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抵消军方和国会的挺蒋派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艾奇逊国务卿在1949年夏天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国务院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就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和提供政策咨询；二是发表酝酿已久的对华政策《白皮书》。成立咨询委员会的一个动机是针对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成立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张美国加强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艾奇逊在国务院成立的咨询委员会，由深得他信任的国务院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 at large）、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菲利普·杰塞普（Philip Jessup）牵头，所以又叫“杰塞普委员会”（the Jessup Commission）。为了表示咨询委员会所作的政策分析和建议的学术性和客观性，委员会的成员都不从国务院内部挑选，而是面向社会，聘请同中国打过交道的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让他们以咨询人（consultants）的身份，参加咨询委员会的讨论。同时，为了强调咨询委员会重视在中国问题上的两党一致，杰塞普还特意邀请了两位共和党人士，参加咨询委员会，并担任他的助手。这两位共和党人士分别是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校长艾佛瑞特·凯斯（Everett Case）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前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rsdick）。
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的想法最早来自凯南和戴维斯，旨在向美国公众解释20世纪中美关系（特别是1944-1949年阶段的关系）的来龙去脉，解释为什么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没有危及美国的核心利益，说明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不是由于美国政策的错误造成的，而是归因于中国内部的因素，特别是蒋介石的领导不力。《白皮书》将回击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责难。《白皮书》是一部长达1054页的冗长报告，在8月5日出版时，还附带一封艾奇逊国务卿的信。艾奇逊的信概括了《白皮书》的主要观点，指出蒋介石应该对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负责，他指挥不当，总是指望美国来帮他打赢内战，中国内战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让艾奇逊、凯南等国务院官员没有想到的是，《白皮书》不但没有平息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的批评，反而引发更大一轮抨击。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面对其一手扶植起来的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最后崩溃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领导人是既无可奈何，又不甘失败。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所谓鼓励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及促进中苏交恶上，希望以此来尽可能地保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和影响。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召开中国问题圆桌会议，邀请政府外的25名熟悉中国情况的学者、商界人士和退休外交官，齐聚一堂，和国务院官员互动，共同商讨美国应该如何面对中国的变局。圆桌会议由无任所大使杰塞普主持，国务卿艾奇逊没有出席会议。国务院参加讨论的官员有凯南、巴特沃斯、司徒雷登以及各个司的负责人。凯南再一次重申中国对美国安全利益的次要作用，他的观点得到多个国务院官员的赞同。这些官员都强调，北京新政府面临的国内问题堆积如山，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来稳定中国的局势并重建经济，因此，它目前没有能力在国外给美国制造麻烦。在圆桌会议上发言的多数外来学者，都主张美国政府应正视中国现实，结束和蒋介石政权的瓜葛，和北京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开展贸易。不少学者，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中蒙问题专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都对美国国内围绕共产主义威胁的争论忧心忡忡，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种为了政治目的而开展的大辩论，毒化了国内政治气氛，妨碍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理性地制定明智和有效的对华政策。裴斐指出，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帮助亚洲发展经济，而不应该遏制、破坏和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美国一味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会使亚洲所有的民族主义者得出一个结论，即俄国人说的是对的，美国人是帝国主义者。
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瓦尔德（Angus Ward）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留。随后，沈阳市公安局又以间谍案对瓦尔德提起公诉。事情发生以后，杜鲁门总统很震怒，一度威胁要对中共进行报复，考虑对中国实行海军封锁，阻止运煤船驶往上海，以经济手段教训中共。但是国务院不赞同这一建议，认为阻止运煤船去上海没有多大意义，杜鲁门遂作罢。瓦尔德事件以后，凯南仍坚持认为，美国和中共建立正常关系是阻止中共完全倒向苏联的最好办法。11月17日，凯南在写给艾奇逊国务卿等人的政策建议中指出，中共拘禁瓦尔德的背后策划者是苏联，苏联想通过此举来报复美国前不久逮捕一个苏联贸易公司在纽约的五名雇员的事件，同时，毒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未来关系，美国不应上苏联的当，被苏联任意摆布。凯南建议，美国应该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他强调：阻止中国完全斯大林化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并在中国发挥影响。
