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璠是宋代的一名官员，曾任宿州太守，因贪婪成性，大肆索贿、受贿受到了查处，被判处极刑。临刑前，他向监斩官索要纸笔，写下了绝命诗一首：“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诗中顿悟：搜刮了那么多钱财，做着那么风光的官儿，一旦事发，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五年来的荣华富贵，不就是一场梦吗？大贪官和珅临死前也写了绝命诗，而且写了两首，第一首是死前三天写的：“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
时下，一些贪官的“忏悔书”中也有一些发自肺腑的感叹：如果组织上早点提醒我，也许不会到今天的地步；领导如能及时“拉拉袖子”，我也就悬崖勒马了……
古代贪官的绝命诗与现在贪官的忏悔录，体例形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实质内容异曲同工，这不得不令我们沉思。陈璠、和珅都是才子，难道不知道索贿受贿是犯罪吗？对于现在一些贪官来说，组织上真的没有提醒过他吗？笔者看未必。关键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引起足够的警醒，甚至把别人的提醒当成了耳边风；而有的上级领导或普通群众看到其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样子，懒得与他讲话，更不用说善意提醒了。就这样，价值观扭曲了，加上他们又手握大权，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是早晚的事情。这也就是哲学里所讲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
这里有一个心理对称问题，就是提醒者与被提醒者之间有个相互信任：如果被提醒者认为这是与自己过不去，那只能越来越多地听到恭维话、马屁话，结果使自己越来越膨胀；而提醒者感到自己好心得不到好报，那只能奉行“少说为佳”的信条，遇事三缄其口。如此对干部队伍建设不负责任，有的人就有可能成为脱缰的野马，违法乱纪、自毁前程，同时对政治生态的净化也极为不利，正能量得不到发挥，歪门邪道就可能浮出水面，成为大行其道的“显规则”。
党和人民把领导干部放在一定位置、赋予一定权力，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信任，为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创造了广阔舞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用人信条；关心同志、信任同志，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是，信任不是无条件的。一些同志希望组织上信任有加，把善意提醒与不信任画等号，似乎对他说点不同看法就是对其不信任、不尊重。个别党组织只重选拔任命不重教育告诫，任由干部自由生长；有时即使完成了一些“规定动作”，但只注重面上空洞乏味的集体提醒、无的放矢的告诫、“只栽花不栽刺”的谈话，这不仅不起任何作用，而且把思想工作庸俗化，让人嗤之以鼻。
善于给领导干部提个醒与领导干部虚心接受提醒，是政治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事，历史上这样的史实举不胜举。唐太宗李世民因为善于纳谏，才有了“贞观之治”，而他与魏征这对君臣之间的事迹，也传为千古佳话。而项羽不善纳谏，造成后来刘邦坐大，不得不上演了“霸王别姬”的千古悲剧，让人唏嘘。这不仅仅是李世民和项羽的个人好恶，更能反映出当时各自的政治生态，这些都事关事业的兴衰成败。
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而这个“关键少数”恰恰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对领导干部既要充分信任，又要时刻提醒。如果用形象的话来说，信任是油门，让领导干部放开手脚，大胆工作，施展才能；而提醒是刹车，提醒领导干部坚定信仰、遵规守纪，不走偏、不撞墙。性能再好的车，刹车不灵肯定会出事；再值得信任的人，没有规范与约束，都有出格的概率与可能。这就是信任和提醒的辩证统一，也是新时代为官之道的必然选择。
从一定意义上讲，信任建立在人们的思想觉悟、政治品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离不开被信任者虚怀若谷的胸怀与雅量。何况，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提醒是一种爱护，也是一种警示，只有警钟长鸣，提醒常在，才能让领导干部多一分清醒，多一分保险。对组织或群众而言，提醒也有个艺术性与有效性的问题，有人总结了坦诚、精练、私下、委婉、认可“十字法”，值得很好地学习研究。至于领导能接受什么程度的意见、在什么场合提出、意见如何表达，就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了。
对领导干部如何接受提醒，大家都可以从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维度，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不过，最重要的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提高自己、激励自己。为此，本书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金句、箴言为主轴，从与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中紧密相关的十方面入手，提出了一些曾经琢磨过多次的想法与见解，并且力求达到视野开阔、内涵深刻、文风活泼。至于能否起到这个效果，只能有赖各位读者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评说了。
是为序。
顾伯冲
2019年7月1日
