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中与性别暴力有关的因素与高暴力程度有关的因素与低暴力程度有关的因素人际关系冲突的暴力解决方式女性家外权力男女两性间的经济不平等社区对暴力的积极干预以男性统治／强悍／光荣为男性气质理想3存在纯女性群体（工作或社交男性在家内的经济和决策权威存在避难处（庇护所／朋友／家庭，inParker，etal，）在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问题上，有些女性主义者还提出了警惕“反暴力陷阱”的问题。所谓“反暴力陷阱”是指在反对家庭暴力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对性别暴力的关注有可能导致性本质主义的增强，即增强了那种男性对女性施暴是因为他们的生理冲动，是由男女两性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一种观点。
本质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它为现存的地位等级结构提供了生理的依据。如果说现存的男女关系结构是有生理基础的，那么就应当认为它是天然合理的，甚至是好的，至少是不可改变的。从男性气质角度（一般以生理根源来解释）提出问题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跨文化研究并不能证明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是普遍存在的。如前所述，一些跨文化研究证明，至少有一些社会完全不存在强奸和虐妻现象。有些反对家庭暴力的女性主义者虽然在主观上想为妇女赋权，但是她们对家庭暴力行为机制的本质主义分析反而贬低了女性，把女性当作是完全被动的人，把女性贬低为仅仅是男性暴力的受害者。在反对家庭暴力的过程中，本质主义观点的错误会导致男性统治地位的合理化，自然化和固定化。从妇女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样做是不智的。
近年来，女性运动越来越多地关注针对女性的暴力这一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作出解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派把暴力看作少数人的变态；社会结构论的解释则认为，暴力行为是社会的阶级差别所带来的挫折感和压抑感导致的；由于社会上有些人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由于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由于恶劣的住房，恶劣的工作环境，由于缺少工作机会，一些人才会变得有暴力倾向，因此，对女性施暴的现象较多发生在社会的下层。有许多女性主义者对暴力现象持有这样的看法：如果像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强奸犯大多数对于被害女性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那么这种暴力行为就应当说是由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造成的。有学者提出，家内的男女不平等与家庭暴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夫妻平等的家庭增加了，家庭暴力一定会大大下降。
女性主义还发起了一场关于强奸的论争，提出了防范强奸的理论和政治。按照后现代主义关于语言和现实的理论，女性主义主张把女性想象成既不是已经被强奸，也不是天生可以被强奸的。反对以女性的易受侵犯性来限定女性的政治身份。法律威慑阻止强奸的努力从根本上讲选择的是劝说男性不要强奸。这样它就假设男性确实具有强奸的权利，只是劝说他们不要使用这种权利。它并不设想一些策略，能够使女性破坏男性强奸的权利，能够使女性从男性手中彻底地夺回强奸的能力。
女性主义批判了流行的强奸话语，称之为性别恐吓。强奸话语使女性认为自己有危险，易受侵犯，惊恐万分，并且邀请男性把他们的暴力当成合法的，让他们以为自己有资格对女性提出性要求。强奸犯更大程度上仰仗的是他如何看待自己的相对于女性而言的社会位置，而不是所谓体力上的优越感。因此，强奸往往由于女性的恐惧而得逞。
女性主义把强奸限定为针对恐惧主体的一种行为，而不是针对暴力主体的一种行为——就是说，不针对准强奸犯认为将会进行反击的人。反抗往往能阻止他的行为，恐惧反而能增加其暴力成分。武力抵抗并不会使强奸犯增加暴力成分。女性主义认为，当阻止强奸的伦理重担不在我们一方，而在强奸犯和支持他们的社会一方时，我们要是等待男人决定不再强奸，我们的等待将会十分漫长，遥遥无期。要建设一个我们不再会有恐惧的社会，我们首先必须把强奸文化吓得魂飞魄散。女性主义提出，性别暴力包括如下特征：针对女性的暴力跨越社会经济地位的界限；性暴力犯罪报案率最低；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起诉率最低；性暴力的受害者常常会受到责备；性暴力没有被严肃对待；性暴力与暴力、权力和性有关。
自内罗毕战略提出与针对女性的暴力作斗争以来，各国女性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从女性教育和受虐女性庇护所，到全女性警察部队的成立，一场全球性的反对对女性施加暴力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不少人提出建议，应当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把针对女性的暴力这一问题摆进世界人权问题的议事日程当中去。这个专门对付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全球性网络将把社会工作、法律、教育、卫生及受虐女性庇护所等各方面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帮助受虐女性。
