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性格就像台风，势弱时平和柔顺。他们对尊长顺随如风，他们安分守己，忍耐如龟，他们细致精微、重技轻道、迷恋柔美的性格无不体现了他们柔顺的性格特点。然而，柔极而刚，这正是台风的特点。
与亚洲及其他国家国民相比，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具忠诚意识和顺从意识的民族。他们忠如犬马，“柔”顺如风。
“机器人”
镝木清方：试装图（1918年）。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外国公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要购买一个机器人，要求这个机器人坚固耐用，容易维修，最重要的是绝对服用，永不说不。结果，前来应聘的是一个日本男子，他说他不仅具有上面的优势，还有一个优点：不需要使用电池和机油！
日本人具有非常强烈的服从意识，没有太多的个人意见。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顺从的民族，但是日本人的顺从与中国人相比，更加具有盲目性。他们盲目地服从上级、服从集体、服从长辈、服从权威、服从指令……
早在19世纪初，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日本人，特别是旧时日本人特殊的盲目服从意识。谢晋青在《日本民族性之研究》一书中指出：“子女须从父命，妇女须从夫命的制度，较诸中国的纲常，尤为严格……就是教育普及的现代日本，其女子教育的惟一宗旨，也还只是‘贤妻良母’四个大字。”
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员工无条件服从主管，子女服从家长，女人服从男人，仍然是日本社会的通行规则。日本政府在国际政治中，惟美国政府的马首是瞻，究其根本，都是服从权威的意识在主宰着。
将全体国民训练成具有服从精神的队伍，对于提高行政效率以及推进工业化都是很有好处的。日本能够成为亚洲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服从意识的盛行确实是有功劳的。美国学者克里斯在《日本的发展》一书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论：
“集权主义的政治设施与旧日本之服从训练相呼应，及其加入19世纪国际竞争之场合，即复利用而发展之。故列强之争太平洋之盟主，与争夺中国商场之牛耳，惟有日本能全神贯注以出击之。日本人后来倾全国之力对清朝开战以及大举侵华，都需要国家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而日本的国家动员能力，又来源于日本国民的整体服从意识。”
在明治维新和二战以后，日本利用本国的顺从文化，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使日本的工业化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日本政府首先重点扶植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然后把企业以低价卖给私人，通过国家有意识的扶植和政策倾斜，日本一些本来不知名的企业如三井、三菱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日本人具有强烈的服从意识，缺乏个人意见，以上级意愿为准则，无论对错，团队成员都会盲目听从。比如，在日本，人们在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一定会先介绍自己的企业，然后再介绍自己。
《当代日本社会百面观》一书还讲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日本工厂中工人和机器人同场干活、难分彼此的情景：法那克以“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工厂”而闻名，在这里，即使在深夜时分，工人们下班了，机器人还在忙活。整个工厂的一切都被刷成黄色，包括工人的工作服和帽子，女职工的制服、文件夹和信封也全是黄色的，就连会客室擦手的毛巾也是黄色的。在这里，穿黄色制服的工人与黄色的机器人一起干活。在这里，由于总经理喜欢黄色，所以一切都弄成黄色，不允许有其他颜色存在。在这里干活的工人与机器人一样，都必须惟总经理的命令是从，不得有任何违抗。
即使心里不愿意，也必须与集体保持一致，服从意识泯灭了日本人的自主意识，使他们对自己的下一步毫无计划，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自主决策过。总之，日本人善于服从，不善于思考，必须等待号令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才行动。
日本的年轻一代并不知道吸取二战的历史教训，他们只知道野蛮的美国人在广岛投掷了原子弹，杀死了大量的日本人，却不了解自己的前辈在二战中的残暴行径；他们只接受表面价值的简单陈述，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审时度势。
封建制度和地理因素的影响
日本人和辻哲郎在《风土——人类学的考察》一书中提示了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他说：“人和自然与风土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了风土，人和文化都无从谈起，风土是不同的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需加以考察。他把地球上的自然地理环境分为季风、沙漠和牧场三种类型。季风型是包括夏季季风强劲的东亚太平洋沿岸各国，酷暑的闷热和湿气长生出的特殊的风土。人受惠于自然，但也经常发生不可抗拒的大雨、暴雨、洪水和旱灾，因此形成被动的顺从的性格。”日本属于季风型气候，且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火山活动频繁，给当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麻烦。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的力量是微弱的。对于自然的极度崇拜，对于自身力量的过度藐视，长此以来，就容易形成被动顺从的国民性格。
日本剑道武士。
不过，封建制度的束缚及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或许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日本人如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表达了旧时日本女人服从男人的无奈，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日本妇女之所以温柔顺从，是病态，因为她们的生活须靠男子，不能不藉此求怜固宠。”
