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做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决定，明确地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在美苏冷战对抗中将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少学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强调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念以及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对共产主义抱有强烈的信仰，信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学说，同情并认同斯大林与苏联共产党，仇视资本主义制度，把中国革命视为俄国革命的继续。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取向的影响，在面对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时，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自然地并且毫不犹豫地选择与苏联结盟。强调中共领导人的革命信仰和价值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共外交政策形成的意识形态根源，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共的国际战略与国内政治斗争的关系。但是，外交政策的制定常常是决策人头脑中已经具有的观念与国际事态之间互动的产物。国际事态的发展可以印证或者改变外交政策制定人头脑中的认知和看法。比如，美国战后在亚洲采取的遏制革命的政策，特别是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对毛泽东的冷战思维和决策就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在日本的所作所为证实并强化了毛泽东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对美国威胁的认识，勾起了他对历史上日本侵华罪恶的回忆，加剧了他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敌视，坚定了他要与斯大林合作的决心。但是，浏览一下最近出版的有关冷战初期中共外交政策的着作，却很少能看见有作者论述美国的对日政策是如何影响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的。
本文认为，在解释中共外交政策形成原因时，既应分析中共决策人的意识形态理念与看法，又应考察国际事态是如何作用于这些理念与看法的。在目前的中美关系研究中，存在着忽视美国政策对中共外交战略的影响的倾向。为了纠正这一缺陷，本文将着重论述日本在中美对抗的产生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冷战初期日本在美国遏制东亚革命的战略中起什么作用？美国重新扶植日本并将其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做法是如何影响中共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看法的？美日同盟的出现与中苏联盟的产生有什么关系？美国通过日本来遏制东方革命的做法是如何影响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定的？
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
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占领日本并开始进行民主改革。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占领当局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领导下，以美国民主模式改革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具体措施包括：惩罚战争罪犯；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治犯，包括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制定新宪法，剥夺天皇的实际作用，树立“主权在民”的思想；废除贵族头衔，实行全民普选；开展土地改革，纠正农村土地分配不均的状况，减少佃农的数量；解散大垄断财团，削弱金融和工业巨头；颁布有利于劳工的法案，允许工人自由结社和罢工，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保护女工和童工；改革教育制度，删除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和神道教内容，开除教师队伍中的右翼分子；用美国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改造日本宣扬武士道精神的忠君尚武文化。
从1947年开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变化，政策重点从民主改革转向扶植日本经济的发展。导致美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美苏冷战的加剧。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国会拨款，以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抵抗共产主义威胁。“杜鲁门主义”随之诞生，并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宣言书。它表明美国决心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协助处于苏联周围的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很快影响到其对日政策。为了在东亚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需要重新扶植日本的经济，把日本的经济资源和力量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去，使日本成为美国的坚定伙伴。
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改变对日政策的官员主要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陆军部长肯尼斯·罗亚尔（Kenneth Royall）等。凯南是始作俑者，他非常重视日本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他反复强调，世界上有五个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五个中心是：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以及日本；美国必须防止苏联控制这五个中心中的四个中心，即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以及日本。凯南认为，战后苏联对西欧和日本这些关键地区的威胁，不是直接的军事入侵，而是利用这些地区的政治瘫痪、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来操纵民怨，支持当地的共产党进行渗透和颠覆，直至夺权。凯南批评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削弱垄断资本、支持劳工权利、限制军事力量的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做法，不利于日本的稳定和繁荣。他指出，麦克阿瑟的改革措施已经在日本造成社会动荡，引起日本经济的萧条和通货膨胀。一个政治上混乱、经济上崩溃、军事上软弱的日本只会给共产主义扩张以可乘之机。因此，凯南要求结束麦克阿瑟的政策，并建议推迟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等到日本建立了稳定的、有自信心的、亲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后再签；否则，一旦和平条约签订，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美军撤离。凯南的建议得到艾奇逊、马歇尔、福雷斯特尔、罗亚尔等官员的支持，并最后获得杜鲁门总统的赞同。
1947年5月8日，副国务卿艾奇逊声称，美国必须协助日本经济发展，把日本建成亚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基地，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1948年1月，陆军部长罗亚尔表示，要重建日本的经济，使日本成为在远东遏制集权主义侵略的屏障。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中节节失利，美国官员急于扶植日本，把日本变成在亚洲维护美国利益、阻挡共产主义洪水的防波堤。1948年10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指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是发展日本经济，扩大日本出口，将日本建成东亚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
