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一比较诗学思潮而言，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译介了俄苏文艺理论，鲁迅、冯雪峰、瞿秋白等，倾注大量心血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诗学著作。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可能并不新鲜，但在当时，这些无产阶级的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与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打破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化封闭性解释系统，科学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复杂关系，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任务和价值观念，直接引导了中国文艺对工人劳苦大众的生存命运的关怀。当然，这种全新的文艺理论观，并非完全与中国古典诗学根本对立。由于这些比较诗学探索者，把中国诗学的忧患传统、批判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与俄苏文艺理论结合了起来，指明了中国诗学的前进方向，所以，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思想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从科学意义上说，现代中国诗学与美学，由于一代学者的努力，确实超越了古典诗学美学思想的形象化与经验性思维，使诗学思想具有了崭新的内容。运用西方诗学模式，重建中国诗学，是现代中国比较诗学重要的贡献，胡适、冯友兰、梁实秋、朱光潜、闻一多、郭绍虞等，皆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胡适与冯友兰的比较探索，虽主要表现在哲学方面，但它们的创造性实践，对于当时的比较诗学也是有影响的，尤其是陈寅恪和金岳霖，他们就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无疑对中西思想交互的可能性奠定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从现代诗学美学史可以看到：梁实秋主要致力于西方人性论的分析和判断，提倡浪漫主义的诗学观，体现了中国士大夫的诗学理论主张；朱光潜主要致力于克罗齐的直觉理论、生命表现理论与中西诗学的融合，他的《诗论》，有关中国诗学的阐释和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既体现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又表现了西方诗学的逻辑主义立场；闻一多则借鉴西方神话理论和生命哲学原则来重估先秦到汉唐的中国古典诗史，他对中国诗学的贡献在于奠定了中国神话学和生命诗学的基本原则。
还要特别提到陈寅恪，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充分体现了中国诗学诗史合一的原则，建构了传记文化心理诗学观和诗史互证的美学历史相统一的诗学原则，这种“诗史互证”，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凡此皆说明，现代中国思想家试图逃出封闭的传统诗学思维模式，使诗学本身能够更好地与政治现实、历史生活以及文明创新等时代要求结合起来，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诗学的优秀思想发扬光大，一方面则使西方的自由诗学传统融入到现代中国诗学思维之中，为中国人寻求自由解放提供思想与理论支撑。
由于这些比较诗学的先驱者，不仅精通中国文化而且精通西方文化，不仅具有理论创见而且具有生命哲学理想，因而，他们的比较诗学探索，一开始便显示了“深度的思想意向”，可见，真正了解不同民族的诗学观，是比较诗学深度模式建立的关键。就这一方面而言，海外华裔学者刘若愚和熊秉明，对中国诗学和中国书学的建构，显然是基于西方诗学美学的基本立场，同时，又真正发挥了中国古典诗学美学的思想意义，这实际上与他们面对的讲授对象有关。对于外国听众而言，讲演者必须能够提供想象中国的方式，“想象中国”与“亲在中国”有着根本区别，这也与“想象西方”和“亲在西方”有着内外分殊一样。西方学者想象中国或中国学者想象西方，从诗学与美学意义上说，使中国文明或西方文明的诗意成分得到了更好的重视，这种探索，在今天看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开展中西诗学的真正比较，在这方面，方东美、徐复观、宗白华、徐梵澄、钱钟书、朱光潜等有开创之功。
现代中国诗学的比较意识，在方法上，不外乎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两种：一是影响研究，即必须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坚持客观历史的态度就有可能做出比较深刻具体的判断；二是平行比较，即需要研究者胸有成竹，富有创见，必须同等地做出有深度的发现。这需要批评比较者的胸襟与学识超群出众，才能形成有创造性的看法，至少必须真正对比较双方的思想与文化意识能够形成通观或确立通识，因而，中西比较诗学探索极具难度。
从文艺美学比较的意义上说，方东美对中国、印度、希腊、德意志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比较诗学探索既有哲理智慧的阐发，又有诗情体验的抒发，因此，他的文化哲学探索在这种比较诗学中获得了合法的延伸。徐复观则以中国诗学为本，以中国诗学精神为魂，在中西诗学的比较中，特别强调共有的生命哲学精神，并赋予中国诗学以“诗思一致”及“仁礼谐和”的审美品格。宗白华以中西诗书画的比较为基点，以中国、希腊、德国、法国文化的亲历性体验为动力，抒情地表达了中西诗学的生命文化精神。徐梵澄主要就中国、印度和德国文化进行相互阐发，把中印德三种文化中共有的浪漫精神进行诗意阐发，特别是把印度宗教神秘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神秘体验论思想进行了相当成功的对接。钱钟书则在最广阔的中西文化诗学视野中来进行诗学的建构，比较成了他探索的基本方法，在比较探索中形成视界的融合。现代中国诗学美学，在这些理论家的探索下，已经不再只关心诗学方法论与文学革命的意义，而是转向对诗意与民族文学的诗性价值的理解。