日本自古以来就崇拜强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受到强势中国的影响，然而有一点却是不为中国所动的：在封建时代，日本采取的不是与中国类似的中央集权制度，而是与欧洲中世纪类似的严格的层层分封制度。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森严、闭关锁国情结严重。在这样制度的影响下，国民的顺从意识强烈。而且，社会心理和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并非完全同步，有一定的滞后性，日本封建社会被推翻后，封建思想的残余还根深蒂固。有学者因此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脱胎于德川幕府创建的江户社会。德川家族为了巩固统治，在日本社会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除了天皇与将军之外，日本社会被分为藩主与大名、武士、农民、工人与商人、秽多（指贱民）五个等级阶层，各阶层之间等级森严，不得逾越。同时，为了防止日本人外逃和引进大陆势力，江户幕府制定了世界上最严厉的禁海令，日本人一律不得乘船出海，违者杀头。由于400年的江户政权确立了日本近代的社会形态，使得日本民族的顺从成为了一种文化习惯。即使是后来的明治维新，一些开明学者倡导个性解放，也很难动摇这种文化根基了。”
日本人如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表达了旧时日本女人服从男人的无奈，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日本妇女之所以温柔顺从，是病态，因为她们的生活须靠男子，不能不藉此求怜固宠。”
被神化的精神偶像天皇对日本人的束缚
日本裕仁天皇。
在封建时代，君权被神化，日本显得尤其突出。日本是一个极富神话色彩的国家，天皇披着神话的外衣，是日本人的精神偶像。
天皇意为“统治上天的皇帝”。“日本的国家神道教认为世界之上居住着八百万天神，其中天照大神是最重要的创世之神，天皇则是由天照大神直接创造，日本民族则是神的后裔，日本人在历史上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是神国。但是从历史记载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宗教神话，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集团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天皇被神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天皇本人及皇室都被抹上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与凡夫俗子不同。例如天皇的身体为“玉体，天皇讲话为“玉音”，处处与凡人不同，天皇甚至不能露出笑脸，以显示帝王的高贵与尊严。
这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天皇，不同于中国的历代皇帝，一直存在于将军、大名、幕府和藩镇之间的权利争斗中，也一直存在于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而且，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日益增强，并转化为日本人超强的精神信念和日本人的集体民族意识。
近代历史以前的日本天皇，长期处于虚君地位，没有实权，真正的权力都掌握在将军和幕府的手里。
明治维新以来至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实行的专制君主制，天皇不仅是日本人绝对崇拜的神圣偶像，而且是大权独揽的专制君主，是日本统治阶级意志的主要代表者和执行者。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曾规定：“大日本帝国乃万世一系之天皇之一统天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这个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不遗余力地推行着“皇民教育”与“国体教育”，以强化天皇在日本人民心中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地位，以此来控制日本国民。首先，将天皇奉为陆海军大元帅，也就是说，军队服从天皇就是服从神的旨意；其次，在教育中以“国体观”为轴心，宣扬天皇统治体制的权威性，培养臣民听从天皇号令的“忠君爱国”精神。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之前，日本国民誓言要与美军战到最后一个人。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日本人转眼之间就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美军在进驻日本列岛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而且大多数日本居民见到美军时都是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刘涛在《中国崛起策》中说：“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话在起作用，之前的战争是天皇发动的，日本人就认为这是为天皇而战；而现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顺从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维都是一样的，要让‘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反思到：如果当时天皇宣布的不是终战诏书，而是要求日本国民血战到底，要求所谓的“一亿玉碎”，也就是一亿日本人全部战死，直到最后一人，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会如同催眠一般战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岛的毁灭。
尽管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制度的改革导致天皇地位的下降，但天皇制“仍不失为一种卓有成效的‘精神奴役’武器”。
