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起，十余年来，祝榆生出生入死，一直是个无牵无挂的单身汉，抗战时期留在重庆的妻小传说已经在日机的大轰炸里死了。周围的同志们总想帮祝榆生安个家，可他自己总没有这个积极性。现在伤残了，年过而立的祝榆生觉得是该有个伴儿了，也好在生活上帮自己一把。可战事正急，缘分未到，祝榆生对找对象可不马虎，哪里能碰上合适的人呢？
一见到何鸥，祝榆生眼睛一亮，这个青岛姑娘不仅端庄秀美，她的高雅气质让祝榆生怦然心动。
1927年，何鸥出生在青岛一个书香家庭里，她原名叫侯惠民。父亲侯芝庭早年见过孙中山，是山东省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日寇占领青岛时，侯芝庭拒绝出任伪职，并支持儿女参加抗日，献身革命，他的家就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何鸥是侯家的六女儿，那时还是个小学生，受父兄的影响，她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决不在日本人统治的学校里读书。何鸥和几个小同学结伴跑到安徽阜阳，到国统区读书；后来为了上中学，何鸥又返回济南姐姐家住。因为她到过国统区，曾被日本宪兵抓捕盘问过。1945年12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她从济南到达临沂，那里有共产党办的山东大学，酷爱学习的何鸥选学新闻专业。1947年，党组织调她到新华社滨北分社当记者，正式参加了革命。战争环境下，积极上进的年轻姑娘被华东军区看中，调进统战部做情报工作。何鸥久仰祝榆生的英雄大名，当命运安排她与英俊潇洒的祝榆生相识后，“红娘”郑少成教员问她是否愿意的时候，她羞涩地点点头。
在庆祝济南解放的欢快日子里，祝榆生与何鸥喜结良缘。
婚后，何鸥被调入华东军大，先后任助教、秘书。之后就是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祝榆生夫妇随着百万雄师肩并肩走进南京，走进大上海。
五、从华东军大到哈军工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祝榆生曾在上海军管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陈毅的领导下，他负责寻找和邀请留在江浙一带的兵工专家，他是到张述祖教授家里拜访的第一位解放军同志，这些专家日后大多被调到哈军工任教。后来，他又回到华东军政大学，继续从事教学的老本行。1950年夏，他被华东军区评为“模范教育工作者”。同年9月，他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成立后，祝榆生曾兼任过研究室的主任。1952年秋，研究室成建制调入哈军工之后，他留在总高级步校工作，先后出任训练部副部长、部长，主管合同作战的教学，是老上级宋时轮校长的好助手。
总高级步校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例如后来的国防部长迟浩田，就毕业于总高级步校，是祝榆生的学生。
1955年5月，祝榆生被授予上校军衔，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1958年底，中央撤销总高级步校，其中一部并入军事学院。他觉得自己没有进过大学校门，知识不够用，应该继续读书，改变低学历的现状。此时松花江畔的哈军工是我军最高科技学府，于是，已是正军职级别的祝榆生放弃晋升的机会，他向上级提出要去哈军工学习军事科技。组织上同意了，但他没有想到，不是让他只当学生，还要出任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副主任。
1959年初，年过40岁的祝榆生束装就道，偕夫人何鸥和四个年幼的孩子一路北上到了冰天雪地的哈尔滨。
一进哈军工，祝榆生又碰到当年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一起工作的老朋友们，一别10年，竟然又走到一处来了，当年的老搭档许哨子还是那么朝气蓬勃，而且学问大进。