诗意化人生，人生的诗意栖居或人生的诗化，日渐成为文艺美学与诗学的重要问题。人生如何诗化？什么样的人生才是诗意化的人生？这是自由派理论家思考的核心问题。“诗化”，就是把生活中美的东西保存在诗里，把生活中不美的东西滤掉，使美的东西有意向地放大。从创作意义上说，“诗化”，就是诗歌的人生目的，也是诗学的审美目的。“诗意”，本来应该被看作是极为重要的文艺美学范畴或生存论美学范畴，从纯诗的意义上说，就是诗的效果，也是诗歌创作具体追求的审美效果。从生存论意义上说，诗意就是美的存在或自由地生存，它超越了世俗生活的羁绊，让人在世俗生活的重压下喘口气，能够真实地或想象式地体验自由的生活，使人生情感或身心体验获得最大限度的暂时解放，得到无尽的内心欢悦。故而，“诗意”一概念，从文艺美学意义上说，可以进行如下价值规范：首先，“诗意”就是使日常生活诗意化与形象化，即通过形象，构造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充满活力。其次，“诗意”就是把诗境与人生境遇打通，让人们能够自由地想象美好的生活。
自然取境、音乐取境、山水画取境，作为诗境与艺术的基本构造方式，隐含着对生存的诗意之思与美丽想象。第三，“诗意”就是让生活打破常规，反抗常规，让自由的浪漫的生活景象进入诗歌。第四，“诗意”就是梦想的生活现实对象化，使生命在神性想象中飞翔。第五，“诗意”就是让幻想的生活变成诗的图像，生命快乐、长生不老、青春常在、黄鹤飞仙、圣殿佳酩、神仙爱情，成了诗意化人生的审美境界，这是诗人对人生诗意化的想象。“诗意”、“诗化”、“诗性”，一切都是对人生的自由想象，也是对现实的自由超越。从诗歌到诗学，从诗学到美学，“诗意”与“诗化”是最重要的过渡环节。现代中国诗学或文艺美学解释，对“诗意”与“诗化”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与此同时，科学理性意识，也一直支配着新诗学的发展。从“五四”到新中国建立前这一段时间，比较诗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解放以来的当代中国诗学，一方面承继了五四时期比较诗学传统，另一方面则由于特定的时代原因，又曾割断了与五四时期的比较诗学传统的联系，这就使当代比较诗学呈现为曲折性发展道路。
必须看到，在五四文化精神孕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比较诗学探索者，在解放后继续发挥作用，例如，朱光潜、郭绍虞、郑振铎、钱钟书、季羡林、王元化等，就对现当代比较诗学做出了创造性贡献。郭绍虞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系统阐发，尤其值得重视，他把中国诗学中的志气说、神韵说等理论作了系统科学的逻辑阐释，显示了比较诗学的独到眼光。
必须看到：由于当代比较诗学探索者，往往很难弥合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历史裂痕，因而，在进行诗学比较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平行比附和简单拼贴的错误，这就使当代比较诗学呈现出内在的思想危机感。现当代比较诗学的这种状况，已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在现当代比较诗学中，最令人忧虑的两种情况是：一是中外诗学范畴理论的随意比附，二是中外诗学理论家的并置分析。前一情况涉及理论话语问题，后一情况则涉及思想价值形态问题。中外诗学有其不同的理论话语，他们分属不同的语言系统，任何理论范畴，倘若要进行跨语言比较时，必须借助翻译才能实现，而不同语言系统中的诗学范畴倘若要获得对译是极其困难的。在现当代比较诗学中，中国语言中的“再现”、“表现”、“言志”、“缘情”等范畴，存在着与西方语言中的诗学范畴的简单比附现象。这种比较的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同样，把老庄与海德格尔扯在一起，把孔子与柏拉图会合，让朱熹与黑格尔对话，让尼采与庄子对话，难免不出现错误。在比较诗学中，这种并置式分析是非常危险的，这既涉及文化语境问题，更涉及思想价值评判问题。
我们要的不是这种简单比附，需要的是生存论思想深度融合，诗意思维的文化间互渗以及想象异质文明对现代中国文艺美学建设的思想意义。如果没有找到共通的生命切入点，“比较”，就会流于随意性。比较诗学活动本身，与单一的文本阐释与经典解读一样，它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更需要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因此，只有科学地探索，才会使比较诗学走上健康的道路。比较诗学存在诸多困境，并不足以否认比较活动本身，在现当代诗学的多元对话和文化整合中，比较的方法与会通的视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这种比较，不再是单一的并列式分析，更不是随意性的拼贴，而应该是以“我”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与外来思想交流碰撞式的多向对话语境。比较的结果，应该是深具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文艺美学或比较诗学思想的综合创造生成。
2.诗学话语与浪漫派美学精神的无尽寻求
诗学与比较诗学，乃至美学，对诗意与诗化的强调，确实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精神要求。诗学解释，对于文艺美学的启发在于：即通过诗心证悟或诗意阐发，拓展艺术家的想象世界和艺术作品的心灵世界。从文艺美学的立场与眼光来看，“诗学”，应特别强调诗性自由的地位，强调诗性想象的中心地位，以此代替文艺美学中的核心概念：“美、美感或审美”。只有在多元对话的交流语境中，比较诗学，才会显示出自身的价值。文明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任何民族的单一性话语，只能形成封闭性空间，因此，民族诗学的发展，必须在世界诗学的多向交流中，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面对现当代比较诗学的状况，一方面必须回归五四比较诗学传统，另一方面，则必须以时代的诗学命题为核心，寻求东西古今多元会谈格局的真正形成。
比较诗学的深度模式，是检验这一目标的理想尺度。在比较诗学中，“视界融合”，作为整体性思维已被普遍接受，即不论探讨什么诗学问题，必须有历史比较视野，只有在多元整合中，才能显示出世界性眼光和历史发展眼光，但是，如何进行“视界融合”，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在杂然相许状态中进行视界融合，而必须有一个中心，有一个本位。唯有中心论和本位立场的建立，比较诗学的探索，才能充分体现主体性创造，因此，本位话语立场，是比较诗学的思想基点，对于当代研究者来说，本位话语立场，比任何时候都更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