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镳（1900-1982）
文史学家。字驾吾。江苏南通人。
1936年应聘至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挈家随浙江大学西迁，1942年升为教授。1949年任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中文系教授，此后历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1978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81年改任中文系名誉主任。他是我国着名的古代文史方面研究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其治学重点放在先秦文学方面。主要着作有《先秦寓言研究》、《韩非子选》、《墨子校释商兑》、《墨子集诂》、《墨子校释》《晏子春秋校释商兑》等，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先秦文学”条目。
“柳门弟子”
翻阅老浙大的校史，会时常读到“王焕镳”这个名字。王焕镳出生于江苏的一个书香世家，1920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在这里，他得到了系统的传统文史的训练，并深受王伯沆、柳诒徵两位名师的熏陶。1924年，王焕镳毕业于东南大学（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而来），此后曾先后担任扬州中学、南京中学的国文教师。1927年，他回到母校东南大学（时称“第四中山大学”），担任助教。
1929年，王焕镳又受聘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这是当时中国非常着名的以收藏“国学”为主的一家专业图书馆，在柳诒徵的主持下，曾编辑出版过不少典籍。王焕镳在这里曾主持编目工作，即将馆藏的古今图书23万余卷，上自善本古籍，下至当代图书报刊，综合旧学新知，分为经、史、子、集及方志、舆图、丛书共7大部85类，一一为之归类列目，并详考作者生平、审核版刻卷数及年月等，是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总目》（共34册），费时7年而竣事，当时被推为中国目录学历史上的一项创举。期间，王焕镳亦得以博观约取，增益学识，编撰了《明孝陵志》、《首都志》（即《南京志》）、《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明遗民万履庵先生年谱》、《万季野先生年谱》、《曾南丰年谱》等。
在东南大学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时期，王焕镳奠定了他着名文史学家、图书馆学家的坚实地位。
浙大讲学
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王焕镳来浙江大学任教。又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王焕镳携家随浙大西迁，此后二三年间，辗转数千里，最后到达贵州遵义。在遵义，王焕镳的寓所在晚清贵州名儒郑珍的故宅附近，郑珍曾自署其书斋为“巢经巢”，因此，王焕镳也把自己的书斋题为“因巢轩”，以寄托他的旅寓之情。
当时王焕镳在浙大教授“唐宋文”，他曾是国学大师王伯沆、柳诒徵、范肯堂诸先生的弟子，在学派上可称是得到了“桐城派”的真传。因此，王焕镳的古文写得非常“正统”，教课也十分精彩，每逢授课，必要朗读古文，所谓声震屋瓦、抑扬顿挫，很能把文章的神韵传达出来。当时浙大中文系的人数并不多，但每当他讲授“唐宋文”时，往往听者甚众，甚至教室窗外也围满了人。王焕镳还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开了一门“春秋三传”的课，到四年级，又开了一门“三玄（即老、庄、周易）”的选修课。这些课程，由于他都能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所以都很成功。
当然，王焕镳也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冬烘先生。当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越来越引起国人的愤懑，王焕镳对此在论文或讲课中屡有讥评，其所作诗文亦多抒发爱国忧时的情思，其中最足以代表其政治态度和思想的是1945年发表在《思想与时代》上的一篇《春秋攘夷说》。这篇论文，根据“公羊家”、“夷夏之辨”的论点，参照宋儒胡安国“复仇雪耻”的阐述，贯穿儒家经典，发挥《春秋》大义，借古讽今，措辞深微，是一篇针对现实问题的学术代表作。
与费巩的友谊
王焕镳在浙大，与许多浙大同仁结成了浓厚友谊，费巩是其中典型的一位。
费巩在担任浙大训导长前后，也曾得到了王焕镳等的大力支持。后来费巩获得了一年休假，想利用假期去重庆讲学，当时王焕镳劝他不要去，但费巩仍然执意要去。此后，王焕镳便为费巩的安危担心。
费巩在重庆失踪之后，王焕镳曾代表浙大全体教授上书给蒋介石，要求全力调查此案。这篇呼吁书，据理申辩，辞婉而义严，文章开头以称颂蒋介石的抗日功德和豁达大度为引子，再以费巩正直忠清而无辜失踪予以讥讽，并以呼冤为正文，全文将虚文的“颂德”与正文的“呼冤”结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后，王焕镳又投入到寻找费巩和为费巩鸣冤的活动中，当时他还给陈布雷的弟弟、也是浙大同仁的陈训慈写了一封信，希望他通过陈布雷搞清楚“费巩案”。