凯南的观点在杜鲁门政府中仍有影响。1949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其第48/2号文件中，表达了和凯南观点相似的立场。该文件强调，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来利用中苏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文件特别指出，美国如果对中共采取一个比对苏联还要严厉或敌对的政策是不妥当的。
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试图直接诉诸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把这股势力引导到反苏的方向去，竭尽挑拨离间中苏关系之能事。艾奇逊指出，亚洲眼下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民族主义，它与美国的利益和传统政策相一致，而与共产主义水火不容。他宣扬了一番美国对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有的同情和友好，称美国一贯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后，他话锋一转，剑指苏联，声称：苏联帝国主义正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独立，甚至想把中国的北部省份分离出去。这种在外蒙古所采用过的办法，在满洲也几乎实行了。苏联正在接替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着中国人民。艾奇逊还谈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安全问题，指出美国的战略“防御环带”（defensive perimeter）是北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和琉球群岛，南到菲律宾。他故意没有把台湾包括在这条防线内，似乎表示美国不准备干涉台湾，要撤出中国内战。艾奇逊发表此番言论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谈判中苏同盟条约。艾奇逊的讲话显然是想破坏中苏谈判。
但是，艾奇逊挑拨中苏关系的做法并没有能改变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没能改变毛泽东要“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决心。毛泽东在和斯大林会谈时明确表示了中共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他告诉斯大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得到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问题。”
为打消斯大林对他会不会成为又一个铁托的疑虑，毛泽东在艾奇逊1月12日演讲的次日，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表示同意“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经合署留沪物资”。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存放在上海的物资是准备用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国务院对中共征收外国兵营的决定反应强烈，宣布撤出所有美国在华官员。在得知美国对中共征收外国兵营的激烈态度后，毛泽东又于1月18日再次致电刘少奇，称“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很显然，毛泽东想让斯大林知道：中共是站在苏联一边的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帝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为了回击艾奇逊的挑拨离间，苏联方面向毛泽东建议：苏联、中国和蒙古分别发表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言论。毛泽东表示同意。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词拒绝驳斥艾奇逊的声明。为了在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1月21日，苏联、中国和蒙古分别发表了声明。
中国的声明指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毛泽东用词辛辣，笔锋犀利，风格独特，毫不掩饰他对美国的敌视。
苏联的声明以同样严厉的措词反驳艾奇逊。它指出：“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声明针对艾奇逊关于“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的说法，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1950年2月，中苏签订同盟条约，这对杜鲁门政府中那些期盼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官员，是当头一棒。他们明白，在近期中苏关系破裂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艾奇逊并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还愿意耐心等待。他仍然相信，美国有机会破坏中苏关系。中央情报局已作了预测：中共将在1950年底以前拿下台湾。一旦蒋介石政权彻底结束了，中美关系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复杂。说不定在11月国会选举以后，杜鲁门总统可以在对华政策方面有所举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再次直接干预中国内战。不久，中国为保卫国家安全，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至此，杜鲁门政府一度希望以承认和贸易为诱饵，和新中国讨价还价，制造中苏反目，维护美国利益的政策宣告破产。同时，斯大林对毛泽东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铁托的疑虑，也完全烟消云散了。
坚守离间中苏的信念
朝鲜战争使美苏冷战全球化，美国更加从美苏对抗这个全球战略格局的背景下来看待中国，美国对华政策变得更为僵硬和敌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的时候，美国外交决策人在内部的政策讨论中，仍念念不忘中苏分裂的可能性。尽管当时中美和解已经成为泡影，但是，艾奇逊及其助手们仍在寻找任何可能导致中苏最终分道扬镳的机会。
1950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动方针的政策声明中说，联合国军解放北朝鲜将改变满洲在苏联控制下的“俘虏地位”，因为一个“自由和强大”的朝鲜将为满洲的资源提供一个通向外部市场的出口，并将为满洲以及华北的中国居民提供一个与“非共产主义自由国家”接触的机会。在联合国领导下的朝鲜统一事业将会加强中共内部以及中国人民中间那些不愿完全依赖苏联的人的地位。如果西方巧妙地加以引导，中共可能改变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