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长期以来，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人服从惯性意识的形成的重要原因。
德川家康。
武士道的渊源可以到日本的国家神道和佛教，以及中国的孔孟之道。传入日本后，逐渐演变为日本武士阶层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日本武士道形成于幕府时期，旨在驱使武士以生命效忠主君，为主君征战杀伐。德川幕府为了巩固统治，实行了“兵农分离”的制度，以及严格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等级制度。武士们作为最高等级的士，武士社会职能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主要职能已经不再是战斗了。虽然还有很多人提倡“死的觉悟”的武士道精神，比如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和山本常朝的《叶隐》，只有“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将军创新武士道的新理论。顺应这个趋势，日本的古学派儒者山鹿素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武士道，提出了“士道”的理论，使儒家思想成为了江户时代武士的最主要的生活指导原则。在新的士道理论中，对武士提出了两种要求：第一要求武士要像过去一样，继续对主君尽忠。第二，要求做到道的自觉。也就是说，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并融入了讲究君臣之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这个创新，维护了武士阶级内的团结和统一，并维持武士对其他三个等级的特权地位。此时，武士道完成了从“死的觉悟”向“道的自觉”的过度。
19世纪70年代，一名全副披挂的日本武士在明治政府建立初期的照片。
明治维新以后，武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不复存在，但武士道精神却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国民性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武士道精神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充分利用，用它来“教育”国民，煽动狂热的民族情绪。在战争过程中，军国主义分子还把传统“武士道”中精神至上、黩武、残酷等糟粕广泛推行，并将武士道精神上升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体精神。武士道精神的盛行造成了日本国民许多盲目而荒唐的顺从。胡平在《中国的眸》中举了两个家喻户晓的例子。一个是说，太平洋战争时期，有一个打下多架敌机的飞行员瞎了一眼，这个飞行员几位女同学以及他们的父亲争相来到医院向他提亲。但是他拒绝了，理由他的许多同僚都已战死，自己怎能偷生？后来他继续参战，成为战机教练。他表妹知道后，立刻前往军营对他说：“我是来做你妻子的！”婚后，他的妻子随身携带一把利刃，说：“如果你阵亡，我就立刻自杀。”还有一个例子是说慰安妇的。在我们看来，慰安妇被侮辱遭蹂躏的处境当然极为不幸，但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无论是本人，还是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这既是国民的一种应尽的义务，也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而且，在战斗时期，她们不仅是军妓，还是“娘子军”。1942年春夏之交，中国青年远征军攻打缅甸境内被日军占领的一座公路大桥。当时的战斗极为惨烈，守桥的日本指挥官见攻势猛烈，大势渐去，就叫80名慰安妇撤离。这些慰安妇对指挥官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兄弟才到前线上来的。士兵们不撤，我们也不能撤，我们要和你们一起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
不过，盲目顺从的弊端有许多，比如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日益恶化，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时，人们就会反抗，再不愿意被迫顺从，这正是物极必反的道理。不过，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正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日本人盲目顺从的性格正悄然发生着变化，特别是现代日本女人获取经济独立地位以后，独立意识日益增强。
“忠诚神话”
是什么让母亲们欢欢喜喜将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是什么让年轻女子积极与即将出征的士兵举行婚礼，是什么让花样年华的青年男女成为战争的炮灰？这一切皆缘于日本人深入骨髓的忠诚意识。
日本的忠诚文化举世闻名，在西方社会被称为“忠诚神话”。
“忠”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原指为人要诚恳厚道、尽心尽力，后有忠于君主、国家、公司、职责，忠于他人等多种含义，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一观念的最重要应用就是忠君。随着儒家思想的东进，“忠”这个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在日本这个太平洋上的弹丸之国落地、生根，并随着日本的本土化过程，逐步开花、结果。
在日本文化中，“忠”是日本人人生观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高的道德规范。过去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大大高于中国人对历代皇帝的忠诚。
日本人的忠诚还表现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站好最后一班岗。例如，有一位中国人去日本的公司讲课，日本公司的培训课课长陪了他一天。而后来他才得知，这位课长已经调到菲律宾去了，第二天上午就要离开。
忠犬八公雕像。
日本有一个忠犬八公的故事，体现了日本人对忠的推崇。
忠犬八公，也叫八千公，日语：忠犬ハチ公。生于1923年11月10日，死于1935年3月8日。是日本历史上一条具有传奇色彩的忠犬。其品种为秋田县大馆市的秋田犬。
