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汝昌看来，大势已去，空有这根独木又有何用？在丁的命令下，戴宗骞与学生炮勇被撤往刘公岛。海军则旋转舰炮，将炮台与弹药库摧毁，以免资敌。
当晚，戴宗骞吞金自杀于刘公岛。
夜色苍茫中，历史留给北洋水师的时间已经不多。
由于南帮炮台的失守，日军利用中方未及破坏的火炮转攻北洋水师，中方诸舰只好退往西口避炮，日军鱼雷艇遂得以将东口防雷艇工事拆除，利用夜暗发起偷袭，北洋水师的日子愈发难过。
更不幸的是，皂埠嘴炮台里的6门克虏伯炮未能损坏。这对北洋水师威胁太大了！
6门炮必须毁掉！
艰难的任务，交给了定远号的炮长李升，和陆军帮带洪占魁。
中午一时二十分，日军兵分两路，直扑炮位，炮台的另一面，乘坐鱼雷艇上岸的25名敢死队员也在飞奔向同一个目标。
海军的火力压制，有效延缓了日军的步伐。敢死队也才得以抢先数分钟冲入炮位，在每一门炮上安置炸药，引燃后立即撤退。当第一批日军冲入炮台时，等待他们的是一声巨响。而此时敢死队员还未完全登上鱼雷艇。
尸块、石块、武器碎块从天而降。亲自断后的两名队长：李升和洪占魁，非常不幸地长眠在他们亲手引发的巨爆中。同时牺牲的还有15名敢死队员。但他们已成功完成任务。北洋水师因他们而又延长了月余的残命。
但日军不会就此罢休，日军从旅顺紧急运来维修海防炮的零部件，抢修被破坏的清军火炮，同时将熟悉海防炮性能的海军炮手调上陆地，从清军放弃的炮台上炮击北洋水师。到2月2日，龙庙嘴炮台的两门240毫米炮和1门150毫米炮、鹿角嘴炮台的4门240毫米炮、皂埠嘴的1门240毫米炮先后修复完毕。丁汝昌也只有扼腕长叹：“炮资敌，我杀我！”
2月3日，日海军发起第二轮猛攻。
2月5日凌晨四时，日海军派出十艘鱼雷艇偷袭，定远中雷搁浅，至此两巨舰皆成搁浅的鲸鱼，再无逃生可能。
5日天亮后，日海军发起第三轮猛攻。
6日凌晨二时四十五分，日海军派出七号、十一号、十三号、二十三号和小鹰号鱼雷艇发起了第二次鱼雷偷袭。中方鉴于上次的惨痛教训，入夜后就以探照灯不停照射江面，以求及早发现来袭日艇。不料探照灯打得太高，未能及时发现小巧的日本鱼雷艇，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结果，来远、威远、（差船）宝筏惨遭击沉。当天下午，日海军趁机又发动了第四轮猛攻。
不能成功，只有成仁。
丁汝昌决定在2月7日这天与日军决战。他的计划是，先利用战舰与刘公岛、日岛的炮台与日本舰队交战，然后乘乱派出北洋水师的全部13艘鱼雷艇，向日军发起自杀性进攻。然后北洋水师的剩余战舰倾巢而出，与日军作最后一搏。
巧合的是，日军同样选择了2月7日这一天，对北洋水师发起第五轮攻击。
鉴于刘公岛与日岛炮台对日军的重大威胁，伊东决定此次进攻兵分两路，以第二、三、四游击队攻打日岛，本队和第一游击队攻击刘公岛。先拔掉这两颗钉子，再全力围歼北洋水师。
结果，7日的早晨，日军率先发起了进攻。北洋水师依托两岛炮台，死抗日军进攻。激战从七时二十二分一直打到八时半，日军攻击受挫，多艘战舰受损。
丁汝昌一声令下，中方13艘鱼雷艇鱼贯而出，直扑日舰。决战就在眼前。日军震惊了。但更震惊的事情随之发生。中方的鱼雷艇出港后并未继续杀向日军，而是突然转头向西，顺着海岸线，跑了！悲壮的决战就这样成了一场滑稽的闹剧。滑稽之后是尴尬，尴尬之后是失落。
所有13艘鱼雷艇，以及追随逃跑的飞霆（用于递信、拖带的辅助小火轮）、利顺（辅助拖轮）两艘小船，或为日军追及击沉，或于逃跑中搁浅，最后无一艘幸免。
2月7日的闹剧，不仅断送了丁汝昌的决战计划，更从士气上埋葬了北洋水师。
2月8日，兵勇成群结队去见丁，“哀求生路”。丁许以“若十七日（2月11日）救兵不到，届时自有生路。”
为什么说十七日呢？原来，十二月二十七日，廷旨已同意将北上的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所部5营转用于山东战场。次日，李鸿章与刘坤一又达成一致意见。
决定将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军马队5营，和皖南镇总兵李占椿步队15营，用于解威海之围。据李秉衡的电报，这些援军将于20天后抵达威海，那一天就是正月十七。
2月9日，不依不挠的伊东又发起了第六轮猛攻。靖远不幸中炮搁浅，丁汝昌想与舰同沉，不料却被亲兵强行救走。真是想死也难。
10日凌晨4时，天降大雪。日军四艘鱼雷艇乘机发起了第三轮鱼雷夜袭，但这一次日军未取得任何战果。上午10时许，伊东发起了第七轮攻击。
炮声中，丁汝昌自定的最后期限十七日（11日）终于到了。他并未等到援军。