在女性运动中，掀起了一个女性防暴技能的学习与训练的热潮。在报章杂志上有大量教育女性如何防暴的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是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也有针对陌生人暴力的训练教材；大量印发的如《女性校园安全指南》这样的手册，旨在为女性创造安全的环境，提供对女性较安全较舒适的公共及半公共场所的信息，以防止性骚扰和性侵犯。
在女性运动中，促进社区与教会对受害女性的帮助是女性主义者的一项重要活动。有人提出并讨论了社区为建立性侵犯救助中心应做的工作，如中心开办后应对受害女性进行什么样的教育，课程的设置，对教育结果的预期，小组活动内容，以及女性必读书的书单等等。在受虐女性离开庇护所时，她们仍需要大量的社区支持，包括法律协助，就业和住房方面的帮助。关于教会在帮助受虐女性的作用方面，有人提出在精神、肉体和经济等命题之外，教会还应提出宗教的命题——有些教职人员会出于自身对婚姻和性别角色的立场，不愿帮助受虐女性；咨询人员应当就宗教的观点为受虐女性指点迷津。
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是近几年才提上各国政策与立法的日程的，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广度和严重程度认识不足。辛普森（O.J.Simpson）的案件引起轩然大波，导致许多受虐女性打破了沉默，搬进庇护所去住，找律师打官司，或到非赢利性质的福利机构去寻求帮助，对抗有暴力行为的伴侣。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早在80年代末就提出了针对女性的暴力的问题，它们包括：针对女性的暴力，家庭暴力，法律体系对此类暴力应作出的反应等等。国会听证会听取了关于对女性暴力状况的报告，以及受虐女性讲述的受虐的具体经历，并由学者和法律专家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专业的看法。与会者讨论了近年来在传媒中被越来越频繁报道的家庭暴力事件，讨论了如何帮助警方处理此类事件的具体办法；会议主张把逮捕和起诉的标准搞得更严格一些，增加警察解救受虐女性的训练程序，建立受虐女性庇护所，并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及其子女提供教育服务。1990年，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议案首次在美国国会提出，议案从四个角度提出问题，包括矫正偏差，帮助受害者，提供教育及公平对待。有人在国会提出并且积极推进一个百万美元的项目，其主旨是在全美国建立起一个家庭暴力热线。
德国的女性主义者提出，应当加强保护女性不受性暴力侵犯的法律程序，因此需要制定有关的新法律，制定有关的法庭和法律程序，提高对此类犯罪的量刑，更严格地执行此类法律，积极起诉，因为过去有法不依的情况在这类犯罪中极为常见。
在80年代末，意大利的女性运动因其领导人提出的关于性暴力的法律而发生了分裂。一些资深女性主义学者、知识分子和70年代女性运动的活跃分子反对这一法律，并掀起了反对这一立法的运动。对意大利现行法律的抨击集中在对受害者的错误态度上，其结果是受害者而非强奸犯成了被审问人。争论的另一焦点集中在强制起诉的问题上，争论的双方一方主张应强制起诉，另一方主张女方应有权决定是否起诉。
在巴西，女警察为帮助女性与家庭暴力作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女警站里全是女性警察当值，调查罪案，以满足挨打女性和被强奸女性的需求。
为了防身，不少女性开始购置枪支，并同其他女性探讨如何成功地抵抗攻击。据统计，在过去几年间，美国枪支的女买主已激增了50%。枪支工业正在紧跟潮流，加紧设计女式专用枪。然而，持枪并不是解决女性对暴力的恐惧的最终办法。由于传媒中有大量对于随机暴力的描写，增加了独自在家女性的不安全感。报章上出现了不少讨论女性安全的文章，专门讨论女性独自在家时难以应付的抢劫和强奸。
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看，女性的工作和环境毫无价值可言。生养孩子、做家务、保护环境在世界经济中被视为毫无价值，而战争却被视为生产性的、有价值的事情。1988年，世界各国平均每人军费开支为110美元，大大超过食物、水、居住、健康、教育或保护环境的开支。在20世纪，全世界共发生了207场战争，杀了7800万人。每1分钟，有30个孩子死于饥寒，而有1300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是女性创造的）用于军事。（French，37－39）军国主义的好战文化禁锢了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的存在；对人们普遍进行和平主义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在报章上，不少文章探讨了军国好战主义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关系，认为应当把针对女性的暴力包括进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教育之中，内容包括直接的肉体暴力与间接的结构暴力，并为人们提供在性别主义和日常的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在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暴力方面，中国政府的措施是：第一，倡导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社会风气，反对歧视女性，谴责和惩治一切侵害女性的暴力行为；第二，完善消除对女性暴力侵害的专门性、预防性和行政性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执法监督体系，实现女性人权保障的全面法制化；第三，提高女性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以法维权的能力，以及增强女性的防暴抗暴能力；第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要重视和受理女性的来信来访，为受害女性排忧解难，伸张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