后来当费巩遇难的消息传来后，王焕镳又挥泪写了《悼亡友故浙江大学教授费巩烈士文》。此后，王焕镳经常缅怀费巩，是当年与费巩最为亲近的一位当事人。
在“文革”期间，当时的“红卫兵”命令他“交待”与费巩的交往经过，王焕镳实事求是，又撰写了一篇珍贵的回忆，这也是现在研究费巩的一篇重要史料。
他回忆说：“费巩是我在浙大最相契的朋友。在天目山时经常晤谈，以为可交，尚未深识其人。到遵义后，每开校务会，他侃侃而谈，总是站在学生一边，心异之，以为不平凡。他讲的功课，我记得的，有‘中国政治史’、‘隋唐官制’等。其人嫉恶如仇，敢于直言，深恶蒋匪帮的政治腐败，在课堂中讲学时也毫无顾忌，因此深为反动派所仇视，而进步青年则趋之如鹜。”“费巩在职，推行导师制；除智育外，很注意同学德育体育；关心同学生活，每日定时接见同学，谈话很扼要，时间有限制，不集中在少数人，使多数同学有和他接谈的机会。学生视之几如慈母，浙大办学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训导长。（在遵义）他住在石家堡，我住在大悲阁，相距约二里强。两人隔两三天要会面一次，多在夜饭后，会面时不作空谈。我为他讲《易经》，几乎讲完一部，他作有笔记，裒然成册。我向他学太极拳。两人相交，兄弟不过。”
笔底英魂
王焕镳是浙江大学的一位耆宿，文笔又古朴典雅，于是，他经常代表浙大撰写一些公文和各类文章，如《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等都出自其笔下。因此，他的许多文字成为校史的文献而载入史册了。比如，浙大西迁过程中，最悲惨的，莫过于包括校长竺可桢的妻儿以及多位教授的捐躯。前者，《竺可桢日记》1938年7月21日记有：“下午八点，衡儿在泰和逝世。”8月3日又记有：“侠（即竺可桢夫人张侠魂女士）于上午逝世，悲哉。”8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王驾吾代拟挽联：‘惨兮，子遽离世！同甘共苦已廿年，相期以大义，奈一朝永诀，雪馆云峰，情何以堪！呜呼！何负昊天？大哭仲儿才十日，又遭此奇灾，纵再度重逢，落花流水，渺不可期。’”10日，竺可桢在日记又写道：是日葬礼，“由郑晓沧主祭，王驾吾读祭文。仅晓沧致词，余概略去，因余不愿多所铺陈。”此外，竺可桢的母亲去世后，王焕镳还代表浙江大学全体教职员写了一篇《公祭竺母张夫人文》。
梅光迪是浙大文学院的院长，王焕镳曾为其撰有《梅迪生先生文录序》，他们都曾在东南大学任教，也都认同“学衡派”的文化主张，而梅光迪更是与吴宓并称，是曾经留学美国、亲灸于白璧德，又通晓中西文化的两位着名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在这篇序言中，王焕镳称道梅光迪的学识，表彰他勇于坚持己见，不随俗婀娜的精神。另一位病逝在西迁途中的浙大学者，则是被誉为史学天才的张荫麟。张荫麟逝世后，王焕镳代表竺可桢悼挽张荫麟：
人琴虽杳，存者言辞，四海尽知习凿齿；
涕泪何多，发乎忠爱，千秋应哭陈龙川。
他还自己悼挽张荫麟先生曰：
侧身四顾，凄绝平生，直道每怀挥麈论；
热血一腔，痛陈治乱，横流欲作斩蛟人。
此后，他还撰写了《张君荫麟传》，称其“精于史学，富于才华，好论时政，意气岸然”。这篇传记还追述了张荫麟的史学思想和精义，以及他的政论要旨，是一篇全面认识张荫麟的传记杰作，现在许多翻印张荫麟遗作的书籍都收录了这篇传记。
当年的浙大教务长兼物理学家张绍忠积劳成疾去世后，王焕镳撰写了《国立浙江大学教务长张绍忠传》，这篇传记，用简略的文字勾勒出一位20余年夙夜为校、又督课甚严的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和教务长的轮廓。“浙大当年优良的学风所以能维系不堕，实多赖其力”。王焕镳的这篇传记，也代表了许多浙大同人对张绍忠的追思和缅怀。
通过王焕镳的笔底，让今天的浙大后学认识了真实的老浙大和浙大人。
晚年余香
抗战胜利后，王焕镳随浙大迁回杭州，继续任教。到了1949年鼎革之际，王焕镳被调往之江大学任教，当时熊十力颇为之惋惜。此后1952年2月，全国高等院校实行调整，先是浙大文学院等合并建立了浙江师范学院，至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并定名为杭州大学。王焕镳于是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时间长达30年之久。
在杭州大学，王焕镳曾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领导馆员编目有《杭州大学馆藏善本书目》、《历代名人年谱集目》等）。
1978年，王焕镳任中文系主任，至1981年改任名誉主任。这一期间，王焕镳治学的重点放在了周秦诸子，他陆续撰写了《先秦寓言研究》、《韩非子选注》、《老子韵读》、《墨子集诂》、《墨子校释商兑》、《墨子校释》、《晏子春秋校释商兑》以及《因巢轩诗文录存》等着作，并成为继清代孙诒让之后的“墨学”专家。即使是在“文革”的浩劫之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埋首于着述，除了校释典籍之外，还负责主编过《大百科全书》中的先秦文学等条目。
王焕镳一生服务于文教界，桃李满园，着书多达20余部500余万字。他还于1961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员，1977年出任浙江省政协常委，1982年出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1982年12月，王焕镳病逝于杭州。当时浙江大学校友、着名教育家和数学家苏步青为其撰写了挽诗，其曰：
传来噩耗哭秋风，赴召瑶台原是空。
建德卜邻离乱里，莫干观瀑畅谈中。
毕生事业教鞭在，盖世文章史册封。
留得后贤为四化，可怜无计报吾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