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樵子（18891927）名正梅，字开先，四川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县）人。其父为前清举人，有深厚的家学渊4。冉樵子排行居长，幼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兼得其父悉心教诲，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多有涉猎，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12岁时，他准备应童子试，恰逢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学堂，遂考入刚兴办的忠州新学堂读书，不久，因参加反专制的学潮而被迫离开学校，回到梁山中学堂读书。在此期间，他带头剪掉辫子，组织成立“天足会”，开梁山县社会一代新风。后考入成都省立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继又进入成都法政学堂深造。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维新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作为反帝反封建之肇端的五四运动，都对冉樵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之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弊端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成为一个具有民主进步思想、赞成新文学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学校毕业后，他先回到家乡教书，随后投身军伍，参与地方军政事务，初在四川军阀杨森驻万县机构中任文职官1，北伐时期，出任国民革命军川鄂边防参议1，并在家乡任过团总等职。他为官清廉，提倡德政，在减轻赋税方面为当地百姓做过好事，后因与当权者不和，辞官赋闲，到成都从事戏剧文化活动，写下了大量的川剧作品。1927年，当地恶霸冉智恒图谋团总之职，冉樵子恶其鱼肉乡里、为非作歹，大义凛然出面反对，与之结下冤仇。腊月初六，冉樵子去县城途中，遭冉智恒父子伏击枪杀，时年38岁。②冉樵子的作品主要有川剧剧本和诗词，并在报刊上化名发表过不少与时局相关的文章或诗作，然因其“藏拙”之心过盛，每每变换笔名，自己亦疏于收藏，又加意外去世，故其诗文大多失传。其保留下来的川剧剧本主要见于梁山文萃石印馆印行的上下卷《梁樵曲本》，上卷载大幕戏《刀笔误》；下卷载折子戏18折：《孝妇羹》《舟饯》《御河逼女》《花仙剑》《妙常拜月》《淫恶报》《夕阳楼》《上路碰府》《降宵楼》《无鬼论》《金山寺》《重梦5》《青梅配》《醒妓》《琴挑》《夜奔》《脱险投庄》《杀子告庙》。其中聊斋戏共7出。冉樵子一共编撰过多少剧本？有多少聊斋戏？现已无法准确统计。据《梁樵曲本》作者自序一介绍：自从将《刀笔误》送与艺人后，“一天一天的与他们渐渐熟悉了，他们便纷纷的找我与他们改编曲本。除《刀笔误》以外的短剧，都是分头应付他们零碎断续编的，也有曾经试演过的，也有还不曾排演的”。因冉樵子的剧本都是在成都寓居时为艺人所写，回到梁山家乡后，曲本底稿已经散失过半，幸遇一位钱德安先生为之到处搜集并安排付梓，在出版前才交与冉樵子自己作序。所以可以断定，《梁樵曲本》所载并不是冉樵子剧作的全部。谭韶华在《川剧群星·冉樵子》一篇中介绍，经他改编的川剧剧本另有《意中5》《风筝误》《三返魂》《仙狐5》《三孝记》；据安民《川剧简史》介绍，经他改编的川剧剧本还有《菱角配》等；据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介绍，冉樵子改编的剧本据不完全统计有24出，除《三孝记》之外，与上述记载相同。由此可以推断，冉樵子编撰的聊斋戏大致有10出：《刀笔冉樵子着《梁樵曲本》（民国十八年梁山文萃石印馆印行）误》《孝妇羹》《夕阳楼》《上路碰府》《无鬼论》《重梦5》《青梅配》《三返魂》《仙狐5》《菱角配》。