那时炮兵工程系主任赵唯刚拟调北京化工部，学院政委谢有法找祝榆生谈话，要求他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把系主任的工作重担挑起来。祝榆生也不推辞，首先逐一调研各教研室，认识每一位教师。他和政委贺振新配合默契，和沈正功、鲍廷钰、浦发等老专家们更是相处融洽，虽然初来乍到，很快就赢得全系上下的好评。
冰城寒冬给何鸥一个下马威，她实在受不了这样严酷的气候，不幸得了心脏病，祝榆生只好让她再带孩子们返回南京。回到南京后，何鸥被安排在南京市建邺区委任办公室主任兼纪委书记。
令哈军工干部和教员惊讶的是，祝副主任精力充沛，每天把系里的工作打点得井井有条；工作之余，他还能抽出时间跟学生一起听课，成为哈军工的特殊学员，在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二系有九个专业，他都有浓厚的兴趣，全部突击学过一遍，像海绵碰到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军事科技，不懂就问，虚心拜年轻教员为师。反正生活上无所牵挂，吃饭有食堂呢。多年后，他还感谢在哈军工的一年所学的专业知识，对他以后搞兵器科研帮助很大。
哈军工在小红楼区给他分个大房子，他婉言谢绝，坚持住进一般的干部宿舍；后来，把大女儿祝子禄接来读书。晚上，女儿睡了，他还挑灯夜读，从进哈军工开始，祝榆生一步一步走进军事高科技的殿堂。那时候，老二系的科主任们流传着一句笑话：
可别跟祝副主任出差，那会把你累出个好歹的。许哨子体会最深，他跟祝榆生出过几次差，白天高效率工作，晚上也不轻松，精力超人的祝榆生半夜还要和他讨论技术问题，他困得不行，可祝榆生目光如炬，毫无睡意，大脑转得飞快，一个接一个地提出问题。
1960年6月8日，根据国防部的命令，祝榆生在哈军工晋升为大校军衔。
一次赴京出差时，祝榆生在灵境胡同第二次见到陈赓院长，两人就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深入交谈。令祝榆生钦佩的是，病中的陈赓对国际军事科技发展现状洞若观火，对我军如何追赶国际前沿水平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有一种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
1960年4月，哈军工开始分建，首先是炮兵工程系搬迁。祝榆生先带人到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校打前站，开始了炮兵工程学院“三地办学”的艰苦创业时期。之后，祝榆生北上，在沈阳炮兵政治学院负责低年级的基础课。1962年夏天，西安营建下马，炮兵工程学院三地施教的状态难以为继，对南京市十分熟悉的祝榆生提出个好建议，用武汉洪山和南京孝陵卫对换。后来炮工东迁南京孝陵卫这片风水宝地，祝榆生功不可没。
六、“科八二”的诞生
长期以来，祝榆生非常注意收集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军事技术情报资料。随着国外坦克技术的飞速发展，当时的反坦克武器（特别是单兵反坦克武器）远不能满足反坦克作战的要求。1964年秋季开学后，祝榆生提出南炮工应该研制先进反坦克火炮，以满足未来反坦克作战的需要。在国家尚没有立项且存在经费、加工等困难的情况下，祝榆生提出：利用六○年级学员毕业设计的机会进行课题摸底预研。1965年初，六○年级学员毕业设计开始了。祝榆生确定，由101火炮教研室杨则尼老师带60111班一个小组负责无后坐力炮的设计；由201火箭弹教研室潘昌祥老师带60211班一个小组负责增程火箭反坦克破甲弹的设计。祝榆生亲自作战术技术论证报告并下达设计任务，他要求兵器设计人员首先要有好的“职业道德”，要有“良心”，他说：“我们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就是一切为战士着想，为战士的生命安全着想。”他深情地说：“一个战士行军时，身上的铁锹、洋镐、水壶、饭包、子弹带、手榴弹，还有一支七斤半重的步枪，多累呀！你们设计的炮和弹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减轻重量，要一克一克地往下扣。”