相反，却收到了一个更令他沮丧的消息：山东巡抚李秉衡已弃烟台，走莱州。事实上，陈凤楼的5营马队早在1月22日就到了潍县，却又在四天后被中枢转调往天津。李占椿的步队前锋3营刚入山东诸城境内就发生了哗变，带兵官被杀，士兵四散，后续部队也迟疑不进。至于丁槐所部5营则如沉海之石，没了讯息。
就在丁汝昌决战不成的2月7日，刘含芳收到了一封李鸿章发来命他转丁汝昌的电报。内云：“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新聘用的英籍帮办副提督——笔者注）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至赉资，正合上意，必不至干咎，望速图之！”
刘含芳立即派出三名信使，分路发送，费尽曲折始于11日晚送交丁汝昌的手中。
在丁汝昌看来，这无疑就是舰队的死亡宣判书——定、镇二远皆已丧失机动能力，如何远遁吴淞口？
绝望中，刘公岛已到最后关头。医护人员借口自己不属海军提督管辖，纷纷离岛，留下伤病员无人护理，凄惨无比。
岛上商绅劝丁降，陆军残兵劝丁降，水军兵勇劝丁降，1月20日，伊东佑亨也致书丁汝昌，宏篇大论地劝降。
历史留给丁汝昌的退路也就只剩下了一条：死。
临死前，丁汝昌想用鱼雷轰沉镇远，以免资敌。不料水兵哭倒一片，纷纷恳求丁不要炸沉镇远。后者害怕这样做会激怒日本人，引发新一场旅顺大屠杀。丁汝昌坚持又发了一次命令，但依然无人动手。
天色渐暗，丁汝昌的心已死。夜色中，炮声又起，那是日军的又一轮夜袭。
坏消息随之传来：康济中炮受伤。
更“壮观”的场面随之出现，“水陆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出路只有一条：由丁提督下令停止抵抗。
在震天动地的哭声中，丁汝昌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晨十时许，元宵佳节刚过三天之后，丁汝昌仰药自尽。
此前，他曾屡屡于战事激烈时，“挺身外立，以求解脱”，可惜日本人的炮弹却就是打他不中。命也？运也？奈何，奈何。
就这样，丁提督未能满足一些后人对悲壮的期待。他自己也清楚，这么一死，也不会换来中央对自己的原谅。但至少，他这一死，已将天大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他至少，已用自己的一死，换来了那万余军民的生路。因为他一死，也就等于宣告了抵抗的结束。
同时选择自杀殉国的尚有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代理管带杨用霖，李鸿章的外甥记名提督张文宣。张文宣临死前还遗书一封给李鸿章，说：
此次战事有守一月而不支者，有守数月而不支者，有守半年不支而至死不屈者。相座当付泰西各国观战武员评其得失勇怯，不能以成败论。
其中，“有守半年不支而至死不屈者”，指的无疑就是威海卫。
丁提督死后，诸将与洋员密议不发丧，进而盗用了丁的符印，并以丁的名义发出了北洋水师向联合舰队的投降书。他们更要在漫长的岁月里伪造另一个虚假的死亡时间，他们要让世人相信，丁是在投降后才自杀的。
这样一来，丁汝昌的自杀就不是力屈后的殉国，而成了投降后的谢罪——换来的是活人们的平安。
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的刘公岛是悲戚的。一个新的海上强国从此崛起，一个老大帝国的现代海军则在此陨落。
下午一时，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10舰，同时降下大清国的龙旗，升起日本的海军旭日旗。只有康济号练习船上，仍然飘扬着孤零零的龙旗——这是伊东特别的优待，他特许康济运送中方殉国的英雄们返回他们的故土。
一字排开的七副棺柩中，分别躺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张文宣，以及半岛海战时阵亡的济远大副沈奉昌，和阵亡于威海保卫战的广丙大副黄祖莲。
但最终康济运走的却只有六副棺柩。因为张文宣的亲兵们死活不让康济运走他们的总兵。他们坚信，日本人此举必是个阴谋，半路上肯定出事。于是，他们坚持架走了张文宣的灵柩，另乘一艘小船，孤零零的离开了威海卫。细雨蒙蒙中，一支年轻的海军被划上一个凄凉的句号。
可丁汝昌的故事却远未结束。
光绪盛怒之下，发了严旨。丁汝昌虽死，罪不能赦免。职务、荣衔被褫夺，家产籍没。尸体不许下葬，棺材外还要再套上铁锁，置于故里村头示众。儿孙为之受冤蒙耻，流离多年。而同时自杀的张文宣则因为是自杀殉国而得到了清廷的从优议恤，得以提督阵亡例赐恤，特谥武毅公，赐白银800两，世袭骑都尉加一品云骑尉世职。直到1910年，丁汝昌的冤案才得以昭雪，大清国的气运也已走到尽头。
明争暗斗总无术