这些剧本的思想内容大多与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潮相吻合，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深受观众欢迎，不少剧目一直延演至今，对川剧聊斋戏迅速普及并成为川剧剧目的一个重要分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冉樵子对川剧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他的戏剧作品。民国十三年，冉樵子与胡淦先生在成都编辑《蜀伶杂志》，由璧经堂出版印行，是较早出现的川剧专辑。该杂志中刊登了冉樵子部分与川剧相关的其他作品，如为成都的川剧班社三庆会写的“志”、为川剧名家岳春立的“传”，以及为川剧艺人康芷林、刘子美、黄华屏、薛月秋等写的赞诗等。《蜀伶杂志》分茶0、班社、伶官榜、新剧目、传、序、书、诗、词、杂录等类，是20世纪早期不可多得的川剧史料汇总。冉樵子还是一位川剧社会活动家，1925他与胡淦在成都发起组织评选川剧旦角“伶官榜”的活动，慧眼识才，在当时的成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时过境迁20年，一署名“老成都”者在1945年远月20日《华西日报》发表《川伶之考选》一文，曾对此次活动作过评述：“至于文人墨士从旁赞助之考选，可记述者当推民国十四年之伶官榜伶官榜系由龙滩胡淦（安澜）、梁山冉开先暨七大戏班提调主持。虽然游戏文事，但迥异于花国选总统之荒谬。当时共取十名，均为旦角，以周慕莲为状元。”新中国成立后，周慕莲因其技艺超群、德高望重而出任重庆市川剧院院长，并培养出川剧旦行的“四莲”，可知当年之“伶官榜”选举活动确是以艺德为先，对川剧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冉樵子的进步戏剧观与创作思想
（1）“改良戏曲为改良社会之先”
20世纪初之中国，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反帝反封建、改良时政成为民众的呼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无不以社会改良为己任。当时四川学界一批有影响的人物如赵熙、尹仲锡、刘豫波、赵君楷、王觉吾等，或多或少都是以这样的态度参与川剧写作的，由于他们参与川剧的改编与创作，不仅使川剧的文学艺术水准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在川剧传统戏曲中注入了民主进步的思想意识，对当时的社会改良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与黄吉安不同的是，冉樵子从中学开始，便接受正规学堂的教育，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对于社会改良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当时之成都，川剧为最高级的表演艺术，与四川民众的联系最为密切，改良戏曲成为改良社会之重要部分，通过改良戏曲来启迪民智、开社会之新风，业已成为知识界之共识。冉樵子正是出于这样的思想动机，开始了他短暂而辉煌的川剧创作生涯。他在《梁樵曲本》自序中有这样的话：“现在说到改良社会，不是人人都在说必先改良戏曲么？但是话倒是这样说，而善本究不多见。推其原因，大致有些人把这编曲本的事太看难了，以为一定要像古人编的传奇那些样儿才可以拿来公世。设是我也照样的始终藏拙，那嘛海内纵有较善的本子，一时也不容易发现，戏曲改良不是更难望了。
必要他们见到我这样的恶劣的曲本都在印行，他们那些好曲本才得次第发现，只要戏曲能够藉此改良，我就挨一顿饱骂也不敢辞。”③这段话虽然是在10年后其曲本结集出版时所写，但也反映了作家写作的初衷，联系到作者在成都的数年时间里所从事的如编《蜀伶杂志》、“伶官榜”评选等一系列开川剧新风之创举，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以进取的姿态参与改良社会的良苦用心。
