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后来看到，一些昔日在国外比赛时的手下败将，纷纷转进职业，甚至打进世界前30名时，胡娜总是说：“如果我有他们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能打得更好。”后来她决定留在美国。留在美国的胡娜，由于受伤病困扰，直到3年后才开始了职业网球生涯，最好排名进入世界前50位。1992年，29岁的胡娜因伤告别球场。1996年迁居台湾后，胡娜先后得到那鲁湾、兄弟饭店及声宝基金会等民间企业和机构的支持，她选择了一处位于台北县碧潭的网球俱乐部参与经营。
2004年胡娜在“胡娜事件”发生之后首次回到祖国大陆。之后她多次来大陆担任中国网球公开赛特约解说嘉宾。如今回想当年自己的行为，胡娜感慨地说：“我那时实在是太年轻，太单纯，也太不成熟。”
（摘编自《都市文化报》《档案天地》）
标：惊动中央高层的“封面女郎”
《大众电影》开辟了“文革”后国内杂志的封面女郎时代，以今天的审美标准看来，那些女明星妆化得过浓，服饰也显得老土。但在当时，她们是时尚标杆。刘晓庆曾说过：“（当年）能上《大众电影》封面，是每个明星仅次于‘百花奖’的殊荣。”
江青的哈苏500C
1979年，《大众电影》复刊，当时“集体主义”仍然盛行，演员几乎不可能以个人身份登上封面。后来渐渐出现了爱情题材的电影，于是，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开始在《大众电影》的封面上引领潮流了。编辑部主任马锐回忆，“复刊后有读者提议封面人物‘最盼望为靓女，次为俊男。’”应这一要求，《大众电影》开始自主拍摄“美人照”登上封面。
周雁鸣与女摄影师张甦妍共同负责封面和封底拍摄。入社后，周雁鸣使用的第一台专业相机是哈苏500C，据说这部相机原本是江青的。“四人帮”被打倒后，这部哈苏500C几经辗转到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后来分配给《大众电影》，周雁鸣去中影器材公司取的时候，发现这台昂贵的哈苏及其配件很随便地堆放在一个破木箱子里。
哈苏摄影器材的品质世界一流，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拍照用的就是哈苏，当时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台。20世纪60年代末，江青曾命令上海照相机厂以哈苏500C为蓝本，仿制出一模一样的东风相机。“东风相机我也用过，虽然看上去没有区别，但比较容易坏，而这台哈苏我用了20多年才寿终正寝。”周雁鸣说。
以圆脸为美
当时拍摄一张封面照片的成本很低，刚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没有专业摄影棚，拍照就在杂志社一间普通的房间。里面有些简单的陈设；使用胶卷也格外节省，按照规定，拍一期封面可以领一个或两个胶卷；没有造型师，化妆全靠摄影师和演员自己。尽管拍摄成本很低，但《大众电影》对封面选题的筛选很严格。周雁鸣回忆，他每次要报四五个备选人物，社长、副社长、编辑部主任和编辑们共同讨论决定，有时争论还很激烈。封面女郎的选择标准是严苛的，要么主演过3部以上电影，比如刘晓庆；要么主演过一部特别重要、影响特别大的电影，比如1979年主演《归心似箭》一炮走红的斯琴高娃。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条件，长得再漂亮也不能上。
翻阅20世纪80年代的《大众电影》，我们会发现一个“秘密”：封面女郎几乎都是圆脸，并且打上较重的腮红，突出面部的丰满红润，这是当时的主流审美，与今天流行“锥子脸”正相反。
“大尺度”惊动高层领导
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地区女星的照片开始被《大众电影》刊用，林青霞、钟楚红、王祖贤都是封面常客，她们的吊带上衣、超短裙、露背装，引领了一股性感潮流。《大众电影》也开始给大陆女演员拍摄一些“性感照片”。
然而，1993年第一期的封面照却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争议。那期，刚拍完《摇滚青年》的马羚身着一件全身布满亮片的礼服，低胸口，高开叉，摆出“前挺后撅”的姿势。周雁鸣说，拍这张照片之前，编辑部讨论达成共识：“就是要挑逗！就是要拼发行量！”
马羚的封面照片很受外国人欢迎，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后来请马羚吃了饭。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给周雁鸣写了封信邀请他共进晚餐，“我没敢去，我们分析这其中是有一定政治意味的，他们也许认为这是一种开放的标志。”周雁鸣说。
杂志一上市，当天就被抢购一空。但这张照片同时惊动了高层领导，有位重量级的领导看到杂志后批评照片“低俗下流”，中宣部和文联马上开会讨论，决议让《大众电影》第二期先停止发售。可是第二期已经印出来了，而且封面更“过火”：两次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石兰，拍摄了一张侧身照，侧面胸部裸露，而封底是香港地区艳星叶玉卿。
连续两期大尺度封面给《大众电影》带来压力，编辑部内部决议“停止给任何中央领导寄送《大众电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封面照片都比较保守。
到了21世纪，电影业复苏，网络和各类时尚杂志风起云涌，《大众电影》曾经前卫大胆的封面，已成为翻过去的一页，它收藏了女明星们的青春，定格了一代人关于时尚和梦中情人的集体记忆。
（摘自《文史参考》）
标：周恩来逝世当天的高层内幕
1976年1月8日9时许，周恩来所在病房外的电铃忽然响了。这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70多次。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多次，陈在嘉大夫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
这天上午，政治局又在举行“帮助”邓小平会议。与会者有的神情严肃，正襟危坐；有的仰身而靠，闭目养神；有的品茶吸烟，悠然自得。张春桥在发言，有条不紊地：“……这几天我又反复学习了主席近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备感亲切，很受启发。我建议将主席的这些谈话整理成文件，适当的时候向全党印发，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
江青晃了晃拳头，高声接过话头：“主席的这些话，不亚于1966年《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炮打得好！”
