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升级和对华政策调整
约翰逊选择在1965年下半年放宽对华旅行限制，此举主要受他当时越南政策的影响。1965年上半年，约翰逊在出兵南越、迈出越战升级的重要一步后，十分担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会触怒中国，引起中国参战，重蹈朝鲜战争覆辙。朝鲜战争初期，杜鲁门政府因为无视中国对美国发出的“不要越过三十八度线”的警告，一意孤行地要推翻北朝鲜金日成政权，导致中国入朝参战，中美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约翰逊对这一历史教训，牢记不忘，念念在兹。所以，他在指导越战升级时，严格掌控制美军介入的规模和范围，经常推翻军方领导人的过激建议，不让战争扩大到中国。他不愿在越南打一场无限战争，他在印度支那谋求达到的有限目标是：破坏河内向越南南方输送战斗人员和军事装备的行动，阻止北越推翻南越政权。他无意消灭越南民主共和国，更无意和中国交战。
1965年上半年，面对约翰逊政府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不断升级，中国领导人表示极大的关切和担忧。他们认为，美国的行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加紧战备，比如落实“三线”计划；另一方面，他们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多种渠道、在多种场合，向美国领导人发出警告，表达中国的关切和决心。
为了避免刺激中国，避免中美关系中再添加新的紧张因素，并表示美国有意改善中美关系，约翰逊政府在1965年下半年和1966年，作了好几个姿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
第一，拒绝台湾方面提出的反攻大陆的要求。台湾当局希望利用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的机会，进攻大陆东南沿海地区。1965年9月，台湾的国防部长蒋经国访美，要求美国支持台湾的反攻大陆计划。蒋经国告诉美国官员：目前中国大陆内部虚弱，民心涣散，是进攻东南沿海地区的最佳时机，台湾并不需要美国大规模介入，只需要美国提供空中和海上掩护。但美方对蒋经国的建议不看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蒋经国的建议使他想起几年前古巴猪湾事件的惨痛教训；眼下还没有证据表明，台湾攻打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会引发大陆人民起而反抗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也对蒋经国的建议很冷淡，认为此建议从军事角度上看，也是行不通的。蒋经国在华盛顿碰了一鼻子灰，扫兴而归。1966年1月25日，美国驻台湾“大使馆”报告：国民党领导人对美国的消极态度，非常失望和沮丧。3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作出联合决定，取消对台湾的“军援项目拨款”（Military Aid Program funding），原因是美国对台湾的义务完全是防御性的，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不能被用于进攻大陆的目的，而台湾目前的军队数量和规模，就对付大陆的威胁而言，已经是过于庞大了，美国不准备继续为台湾军队的现代化买单。
第二，1965年10月，中央情报局提出一个扩大对中国的广播战计划：在目前由美国新闻署开展的对华广播的基础上，由中央情报局再开设一个对华广播，以扩大对华心理战的规模。但美国国务院反对中央情报局的这个计划，赖斯和汤姆逊都认为：该计划只会激怒中国领导人，不利于美国希望在越南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的目标。由于国务院的强烈反对，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没有被采纳，约翰逊政府维持由新闻署开展的对华广播的现存状况。
第三，在1966年上半年，约翰逊政府的高官，包括约翰逊总统以及他身边几个在对华政策上持“鹰派”观点的顾问，在谈及中国时调子都有所变化。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往往对华言辞激烈，总是强调中国对东南亚的威胁，总是声称美国将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的扩张，但现在他们却开始强调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无意推翻北越政权，无意进攻中国。1966年2月23日，约翰逊总统在纽约“自由之家”的餐会上说，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行动。他强调：美国没有威胁任何国家，无意推翻任何政府，美国的目标完全是防御性的，完全是防御侵略。
对华态度一贯死硬的国务卿腊斯克也开始转变语气。1966年3月16日，他对国会众议院远东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说：我们不能总是以为美国对华政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也不能总是认为中美之间的敌视是永远不会结束、永远不可避免的。他建议对中国采取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在遏制中国的扩张倾向的同时，通过非官方接触，来逐渐改变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在解释对华接触的问题时，腊斯克指出：美国可以做以下几件事，（1）向中国表明美国无意进攻中国；（2）扩大与中国的非官方交流；（3）继续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谈判；（4）和中国官员就裁军和不扩散问题开展对话。他认为：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可能会放弃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对世界采取一个比较务实的政策，美国愿意和这样一个务实的、负责任的下一代中国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5月14日，他向约翰逊总统建议，美国应考虑采取“两个中国”政策，美国应注重如何保住“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不是强调如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挡在联合国的大门外。
1966年5月18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年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当代世界安全”的演讲。他一反自己过去作为反共鹰派的形象，在演讲中淡化武力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强调通过经济援助的方法来帮助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他还特别对共产主义国家伸出橄榄枝，呼吁美国同苏联、中国“搭桥”，以最终发展共同利益。对于中国，他建议美国采取具体行动，比如贸易、外交接触、甚至军事观察员交换等方法，来增加中美之间的沟通，消除彼此的误解。
第四，美国国务院指示美国驻外使馆和外交官：在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时，采取主动接触的态度。在1965年12月15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中，美方首席代表约翰·格罗诺斯基（John Gronouski）主动提出：美国愿意单方面欢迎中国记者访问美国，而不同时要求北京允许美国记者访问中国。格罗诺斯基的表态改变了美国过去在记者访问的问题上一直坚持的对等原则。次年3月10日，国务院指示美国驻华沙大使馆在中美大使级谈判中，强调美国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处。在当月举行的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格罗诺斯基在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这是前边128次谈判当中从未出现过的用语。格罗诺斯基的做法是美国走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暗示。