（2）“代写心中不平处”
《刀笔误》写于民国六年，是冉樵子最早创作的一部川剧作品。他为什么首先选择《聊斋志异·张鸿渐》来改编川剧？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对《聊斋志异》文学性、艺术性的赞赏。他熟读《聊斋志异》，此书中大量情节离奇、形象独特、构思精妙、手法别致而又紧扣时代脉搏、闪着人文精神的故事，符合戏曲“无奇不传”和“高台教化”的特点，为戏曲改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冉樵子对《聊斋志异》情有独钟，其熟悉程度非一般人可比，据黄华屏为《梁樵曲本》所作序中说：“昔与先生同寝处既久，先生每夕非讲《聊斋》数则即解唐诗数首。”④他首先选择聊斋故事来改编川剧，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其二，冉樵子与蒲松龄在人生经历和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
冉樵子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步入宦途之后，深知官场弊端积重难返，但又不8同流合污，便毅然辞职为民，且自名樵子，以表崇尚山野渔樵之志。但在赋闲之中，对国计民生的关切之情仍未稍减，于是他选择了编写川剧这一行道，以川剧这种当时最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心中的抑郁之思，宣传自己的社会主张。民国六年，正逢军阀混战，原本繁华似锦的成都经过战火兵戎的洗劫已是一片凋零。已退出政界贫居成都的冉樵子为排遣心中郁闷，提笔写下了《刀笔误》曲本，原本未打算送戏班演出：“不料民国七年的秋天，我那三弟正品竟客死成都。未死的几月，我一天都在找医药费，才死后的几日，我一天都在找丧葬费，百忙里还不觉得，及到把灵柩送往北门外露泽寺中寄停之后，陡觉神伤，毫无生趣，再也寻不出什么消遣法子来，才用这《刀笔误》曲本替自己介绍，与他们伶人往还。”⑤他在写给三庆会会长、川剧名家康芷林的诗中说：“客中岁月谁与度，拈毫编写刀笔误，请君为我一登台，代写心中不平处。”明白地道出了他编写此剧的一片苦心。
蒲松龄也曾少年得志，在县试、府试、道试中连中三元，年长却屡试不第，终生以设馆课徒为业。他31岁时曾一度离开家乡到江苏宝应县衙门作幕宾，时间仅一年，因过不惯那种整天写书启文告、“无端代人歌哭”的生活，便毅然辞职回乡。这一年的衙门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看到当时的政治腐败，尤其是贪官污吏对民众敲诈勒索，草菅人命的种种劣行，因而更希望用手中的笔来抒发自己的激愤之情。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蒲松龄自称《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冉樵子直言宣告他写川剧是为“代写心中不平处”而作，二者虽然时代不同，但其愤世嫉俗、忧国忧民之心是一脉相承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冉樵子在选择聊斋故事改编成川剧时，其着眼点不仅停留于其文学性，更多的是看中那些揭露社会黑暗现实、同情妇女悲苦命运的文化内涵，如由《张鸿渐》改编的《刀笔误》、由《连城》改编的《三返魂》、由《小谢》改编的《无鬼论》、由《珊瑚》改编的《孝妇羹》、由《窦玉姐》改编的《上路碰府》等，都寄寓了这种思想。
（3）“一面文来一面俗”
雅俗共赏，是冉樵子戏剧创作中力图达到的一种文学境界，这一创作思想不但可以从他大量的作品得以印证，而且在据《小谢》改编的《无鬼论》中，通过主人公书生陶望三之口，具体阐述了他的观点。《无鬼论》是冉樵子作品中极富创造性的一个喜剧折子戏，科学思想与浪漫主义情怀在这折戏中融合得天衣无缝。书生陶望三暑热难当，欲借姜部郎空闲的一座院子读书，该院经常闹鬼无人敢住，陶专门作《续无鬼论》一篇，宣讲世界上没有鬼的理由，姜部郎答应了他的要求。不料当夜就有二女鬼黄秋容、阮小谢前来滋扰，陶望三对鬼以人礼相待，大家和睦相处，二女鬼从此跟他读起书来。在开讲之前，陶望三对女鬼讲了一番读书作文的基本道理：
