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
马尾悲剧的征兆早在张之洞与张佩纶刚刚外放离京之处就显现了。
二张离京后,自然要先去天津见李鸿章,既是了解情况,也是向老前辈学习。同到天津的还有奉旨帮办北洋海防的吴大澂。
李鸿章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出洋巡阅的实践活动。为了这次巡阅,李鸿章事先特命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威远、康济两艘练习舰赴大沽待命。又命镇东、镇西、镇北、镇南、镇中、镇边6艘炮舰齐集烟台,等待检阅。
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会同吴与二张,督率大沽口外各舰,直奔旅顺口。一路上老中堂与“二三英俊反复考究”海防大事,并操演了海军队列。
闰五月初一日,李鸿章一行顺利抵达旅顺口。检阅了陆、海防御体系,并视察了该处驻军。
次日,一行人乘船南下烟台,检阅在烟海军,“声势略壮”。适逢“法国水师提督利士比,统铁甲两艘,快船两支驻烟。”法军为炫耀武力,特邀李鸿章一行检阅法官海军。李鸿章的观后感是:“其船坚炮巨,实较北洋船式为雄大,而操法尚不甚相远也。”不过很可惜,张佩纶似乎对此并未产生太深刻的震撼。这一点对随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初三,李鸿章一行抵达威海卫,阅看德国顾问教演鱼雷艇。次日,二张“同舟赴沪”,李鸿章则与吴大澂北返,于初五日回到天津。
闰五月十五日,张佩纶抵闽。在福州,他见到了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以及前驻日大使现任福建船政大臣的何如璋。
也正是这时,张佩纶得到了关于观音桥事变的爆炸性新闻。在张佩纶看来,这就意味着中法很有可能再度开战。于是,他收起了已经写好的辞职书,全身心地投入到备战工作中去。
六天后,法国军舰也来到了福州口外。又二日,法舰驶入闽口。此时中央业已决定,潘、岑两军均回调入关,全力恢复和局,自然不想在闽口再起风波。所以严令闽口不得轻举妄动,只能友好相待。就这样,法国军舰在清国军乐队的悠扬乐声中,鱼贯而入,停锚驻泊。
接着就发生了法方强索高额赔款,又扬言要占地为质的事情。眼看烽火即将再起,闽口却势成骑虎。张佩纶等人得到的指示仍是“切勿生畔”、“静以待之”。
结果,炮台的缺陷未改,法舰却越聚越多。
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佩纶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急电,这封电报传递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法国领事扬言,如果到二十八号中方还不就赔款问题作出最后答复,法方不放弃对福州船政局采取行动的自由。如此一来,“我若拦阻,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躁急,公屯马尾非计。北船已收入旅顺,断难在海外敌铁舰。”
话,已说得非常明白。只可惜,张佩纶另有自己的方案。
张佩纶放下电报,便开始调集部队增援马尾。他本人则先于部队出发,连夜冒雨赶至福州船政局,与何如璋密商对策。
二人决定,“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陆路援兵抵达后,则“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并密饬后山防营,择要埋伏,杜敌人登陆包抄。又分饬各厂弁丁将炮械火药周密安放,预备法人侵占厂地为拼敌俱焚之用。”行动可谓雷厉风行,决策也不乏破釜沉舟的悲壮。可是,如果基本前提是错的,雷厉风行也好,破釜沉舟也好,又如何力挽狂澜?