1966年9月，美国国务院首次允许美国驻外使节在合适的社交场合，同中国外交官建立非正式接触，只要这种接触不会给外界留下美国已改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就行。国务院希望，通过增加和中国的接触，美国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并改变中国官员对美国的刻板印象。
令人遗憾的是，约翰逊政府的这些向中国释发善意的举动和试探，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中美关系僵局依旧继续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正进入了一场国内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当年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王国权后来回忆：在他把美方在大使级会谈中首次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情况报告给国内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及时研究，我们错过了一个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不能不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件憾事”。他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进一步调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许不会拖到5年之后的1972年，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可能会出现。”
结论
本文揭示了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升级决策和他的对华政策调整之间的令人意外的联系，说明了1965年8月约翰逊批准放宽对华旅行限制的越南战争背景，指出了对历史教训的记忆和重视在约翰逊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证明了约翰逊是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的最后拍板人。
从肯尼迪当政开始，美国政界中就一直有人呼吁白宫重新检讨对华政策，改变对中国的“遏制加孤立”的做法，采取“既遏制又接触”的新立场，这些人中有行政部门官员，有国会议员。与此同时，主张维持对华“遏制加孤立”高压政策的官员也大有人在。从1963年11月接替肯尼迪担任总统开始，到1965年8月，约翰逊总统一直拒绝采纳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的建议，不愿改变现行的“遏制加孤立”的政策。1965年8月，约翰逊最终改变态度，同意有限度地解除对华旅行限制。导致约翰逊转变立场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越南战争政策：由于约翰逊在实施越南战争升级的措施时，非常担心与中国直接交战，所以，他在密切关注北京的警告和信息传递的同时，又对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作些调整，以达到向中国交出底牌的目的，即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是有限的，行为是有克制的；美国只是要惩罚北越，美国无意与中国开战；美国不希望美中两国领导人因为误解对方意图和错判形势而陷入一场直接军事冲突。
有不少学者认为，约翰逊总统对越南的大规模干涉使他不可能考虑改变对华政策，因为遏制中国是约翰逊越南战争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他们指出，在北京向河内提供军事援助并压北越不和美国谈判解决冲突的情况下，约翰逊如果作出任何向中国妥协的举动，比如解除贸易禁运，都会使他的外交政策变得自相矛盾。但历史的结局往往是出人意料的。约翰逊在越南的干涉对他的中国政策产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效果。约翰逊出兵越南的目的是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但朝鲜战争的梦魇在约翰逊的脑中又挥之不去，他害怕再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结果，他在增兵越南的同时，又向中国作出善意的举动。同时，约翰逊对越南的干涉使他在考虑松动对华政策时，减少了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即他不用再怕保守派批评他对共产主义软弱，因为他已经在越南显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强硬态度。
从1965年8月开始，在约翰逊总统的直接推动下，美国政府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作出了一些试探性的初步举动，比如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在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正式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对华言论的语气等。但这些举动并没有带来中美关系的解冻，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积极回应。正如中国学者陈长伟和王民所说：中美关系没有出现突破，主要是“由于当时国际局势还没有发展到使中美双方能够求同存异、进行冷静谈判的程度。中国坚决拒绝美国绕过台湾问题伸出的橄榄枝”。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极端狂热之中，中苏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边境冲突的地步，中国仍然视美国为一个主要敌人，促使中国领导人改变中国外交战略的客观形势尚未形成。
虽然约翰逊因为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在国内大失民意，不得不忍痛放弃参加1968年的总统选举，但他在指导美国干涉越南时小心谨慎不触怒中国的作法，却避免了美中之间有可能因为越南冲突而发生的一场直接军事对抗。如果约翰逊在指挥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时，无视历史教训，毫不顾及中国的反应，完全采纳军方的激烈建议，那么，美国很可能在越南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尽管中美关系在约翰逊执政时期没有得到改善，但他为解冻中美关系而作的那些初步的破冰尝试，却为后来尼克松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取得突破作了准备和铺垫。
（本文最先提交给2008年4月14-15日在澳门大学举行的“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对华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后发表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7辑。感谢澳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郝雨凡教授和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魏楚雄教授邀请我参加会议。本文在收入此论文集时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