生：其实文学一理又有什么难处，坐下听我道来。（唱）读书只要把理悟，这一个理字可以贯通诸事物，其实又有好大个分别处，不过是一面文来一面俗。
只要你懂得人情与世故，再没有什么难读的书。
只要你能把这白话说清楚，下笔时也就自然不开糊。
你们既然与那鬼为伍，那一点活泼泼的灵机我们人不如，你两个一面就把短文做，做成我自然来拜读。
这其中，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面文来一面俗”的文学主张。
即写文章既要文词优美，更要情通理顺，使人一读就懂，不必故弄玄虚。戏剧创作亦然。冉樵子的作品之所以为广大读者、观众所喜爱，流传一个世纪之久，与其致力于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学作品的创作追求是分不开的。
3.冉樵子作品的思想性及艺术特色
（1）川剧的典范之作《刀笔误》
民国十八年梁山文萃石印馆印行的《刀笔误》分上下本4段1远场，上本分两段共8场，第一段：写状、别家、奔途、遇美；第二段：送还、杀、起解、巧救；下本分两段共8场，第三段：就馆、教子、思乡、望夫；第四段：惊报、遇子、团聚、结案。川剧传统剧目中明确以“段”为标示者，仅见于此剧。
从故事内容来分析，一段大致相当于一个相对完整的情节过程。
该剧的结构也颇有特点，其布局严整而流畅，起承转合环环相扣，显示出作者高超的编剧技巧。
该剧故事内容基本忠实于《聊斋志异·张鸿渐》原着，但又有所增益。写永平文人张鸿渐与四位书生一起为朋友范加餐杖毙公堂一案鸣冤，代写讼词，被诬结党之罪。四书生被押狱中，张闻讯连夜出逃。一日投宿山中，得遇狐仙施舜华，二人结为姻眷。日久天长，张思念家中妻儿老小，得舜华帮助，张倏忽间于深夜回至家中。邻人魏色亡垂涎张妻方氏已久，见张夜归，以为方氏与人有奸，前往捉拿，见是鸿渐归家，又以前案未了相要挟，张怒而杀之，自投官府。县令“照钱行事”，将其二罪并罚，课以重刑，押解上京。舜华已修成正果，得知张再次罹难，于途中扮作表妹以酒灌醉公差，使张得以脱身，自己回升天界。
张隐姓埋名于一学馆教书十数载，方氏在家含辛茹苦，教子读书。张鸿渐子张虑深成人，娶妻王氏，学业有成，赴京赶考。张思家心切，一日深夜潜回家中，夫妻刚见面，忽听敲门声大作，误以为差役前来捉拿，逾墙而走。方氏开门后才知是儿子高中，差人前来报喜。张逃难途中，到一告老还乡的京官许继衡府中求宿，被收留。许之侄子许自新与张虑深同科中举，相携回府，张鸿渐父子相见。许之子许自诚为朝廷巡按，亲自为张鸿渐平反，十余年冤案始得澄清，阖家团聚。
冉樵子毕业于成都法政学堂，又从业于政界，对当时司法制度的黑暗深有体验，选择聊斋中《张鸿渐》一篇改编川剧，是要借剧中人之口抒发情怀，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年轻气盛的张鸿渐得知朋友被无辜杖毙公堂，义愤填膺，当几个心怀正义的书友来请他代写诉状时，便忍不住要仗义执言。其妻方氏劝道：“如今官僚派，大都是上下齐手，搭伙弄财，几曾见复盆开，谁管他沉冤埋。”然张鸿渐书生意气：“我平生怕的见不平，易改者江山，难移者本性。纵令我勉强制忍，这笔尖儿岂肯饶人。”可悲的是，张鸿渐代写诉状后，果不出其妻所料，足未出户，祸已临头，致十数年逃亡在外。
张鸿渐的冤案最终得以澄清，也并非出于哪个青天大老爷的明断，而是由于儿子中举做官，又逢儿子朋友的堂兄许自诚做了朝廷巡抚，才将贪官收监治罪，使全家过上正常的生活。这种结局，既符合原着的思路，也反映了冉樵子对吏治腐败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正是他所处时代使然。他深知官场舞弊非个人力量可以改变，但又不8同流合污，故弃官为民，以那“不饶人的笔尖”，通过《刀笔误》这样的作品，来寄托自己的正义情怀。
川剧《刀笔误》在思想内涵的开掘、故事情节的编织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均有较大的创造。原着中只说张鸿渐的同学范某被县令赵某派人用棍打死，但未说明事情的5由，在川剧中作者通过张鸿渐所写诉状对此作了合理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