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震荡波
中法战争——这场大清国唯一一次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的对外战争早在其还在进行的途中，就开始强烈震荡大清国重臣们的心灵了。
战前主战甚力的左宗棠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仍在以20年前的老标准衡量法军，而忽视了近二十年来西洋武备的新发展。他说：“西洋各国，二十年前尚无铁舰，所有兵船与中国船政局现制相埒，即炮位药弹亦多前膛笨重之物。论其昔年兵力物力，本非能与我为难，熟料该夷逐渐讲求，日新月异，兵船铁甲，厚至一尺有余，更以一二尺厚之阴丁鲁泊如橡皮胶者贴衬其里，以故刚柔摩荡，坚韧异常。其后膛巨炮，全重能力突过从前，上洋制造局所译《克虏伯炮准心法》及《兵船海岸炮位炮架图说》言之甚详。申报所载，英国新造巨炮，可受弹药一千余磅之重，能洞穿五尺余厚之铁甲，闻者莫不咋舌。而自泰西各国视之，亦寻常工作耳。”
他还认清了下面的事实：“夫中国之地，东南滨海，外有台、澎、金、厦、琼州、定海、崇明各岛屿之散布，内有长江、津、沪、闽、粤各港口之洪通。敌船一来，处处皆为危地，战固为难，守亦非易。敌人纵横海上，不加痛创，则彼逸我劳，彼省我费，难与持久。欲加痛创，则船炮不逮，况见今守口之炮，率购自外洋，子弹火药，形式杂出，各炮各弹，南北洋虽能酌补，而炮身枪管，久必损缺，各国既守公法，一概停卖，将来由杂而少，由少而无，诚有不堪设想者。”“而我以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
话还是老话，问题也还是老问题。自强新政搞了近二十年，却还是如此，左宗棠又如何不顿足叹息？
李鸿章的幕僚部属们也在反思。
薛福成正式刊印了他在光绪五年内部发行的《筹洋刍议》，呼吁“变法”。
刘铭传建议台湾宜立行省，作洋务运动的试点省，守则固东南海疆万里门户，攻则立大清雄视西太（平洋）万年之基。在李鸿章的努力下，这个建议被采纳，刘铭传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
但最强的声音却来自一位死人。那就是战争期间（1884年10月26日）病逝于广州的张树声。
在他的遗折中，我们看到如下的文字：
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论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奠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在这里，张树声主张中国应学西人之体以策其用，而且提到了在当时还很敏感的“议院”与“君主立宪制”，真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同样是因为这场战争的刺激，虚骄自大的醇亲王战后姿态大变，转而与李鸿章成了政治盟友，大力推动起铁路与现代海军建设来。
西太后也下了大决心，训示全国：“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接，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要。”
所以才有了铁路建设的峰回路转，也才有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设立和北洋水师的正式成军。
东亚第一舰队成军
早在中法战争之前的光绪六年（1880年），受俄国铁甲舰来华与日本吞并琉球的刺激，李鸿章开始谋求当时最新式的海战利器——铁甲舰。该年的12月2日上午七点，中方代表与德国伏尔铿兵工厂签定了购买第一艘铁甲舰的合同。次年5月23日，中德又签定了购买第二艘铁甲舰的合同。
这两艘军舰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定远与镇远，每艘排水量7335吨，配有305毫米口径克虏伯巨炮。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巨舰。李鸿章更趁热打铁，又从德国购入防护巡洋舰(穹面钢甲快船)济远号（2300吨），并向英德两国续发订单，各定购两艘新式巡洋舰，以提高北洋海军的综合战力。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在李鸿章的陪同下，醇亲王代表太后、皇上检阅了北洋的这支新式海军。龙旗猎猎中，两位重臣的心情是激动的。
光绪十三年（1887年），购自英国的防护巡洋舰致远、靖远（2300吨），与购自德国的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2900吨），共计四艘巡洋舰相继回国。光绪十六年，李鸿章又接收了来自福州船政局的自造钢甲钢壳快船(装甲巡洋舰)平远号（2100吨）。至此，北洋海军“八大远”（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的主力格局正式形成。再加上原有的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和各式蚊炮艇、练习船、鱼雷艇，李鸿章终于经营出了一支亚洲第一的舰队。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一日，随着北洋军舰日多。经李鸿章等奏请，清政府下旨颁行《北洋海军章程》，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下发威海刘公岛，中国第一支近代意义的海军——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丁汝昌被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同日，《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实施。
经营前敌的同时，李鸿章也没忘了北洋水师的后路。考虑到定、镇两巨舰回国后，中国原有的港口和船坞无法容纳，所以同样是在光绪六年，李鸿章开始经营旅顺口。
光绪十二年，旅顺海防工程开工。
光绪十六年，旅顺船坞竣工。
其他如引河工程、航道舒浚、机器厂、库房、碎石码头、铁路、水坝、电报局、水雷营、军医院、船澳、炮台等工程也次第兴办。其中修船工厂共9座，占地15万多平方米，计有机器厂、锅炉厂、吸水机器厂、吸水锅炉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铜匠厂和木工厂等各一座。此外还特地从十余里外的龙头水源地铺设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自来水管道，直通船坞之内，供舰船用水和官兵、工匠饮水。
