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回族巨商蒋氏在苏州投资的近代化大型企业使回族经济同步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苏纶厂前清时进口的2.26万锭纺纱设备，都是英国道勃生公司所产，当时属比走锭纺先进的环锭纺。民国20～24年增设的设备是上海大隆机器设备厂所造的将道勃生型与泼拉脱型优点结合的设备。初创时动力设备为进口的800马力蒸汽机1座，直流磨电机3座，是苏州最早的电力设备。1922年1月，以70万元进口瑞士BBC公司制造的2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台套，淘汰了原有动力设备，是国内拥有自备发电厂最早的纺织厂。始建时，仅能生产粗支的10支纱，商标为天宫牌，所用棉花从常熟、太仓、松江等产棉区采购，棉纱则向苏州、无锡、江阴、常熟、南通、海门等土布传统地区销售。民国初，依托上海交易市场做期货贸易，面向全国扩大销售，营业甚好，生产规模得到扩大，生产10支、16支、20支及32支棉纱，并且于民国20年发展织布，都经上海销售于国内外。民国37年，苏纶厂产纱2.87万件。此外蒋氏还投资于苏丝厂、南通大生纱厂等。“皆为中国纱业之先进，亦新工业之前导也。”[39]苏丝厂是江苏省第一家使用机械动力的机器缫丝厂。光绪二十二年夏，从意大利进口缫丝车208台，工程师是意大利人皮杜纳。二十三年，缫丝车全部装齐，增至336台，职工共857人，使用蒸汽锅炉2台、引擎1台为动力，年产丝500～620担。产品由上海洋行转销英、法、美等国。三十四年改为商办，据该年主持重估资产的张骞《日记》载，丝厂时值为7.76万两。蒋氏家族代表了一批把商业资本转移到工业资本、投资于中国近代化工业中的先进回族商人，成为中国回族民族工商业的先驱。
1916年，马晋卿与钱某合作在无锡开办昌记缫丝厂，由于种种原因，经营亏空，造成企业破产。创办工厂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也是苏南回族商人把商业资本转移到产业资本的又一次尝试。
2.化学工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从申庄发到汉口的英商北忌皂、祥茂皂等适应穆斯林用的肥皂越来越少，陈经畬把握住时机，征得股东同意后，从义顺成抽出2.4万两银子，创办了氵只昌烛皂公司[40]。招收职工40多人，生产七星牌、军人牌、禄字牌肥皂。开始几年因质量欠佳，获利甚微，仅能维持，年产量仅有2万箱左右。1920年生产肥皂7万箱，年盈利1万两。1935年资金猛增到30万两。1936年下半年，他把从德商“谦信洋行”订购的甘油机和生产肥皂的整套设备运回武汉安装8月正式投入生产。后因连年战争，陈经畬和他从事的化学工业充满了艰辛。
3.食品工业
1927年上海伊斯兰教知名人士刘彬如倡议，由回民集资，采用认股方式开办清真食品厂——申春食品有限公司[41]。上海各阶层穆斯林踊跃认股，回族杰出企业家马晋卿除认股外，还将私宅外的半亩空地建为生产用房，无偿供公司使用[42]。刘彬如任总经理后，购买部分机器设备，采用先进技术，生产出了多种清真糕点、糖果、罐头，颇受长江下游地区回民的欢迎，产品还远销香港，是苏南回族商帮创办新式食品工业的开端。
4.火柴工业
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南回族商帮镇江籍商人金浩如在九江创办裕生火柴厂[43]。为了对抗瑞典火柴的大规模倾售，厂子并入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双方以契约为纽带形成销售联合体，在数量、价格、销售地区、销售方式等方面经过协商订立统一的联营协议。1936年形成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中心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包括全国41家火柴厂和7家日资厂[44]。其特点是：规定联合销售的地区、各企业的销售量及销售价格，并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节产量，保持产销平衡和价格稳定。从而使民族火柴业在国内销售市场占有重要地位，金浩如成为中国火柴业的先驱之一。
5.机械工业
镇江自来水厂的技术员马成章曾是镇江西大寺水房泵浦的设计安装人，是当地有名的“洋铜匠”“马铜匠”。他创办了马万兴机器修理厂，厂址设在镇江江苏北路蒜山脚下，厂内有各种工人十几名，主要经营过往轮船的修理。
6.钻石业
1927年，马鹤卿创建了上海中国磨钻厂。1931年，他与人一起在上海九江西路口开设了中国贸易进出口公司。他为了解国外磨钻工业的技术水平，同一位英国人一起去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进行考察，回国后采集钻石原胚，生产出了中国第一颗钻石首饰，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是无钻石国家。
7.印刷业
