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关于新疆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1950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公布消除群众波动的指示》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和外资合营的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人民日报》在1950年4月5日发表社论说，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我国的经济是一件大事。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经济的协定》，规定到1969年为止，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按照两国商定的援助项目总价值约30～35亿卢布。
后来建设项目扩至156项工程。此外，我国还同波兰、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些合资企业，如中波轮船公司等。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这类国家，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
关于利用华侨资金问题。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时，再次指示“要吸收海外资金”。当时一些华侨担心回国投资后，会遭到共产，因此，一方面不敢回国投资，另一方面，将已经在国内的投资转向香港。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指出：“要有积极政策。”“港澳华侨在一定期限内（例如1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往了。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后来国家制定了《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鼓励和争取华侨回祖国投资。1956年12月，毛泽东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时曾说：“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还曾设想办经济特区。1956年5月，毛泽东、彭真等在广州先后召开了20次会议。其中曾任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的黄施民向毛泽东报告当时香港的情况，说到当时香港各银行充斥着游资，存款利息急剧下跌，毛泽东指出，“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陶铸当时提议，为了加快沿海工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抓住香港当前贷款利息很低的机遇，引进资金在广东划个地区开办工厂。毛泽东离开时又叮嘱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不久，广东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政治局就此进行了专门讨论。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的特区设想没有得到实施。
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实践是曲折的，因为当时主要是利用苏联的资金。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苏联对华援助不再积极了，60年代中苏论战，苏联停止对华援助，到60年代中期，我国在度过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之后，利用外资、华侨资金，主要是采取延期付款的形式。另外，为购买成套设备与技术，我们也利用了中国银行在海外，如新加坡、香港和澳门等外汇存款这一形式。
3.力主向别人学习
毛泽东主张向一切国家学习，他认为“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来宾谈话，当客人讲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毛泽东兴奋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毛泽东用了“全部开放”的概念，虽然是针对科学技术交流讲的，但也可以理解为包括经济交往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就已经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了“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毛泽东向一切国家学习思想有两层意思：在对象上，向一切国家、民族和内行的人学习，“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在内容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解释说：“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在“向外国学习”问题上特别强调了四点：一是既要重视学习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比如医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二是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他们的管理方法。毛泽东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经济管理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三是对那些我们尚没有的科学技术要先搬过来，照着办，然后去消化。毛泽东指出：“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四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毛泽东还一直非常重视学习科学技术知识。1958年11月21日，在南宁会议的总结提纲中指出：学一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1963年12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
第七节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内涵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对外开放，还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对外开放。经济方面的对外开放在前面已作论述，这里主要从政治、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阐述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1.政治方面
第一，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学习苏联经验。一是表现在不拘泥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选择了产生于西方、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二是认真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坚持“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照搬，那就不得了”。四是新中国成立后，借鉴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并加以改革，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说：“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他了解联共中央这方面的经验”。在政权建设、发展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技术人才方面，努力向苏联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第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经验和具体制度。1954年，为制定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毛泽东除认真研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外，还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毛泽东还要求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暇阅看”外国的宪法。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毛泽东作了比较研究，他对资产阶级宪法和资产阶级民主，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不是一笔抹杀。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周恩来也曾指出，作为剥削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西方社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发现问题”。毛泽东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具体制度也有可取之处，毛泽东在讲到中央与地方关系时说“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他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正是研究了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之后，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应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的”观点。
2.文化方面
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是毛泽东一直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革新和进步，首先要考虑自己的特点，但不能离开对外国文化精粹的借鉴和吸收。毛泽东置身于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及相互渗透的时代，他既潜心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予以扬弃，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同时也认真阅读西方名著，研究西方文化，有批判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义文化，还有外国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我们要从外国吸收一切中国需要和中国有用的东西。对此，毛泽东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盲目排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