风雨如晦中,我们依稀已经听到一曲低沉的挽歌。
当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后,为安定人心,张佩纶故意于两军对峙之际酣然高卧,鼻息如雷鸣。何如璋则命令船厂继续开工。所以,当二十八日的太阳升起后,法国人看到的,依然是一片和平景象。但是,双方心中都很清楚,这样的时光,不会太久了。
二十八日,传说中的进攻并未发生。短暂的对峙后,是更大的紧张。上海谈判越谈越远,关于法军将强占福州船政局为地质的传闻,却越传越真。也就在这时,李鸿章建议腾空船厂,以“不设防”来对抗法国人的坚船利炮。可这又岂是张佩纶所能接受的?他不仅没有疏散船厂,反而将李鸿章辛辛苦苦疏散出去的马尾水师,一艘艘的又调了回来。
原来,他以为:“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以马尾地势、法人军谋而论,战必先水。现在法船仅九艘,我船足与相当……但敌不骤增多船,水战未必能败。”“敌入内港,若水陆夹击,截其后路,实可一胜。”六月初一,他发电给总理衙门称:“彼(指法舰——笔者注)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六月二十日,电告张之洞称:“论闽口现在敌情,先发可胜。”
显然,他忽略了中法军舰质量上的巨大差异,也忽略了现代海战的实质内容,而想当然的从一个外行的视角上,自以为内行的去设计一个天方夜谭试的作战计划。这正是当年科举制度下绝大多数文官精英所共通的致命伤。只是由张佩纶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六月初十(7月31日),李鸿章正式通知张佩纶,曾(国荃)巴(德诺)和谈已经失败,法方扬言要“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轮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定必原物归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扫尽,力难复兴。”
第二天,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总理衙门也致电张佩纶,指出:“两害相形取其轻,事急莫如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为第一要义。”“总以匆呆守马尾,避其锐气,伺隙而为方妙。”
可是,张佩纶要做的偏偏是要和法国海军正面硬顶。他不仅要把已经疏散的马尾水师再集中起来,而且上奏中央,恳请将北洋与南洋的水师也集中到马尾,与法夷决战!
在李鸿章看来,实属彻底丧失理性的举动。
但何如璋支持,张之洞支持,彭玉麟支持。更严重的是,那个讨厌张佩纶的醇亲王也支持。
在醇亲王的运作下,六月初一、初三、十一连发上谕,命粤、浙及南、北洋设法调船援闽。
可是曾国荃不会疯,李鸿章也不会疯。南洋坚辞,北洋婉拒。张佩纶也只好先将马尾水师集中起来再说。
在张、何二人的努力下,分散的军舰一艘艘又开了回来。至开战前,张佩纶与何如璋共调集了“扬武”等21艘舰船及十余艘旧式师船,与罗星塔下的8艘法舰对峙。从总吨位上讲,中方约1万吨,而法舰是约14500百吨;从火力上讲,中方大小炮50门,而法舰仅重炮就是77门,还装备了大量每分钟60发射速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并配有鱼雷艇,比福建水师占绝对优势;从防护力上讲,中方军舰全是木壳,法军却有装甲保护。相形之下,大清的战舰更像炮靶。
按张佩纶的指示,所有军舰均同法舰“衔尾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同时暗备火船、火筏,委以敢死勇丁,以用作自杀性攻击。
并将数百名精选出的敢死陆勇藏在两艘毫无武装的商船中,与法舰杂泊。一旦开战,就直冲向前,以古老到超千年的“跳帮”战术,攻击法军,变海战为陆战,缴获法舰。张、何并亲率民工勇丁,于林浦、鼓山、中歧赶建土炮台。
当所有一切部署完毕后,张佩纶与何如璋就开始向中枢相继提出“塞河”、“堵口”、“先发制人”等多种建议。他征集了30艘帆船,装满石头后停泊在长门附近。作沉船堵口之策,与法军作同归于尽的最坏准备。但事实上这个计划也不可行,一则清廷中央无此魄力,不敢批准。二则批准也无用,因为孤拔早防着清军这一手。至开战前,法方共计10艘战舰加两艘鱼雷艇驶入闽口。其中8艘战舰与两艘鱼雷艇泊于罗星塔下,与华舰对峙。另“梭尼”与“雷诺堡”两艘巡洋舰则泊于潭头、金牌江面,专防华军堵口。入夜之后,各舰均保持高度戒备,探照灯不停地扫照江面,专防华军偷袭。
于是,张佩纶也只有在对峙中苦熬,在苦熬中绝望,在绝望中哀叹:“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基隆之战
就在张佩纶为马尾叹息之时,台湾的形势业已千钧一发。