祝榆生下达的设计任务真叫高标准，严要求：直射距离500米，全炮重量12公斤，火箭增程弹重2.2公斤，对均质钢甲的垂直破甲厚度大于450毫米。这怎么可能？学员们目瞪口呆。祝榆生解释说，现有的步兵用反坦克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最大直射距离只有300多米，按照现在坦克的行进速度，在这个距离内战士只有一次射击的机会；如果提高到500米，就可以有两次射击的机会，战士的生命安全系数就会更大些。
在指导老师和课题组学员的勤奋努力下，无后坐力炮和增程火箭反坦克破甲弹的总体结构方案设计完成了，口径定为82毫米。利用学院校办实习工厂的设备加工了一门试验炮和四发增程火箭反坦克破甲弹，大家到南京东郊的西村靶场进行第一次实弹靶场试验。那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祝榆生和其他院首长及参加本课题工作的全体老师和学员都在试验场上。随着现场指挥员的一声令下，第一发火箭增程破甲弹准确无误地落在了500米处的靶网下面。祝榆生高兴得连声喊好，他说：“看来炮和弹的总体结构是没有问题的，飞行稳定性和500米的射程问题也解决了，下面的关键应该是解决破甲威力问题。”
在预研的基础上，学院成立了“82毫米反坦克炮（弹）科研组”——简称“科八二”。通过两年的反复攻关试验，破甲威力最终达到设计要求，随后投产，装备部队至今。多年来，“科八二”成了南炮工引以为荣的科研成果，祝榆生的精心构思和反复论证，为我国的兵器事业再次锦上添花。
七、艰难岁月
1962年春天，周总理签发命令，祝榆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
是年9月20日，炮兵工程学院在南京孝陵卫落地办学，学院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主管教学科研的祝榆生是孔从洲院长的好助手，也是学院里最具特色的领导干部。人们对他的办公室印象模糊，因为他每天都在大院里转，根本不在办公室里，基层就是他的办公室，他的身影不时出现在教室、教研室和图书馆里。他深入群众，平易近人，能叫出全院每一个教员和干部的名字，甚至优秀学生的名字也叫得出来。如同在战争年代一样，他严格自律、公私分明的作风为全院师生所熟知。他住在学校，周六才回家，秘书为他叫车，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事，不能派车。”他总是乘公交车回家，嘴里叼着车票，左臂吊在横杆上，一个行政十级的老干部没有一点架子，和老百姓一起挤公交车。
在“左”风劲吹的年月，学校里是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以突出政治“天天读”为中心，争论激烈。祝榆生坚决顶住政治部门挤占教学时间，保证全院正常的教学秩序。
1966年4月1日，军委一道命令，南炮工和哈军工、西军电一起，脱掉军装，集体转业，学院更名为华东工程学院。此时，祝榆生仍任副院长。改制后的华工正在理顺教学秩序的时候，“文革”的狂风骤雨就吹袭到紫金山下的校园中。
“文革”初期的华工，红卫兵“造反有理”的火爆状态与哈军工差不多，只是声势较小一点。也许是巧合，1966年8月19日，当哈军工的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揪斗刘居英院长的那天，华工的造反派也第一次揪斗所谓华工的“三家村”：副院长祝榆生、教务部部长苏广义和基础课部部长沈正功。这三位来自哈军工的老干部、老教授被批为华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代表”，校园里贴着扎眼的大标语：“打倒祝苏沈！”
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抄家……“文革”的标准程序是断不能少的。祝榆生曾经讲过“教学工作要照搬哈军工的”，这还了得！当年长沙会议上的“四比一”的结论，他坚持不在全院传达，这不是反对林副统帅吗？于是，祝榆生首当其冲，成为院领导中第一个受难者。
多次被抄过的家早已惨不忍睹，何鸥也被关起来，因为中学时代在济南被日本人抓过，就成了“日本特嫌”。孩子们都受到株连，被赶到乡下插队多年。
1968年，造反派把祝榆生关在家里的澡堂里，经常毒打他，有一次把肋骨打断两根。两年中，这位昔日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钢铁英雄受尽蒙昧凶残的造反派的摧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