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司司的小爪在地上踩出哔哩啪啦一连串的小甩鞭响。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姥姥姥爷房里亮了灯，两老正静悄悄地往玄关走。
我坐起来，下床穿了鞋，问：“这是去干啥？”
姥姥说：“出去溜达去。你去不去？”
我抓起衣服就往洗手间跑：“去，等我一会！”
十分钟后，我们仨就整整齐齐地迎接了北方冬日清晨的洗礼。强势的刀风吹得我紧了紧羽绒服的领子，缩喽进自己小得可怜兜不住头顶的连帽里。往左右一看，姥姥穿着件棕色暗红纹缎面织袄，琥珀色的扣子晶透莹润，戴一顶绛紫色牡丹花绒帽。姥爷则穿了件黑色亮面登山服，围着同色流苏围巾，戴着藏青色毛线帽。谁也比我暖和、比我时尚、比我能挺直胸膛。
我掏出手机，故意落后几步走在他们后面，偷偷拍下两人一高一矮走在小城街头的画面。
将近五点，天光仍未有亮的架势。我跟着姥姥姥爷，不知道走了几条街穿的什么巷，像是误入了隐世里洞天福地的废柴少年，看着满眼的热气腾腾，顾不得脚下的路。
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各式早点车在这里聚成了集市，油条豆浆酥饼、黄米饭黏豆包卤鸡蛋，还有堆成小山的浅绿香瓜，皮薄瓤沙肉甜，在晨风里把自己的香气荡得人尽皆知。
“想吃点啥？”姥姥问我。
“酥饼！”回北方当然要吃酥饼，湛金黄的饼身裹着焦褐色的酥皮，内里层层拌着白糖，甘而不腻。入口是充实的满足感，就上一碗豆浆或者豆腐脑，快乐就会成倍地递增。
姥姥买了一袋子酥饼，递给姥爷。老爷子背手拎着，衬得那酥饼如同圣人书卷一般高雅。我们紧着走了几步，从围满了人的卖豆浆车旁经过，信步就朝向了——豆腐脑车。
看着师傅掌一把又长又圆的铁勺，从满满一大桶嫩白的豆腐脑里舀出那命定缘分中的一捧，雪白的豆花滴着汁水，颤颤巍巍地抖进了我们准备好的搪瓷大碗里。再用特质的浓稠调味酱汁当头一淋，急不可耐地遮盖住豆腐脑原有的打眼亮泽，只在盖好的盖子下低调渗透进每一处缝隙，赋予豆花新的生命。
心满意足地抱着搪瓷大碗，感受着豆腐脑的晃动，想起来每年的南北甜咸豆腐脑之争。其实，作为一个父母来自南北两个相距千里城市的“混血儿”，豆腐脑、粽子、汤圆、月饼这样极具地方风味的食物，我都尝过。甜有甜的清爽，咸有咸的热烈，并不存在对另一种味道接受无能。口味这么复杂的体验，不是一朝一夕改得了，却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定住型，多试试说不定能发现新世界的大门。
“香瓜整点。”姥姥问姥爷，后者空出一只手来，在卡车的瓜堆里如同选将军一样翻来找去。一个又一个长相可人、香气扑鼻的椭圆小瓜滚进了袋子里，再被提溜到秤上宣布成绩。
都是合格的，所以都不能当将军——要当水果！
等三个人回到家，我抬头望了眼钟，才堪堪六点一刻。给司司先喂了犬粮，带她下楼上了厕所，溜了溜小弯，回到屋里爸爸妈妈都起来了，还夸我今天早上表现不错。
当然要表现不错，在没有确定到底什么才是姥爷的风险因素之前，我要尽我所能使用的时间多陪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