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上野英三郎开始饲养该犬，并取名为“八公”。据说，上野教授的住宅就在现在的东急百货店总店附近。每天八公都会将上野教授送到家门口，还经常在傍晚的时候到涩谷车站去迎接主人下班。
1925年5月，上野因病猝然去世，然而八公犬并不懂人事，依然每天到涩谷站去等候主人的归来。直到最后死去。
1935年3月，八公因患丝虫性象皮病而死亡。死后尸体被制作成标本，保存在国立科学博物馆。
虽然八公迎接主人到死的真实性受到一些怀疑，有人认为它是到车站去寻食，但日本还是愿意相信这个忠诚的传奇故事。
经过媒体的报导，等候主人的八公犬的故事感动了人们，大家都称呼它为“忠犬”。1934年4月，还在涩谷车站前为八公树立了铜像。八公“本犬”也出席了铜像的揭幕式。此后，铜像附近的车站入口就被称为“八公入口”。
二战中，由于金属资源的短缺，八公的铜像被熔化。现在树立在原址的铜像是在1947年8月重建的。另外，在其出生地的大馆市车站前也有同样的一座铜像。
天眼子说：“我国民三千年来身体力行圣人之名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贵贱各守其道，互不相犯，贫富各安其所，互不相阋，和乐协合，以至今日”，他特意在书中用大号黑体字写道：“我大日本国民的道德在忠孝节义。”
芳贺矢一洋洋洒洒举出了日本人的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把“忠君爱国”放在了首位。
在日本人的道德观念中，“恩”是高于一切的。“对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的偿还，是用另一系列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一个人必须‘偿还’这些债务，向‘恩人’‘回报这些义务’。也就是说，这些义务是从主动偿还的立场而产生的。”“‘恩’在用之于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亦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
本尼迪克特也指出，忠是对天皇、法律、日本国家的义务。这里说的“义务”是指“无论如何偿还都是无法全部还清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如此，“忠”已变成每个日本人对神圣首领——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报恩。
二战时期，“忠”要求日本人背井离乡参与战斗，战争要结束时，也坚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人。直到日本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投降，国家对“忠”的要求发生了改变之后，许多愚忠的日本人才放下武器投降，并虚心接受改造。
“忠”意识的变迁
下面，让我们来纵观一下日本人“忠”意识的变迁。
日本人的忠君意识的形成与其家族制度密不可分。在幕府时代，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产生并不断巩固，在德川时代达到顶峰。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民法》的制定，把这种充满封建色彩的、原通行于武家社会达到家族制度推行于全体国民。这种家族制度的突出特征是“家”的制度。所谓家，是以家为中心，以家名为象征的家族经济共同体，是“依托于祖先之灵、纵式的、连续的观念式存在”和“超越个人生命的、祖孙一体的永远的生命体”。12也就是说，这种“家”有着超出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特定家庭的深刻内涵，它除了组成家的人员之外，还包括房子、家产、维持家业的生产手段和埋葬祖先的墓地等所有方面。而且，不管家庭成员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观念上的“家”都是至高无上的。所以，那时候，一切为了“家”，“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便是人们的行动准则。这种以“家”为核心的观念是日本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形成了忠诚集团心。“君臣一家”、“劳资一家”这种日本特有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生活家族化的情况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忠”虽然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两国的“忠”还是有差距的。在中国儒学中，“仁”被定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忠是有条件的。孔子说：“君使巨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君臣之间的义务做了规定。孟子也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臣关系应以道义为基础，认为臣下一味顺从是“妾妇之通”，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些主张虽未否定君主专制制度，但为君主权力设置了道德的制约圈。孔孟以后的儒者也未放弃“有德者王”思想，对以皇帝为首的治者同样提出了道德要求。如朱熹认为“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等等。
圣德太子像。
然而，在日本的伦理体系中，日本人最初是接受了“仁”的思想，以及与“仁”相联系的“有德者王”思想、“放伐”“革命”思想的，但后来，“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对主君的“忠”则发展成无条件的，在近代，又努力使“忠”无条件地归属于天皇一人。
7世纪初，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的第六条，要求官吏“忠于君”、“仁于民”。江户时代初期，“仁德”还是日本政治伦理的主要内容。17世纪中期以后，“仁”的思想和“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并逐渐强调对于君主，进而对于天皇的无条件忠诚。
明治时期，天皇于1882年颁发的“军人敕谕”中五条教诲的第一条就说，最高的德行是履行“忠”的义务。
妇女们在街头积极收集缝制的“千人针”准备赠送给士兵。