闰五月二十四日(16日)刘铭传至基隆,踏上了宝岛的热土。
抵达台湾的第二天,刘铭传就开始巡视要塞炮台,并召集驻防诸将领研讨防务问题。两天后,进入府城台北,宣布到职任事。
一路的所见所闻,令刘铭传更觉前途艰险。
当时负责台湾守备的是台湾兵备道刘璈。刘璈,湘军老将,以传统标准讲,可谓干练大员,但已不足以应付现代战争。当时,台湾守军共40个营(16500人),刘璈在台南放了31营,台北却仅9营(孙开华3营,曹志忠6营)。法国军舰已经开到基隆,作为主要防御工事的基隆炮台,“仅有洋炮五,且仅守前面,不能应敌之旁攻。”对于这个部署,刘铭传觉得不可思议,李鸿章同样嗤之以鼻。
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5日),李鸿章在写给张之洞的信中甚至说:“台湾刘道能办土匪,军事布置,未闻方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战争中,确实是台南重于台北。因为第一,从农业文明的视角看,在多山的台湾,台南的平原无疑是全台的精华;第二,从军事战略上看,传统的风帆水师作战半径和机动性均有限,攻台多取步步为营姿态,先占福建为前沿,再攻金马为跳板,取澎湖,略台南、台北贫苦之地自可传檄而定。但是在工业时代,情况就不同了,随着军队作战半径的不断加大,和交通工具的不断进步,孙子一再强调的“因粮于敌”中的“粮”已不再是制约作战的最大瓶颈,军事性的工业制成品与动力来源才是最大的瓶颈。
具体到当时,首先,占领台北无疑比台南更易于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其次,基隆的煤矿更让法军心动。该地有着丰富的煤炭储备,煤层与地表几呈水平线,某些地方只需扒开植物层,就可见到煤炭。这就使台北的地位远远凌驾于台南之上。
对此,孤拔很清楚,刘铭传也很清楚。
六月十三日(8月3日),法军中国海及日本海分舰队总司令利士比(海军中将)率3艘战舰开向基隆挑衅。
这3艘军舰的详情如下:拉加利桑呢亚号(旗舰),船员350人,配240毫米炮座炮2门,240毫米炮塔炮2门,100毫米炮6门,旋转炮8门。
维拉号(巡洋舰),船员260人,配140毫米炮座炮15门,旋转炮8门。
鲁汀号(炮舰),船员78人,配140毫米炮座炮两门,100毫米炮两门,旋转炮两门。
3舰共计388人,炮47门。
六月十四日(8月4日),法军向基隆守军发出照会,命其将基隆的防御工事交给法军接管。守军置之不理,双方遂开始备战。
六月十五日(8月5日)上午八时许,法军开始炮击基隆炮台,并在大沙湾附近占据了一个支撑点。
对于拥有150毫米装甲保护的法国军舰而言,只要在1000米的距离上炮战,他们根本不怕中方的炮弹。而基隆守军却很难抵御法国人的240毫米重炮。拉加利桑呢亚号的第一轮侧舷齐射,就干掉了清军一半的岸防炮。在此之前,清军一名出色的炮手连续三发炮弹均准确命中拉加利桑呢亚号。且所有炮弹都“集中在四法尺的范围内”。其中“一发落在吃水线上一至二法尺处,两发击中更高一点的地方,一发击中一个炮孔的右下方,打弯了一门24厘米大炮的支架。这些炮弹都击穿了铁甲并留下一个洞。这些洞很快被木制的堵漏桩封上……但新堡垒里这名危险的炮手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更多地立功了,在他装填炮弹时,法国军舰的一发炮弹摧毁了他的大炮,炸死了10名清军,其中之一就有这位出色的炮手。
我们的24厘米炮弹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
为提高命中率,利士比下令减缓射击速度。八时四十五分,岸上发生大火。
九时,清军的火药库被击爆,很多士兵被埋在瓦砾中,附近的村庄也起了火。
十五日的炮战是一边倒的。法军轻而易举地扫平了基隆炮台,轰走了守军,然后派出海军陆战队,兵不血刃的拿下了港口高地,并将残存的清军岸防工事全部炸毁。整个战斗法军一无伤亡。而清军则付出了伤亡弁勇六十余人的代价。
消息传出,巴德诺大喜过望。在他看来,法军只要继续前进,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无需太大代价,就可以攻略基隆,占领煤矿。到了那一天,还怕清政府不掏银子吗?只是他不会想到,刘爵帅已经开始为法军挖掘坟墓。
十五日的炮战,对从沪尾紧急赶来亲自指挥的刘铭传最大的启发,就是让他进一步看清了一个事实:“非诱之以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据说,刘还故意在吃饭时仰天长叹:若唐殿魁、刘盛藻在,吾何惧法人哉。这一叹可不免大大“激怒”了在场的淮军众将。唐殿魁与刘盛藻都是铭军老将,唐殿魁战死于争论极大的伊隆河之战,刘盛藻则病故多年。诸将曰:某等从公亦十余载矣,公今困绝域,某等义不生还,唯公命之!
次日,300法军悍然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