苏南回族商人的印刷业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戴百川在镇江大西路爸爸巷创办了新苏印馆，由于戴百川是镇江县教育会计，县属各中小学需印刷的作业本多让他来承办。随着业务的发展，到30年代中叶，印馆迁至柴炭巷口，购买了双开机、四开机、大小圆盘机、浇字机、切纸机、装订机等先进设备，人员也已多达50多人。镇江书店的印刷设备也对外营业，抗战后发展成华生印书馆。三山报馆的印刷设备也较齐全，至1937年毁于日军的炮火。
苏南回族商人到20世纪初开始把商业资本转移到产业投资，投资于现代化工业的规模较大、投资行业多、利润多，使苏南回族在中国回族近代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苏南回族商人还把商业资本投资于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宗教等。这与其他汉族商帮主要投资土地等显著不同。
结语
苏南回族商帮的形成、发展、壮大有同汉族商帮相似的一面，即要具备良好的地理环境、交通条件、政府政策、文化背景等；也有不同的一面，即苏南回族的基本全民伊斯兰教信仰，其商帮经营活动的商业道德及商业资本的再投资方向都呈现出伊斯兰民族的先进商业色彩。苏南回族重视商业的经营，长达千年的商业经营催化了苏南回族堪称一绝的经商理财的智慧，而这些与众不同的识见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又滋润和养育了苏南回族的商人和商业。他们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中不以谋财经商为耻、反而以繁荣天下为己任，与汉族的轻商、鄙商、贱商观念恰成鲜明对照。苏南回族商人把信仰和务实精妙地交融化合为一体，并在经营中体现出来，走出了一条适应回族商业壮大发展的道路，在义、利平衡中谋财、守财、理财，公平、合法交易，谋财而不忘义，从而使苏南回族商人在活跃的商品流通中获得资财和道德心理上的双重平衡。苏南回族商人在经营中认识到机遇不是遇上的，更不是等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在清末民初极为险恶的经济环境中，苏南回族商帮不仅没有像众多汉族商帮迅速衰落下去，而是走上了巅峰，并投资于现代化的工商业。直到今日，建立在伊斯兰文化基础上的苏南回族商帮仍有现实的借鉴作用。既然苏南回族商帮过去能创造出回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商业文明财富，那么当代苏南回族商人也能在现在良好的环境中有更大的贡献。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回族商人在继承本民族的商业文化底蕴基础上，学习西方的经营管理经验，定能涌现出享誉全球的企业和企业家。
注释：
[1]《唐大和上东征传》。
[2][3]谢肇：《五杂俎》。
[4][6]曾国藩：《请收回淮南引地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4。
[5]同治《淮南盐法纪略》卷8，《场灶产盐》。
[7]王守基：《四川盐法议略》，《皇朝政典类纂》卷76。
[8]同治《淮南盐法纪略》卷3。
[9]《清盐法志》卷156，《两淮·杂记门》。
[10]《苏州市志》第1卷，第517页。
[11]《隋书·地理志》。
[12]《嘉定县志》卷5，民国19年，第33页。
[13]《中国医学史料》，第153页。
[14]《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416页。
[16][26][28][41][42]《马公晋卿生平》，第9、24页。
[17][18][41][43]油印本《镇江回族经济梗概》，第3、37页。
[19][20][34]夏容光：《致袁纣卫函》，1996年11月18日，1997年4月7日，1997年5月18日。夏容光为二三十年代“镇江商帮”领袖之一。
[21]刘援朝：《临夏伊斯兰教农村社区的社会组织》，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22]田方等著《中国人口迁移新探》，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23][24][25]油印本《镇江回回》上册，第3、7、9页，又见《中国穆斯林》。
[27][29]《上海宗教史》，第565、562页。
[30][31][32][33]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3、355、120页。
[35][36]《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5页。
[3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5页。
[38]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第291页。
[39]《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上册，第189页。
[40]《爱国实业家陈经畲》，载《武汉文史资料》，1988年第3期。
[44]《中国火柴工业史》，中华书局，1963年，第1063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