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周恩来当晚为西哈努克安排了什么活动，周恩来回答：观看京剧《奇袭白虎团》。毛泽东借这个话题又指责美国，说：这部戏“是描写朝鲜战争的故事。美国人说我们是好战分子。”西哈努克附和说：“美国人自己好战才说别人好战。”毛泽东继续敲打美国：“美国人说，东南亚不稳定是中国搞起来的。”西哈努克表示，他要在国际上为中国说话，以正视听。他向毛泽东保证：“当然我的声音小，但我要大声在世界上维护正义，恢复真实情况。虽然我说的话、写的文章声音小，但有力量。当然中国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律师，因为全世界人民都了解中国，热爱中国。”
11月下旬，西哈努克派朗诺率军事代表团到北京，和中国领导人商谈如何将中国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物资通过柬埔寨运输到南越的问题。周恩来向朗诺提出：“我们知道亲王同情南越解放阵线的抗美斗争，并赠给解阵药品。中国想通过柬埔寨向解阵提供一批粮食、食盐、药品，进一步还想提供一些武器和军用物资。所有运费、手续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大米我们准备用外汇向柬埔寨购买，从柬直接运往南越。食盐和药品由我们准备好，也准备经柬运往南越。”周恩来请朗诺向西哈努克转告：“如亲王同意，可以告知陈叔亮大使，双方再进一步磋商具体办法。”朗诺回国向西哈努克汇报以后答复说，柬埔寨一贯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同意协助中国经过柬埔寨向解阵运输物资。在这以后，陈叔亮便奉周恩来之命处理援越事务。柬埔寨运输线路开辟以后，从1966年12月至1969年3月，中国用轮船运往西哈努克港转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武器弹药、通讯工程、防化器材、药品、医疗器械、副食品等共十批，总重量达到2.6万余吨。中国的支持对越南取得抗美斗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1967），中国外交中的极左作法对中柬关系造成很大损害，西哈努克一气之下解散了柬中友协，并一度考虑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全部人员，中柬关系跌到低谷。1967年，西哈努克对访问柬埔寨的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说，他不懂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运动。周恩来竭尽全力挽回影响。1967年10月24日，他托结束访华、即将前往朝鲜的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给金日成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纳赛尔总统传达三点口信：（1）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2）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随时可以改正。（3）帝国主义污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并没有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斗争。
10月26日，周恩来又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就柬埔寨方面对中国一些政策和工作的误会进行解释。周恩来说：“现在西方世界舆论和一些国家都在挑拨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的关系，特别希望我与西哈努克亲王搞笔战舌战，他们幸灾乐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从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们不会上敌人的当。我们认为，中柬两国之间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点误会来进行夸大，以便各个击破。我们要做使敌人不高兴的事，而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我们想到共同的敌人，我们是会把误会放在次要的地位的。”周恩来要张岗转告西哈努克，把意见保留起来，不作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经过周恩来耐心的解释和劝说后西哈努克打消了要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的念头。
1969年，中国重新向国外派出大使时，首先选择的五个国家是法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柬埔寨名列其中，说明中国政府对它的重视。西哈努克继续为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穿针引线，比如，1969年，他向中国传递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徳希望就改善中美关系访华的信息。
结论
1954至1965年这十一年是奠定中柬“特殊关系”基础的十分关键的时期，中柬两国领导人从彼此缺乏了解到交往日益频繁，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戒备冷漠到友好合作的过程。在这期间，西哈努克先后五次访华，刘少奇和周恩来均对柬埔寨做了回访。毛泽东十分重视中柬关系，西哈努克每次访华，毛泽东几乎都要会见他。两国关系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关注和推动下，发展很快。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的中柬关系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中国对柬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要大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柬埔寨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柬埔寨靠近中国南疆，地处印度支那这个冷战的热点地区，经常身不由己地被拖入到越南冲突之中，是冷战双方都非常关注的地方。鉴于美国处心积虑地要把柬埔寨纳入其反华包围圈，如何防止柬埔寨转向美国阵营就变成中国领导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对柬外交是中国外交决策者在国际政治中为了打击美国这个主要敌人而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二，中柬关系揭示了冷战时期中国对中立运动看法的变化过程。在195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一度受斯大林的影响，批评中立主义。但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越来越重视中立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由于柬埔寨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又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因此，处理好与柬埔寨的关系有利于扩大中国在亚非国家中的影响。中国领导人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这样的国家为“东南亚新型国家”，并希望柬埔寨也在外交上走他们的路。和中国领导人理解和支持柬埔寨的中立政策相对照，美国决策者尽管在表面上表示尊重中立主义，但在私底下却总是批评中立主义是过于天真的，是自欺欺人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会被共产主义利用。
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由于柬埔寨与其邻国（泰国、越南、老挝）都有领土纠纷和冲突，所以，中柬关系也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敏感问题，特别是同中越关系的牵连多、影响大。因此，柬埔寨对中国外交决策人极具挑战性：它既可以为中国的外交运作提供难得的机会和突破，又可以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带来潜在的问题和麻烦，尤其是在未来的中越关系方面。
总地说来，1954-1965年期间，中国和柬埔寨建立和保持了一个友好的双边关系，两国间的合作是互利的，给双方都带来益处。从柬埔寨角度看，中国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还在柬埔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施以军援之手，作出安全承诺。从中国角度看，防止柬埔寨参加美国在东南亚组织的遏制中国的条约体系是当务之急，中国成功地说服西哈努克坚守柬埔寨的中立底线，使其没有像泰国和菲律宾那样，成为美国反华包围链上的一个环节。中国推动柬埔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合作，使柬埔寨成为越南战争中共产党向南方运输人员和武器的通道。此外，由于西哈努克在国际舞台上很活跃，中国通过柬埔寨向世界传递声音，扩大影响。比如，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通过柬埔寨向中立国家表达中国的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代表权、台湾、核武器等问题上，西哈努克支持中国的立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了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关系。1960年代中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受到美国的巨大军事压力时，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作出过安全承诺。但是，对于柬埔寨这样一个中立国家，中国不仅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还提供安全保证，这在中国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经历中是极其少见，1964-1965年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的准同盟关系是另外一个罕见的案例。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柬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
（本文最初发表于《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上。在收入本论文集时增加了内容。我在为写作此文收集资料时，得到沈志华、李丹慧和张静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