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行动是召见张学良。“美龄与汉卿进行了长谈，责备他不该以为用武力就可以使委员长就范。少帅辩解说：‘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他们又谈了很久，张学良出于面子，对于美龄在给丈夫写的两封信中流露情感表示赞赏。他在蒋介石被抄的信件中读到过这两封信。晚间时，他同意说服他的朋友们释放蒋介石；他本人现在很愿意释放他。深夜2点钟，他来汇报说，杨虎城和其他人不同意他的看法。
‘彼等言，子文与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索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宋美龄也明确表示，她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可以代为见。应该说，在和平解决事变上，宋美龄取得了一些进展。当时张学良建议宋美龄会见周恩来，“可以利用他(指周恩来)的影响使委员长获释”，宋美龄随即征求了端纳的意见，端纳表示了肯定的意见。这是一个“新的进展”。
第三个行动是参加正式谈判。23日，宋美龄与宋子文一道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谈判。谈判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其基本内容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些主张，是顺乎历史的潮流，完全符合民族的利益，切中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弊端；加上当时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督促，因此在权衡利害后，宋美龄他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但也不免讨价还价。经过两天会谈，根据上述的六项要求达成了基本协议。24日夜，宋美龄和张学良、杨虎城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周同委员长谈了四个小时，主要是周谈的。他们在黄埔军校时期曾共过事，因此周叫蒋为‘校长’。后来蒋把这次接触中的周称作他所知道的‘最讲道理的共产党人’，另有一次蒋还真动了感情，感谢周‘帮了我的忙’。这是指周为使委员长获释而向杨虎城说情，并劝杨接受宋子文的钱到国外旅行。就这样，周在救这个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人的生命中发挥了作用。”“蒋夫人对周通晓国内问题也印象颇深。蒋夫人则向周保证，今后一切国内问题，都将以政治方式而不是依仗武力来解决，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最后蒋介石表示以“领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
这样，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第四个行动是争取早日释蒋。宋美龄很焦急与疑惧，唯恐已经争取到的局面会起变化。这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中央军也没有撤至潼关以东，西安许多爱国将领不让蒋介石走。于是，宋美龄就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作多方的疏通；同时，要蒋介石派蒋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部队自潼关各后撤1000米，并转告孔祥熙、何应钦关于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此外，宋美龄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给张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停战期已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又会开始，双方都会毁于这场战争中，诱惑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走蒋介石。“她总在说，她希望张以释放他们作为给他们的圣诞礼物。”最后是张学良怕在放蒋这一着棋上出乱子，就在25日下午3时多，既没有同周恩来也没有同杨虎城事先商量，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直往飞机场，然后又亲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宋氏家族》一书中有一段文字叙述：“门开了。蒋介石身穿一件普通长褂，由夫人搀扶着走了出来。他苍白消瘦，行走感到吃力。随后子文、少帅和其他将军，他们沿阶而下，坐进第一辆轿车开走了。张学良似乎在车门前迟疑了一下，然后坐了进去。”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事，一般认为张学良年轻幼稚，或说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看不透，或说是张学良的江湖义气，总而言之是一失策。其实，这决不是张学良偶然的举动，这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复杂的行动。这里有公有私，有远因有近因，有外因也有内因。从总体上讲，此举是张学良光明磊落、毫无私心的表现。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亦为当时形势所必需，中国要团结抗日，必须有蒋介石参加，也必须在蒋介石领导之下，这是当时客观条件决定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确实大丢其脸，威信受损，身为最高统帅被部下扣押，今后如何有脸指挥全国的军队呢？中国人是最讲究面子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面子，不单单是个人的私事。蒋介石为此深感苦恼。张学良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演“负荆请罪”这出戏，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张学良曾向下属人员袒露过送蒋回南京的动机，“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反悔”。在送蒋这件事上，张学良能够完全抛弃个人和团体的私利，而从国家、民族这个角度考虑，这不仅反映了张学良在政治上的成熟，而且此举应该值得肯定的。
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连宋子文乃至宋美龄均不满蒋介石而同情张学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蒋介石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这个事变的和平解决，就国民党一方来讲，宋美龄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端纳用了这样适切的话指出了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蒋委员长的获得自由，多半应该感谢蒋夫人，当她飞到西安去时，她并不以个人的安全为虑。在人们也许要遭到失败的地方，她却胜利了，她的人格把一切的困难都克服了。”在一本外国人写的书中有这样一个评论：“大家都承认，当西安事变期间，蒋夫人是不辞疲劳而又完全不顾自己的。她每日要接见各政党所派来的访客与密谈50余人，并用着卓越的机智与耐心主持各种会议。”用宋美龄自己的话来讲：“我认为西安的形势是，端纳先生已打好了地基，子文盖起了墙壁，只有等我去铺房顶了。”宋美龄是起了一个“铺房顶”的作用。
《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出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1937年1月，宋美龄写了一本题为《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小册子。这本书以记叙形式，夹叙夹议，较为全面地叙述了事变解决的过程以及宋美龄对事变与解决事变各个关节的看法。
第一，关于事变的性质。宋美龄在这本书的开头就说：“外国作者有视西安事变为一滑稽之喜剧者，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
盖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后，半个月内，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可见，宋美龄比较清楚地认为“西安事变”既非“滑稽之喜剧”，亦非“称兵作乱之叛变”，亦非“个人之情感”所致。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站在宋美龄的立场上，当时只能含糊其辞地认为这是“决定我国命运”的一件大事，假如处理不妥，会“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作为当时执政者国民党头头的夫人能对“西安事变”有如此见解，是十分不容易的。
当然，宋美龄在书中也吹嘘了自己，说什么：“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至恶化至此。
然此种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烦扰。而群集我室者，宾朋如云，或进同情之辞，或索时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报告者，扰攘终朝，盖增我之烦恼。”同时也痛骂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使国家前途受严重打击”，是“鲁莽灭裂之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