姚文元慢声细语地补充：“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把小平同志的检查附在文件后面？小平同志对主席的批评、对自己的错误，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对全党要有一个交代？请大家考虑。”
邓小平阴沉着脸，粗声硬气地说：“你们讲的，我都拥护。如果主席同意，我的检查也当然可以印发全党。”
陈锡联和善地笑笑，婉言道：“主席的谈话精神可以向全党传达，至于小平同志的检查先不要急于印发。主席的有些批评是针对一种倾向，不是指的具体某个人、某件事，这样做容易造成混乱……”
双方交锋正酣，汪东兴推门进来，神色木然地站在一旁。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诧异地望着他：“东兴同志，有事吗？”
汪东兴两眼缓缓地扫视着众人，声音低沉地说：“周恩来同志于今天上午9时57分逝世了。”
古老的大殿内一阵沉默。
邓小平“唿”地站起身，就要朝外走。张春桥冷冷地说：“洪文同志，还没散会吧？”王洪文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总理逝世，大家说怎么办？”
走到门口的邓小平猛然转身，冷硬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慑人的威严：“一、立即向主席报告，组成治丧委员会；二、以中央名义发讣告，通知各驻外使馆降半旗；三、命令海边防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这时，叶剑英起身道：“我去通知作战部。”
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预感到不妙。
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才出院不久。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没有立即告诉他有关总理病逝的消息。
当天下午，朱德还接见外宾，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的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便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吧，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
“反正情况不是很好。”康克清低声说。朱德还没有听懂康克清的意思，想不到总理已经走了，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
可是，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想：总理的病恶化到了什么程度，难道就治不好了吗？
到了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朱德惊呆了。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但他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乐，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工作人员告诉朱德，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这时，朱德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说着，朱德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1月11日上午，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厅。哀乐低回，哭声起伏。周恩来神态安详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直挺的躯体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四周摆着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随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去。
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来！恩来！”他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才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
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他眼中没有泪水，神情显得凝重而平静。他走到灵床前，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首长，走吧，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边，是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的各界代表，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蛇队，在狭窄的太平间过道内缓缓地移动着。
政治局委员们被让进一侧的休息室。江青一进门就倒靠在沙发上，捶着大腿呻吟：“哎哟！我的两条腿都站肿了！”叶剑英走到她面前，语气严厉地责问：“江青同志，刚才向总理告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摘帽子？”
江青脖子一扬，嘻嘻笑道：“我感冒了，正发高烧，不能受凉呀！”朱德用力敲打着手杖，愤愤地说：“感冒了就不要来嘛，你这个样子，让群众看见很不好。”
江青骄横地翻翻眼皮：“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总理去世了，把我也要折磨死！”
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摘自《敦厚朱德》余玮/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标：民国时期的文人武斗
中国历来有 “文人相轻”的传统，而“文人相轻”到了极致，就是大打出手。
梁启超拳击章太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