《菊花与刀》对此是这样评价的：“现在日本人的极大部分说教致力于把‘忠’提到德的最高位置。犹如政治家们把天皇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消除了将军及封建诸侯的势力，从而简化等级制度一样，在道德领域里，他们也力求把一切较低的德行置于‘忠’的范畴之下，从而简化义务体系。通过这一途径，他们不仅试图把全日本统一在‘天皇崇拜’之下，还要削弱日本人各种道德所起的离心作用。他们试图教人们相信一个人履行了‘忠’，便履行了其他一切责任。他们试图使它不再是图上的一个圈圈，而成为道德这座拱门的拱顶石。”
日本的“忠”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发展到极致。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迅速席卷了日本，日本社会动荡加剧，法西斯势力空前活跃。法西斯分子为了维持独裁统治，让更多的日本国民为侵略战争卖命，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控制，他们鼓吹“忠君爱国”思想，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和对天皇的崇拜，大力宣传对天皇的愚忠，并把这种愚忠上升到空前的高度。他们声称：“日本国民是把日本精神作为自己灵魂的国民，而“大和魂”和武士道就是把一切奉献给天皇的日本国民的灵魂。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日本人具有这种精神力量和动力。”
满洲国防妇人会员。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量的日本国民投入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创造并推行的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肉弹战术”和“特攻战术”，更让很多日本国民为了“尽忠”而成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炮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法西斯妇女团体“大日本妇人会”动员了全国2000万妇女及其家庭参加“大政翼赞”运动。很多年轻的女性积极与即将出征的士兵举行婚礼，很多母亲们将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支持他们去残杀邻国无辜的生命，许多年轻女性响应号召去了满洲嫁给满蒙开拓团青年。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为了个人和家族的荣耀，很多家庭高高兴兴地把疼爱的孩子送上战场，“在感谢的同时痛感日本的家庭的重大使命和责任”。15井上千代子是侵略东北的一个中尉的新婚妻子，为了勉励出征中国东北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安心作战而自杀身亡。这件事在当时被报纸、杂志广泛宣传，一时成为举国皆知的爱国“烈妇”典型。
不可否认，日本人极度的“忠”诚意识的确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结束后，很多日本人在天皇的感召下，积极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忠”逐渐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大型企业都是在这一企业文化的影响下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战结束时，在美国占领军强制下，松下等许多电器公司被迫大规模压缩。但松下却竟然做到了公司变小而员工不少——公司缩水过程中没有裁减任何员工。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松下成功地再度崛起为一家大公司。在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时间里，许多日本公司都和松下电器一样，员工长年超时工作，勤勤恳恳，为公司辛苦奉献。为了公司的荣誉和利益，他们奉献了自己的全部，他们甘冒触犯刑律的风险，甚至心甘情愿地付出生命的代价。1979年2月，日商岩井公司因卷入洛克希德贿赂丑闻而陷入困境。为挽救公司名誉，时任公司执行总裁的岛田光弘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写道：“公司生命永在。为了公司的永存，我们必须奉献。”为了勉励员工更好地为公司工作，相应地，许多日本公司则实行终身雇佣制，照顾员工的家庭，为员工提供充裕的退休金，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总的来说，这种企业忠诚文化为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负面效应
虽然日本的“忠”有其先进性和优势，但由于其走向了一个极端，所以也存在着诸多负面效应。杨宁一在总结日本人长短并存的十个方面时，指出：“第一个长处是忠诚，但如果忠君爱国过于狭隘，就会变为狂热的排外思想。排外是封建时代藩阀割据留下来的弊端，是日本人岛国根性的表现。此外，在社会生活中，忠诚造成家族成员间相互依存，使人们缺乏自立精神，缺乏公共责任心。”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一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日本国民的反思。
由于20世纪末泡沫经济的破灭，使很多日本企业运营成本增加，企业无力负担所有员工生活和养老的重担，许多员工被解雇，使日本企业与员工相互忠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二战以来，日本老百姓又处处依赖公司，结果现在又因为公司普遍裁员而感觉受到公司的背叛。日本有关研究机构的调查也表明，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同龄人相比，日本50岁或50岁以上的人自杀率更高，原因之一就是被服务多年的公司解雇，无力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由于感觉到了国家和企业的“背叛”，精神上首先垮了下来。
但是，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日本年轻一代的思想意识普遍发生了变化，频频跳槽或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对于这个现象的出现，一些日本社会学家认为，“忠诚神话”的逐渐消失，说明日本正在转变为一个更具现代企业氛围的社会。同时，由于非全日制工作的逐渐增多，在寻找新的就业前景的过程中，日本年轻人的人生之路将更加独立，他们将更加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