前，纵贯南北的京杭运河及水网密布的中小运河是最为重要的交通路线。苏南回族商人在运河沿线的商业活动极为活跃，形成了以镇江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历史上的镇江地处长江、运河交会处，是南北商品交流的集散地，且为南粮北运的枢纽。这一极为便利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的回族先民阿拉伯、波斯商人，其后影响不断。据元代《至顺镇江志》记载，文宗四年（1999年）镇江户口总计10555人，其中回回有374人，占总人口的2.82%。至今保存完好的镇江回族家谱有：宋代德润堂杨姓、明代世耕堂金姓、清末责善堂贡姓。谱中已载写众多商业活动。历史较短的其他回族家谱则讲他们是太平天国时期进入镇江的。笔者以为原因有二：一是太平军占领镇江时间短，从1853年3月31～1957年12月27日，仅四年半的时间，较其他城市时间为短，相对来说，这段时间这里是一个避风港；二是镇江商品经济发达，回族一旦进入该地区就会很快把自己固有的手艺发挥出来谋生，难民的流入为苏南回民增添了新的行业。19世纪末苏南回族商人的经营行业有所扩大。
1.铜锡器皿业。此业是江南回族商人的传统行业，它不仅在同业中有一定的地位，且在地方也有相当影响。铜锡器皿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是当时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的特点是经久耐用，损坏可以修补，废品可回收，因而深受消费者喜爱。此业生意有淡旺两季，冬天到来时，人们争相购买火盆、脚炉、汤婆子、火锅等铜锡制品，各寺院庙宇、家庭宗教活动用的香炉、烛台、锣鼓响器的生意也多起来。办喜事的嫁妆中铜器也占有一定分量，从几块银圆到千块银圆程度不等。苏南回族商人在此业收入颇丰。他们还做回收生意，利润不低于出售品，回收炮弹铜壳、弹头及停止流通的铜钱。镇江出现了湧兴裕、源康、永茂恒三家联合，常驻江北各地收购旧铜钱的新动向。很多江南回族商人操此业而崛起，如前述湧兴裕商号的老板杨伯山、杨星斋以及谈济昌、谈镜如的源康号、谈履谦的谈茂号等。
2.酱醋业。回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使清真字号的酱醋行业久盛不衰。江南地区人民多信佛教，佛教徒和众多僧尼同样需要清真酱醋。清真酱菜口味鲜美，如白色酱姜用甜酱酱成，芽姜鲜、嫩、甜、辣四味俱全；红的甜萝卜更是色味皆全；酱油鲜味极浓。因此清真酱菜声名大噪，广受回汉族人民的欢迎，酱菜批发业务遍及周边地区。当时镇江的谈森和裕在规模上仅次于汉族的恒顺号而排在第二位，第三代谈季祯将原有设备更新，装上电力发动机，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产品也注重包装，把酱菜装在定制的罐头盒内，挂面改纸卷包装为纸盒包装。
3.绸缎布。江南农村普遍植桑养蚕，因而城市从事织造业颇为兴旺，是中国的绸布、丝织中心。苏南回族商人在这一行业占尽地利，从事者颇多，如马恒泰就拥有十几张织机，专织缎带。金陵盐商蒋翰臣贩盐积累了原始资金后，把一部分钱转移到缎业。他与邑人刘鉴中合资开设了“春生鉴”号。缎是南京地方手工业名产，“春生鉴”经营的素缎，为求产品工精质细，品色优良，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他们自设作坊，自织自运，盛名遍及赣、鄂、湘、川、滇、黔数省，往往货运在途，已被预订一空。南京三山街的老久章号、慎余号也是誉满全城的字号。镇江回民杨俊芳、谈友兰合资开设的恒源昌绸布店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绸布店地处商业闹市中心地带，三开间门面的店房前后有四进，主要经营批发业务，兼营零售20世纪初时营业额为30万块，同时与30多家钱庄发生业务，生意已做得很大。
4.珠宝玉器。经营的品种有珍珠、珠宝、玉器、古玩、字画等，是苏南回族的传统行业，主要集中在南京、苏州、镇江等地。南京回族玉器商人到苏州发展，在苏州建立金陵玉器公所，地址就在天库前清真寺隔壁。参加苏州商务总会的玉器商行有苏州回族的杨源记、王复兴等。苏州回族玉器各店的玉片在抛光工序中选用玛瑙粉，使玉石的光泽反射出来，玉片图案丰满，虚实向背呼应、对称，艺术风格是在细巧中见浑厚、拙朴。杨源记店号因向慈禧太后贡献一块翡翠而得欢心，赐招牌一块。宣统三年，杨家从卖旧货的穆斯林老表那里买到一块来自缅甸的“角头”（藏有翡翠的玉石），从里面开出一大块上品碧绿翡翠。苏州回民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一行业独执牛耳。从事玉器业的回民还有田鉴常、余兰溪、王元开、马子清、叶景章、郑清善、宗敏之等。产品内销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天津、北京、陕西、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南京是六朝古都，商业发达，从事此业的回民也非常多，主要集中在十里秦淮的夫子庙。五光十色的珠宝店中，有迪华斋、荣宝斋、乐古斋、鉴古斋、博雅轩、金绣川等，其中撒马尔罕籍伍氏的迪华斋较为著名，常氏的荣宝斋位于新街口中央商场，苏南地区有名的珠玉业字号还有扬州的峻古斋、古善记，镇江的半古斋等。
20世纪40年代初上海的179个珠玉、古玩店中，苏南回族经营的有71个，比例高达39%，其中经营资本额超过100万元的有21个。这21个回族珠玉古玩店中，除1个是安徽回族撒金水的信昌永古玩号外，其他全为苏南回族商人所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