从1947年开始，美国占领当局停止解散日本大企业集团，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右翼战犯，允许他们重返政坛。为了阻止日本左翼势力的发展，美国占领当局开始限制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的权利，允许厂方开除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尽快复苏，美国占领当局一方面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减少拆除和运走日本企业的设备（战后美国曾规定日本用其工业设备作为给受害国的战争赔偿）。
日本是一个缺乏原料和市场的岛国。要使日本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为日本工业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这是一个使美国官员十分头痛的难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东北亚市场，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尤其依赖中国的市场。虽然有些美国官员一度曾设想用恢复中日贸易的办法来解决日本产品的市场问题，并同时诱导中共向西方靠拢，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但是，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以及随后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使得这些官员不得不放弃这一已经变得不现实的设想。为了给日本的产品寻找替代市场，他们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地区。这也是为什么杜鲁门政府此时积极支持法国，反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的原因。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贫穷落后，经济基础设施薄弱，再加上那里的人民因为过去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抱有强烈的仇日情绪，美国想把东南亚变成日本产品新市场的希望未能实现。最后，美国不得不为日本产品打开自己的国内市场，以维持日本经济的繁荣，从而种下日后美日贸易摩擦的种子。
中共对美国扶日的反应
中国人民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他们在强敌侵略面前不屈不挠，英勇反抗。还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指出，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必须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以保证亚洲的和平与安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阐明了中共对战后处理日本的意见。他说：“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以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中共领导人对美国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十分警惕。他们担心美国帮助日本重建工业是为日本恢复军国主义创造条件。为此，他们坚决反对美国的对日政策。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其中提到中共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势力复兴。很显然，毛泽东是把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和复兴日本力量的做法联系在一块考虑的。美国的援蒋和扶日行为证实了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判断，加深了对美国企图破坏中国革命的担忧，坚定了要联合苏联、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必须指出的是，对美国扶日的抗议和谴责，在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学生团体以及舆论界中，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和反应。1948年5-6月间，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学生们的行动得到了校方和教授们的支持。6月初，347名上海的大学校长和教授联名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扶日。在舆论界，《大公报》等报纸发表了大量反对美国扶日的社论和文章。因此，中共对美国扶日的反对，不仅是出于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代表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以后的中美对抗，不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它还有更深刻的反美民族主义根源。
随着中国革命日趋接近全国胜利，毛泽东越加担心美国干涉中国革命。他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的历史记忆犹新。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在新一年中的任务，包括渡江南进、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中央政府等。毛泽东在会上提醒全党要警惕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实施“内部破坏”政策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关于美国出兵的问题，不去讲它不出兵，而是准备它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而不至于手足无措。
美国扶日加深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政策的敌视。他们担心美国会联合日本的力量来破坏中国革命。麦克阿瑟总部促使蒋介石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举动加深了他们对美国企图扶植日本侵华势力的担心。194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关于冈村宁次及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侵华战犯问题上所采取的旨在保护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悖谬行动，是完全违反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人民所不能承认的”。声明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即将冈村宁次及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追回移交于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者和在现时中国国防上负实际责任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最后严厉谴责美国的政策，指出“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及不顾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积极扶助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行为，乃是对于远东和平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在沈阳告诉苏联顾问科瓦廖夫（I.V.Kovalev）：他获得了一些有美国军事计划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美国计划联合日本和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发动对中共和苏联军队的进攻，以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管刘晓掌握的情报是否属实，中共领导人对美日军事结盟的担心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