就在11月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发起最后的进攻，“东方直布罗陀”危在旦夕之时，清廷又想起了和谈。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奉命赴津，与李鸿章密议和谈之事。李鸿章也只有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向张耐心地分析：当此日本连战皆捷，举国若狂之时派大员东渡议和，必为日所轻。不若本着“投石问路”、“举重若轻”的思路，先派一洋员赴日，试探“彼中情伪”。对此，张荫桓完全赞同。人选也很快确定，那就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德国人）。两天后（19日），清廷特授德璀琳以头品顶戴，命他带着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的照会去日本，作和谈试探。当此军事大转折的关头，日本自然不会让和谈阻挡他们获取果实的步伐。于是，日本以李之照会非国书，德璀琳亦非中国大员为名，拒绝接受。
现在，大清国最后底线就是希望谈判能在中国境内进行。但这最后的底线终于也破灭了。日本人坚持在战时大本营的所在地广岛谈判。很显然，大清国已成了板上之肉，釜底游鱼。
1895年1月14日，也就是日军在荣城湾大举登陆的前五天，在李鸿章的奏请下，清廷正式任命户部侍郎、前驻美公使张萌桓，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不料又一次为日本以“全权不足”为由据之门外。
原来，日本已决意利用此次战胜机会，从中国获取巨额赔款。并割取部分领土。前者已无悬念，只是后者，他们尚不清楚清国的反应如何。所以就像围棋中的试应手一样。日本也在战略上试中方的应手。所谓以“全权不足”拒张、邵二使，可谓一试。2月17日的电文又是一试。是电称：“中国另派大臣，除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议土地及与日本日后定立办理交涉能力以画押之全权，即无庸派其前来。”最后，日本人干脆以广岛为军事重镇为由，强行驱逐大清代表。他们显然已不愿再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他们选择了广岛作为谈判地点。
2月17日，伴随着刘公岛的失守与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清廷对日本的第一试作出了回应。他们致电日本，称李鸿章中堂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并同时将敕书底稿一并附上。
对日本人而言，谁当全权大臣根本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到底有无割地之权。
两天后，日本人发出了第三试。他们致电清廷说：“希望中国政府确言，能否保证按照本月17日日本政府电示之条件派遣其全权大臣。”
26日，清廷作出了答复：“李鸿章被任命为头等全权大臣。凡日本在本月十七日来电中所欲商各节，李氏均带有执行此等任务之全权。”
从外交上讲，此举无异于主动将己方底牌翻给日本人看，亦无异于明明白白地告诉日本：大清国是何其急迫地需要和平，急迫到李鸿章尚未离开北洋，他的上司已等于同意了日本人的割地请求。而此后谈判期间，日本人所有的强硬立场，可谓皆发端于这封电报。
既然要李鸿章去当全权大臣，再弄个“带罪之身”就不合适了。于是，发出的处分收回了，拿走的翎顶与黄马褂也又都赏还了，更给了个“头等全权大臣”
的新头衔。只是这个“全权大臣”，当得委实窝囊。遥想当年，天津定约之时，李是何其的意气风发。今天强弱业已易势，可谈判的对手还是李与伊藤，真是情何以堪。
事实上，早在正月二十四（2月18日），李已明言：自己去谈判可以，但若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四天后，李应召至京，与军机大臣同时被光绪召见于乾清宫。李明言：“割地之说，不敢据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表示：若果能不割地，只赔款，再多户部也会努力。但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徐用仪则担心，若不割地。怕日人不与和谈。
众臣退出后又往传心殿续议，李鸿章再次强调：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
但不割地就要再战，清廷却已无心力再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