难怪李鸿章在船坞修成后，会在《奏验收旅顺各要工折》中不无兴奋地说：“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从此量力筹划，逐渐扩充，将壮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禆益于海防大局，诚非浅鲜。”
旅顺口口门东岸修建了黄金山、老蛎嘴、母猪礁、田鸡台4座炮台，在口门西岸修建了老虎尾、威远、蛮子营、馒头山、团山、田家屯、城头山7座炮台。其中黄金山炮台踞高临下，俯瞰全城，配备大小火炮二十余门，内含3门可三百六十度环射的新式240毫米克虏伯巨炮，堪称全城锁钥。另外为了加强后路防御，还在陆路修建了松树山、二龙山、东鸡冠山、椅子山、案子山、望台等6座半永久性炮台、4座临时性炮台以防守后路。合计火炮140余门（重炮76门、轻炮49门、机关炮24门），有“东方直布罗陀”与“铁打的旅顺”之称。
随着旅顺的渐具规模，李鸿章又开发了与旅顺隔海相望的威海卫。
威海卫地处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旅顺相隔仅45公里。宛若把门二虎，扼守着京津重地的海门。威海前有优良海湾，后有连绵群山，天生形胜。自明初就是防御倭寇侵扰的重镇。光绪十三年，威海卫海防工程开工。第一期工程历时两年，主要是修筑威海湾南北两岸的海防炮台。光绪十四年五月，李鸿章赴威海卫“登山履险，亲加勘度”，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十六年，第二期工程展开，主要是添筑炮台，并为守口陆军建设子弹、火药两库。同时岛上的北洋海军提督署、刘公岛水师医院、刘公岛水师学堂、刘公岛练勇学堂等工程也相继完工，投入使用。光绪十六年（1891年6月）至光绪十九年（1894年5月），第三期工程展开，主要工程为添设水雷营、陆路炮台、海岸炮台与弹药库等。
如此一番建设之后，李鸿章就在京津、威海、旅（顺）大（连）三点之间，构建出一个坚固的国防铁三角地区。负责这个三角地区守备的陆军，同样由李鸿章直接负责。他们使用最先进的西洋武器，并在外国顾问的指导下，以西式操法训练。虽然数量上只有二万余人，但依托环渤海湾的海防工程，作战略防御确是绰绰有余。守则拱卫京师门户，进则保护朝鲜，威慑日本。李鸿章甚至还有了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即经营胶州，进而由北洋而南洋，由南洋而台海，由台海而广东，建设四大海军。到时，“直东奉为一枝；南洋、苏、浙为一枝；闽台合为一枝；广东自为一枝。每枝铁甲二号，并改筑沿海炮台”。大清国的万里海上长城也就屹立不倒了。
似乎大清国真的要自强了。可惜，由于日本这个参照系的存在，大清所取得的成就很快就黯然失色了。
东洋暗礁
《天津条约》墨迹未干，日本高层又发生了一场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激烈争论。
日本军方激进派认为，清国自与法战后，大力整顿海陆军，其势不容小视。
彼大我小，彼众我寡，长程竞争，日本断无胜算。而帝国要想成为东亚之霸主，就一定要开辟新地，打倒清国，取而代之，故曰“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当本着破釜沉舟之心，在三年内完成对华战备，以作闪电一击。胜则为王败者寇矣。”
对此，伊藤博文颇不以为然。他说，和平时期日本政府的财政每年还有1000万元左右的赤字，“若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敷，此时万难冒昧。”
至于激进派所担心的“三年后中国必强”，伊藤认为“此事直可不必虑”。
为什么呢？很简单：“中国以诗文取文，以弓马取武，所取非所用，稍微变更，则言官肆口参之。
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
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指中俄伊犁危机——笔者注）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以更变为言，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
即中国执权大臣，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至于激进派所说的日本除非扩张，不然很难自强也有道理，只是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
目前的急务还是在于改革。
首先，“京中各部冗员太多，宜裁去十分之四，月可省五十五万元，以此款为扩充海军之用。”
其次，“本国宜多建铁路，全国血脉贯通，转运神速，陆军可裁一半，计每年可省四百万元，即以次款为添铁路之用。”
最后，“我国四面皆海，海军极宜加多，陆军实可裁减，遏有兵事，随时调集后备之兵（男丁入营三年后为后备之兵），皆可以战。缘我国自改男丁十八岁即须入营当三年之例，与步伐阵式均已习练，非若中国所募，皆乌合之众也。”
如上内容，通过李鸿章安插在日本的卧底，迅速送至北洋。
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
看着伊藤的三句真言，李鸿章无语。
明明已经看到了对方的底牌，却依然是个无可奈何。这就是李鸿章的悲哀，更是大清国的悲哀。李鸿章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国这艘硕大的破船，好不容易避开法兰西这座冰山，又一路直撞向日本国这座坚硬的暗礁。
德国军火与德国制度
说来不可思议，李鸿章的落伍早在1870年就被决定了。而且是在他最擅长的军事领域。
若前所述，普法战争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李鸿章与大清国也在这个地球上，自然也难免要受其影响。李鸿章本人就是这场战争的一个受益者。可是，虽然李合肥受益于普鲁士的胜利，他却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个“布鲁斯”何以能打败“弗兰西”。这就引出了另一段公案。
张之洞对李鸿章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着名的评论，常常被人引用。在张之洞看来：“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可是问以各种武器装备“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
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这段话经常被引用，以证明李鸿章在大清国内的出类拔萃。可是，这段话中还隐含着另一层更微妙的含义，一层连说话人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